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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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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审计立法史探析.pdf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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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审计立法发展的根本原因…………………………………………………………“6
1．2审计立法的理论基础…………………………………………………………………7
1．2．1受托经济责任理论………………………………………………………?7
1．2．2分权制衡理论………………………………………………………………?8
2．中国古代审计立法演变及特点………………………………………………………10
2．1中国古代审计立法演变…………………………………………………………??10
2．1．1夏商西周至秦汉：审计立法的产生与发展…………………………??10
2．1．2魏晋南北朝：审计立法进一步调整充实………………………………14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铁血魏晋南北朝》之拓跋鲜卑篇
第六十四章 史密斯夫妇（下）（加我微信公众号“猎户星座”可以免费收到手机推送的历史故事哦。）上次我们说到由于北魏帝国“立皇储，杀亲母”，“铸金人、立皇后”，以及“尊乳母，封太后”几个政策的共同影响下，北魏朝廷极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同时出现两个“皇太后”，如果此时皇帝幼弱而且这两个皇太后都极具权力欲望时，惨烈的斗争将不可避免。而在拓跋浚上台的时候，这种态势已经出现苗头。只不过北魏帝国运气不错，赫连太皇太后早死，而拓跋浚老爸拓跋晃由于早早就被冤死，导致正牌 “铸金人皇太后”的缺失，于是拓跋浚“奶妈”常太后独享了皇太后的权利，并且在拓跋浚被辅政以及后来亲政的日子里，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而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拓跋浚的新科皇后冯氏。可以想见，从冯皇后入宫到她被册立为皇后的这几年中，常太后以皇帝的乳母这样“卑微”的身份，居然掌控了帝国的权利多年，这份体制上带来的权威给冯皇后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那是对“权利”的终极认知和对未来无限的遐想。昨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现实，聪明的冯皇后当然不愿意在数年之后，有一个常太后式的“乳母皇太后”来掣肘自己，于是当自己被册封皇后，李贵人被赐死，年幼的拓跋弘被册封太子之时，冯皇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亲自抚养皇太子拓跋弘，这个决策真是相当高明，在极尽“人母”之慈爱的表象中，悄悄地把未来的“正牌皇太后”和“乳母皇太后”两个身份合二为一，将未来的风险在朝堂上一片赞誉声中悄然化解。15岁的冯皇后一出场就走了一步好棋。在网上的“百度百科”中搜索“冯太后”词条，发现百度百科的小编辑把冯皇后亲自抚养拓跋弘的举动大加赞誉，“恪守妇礼”“视若己出”“竭尽慈爱”等赞美之词不吝枚举，但对于这个事件的背后含义只字不提。如果不是这位编辑在故意“误导”读者，而他对“冯皇后抚养拓跋弘事件”的理解假若真是如此的肤浅，那么这位傻傻惹人爱的呆萌小编辑有朝一日不幸卷入政治斗争或职场暗战的话，他一定会被对手吃得连骨头渣子都吐不出。从另一个角度讲，冯皇后抚养拓跋弘的举动，必然得到了皇帝拓跋浚的首肯。那么拓跋浚难道就没有看出冯皇后的用心吗？当然不是，我这两章的标题用的是“史密斯夫妇”，引自好莱坞同名大片，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饰演一对特工夫妻，爱恨情仇自不必说，读者应该已经体会到我的暗指，冯皇后冰雪聪明，她的老公皇帝拓跋浚自然不是泛泛之辈。拓跋浚应该知道冯皇后抚养皇太子的深意，但这种做法的结果避免了未来多个“皇太后”的争权，有利于皇家稳定，拓跋浚当然乐得看到这样的局面。更加重要的是，在当时青年拓跋浚眼中的冯皇后应该是“清纯可爱”，万一自己早亡，未来出现“母壮子弱”的状况，冯皇后应该会步常太后后尘，悉心辅佐而后还政于皇太子。而冯皇后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也使得拓跋浚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可惜冯皇后在拓跋浚身死之后，让他的老公失望了。不过这也是多方的因素共同促成，此乃后话。在公元453年的那个春天，15岁的冯皇后和17岁的拓跋浚应该都还没有预见到未来。此时此刻，这对“史密斯夫妇”正一起憧憬着帝国美好的前程。拓跋浚从爷爷拓跋焘手里接手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渡过了拓跋焘“暴死”后发生的帝国政坛巨变中，拓跋浚在陆丽等一干忠于王室的大臣的悉心辅佐下，用最小的代价使帝国重新走向正轨。相比较同时期的刘宋帝国，在刘义隆暴毙后，各个皇子在争权的“内战”中杀的血流成河而言，北魏帝国的政权更替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杀戮仅局限于政坛的上层人士，并未波及到全国整个官僚阶层，对老百姓损害最大的“内战”更是连发生的苗头都没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首先，拓跋浚的父辈们不断借鉴中原王朝的治国方法，尤其是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度，这些北魏帝国的领导者们感悟于晋朝“八王之乱”带来的混乱，大大约束了皇子们的权利。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藩王割据”局面的发生。就算反生政变，也只发生在统治集团上层，当政敌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被屠杀干净，国家立时恢复正常轨道。而同时期的刘宋帝国，由于开国皇帝刘裕是通过权臣的道路，篡夺了司马家的江山，所以刘宋的当权者们警惕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大力分封皇子，以起到拱卫中央的效果。结果刘宋帝国一朝，皇族“内战”不断，刘骏起兵、刘义宣起兵、刘诞起兵、刘子勋起兵，刘休范起兵，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大开杀戒，不仅如此，还把国家的军队和人民卷入其中，生灵涂炭。最终皇室成员同样被杀戮殆尽，国家政权还是被权臣所篡夺。其次，拓跋浚的父辈们不断利用汉人“立嫡立长”的观念去教化群臣，并使这一帝位传承思想渐渐成为主流，于是在拓跋浚发动政变夺回皇位时，能够得到大多数宗室大臣的拥护。再其次，良好的运气也是拓跋浚能够平稳过渡的关键，试想如果陆丽、常太后等人心存夺权思想，拓跋浚也很难平稳获得亲政的权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拓跋浚本身也深谙帝王之道，在处理和大臣、宗室等各种关系中，拓跋浚显示出游刃有余的统驭能力和政治天赋。总而言之，外部条件再好，要是皇帝本身“烂泥扶不上墙”，一切还是白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雏鹰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拓跋浚这位少年天子又要将北魏帝国引向何方呢？
第六十五章 太平天子（上）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佚名《木兰辞》公元456年秋8月，西域天山北麓天高云淡，凉风习习，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天山上的喀尔里克冰川蜿蜒流出，缓缓驶向远方，当地人称之为伊吾河。沿着这条河流向远方望去，一座用糯米和粘土夯筑的城塞跃入眼帘，这座城塞就是古丝绸之路北线的一座重要中转站—伊吾城（新疆哈密地区）。在公元456年的这个秋天，伊吾城却失去了往日商旅繁忙的景象，如今城内燃起了熊熊大火，房屋的坍塌声、兵器的撞击声、战马的嘶鸣声和妇女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伊吾城南门外，悄然伫立着一队鲜卑骑兵，为首一员老将军，一捧花白的胡须飘在胸前，饱经沧桑的脸颊上刻满了岁月的沟痕，只有从头盔中射出的两点寒光显示出这员老将依然宝刀不老，精力充沛。这位老将军默默地看着燃烧的伊吾城，缓缓说道：“时候不早了，传令下去，撤兵！”老将军声音不大，但透露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身后几员副将立即策马进入城中去收拢还在烧杀抢掠的北魏官兵。不多时，一支训练有素的北魏野战军，满载着金银珠宝、压解着众多妇女儿童，从伊吾城鱼贯而出，向东方迤逦而去。这只北魏军队为什么要屠戮伊吾城？这位带兵老将军又是何人呢？原来这位老将不是别人，正是北魏帝国的敦煌镇将，官拜平西大将军的尉眷。尉眷大家应该不陌生，当年就是他协同冠军将军安颉活捉了大夏国的皇帝赫连昌（参考“两个皇帝零距离”）。其实在“活捉赫连昌”一战成名之前，尉眷的勇武已经被大家传为美谈。还是太宗拓跋嗣年代，有一个罪犯叛逃到柔然境内，尉眷受命追赶，并在柔然可汗面前抓到这名罪犯，虽然最终这个罪犯还是被柔然可汗救下，但尉眷敢于深入敌国追拿逃犯（当时柔然和北魏还在敌对状态），在柔然可汗面前不卑不亢，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最终得以安全返回，这种勇气却也是非同小可。这样一员虎将，当然在世祖拓跋焘手里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史载尉眷遍镇帝国四方边境，都留下赫赫威名。最终，拓跋焘还是把尉眷放到敦煌，威慑西域。我们在讲述“盖吴起义”的章节曾经提到过，北魏帝国在拓跋焘领导下征服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北凉，最终结束了“五胡乱华时代”后，并未停止其四出征讨扩张的步伐。丝绸之路上原本被柔然汗国控制的西域各国自然进入到北魏帝国的视线之内。于是，随着北凉亡国后的遗老遗少们奔逃西域，北魏帝国的大军也尾随而至，在随后的十年间，北魏远征军联合西域部分国家和柔然汗国在西域混战在一起，并先后设置鄯善镇和焉耆镇，以期把柔然汗国势力逐出西域。可惜北魏帝国在拓跋焘时期扩张速度太快，战争的不断延续就是对后方负担的不断加重，于是北魏帝国关中地区爆发了“盖吴起义”，并波及到河西走廊以及河东地区。对帝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盖吴起义对北魏帝国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北魏帝国的领导者和智库们不得不反思帝国未来发展的国策是否还应该延续拓跋焘时代的扩张政策。而这种反思就是发生在拓跋焘后期到拓跋浚上台这段时间。我在“东征西讨”那一章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不是一些“偶然”因素（其实偶然本身也孕育着必然），北魏帝国其实是可以不对占据河西走廊的北凉下手的。因为河西走廊本身属于老少边穷地区，从经济角度讲占据这个地区油水不大，但其军事地位却相当重要，是拱卫关中的桥头堡。所以对于北魏帝国，从战略角度上讲，可以选择培养亲魏政府，把河西走廊“外包”管理。在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北凉的沮渠家族夹在北魏和柔然两大帝国之间，控制得当，是可以起到军事缓冲作用的。而安抚住了北凉，北魏帝国就可以专心向南方用兵。可是事与愿违，“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参考“东征西讨”），导致北魏平灭了北凉，于是帝国国境线就和柔然原本控制的西域地区连接上了，战事一旦开打就会陷入泥潭，想抽身而去已经变成不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对于北魏这个还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割据政权来说，占据河西走廊已经让帝国不堪重负，如今战火又烧到广阔的西域各国，漫长的补给线就成为帝国最大的短板。纵观中国历史上最终控制并经略西域的王朝，无一不是大一统的王朝，由于“大一统”，就可以调动包括江南的资源等一系列全国的软硬实力对“西域”进行控制。而这种实力是当时的北魏帝国所不具备的。有人会说班超安抚西域并没有调动多少“汉王朝”的资源啊，难道北魏的人才库里缺乏“班超式”的人物？班超是我相当崇拜的大英雄，读《后汉书.班超传》，让人心潮澎湃，封狼居胥之情油然而生。但公正些讲，班超当年之所以可以调动西域各国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夷制夷，驱逐匈奴，也是因为背后强大的汉王朝在撑腰，虽未大举出兵，但“软实力”使之然也。北魏不同，由于有刘宋帝国盘踞在长江流域，在后方掣肘，就不能全力对西域用兵，所以西域各国也必然首鼠两端，不会铁了心跟着北魏走，而跟柔然决裂并对抗。看当下国际政治，北约在欧洲的东扩就进展的比较顺利，直到兵临“俄罗斯”城下，才遭遇普京的强力反弹；而美国在南海的“再平衡战略”就进行的不那么畅快，东南亚各国大都“首鼠两端”，顾忌颇多。这也是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要高于俄罗斯使然啊。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用抗美援朝战争打个比方，“河西走廊”已经成为北魏帝国的“三八线”，是拓跋鲜卑用兵的极限位置。虽然在拓跋焘时期一度攻占西域，但假以时日，帝国军事上的国境线，必然会回到“河西走廊”这个平衡点上。本章开篇描写的“尉眷抄掠伊吾城”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事件发生的原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伊吾城应该做出了“亲柔然、叛北魏”的事情，才导致了镇守河西走廊的敦煌镇将尉眷的报复。而这个报复行动却成为了北魏大规模进击西域的绝唱，未来十几年间，由于北魏帝国战略的调整，帝国势力渐渐淡出西域，设立在西域的各军镇也相继取消，柔然汗国重新控制了丝绸之路。而在当时，北魏帝国平西将军尉眷当然不知道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向，伊吾城熊熊燃烧的大火却像是在给尉眷送行。皇帝拓跋浚征召尉眷返回首都，老将军拨转马头，身后留下一片遗憾。尉眷回国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掌控中，战略调整又是怎样进行的呢？我们下回再说。
第六十六章 太平天子（中）上次说到尉眷血洗伊吾城，大肆掳掠后返回国内。这次大胜正值皇帝拓跋浚亲政、冯氏封后、确立皇太子之时，真真是四喜临门，拓跋浚自然心中高兴。老将军尉眷历仕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三代帝王，居功至伟，战功卓著，是时候让老将军离开那蛮荒苦寒之地，回国颐养天年了。于是拓跋浚一纸诏书，征召尉眷返回首都平城，任命尉眷侍中、太尉，晋封渔阳王。因尉眷已经年老，拓跋浚还特赐老将军可以拄拐穿鞋上殿议事。放下政府给予尉眷各种荣华富贵不提，拓跋浚此时正在和他的智库们悄然调整着国家的战略。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北魏帝国由于过度扩张，深陷西域泥潭，而相比较西域这块骨头而言，江南才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可惜江南地区无论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等方面都和北魏差异巨大，就像油和水不能相融，这就要求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要把自身改造为“酒精”，这样才能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于是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国策很自然的从四处攻战向勤修内政、统一思想的方向转化。当然，从北魏帝国统治阶层角度讲，勤修内政的目的是让国家强大，国家强大的目的还是继续扩张！套用二战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的语式，北魏帝国在拓跋浚时期的国策就是：惟欲征服西域，必先征服江南；如欲征服江南，必先勤修内政！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拓跋浚对于国家的改造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首先，解禁信仰，恢复民间礼佛。在战火纷飞，人命比狗命还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地上各族老百姓深受荼毒，精神上的极度压抑需要平复，需要宣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适时地传到中国。佛教宣扬“因果轮回”，教导人们：第一、认清自己现在所受之苦皆是前世报应；第二、要积德行善，为下世轮回积福。佛教的这种理念，从大众角度讲，可以大大缓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楚；从统治阶层讲，可以教化人们在当下行善，安心做顺民，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于是，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信佛之人浩浩汤汤，大有替代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趋势。但是，佛教信徒过多，则对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佛教徒不服兵役徭役，不向国家纳税。各级寺庙就像一个个人口黑洞，在宗教信仰的庇护下，一定程度上脱离国家统治。在战争频发年代，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资源，于是北魏帝国在世祖拓跋焘时期，就掀起一场“灭佛”运动，表象上看，是崔浩鼓动的教派之争（崔浩是道教徒，参见“星落平城”），其实是拓跋焘在和佛教界争夺人力资源，把还俗的教众驱赶到战场拼杀，或在农田中劳作。而在高宗拓跋浚年代，由于国策的转变，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口必然会大大增加，而战争对壮丁的需求又大大减少。此时，佛教对于平复社会心态，减少叛乱暴乱，稳定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就越发体现出来。其实，北魏帝国早在拓跋焘“暴死”的452年就开始解禁佛教信仰，诏令各州郡县老百姓在集中居住的地方，允许建立一座寺庙。老百姓打算当和尚的，允许自由出家，大州可以有五十人，小州可以有四十人。于是，过去在拓跋焘时期摧毁的寺庙佛像大都修复。在拓跋浚亲政后，更是把尊佛礼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史载京师沙门师贤，本是西域一小国皇族，后来皈依佛门，成为大师级人物，并在凉州传教。北魏平定凉州后，师贤来到京城。后来“太武灭佛”，师贤以医生名义还俗，但内心信奉佛教不改。拓跋浚受感于师贤的智慧和忠诚，亲自为师贤剃发，封师贤为道人统，基本就是“国师”待遇。后来师贤去世，另一个大师昙曜接替他的位置，并改名为沙门统。昙曜的故事更加传奇，拓跋浚恢复礼佛的第二年，昙曜大师来到京城，正赶上皇帝出行，而拓跋浚的马匹居然上前衔住了站在路边的昙曜的衣服，于是昙曜大师和皇帝就在路边相见。当世人都说这是马匹认识善人的结果。现在网上总是能看到许多大V们批判我们国家是多么不民主，和西方民主世界比就是一无是处。其实说到宗教信仰，我看我们和西方世界比恰恰反了过来：西方人信基督教，而基督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神，这在思想境界上面是不是也是“个神崇拜”，极度集权的意思呢？我们东方人信仰佛教，佛教讲究个人的自我修行，所谓一念成佛，只要有悟性，人人皆可成佛，这种崇尚个体，自我完善的思想体系不正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吗？西方世界是肉体的“相对自由”加思维意识的“专制”，而中国则是肉体的“相对专制”加思维意识的“自由”；中西方这两种体系之间又怎能轻易判别优劣呢？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任何制度，只要它的人民的平均幸福度很高，就是好的制度。请注意，这个“幸福度”是在那个制度内的人民自我感受到的“幸福度”，而不是那个制度外的人们所判定的他人的“幸福度”。“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从这个角度讲，朝鲜人民在金三胖的统治下，如果他们确实感觉“幸福”，朝鲜的现行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同样，我在和父辈们说起共和国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尽管那时“运动”不断，但父辈们好像更愿意说起当时官员的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管那时人民过不上奢华的生活，但父辈们好像更愿意说起当时邻里间的相濡以沫，守望相助；尽管那时“上山下乡”，尝尽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但父辈们好像更愿意说起当时和当地老乡以及“知青”之间的生活趣事和苦中作乐的心境。所以，制度的改变只是社会运作方式的改变，对于“人民幸福度”的增加，并无直接的关系。制度的改变只是对于不同需求的取舍而已，请注意，有得就有舍，“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只是针对某个阶级或阶层或政治团体而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任何制度都是根源于它所在的那片土地上，是几千年不断进化的结果，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式的民主如果照搬套用，一定会在中国水土不服。北魏帝国后来在拓跋浚的孙子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推动下开始了“全面汉化运动”，就是因为生搬硬套，最终导致北魏帝国的崩溃。这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教育意义巨大。2015年开始的欧洲难民潮，德国国力最强并且有大国意识，所以在接收难民事务中做的最积极，而其他国家的表现就参差不齐了。这就显示了“民主”社会的弊端，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人民认为外来的“难民”要分他们一杯羹，导致他们生活水平下降的话，又怎能通过所谓的“民主”程序授权政府去帮助那些难民呢？而这个难民潮还只是百万的级别。试想，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战乱，难民涌动之时，又将是多大的规模？真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天真的认为美国和欧洲能伸出援手，全面接纳我们这些难民吗？他们会和我们一同分享面包吗？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当他们四菜一汤的时候，应该会出于怜悯给难民分得一些残羹冷炙，但要是我们难民人数众多，要和他们分享四菜一汤的时候，他们还会显示出任何怜悯之心吗？弗洛伊德说过：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在这里，“宗教”还可以扩展到“政府”、“党派”、“团体”等等。所以，那些动不动就批判我们的政府“不民主”，叫嚣着“体制改革”，“全盘西化”的人士可以闭嘴了，因为这种盲目的变革只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人民的流血，到头来还是外国人以及一小撮“汉奸”得利。如果你真心向往西方的民主，那就请你移民到你向往的国度去，那样我会真心祝福你，万一我们国家在和西方世界竞争的道路上不幸亡国亡种，你还可以在我们传统节日之际祭拜一下我们共同的祖先。但是，如果你还在中国这个体制内，就不要自断生路，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在“抒发民意”的外皮下蜕变为西方遏制中国的走狗。又罗嗦了一大堆，下回再和大家继续聊拓跋浚时期北魏帝国的战略转型吧。
楼主受谁刺激了，言辞怎么这么犀利？
嘿嘿，思维发散了一下，收不住了。顺便祝所有关注这个连载的朋友们元旦快乐哦。
第六十七章 太平天子（下）上回说到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对帝国的国策进行战略转型，全面停止战争，勤修内政，而首先做的就是重拾人民宗教信仰，并借助佛教平复人民情绪，稳定社会结构。在解禁佛教以后，拓跋浚还大力提拔汉族官员，提升北魏帝国官僚机构的管理水平，通过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在拓跋焘后期，曾经发动过“崔浩案”，把崔浩所在的崔氏家族以及许多汉人望族连根拔起，狠狠打击了汉人在北魏官僚体系内的势力。我在“星落平城”这一章中曾分析到，归根结底，还是崔浩在汉人争取在北魏政府中的政治地位的运作中，走的太过激进，导致北魏朝廷鲜卑贵族的反击，拓跋焘是个政治生物，权衡利弊后才对崔浩为代表的汉人官僚集团痛下杀手。但国家要治理，就需要大量人才。在拓跋浚执政期，就不得不再次重用汉人，为帝国效力。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高允。高允当年就和崔浩一起修《国史》，和当时太子拓跋晃的关系很好，崔浩被判死刑之时，高允还在朝堂之上跟拓跋焘据理力争过，在拓跋晃力保下才免遭遇难。不过从另一角度讲，高允当时也是位微言轻，拓跋焘没感受到高允的威胁，所以也就放了他一马。在拓跋浚一朝，高允被重新启用，被提升为中书令（宰相级别）。拓跋浚十分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士为知己者死，高允也尽心尽力为拓跋浚在治理国家中出谋划策。史载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举措不得当时，高允就立刻求见拓跋浚。而拓跋浚总是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高允商谈。有时，从早谈到晚，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高允说话有时言辞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浚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先把高允搀扶下去休息，但他始终对高允很尊敬。一次，有人直接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拓跋浚看完后跟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应该不会把过失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劝谏，而会在偏私之处和父亲面谈，以保全父亲的颜面。臣下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王有过失，臣下不能当面陈说，反而用上书的方式进行公开劝谏，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以显示自己的正直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忠心吗？”拓跋浚一席话，其实道出了政治生活或者说职场生涯的真谛，在和老板对话时，应该做到意见到位，但一定给老板留足面子。这可不是所谓的职场“厚黑”学这么肤浅，《淮南子》有云：“恃亲而不恭”，在帝制的社会中，如果不加强帝王的绝对权威，其行政效率必然下降。看现今的美国社会，应该算是比较平等吧，但在美国军中，军官和士兵就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这种等级制度的划分，就是使士兵对军官产生一种敬畏，这样在残酷的战争中才能做到令行禁止。职场中的企业管理也遵循着同样的原理。有人会说魏征和唐太宗不是这个理论的反例吗？其实这是大家对于这对君臣片面的理解。魏征原是李世民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被杀，魏征本求一死，但李世民并未杀他，而是把魏征收为己用。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微妙，李世民政变上台，很想修改自己在后世中的形象，于是对于“魏征”这样政敌阵营中的标志性人物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你越是骂我，我越不杀你，“魏征”就变成了李世民的一块荣誉勋章。当然，这种“勋章”只有魏征这样没有政治号召力的人才担当的起，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嗣，也就是李世民的侄子们，这位唐太宗还不是拉下脸来杀了个干净；对于魏征来讲，一开始应该是想通过骂李世民来求一死，从而给旧主李建成殉葬，以保全自己忠义之臣的气节，后来李世民治理下的王朝蒸蒸日上，魏征死意渐去，其“直言进谏”的风骨中确实隐含有“沽名钓誉”之嫌。李世民和魏征这对君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试想魏征如果面对的是李建成的话，应该不会如此“出言不逊”；而李世民治下也只有一个魏征，其他大臣又有谁敢如此不顾及李世民的面子而“直言进谏”呢？所以，拓跋浚讲述的观点，才是维持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拓跋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用汉人的思想和治国理念武装自己，小心翼翼地治理着国家。除了礼佛和重用汉人外，拓跋浚还依法治国，惩治贪官污吏。拓跋浚增设内外候官，专门负责监察内外官员，对于违犯有关禁令的官员，则严加讯问和惩治。各部门官吏贪污二丈布帛便要处死。又增加律令七十九章，满门诛杀的刑罚有十三种，大辟罪三十五种，徒刑罪六十二种。不仅如此，拓跋浚还深入司法第一线，亲自受理案件，使帝国法律和改革措施深入贯彻执行。《魏书》记载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贪赃没有节制，平民马超指责许宗之，结果许宗之把马超活活打死。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家里人告状，就上书皇帝拓跋浚，说马超诋毁、讥讽朝政。拓跋浚说：“这一定是虚假的。朕为一国之主，怎会惹恼马超，使他对我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来！一定是许宗之自己害怕被告受罚，从而先行诬陷马超。”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详查，果然是这样，于是许宗之在城外南郊被斩首。我们姑且不论许宗之是否冤枉，如果史书记载不错，许宗之身为一州刺史，打死一个平民，居然会因害怕而率先写信给皇帝诬告马超。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北魏拓跋浚当政时，人民如有冤屈，是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告状的，并且皇帝的执行力还不差，基本可以当包青天使，否则许宗之就不会因此而害怕了。当然，在拓跋浚推行他的施政理念时，优秀的官员也是必不可少。我们上面说的高允就是个清官的典型，他为官几十年，家里依旧贫困，高允还经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生计。还有拥立拓跋浚上台的功臣源贺，拓跋浚要赏赐他，源贺却说：“国家四处未靖，我怎能随便拿国家财产？”最后在拓跋浚强烈要求下，源贺只拿了一匹战马。源贺的反应，虽没有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但也显示出忠心为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拓跋浚能有这样一帮大臣为其驱使，却也是北魏帝国的大幸啊。在国际上，由于北魏帝国收敛了锋芒，勤修内政，其他国家谁又会闲着没事去招惹这条国际巨鳄呢？柔然汗国在拓跋焘年代被打趴下后，再也没能大举进犯北魏，几次小规模摩擦，也被北魏边防军击退了事。拓跋浚也曾经大张旗鼓地北征了一次，不过那只是一次国际大阅兵，向柔然展示武力罢了。柔然远远避开，拓跋浚刻石记录而还。不过两国在西域还是在不断角力，虽然北魏对于西域有鞭长莫及之感，但和西域各国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遏制与反遏制的外交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南方的刘宋帝国，在拓跋浚时期，正值武帝刘骏在位（参考“昏君辈出”），他忙于铲除异己的内战，北魏不趁机南下已经烧高香了，又怎会主动挑事？双方只是象征性地在边境有点小摩擦，又立即言归于好，而“新常态”则是经常遣使聘问，一片太平景象。在国内政治导向的转变以及国际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双重作用下，时间也似乎流逝的飞快，而拓跋浚这个太平天子也渐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公元465年夏5月，拓跋浚英年早逝，病逝于平城皇宫中，年仅26岁。高宗拓跋浚在北魏历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君王，拓跋焘时期由于连年征战，帝国已经不堪重负。拓跋浚上台后，适时地把国家扩张的速度控制下来，勤修内政，为帝国再次爆发积聚了力量。拓跋浚其实在帝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其曾祖拓跋嗣有些相像，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如果拓跋浚死后的继承人又是个拓跋焘式的人物，北魏帝国很有可能一举统一全国，但历史给这个出身于茫茫大兴安岭的鲜卑部族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个女人的出现，使得北魏帝国政坛充满了变数。公元465年的那个夏天，乌云笼罩在平城上空，暴风雨就要到来。
可惜这一切都来的稍晚了些，当刘义隆修好内政，国力大增之时，国际形势却不断恶化。拓跋焘已经带领北魏帝国基本统一了北方，形成对刘宋帝国的巨大威胁。时不我待，是时候撕毁“魏宋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了，南北方的再一次对决不可避免。============有些事，稍晚那么一会儿，结果就大不一样，只能承认现实。
09:36:14可惜这一切都来的稍晚了些，当刘义隆修好内政，国力大增之时，国际形势却不断恶化。拓跋焘已经带领北魏帝国基本统一了北方，形成对刘宋帝国的巨大威胁。时不我待，是时候撕毁“魏宋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了，南北方的再一次对决不可避免。============有些事，稍晚那么一会儿，结果就大不一样，只能承认现实。-----------------------------的确如此，机会的窗口有时就是稍纵即逝，我们在读史时感受非常深刻。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当事人面对这个“机会”时，他们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个机会，或者并不确定这是个“机会”，因为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在影响着历史进程。就像我们回看股市波动，总是会说要是早知股市是这样，砸锅卖铁都进去了，但在当时，谁又能有这样的见识呢？感谢回复！预祝大家2016年快乐！
楼主元旦快乐，希望2016年有更多的章节分享啊。
@一念不清净
21:35:04楼主元旦快乐，希望2016年有更多的章节分享啊。-----------------------------多谢多谢，新的一年一定继续努力！
新年快乐！
18:18:28新年快乐！-----------------------------谢谢！
@悠悠见南山L
12:49:56顶帖-----------------------------谢谢支持！
第六十八章 女主临朝（上）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福尔摩斯公元465年夏5月的一天，北魏帝国首都平城的皇宫内一片肃穆，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浚三天前刚刚驾崩于寝殿内，按照鲜卑人的风俗，今天正是焚烧老皇帝生前所用物品的日子。只见众多皇室宗亲和朝廷重臣们簇拥着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以及冯皇后来到皇宫内的一处空地上，空地中央早已建起一座干柴铺就的祭坛，祭坛旁边则站着一位中年僧侣，他就是北魏帝国的国师昙曜大师。昙曜大师原本正在主持修建云冈石窟，当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后，他立即赶回皇宫，就是为了再送他的这位君主兼学生一程。随着昙曜大师和一众僧侣开始诵读经文，祭坛被点燃了，2-3人高的烈焰腾空而起，跟着烈焰一起腾空而起的则是众人悲悲切切的哭声。而皇宫中的侍从们则开始有秩序的向火堆中抛洒老皇帝生前用过的物品，衣服、鞋帽、弓箭、佩刀……，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就在仪式有条不紊的进行时，突然间，人群中冲出一个身穿重孝的女子，哭喊着向火堆冲去，还好祭坛旁边一个侍卫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她。大家定睛一看，这个女子不是旁人，正是拓跋浚的正宫皇后冯氏，此时的冯皇后已经哭成了个泪人，衣服在和侍卫的撕扯中已经略显凌乱，由于刚才险些投身火海，衣角已经被火点燃。众位皇室宗亲赶忙上前，七手八脚把冯皇后拉了回来，扑灭了她身上的火焰。此时的冯皇后一边啼哭，一边仍在兀自挣扎：“皇帝，你就让臣妾随你去了啊！……”昙曜大师见状连忙走上近前，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皇后陛下还请节哀，大行皇帝此去西方极乐世界，从此免除了人世间的烦恼，岂不是应该为他高兴才是？世间事皆有定数，皇后陛下又怎能如此轻生，辜负了大行皇帝的期望啊！”冯皇后在昙曜大师和一众皇亲国戚的安慰中，渐渐止住悲声，而仪式也就此宣告结束，众人各回各殿休息不提。祭坛周边瞬时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昙曜大师一人，只见大师望着冯皇后远去的背影，目光沉静如水，就像洞悉了人世间的所有因果一样，闪烁着深不可测的光芒……北魏帝国文成皇帝拓跋浚去世后，皇太子拓跋弘顺利继位，同时尊皇后冯氏为皇太后。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交代过，拓跋弘当年在襁褓之中被册立皇太子，亲母李氏被“赐死”之时，冯皇后承担了抚养拓跋弘的“重任”，从而在10年后的今天，预防了另一个“乳母皇太后”的出现。于是，在公元465年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年仅12岁的少年皇帝拓跋弘还不能亲政之时（北魏旧例，皇帝16岁才能亲政），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担就毋庸置疑的落在了24岁的冯太后身上。冯太后10年前的未雨绸缪，终于在今天收获到了“丰硕”的果实。可是，根据史书记载，在文成皇帝拓跋浚死后，北魏帝国的大权却落到了一个叫做乙浑的人的手里。资治通鉴记载，乙浑当时位列侍中，官拜车骑大将军，在拓跋浚仙去的公元465年的那个夏天，乙浑假传圣旨，在宫中杀害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北魏朝堂之上又掀起一场“肃反”风波。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代新人换旧人啊。俗话说“疾风知劲草，国难思良臣”，此时拓跋浚朝红的发紫的拥立功臣陆丽又身在何方呢？原来陆丽此时身染疾病，正在代郡温泉疗养。代郡温泉位于现在大同浑源县，名叫汤头温泉，水温常年63度，内含丰富矿物质，对于皮肤病、关节炎、风湿病、神经衰弱等疾病均有疗效。正因为此，北魏皇家早就在此建立了温泉行宫，而陆丽作为臣子能享受皇家温泉疗养院疗养的待遇，可见陆丽在北魏朝廷的地位之高。不过在公元465年的那个夏天，陆丽可再也没有疗养的闲情逸致了，当他得到拓跋浚病死的消息后，立即准备起身前往平城。而此时，给陆丽传达皇帝死讯的信使穆多侯却嗅到了朝堂之上的诡异气氛，于是对陆丽说：“乙浑有反叛之心。如今，先帝刚刚晏驾，大王您素来德高望重，为奸臣所记恨，所以您最好还是暂时留在这里，听听动静再说。待朝廷安定下来再回去也不晚啊。”陆丽却说：“哪有听说君父死了，忧虑祸患而不前去奔丧的呢？”说完，就飞马赶回平城。不出穆多侯所料，此时的平城却是“城还在，人去了”，借用《英雄本色》中豪哥的话就是“小马，这已经不是你我的江湖了！”陆丽回到平城，不愿归附乙浑，在许多事情上和乙浑搞对立，政治斗争的规律再次体现，乙浑不纠结，杀了陆丽和穆多侯。陆丽在拓跋浚走后第七天，也随他的这个青年帝王而去，在这个“头七”的特殊日子里，不知这对君臣在地下相见，又是怎样一番唏嘘？陆丽死后第二天，乙浑被任命为太尉、录尚书事，安东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而殿中尚书顺阳公拓跋郁图谋诛杀乙浑，结果密谋被泄露，乙浑先下手为强，杀了拓跋郁。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乙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是如何异军突起的？当乙浑祸乱朝堂之时，我们的冯皇后（现在已经是冯太后了）又身在何方呢？其实我们的冯太后哪都没去，就在皇宫中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史籍对于这段历史描写的十分简略，北魏政坛好像在拓跋浚刚死的公元465年5月时稍稍震动了一下，就立即风平浪静了。冯太后会坐视乙浑的“跋扈”吗？北魏帝国的政坛又将发生什么变数呢？我们下次再说吧。
@一念不清净
20:02:19顶-----------------------------多谢支持
第六十九章 女主临朝（中）上次我们说到北魏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浚死后，权臣乙浑掌控国家大权，随意杀戮异己分子，连平原王陆丽也被乙浑诛杀。一时间北魏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有识之士无不期盼北魏帝国政坛的重新稳定。而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第二年的2月，《魏书》记载“冯太后此时秘密定下大计，诛杀了权臣乙浑，于是临朝听政”。史书对这么大的一场政坛风波就这样一语带过，说的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北魏帝国于是就在公元466年，北魏天安元年，正式迈进了“冯太后时代”。而权臣乙浑，就像一颗流星，在北魏政坛“倏”地一下出现，又“倏”地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真实的历史难道就是按史书记载的这样发展的吗？这里面又透露出什么玄机呢？一个淹没在烟波浩渺的史料中的小故事可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发现。《魏书.贾秀传》记载，贾秀是北魏政府掌管官员职称评定事务的官员，当时乙浑权势熏天，可没想到这么牛X的乙浑却有事儿求到贾秀门上。故事是这样的：乙浑的老婆是庶族，也就是没啥家族背景，但乙浑随着自己平步青云，也想给自己老婆贴贴金，于是想让贾秀走走后门，给自己老婆加个“公主”的称号。没想到贾秀平时对乙浑言听计从，在这件事情上却沉默不语。乙浑急了，说到：“我就是想求个公主的称号，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贾秀于是说到：“公主，是帝王和诸侯之女的称号，尊贵荣宠至极，不是庶族所应当有的。如果越份窃取这个称号，必将招致罪过。我宁愿死在今天，也不愿日后让他人耻笑。”乙浑于是深恨贾秀，还在别人面前骂贾秀是“老奴才，死抠门”。我们姑且不论贾秀是不是应该给乙浑老婆加“公主”称号，单看乙浑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就实在不像个“权臣”。历史上真正的权臣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以获得最高权力并保持最高权力为唯一的目标。当一个人的目标定在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时候，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虚无”的。因为当你赌赢了，获得最高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是你的；相反，如果你赌输了，那么你之前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将化为乌有，还要搭上性命。所以，一个拿性命去赌国家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贪图什么“钱财”“称号”， “钱财”“称号”只是这些政治家用来满足那些跟随自己创业的“小弟们”的身外之物。当一个政治势力倒台时，你会发现这个势力的老大通常都是有着“伟大理想”，身无半分私财的“好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财产和人民本身就是他自己的“私人财产”，又为何要多此一举地把它们“贪污”或者“谋取”到自己的另一个口袋呢？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仅适用于政治斗争，我们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了解它的存在。如果你曾经在一个巨大的集团公司任过职，你一定会被众多的部门间的会议以及分公司、子公司间的会议所困扰，这些会议可能会浪费掉你大量的时间，但这些会议通常只是各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或者是各个公司间的利润划分，内部价格体系建立等一系列和“绩效”挂钩的“重要”事务。这些“重要”事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职业经理人的绩效和薪酬，以及他们在这个集团内的升迁。可你有没有想过，对于集团总部的股东们来说，这些职业经理干的上述事务，其实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股东们是站在集团的角度看整个集团的发展，而不是只纠结于单个下属公司或部门的发展。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其实都没有错，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时刻站在国家或一个巨大团体的角度去衡量利益得失，而这种角色的定位有时就需要忽视他们个人的情感需求。翻看历史，我们有时会觉得那些伟人们或者大奸大恶之徒“没人性”，但其实他们是站在另一个高度去考量问题，如果非要说他们没人性，那不妨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上了某些“神性”而已。如果我们想通了这个道理，就不免对乙浑这个“权臣”的成色大打折扣了。如果乙浑真的是史书中记载的“权臣”的话，他怎会做出为自己老婆谋取“公主”称号的这个充满“人性”的举动呢？而乙浑“走后门”失败后，居然在第三者面前大骂贾秀的行为，则把乙浑的城府暴露无遗，他充其量也就是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度的草包，这样的人又如何担当得起“权臣”这个称号呢？可史籍斑斑，把“权臣”的帽子扣在了乙浑头上。可傻傻惹人恨的乙浑同志在我们的分析中，其实根本就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本本分分的“国家公务员”或者“职业经理人”，完全没想到攫取皇家权力，所以他才会被“财”被“名”所困，因为他应该还幻想着数十年后的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以及颐养天年。史料的矛盾于是只能暗示一个解释，那就是乙浑其实就是个傀儡，是个不折不扣的政坛牺牲品和替罪羊，乙浑背后还有一个“真正权力”，这个巨大的小宇宙到底是谁？我们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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