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群书治要》连载：第五讲 民贵君轻，富而后教
《品读群书治要》连载：第五讲 民贵君轻，富而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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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贵君轻，富而后教——
《群书治要》中的民本思想
我们这一讲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在这里，我们既不把民本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进行比较，也不会对民本思想进行先入为主的评价，只是想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原原本本地呈现给大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丰富的民本思想。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民重民；第二，是爱民恤民；第三，是富民利民；第四，是恕民教民。
一、贵民重民
《尚书》上就有这样一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这个国家才能够安宁。四书中的《孟子》也有这样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最尊贵的。“社稷次之”。“社”是指土地神，“稷”是指谷神。在古代都要祭土地神和谷神，所以经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君为轻”是强调君主是最轻的。这个可以誉为是中国古代贵民思想的代表。在贾谊写的政论书《贾子》上也有这样一句话，“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意思是说，对于办理政事来说，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君主以人民为根本，官吏也是以人民为根本。
（一）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孙卿子》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荀子》，有这样一段话：“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你拥有国家但是不能够爱民、不能利民而想期求人民钦服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人民不钦服你、不爱戴你，而期求人民为自己所使用、为自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为自己所使用，也不会为自己效死，而期求兵力的强劲、城池的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而想期求敌人不来侵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外敌都是看到这个国家有机可乘才会发起战争。“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敌兵来了而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就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如果你想使下属都钦服，人民都团结一致，那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办得如何。“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如果你想修明政治、使国家美善，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德才兼备的人才来辅佐自己。因此，荀子得出结论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作为国家君主的人，因为爱民而安定，因为喜欢德才兼备的人而荣耀，如果这两者都没有了，国家一定会灭亡。这一段话论述的逻辑很清晰，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人君一定是“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在《管子》上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安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侍奉他们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也会为他感觉到忧伤；国君有了困难、有了危难，人民也会拼死地为他效力。“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反之，人君把人民看得如同泥土、草芥一样的低贱，那么人民反过来就不会为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么忧困的，人民也不为他忧困，不为他感觉到忧心。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你不能够使人民安乐，他们也不会为你感觉到悲哀。你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分忧。如果你不让人们安居乐业，那么人民也不会拼死地为你效力。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老百姓的拥护，人君必须要能够安其民、能够爱民。
“好士”，就是喜欢德才兼备的人。那么，它和爱民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在《说苑》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齐宣王到社山这个地方去打猎，老百姓听说了都赶过来慰劳他。齐宣王很高兴，赐令百姓父老，可以免收租税。结果大家都很欢喜，老百姓都拜谢，只有一位老人家闾丘先生没有拜谢。齐宣王看了之后就说：“可能我的封赏不够丰厚，大家嫌我封赐的太少，那么再赐令百姓父老不用去服徭役。”结果大家听了更加欢喜，又纷纷地拜谢大王的恩典，但是闾丘先生还是没有拜谢。齐宣王看了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过失，所以两次都没有拜谢？”闾丘先生就说：“我听说大王到此来游猎，所以特地来拜见大王，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长寿，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富裕，还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尊贵。”齐宣王一听这话，可能觉得这个老人家太贪心了。于是他就说：“人死生有命。生死都是有定数的，天道会定时地夺去人的寿命，我没有办法让你长寿；虽然我们的仓廪府库很充实，但是那是用来防备不时之需的，也没有办法让你富裕；我们的大的官职没有缺额，小的官位又太贫贱，所以也没有办法让你富贵。”闾丘先生说：“愿大王选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意思是，“我希望的不是这些，我希望您能够选那些有美德的人来做官吏，让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得到长寿了。‘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赈济百姓要适时，不要有事没事随便地烦扰百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少许地得到富裕了。‘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希望您发布一个命令，命令年少的人尊敬年长的人，命令年长的人尊敬年老的人，广布教化、兴起孝悌之风，这样作为老者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贵了。如果您让我们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那么这个仓廪必然会空虚，国家也没有可指使的人了，这本来就不是我所希望的。”您看，百姓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是他考虑得很深远。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从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来考虑。齐宣王听了这样的话也非常地称赞，说：“你说得太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民如子，就应该选择委任那些德行兼备的人才来做官。这样的话，百姓才能够得到长寿、富裕和尊贵。
（二）求贤辅佐，以利天下
1. 贤德辅佐，方能成治
古人非常重视选任德才兼备的人来辅佐自己，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非常地重要。比如，在《新序》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个官员有事来请教桓公，桓公对他说：“把这件事禀告仲父就可以了。”后来又有一个官员有事来请教桓公，桓公说：“把这件事告诉仲父就可以了。”如此三番五次，凡是有人来向他请教怎么办，他就告诉人家去请教仲父。结果旁边的一个人看了之后就说：“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意思是说，第一件事要禀告仲父，再有一件事还是禀告仲父，当国君也太容易了。齐桓公说：“我在没有得到仲父之前确实感觉到治国很难，但是得到了管仲的辅佐之后，我干什么不很容易呢！”“故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所以，君王在求贤的时候很辛苦。像三国时的刘备去求贤要“三顾茅庐”，三番五次地去求见诸葛亮，最后人家才出来辅佐他。因为什么呢？要考验他的诚心和敬重心。所以，在求贤的过程中确实是很辛苦。“逸于得人”，得到了这个人才之后来治国就很安逸了。“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王在位的时候，他举荐了各位德才兼备的人在适合的职位上，结果他自己垂衣拱手，恭敬地面南背北，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天下却得到了大治。“汤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刑措不用，用众贤也”。汤王和周文王选用了伊尹、吕尚来辅佐自己，周成王用周公、邵公来辅佐自己，结果刑法都搁置不用。这是由于这些贤德的人兴起了教化之风，德才兼备的人能被重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领导者能够尊重贤者，自己就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当然我们看他在求得贤才的过程中，确实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贤德的人都没有私心，他出来做官、做事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为什么要出来做官呢？他看这个领导者、国君，他有诚敬之心，能够听从自己的劝告。辅佐这样的人可以使自己的学说得以推广，使天下得以治理。所以，你看在齐桓公刚刚任用管仲治国的时候，管仲怎么说？他说：“贱不能临贵。”意思是说，我是身份低贱的人，不能去管理那些身份高贵的人。桓公听了之后拜他为上卿，结果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桓公就问：“我已经拜你为上卿了，可是国家还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贫不能使富。”贫贱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就把齐国市场上一年的税收全都赐给了管仲，但是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齐桓公又问：“为什么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呢？”管仲回答说：“疏不能制亲。”关系疏远的不能去制止、管理那些关系亲密的人。桓公听了之后就把管仲立为仲父，尊之如父，又给他很好的待遇。最后“齐国大安”，齐国得到了安定，齐桓公也称霸天下。孔子听了这件事后，做了这样一句评论“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即使有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如若不能够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够使他的君主面南背北，称霸天下。所以，中国古人经常地感叹说：“世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能够知人善任很难得。任用了之后，你能够对他尊重，他所说的话能够听从不怀疑，你这个国家才能够受到利益。这就是告诉我们：任贤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2. 贤德教君，爱民为本
贤德的人教导国君什么道理呢？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汤王用伊、尹， 文王用吕尚”。那么吕尚他是怎么教导武王的呢？武王问尚父说：“五帝之戒可闻乎？”武王主动地向尚父请教：“五帝时期是如何自己戒惧自己，给自己以警戒的，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尚父就是姜尚，姜太公就回答说：“黄帝之时，他是这样警戒自己的，‘我处在民众之上，经常是身心不安，恐夕不至朝’；尧帝处在民众之上，他警戒谨慎，小心翼翼；舜处在民众之上，他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禹处在民众之上，战战栗栗，恐怕自己的统治到不了明天；汤处在民众之上，颤颤抖抖，生怕自己的治理达不到第二天早晨。”武王也很受教，听了教诲之后说：“现在，我刚刚兼并了殷国，处在民众之上，应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敢怠慢。”所以，这些圣贤人处在君王之侧，都是教导他们要爱民如子，不要随意地役使民众甚至残害损伤民众。
桓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天管仲和隰朋来求见。站立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到有两只鸿雁从天边飞过。齐桓公感叹地说：“你看看那个鸿鹄，有的时候向南飞，有的时候向北飞，不管四方有多远，它想飞到哪儿就能够飞到哪儿。现在，我有了仲父来辅佐我，就像鸿鹄有了羽翼，像要渡大河有了舟楫。那么仲父不教导寡人一句话，给我一句适时的教诲吗？”您看，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那些贤明的君主，你不去教导他，他还主动地要求你去教导。于是，管仲回答说：“我想君主一定是想称霸天下，干一番大的事业吧？既然如此，就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桓公接着就问：“请问何为根本？”你所说的根本是什么呢？管仲不失时机地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的老百姓才是您的根本。你看这些贤德的人他们在君主的旁边都是劝导君主要“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战战兢兢 ，小心谨慎，这样才能够把统治维持下去。
3.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在《孔子家语》上有一句话唐太宗经常引以为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不仅仅自己经常听这样的劝谏，这样去做，而且经常用这样的话去教导太子。在《贞观政要》上就记载着唐太宗的话，他说：“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的引导。”比如说，在太子吃饭的时候，唐太宗就说：“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唐太宗就说：“饭是农民通过辛勤的劳作才能够获得。我们要役民以时不要横征暴敛，才能够经常地吃到这样的好饭。”看到太子骑马的时候，他就问：“你懂得马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马可以帮人做很多的事，帮人劳作，但是不能够把马力用尽，这样才能经常有这样的马骑。”当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唐太宗就说：“你懂得船的道理吗？”太子又说：“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像是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把这只船给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可不能够不小心警戒。”看到太子靠在一棵弯曲的树上休息，太宗就说：“你懂得这棵树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你看这棵树虽然弯曲了，但是你用东西来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做成直木来使用，君主有的时候会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但是只要听从臣下的劝谏，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是因为他不仅以“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这样的教导经常提醒自己，而且还非常重视对后继人才的培养，对继承人的教导。中国人经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并不是指没有儿子，而是说没有能够承继你的事业、家业、家风的后继人才。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国家继承人，对于像我们现在说的企业继承人，还有家族的继承人非常用心地教导，这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来学习借鉴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之中不时地对员工进行教导，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都是老一套了。我们现在要刺激生产，谁还要学这些？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把儒家的这些思想运用到他的管理之中，致使他的经济迅速地发展。中国很多的礼节在我们中国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却随处可见。
在《晏子》上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齐景公到麦丘这个地方去游猎，见到一个当地人就问他：“您高寿啊？”这个人回答说：“我已经有八十五岁了。”齐景公听了之后说：“真是长寿！你给我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就说：“祝君长寿，祝您的寿命比国家还长！”齐景公听了说：“很好！你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说：“祝君主的后代子孙都长寿，他们都像我这样的长寿，都像我这么年长！”齐景公又说：“说得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结果这个人就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愿我们的国君不要得罪于民众百姓。齐景公听了之后就有点奇怪了。他说：“确实有下民得罪于君主的，这是可能的。怎么还有国君得罪于百姓的呢？”晏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不失时机地说：“国君您说错了，请问像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是君主诛杀人民的呢？还是人民诛杀他们的呢？”您看这一句话说得很契合时机。齐景公一听就说：“寡人过矣。”他说他说错了，于是就把麦丘赐给了这个年长人作为食邑。
齐桓公、齐景公、周文王、周武王，他们任用这些贤才不仅是委以重任，非常地尊重，而且还非常愿意听他们的劝告。而这些贤德之人的可贵之处，就是教导他们要对百姓经常地施以恩惠，不要过分地役使民众，这都是从根本上教导国泰民安的道理，而不是从技巧上、枝节上教导人如何使国家得到治理。
4.与民为仇，民必胜之
《贾子》上也有这样一句话：“自古而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君王的根本。他说你看历史，自古至今，与人民为仇的人、与人民为敌的人，有迟有早人民一定会战胜他。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汉书》上记载，在秦始皇之前，周朝的时候有八百多个诸侯国，有八百多个诸侯国的国君。他们役使民众非常地轻微，每一年百姓只要服三天徭役就可以了，国君还有很多的财富用不尽，国库还很充实。秦始皇统一以后，他让这八百多个诸侯国的人民来奉养自己，人民筋疲力尽还服不完劳役，财富用尽了还供不上他的需求。为了供养他一个人的享用，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还是不能够让他满足。“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无辜死刑者无所告诉。”意思是说，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无辜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地方去上告，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天下就这样地败坏了。结果，秦始皇居于灭绝之中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莫敢告也”，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实情。那天下人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实情呢？因为他没有养老的恩义，没有辅佐的臣子，没有敢犯颜直谏的士人。骄纵恣意地实行诛杀，贬退了可以批评的人，杀戮了犯颜直谏的人，臣子们吓得战战兢兢，苟且地投其所好以求能够容身。比喻他的德行的时候，就说秦始皇比尧、舜还贤明；说他功劳的时候，认为秦始皇超过了汤、武。天下已经溃败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实情。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你重视人民必须要让人民说话，能够使下情上达。
（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中国古人很重视听取人民的劝谏。《潜夫论》上讲道：“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治国的道理是要劝导臣下能够犯颜直谏，使人民都能够广开言路，君主就能够明察秋毫，下情就能够上达。
在《管子》上记载着，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请教，他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想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管仲回答说：“不要忙于去首创，不要忙于去作新，随着时节因缘的成熟把事情促成。不要以自己私人的好恶损害了法律的公正，你要认真地考察人民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在黄帝的时候，有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在黄帝的时候，设立明台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衢室也是让下情上达，主动去问人民有什么意见；舜的时候，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王的时候，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够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是干什么的呢？都是“以观民诽也”，都是来听人民的批评的。“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力而不忘失权力的规律。在这里管子是劝谏齐桓公能够效仿古圣先贤，主动地去听取民众的批评。这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得失，使天下保持不失。&
《汉书》上也记载着这样一段议论，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的制度，由史官在前面记载君主的过失，“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把皇帝、君主的言行、事例都一一记载下来。“工诵箴谏”，乐工要诵读规劝的谏言。平头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才能够听到他的过失，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去服从、去顺从，顺着这样去做才能够永久地保持天下。这些制度其实都是想让下面的民情能够通达到君王的身边，让下情能够上达。
那么相反，如果你“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你把那些正直的人的气节都给挫折了，把那些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的舌头给封住了，群臣都知道这个君主做错了但是不敢谏诤。天下以犯颜直谏为恐惧，这是国家最值得忧患的大事。
在《史记》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周厉王的时候任用荣夷公，而荣夷公这个人贪财好利，把国家所有的财货都据为己有。周厉王为什么用他呢？中国古人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为周厉王就是一个贪财好利之人。下面也有可以犯颜直谏的臣子对他劝谏，有一个臣子叫芮良夫就劝谏他说：“财利都是万物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所孕育的，现在却想一个人专有，这样一定会导致祸害。作为国家的君主应该倡导开发田地、生产，然后公平地给以分配，这样还恐怕人民怨声载道。一般的百姓想独占财利都被称为是强盗，更何况是国君？荣夷公不懂这个道理，他就想把所有的财利都据为己有。如果您任用这样的人一定会给国家导致祸害。”但是周厉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重用荣夷公，然后搜刮民财，自己过着暴虐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人民很苛刻，人民怨声载道，在道路上批评周厉王的过失。这个时候召公又来劝谏了，他说：“人民已经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周厉王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去改变苛虐的政治，反而找了卫国的一个巫师来监察人民，只要他来上告说某某人说周厉王过失，就把那人处死。结果过了不多久，人民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再敢评价时事的得失了，甚至人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都不敢多说话，都是以眼睛示意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诸侯也都不来朝拜了。这个时候，周厉王就很得意，对召公说：“你看，人民都不敢乱说话了！”召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并不是人民不敢说话，而是您把人民的口给堵塞了而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堵塞人民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危害性还要严重。如果河流堵塞了，蓄积的洪水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你堵塞民众的嘴巴，结果也是一样。因此，治理水的人一定会使这个河道畅通。治理国家的人也要开放言路，让人民能够宣泄自己的想法。人民有口，就像大地有山川，一切财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又像大地有高低、干湿不同的土地，衣食也是从这里产生的。让人民说话，让人民把意见表达出来，那么你时政的得失善败就能够从这里观察出来了。人民想在心里，表达在口中，成熟的意见你可以推行。如果你现在不这样做，反而把人们的嘴巴都堵塞了，那能赞同你、能拥护你的人又有多少呢？结果周厉王还是听不进去，以致人们怨声载道，一起起来讨伐他，最后他逃跑到了彘地。这一历史故事告诉我们：要让民众说话，要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从他们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可以看到自己政治的得失。
历史上，有很多贤明的君主都是主动地去求取百姓的意见。比如说，在《新序》上记载齐桓公去见了一个平民百姓叫稷，结果他一天跑了三次都没有见到稷。跟从的人就说：“作为一国之尊、万圣之主见一个平头百姓，一天来了三次都见不到，那就应该就此作罢，不要再去了吧！”齐桓公回答说：“你说得不对。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轻视爵禄，所以他也会轻视他的君主，那些不想称霸天下的君主会轻视有德行的士大夫、读书人。士大夫、读书人小臣稷可轻视爵禄，可是我怎么敢轻视称霸天下呢？”去了五次才见到稷。其他人听到了这件事就说：“你看齐桓公对于布衣之士都能够如此地尊敬，那对于一般的诸侯国君肯定会更加尊重。”所以这些人都纷纷来朝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不仅要让百姓说话，宣泄自己的意愿，而且还主动地去求取谏言、去了解民情，这样才能够使民情上达。《后汉书》上记载着杨震的一段话，“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我听说在尧、舜的时候，进谏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周朝和殷朝的圣哲君王，百姓有了怨言甚至有了责备都是洗耳恭听，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开放言路、无所忌讳，甚至要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使下情上达。”这个论述告诉我们，古人重视、采纳民众的意见，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时政的得失、来改善政治。
二、爱民恤民
（一）爱民恤民，为君之本
在《尚书·洪范》上有这样一句话，“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意思是说，天子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才称王天下，圣人通过取类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正名，所以把君喻为父母，明了仁爱德让的道理，这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在《典语》上也说：“王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意思是说，王之所以被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办理政事是遵循天道而行的，所以他被称为天子。那么天道有什么特点呢？天道都是好生而恶杀，天都有仁爱之心。所以《政要论》上也说，天是万物的保护伞，君主是万民的保护伞，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不被雨露所润泽，天就认为有负万物；一国的人民如果不能够沾濡到君主的恩泽，那么做君主的也以此为羞耻。这就告诉我们：天子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顺着天道而行事，他作为人民的父母才能够名副其实。所以，爱民是君主应尽的本分。
古代治理国家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三皇时期，就是在伏羲、神农、黄帝的时候，他们是以“道”治天下，达到了无为而治。到了尧、舜的时候，“失道而后德”，他们是以“德”来治天下。
在《说苑》上记载说“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尧念念存心于天下的百姓，心里记挂着这些穷苦的百姓，对于百姓的苦难、罪过都感到哀痛，也对众生不能顺利地生长感觉到忧虑。如果有一个百姓挨饿，他就说这是自己让他们挨饿的；有一个人受寒，他就说这是自己让他们挨冻的；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说这是我的过失使他们犯罪的。结果，他的仁德昭著，道义树立起来了，德行广博，教化也很广泛。他不用去赏赐，人民自然勉励做善；不用刑罚，人民自然得到治理。“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就是先宽恕百姓，以这种仁恕之心待民，然后再去教导百姓，这是尧的治国之道。
我们看，在这些圣王那里，他们确实做到了我们古圣先贤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史书》上记载着，尧帝有一次出去考察，在路上遇到两个犯了罪的人，正被狱卒押往监狱。尧帝看到自己的两个人民犯罪，他很惶恐。马上跑上去问：“你们两个为什么犯了罪？为什么被抓了起来？”这两个人说：“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不得已去偷了邻居家的东西，结果被发现了，所以就被抓了起来。”尧听到了这样的回答，他让押解犯人的狱卒把这两个人给放了，说：“你们把他们放了，把我抓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能够把国君抓起来呢？当时尧帝就很诚恳地说：“因为我作为一国之君，没有承担好君、亲、师的职责，没有把百姓教导好，才让他们今天犯了罪，这是我的第一个过失；二，我作为一国之君但是却没有德行，所以惹怒了上天久旱不雨，这是我的第二个过失。”尧帝话音刚落，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空就飘过了乌云，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正是尧的至诚心所感动的。
尧帝是这样，禹也是如此。在《说苑》上记载着，禹有一次出门遇到了一个罪人，他马上下了车为那个罪人哀泣、痛哭。左右的人看了大惑不解，说：“这个犯罪的人是不走正路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君王您何必如此地伤痛啊？”禹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尧舜时期的人民都是以尧舜之心为心。现在我当了国君，百姓各以他们的私心为心，所以我因此感觉到伤痛。”尧、舜、禹这些圣人都是以“德”来治天下。
（二）仁爱百姓，如母爱子
到了夏、商、周时期，“德”也没有了，他们以“仁”来治天下。《六韬》上记载着，文王问姜太公说：“请问治国之道。”太公怎么回答呢？“爱民。”那怎么样爱民呢？《六韬》上做了很详细具体的比喻，“故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统御人民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到他们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觉到哀伤；见到他们很劳苦奔波，会为他们感觉到悲愁。这就是说，到了夏、商、周的时候，这些圣王还能够以仁爱来治天下，是以这样一种爱民如子的心来爱戴百姓。周文王的仁爱之心，不仅仅是施及到百姓而且施及枯骨。
有一次，周文王建造灵台要挖个池沼，结果挖地的时候挖到了死人的骨头。有关的官吏就把这件事告诉给文王，文王命令给他改葬。官吏说这是没有主的骨头。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意思是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君主、主人，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百姓的主人。“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我就是他的主人，又到哪里去求他的主人。”所以就命令这个官吏给他更衣、置办棺木，把他改葬了。天下的人听到这一件事都说文王真是太贤德了，他的恩泽都能够泽及朽骨，又何况对人呢？人们评论说，有的人是以金银财富为宝，他得了这些宝就使国家危险了。文王得到了朽骨而表明他仁爱的心意，结果天下的人都纷纷地归心。这就告诉我们：到了夏、商、周的时候，这些圣王还能以“仁”来治天下。
（三）偱义而治，循理而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仁”也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些能够称霸的人是以什么来治天下的呢？就是以“义”来治天下的。在《史书》上记载着“臧孙行猛政”。臧孙这个人施行很严苛的政治，子贡就批评他，结果臧孙就把子贡叫过来向他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回答说：“你是守法的。”他说：“我不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能够办事吗？”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臧孙就说：“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到，那么既然这三者我都能做到了，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虽然你很廉洁，但是你因为廉洁就很骄慢；虽然你事办得很好，但是以此就欺凌属下。”他说：“为政的人就像调琴瑟一样，如果大的弦调得太紧，小的弦就会断裂。所以，有尊位的人，他的德行不可以浅薄；高居官位的人，他的治理不可以太狭小；地方很广大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很偏狭。民众者，有很多人口的人，他的法律不能够太严苛。这是天性使然，这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所以，“罚得则奸邪止矣，赏得则下欢悦矣。”如果你的刑罚得当，那么奸邪、邪曲不正的事、犯奸作科的事都能够制止。如果你赏罚得当，那么属下都应该欢心喜悦拥护你。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他说：“你没有听说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治国的时候，用仁义来教导人们礼义，役使人民也是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地宽松。如果有人做了事情他就赏赐他，不知道赏得合不合适就从重赏他。如果罚他有点拿不定主意，那就从轻地处罚。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子产治理郑国七年之后，‘风俗和平，灾害不生’‘国无刑人，囹圄空虚’。就是社会风气非常地平和，自然灾害都没有，国家也没有需要用刑处罚的人，监狱都空虚了。到子产死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听说了都痛哭流涕，都非常地哀伤。百姓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怎么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我们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使子产重新活过来，我也不爱惜家里人的生命。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取子产的生命，我都愿意。’子产活着的时候，被人们所爱戴；他死了的时候，人们都为他感觉到悲伤。做官的人在朝廷里哭泣，商人在市场上哭泣，农民在原野里哭泣，姑娘在她自己家的内室里哭泣。琴瑟声音也都听不到了，大夫的佩玦不戴了，妇人把她的簪子、耳饰也都摘下来不戴了，人们在大街小巷痛哭流涕。这就是因为他行了仁恕之道所导致的。而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听说你有病了，人民都非常地欢喜，互相祝贺，说：‘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人民都非常地恐惧，说：‘臧孙子的病又痊愈了，我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呢？’所以你看，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是非常地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你害人的心可见有多么地深了。你这样地办理政治，怎么还能够不遭受批评呢？”臧孙子还是挺明白道理的，“义者循理”，他听到子贡这种劝谏很符合道理，所以主动地把位置给让出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你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对人民过于苛刻，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而且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了这样一句话，说：“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的也很丰美，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所以说，最大的德行莫过于“仁”，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这些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为政要宽和、要仁恕，而不能够过于苛刻。
春秋战国的时候，以“义”来治理国家，能够循理而治。《晏子》上记载着，齐景公的时候，雪下了三天都没有见晴，齐景公披着狐白之裘，就是穿着一种白色的裘衣坐在堂上。晏子来进谏，站立了一会儿齐景公就说：“怪！真奇怪！雪下三天了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就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被晏子这么一问，齐景公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晏子不失时机地说：“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了饭就知道百姓的疾苦，自己穿暖了衣服就知道百姓还挨冻，自己很安逸还知道百姓的劳苦，可惜您却不知道这些道理！”齐景公说：“善！寡人闻命矣。”齐景公很难得，他一听晏子说得对马上就赞叹，而且还按着他的教诲去做，说：“我懂得你的教诲了。”然后，他把府库里藏着的皮衣都拿出来救济百姓，开仓放粮。这就告诉我们，到了战国的时候，这些君主能够称霸天下也是因为他们“循义而治”，治理天下能够“循理而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君主、官员还不失仁义之心，做出了很多让人感慨的事情。比如说，季文子在鲁国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妾不穿丝绸，马不喂粮食。有一个仲孙大夫就向他进谏说：“你是鲁国的上卿，可是你们家的妾都不穿丝绸，马也不喂粮食，人们都认为你这样做是吝啬，而且对我们国家也不光彩。” 季文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看国家的百姓穿的都是很粗陋的衣服，吃的也是蔬菜，所以我才不敢骄奢淫逸、放纵奢侈。而且我听说君子是以德行来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是以妾和马让国家光彩的。所谓的‘德’就是如果我有获得也让人家有获得，这样才可以推行开来。如果骄奢淫逸、每天沉迷于光彩的纹饰，不能够反躬自省，这样怎么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家？”仲孙大夫听了之后很惭愧地退了下去。这是告诉我们：即使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臣弑君的现象，但是大部分的国君和臣子都能够以义治理国家。对于百姓还是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事事循理而为。
（四）施恩加惠，体恤百姓
《政要论》告诉我们：为君难。当一个国家的君主很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人民的怨恨，把他推翻，所以时时要体恤人民的辛苦，要恤民。在《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阐述：“服一綵，则念女功之劳”，穿一件丝织品就要想到织女的辛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进用一粒谷子都要体恤农夫劳作的勤苦。“决不听之狱，则惧刑之不中”，判决那些未加详审的诉讼就恐怕刑罚不适中，“进一士之爵，则恐官之失贤”，晋升一个人的官位就怕这个封赐有失贤明；“赏毫厘之善，必有所劝”，即使是赏微小的善事也要让它能够起到劝人为善的效果；“罚纤芥之恶，必有所阻”，即使是对微小的恶事进行惩罚，也应该起到劝阻恶事，给人以警告的效果。“使化若春气，泽如时雨”，使他的教化像春风一样，像适时的雨露润泽万物。“消凋污之人，移薄伪之俗”，要减少那些颓败污浊的人，要改变轻薄虚伪的风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朴”，要挽救衰败和世间的弊病，返回到上古的淳朴。“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姓”，就是把这种高尚的德行施于天下，把仁慈、厚道施及百姓的身上。这就是告诉我们：做君主的应该念念体恤百姓的不容易，做事应该非常地小心谨慎，生怕得罪于百姓。
也许有人觉得这可能都是古人的教诲了，在我们现代社会就没有必要了。那我们看，在松下幸之助的企业之中，他们培养后继的人才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从我们的古圣先贤的教诲中汲取了很多的经验。有一篇登在《参考消息》上的文章，叫《松下商学院的一天》。其中就有这样一段，七点十分的时候开始吃早饭，每一顿饭前全体学员都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里念诵着这些偈语。第一句话说“此膳耗费多少劳力”。我吃这一顿饭耗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多少人因此付出了辛劳，看似是一碗普通的饭端在我们的面前，实际上这一碗饭能够端到我们的面前何尝容易！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把种子播撒在大地上，然后要给它适时地浇水、耘苗、割草，到秋天的时候才有收获，还把米脱去壳，装在袋子里。然后把它送到了收购的地方，收购的人把它买回来送到超市，超市的人把它摆在货架上，采购的人把它从货架上买回来送到食堂里，食堂里师傅又把它给做成饭，还要有人端到我们的面前。所以，看似一碗饭，其实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劳力，所以要有感恩之心。第二句话“自己是否具有享用此膳之功德”。要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国家人民的贡献，我有没有功德来享用这一碗饭呢？第三句话“以清心寡欲为宗”。不要骄奢淫逸，放纵没有止境。第四句话“为走人之正享用此膳”。我要走人间的正道来享用这碗饭。吃完饭之后还要双手合十诵念“愿此功德，广播天下。吾与众生，共成道业”。你看，松下幸之助的《松下商学院的一天》描述的他们吃饭之前、吃饭之后的情景，学的是谁的传统？这种传统我们在寺院中还能够看到。寺院的斋堂叫“五观堂”，为什么呢？在吃饭之前就要问自己这些问题，这全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认为这是形式、是迷信，却被日本人学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少看到日本人随意浪费粮食的现象，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富民利民
（一）节欲富民，民富易治
在《管子》上很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国首先应该富民。但是怎么样富民呢？古人眼中的“富民”可能和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富民”还不太一样。《晏子》上记载着，齐景公来问晏子说：“富民安众难乎？”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如果能够节制欲望，人民自然富裕；审判诉讼能够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了，想富民安众把这两个实施到位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在古人看起来怎么样富民呢？并不是说去刺激消费，发展经济、追求GDP的增长人民才富裕。其实单单追求GDP的增长往往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富裕。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说苑》上有这样一个典故。魏文侯向李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刑罚的根源是产生于哪里呢？”李克回答：“是产生于人民邪曲不正的放纵奢侈的这种行为。凡是奸邪之心，奸诈的、邪曲不正的这种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过分放纵安逸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纹饰之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心思用在奢侈品之上。“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这个时候能不作奸犯科、做邪曲不正的事，是很少有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装饰得很精美，而且以此来互相骄矜，来比试看谁的更奢华。如果这样做的话，人民不骄奢淫逸的，这也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奇技淫巧，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是国贫民侈，国家越来越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如果这个国家贫穷而人民又奢侈浪费，那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那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就等于是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人民已经被驱上了邪路，又用法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给人民设置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本，而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
在《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他讲“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意思是说，人这种自然的欲望（人之情和性还不一样，人的本性都是清净无为的，就像这个水很清澈、没有任何的染污。）人的情、人的习气、人的习染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吃的都是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白天想着这个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是想着怎么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往深壑里流淌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自然而然的。古代的人对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是深渊。人的欲望如果没有限制，任其发展，最后人自己也没有办法来束缚自己。所以古人通过礼法、制度来严格地防患于未然，而且让人把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欲而不贪。
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商家都可以卖那种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民看到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就不能不去买，结果商人他们家家户户奢侈、超越等级地来享受。所以，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民都是要去过着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里去宣传劝导，人性、人情自然是如此的，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而且这还不止，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服饰都僭礼，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那会怎么样呢？这样就导致农夫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结果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所以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都集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结果沦为奸寇、强盗了。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那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就不可胜数。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没有办法互相接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意思是，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人民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的。现在粮食都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国家也会很危难，这是国家最忧心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所以“重农抑商”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农业付出的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的少、收入却很丰厚。两者有着强烈的对比，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亲自去耕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贞观政要》其实也秉持了这样一个“节欲则富民”的理念。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为君之道，必须先使百姓能够生存，安居乐业。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就像割了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但是终究会身亡。如果使天下安定，必须首先使自身端正。没有自身端正但是影子却是歪斜的，上面治理得很好下面却是混乱的。“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真正伤害人身的并不是外界的事物，都是人过分的嗜欲导致的灾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如果这个君主沉迷于滋味，就是美食，然后放纵于享乐，欲望越来越多，所带来的损失也就越来越大，既妨害了政事，也侵扰了百姓。“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再说出一个不符合礼仪的话，百姓就分崩离析了，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不敢放纵，过分地安逸。”这是告诉我们：历代的明君能够治理好天下，缘于他自己率先垂范，节制自己的欲望，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鲁哀公来向孔子问怎样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政治最急迫的事没有比让人们富裕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就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就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就是征徭役不要太多，收的税不要太厚，这样的话民众就会富裕了。要重视礼乐的教化，让人民远离疾病和犯罪，这样人民就可以长寿了。鲁哀公反应也很快，就说：“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他说，“如果我真的按着你说的话来做，很少地征收徭役、减轻税敛，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很贫穷了吗？”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不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待人平易近人的君子执政，他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儿子富裕而父母贫穷的事呢？”意思是说，君是百姓的父母，百姓都富裕了做国君的怎么会贫乏呢？这告诉我们：在古圣先贤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战国时期邹穆公爱民如子，对百姓很宽厚，对自己的供奉很刻薄，结果他过世的时候，全国的百姓都非常地哀痛。即使是邻国的百姓，也朝着邹国礼拜表示哀思，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听到有人弹琴瑟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好的国君。所以《贾子》上就说：“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就是说，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的人，百姓也一定以仁爱之心对待他，给人们福利的人，他也是有福之人。邹穆公他是怎么做的呢？有一个故事说邹穆公有一个命令，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粃谷，而不能用粟米，就是小米。结果粮仓里粃谷都用光了，他就到民间拿着小米去交换这个粃谷，两石的小米才换得一石的粃谷。官吏就觉得这样太浪费了，说：“你看我们给人家两石的小米却只换来一石的粃谷来喂养这些野鸭和大雁，那还不如直接用小米去喂它们，不是很好吗？”邹穆公说：“你说得不对，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吗？百姓光着脊背来辛勤地耕作，不敢懈惰，难道是为了要喂养这些鸟兽？米粟是人上等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养鸟呢？而且你只知道算小账而不知道算大账，周朝有一个谚语说‘囊漏贮中’，口袋漏了，东西又储在另一个地方了，你没有听说过这个道理吗？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移到百姓的家里，难道这就不是我的小米了吗？‘鸟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而已’，让鸟吃这些粃谷，为的是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小米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有什么区别呢？”意思是说，这些小米在我的仓库和转移到人民的手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人们听到这里就知道他们自己私积的粮食和公家是一体的，这就是真正的富国之道。邹穆公是以这样一颗心来对待百姓的，百姓有的就是他自己有的，确实是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他这样爱民如子，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才换得了百姓如此的哀思。
（二）利民爱民，分配公平
爱民要富民，还要分配公平，分配不公就不是爱民的表现了。古人对这一点也有很多的阐述。在《汉书》上就有这样一段阐述，他说现在的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地辛苦，还要支应徭役。春天不能够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日可以得到休息。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这其中都包含了那么多的辛苦。另外还会有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这些事情加到他们的身上。他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太多，半价就出卖了，没有的东西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结果就有很多人卖了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这就是农夫的生活。那么那些商贾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的东西，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加倍地获得利润。小的商人坐在摊子上贩卖，因为他手里有着一些奇货，有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每天在市场上游荡。趁着上面征敛很急迫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加倍的。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但是穿的却是非常豪华的丝绸，吃的也是珍馐美味。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但是大地所生产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又因为他们家产很丰厚，所以结交了这些王公大人，他们的势力可以超过官吏的势力，进行权钱交易。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这样就导致商人兼并了农夫，农夫流离失所，而且农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就可能作奸犯科。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也很重视这种分配的公平。当社会有不公平的时候，臣下就要向皇帝劝谏，劝导皇帝重农抑商。那么，这就是讲的富民利民。
当然，利民还包含一点就是不要与民争利，就是当官的人不能够和小民去争利。在《史记》上记载着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做宰相时，别人送给他鱼，他说：“我做宰相自己买得起鱼，不用别人给送。一旦我因为吃了你的鱼，改天把宰相的位子给丢了，谁还给我送鱼呢？”公仪休非常重视法律的公平。他要求属下不能够与民争利。他们家种的蔬菜非常地好吃，结果他把自己家的蔬菜都给拔掉了。看到自己家的织工织的布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上乘，他就让织女回家了，把织机也烧掉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家种的粮食、种的蔬菜这么好吃，自己家织的布这么好，那么谁还会去买那些农人的粮食呢？谁还去买那些织女的布呢？”所以，他强调做官员的人不能够与小民争利，这个也是利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四、恕民教民
（一）恕民为先，先恕后教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老夫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个人因为争讼到这里来告状，孔老夫子把他们关在了同一个牢狱，三个月也没有进行判决。后来，父亲提出撤诉，孔老夫子就把他们俩都给释放了，没有再进行追究。季孙听到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他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都行孝，结果你不把他杀掉还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孔老夫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上司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属犯了罪，平民百姓犯了罪就把他给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不教导民众培养起孝心而用这个“孝”来审判官司，这是杀无辜之人。“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处置惩罚百姓。为什么呢？“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上面的教化不能施行，罪责不在人民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非常的不严谨，诛杀却很严谨，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不适时，这是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警戒就责备他能够成就、能够完成、能够做到，这是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政事杜绝了这三个方面才可以用刑。
（二）道德教化，胜于刑罚
那么，又该怎么样教导人们、给人们以道德的教化呢？这也是有步骤的。孔老夫子说：“既陈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给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人们顺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看似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实际上人们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比如，我们从小到大也上了很多的课，但是没有哪一堂课教过我们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就是说没有把道德给大家宣讲，使之家喻户晓。那么宣讲了道德之后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则尚贤以劝之”，要崇尚那些有德行的人，劝勉百姓向善。“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还是不行，就把那些不能遵守这些道德规范的人给废弃、给贬退，让人们有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就端正了。“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还有那些顽固不化的、邪曲不正的百姓才给他以刑罚的处罚，这样人民就知道他为什么犯罪了。“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所以不用靠严厉地警戒，刑罚都放置不用了。“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意思是说，现在的世间却不是这样做的。现在的世间是什么样的呢？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不知不觉就犯罪了，结果又用刑罚来制裁他。刑罚越来越繁多，但是强盗却数不胜数。“世俗之陵迟久矣，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人民怎么会不逾越这个刑法呢？所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先要给民众教化，如果人民没有接受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应该给予宽恕的。宽恕了他之后，一定要给他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知道做人的本分。
《汉书》上也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圣王都是承顺天道来从事政治。天道都是好生恶杀、有仁爱之心，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的教育作为首要，而把刑罚设置得非常简单。现在废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单单地用执法之吏来制裁人民，你还想让道德的教育化披四海，是很难成就的。
《群书治要译注》二十卷补的《汉书八》上就记载着一个故事，是酷吏严延年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说严延年身材短小却精明强悍、办事灵活快捷，即使是历史上以精通政务著称的子贡、冉有也未必能胜过他。他作为一郡的长官，他的属下凡是忠诚奉公的，他就会像自家人一样优待他们、亲近他们，且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辖的区域中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严延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痛恨坏人、坏事太过分了，所以被他伤害的人有很多。他尤其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的文书，他想要诛杀的人就亲手写奏折。因为他很擅长写狱词、奏折，结果上面核准判定一个人的死罪，很快就被核准了。因为他狱词写得很好，大家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把这个人很快判成死刑。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他就命令郡下面所属的各县把这些囚犯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统一处死，结果一时血流数里。所以，这个郡里的人都把他称为“屠伯”。这个“伯”就是老大的意思，说他是屠宰的老大。结果在他的辖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都一派清明。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望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但是，她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严延年在处决犯人，她一看血流了好几里地就很震惊。于是，就住在了道旁的亭舍，不肯进入郡府去住。严延年出城到亭舍去拜见母亲，但是母亲却关门不见。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阵母亲才愿意见他。他母亲见了面就斥责他：“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想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他的母亲深明大义，知道他做得不妥当。严延年就赶忙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带回郡府去住。祭祀完毕之后，他的母亲就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已经预测到他以后结果一定不会很好。她说：“我走了，离开你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他的母亲回到家乡，见着他们同族的兄弟，她又把以上的这些话重复地跟他们说了。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出事了。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的。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凡是古代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么我们从政一定要顺应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够过于苛刻。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他爱民如子，他是百姓的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哪有父母官对儿女这样屠戮的呀？如果他把人民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了，把能够杀戮多少人、逮捕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毫无怜悯之心，这个与天道也是不相符合的，结果一定不是很好。所以古人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就能评价出他的兴衰成败了。
那么相反，一个人即使是当执掌刑罚、司法的官员，只要他有仁爱之心，也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孔老夫子的弟子季羔在魏国当司法的狱官。他亲自判处了一个人刑罚，给他实施了断足之刑，就是把他的双足给砍掉了。后来魏国有了动乱，季羔逃跑。被他砍掉双足的这个人恰好正在守护城门，他就对季羔说：“这墙上有一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跳墙。”他又对季羔说：“里边有一个洞。”季羔就说：“君子不钻洞。”这个人就说：“这里边有一个房子可以藏身。”季羔就进去了。当这些追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离开的时候，就对这个被实施了断足之刑的人说：“我不能够亏损君主的法律，所以亲自把你的双足给砍掉了。现在我遇到了危难，这正是你报怨的时候，但是你却帮助我逃跑，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被砍断双足的人就说：“砍断我的双足是因为我犯下了罪过，是无可奈何的事。在以前我看到你要用法律治我罪行的时候，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罢免，这个我看出来了。结果审判判定了我有罪，要按着罪过行刑的时候，‘君愀然不乐’，你脸上显出了不愉快的表情，有一种伤痛之心‘见于颜色’，在你的脸上都显露出来了，这一点我也观察到了。并不是你对我有什么过分的偏袒、偏爱之心，而是‘上天生君子’，君子之人自然而然地就是这个样子，看到人民犯罪他是一种哀怜之心。你看，这个人因为没有受教育被处以刖足之刑、砍断了双足，这多可怜！多值得同情！这是我之所以喜欢你、帮助你的原因。”孔子听了之后就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意思是说，子羔做官吏真是做得不错！实行法律、依法办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心存仁恕之心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暴树立的就是怨气。既能够公正，又有德行，有这种关爱百姓的心，只有子羔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说，同样是做司法工作的人，但存心不一样，有的是虐民，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百姓，树立自己的威严，还以此为荣耀。但是，有的是心存怜悯之心，那百姓对他们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是看到人做坏事就非常地痛恨，与他产生对立。事实上，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帮助人反而是更好的方式。
有一个幻灯片题目叫《母亲的借据》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她念紧箍咒，连家长也怵她。
15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后回家，为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过一个小桥时，我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工夫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天已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的话：“年底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借到钱我们很高兴地从亲戚家出来，母亲笑着说：“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姐俩称半斤。”
那件事发生时我们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声凶巴巴的“站住！别动！”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轻轻说：“不怕，有妈妈！”那是两个男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想他们脸上肯定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该跑，可我也清楚，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亲却低头望了望我，她神色平静、面色从容。母亲很有定力，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很冷静。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并不比我们轻松，我捕捉到他话音里的颤抖。母亲没吭声，男人继续说道：“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地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着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手绢里包裹的是刚刚借来的两百元钱。我记得那是四张崭新的票子，每张面额五十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她说：“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人的手停在半空。母亲说：“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这个时候母亲竟讲起课来，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她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母亲特别的难得，难得就在她的仁爱之心。即使遭到别人抢劫，她都没有生起对立之心。这种仁爱之心，就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说完话，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到那个人的手里，说：“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
余下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失望极了！母亲居然向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世间最愚蠢的借据！！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可是我心里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日嘴里所说的勇敢。
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一千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附言栏上这样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曾被我认为“非常愚蠢”的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告，虽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亲的钱，但是也引起了他们的忏悔心，最后有钱的时候还加倍地来偿还。
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愧之，可以使小人为君子；激之，可以使君子为小人”。母亲用的就是“愧之”的方法，让他引起了惭愧心，结果小人也变成了君子。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老师了。面对歹徒，她是那么地镇定、仁慈和智慧，她救两人于罪恶之门并感化他们悔过、向善，实在是功德无量！修善积德就在这平日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之处吧！古人说“公门好积德”，作为一个平凡的母亲她都能够这样的感化强盗，那么作为官员，如果能够有一片仁慈之心，能够爱民如子，相信也有很多的人会被感化。
（三）先教自己，而后教民
齐景公来问晏子说：“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么样教导人民的呢？晏子回答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首先要使教育明确，法令也明确，做君主的人要率先垂范。“养民不苛”就是对待人民不是很苛虐，而是要用刑罚来防止他们做作奸犯科的事。让属下不做的，上面的人、做领导的人坚决不做；禁止于人民的，那自己也一定不去违反。这样的话，属下才能够服从他的教诲。“称事以任民，中听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就是说，衡量事情的轻重来任用民众，司法很公正这样才能够禁止邪恶，不让民众非常地劳苦，也不能够用刑罚来残害百姓，上面的人以爱民为原则，下面的人就会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是圣明的君主教导民众的方法。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教民，首先领导者要先受教育。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没有看到有哪一句话是教导百姓的，全都是在劝导领导者和君主的。百姓受到教化，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间学到的。他们不需要教育，需要教育的是领导者和君主。所以现在很多人学了《弟子规》，认为《弟子规》很好，赶紧给我的儿子买一本让他学一下。其实这样不仅起不到教育的效果，反而还会有逆反之心产生。古代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全都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儿女就从他的父母身上学到了《弟子规》。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能够深入人心，就是有两个重点没有做到。第一，没有从孝道开启人的爱心。“父子有亲”，所有的亲爱的原点就是这个孝心，但是我们没有教导人们孝敬父母。建筑物没有一层、就想要二层、三层、四层、五层，效果就不会太好，建的都是空中楼阁。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古代的道德教育、儒家的这些伦理道德都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也是这样去做的。我们认为谁需要教化呢？老百姓需要教化！我们确实是拿着这些道德教百姓，而自己没有做到、也不去学习、也不去力行，结果“言教者讼，身教者从”。你用言语去教导人们，人们就给你起争讼、逆反，说你都没有做到还怎么教我呢？有什么资格说我呢？结果百姓都不会去做上面所说的、所命令的、所倡导的事。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应该领导者率先垂范学习仁义慈悌的道理，把它表现在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的属下自然受到感化，从领导者的身上学到了什么是仁义慈悌，这才是教民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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