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客：甘地是“英国间谍” 没资格当国父
来源：环球网
作者：严颂仪
　　【环球网综合报道】曾宣称“90%印度人是白痴”的印度新闻理事会(CPI)前主席玛堪迪?卡特朱(Justice Markandey Ketju)近日又发出惊人言论。据英国《镜报》3月11日报道，卡特朱在其脸谱网个人主页上称，“甘地是英国间谍”，“这样的人没资格被视为国父”。
　　据悉，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带领印度迈向独立，成功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人尊称其为“圣雄”和国父，其雕像揭幕仪式即将在伦敦议会广场举行。而以言论犀利著称的卡特朱却对甘地作出了不一样的评价。
　　“甘地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故意挑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以帮助英国实现分裂印度的阴谋。”卡特朱在其脸谱网个人主页上写道，“这样的人有资格被称为国父吗？”
　　“他的演讲中大量采用印度教的思想，迫使穆斯林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后他引用了甘地演讲时发表的一些观点，还评论称“这些只是所谓的&国父&说过的蠢话的一部分。”
　　据悉，卡特朱在网络上十分活跃，他的主页曾有近10万次点赞，上万次转发量。
(责任编辑：UN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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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 ?????? ?????，日—日）， 也称作“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他既是印度的国父，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他带领国家迈向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他说的“satyagraha”，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通过“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甘地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这也激发了其他殖民地的人们起来为他们的独立而奋斗。最终大英帝国分崩离析了，取而代之的是英联邦，或者更准确一点是联邦（因为“英”这个前缀于1946年没有了，变成了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甘地的主要信念是“satyagraha”，英语译成soul force，意为“精神的力量”、“真理之路”、“追求真理”等。 这鼓舞了其他的民主运动人士，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人。他经常说他的价值观很简单，那就是（是从传统的印度教信仰演化来的）: 真理（satya），非暴力（ahimsa）。
甘地出生在西印度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当时是印度的一个土邦，今属古吉拉特邦管辖）的印度教家庭，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甘地（Karamchand Gandhi）是当时的土邦首相。他的母亲，Putlibai，是他父亲的第四任妻子。他们是商人的后代（“甘地”的意思是食品商人）。十三岁时，他和同岁的Kasturbai成婚。他们有四个孩子，全是男孩。Harilal Gandhi, 生于1888；Manilal Gandhi，生于1892；Ramdas Gandhi，生于1897年; 最小的Devdas Gandhi，生于1900年。
1888年，也就是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期间，他恪守着他离开印度时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诲，不吃荤和不酗酒。尽管他试图英国化，例如，上舞蹈课程，但是他却不吃他房东太太给他的羊肉和卷心菜。她给他介绍了一家伦敦的素食餐馆，在那里，甘地了解并且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这可以认为是他有意识选择非暴力的第一步。他参加了素食社团，并且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成立了一个地方分会。 据他说，这给了他组织和运行社团很有价值的经验。他遇到的素食主义者，有些是神智学社团的成员。神智学社团由Madame Blavatsky于1875年成立，作为大学兄弟会的一个延伸。他们致力于研习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经典。他们鼓励甘地阅读《薄伽梵歌》。此时，甘地还没有皈依宗教，但是开始阅读关于印度教，天主教和其它宗教著作。
回国后，他取得了英帝国的律师资格。他试图在孟买作为律师工作。但是工作没有起色。
南非的公民权利运动
1893年4月, 一家印度公司派甘地到南非工作。他看到印度移民在南非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的现状，很是灰心。这些移民主要是契约佣工和个体商人。于是他开始抗议和游说，反对针对南非印度人的法律和种族歧视。有人因此批评他没有将抗议的对象扩展到针对全体非洲人的法律。在他在南非的早期，有一件事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他买了一张一等车厢的车票，拒绝换到三等车厢，被人从彼得马里茨堡火车中扔了出去。1903年6月，甘地组织了一场抗议运动针对“黑法令”（The Black Act)，这个法令强制所有在南非的亚洲人接受登记。1913年9月，他参加了一场抗议不按照天主教仪式结婚就无效的运动。
日，甘地被捕，当时他正领导一群印度矿工在南非游行。1914年，政府允诺减少在南非对印度人的歧视。
在南非的这些年里，甘地从《薄伽梵歌》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汲取灵感。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转变成了一个个人形式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 甘地翻译了托尔斯泰的《给一个印度人的信》。这封信是托尔斯泰在1908年写给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他们一直通信到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为止。托尔斯泰的信引用了《韦达经》的印度哲学和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名言来表达他对逐渐高涨的印度民族主义的看法。除此之外，甘地还受到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作品《论公民的不服从》的启发。总之，在南非的岁月是甘地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形成时期。 此时公民不服从以及非暴力的抵抗的概念和技术开始形成。
一战时，甘地回到了印度，在那里他发动运动，号召印度人参加英印陆军。他认为这样表现对英国的忠诚就会使英国同意印度作为英帝国的一个自治政体而达到印度自治。但是，这没有成功。
印度独立运动
一战后，他参与了国大党的独立运动。他以他的公民不服从、不合作，和绝食抗议等的政治主张，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他被英国当局多次逮捕。例如，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他因为他领导的公民不服从判刑六年，但是只是服刑两年。
甘地别的成功的独立运动的战略还有swadeshi政策，即抵制外国产的商品，特别是英国产品。与此相关的还有他的关于所有印度人应该穿土布的宣传。反对用英国的织布。甘地宣传说印度妇女，不论贫富，应该每天花一定的时间织布，来支持独立运动。那时很多人认为这些独立运动这些事，不适合妇女参加。甘地的这个策略把妇女加入到独立运动中来。
一九一九年的阿姆利则血案后，他支持独立的立场更加坚决。当时英国政府和廓尔喀雇佣兵向和平政治集会的人群开枪， 数以百计的锡克教徒，印度教徒，还有穆斯林被杀。除了抵制英国产品外，甘地还极力鼓励人们抵制英国学校，法律机构，辞退政府工作， 拒绝缴税， 抛弃英国给的称号和荣誉。
一九二零年四月，他当选印度自治同盟的主席。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又被授予国大党在同盟内的执行代表。在他的领导下，国大党重组，制定了新的章程。 新党章规定他的目标是争取独立。任何人只要交纳一定的象征性费用就可以入党。用来规矩和管理混乱无序的运动的委员会的层次结构也被建立。国大党由一个精英组织转变成了一个大众化政党。
一九二二年，在Chauri Chaura，Uttar Pradesh暴发暴力事件后，甘地暂时取消了他的不服从运动。 他转向社会活动。 在Ajmedabad建立了Sabarmati Ashram（高僧修行所），还有报纸“年轻的印度”（Young India）。他为历史上被践踏的种姓争取平等的权利，尤其是为贱民（他称之为“神的孩子”）争取权利。
甘地再次参加独立运动是在一九三零年。国大党当时拜访他，希望他领导另一场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于是在一九三零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到四月六日领导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运动─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公卖制，甘地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 公里， 被称之为德里游行(或称“盐队”)。 数以千计的人们徒步到海边自己取盐而不是给政府交税。
他1915年回印度，并很快地成为正在从事独立运动的国大党的领袖。通过联合抵制英货，甘地促进了印度农村工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宣传非暴力抵抗，来抑制恐怖活动的暴虐，虽然他不能阻止这些恐怖活动。
虽然他经常攻击英国政府，但是他一直声明他尊重英国人。因此大多英国人也佩服他，虽然他们并不明白甘地做事的内因。
甘地开始穿了一道缠腰布在印度乡下四处演讲，鼓励使用手纺车来解除印度对兰开夏（Lancashire）纺织厂的依赖。
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甘地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天的绝食抗议英国政府对印度的压迫。一九三四年夏天，他又进行了他一生中三次不成功的绝食。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他又在孟买绝食抗议印度的独裁统治。
甘地选择在国大党内的继任者是尼赫鲁，就是后来的总理。尼赫鲁和他的政治对手Sardar Patel对于独立的印度该走那条路公开承认有不同意见。但是甘地更相信尼赫鲁能建立保障印度人民自由的政府。
他曾先后在1922年，1930年，1933年和1942年四次入狱，在狱中通过绝食展开他的文明不服从运动。1931年赴伦敦参加了有关印度将来的一次圆桌会议，但并没有结果。到1942年，他相信独立是印度唯一可能的出路。他与英国驻印度最后两任总督（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和路易斯·蒙巴顿）合作制定了印度独立和分治方案，于日公布。此时，甘地的许多追随者开始尊称他为“圣雄”。
1939年当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时二战爆发了。虽然甘地对法西斯侵略的受害者深表同情，经与共和国大党的同志们深思熟虑后，宣布印度不会支持表面上是为自由而战的战争，尽管印度当时也还没有自由。他声称如果战后印度可以独立的话，他会与英国并肩战斗。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完全负面的，而且他们还试图给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制造裂痕。在二战时甘地的独立要求变得更加得到拥护。他起草了一个让英国从印度退出的草案。这个草案立刻引发了印度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独立运动。 这个运动导致了很多人被捕和史无前例规模的暴力。 甘地和他的支持者们清楚地说如果印度不能独立，就不支持战争。 这时，他甚至暗示他曾经想结束他对非暴力不可动摇的支持。他说：“他身边这个有序的无政府比真正的无政府还差”。于是他于日在孟买被英国军队逮捕，关了两年。
甘地认为成立自治政府的进度缓慢，于是加强了对英国政权的反抗。他经常被抓入监狱。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宣称反法西斯同盟只能得到独立的印度的支持。这是他最后一次入狱。
印巴分治与暗杀
甘地对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有重要的影响。据说一次他一出现就使得双方的冲突平息。他强烈反对任何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的提议。
他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合作，提倡社会改良、自我道德完善和精神感化。二战之后, 甘地希望印度能够独立并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最后，为了印度独立，甘地接受让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独立的方案，巴基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在政权交接的那天，甘地没有庆祝印度的独立，而是独自在加尔各答为分治而忧伤。
一些人不满他接受印巴分治法案，拒绝他的非暴力哲学。当印度人和穆斯林人又开始暴乱冲突，甘地开始了他的第十四次绝食，告示大家直到停战之后他才会进食。他成功使局势一度稳定。但在日，刚结束绝食的甘地在前往一个祈祷会的途中被一个印度教狂热分子南度蓝姆·高德西枪杀。在后来的审判中，南度蓝姆·高德西自称：“在我开枪前，我真心祝福他（甘地）并当面恭敬地向他鞠躬。”
个人生活信条
甘地奉行的苦行僧式的个人克己生活制度包括素食，独身，默想，禁欲，一周有一天不说话，放弃西方式衣服而穿了印度土布做的印度传统服装，用纺车纺纱，参与劳动。
甘地的哲学和非暴力不合作（satya, ahimsa）的思想深受薄伽梵歌，印度教信仰以及耆那教的影响。非暴力（ahimsa)的概念在印度的宗教中长久以来就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中对于此都有重述。甘地在他的自传“我的对于真理的实践经历”（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揭示了他的哲学和生活方式。
尽管他去伦敦时，尝试吃肉，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在伦敦求学时对此写过几本书。在印度教和耆那教中素食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家乡就有很多印度教徒是素食主义者。他尝试不同的饮食，最终相信素食足以满足人体的最小要求。他也曾很长时间不进食，并以此作为政治武器。
在他三十六岁时，他禁欲，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禁欲主义者。禁欲是受印度教的影响。但是他没有离婚。据说他的这个决定没有同他的妻子讨论，而是直接向她宣布的。
甘地每周一天不说话。他相信沉默带给他内心的平静。这来自于印度教中的力量来自于“沉默”（mouna）和“平静”（“shanti”，梵语音译。）。他在沉默靠在纸上写字来交流。从他三十七开始的三年半里，甘地拒绝读报纸。他认为尘世的喧嚣比他的内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在从南非的成功法律工作回到印度后，他放弃了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方式衣服。他的意思是要穿的能够被印度最贫穷的人接受。他宣扬使用家庭纺织的土布（khadi）。甘地和他的跟从者使用纺车自己纺的布做衣服。这对英国的权力集团是一个威胁。如果印度人因为没有工作而空闲时，他们从英国那里买衣服。如果印度人自己做衣服，英国的工业就空闲了。后来国大党的党旗中就有纺车图案。
他的头衔“Mahatma”，（一般汉译为“圣雄”）来源于梵语的敬语mahatman, 原意“Great Souled”，伟大的灵魂， 却常被误以为是他的名字。这在他授予泰戈尔&Gurudev&的称号，意即“伟大的导师”后，1915年印度诗人拉宾德拉那·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赠予他的尊称，意为合圣人与英雄于一身。
这个头衔的使用在印度以外也被广泛地接受, 可能部分的反映出在他的时代印度和英国的复杂关系。 无论如何，这个头衔的广泛使用是同世界上对甘地这样一个对于非暴力和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极其执著的人的广泛接受相一致的。
艺术作品中的甘地
关于甘地最出名的艺术作品应该是电影《甘地》。该片的导演是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主演是本·金斯利（Ben Kingsley），他的一半血统也是来自古吉拉特邦。电影“The Making of the Mahatma”展示的是他在南非的二十一年。主演是Rajat Kapur。
在英国，有几座甘地的塑像，最著名的是在他学习法律的伦敦大学学院的附近的Tavistock Gardens。
在美国，旧金山的Ferry楼旁，休斯敦的Herman公园，纽约的Union Square，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处，华盛顿特区Dupont Circle的印度使馆附近，都可以看到甘地的塑像。
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 和里斯本，也有甘地的雕塑。印度政府赠给加拿大的温尼伯市一座雕塑，表达他们对将来安家与此的加拿大人权博物馆的支持。
尽管甘地在1937年到1948年之间获得过五次提名，但他始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多年以后，诺贝尔委员会对此公开表达过他们的遗憾。1948年甘地去世那年，诺贝尔和平奖并未颁发，原因是没有适合的、活著的候选人。
甘地死后，他的事迹，一直受到广泛的评论。例如，作为大英帝国的例子，丘吉尔一次说：“见到甘地先生，……是令人作呕，他曾是一个妨害治安的Middle Temple出来的律师。现在在东方作出苦行僧的样子，半裸的在总督府前游行，却出名了”。与此相反，爱因斯坦这样评论甘地：“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他又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著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1999年《时代》杂志将其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第一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世纪风云人物是罗斯福总统，印度的甘地列第三位，他是以个人之力抗拒专制、拯救民权和个人自由的象征。
甘地的贡献不会被人们遗忘。他的孙子，Arun Gandhi和Rajmohan Gandhi，甚至他的重孙，Tushar Gandhi也是社会政治活动家，为了世界上的非暴力而努力。
甘地与印度的政治家族甘地家族无关。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费罗兹·甘地结婚后，这个政治家族才采用甘地这个姓氏。
现被编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必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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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避开了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发展路径，后者从农业改革起步，经过低成本制造业的过渡，进入第三产业崛起的黄金期；印度刚好相反——农业依然大面积的落后贫困，服务业却跃升显著，占据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软件外包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水准堪比一流。在西方媒体的话语表达里，中国被习惯性称作“世界工厂”，而印度则被冠以“世界办公室”的名号。另外，印度人亦具有文明古国的子民惯常存在的矛盾：极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极为牢靠的自豪感。 玛丽杜拉夫人是国立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主席，也是尼赫鲁大学现代印度历史研究中心的教授。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官邸中。这座威严的建筑位于新德里的政治心脏，毗邻总统府和国防部，警卫森严。即便如此，在修葺平整的草坪上，以及总理曾经散步的小径上，还是可以看到肆无忌惮的流浪狗和流浪猴。路过的访客，时不时地对它们摆摆手。 “鸿沟无处不在。这些不仅构成了印度的不可思议，而且回答了印度的不可思议”，夫人对我说。“印度的多元化让人咋舌。你去看看手上的卢比，印刷着17种法定语言，而事实上我们拥有1000多种语言；信徒最多的印度教拥有3亿多种神明；而政治上，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党派，瓦杰帕伊政府创下过24个党联合执政的奇迹。在这个维度上，印度发展的缓慢低效，以及种种劣根存在，都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居然可以长期保持这个断裂国家的稳定，并且是在几乎每天都有人上街游行、静坐、绝食的环境下。” 在玛丽杜拉眼中，印度社会鸿沟的此岸与彼岸如此遥远。中上层精英们狂热追捧、奉若圭臬的，是现代民族主义、民主和高度自决；而底层仍然根深蒂固地凝结着专制威权的统治情结，并深深打上宗教、种姓、性别的烙印。鸿沟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神的意志”，这在印度显得尤其棘手、顽劣。 夫人穿着鲜艳的纱丽，仆人给她不时递上奶茶和曲奇饼，配以细滑的、镶着金边的瓷器，空调的温度正相宜。而这栋房子的外面，普通的工作人员顶着高温，排队购买简单的午饭，餐盘好多都已生锈。一墙之隔的院外，衣衫褴褛的乞丐们蜷缩在大树的根部，迷离的双眼飘忽不定地望着身边一栋栋的高官宅第。 & & 诸神 印度被称作世界宗教的博物馆，宗教亦是洞察并理解这个国家的必要参考系。整体而言，宗教异端主张在这里得到极大包容，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耆那教、犹太教、基督教、锡克教等都曾扎根于斯；怀疑论、不可知论与无神论也愈发受到重视。当然，因此而生的流血冲突、暴乱骚动也从来不曾幸免。 印度教是当前印度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教，拥有约占80%人口的信徒，总量超过8亿。所以，这个举足轻重的教派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种姓制度又是印度教最重要的仪轨之一，在经典《薄伽梵歌》中建有一套详尽的秩序，其核心价值观是“洁净与不洁”。每一个种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规则体系，你必须严守，并且世袭下去。在这些种姓之外的人，则是不可触碰的贱民阶层（达利特），他们可以干的工作只能是清扫粪便或者处理尸体之类。很多人生下来就被立即贴上了卑微的标签，并且看不到翻身的任何希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评论家乔治·伯德伍德爵士曾经这样说道：“只要印度教徒仍然坚持他们的种姓制度，印度就将永远是印度；一旦他们抛弃种姓制度，印度将不复存在。” 我们关于印度宗教的考察便始于种姓。 3月中旬的一周，是印度教最盛大的节日“洒红节”。那个周末，我到达距德里250公里外的古城斋普尔，她是印度教的中心之一。教徒们开始一年一度的满城狂欢，彼此抛洒颜料粉末儿，投掷水球，将草和纸扎成的“荷丽卡像”投入熊熊燃烧的烈火堆。 著名的历史遗迹琥珀堡附近，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工艺品集市，许多游客流连于此，挑选各式印度风情浓郁的纪念物。我就是在这里见证了一个时刻：店里分别属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的员工聚集到一起，站成一排，相互紧握着双手，大大方方地欢迎拍照。这并不是以促销为目的的低劣作秀，而是对外国记者的一种宣示。尽管你仍可以从那个位列最低种姓的小伙子脸上看出显著的自卑情绪。 “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种姓歧视观在城市开始慢慢弱化，但并不意味着消亡，也很难消亡。当然了，广大的农村中，由种姓而产生的社会距离和族群区隔仍根深蒂固，”，哈佛大学教授贾南德拉在新德里的一间咖啡馆对我说。城市化的过程，和政治强制性措施的推行，都给低种姓及达利特们的阶层跃动提供着可能。法律为他们在一些特定领域甚至给予“配额保障”。 譬如，每年有超过22%的大学招生指标和公共机构工作职位专门定向给达利特和原住民。而接受高等教育和担任公职，历来在印度被视作精英。2002年，一场由达利特政客和文化知识界人士参与的集会通过了《博帕尔共同宣言》，声称达利特人群已经具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但是宣言也承认，他们的地位仍然在这个国家最孱弱，而“配额保障制度”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歧视。 似乎，从根本上改变种姓的办法只有改变信仰。“嘟嘟车”驾驶员拉凯斯和他的一些同行就是这么做的。“嘟嘟车”，带有黄色雨篷的电动三轮车，是印度城乡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廉价却丑陋、废气排放严重，与日新月异的首都风貌不符。但它却是穷人们谋生立命的重要依靠，新德里政府总是给予这些落后的福利工种最大的包容。我经常坐着它穿越德里，从恢宏的中央政府建筑群直到塑料棚连片的贫民区。我在与多位嘟嘟车夫的聊天中发现，宿命论和对种姓的认同遵从在他们的思想中虽由来已久，但也明显开始存在反叛的火焰。达利特们拒绝沉默下去。 拉凯斯来自北印度恒河岸边的坎普尔，到德里谋生已经十年。2008年，他和其它达利特一起在家乡参加佛教仪皈依式，摒弃“一出生就带来无止境苦难”的印度教，从而彻底甩掉低种姓的帽子。拉铠思告诉我，深受种姓制度压迫而无法隐忍最终改信他教，在印度已经形成过多次浪潮。“我有两个偶像，板球明星沙辛，以及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沙辛是全印度的天王，而后者是达利特的骄傲，她曾就职第11任印度总统。” 由于低种姓人群和达利特在印度数量众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受到“选票决定一切”的政党的关切。印度各低种姓政党在特定地域的得票非常稳定，并成为全国性政党展开政治、经济权力斗争的利器。这也导致了低种姓阶层内部的分裂和围歼，以及得势以后对高种姓阶层疯狂的政治报复和利益榨取。印度虽是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但在选票面前，宗教俨然成为一种博弈。 这种博弈，在异教间则更为常见，尤其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知名学者斯蒂芬·柯恩将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战争描述为“教派暴徒的兵戎相见”。而印度国内穆斯林的数量已超过1.5亿。日，数以千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冲进了建在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并将其强行拆毁。他们的理由是，阿约迪亚乃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罗摩神庙；而当年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巴布尔派人将此夷为平地，立起眼前的这座清真寺。这场宗教战争，直接导致1000多人死于非命。紧接着，印度发生了独立以来最频繁的骚乱期，孟买连续发生14起连环爆炸案，200多人丧生，肇事者乌马尔来自博尔本德尔——圣雄甘地的故里，他所高擎的非暴力大旗曾一度感动了整个次大陆。 2002年，古吉拉特邦又爆发惨烈的种族大屠杀，两千多名穆斯林在血泊中倒下。2008年全年，印度共发生800多起恐怖事件，多与民族宗教争端相关。“时隔三年，那场冬天里的大爆炸仍让我惊悚。一个有神灵的国度，一群虚伪的宗教暴徒！”这位未及留下姓名的中年男人和我谈起往事，仍怒不可遏。他服务于举世闻名的泰姬玛哈酒店——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主场，象征权贵的奢侈地标，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眺望阿拉伯海。哈吉阿里清真寺就近在咫尺。它坐落在一个小岛上，延绵几百米的长堤将其与海岸相连，每到退潮，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排着长队亲吻覆盖圣人棺椁的幔帐，大理石柱子上是99种字体镌刻的真主阿拉的名字。涨潮时分，海水淹没长堤，洁白的清真寺于海中遗世独立，如此安宁。 “这都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是政治，不是宗教。”在印巴边境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船屋上，穆斯林杰夫德一边拨弄炉子里的炭火，一边平静地对我说。“无论是阿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还是印度教众神，没有一个是教唆人杀戮的。在民间，我们信奉各种宗教，却相处和睦。”同样，在印度享有崇高声望的瑜伽上师普里巴巴在圣城瑞诗凯诗接受我们的访问，他说自己笃信——“生命的真谛是爱。诸神教导人们去爱。” &贾南德拉教授提醒我注意圣雄甘地的一段名言：“他说‘一切都是政治。我们必须使政治超凡脱俗’”，而 “不顾诸神是与印度文化本源价值观南辕北辙的”。 & 民主 1991年，印度正式摈弃费边社会主义，强势推行市场化改革，其经济增速多年来仅次于中国。改革虽极大加剧了社会的区隔与两极分化，农业也因此饱受冲击，但它的确从根本上提高了全民收入及生活水准，让沉睡百年的巨象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其崛起背后的“印度模式”，也引发国际官方与坊间的热议。 玛丽杜拉夫人对我说，印度奉行的哲学一直是不囿教条，而尼赫鲁总理的遗言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更具意义——“如果我们最终未能解决国家和人民的最普世问题，那么无论我们宣扬资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什么新的主义，都毫无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印度模式”的重要承载是它的宪政民主：“印度的范例说明，宪政民主制度不仅能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一个大国实现，而且能够在一个传统上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冲突严重的地区增强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有西方媒体评价，东亚在战后书写了经济传奇，而南亚印度则创造了政治奇迹。 我曾两次访问新德里阿克巴路24号大院——印度执政党国民大会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排队上访的各地民众。每天中午11点，只要你具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就可以登记并进行安检，最终由专人负责接待。距离接待处不过十米远的白色小楼，便是现任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和总书记拉胡尔·甘地的办公室。印度人告诉我，24号大院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周围遍布持枪警力和军事哨卡；即便如此，它的大门依然必须保持敞开。 同为东方古国的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独立，但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印度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而中国采取的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折射出两国政治体制的迥异：宪政民主体制的印度及非西方民主体制的中国，后者又被称作“人民民主专政”。印度这套政体从英国移植，并进行了多年的本土化再造。目前，印度以宪法形式确立了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等多项基本制度，并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教育和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的基本权利。 我们在印度采访期间，恰逢四个邦同时举行大选。选举，是这个国家的全民狂欢节，大部分适龄公民均会参与投票，执政党则可上可下，一党独大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CWC）政治秘书安尼尔在接受本刊访问时透露，大选期间，所有的印度政党都如临大敌，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大党几乎所有的党中央要员必须全部下到一线坐镇指挥，应对民众提出的一切诉求。否则，败选将是你毫无疑问的结局。“政党不得不随时修正和调整执政诉求。比如，为同右翼争夺选票，你必须让原来坚定的世俗主义价值观变得柔软下来。”这个政党时刻牢记：历史上的党主席、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曾一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民主，奉行严厉新闻审查，剥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最终被选民赶下了权力巅峰。 翻阅当日主要报章是印度中产阶级及以上群体的传统习惯，至今不衰。4月初，有关安纳先生绝食的消息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头版头条。安纳现年72岁，是印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自4月5日开始在首都标志性建筑简塔·曼塔天文台发起绝食，以此要求新德里政府重新审视反贪腐法案——《公民监察法案》：“这部法案目前没有给予民众足够的监督权，无法对腐败嫌疑人进行起诉，适用范围也不尽如人意”。在印度各地，安纳的响应者此起彼伏，大家相继加入示威队伍，要求政府严惩腐败。这足以对处于大选敏感期的执政党产生震慑。索尼娅·甘地不久即在党中央网站首页发表声明：一定考虑民意民怨，恳请安纳和安纳们放弃绝食。 “考察印度政治，媒体生态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玛丽杜拉夫人介绍道。印度没有官办媒体，全部归属私人或财团运营，也不存在专门的国家机器监管、干涉媒体的报道方针与内容。媒体因此成为继三权分立后的第四种权力，在印度社会作用广泛。目前，印度公开出版3万多种报刊，发行量超过了1亿。 “当然，在选举白热化的印度，各媒体阵营早已成为政党间炒作、造势的工具和舞台。媒体可以报道信息，更可以选择信息，以及发出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安尼尔这样对我说。“就像很多印度媒体带有反华色彩，‘中国威胁论’常见诸报端，可基本上这都是相关政党的声音，而不是印度的声音。绝对的民主，会导致媒体的异化。” 印度人喜欢对你讲“五个印度斯坦盲人”的寓言故事。五个盲人共同触摸一头大象，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为大象构建的概念便是天壤之别。印度政治亦是如此。 阿茹娜是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与发展中心”的创始人。她始终认为印度政治存在着迷思。比如——“社会和经济的不公造成了贫穷，并维持着贫穷，百姓却深陷在民主编织起的大网中享受广泛政治参与的尊严权利，却不能真正由此变得富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国家，甚至窃取穷人救济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家却还蒙在鼓里”；“纵使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揭露信息，政府却更可以隐瞒信息”。圣雄甘地曾倡导用他的非暴力思维，将政治与道德相结合；而现在，“这位20世纪影响印度最深的人却已被完全地抛弃”。 据社会学家贝尔纳德的观察，具有纪念功能的甘地修行馆，早已成为政治人物到此为己粉饰太平、标榜体贴民众疾苦的秀场。修行馆的最重要区域甚至成为了屋后的空地——它可以供高级官员直升飞机起降。现在的知识分子这样评价甘地：他无比伟大，但若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政治的独立似乎意义不大，民主容易变成游戏。 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现代印度首席记录者”的古哈如此总结：“印度的民主值得称赞，不过弊端也令人难寐。这里实在太复杂。但不管怎样，当代印度的成功故事发生在政治，绝非经济。”古哈是《后甘地时期的印度》一书的作者，这本宏大叙事的政经读物一度傲居德里和孟买主要书店畅销榜首位。 & 希望 中国人对待印度的态度是复杂的。不少人提到这位邻邦的第一感观仍然是：肮脏、混乱、落后、贫穷。连尼赫鲁也曾为它绝望过——“这就是印度人吗？一味地延续着故旧、沉寂、虚弱、缺乏创新和创造”。但变革正在发生。用南丹·尼勒卡尼的话说，次大陆的现在“年轻、热切、活跃、警醒，并充满无限希望”。南丹是号称“微软第二”的印度最著名高科技企业印孚瑟斯（Infosys）的领袖；而这座企业所在城市班加罗尔亦被西方喻作是亚洲硅谷。现在提到印度，西方更多的是将它与IT业关联在一起。这个改变了世界的新兴生产力，更是唤醒并重塑着印度——她根植骨髓的价值观从来只是安贫乐道、野鹤闲云。 印度人口众多，仅次于中国，且缺乏有效控制，大有短期内超过中国之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正进入人口红利期，它的年龄中值仅23岁，拥有世界最多的会讲英语的年轻劳动力，和世界最多的高素质工程师队伍，每年仍有超过30万的工科大学毕业生进入已有的230万工程师群体。现任总理辛格表示，印度要善用人口红利，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论”正成为印度崛起的关键力量。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眼里，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迥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着力建设本土化企业，并精于将品牌推向全球视野下，像印孚瑟斯、维普罗和塔塔咨询，早就成为世界同业中的领先品牌。中国在过去相当长时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引入外资，大规模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足足晚了12年，它最终走上知识密集型的发展道路——软件、互联网、呼叫中心成为其中最亮眼的路标。在西方媒体的笔下，新德里是印度的心脏，因IT而生的班加罗尔已然是这个国家的头脑。印度人甚至在做一个历史的大胆设想——如果甘地依然活着，他也会放弃纺纱车，拿起鼠标，走向电脑吗？ 南丹写过一本名叫《想象印度——这个国家的困顿与崛起》的书，在西方销量可观。在这本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印度梦”的概念，而此前的主流论调，有且只有“美国梦”——印度梦，正从独立后的国家意志、威权意志，转向民间；从虚无缥缈转向可触摸的存在。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并努力晋升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数量的确在很快增长，并迅速演进为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受国情、地域、种姓、机遇限制的上两代人，普遍贫困、目不识丁，堪称“群氓”，他们却高度关注起子女教育问题，即便是贫民窟里生活的家庭，也要将孩子送到可以教授英语的学校去。 “建在这儿的学校已经有一半提供英语课程，而且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被送去私立学校就读。他们的未来可能是进入大学，然后成为富足的工程师。”汉德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站在达拉维一条狭窄的巷道中，眼睛里透露出神采。他有4个儿子，一直居住在位于孟买市中心的达拉维——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拍摄地，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共同生活着上百万人，平均1000多人才享有一个厕所。印度过去有80%的民众居住在农村，而现在则大量前往城市谋生。贫民窟成为据点，但他们觉得，这里离梦想更接近。居民们大多同时打几份工，数千家年均利润5万美元以上的家族企业在此诞生，而这里学生的英语测评成绩比官办学校可以足足高出2倍。 克山曾长期担任印度驻德国等多国大使，并在英迪拉内阁供职。1961年，他被送往香港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缘，中国由此成为他的研究趣味。5月25日，他受邀做客北京大学品牌国家高峰论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做了一番总结： 中印同时起步，共同经历过建国早期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共产主义梦想，却在经济上最困难的二十年后，褪去颜色；中印又共同度过了同样苦痛的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或者英迪拉政府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独裁统治。二十世纪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拉奥的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与自由开始影响东方古国。如今，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跃居第四，“中国制造”期待走向“中国创造”，而“印度外包”也希冀走向“印度效率”。不得不说，龙象共舞已不是一个空想。 在从新德里开往孟买的卧铺火车上，我同屋的另外三位印度人围绕信仰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无论处于各种阶层。他们最终的共识，是——“财务自由堪称最具黏合度的宗教。这片诸神林立的土地，无论庙堂还是草民，对经济的渴望史无前例。” 但印度毕竟是印度，它仍然是个“封建与世俗，理智与传统，人性与神性”的杂糅体。像我造访的瑜伽圣地瑞诗凯诗，商业气息的浓郁不输给任何城市，但只要你穿越山林，还是可以找到潜心教习梵语、传播经典吠陀的老者与风华正茂的少年。 他们坚信着：“要是失去印度，这个星球上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 & （参考文献：贝尔纳德著、王宝印译《告别甘地——现代印度的故事》，南丹尼勒卡尼著、许效礼等译《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爱德华卢斯著《印度的奇怪崛起》，阿玛蒂亚森著、陈信宏译《好思辨的印度人》，Ramachandra Guha著《India after Gandhi》。感谢印度国大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国立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德里大学，北京大学许静、张忞煜为本文采写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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