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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吃荔枝，为什么会受到千古非议？
&&&&杨贵妃吃荔枝，为什么会受到千古非议？　　皇宫贵族吃个荔枝，其实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是宫廷生活或者说贵族生活的一种文化，为什么杨贵妃吃荔枝就会受到千古非议，历史上肯定有很多比这更夸张的，为什么单单是这件事情会有那么多的批判？与文人的诗词批判有什么关系？当时运输荔枝有多劳民伤财？　　观点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年杨贵妃想吃荔枝，自然是唐玄宗一句话的事，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这都不在话下。况且，皇上的姨太太要吃几个荔枝，对出产荔枝的地方而言，简直是极大的信任。　　只可惜苦了这运荔枝的人。　　大文学家苏轼有一首《荔枝叹》，描述的就是当时杨贵妃吃荔枝的情景，诗中叹道：“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一次次跨山岗越河道快跑狂奔的接力赛，以致“惊尘溅血”，不少人把性命都搭了进去，最后荔枝传到宫中竟如新采摘的一般。用一句白话可概括苏老先生的诗意：杨贵妃往嘴里填进的那些荔枝，颗颗都浸着别人的汗、别人的血。　　观点2　　以下是原来写的，就这样了，本来当做玩笑一把，没想到有好多人去里面斟词酌句，那就由他们去吧，再声明一次，答题各种观点都欢迎，但是对事不对人！世界那么大，你不喜欢的人那么多，想吵架的话，不愁找不着人，也得时不时的换换，这里排队排的太长了……感谢一些知友用心的回答，同时也感谢用心的哗众取宠者，还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闲散人士，知乎因你们的存在而更热闹……好了，到此为止，快乐的结束这个话题，再次感谢杨贵妃，感谢荔枝，感谢唐明皇，感谢苏轼……　　每到吃荔枝的时节，就会想起两个人，一个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杨贵妃，另一个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苏东坡了。在很早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就因为这两个人，在没有吃到荔枝以前，就对荔枝产生了种种美好想象。不过苏东坡无非是荔枝的正面宣传，而杨贵妃则是反面宣传多一些。　　有一首批判杨贵妃与荔枝的诗，恰恰也是苏东坡写的，叫做《荔枝叹》，描述的就是当时杨贵妃吃荔枝的情景，诗道：“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关于这个“惊尘溅血”，苏东坡是宋朝人，自然也是没有亲眼见过，这些应该也是到岭南之后听闻的传说，既然是传说，那么必定会有感情色彩在里面。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恐怕也无从考证了。　　在古代不知道荔枝是如何保鲜的，不过估计应该是有一定保鲜方法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写：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所以有保鲜方法的情况下，应该是二日没有问题。最后经过大家指正，杨贵妃吃的荔枝应该是产自蜀地，也就是一千公里左右，三日左右可到。不过也还有坚持是产自岭南，不管产自那里吧，运荔枝这种事情，虽然苏民伤财，可皇帝家干的那件事情不是劳民伤财？　　现在就讨论一个惊尘溅血的问题，骑马必定要走驿道，驿道为什么要有老百姓等着在那儿惊尘溅血呢？离远点不好么？而且有过第一次，必定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是要运荔枝的，应该没那么不长心眼，不躲着吧，驿道上反正穷苦老百姓应该也不是太多吧，是不是商人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就有问题了，既然运荔枝也不是多么不艰难的事情，而且“惊尘溅血”又明显是臆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杨贵妃因为吃个荔枝落下了千古骂名呢？肯定有人会说那个时代民不聊生之类，但是再穷也不会穷皇家，我估计杨贵妃随便个什么花费，也不会比荔枝的差到那儿去，其他任何朝代的也是。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太风雅了？但是想吃个荔枝，也不错到那里去吧？还好她只是让人运过来，如果鼓动唐明皇和她一块下岭南呢？不是有传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理由吗？还有隋炀帝……　　虽然是反面宣传，不过宣传效果明显是很好，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从荔枝产区流传出来的……还有苏东坡到岭南是被发配过去的，这个诗是不是有点借题发挥的意思？&&&&杨贵妃吃荔枝，为什么会受到千古非议？，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更多特产食品行业最新商机资讯，请继续关注老家特产网(www.6678.tv)。老家特产网是中国特产、土特产行业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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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吃个荔枝，为什么会受到千古非议？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觉得题主一部分的感觉是对的： 在唐宫廷中吃荔枝确实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是宫廷生活与文化中饶有情趣的一部分（§2），长距离的物资征集其实可以促进长距离的贸易，其实对于社会经济是有积极作用的（§6）。对这类事件的道德化是后来的、或者说属于另一脉络（§3、4）。它和一些特定的文学主题或传统捆绑在一起（§1），和安史以后的许多变局也有一定关系（§5、6），当然最终又可以追溯到男权的观念（§7）。因此，要展开的话，就涉及到中唐文学与政治中的许多面向——这个时段对我来说过于困难……于是只能随意地留下一些文字。请不要转载。1最简单地说，贵妃吃荔枝，首先是前人写作素材库中的一个“元件”。打一个比方，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可能会用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伊萨克·牛顿被苹果砸，反正一人一种水果。我们学习写应试作文，首先就要熟悉这样的素材。这样的故事有几个特点：首先，这是广为大家熟悉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知识。其次，这个故事的指向性是很明确的，通常被用来论证一些特定的事情，如做人要诚实（华盛顿）、灵感来自于寻常事物（牛顿）。最后，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倒是其次的——我们今天大体可以确信华盛顿的樱桃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但也无妨学生在作文中使用。杨贵妃吃荔枝，对于前代作者而言，大体如此。当一个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嵌入这样一则往事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追述开元、天宝间的历史，基于对事件的考订做出相应的褒贬；相反，他是在一个固有的文学传统中，唤起一种共同的意识，从而抒发别一种政治观念——已经有的回答中
已经有所阐述。其实，离开了这个文学传统，贵妃吃荔枝就不一定包含道德判准了。我们知道有一个品种的荔枝就叫“妃子笑”，虽然这个名字来自于唐诗，但人们用它来命名并不是为了批评贵妃。相反，这恰恰是为了说明一种荔枝好吃——贵妃都爱吃。它所预设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贵妃非但没有道德上的责任，还是美食上的权威。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说，在这种命名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小传统”了。2回到唐代的宫廷里，吃荔枝就是一种消遣，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也确实可以是一种正面的形象。 我们仅举一个例子。李德裕是唐代著名的宰相，因为司马光不喜欢他，所以在《资治通鉴》里把他塑造成牛李党争中李党的党魁，于是他就背了一千多年的黑锅。元和末长庆初的时候（820-821），他曾经任翰林学士，这是帮助皇帝起草内制、参谋要事的，所以待遇很好。后来他去到了地方，做浙西观察使，非常怀念自己在天子身边时的恩遇，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荷静蓬池鲙，冰寒郢水醪。荔枝来自远，卢橘赐仍叨。（自注：先朝初临御，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自后以道远罢献也。——其他自注略。）麝气随兰泽，霜华入杏膏。恩光惟觉重，携挈未为劳。……诗中讲的是李德裕梦见自己在学士院时的情形，略带怅然的笔触勾勒出了尤为精致的生活。显然，作者并不是要给这一切加上道德的判准，批评当时学士院的陈设过于奢华。恰恰相反，作者对于其中的一切不乏流连——甚至，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他以品尝荔枝为荣。更有趣的是，他在自注中特地提到，后来因为路远就没有荔枝吃了。这是对于往昔荔枝的感怀呢？还是对于荔枝背后道德意味的致敬呢？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这略带靡丽的文字，却在隐隐间写尽了一种胸怀与抱负：希望回到中枢，再度辅佐君王。当然是妙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在宫廷里吃荔枝并没有什么错——于当事人而言，能吃到是一种特别的恩遇，特别值得怀念。其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唐诗中所呈现出的对事物的评价，总是和作品的题材、主题以及背后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脱离了咏史诗的脉络之后，宫廷里的荔枝可以诉说许多不同的情愫。3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只觉得是寻常——当然，是人，总会觉得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不好。但后来，人们就会不断地将道德判断加诸其上，于是就有了善，与恶。这好与不好，怎么就变成善和恶了呢？于是，尼采就写了一本书，叫《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他要追问的是我们对于善恶的判断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由此，我们又该如何对现下的道德观念进行再认识。这当然是哲学的作品，是一个Streitschrift，但对于我们阅读历史而言，却有一种很重要的启迪：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时期的风尚、观念以及文化，我们就必须剥去后世加诸其上的道德判断——我们可以称为观念的“考古发掘”。不如来举两个例子。我们知道中世纪有一种罪行，叫买卖圣职，简单说就是花钱来换取教会的职位。从今天看来，这就是一种权钱交易。所以我们经常忘记的是这件事情“被道德化”是比较晚的，大概十、十一世纪开始才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堕落的表现——当然具体时间也因地区而异。尤其在五、六世纪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有权势的人家出钱资助地方的教团，教团也吸收他们家的某位子弟，授予他一些职责。某种意义上前者就是布施，加上后者，其实可以称为礼物的交换。固然会有一些作者表达不满，往往也是因为伤害到了别一种利益，而不是认为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罪。我是在Christopher Wickham中读到的。另一个例子是彼时在复旦大学二十七八楼陆扬老师讲座中讲的。他说，我们看到一个地方藩镇给宦官送钱，首先想到的也是腐败。但实际的情况却可以复杂的多。他引用张固《幽闲鼓吹》，指出当时的人对于这种行为是赞许的，是一种地方节度使和宦官相处的典范。换而言之，这就是一种礼物的交换，从中还体现出对方对于唐廷权威的尊崇。但是这种当时人的观念，很快就在史料被对宦官的偏见所淹没（）。4贵妃吃荔枝的事情，在一些层面上大概也是相仿的：一开始就很寻常的事情：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再另一种意义上又被赋予了道德判准——在长安吃荔枝就是一种恶，这种感情在现下的许多回答中依然可以看到。荔枝当然最为人所知，其他特产也是如此的，比如茶。永泰大历年间（765-768），李栖筠，就是之前李德裕的祖父（好吧，我总在读同样几本书），在做常州刺史。有一天，山里的和尚就请他喝茶。一起的人中间，还有后来写了《茶经》的陆羽，陆羽说：这个茶，太好了——“芳香甘辣冠于他境，”不如送点给皇帝一起喝？既然是请皇上一起品尝， 李栖筠自然说好，于是就送去一万两——众乐乐嘛。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唐及以前，人们喝茶的方法和今天我们熟悉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陆羽的时代又有许多变化。当时有“芼茶”，就是把茶和葱姜之类的食材一起煮，煮成一种汤，不知道当时李栖筠品尝的是不是这种，但对于唐人来说，茶味“甘辣”是很正常的，今天就难以想象了。有趣的是，印第安人一开始喝咖啡的时候，也是追求“甘辣”的，我在港大通识课的时候，一个老师用印第安“古法”煮过咖啡——这味道真的是要让人跳起来，太辣了！为什么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两种不同的饮料，口味都从辣转清了呢？言归正传。不仅喝茶的口味在变，观念也有不同。对于李栖筠来说，尝到了什么好的东西，很自然地就觉得，“咦，送去京城给大家一起尝尝。”这是很好的事情。他想到的可能不仅是天子，还有许多在那里的贵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和前辈。但到了后来，别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赵明诚——就是在外远游时不给他家李清照写信的那位——是北宋人，他从金石中读到了这件事情，就大发感慨。他说：“这件事，每年搬运工就要动用两千多人。看到好吃好喝的，就给皇帝送去，那和宦官啦、宫女啦，有什么区别？人陆羽不懂事也就算了，你李栖筠是士大夫，操守到哪里去了？”这就是全然不同的态度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赵明诚的这种观念不是宋时才有的。唐太宗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拼命上贡，来给自己求得更好的仕途，真是扰民，于是他假惺惺地要求大家不要这样做。许多变化还是在细微处的。我们说上贡的主要目的，是把地方土特产送到京师。但总有一些地方官觉得隔壁家的孩子才是最好的，到处买最好的东西往京城送，这就背离了上贡的初衷了。所以唐前期三令五申的，除了超额上贡以外，主要是禁止大家买别州的东西来上贡。在唐代的中前期，地方长官把自己的特产送到京城和大家分享，这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当我们身处整个上层文化与生活之中，就如陆羽那样。据说西班牙帝国的时代，大家就会在塞维尔等着他们的大船开回来，除了收真金白银，还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好吃的——唐长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场景呢？5这里就不得不说那些很辛苦的快递小哥。唐代长安洛阳的生活当然是无数人用自己的汗水辛勤乃至生命堆积起来的——就如所有伟大的时代一样。我们不要忘记，杨贵妃生活的时代还是一个上层与下层分野比较明晰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文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对于这些其实也习以为常——毕竟，我们知道的唐代作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大都处于相当上游了。有人或许会说，从诗经到乐府，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或许是今天文学史有意经营——有关的作者会得到不少的赞誉，至少有一些时候我们不能太当真的。我想到一首法语老歌，很有名的：Sept cent millions de chinois Et moi, et moi, et moi Avec ma vie, mon petit chez-moi Mon mal de tête, mon point au foie J'y pense et puis j'oublie他唱那七个亿的中国人——那时还只有七个亿——言下之意，他们都很苦的。然后，他还说了好多印度人、黑人之类的苦难的种群，仿佛自己要表达一种关切了。但每个小节的最后，他很真诚地承认，自己想着那些人，然后也就忘记了。很多时候那些古代文人对于劳动人民的关怀也有这样的意味：写的时候想着，回到自己的家，甚至精致的园林，也就忘记了。当然，总有一些人更好的作者，也会因为一些契机，而形成一些富于颠覆性的思潮。由此，他们会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处的整个上层社会。从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洛阳的士人就开始怀疑自己所消受的那种文化世界，开始意思到他们非但不足以致使天下太平，还让许多人流离失所。其实，我们熟悉的《卖炭翁》等等，都属于一场文化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集体地反思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打个不靠谱的比方，譬如今天，经济稳定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歌颂自由贸易，信仰一种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但是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经济的危机，人们又开始怀疑这些，重新开始讨论再分配啦、社会正义之类的主题。这时，我们认为，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我们误解了早先的思想遗产。这样的背景下，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新乐府运动，也有了我们很熟悉的诗句：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两千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宣城太守当然是知道的，他与作者只是属于两种观念的世界。从宣城太守的角度看，唐代宫廷所维系的精致生活是当然的，这是整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本身是值得维系的——而自己在其中寻求晋身，自然无可厚非。而诗的作者开始对这样的秩序提出道德的批判——这样的“衣”吃人的社会，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正在腐化整个权力世界，这必须在整体上加以改变。在后者所倡导的观念世界里，千里迢迢给贵妃送荔枝，这样的事情实在是罪大恶极了。6关于货物的运送，还有一点值得展开。苏轼对杨贵妃的批评，还有之前赵明诚对李栖筠的批评，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唐代的贵胄们爱吃、花费大——尤其苏轼自己就舍得花钱吃好吃。关键在于获得这些食物的渠道。他们觉得地方向中央输送特供是不好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设置各种驿站，然后把物资弄上来，这就是扰民。相反，如果在市场上买，就没问题了。这种观念在欧阳修的诗里也许也有直接的反应。他有一首《初食车螯》，就是吃了一种南方的蛤蜊，他觉得现在四海升平，和五代不同了，货物可以自由得流通，这多好！这种观念其实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首先，那些开封市场上真的卖车螯的小贩未必会觉得自己比唐代驿站里的小吏幸福——后者是有国家编制的……当然，这是玩笑。关键是，初唐的时候，并没有北宋时那样的全国市场，要在长安获得物资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特产的直接输送，并没有后世那样的道德警惕。由此，人们也并不认为物资的上贡乃至进奉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上贡和进奉是不同的，前者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缴纳实物，后者是作为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向作为个人的皇帝赠送礼物——上文中，合起来都称为“上供”）。尤其，当时社会中贸易往往是在较小范围进行的，长距离的物资征集其实可以促进贸易的发展。然而，但安史以后，由于原有地方财政的解体，上供便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角力点，其政治意义也随之转变。通过进奉地方物产，贿赂天子以及宦官或权臣，成为藩镇为自己牟利的主要渠道，自然也成为当时文人批评的对象。而随着运河市场体系的逐步形成，九世纪开始，人们也渐渐习惯以市场为媒介，长距离获得物资。“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对于欧阳修、苏轼、赵明诚来说，不需要这些，也可以享用四方的珍馐了。他们自然可以批评唐代的贵胄，动用行政手段，满足一己私欲。但他们是否想过，对于300年前的唐人而言，以开封为中心的便捷市场是不存在的。是驿站与上供，而不是市场，维系起整个帝国的物资交换。换而言之，在没有成熟的全国市场之前，物资的流动是遵循别一种逻辑的。7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本来，能吃到四方的特产是承平时代首都的基本特点之一，这预示这个时代是和平的，交通是畅通的，皇权可以达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享用四方的美味，也是这样的时代里上层人物基本的旨趣与平常的生活。杨贵妃只是其中之一。然而，随着玄宗的失败，随着文人反思的逐渐展开，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许多过去看来寻常的事情——譬如方物的上供与宫廷的精致饮食——都被重新审视，赋予新的判断。新的道德观念或许是通往一个更加正义而美好的世界的开始，或许不是，但无论如何，都是对于之前的观念世界的遮蔽，在我们看来仿佛杨贵妃一开始就是奢侈而堕落的典范了。大体如此。但这样说的话，仿佛对女人的苛责，只是在唐代或古代才有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外国也是。人家玛丽王后其实从来都没有说过——“没面包的话，为什么不吃点心？”其实，奢华的生活是她作为法国王后必须要维系的，而背后的文化优越性真是法国王家统治的基石之一。但恰恰因为她无法真正地融入法国异常复杂的上层文化，才使她的人望日益堪忧。当对女人的偏见与对外国人的偏见也即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候，她就被送上断头台了——其实人家本来就是奥地利人，出事了回个家有什么不对的。说来，人们总是习惯将男性的成功归因于他自己，失败归因于他的女人。根本上说还是对女性的物化，把她们看做男性政治行为者的玩物。然而，今天依然是如此的。我记得知乎有一个问题，说早结婚会不会影响男人的前途，后来李开复先生大笔一挥，自己二十岁出头就结了——于是没有人响了。大概也只有对财富的痴迷可以瞬间压垮对女性的偏见。对比李开复和李隆基，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切实的道理了——其实也是我一开始要说的：如果你爱自己的女人，你就不能在世俗意义上失败；一旦你失败了，两人间所有的温存，都会化成女人的罪愆——至少，在你能颠覆这个男权社会之前，就是这样的。
放一个真正专业、质量碾压知乎日报平均水平的答案，看看在贵乎可以多久被发掘出来。楼主问的问题，其实每一条单独展开都可以写一篇文章。贵乎最高票答案也太散漫不得法了，这里我囫囵说个大概。楼主想了解的，其实需要两个答案：一，贵妃的荔枝；二，贵妃的形象（附上我在澎湃“私家历史”发的一篇历史小科普）。来，直接上干货。===========先来讲贵妃的荔枝====================已经有回答者提到了，著名的“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未必可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根据唐代可信的一手资料，唐明皇和杨贵妃可能夏季都不一定同在一起：“杜牧、袁郊之说，皆承讹因俗而来，何可信从？”所以杜牧诗不用太当真——当然也有人掐陈寅恪这条的，此处不赘言，直接入正题吧。一、杨贵妃吃的荔枝哪里来的。唐代贡籍么一共两大体系，期间还不停在变化修正，产地也经常变化，不罗嗦。一般认为，贵妃的荔枝主要有两种可能，1是岭南，2是巴蜀。1、岭南说。这有各种史料证明。杨贵妃同时期的诗人有作品为证，比如诗史杜甫有“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支”（《病桔》），“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荔枝”（《解闷）》。鲍防有《杂感诗》：“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唐国史补》也可为证明：“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意思是说杨贵妃小时候就喜欢荔枝，后来发现岭南的荔枝比家乡蜀地要好，每年都要岭南进贡。宋人的《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遵从岭南说。2、巴蜀说。《新唐书》写贵妃吃的都是新鲜荔枝：“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但是我们都知道，荔枝很容易坏。岭南毕竟遥远，白居易在《荔枝图序》说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大家讨论问题都爱引用这条作为证明，毕竟呢，当时正常的行旅一般都要几个月，怎可能保鲜？因此从宋代起较多认为是巴蜀来的，那时候忠州涪州都产荔枝，差不多就是现在重庆涪陵那边。具体要参考一下历史上四川荔枝的种植和分布了（我懒得查）。史料如下：蔡襄《荔枝谱》：“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苏轼《荔枝叹》: “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舆地纪胜》写涪州荔枝：“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 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碧鸡漫志》卷四：“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这个说法的支持者也很多。历史学家严耕望《天宝荔枝道》认为岭南荔枝是托了张九龄的大名才走红的，贵妃只不过在跟风。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认为是岭南人高力士给贵妃打的这个小广告。但是唐代只有一条史料是支持巴蜀向长安进攻的荔枝。《元氏长庆集》卷三九《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臣伏见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也没说清楚是不是新鲜荔枝，可能是加工的荔枝。二、贵妃的荔枝怎么保鲜。唐代没有相关史料，快宋代才有讲荔枝保鲜的史料。不过保鲜的手段也不过就是这样了。参考一下。1、短途运输荔枝的话，放在容器里密封保存。连枝叶一起保存时间会更长。《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支》：“有客来山中，云附泸南信。开门得君书，欢喜失鄙吝。筠籢包荔子，四角俱封印。……相煎求拆观，颗颗红且润。”筠籢是竹子做的一种容器。范成大的《吴船录》也有写：“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2、长途运输荔枝的话，就选小棵的荔枝盆栽整棵运输。宋代的蔡京做过这样的事情，走海路把荔枝长途运到汴京。《三山志》卷三九：“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这个比较贵，所以乾隆都不敢敞开肚子吃荔枝。3、也可以摘下来后把荔枝连枝带叶嫁接在别的植物上一起运输。这个比较晚了，明代朱权《臞仙神隐》讲把熟荔枝插在截断的芭蕉上。这样荔枝摘下来后还可以再长熟一点。徐勃《荔枝谱》则是嫁接在鲜竹上，再密封：“乡人常选鲜红者，于林中择巨竹凿开一穴，置荔节中，仍以竹箨裹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三、贵妃的荔枝怎么运输。汉武帝破南越后，爱上了荔枝，想移植没成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三辅黄图》），偶尔有个别奇行种，硬是活了，也不结果子。不小心又养死，会被杀头。（“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飞邮穿荔枝，这事情汉武帝也干过，累死了不少人。“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谢承《后汉书》里也讲过这事，所以也不是杨贵妃的独创。这个事情太劳民伤财，后来《太平御览》里面晋代进贡用的是“煎荔枝”，也就是加工的干荔枝。汉代的荔枝是岭南来的。有专门的驿送制度，“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后汉书》卷四）。一般三五十里才有一个驿站，但是送荔枝的这个驿站，是每十里一个大站，每五里一个小站。这样可以不停换马，冲刺前进，和时间竞赛的场面也很惨烈，要死不少人。（“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杜文玉估计，从岭南到长安，大概最快要11天。辅助以上面一些保鲜的方法，是可以凑不要脸地吃上鲜荔枝的。严耕望认为产地在巴蜀，他根据宋代史料考证，贵妃的荔枝路途从巴蜀到长安，大约两千里左右，3-7日到长安。所依据的是《舆地纪胜》：“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涪州志》云，七日到长安，不同。”四、一些补充和可能遗漏的地方。历史地理这一块不是我专业了，这个问题我这里只根据了书面史料。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有相关的根据地理考证的研究，找一找肯定能解答更多。结合具体的地形演变，可以得到更准确的认识。毕竟，荔枝道是很受瞩目的，相关研究也挺多。============再来讲贵妃的形象====================今天我们普通民众通过流行影视文化对贵妃形象的认知，大多是依据历史文本产生的变形。比如她和安禄山被津津乐道描述得近乎荒诞的私情，其实都只是在这些文本上的一种历史形象构建。在这一类想象中，杨贵妃根据不同的意图，可能身材不错，也可能肥胖，可能丑恶甚至淫荡而妖邪，或者在异质文化中被解读成为爱而苦恼的美丽女子。我们的想象投射在贵妃的身上，各取所需。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改写过的一篇旧稿子，发在澎湃“私家历史”栏目。按：胖美人=杨贵妃，“环肥燕瘦”的说法是如此深入人心，然而历史上的杨贵妃真的是胖子吗？其实，一共有三个版本的杨贵妃形象：瘦贵妃、胖贵妃和不胖不瘦的贵妃（喂）。那么，杨贵妃究竟是胖是瘦？这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的文人们对贵妃的态度。（一）贵妃表示我不服实际上，正式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具体记载杨贵妃的实际容貌。五代人和宋人所修的《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杨贵妃传”中也只是用“姿色冠代”“资质丰艳”等语焉不详的词汇来描绘。“丰艳”的“丰”容易被误认为是在描述一个胖美人，但是考虑到《旧唐书》已经是后晋（936-943）刘昫等人撰写并且宋人还进行了修订，他们不可能穿越回唐玄宗时期见到贵妃，而唐代文人们并无一词言贵妃之“丰”。唐人以肥为美的说法，在后来的五代和宋代提得较多。↑中国演员扮演杨贵妃一般是需要演员增肥的。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是不是唐代，传统对美女的标准差不多就是“高白美”三个字：高，身材要修长；白，皮肤要白皙；美，脸蛋要姣好。李德裕《柳氏旧闻》里，正宠爱着杨贵妃的唐玄宗给太子选妃，明确提出了标准必须是“细长洁白”的女性，“细长洁白”对应着高和白，正符合汉代选美标准：“汉法八月选女，必身长合度，长白即美德。”风流天子玄宗的审美恐怕并没有异于前朝君主。而且再怎么讲，杨贵妃也是个擅长歌舞的女性，大约并不至于肥胖。真正描写贵妃容貌的主力军，还是文人们。其中对贵妃容貌最有发言权的文人，是李白。比起大部分同时代文人要靠脑补来描绘贵妃，李白可是近距离见过贵妃的人，并留下了《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为证，特别是《清平调词》三首，乃唐玄宗和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花时令李白写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人的句子美则美矣，却狡猾地回避了对贵妃的任何描述，这种漂浮在空中的虚写的美，好像换成任何一个大美女都行得通。↑让贵妃磨墨、力士穿鞋的李白，写诗措辞居然这么小心。同时代的杜甫要朴实得多，一首《丽人行》，实打实地工笔描绘了贵妃等一群美女的容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杜甫毕竟是被“命待制集贤院，召试文章”的人，很可能亲见过贵妃。“诗史”杜甫版本的杨贵妃，是个身材匀称、不胖不瘦，而且有着细腻肌肤的美人儿。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已香消玉殒，但是贵妃美人图狠狠地火了起来。其中，以长安人周昉的美人图最为盛名，这是个善于把一切贵妇人统统画成胖美人的画家，在把女人画成胖子这件事情上他简直是唐代的鲁本斯。《陕西通志》称他“作士女多为秾丽丰肥之态”。由于之前的中国传统绘画里并没有以肥为美的传统，《宣和画谱》不客气地评价“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蔽（弊）”，对周昉的画风并不赞赏，并总结原因为“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一是因为贵妇人自然应该有贵态，丰厚的家底要在丰厚的身材上彰显，二是因为地域原因，关中美女个头都比较大。或许咚的一脚，画家下笔就把少数纤弱的妇人给批量处理了。这也是肥美人杨贵妃的最早图像版本。↑周昉簪花美人图（局部）诗经曰“硕人其颀”，高大修长倒也罢了，文人们会欣赏一个胖美女吗？和周昉差不多同时代的白居易和陈鸿，应该是看过大热的周昉美人图的，却并没有在下笔时传达出“以肥为美”的观念，也并没有把杨贵妃处理成胖美人。白居易《长恨歌》写作时安史之乱已过半个世纪，他笔下的杨贵妃更多的像是文人心中的理想型女神：气质妩媚，“回眸一笑百媚生”，眉毛修长气色好，“芙蓉如面柳如眉”，腰肢纤细体态娇弱，“侍儿扶起娇无力”，皮肤细腻，“雪肤花貌参差是”。这样的杨贵妃怎么着也是个纤细娇弱的美人儿。这仍然还是古代一以贯之的主流审美观。而以史笔见长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沿袭了杜甫诗中的“肌理细腻骨肉匀”形象，写杨贵妃“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是个不胖不瘦的气质美人；写贵妃出浴则是“既出水，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和白居易《江南遇天宝叟》里“贵妃婉转伺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颇为接近，都将贵妃处理成纤弱娇柔的女性形象，决非是胖美人。而实际上，中国文人墨客的理想型女神，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洛神赋》开始，基本的元素一直没太大变化，无非是樱桃小口、明眸皓齿、长颈削肩、杨柳细腰、肤色胜雪等等特质的排列组合。即使是之后几百年间的诗词戏曲如《梧桐雨》《长生殿》，只要是试图把杨贵妃描写成千古佳人的，一概都没有逃出传统的审美套路。（二）这个世界对于胖纸的恶意这样一个纤弱或者匀称体形的杨贵妃形象，是怎么一步步发福，变成肥美人了呢？这要追溯到正史《旧唐书》里对杨贵妃的批判态度，它几乎奠定了历代文人抨击杨贵妃的基调。杜甫的《丽人行》和《哀江头》算是秉承正史的论调，慢慢地将女人祸国论成为主流叙事。但一直等到五代和宋朝，特别是宋代，文人们开始密集地描写一个肥胖的杨贵妃，并把肥贵妃的历史形象就此固定下来。五代人《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不少当时宫中琐事和宫内外风情习俗，是杨妃肥胖的最早文献出处，其中称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使侍儿交扇鼓风，犹挥汗不止”——贵妃不但胖，还爱出汗。今人孟晖在《贵妃的红汗》里详细还原了杨贵妃淌下的红色的汗水。所谓“红粉知己“最早讲的正是源自杨贵妃时代，女子们往身上扑的红色粉末，汗水混合粉末一并淌下，带着香气染在了衣物上，故有“香汗淋漓”之称。本是贵族女子的寻常事，却被《开元天宝遗事》的作者视为妖异。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则直接斥此书为浅妄之书。彼时，周昉作为曾经被唐德宗召见作画的名家，他的美人图已经深入人心；直到今天，簪花仕女图仍然是我们想象唐朝的经典符号。周昉美人图里的贵妃虽然胖，但仍然是宫廷里富贵优雅的大美人儿，宋代的文人们却把对杨贵妃作为红颜祸水的批判，投射在了画作里圆润富贵的身形上。诋毁一个女人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就是攻击她的身材和容貌。加上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流传之深远，文人们不讽刺一下贵妃简直显不出气节来。理学家魏了翁的《鹤山集》有一首《临江仙·约李彭州暨兄弟看荔丹有赋》曰：“人应笑太真肥。破除千古恨，须待谪仙诗。”已经非常露骨地把杨贵妃钉在了死胖子的耻辱柱上。而苏辙有一首《周昉画美人图》：“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食肉事游嬉。……拥扇执拂知从谁，瘦者飞燕肥玉妃。”直接把杨贵妃和赵飞燕相提并论，有了“环肥燕瘦”的讲法。作为一个胖子的杨贵妃形象，“人应笑太真肥”则渐渐被扩写成了有情节有对话的场景。待到了明清小说《隋唐演义》，在宋人《杨太真外传》的情节上益发活灵活现：原来玄宗曾阅赵飞燕外传，见说他体态轻盈，凌风而立，常恐吹去。因对杨妃戏语道：“若汝则任其吹多少。”盖嘲其肥也。杨妃颇有肌体，故梅妃诋之为肥婢，杨妃最恨的是说他肥。放在今天看，这个玄宗也是个毒舌男：“不比人家飞燕，贵妃你可是不管风多大都吹不走。”而曾经被玄宗宠爱却最后被打入冷宫的梅妃，痛骂杨贵妃是“肥婢”，这也是有典（段）故（子）的，根据明代彭大翼的《山塘肆考》，贵妃的弟兄杨国忠，冬日天冷时选了一批肥胖的婢妾在前面人肉挡风（“唐杨国忠冬月选婢妾肥大者列行于前，令遮风，谓之肉障”）。古人对胖子的恶意简直要溢出纸面。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有了不少丑化或者妖魔化杨贵妃的作品，比如《新唐书》写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近服妖也”，之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元代陶宗仪《说郛》干脆把女性染红指甲这样寻常的美妆技巧给妖魔化，说杨贵妃“生而手足爪甲红，谓白鹤精也，宫中效之”。至于《红楼梦》里提到的“安禄山掷伤了贵妃乳的木瓜“，故事的形象已经近乎荒唐和淫邪了。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古代“同人文”非常多（图片豆瓣@男科圣手王大夫，人称燕王）简而言之，杨贵妃是不是胖子，命运主要取决于旧时文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如果是同情的态度，那么杨贵妃就是杨柳细腰的娇弱美人；如果是批判态度，杨贵妃就是在周昉美人图基础上被丑化的肥贵妃。史家、文人和画家就这样共同参与，构建了中国文化里对杨贵妃作为胖美人的想象。（三）杨贵妃的东瀛纯爱系形象有趣的是，杨贵妃的故事很早就已经东传到了日本和韩国。因为并没有受到中国史书女子祸国论的影响，在东瀛的杨贵妃形象既没有被妖魔化，也没有发福成肥贵妃，倒是在“物语”的文学叙事中，成了一个为爱而困扰的美丽女子。↑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画家高久靄崖（1796 - 1843）所作学术界一般认为，《长恨歌》和白居易文集一起，在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7年）传入日本，差不多正好就是《长恨歌》在中国流行的年代。而杜甫和李白的杨贵妃题材作品并没有被同步过去而产生对美人的负面影响。因此，日韩文学中的杨贵妃故事，主要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为底本，作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非历史事件展开创作的。日文文学里的杨贵妃，是一个完全去政治化的存在。而韩国文学中的杨贵妃，更是成为一种描述美女时的模式化标尺。相比中国文人对杨贵妃的批判和毒舌，日韩的传统文人们都惊人地喜爱着杨贵妃。白居易《长恨歌》的凄婉艳丽，竟无意中暗合了日本文学“物哀”的传统，因此衍生出无数创作。相思的纠结、分离的决绝、孤身的哀婉、深爱的落寞，纯爱系画风在这个文化里果然是一脉相承的。文人们怀着异常的怜惜，甚至舍不得让杨贵妃死掉。相当多的作品比如《俊赖髓脑》《唐物语》和《今昔物语集》里，杨贵妃本就是仙人，死后只不过是回到了蓬莱仙境，正符合蓬莱在日本的传说。日本中世小说《太平记》里面的杨贵妃，则是天女化为露珠降在人世出生，有几分像《竹取物语》的赫映姬的出生。总之都是极尽美化之能事，和中国笔记体里杨贵妃或妖邪或淫乱的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还有相当一些作品让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就这样代替中国接收了这个大美人。比如《曾我物语》里的杨贵妃，化作了日本名古屋的热田明神。至于一个日本的神好端端为啥要跑去做中国皇帝的妃子呢？于是又衍生出了一些奇怪的情节，比如热田明神化为杨贵妃，是为了迷惑唐玄宗，让他忘记远征日本的计划，因此保住了日本。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杨贵妃流亡到了日本，山口县大津郡因此成为“杨贵妃之乡”。女影星山口百惠2002年时甚至公开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引发热议，毕竟在东瀛印象里，杨贵妃已经是美的化身。死在马嵬坡下的贵妃，倘若得知自己有了这样一门远东亲戚，想必黄泉下也会微笑的吧。↑山口百惠自称杨贵妃后裔============这个旧稿嘛我觉得还可以再提高一下：）====================匆匆写就，有不足和疏漏的地方，欢迎切磋讨论和方家指教。禁止转载。以上，希望能相对较为全面地回答楼主的疑问。==============================================================咦我是不是应该打广告？好！新开的公众号是当博客用的（“异史氏曰”或duanmuyi_），只保证质量不保证更新频率。二维码太难看，不贴了。反正我不红，随便来。
这两天我这个回答的赞数突然多了不少，可能是因为 的回答将这个问题重新推上了时间线，因此我想在前面加上几句。这个回答只是从旧诗传统的角度出发的，并没有解答题主的所有问题，题主对诗的理解虽然跑偏了，但提出的问题却很有价值。与我的回答相比， 的回答梳理了观念形成和转变的过程和原因， 的回答针对题主的提问作出了比较可信的考据，都比我这篇有价值，请多关注他们的答案。--------------------------------------以下为原答案--------------------------------------看了一圈貌似没有从旧诗传统这个角度来回答的，那我就来说一说。古代的咏史诗有三个传统：1、以小见大；2、女性背锅；3、借古讽今。至于想象和夸张，那是整个旧诗的传统，咏史诗自然也有。下面一条一条分开说。1、如何“以小见大”？题主所举的都是绝句，这种诗体的特征是篇幅短小，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要集中笔墨刻画典型场景。一个人的生活品位体现在每一个方面，吃荔枝都要动用驿站的快马，那平常的吃穿用度等等的开销就可想而知了。当初某个伟大的旗手用的化妆品全是国外进口，也是此理。古人自己也明白当时的生产力低下，更知道金字塔结构对腐败的放大作用，因此奢侈在古代就是一种罪恶。诗人通过一个场景让你对她的奢侈生活窥一斑而见全豹，再联想到这样的奢侈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你却只看字面意思，岂不是胶柱鼓瑟、买椟还珠？2、“女性背锅”的传统和言外之意关于这个传统不用细说了，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形成。汉朝贾谊上书文帝，有“传之老母弱子”的话，宋朝人就感叹他真敢说，要是碰上敏感的皇帝，既能看出他咒皇帝早死，又能看出他骂太子无能。宋朝苏轼给韩愈写赞，有一句“作书诋佛讥君王”，清朝有人批注：“此言大大不妥，君王岂可讥笑？”可见皇帝的屁股是越来越摸不得。不敢直接表达对皇帝的不满，那就只能拿他信任的人下手，这样虽然抨击的都是臣僚和嫔妃，从侧面也能看出皇帝的问题。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是中国曾经的巅峰时代，这个时代的奢华又以杨贵妃为首，因此文学家抓这个典型一点都不奇怪。3、“借古讽今”的技巧中国的旧诗，篇幅越小的越讲究意在言外，辞尽而意不尽，让人越回味越有感觉。举个反例：唐朝徐凝写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四句拆开来看都还不错，但都是实写，没有一点空灵之气，读完就完，什么回味都没有，因此苏轼骂他是“恶诗”，与李白的同题作品一比较，高下立见。咏史诗要写出言外之意，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借古讽今，句句咏的都是当时的事，却让你想到现在的某些情况。此道高手如李商隐，在用典的时候会刻意用歪，比如咏此朝事时偏偏用别朝典故，让你看的别扭，仔细想想才发现这是故意的，隐含别的意思。宋朝胡曾一辈子专写咏史诗，但一事一评，不联系现实，所以他的诗评价很低。题主所举的几首，很难说有没有这层意思在内，即使没有，也应该用上面说过的“以小见大”来理解，而不是去抠字眼。综上，题主在对旧诗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偏差，所以导致越跑越偏。我很好奇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不是分古代方向和现代方向，要不怎么能冒出这种问题来？哪位能解惑？
首先，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出产自蜀地，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其次，用国家的驿站来运荔枝这些东西，都是浪费了国家的公共财政，所以才会被指责，哪怕是皇帝用，也是浪费民力，所以被称赞的好皇帝，往往是没有太多个人物欲的。苏轼《荔枝叹》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宋 吴曾 《能改斋漫录·方物》：“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 涪州 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驛骑传递，自 涪 至 长安 ，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 杜牧之 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 宋 范成大《妃子园》小序说：“涪陵荔子，天宝所贡，去州数里所有此园。”宋 范成大《吴船录》详细解说道：“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宋 王象之《舆地纪胜》之“涪州古迹目”则记：“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宋人还进一步考证出，涪州荔枝的确切产地，应该在距州治西北一百多里的乐温县。从此地北上唐京，距离约二千里左右，仅是岭南至长安路途的一半。当地方志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即从涪陵到达县，驿马取西乡县，入子午谷至长安，三日之内就能到达，荔枝完全能够保鲜。南宋 谢枋得在《选唐诗》上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宋韩维《谢送妃子园荔枝》 年年驿使走红尘，贡入骊宫色尚新。妃子因名犹未改，一笼丹实寄闲人。唐 杜甫《解闷十二首》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我来认真回答一下，现代超市随处可见的四块钱一斤的荔枝，古代能卖多少钱，吃荔枝到底能有多劳民伤财。首先，荔枝的运送方式，我们一般认为就是骑马送过去的。其实细想一下，在唐朝，即使再快的马，从岭南到洛阳或西安，至少也得十几天。十几天的时间，榴莲都坏了，何况荔枝。而从四川到西安，虽然会近一些，但是古来蜀道难，速度会下降很多。即使三天之内可以到西安，那也不是新鲜的荔枝了。北京超市卖的荔枝和广东刚摘下来的荔枝，味道差别还是挺大的。正确的运荔枝的方法是运荔枝树过去，这可是一个大工程。首先把荔枝树种到大缸里，等到快结荔枝的时候，立马运到北方，荔枝在运输路上成熟，贵妃就可以吃到刚摘下来的新鲜的妃子笑或荔枝王了。众所周知，荔枝是乔木，高的可以长到十几米，运这么大一棵树只能走水路。虽然文献并没有记载，可想而知，唐人运送的路线是，从广州湾或泉州港出发，海运到杭州，从杭州下岸，转内河航运，走大运河，一直运往洛阳或西安。为了保证荔枝树不会中途枯死，或者荔枝因风浪颠簸被摇落，船工不知要花多少心血。题主说的“惊尘溅血”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从运河岸边到皇宫的这段距离，轻骑为了把荔枝尽快送到贵妃手上，竟然在闹市骑马。连这么短的距离都要争分夺秒，可见皇家的骄横。有人说，贵妃可以摆驾岭南，到广东去吃，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唐朝岭南还没开发，都是获罪官员流放之地，天潢贵胄是不可能去的。而如果任性非要去，那花费可就海了去了。皇后可不会用金银扁担挑水，南巡可不是我们认为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乾隆南巡，一路铺路架桥，扫地洒水。隋炀帝幸余杭，那也是一路锦幛笙歌，拉船的纤夫都数不清。-----------------------------------------------关于文献------------------------其实这也不是答主自己想到的，之前看宋代的笔记，里面有用同样的方法运送梅子的案例，然而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到了。有机会碰到，一定把原文粘贴过来。古人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聪明得多，之前有看到过，唐代街市上就有卖炒冰和樱桃乳酪，宋代中国就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他们总不断突破历史和技术的壁垒，让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关于摇落----------------------------------------水运虽不如陆运颠簸，然而路途遥远，还是会有摇落。为了便于运输，我认为唐人首先会利用当时先进的园艺技术，培育比较矮的荔枝树。装船之时，修剪枝桠、摘除不必要的叶子。荔枝向阳，所以只能放在甲板上，以保证荔枝的口味。船工会在周围围一圈竹席以挡海风，定时浇水。长途运输，加上气候不合，荔枝肯定会大量摇落，但是只要一棵树上还有的剩，就算成功了。毕竟皇家是不吝破费的。
古已有之：汉孝和皇帝下永元十五年岭南旧献生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临武长汝南唐羌上书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结论是：政治不正确。劳民伤财，浪费帝国宝贵的物流资源，还需要快递小哥加班，更可能导致快递小哥的人身伤害和意外死亡。杨贵妃吃荔枝，通鉴只有这一句：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我懒得去翻别的书了，老司马没写怎么死人，但是这样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到底是农业时代，没有顺风包邮，害处还是那些，而除了美人一笑未见什么于国民有益之处。
千古之后，我们吃上了妃子笑，哇，好激动
题主，你这是敏感词！ 1.苏轼被外贬岭南，瘴气之地，吃一些友人送的荔枝而已，然后吹吹牛逼说喜欢做一天吃三百颗荔枝的岭南人。一千年前的岭南你知道啥样么？人们都说：岭南，那是去了就回不来的地方啊！苏轼最爱的侍妾王朝云就死在这种瘴气之地，苏轼两任妻子过世，当时王朝云是唯一一个陪他去岭南的侍妾，同时又是红颜知己。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在晚年送走她后，悲伤又能怎样，哭泣又能如何，写了多少诗文来悼念。多亏豁达，多亏淡然，才琢磨出在惠州还有荔枝这么个消遣的吃食，吃些当地的土特产有错么？没事写几篇诗词文章有错么？ 2.但杨贵妃要吃荔枝有错么？也没错！她可以来岭南吃啊！她有本事学学苏轼，不惊动当地政府一个人跑到瘴气之地来吃荔枝啊！她自己带上了一些银两自己一天吃三千颗也没人会说道她。但她要是指望在西安便能吃到岭南的新鲜荔枝，注意是新鲜荔枝，那就非常有错，因为这不仅仅是累死几十匹快马的事儿！【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长安到岭南的各路官员会拿【贵妃要吃岭南荔枝】做文章，收黑钱，刮民脂民膏。到最后，贵妃吃到荔枝了，快递小哥也累死多少号了，官员们的【荔枝保鲜金】【进贡损耗税】【骏马快递钱】（我编的）等等也捞得差不多了，但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 学过蒲松龄的文章《促织》么？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在人上之人，得考虑到自己的一举一动，会给人下之人带来什么后果。不然别说人家戳你脊梁骨。当然，贵妃吃荔枝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题主你吃的荔枝，真的是产自岭南么？貌似现在有很多地方都产荔枝？唐朝的交通还有运输业也敢和天朝一争高下？笑话！不自量力。你们唐朝有江浙沪包邮么，有顺丰快递么，连大唐EMS都没成立吧！还四块钱一斤，真便宜，这让我想起两年前我家那边荔枝还卖过五毛一斤的日子╮（╯＿╰）╭补充：知友谈到贵妃吃的荔枝产自四川，这就非本人所知了。我对该题并没有详细查询相关，若输出了错误知识还望海涵。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五载》至于学者有新的考证，则更非本人所知了。—————————————彩蛋的分割线———————————————————这是题主
在我回答评论区的动态，思想清奇，贴来一观： 首先，她劝导我讨论事情不要有感情色彩：然后，开始离间我和古人的感情：接着，她对我呵呵，表示她也喜爱苏轼这位古人（只能她有感情？），我以呵呵回应送客：最后，她还劝导我不要再回答关于自己偶像的问题，管得真宽：再最后，题主表示苏轼被我毁了（我的威力真大）：当然，出身汉语文文学专业且声称应该不带感情讨论问题的题主现在已经把我屏蔽了：这是她在本问题下的回答，大家可移步一观：像题主这样已经把我屏蔽，居然还不忘跑来我评论区教导我要好好回答问题，提醒我这样她才会把我放出来。说实话，这样的人，我在知乎还是第一次见：好像我很期待你取消屏蔽我的样子？我只想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敏感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应该也知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是被贬岭南，想吃荔枝自己去买，而杨贵妃往嘴里填进的那些荔枝，颗颗都浸着别人的汗、别人的血。
-题主说的这个杨妃吃荔枝结果遭到千古非议，跟杜牧的那首《过华清宫》有很大关系，我指的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这首诗基本上是杜牧瞎掰的。华清宫始建于唐初，在玄宗朝又经扩大，是皇帝十月份到来年初才去逛的地方。但是荔枝是夏天的水果，无论蜀中抑或岭南，都不可能在寒冬腊月结出荔枝。所以说杨妃的需求啊，固然很重要，但是你也得考虑大自然的行程。内某吼破坏带贼然得亏率啊！意淫整个事件的杜牧之表示：想多了各位，我就是那么比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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