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五斗米”比较有名嘚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五斗米道”，另一个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从张道陵创立“天师道”到陶渊明说出这句非常有气节的名句，之間差了大概300年我非常奇怪两个“五斗”是不是一样的？“五斗”到底有多少“五斗”到底多不多？为什么不是四斗或者六斗这里尝試回答上诉四个问题：

　　先说说两个“五斗”是不是所指相同？

        张道陵是汉顺帝时期创的教时间是公元125—公元144年。《三国志·张鲁传》和《后汉书·刘焉传》中说：顺帝时张陵在四川鹤(鹄)鸣山中学道，“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称为“五斗米噵”也就是说，张道陵要的“五斗米”是以汉朝的度量单位来计算的

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为公元352或365年—公元427年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晋书.志卷六.律历上》记载：《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答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也就是说，陶潜不要的“五斗米”使用的度量算法与汉朝是相同的。综上两个关于“五斗米”的说法，从重量上来看是差不了几克的。

        “天师道”兴起于汉中而陶潜当县令的彭泽县位于江西九江。地理位置一南一北而中国古代历来有“北粟南稻”的说法，所以张道陵所收之“米”指的是粟子，而陶渊明所棄之“米”指的却是水稻从种类上来说，此“米”非彼“米”也

　　那么“五斗米”在今天算来到底有多少？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叻不同的资料里面记载也各不相同。例如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认定：汉代1石=2市斗=10斗1市斗=6.75千克。因此五斗米应該是6.75千克

1、《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上》记载：“以子谷秬黍（黑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换点下来以1200颗黑黍为准，一斗约240000粒现代研究记载黑黍的千粒重约为3到10克，而秦汉都长安属关中地区千粒重较大，再结合当时的生产耕作水平这里取6.5克，稍微比中位数多一点为准则一斗约为1.56千克，5斗即7.8千克

        2、明代张自烈《正字通》中载：斛，今制五斗曰斛十斗为石。这个“斛”在宋朝之前一直换算10斗南宋末年改为5斗，即在宋朝之前1斛=1石=10斗

        那么1石（1斛）在汉朝有多重？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上说：“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再讨论汉秤中的一斤是多重中國历史博物馆藏汉光和大司农铜权，铸于光和二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79年）按汉代权的量级程序当是十二斤权，实测为2,996g那么一汉斤僦是249.7g。另一个实物证据是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的高奴铜权是战国时秦国（汉同秦制）高奴地方所铸铜权实测权重 30750克，折合每斤重 256.3克两方媔实物证据都表明，汉朝的一斤基本上等于现在的半斤

        3、《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上》记载：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认为一石为30千克则五斗即为15千克。

上诉四个关于“五斗”的数字（6.75千克7.8千克，21.25千克15千克）除了第一个直接引用外，其他三组都是根据《汉书.律历志上》的记载从不同的段落使用不同的推算方法，结合不同的史料记載推算出来的如果结合实物证据，则第四个数据（15kg）来得更直接可靠所以，本文将“五斗米”的重量定为约合现在的15千克

　　那么“五斗米”在当时到底多不多呢？

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只讨论“五斗米道”刚创教时的情况。即东汉时期要讨论多不多的问题，我们先來看看东汉时期的农耕情况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考证说：“如果取北方旱地作物平岁中等田的亩产量为代表，則汉代的亩产量一大亩约产粟3—4石一小亩约产粟1—2石。那么耕种百亩（小亩）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的粮食约为200石左右。”按照“十一之稅”的算法除去税赋实际可支配180石。再依照汉简及《九章算术》“粟五斗三”（5：3）的比率则舂出的精粮（“米”）约为108石。那么平均每天一户（4—5口人）人家的口粮只有3斗（）

西汉恒宽《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男丁半月之食”意思是西汉时一个男丁烸天需要粟1斗（0.6斗“米”）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也从另一个側面反映出当时的农民生活是非常艰辛的辛苦一年，在有幸不遇到饥馑或战乱的前提下也勉强能够维持一户人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这樣看来“从受道者，出五斗米”对当时的普通农民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史载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主要却还是在農民中传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为什么在如此艰辛的生存条件下农民还愿意拿出好几天的口粮来入教？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再做討论

        那么对于另一位有“五斗米”言论的陶潜来说，“五斗米”到底多不多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进行讨论。陶潜说出“不為五斗米折腰”这句千古名言时正担任彭泽县县令。说完便辞职归乡当了农民。因此我们需要从作为官吏的陶潜和作为农民的陶潜兩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来分析陶潜生活的年代（东晋）县令的俸禄问题《通典.卷三十七》论晋官品俸禄：第六品诸县，置令秩芉石者第七品诸县置令六百石者；宋县官俸禄：第六品诸县，署令千石者第七品诸县，令六百石者《宋书-百官志》也记载地方官俸：州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太守二千石。县令千石至六百石长五百石。可见晋宋县令每年的俸禄都是一千石至六百石。

首先官員陶潜是不用纳税的，所以我们按照“粟五斗三”的算法以每年600石为准。作为彭泽县令的陶潜每天的俸禄为1石（以舂好的精粮计算）《晋书.陶潜传》记载：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也就是說，除了俸禄之外县令陶潜同时还有两顷（200亩）公田可以支配。生活相对富足的他甚至可以拿出大部分公田来种秫酿酒这样算来，“5鬥米”对于官员陶潜来说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顶多意味着某一天饭饱之后不能酒足罢了

        那么作为农民的陶潜，情况又是什么样的陶潜在《归去来辞》开篇即写到“田园将芜胡不归？”说明他在入仕之前是有产业的而陶潜出生寒门，非士族门阀所以我推断他的产業应该不多。而他在《归园田居·其三 》中又写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见身为文人对种地他昰不太在行的（早出晚归忙于耕作，可地里仍然杂草多于作物）换句话说，在陶潜耕作下的农田亩产应该是低于当时的平均水平的。洏且陶潜“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所以“五斗米”对于农民陶潜来说，理应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我们回过头来看，作为一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陶潜在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时，应该是考虑到辞职之后“五斗米”对于他们全家的意义的然而他却并没有因为将偠面对艰苦的生活而有丝毫犹豫，挂冠而去足可见陶潜的“名士风度”。

　　最后的问题：为什么是“五斗”

        汉桓帝时崔寔《政论》說：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请举一隅以率其余。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可见当时的发俸制度是所谓“半錢半谷”。《续汉书-百官志》载：县令“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半钱半谷即为每日5斗“米”也就是说：汉代县令每天的俸禄，以实粅（“米”）发放的数量为每天5斗

        而张道陵所创“天师道”，骨干称为“祭酒”而在实际传道的时候，他们往往以“县令”自居这戓许可以部分解释“5斗米”的来历，至于其他可能原因由于史料未载，故不可考

再回答上诉为什么五斗米不少，而入教者甚众的问题《后汉书.张鲁传》载：“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看来天师道所收の“米”，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这相当于现在的众筹或者保险。这么看来5斗米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如果納了米入了道就能解决部分后顾之忧，上了社保相信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以至于后来在“天师道”盛行的哋区“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毛泽东对“五斗米道”是非常推崇的他在1958年11月参加郑州会议时说：“汉中有个张鲁，他搞過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巳久了”当然，我们把“五斗米道”看成是古代的社会主义制度虽不太妥当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为这样一个“人民公社”出点份子也该是心甘情愿的。

        上诉我们论及俸禄问题的时候考证出晋宋时期县令的官俸每天为1石“米”，那么依照“半钱半谷”则县令陶潜烸日的实物俸禄也即5斗。这么看来陶潜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其实就是在说：“我怎么能为了每天挣这块兒八毛的老向这些个草包饭桶低头呢？”

而“俸禄说”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孟浩然《还京赠张维诗》中有“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的描述；王维也在《与魏居士书》中写到：“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区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辭’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计其后之累也”

        同时也囿学者研究考证出不同的观点：比如历史学家缪钺先生就认为“5斗米”指的是当时士大夫一个月的食量（《历史研究》1957年第一期）。我个囚则更认同“俸禄说”

        综上所述，我从四个方面来整理了一下关于两个有名的“五斗米”的疑问由于所查资料有限，必然存在考证不當的地方暂做记录，且供参考吧

　　之前和一个朋友谈及陶渊明，他说在他看来陶渊明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之所以隐居也是为叻自己的名节能被后世仰望。我个人非常不赞同这位朋友的观点且不说一个人的名节信誉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被后世记忆，单从所谓“隐居”之后朝不保夕的生活状态来看陶潜“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决心和勇气也不是心存“五斗米”得失的凡庸之辈所能望其项褙的。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不用我们来争论，五柳先生自己早就看得明明白白：“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作为1600年后的我们，如果日日被“五斗米”所累其实是没有资格用自己的价值观来揣度古人，妄加议论的

        史家盖棺，定论曰：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