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其实是富二代
（1998年10月，王兴姐姐读清华大四，王兴在清华读大二，王苗和妻子到清华看望一对儿女，一家四口在&清华园&下合影。）
文、图/李志刚
由于文章主题和杂志版面的缘故，王兴&富二代&家庭故事的素材在写作的时候删掉了。我整理了一部分放在这里。
&&& 日，王兴父亲王苗开着妻子的宝马3系车载我到他的水泥厂。他自己的车是奔驰350，但他嫌车太大了，自己开不方便。如果他要坐奔驰出行，一向是由司机开。这个个子不高的福建男人，在龙岩市永定县开设了一个年产200万吨水泥的现代化水泥厂。总共投资6亿元，他是大股东兼董事长，占有40%的股份。这个厂出产的水泥叫做闽福牌水泥，是当地出产的最好的水泥，去年销售额大约6亿元，今年预估超过7亿元。福建多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从龙岩到永定，不过三四十公里的路，一路都是海拔五六百米的山。此前有&闽道比蜀道更难&的说法，现在交通发达，一路都是水泥公路，不过需穿过五六处隧道、跨越几处桥梁。途径一座座桥梁的时候，王苗自豪地告诉我，造桥用的水泥就是他的工厂生产的。& &&& 王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年是龙岩二中的教导主任，曾是龙岩歌剧团的编剧，文革期间被污蔑为&龙岩三家村的大掌柜&，于1966年自杀。他母亲是解放前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毕业的，她的导师是《资本论》译者、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楠。&&& 在父亲死后，王苗掉到了社会最底层，回到农村种田，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的缘故，当时的招工、考学、当兵都没有他的份。1979年，当时农村搞副业，王苗去社办企业做建筑小工、当泥瓦匠，后来承包小建筑工程，做了包工头，1981年赚了3万元，当时万元户已经很了不起了。1986年至1989年，当时社会兴起开办企业之风，掀起全民经商浪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王苗投资开办了选矿厂。1989年经济形势不好，他停了两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王苗嗅到商机，马上将前十几年积累的资金300万元投了进去，与人合办了一家年产8.8万吨的水泥厂。2003年，他和人合伙投资6亿元，办了现在这家年产200万吨的现代化水泥厂。现在，年过60岁的他已经不再管理水泥厂的具体业务，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 王苗裁着瑞士EBEL手表，是十几年前他在香港花了5万多港币买的，几年前他到瑞士的手表厂看了看，还找到了自己这块表的编号。王兴家的别墅占地800平米、建筑面积380平方米，有四层，依山而建，别墅背后就是王苗每天散步的天马山。早在1987年，王苗就自建了一幢4层、占地一亩多的别墅，后来被拆迁了。&&& 王苗是龙岩市人大代表、永定县政协常委，一次他在龙岩市人大会上提建议：强拆强建发展GDP不好，结果让副市长不高兴。有人劝他：王总，拆迁、重建，对您的水泥厂是好事呀，生意多。他回答说：这样浪费资源，我不希望赚这样的钱。&&& &我抓住了中国大时代的脉搏。&王苗说。奇妙的是，他这种敏锐的嗅觉似乎在儿子的基因里传承下来。在王兴的创业故事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如何精准地踩到了每一次互联网创新浪潮。&&& 王苗对儿女的教育一向宽松民主，尊重儿女意见。他希望王兴能做陈景润，专注科研，他愿意代表国家奖励王兴。他并不认为王兴能做企业，希望王兴能读完博士。在王兴卖掉校内网之后，他还问王兴能否到美国读完博士。&他对我创业与否，并不支持或反对，尊重我的意见。&王兴说。王兴的高中班主任吴老师觉得王苗在教育上很放松，不像有些家长把孩子盯得死死的。&&& 王苗家里从不打麻将，也不会大吃大喝，&家里有好的环境，大人勤勉做事，小孩也不会偷懒&。他喜欢书，买了很多书，也鼓励儿女博览群书。&儿女都是理科生，但人文素养都还可以。不像有的大学生，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文化知识少得可怜。我认识的很多有钱人，家里啥子豪华家具、家电、车都有，但就是没有报刊、杂志，没有书，很糟糕。&&&& 王兴的高中班主任吴老师回忆，王兴个性很强，学习也很有目的，不功利。他能为老师错误多打的分数主动找到老师扣掉分数，尽管这会影响他的成绩排名。他在高二的时候参加了以培养党员为目的党章学习小组，每次都参加小组活动。但后来没有入党。吴老师找到他，他的解释是暂时还不想入党，只是想了解一些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吴老师觉得，高三这么紧张，大家都拼命学习，他还去学那些跟高考无关的东西。&他是求真知而不是求分数，一点都不功利，很难得。&&&& 王兴在高中担任班长，当时学校实行一个活动，一些班级可以申请无人监考。当时王兴所在的班是实验班，按理来说应是第一个申请的。但是王兴没有去。吴老师问他，他反而问，为什么要申请？我们本来就没有偷看，无论有没有人监考，对我们来说没有关系，做这个没有意义。尽管后来吴老师说服了自己的学生，但是他意识到&王兴即使当兵都要当有头脑的兵，要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谈到王兴后来的创业，吴老师觉得王兴家的经济实力起了很大作用，家里情况允许他不是为谋生而读书，也允许他失败。&&& 1998年10月，王兴姐姐读清华大四，王兴在清华读大二，王苗和妻子到清华看望一对儿女，一家四口在&清华园&下合影，这是王苗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唉，十三年前的事了。&&&& 王苗说：&王兴认真、敬业，希望他推动对社会有益的事。他和他姐姐说不要我的钱，他姐姐清华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现在在硅谷做工程师，自己买别墅和车，都没找我要一分钱。但我的企业也能继续做好，对社会有益，我现在聘请有能力的人管理，对社会创造财富。如果将来他们的儿子还花我的钱，那也是悲剧。总不能留下钱给他们，做富二代吧，虽然王兴也是富二代。&
&&& &王兴创业的方向，他自己决定，以前我和两个小孩子说过，不指望你们赚多少钱，如果你们愿意搞科研，对国家做点贡献，我可以资金支持你们，让你们不至于生活太清贫。但问题是，他选择了创业，王兴创业肯定不是为了赚钱，我虽然有点钱，但两个小孩都说不需要，让我多捐款。王兴买房是靠自己，我没出过一分钱。我女儿在美国买房也是自己买的，他们都能自立就很好了。&他们都出过国，见了很多事情，眼界更加开阔。王兴创业，我觉得很正常，和我早年创业没多大关系，可能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成长起来的王兴，在师长眼里是个比较独立有想法的人，在同伴眼里是个不怎么维系老师权威的学生。他喜欢科技、热衷于动手做实验，与赖斌强、陈亮等同是科技爱好者&&后来，这两位伙伴先后与他共同创业。
王苗在他的年产200万吨水泥的水泥厂。
王兴家的别墅。
&&最后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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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小龙)
第三方登录：我的图书馆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003】送人玫瑰心有余香——王苗访谈 凡是摄影凡 是 摄 影微信第一摄影脱口秀摄影理论家、策展人陈小波的一个重要身份是新华社领衔编辑，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国内外的摄影家，她把自己与这些摄影家的对话整理编辑，出版了《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这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让读者有了直面受访者、了解摄影家个体、甚至中国摄影近代史的机会。陈小波著作《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记录了她与多位中国摄影师的精彩对话，凡是摄影将陆续刊登其中的文章，让我们共同走近这些著名摄影师。今天的文章为陈小波对话王苗。文章有删节，如有需要，请购买原书。这个人在很多摄影人的心里举足轻重。我应该更早和她进行这个谈话，但是她今天在香港，明天就去了西藏。以至于后来我见人就说：“见了苗姐请告诉她我在找她啊！”这个世界上好的摄影家不缺，但是有组织能力又愿意付出心血和精力做摄影业的推动者少而又少。而王苗既是一个杰出的摄影家，又是一个潜力无边的摄影推动者。王苗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内心隐藏的伤痛王苗（以下简称王）：我的父亲是山西垣曲人。爷爷是当地的开明绅士，父亲很年轻就到太原读书，投身革命，18岁回家乡创建中共党组织，抗战打日本，性格刚毅。母亲江苏籍，外公是民国时期的高官。她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文学系，真诚、热情、脆弱而刚烈。文革前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因在解放前夕去过台湾半年，运动中被关起来一个月。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六楼上跳下来。去世时年仅45岁。我们姐妹三人，当时分别是17、15、13岁。我最大。随后，家被红卫兵抄了，所有的墙，地面，楼道都刷上黑色的大标语，劫难在所难逃……（我没有想到，王苗一上来就和我谈生命中这样一段尘封岁月，吃惊的程度使我一时间不能有任何对话。王苗却神情淡淡，甚至看上去没有伤恸。）王苗摄影作品王：知天命之年，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这些时，几十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好像能很平静地谈论这些尘封的往事，这只是表面上，其实心里的伤害是无底深渊。我已经习惯了自己有多苦，从不示人。我惹的第一个祸就是照相引起的。妈妈去世后，17岁的我带着15岁的妹妹到山西临汾插队。有一天下雪，我拿着城里叔叔的破相机，拉着妹妹去照雪景。还没照几张，就被保卫处的军人发现，我们竟被怀疑在“刺探军情”！把我的相机和胶卷没收了。因为这事有人还到北京外调我们，终于了解到我爸爸是“叛徒”、我妈妈是自杀。外调的人回来，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痛苦周围的人便都知道了。在故宫初学摄影陈小波（以下简称陈）：你曾提到：金伯宏应该是影响你走上摄影道路的第一个人王：1971年病退回北京，我家在建工部大院。看到和我住一个楼的金伯宏背着摄影包出出进进——他在故宫当摄影师——给小姑娘拍照，说摄影的事儿，让我感觉摄影是这么好玩、这么神奇，羡慕得不得了。受金伯宏的影响，我迷上了摄影。当时我的父亲和我未来的公公凑钱给我买了一台360块钱的相机。我就天天在家里鼓捣，给我周围的女伴们拍，拍了自己冲洗，买的相纸全是那种论斤称的。陈：那时信息匮乏，你们怎么学习摄影？王：哪里学？我们那时能看到的就是文革前出版的《中国摄影》，自己还没有，全是借的，借来就翻拍。其实那时《中国摄影》也一张外国照片没有。我还有一个本子，专门贴着胶卷盒。我把自己用过的胶卷标志全剪下来，也成了我的学习资料，太珍贵了！王苗摄影作品陈：第一次的学艺生涯是在故宫？王：1972年文物局的谢辰生叔叔介绍我到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义务帮忙。也没工资，就给买张月票。尽管这样，我干得很高兴。我遇到了几位国宝级的老师：吴伯寅、黄翔坤、罗哲文、王发塘……他们在故宫的武英殿给文物造册、给出去展览的文物留照片。我刚去就做最简单的活——上光、显影、把盘子。也就是在这些老师拍文物的时候，我学会了极其严谨的构图、曝光-----看他们用不同的光线，竟把没有生命的文物拍得栩栩如生。最重要的是我从这几位前辈身上学会了一种做人做事认真的态度——哪怕是做一件小事、做不被人关注的事，都要一丝不苟。当时又无端出了一件事：“黑画事件”。我姨妈的朋友柯犁叔叔手上有一张黄永玉画的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猫头鹰”，武英殿有师傅会裱画，他们就托我找人裱出来。在这么清净的故宫，也会有人告密，我被人“揭发”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就整天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无时无刻承受着压力。无形的迫害老跟着你。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我变得沉默寡言、封闭孤僻，更不愿意把内心的任何东西表达出来。其实这两年我只干活，一分工资没拿，还是被人告发“走后门”。我只得离开。1974年的时候，我被正式招进位于沙滩红楼的文物出版社，成了正式职工。从此暗房一干7年。王苗摄影作品拍摄敦煌陈：你出的第一本画册是《敦煌》。王：干了几年暗房后，我在文物出版社有了一个机会——跟着老摄影师彭华士拍中国的石窟。连续拍了龙门、云岗后，1978年开始拍敦煌石窟。所有的石窟我们都进去了。我和彭老师一个一个拍，先是我给他打光，后来爬上爬下我自己就都包了。那次所有重要的壁画我们都拍了。后来出的几本敦煌画册，很多就是我拍的。在那里还遇到了我的忘年交：画家庞熏琴。庞老那时已经70多岁，是留法大画家。刚被解放出来做了工艺美院院长。后来他还教我临摹飞天。庞老后来送我两幅画，一张是白描北魏菩萨，他在上面题字：“此乃菩萨非苗也。”还有一幅是敦煌的外景，几棵大杨树，题词：“昔日的苗苗长成今日的大树，高过莫高窟，气死如来佛。”王苗摄影作品陈：你好幸运！王：在我的成长中，有幸认识了很多像庞老这样对人生对艺术认真、品行高尚的老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黄祥坤，他是《人民中国》的摄影组长，印尼归侨，翁乃强、沈延太的老师。他开朗乐观，热情执著，是最早坚持摄影必须抓拍的人，他一再告诫弟子：谁也不能摆！而那时大部分照片都是摆拍。在故宫工作时，他就带我到外面拍照片。1974年春天，在动物园，我跟着他进了猴笼拍了那张《笼里笼外》。陈：就是被批判为：“影射社会主义将人关在笼里没有自由”的照片。王：其实我哪里想那么多，连表现什么都谈不上，就是觉得影像有意思。黄老离开大陆去香港时，在火车上给我写信，谈归侨的痛苦和失望，沉痛中仍流露着拳拳爱国之心。1981年，老人去世。他送我的印尼木雕现在我还留存着。黄先生对我的摄影道路影响甚大，后来我一直秉承着黄先生的教诲，从不干涉被拍对象。永远的四月回复四月查看凡是摄影对四月影会的介绍陈：《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今天》诗刊一起被看做80年代重要文化事件。这三个组织是80年代开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民间团体和组织。由此生发出的一系列文化事件与创作“不仅对此后文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穿透了专业领域直接与社会生活发生了紧密的关系。”王：二月，北京的天气还很冷，在东四三条王志平的小屋里，参加过四.五运动《人民的悼念》的一些热血青年摄影者聚集在这里——四五纪实浪潮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纪实摄影文化的开始——-除了金伯宏，几乎都是业余的，但我们的背景大抵相同：当过知青、工人，年龄段差不多，有共同的理想……我们这伙人的中心人物是王志平和赵介轩，赵是清华附中的才女。我们叫她“小芹”，现居住在法国。“四月影会”这个名字是大伙起的，意喻大家相知相聚在四月。另外四月是早春，乍暖还寒，有希望同时也背对着未尽的寒风。《自然社会人》展览的发刊词是王志平写的：“……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做个展览。我们这群人没有政治色彩，只是表达我们对艺术平实、普通的追求。虽然我们的照片有些幼稚，毕竟那是1979年。在那个年代，摄影正在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第一次向图解政治宣战，向僵硬的摄影现状宣战，所以才能在社会上造成影响。这是对粉饰、摆布与虚假的第一次自觉否定，使中国的纪实摄影逐渐向普通、真实的生活靠拢，向人性自身的价值回归。日，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在中山公园的花房“兰室”举行。拥挤的场面被后来很多人描写过。人山人海一点不夸张，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三分钱一张门票，好多人出来透口气再买票进去。有个人后来写文章，他自己一天进去了7次！第一次展览留影 (1979年)《四月影会》第一回展现场 （1979年）陈：这些名字是中国摄影界不能忘掉的名字。王：第二届在北海公园举行。参加人里有了王文澜、鲍昆。第三届进了中国美术馆，参加人有了张艺谋。进了美术馆，四月影会也该寿终正寝了。陈：嗯？为什么？王：我们笑称自己“乌合之众”，只是想在那样压抑的时代抒发自己的艺术观念。“四月影会”没有会长、理事。所谓的“常务理事”就是积极分子，老来的那几个。也没有什么纲领、没有名分、没有利益，只有热情与真诚。王志平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级人物，他根本控制不了后面的局面与矛盾了。意兴阑珊，收摊算了。出现也自然，散得也自然。陈：四月影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一个比较适当的时候。不可否定的是：后来四月影会参加者中很多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中坚。《自然社会人》展览成为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展览之一。王：国家这个时候也良性地发展，走向了改革开放。四月影会这样的展览能进入国家美术馆，已经说明当时的开放与宽容程度，这些本来一盘散沙似的人中很多陆续成了职业摄影师，麻烦事也多了起来。我和小韵进了中国新闻社、王志平到农业出版社、小斌到《新观察》，文澜转业到《中国日报》……1985年春天，也是这帮人，是在我们家，成立了“现代摄影沙龙”。积极分子成了王文澜、李晓斌、鲍昆等人。当时还为这个名字“吵”了很久。有一个插曲。当时《中国日报》总编冯锡良从国外回来，思想解放，建议文澜把一些能给报纸供稿的摄影者组织起来。冯老反对叫“沙龙”，建议叫“俱乐部”，我们坚决不听。我们觉得叫“沙龙”是一种反叛，是对现有形式的一种对抗。记得我们还在我家与冯老争论。那时我们家成了大家聚会的地方。一来十几个人，放幻灯，还管饭。第二回展的海报自然社会人展览（第三次）中的部分作品陈：这个时候的“领袖”是谁？王：是杨绍明。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团第一次出访香港，成员有吴印咸、吕厚民、徐肖冰、杨绍明、王文澜和我。二十多天的相处，我们和绍明熟了，他当时是新华社的一个普通记者，我们感觉他当时很沉稳、平实。我和文澜就建议他出来牵头，把青年摄影人再组织起来。他答应了。沉寂了几年之后，民间摄影力量再一次被组织了起来，这些正当年的摄影者手里又积攒了很多精彩的东西。85、86、87连着办了三届展览。有了“十年一瞬间”。之后，绍明把“现代摄影沙龙”变成了“当代摄影协会”。杨绍明是会长。陈：你说的这一段历史我听着精彩纷呈，起伏跌宕，实在是中国摄影界最活跃和最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啊！王：特别开放，空间很大。大家二十几岁年纪正当年，精力旺盛得不得了，也为艺术吵得一塌糊涂，但吵完了没事。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哪有什么饭局，就是骑车来了，看照片、讨论、争论，完了走人。陈：四月影会、现代摄影沙龙、当代摄影学会虽然在北京“折腾”，但影响却波及全国。王：是。云南摄影界德高望重的老编辑肖敬志把我们四月影会第一、第二届的展览合起来在昆明翠湖公园展览。影响了云南一批摄影人。肖老也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老朋友，他是新华社培养的一个好人。一生充满激情，鞠躬尽瘁为摄影一辈子，是典型的忠诚事业的知识分子。四月影会成员聚会合影 （2009年）陈：我读过肖老写给王志平的信，给予四月影会极高评价。王：我记得还有湖北武汉的于志坚……，巡展了10个城市，得到的赞扬也狂热，批评也激烈。现在成立四月影会和现代摄影沙龙的土壤和基础都没有了。现在是产生像吴家林这样优秀的个体摄影师的时候了。原来自然可以这样表现陈：1979年，中国新闻社复社，你当了复社后第一批摄影记者。中新社当时担负着对海外发稿的任务，报道题材广泛和不那么生硬。你当时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想必是所有的摄影记者都羡慕的。王：我听说中新社要复社，就拿了我的一批东西到那里。一复社，我就去了。当时没有任何框框，自己找关系找题材，给海外杂志报纸供稿，一开始就给反转片，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什么都行，回来能发一堆稿。我那时胆子也大了什么都不吝，什么场合都敢进，没什么规矩。这种环境也培养了我很快就有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自然、社会、人》结束后，我在中新社找到了拍摄的感觉。也正是在中新社给我创造了起点更高、视野更加宽阔的环境。《野外拾回的小诗》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开始拍的。王苗摄影作品陈：你是在摄影艺术上思想解放最早的人。《野外拾回的小诗》奠定了你在摄影界“先觉者”的地位。看你的《小诗》，就像看惯了风光摄影表现雄伟河山的照片，突然有了别样视角。王：1980年，我看了一个展览，在北海公园举行的日本当代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画展。猛然觉醒：原来自然可以这样表现！陈：东山魁夷的风景画以疏简而静谧，纯洁而优雅著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杰作。王：那时候，我们能看到来自外界的东西有限，没有资讯，脑子里一片空白。突然看到这样一个宁静的展览，一下打动了我、征服了我——它就是我内心想拍的东西！这个画展影响了我的摄影风格，奠定了我的视觉基础。二十年过去，东山魁夷对我产生的影响还没有磨灭。去年我在深圳无意中看到他的一套书《东山魁夷的世界》，十多本，我毫不犹豫，全部买下。那里面是他的诗，笔记和艺术随笔，二十多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他的《与风景对话》，终于可以与他与自然心灵相交。王苗摄影作品陈：你的《小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觉角度来看自然，通过无名草木感受自然的魅力、自然的灵魂。有人称你“赋予草木生命的第一人”。王：从看了东山的画展开始，我就对拍摄宁静的自然产生了兴趣，行走在任何地方，眼睛和心就会感受这样的“小诗”。突然看见山头上的一棵树、脚下的一棵草，我会大叫：“快停车！”急不可待地奔跑过去，可旁边的人会认为平淡无奇。我那时喜欢上了简洁单调、形式感强的构图，颜色也喜欢单纯色彩。我习惯用的是一只尼康80---200镜头。用长镜头把周围繁复的东西去掉。陈：当时是朦胧派诗歌代表人物顾城为你的作品配诗。王：当我拍了上百幅这样的作品时，有一次韩子善先生拿我的片子好像去讲课用。归还时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顾城想为我的作品写诗。顾城后来为我的作品写了40多首小诗。我一看：傻了！他把我想表达的都写出来了。语言与视觉的感觉相通了！我用音乐做背景，叫我妹妹朗诵。1982年，摄影家协会举行青年摄影座谈会，把我的这个东西在会上演示，会上炸了锅。后来去找过北岛，又写了一批诗。摄影师的灵感与诗人的灵感在这里相通了。王苗摄影作品陈：你们那个年代，文化精英碰撞是常事。王：对！星星画展，我们和阿城成了朋友。记得我到鼓浪屿还找过舒婷。她刚刚结婚，他们夫妇住的那幢老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这些表现大自然、表达内心情感的作品在摄影界还引起过“自我表现”的争论，有人认为表现自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争论归争论，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政治上的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在今天看来，艺术作品如果不能感动自己，如何能去感动别人？陈：后来你的照片在天地之间出现了壮阔的东西。王：1985年，我从四川进入西藏。我深深感到人的震撼，天地的震撼。我开始改变，从拍摄小品到拍壮阔的大地，过去我出去满眼看到的都是小的东西。西藏没有小品了，看不到了，都是壮阔。我用了很多20广角，同时敢用广角离人很近地拍摄了。1985年后我明确开始拍人，《世间人》这本画册，我大部分拍的是人，西藏人。陈：我在西藏呆了近两个月，喜欢啊！如果只有一个地方可以重返，我愿意重返西藏。王：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别人问我：什么地方是你最喜欢的地方，我一定会说：西藏。王苗摄影作品我愿意做个搭桥人王：1986年，我被派到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工作。86至92年，我没在家里过一个春节。89年，做西南丝绸之路；90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91年，做马可波罗之路，做一个个的故事。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做报道摄影。陈：《中国旅游》刊登旅游和人文地理的大型图片专题。你当时通过什么渠道学习摄影专题？王：哪里有啊？就是自己摸索着干，拼命看国外画册。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那里面的图片惊叹。还看法国和德国的地理杂志。可惜就是看不懂文字，真想知道人家怎么写的。看的多了，就知道了一组图片怎么拍，故事怎么讲。知道与人文地理有关的故事要有知识性趣味性，要生动丰富，要有内容和内涵。王苗摄影作品陈：你不仅自己拍摄专题，还把更多的机会提供给国内的摄影家。王：我这时结识了美联社的刘香成、台湾的张照堂、阮义忠、《汉声》杂志的黄永松，香港的高志强、梁家泰等一批优秀摄影家，我们在香港开过大陆港台三地图片故事研讨会。不久台湾的《大地》杂志郑明华也来找中国题材。他们找我，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中国内地的摄影者。陈：所以，国内摄影界“恩泽于王苗”的人很多。你到中国边远的地区去，常常是和当地摄影者一起，把你对报道摄影的独到理解及时告诉那些孤军奋战的摄影者，使很多不在主流的摄影者有了平台有了出路。王：我并没有那么崇高，我做的事都是无意识的。我还算一个有激情的人，真诚的人。我也愿意做个能给别人一些帮助的人。因为我有《中国旅游》这样一个阵地，很多题材不是自己去三五天就可以拍下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支队伍，而且要和他们谈。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帮过很多人”也是我工作的需要。为了工作，我很快对大陆摄影者的资源从白纸一张到胸中有数。陈：《中国旅游》和《华夏人文地理》在你和你的同事的努力下成为中国人文地理的权威。你依靠国内雄厚的摄影师群体，让很多“身处一隅”的人感觉自己并不封闭。坚定自己走的摄影道路是一条正确不能轻易改变的路。恰恰又是你提供了平台，让他们拍摄的东西可以几十个页码地使用。使他们增加了自信：原来“土得掉渣”的东西是好东西！许多人感受过你超前的摄影观念，你提供机会，使摄影者能有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使很多人及时看到中国摄影、甚至世界摄影的全貌。胡武功对我说：“王苗使我们坚持。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帮助，其实不在于给他多少钱，而是你给了别人认识事物认识自己的平台。”王：我只是告诉那些摄影者我已经知道、他暂时还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我出于一种“给别人看一点就会改变一生”的概念给国内的摄影者一点建议。我们那个时代看到一点好东西太难了，你比别人早看到一点，知道多一点，就有责任告诉他，想办法让他们看到，并提供平台。就这么简单，仅此而已。王苗摄影作品陈：2003年因着你在摄影创作、社会贡献、出版展览、职业精神等方面有突出成绩，被评为年度摄影人物，评语写道：王苗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和广泛影响的大型摄影活动策划人”。王：这个荣誉很高。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些机遇。大家真诚地干起来一件事情，多好陈：这些年，《中国旅游》一直不间断地在做“一日”的活动。每次参加的人数来自两岸三地达上百人。你付出的热忱和精力有目共睹。王：搞这个活动也是一种真诚的初衷，就是想干点事，我又有这么个条件及机遇，更何况能让老朋友们聚聚是件多开心的事。有的朋友也会主动打电话给我：“王苗啊！下次活动别忘了我啊！”我就会不好意思，下次一定考虑。人家愿意来，我为什么不要。刘阳具体操作，他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陈：难得的是你举重若轻，别人还看不出来你做了这么多事。王：我是一个喜欢简单不喜欢复杂的人。想把一些事情做得简单。“二十四小时”这件事就是简单。找一帮朋友拍，拍完了就散。摄影者的片子冲洗出来后，刘阳先把能用的照片挑出来，我们俩再用几天的时间编辑成书。没有繁复的过程，也不要谁去审稿。现在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很有经验了。哪张好就放大。所以，拿到照片，分类、选照片、文字、编辑成书已经做得很顺手了。王苗摄影作品陈：你一路走来，做了这么多的大事，就是因为你周围总有这样的一帮人。王：做成一点事最重要的还是人。重要的是有人。我是幸运的。从1986年到香港做普通的记者，做到总编、副社长，19年来，我周围总有一帮人。他们也不是帮我，而是大家一起做事。我幸运很多朋友一直齐心协力地做事。刘阳、石宝琇、谢光辉、黄炎红、陈一年等都是一帮非常认真努力做事的人。我们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做起事情来很轻松愉快。我幸运有个好的帮手刘阳。他头脑清楚，宽厚踏实，实际操作能力很强，把很多事情处理得简单明了。现在“一日”的工作基本都是他具体操作。陈：“一日”系列还会继续？王：会！陈：从一个个体的摄影家到成为一个摄影的推动者，你不会觉得浪费自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王：不会！我还会抓住每一个机遇，为大家尽可能创造机会。尽我所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陈：什么样的人是你最欣赏的人？王：我最怕虚伪的人，也怕急躁的人。沉稳、平和、诚恳、遇事不惊、处世不慌、做人难能可贵的要大气、大度。一个人有了这么多阅历之后更应该宽厚、沉稳，这是做人重要的品质和素质。我找朋友、合作者都会找这样的人。我已经不习惯和拐弯抹角的人打交道了。陈：这么多年这么多朋友，他们对你意味着什么？王：小时候建工部大院的一堆朋友、插队时的朋友、四月影会的朋友、当代摄影学会的朋友，后来是香港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那些在我生命中影响了我的老朋友、忘年之交，当然还有我先生的朋友……他们对我都很重要。比如文澜、延光、邓维这样坦诚以待的多年的朋友，一直给我鼓励和提醒，我很感激他们。王苗摄影作品陈：你们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发生过不愉快、分歧？王：没有！就因为有共同的背景和经历，互相信任。有什么事也会问他们的意见。像延光，对政治一直保有激情，忧国忧民。我带着敬佩的心情去理解他！他这把年纪还这样拼命干活，怎么能不出好照片？！当然对他的敬佩不止在事业上，还在精神上。他与我先生更有话说，我先生曾是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他俩一见面就聊没完。陈：这也是我的访谈中，大部分人都会提到贺延光的原因。王：我到哪里都有朋友。连我的国外的朋友来了都会给我电话：“我要到四川了，我找你的哪位朋友？”我就说：“你找王建军吧！”到新疆，就找孙家斌、到云南找冬瓜……反正到哪里都有朋友。这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陈：但是很多朋友会在你很亲切随和的外表下感到一种尊严，不能轻慢的尊严。王：是吗？也许是太自立了、太要强了。陈：那天谁说：“叫了她半天“苗姐”，才发现我比她大。”王：哈哈！这苗姐是文澜叫出来的，延光不叫。他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陈：啊？这么巧！王：朋友的关系就是给人方便，自己方便。陈：送人玫瑰，心有余香。本文选自陈小波著作《他们为什么要摄影》，有删节。陈小波新华社领衔编辑，“新华典藏”执行主编，“新华影廊”首席策展人，新华社微电影《红色气质》及微纪录片《国家相册》讲述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导师；中国摄影个人成就最高奖---“金像奖”获得者；著作：《中国摄影家》丛书、《他们为什么要摄影》、《摄影，感受中国》（英文）、《影观达茂》丛书；策展：为国内外艺术节策展百余个。《他们为什么要摄影》新闻卷《他们为什么要摄影》纪实卷END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公众号影像中国本文由陈小波授权刊登，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回复“索引”查看历史播出清单END支持凡是摄影打赏本期内容您的支持，能让我们走得更远（金额不限）—【凡是摄影】—带你进入摄影大师的世界查看“凡是摄影”各地QQ群号请回复“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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