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为何说出想在“总统”之前先死就如愿以足的话来源:凤凰卫视 09:53
核心提示：陈履安（陈诚长子）：我父亲先讲啊，这次他到金门去实在就是想辞职，不过也给“总统”为难，他很过意不去。他讲如果我能够在“总统”之前先死的话，我就如愿以足，他也本来没有野心的人。凤凰卫视12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曾经叱咤风云的民国大佬山西王阎锡山，西北王胡宗南，桂系军阀白崇禧，受降将军何应钦，这些如胶似漆的战友剑拔弩张的政敌重聚台湾，风起云涌龙虎会，隐有波澜未成潮。一个新的政治圈将谁主沉浮，苦闷迷茫，离愁别恨，凤凰卫视中文台五集系列纪录片《流转岁月民国大佬的台湾往事》。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伴君如伴虎，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蒋氏父子手中，谨慎低调这几乎是所有到台湾的国民党大佬们的一个同样的特色。他们在政治的舞台上没有声音，没有角色，面对曾经的辉煌，面对如今越来越猜不透的蒋介石，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解说：台湾在1945年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严家淦是一九四五年的年底第一批随同陈仪抵达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他当时是台湾长官公署的交通处长，他参与了台湾光复后的重建，也亲眼目睹了一九四九年大迁徙的过程。1950年代，“反共复国”是蒋介石的执政主调，主要的财政收入供给军方使用，没有党政人脉的背景，严家淦深知他必须说服蒋介石。
...分享至：
相关搜索：..
->->->->【热点推荐】简版| | ----3g.ifeng.com18-06-08 12:08汪道涵 辜振甫： 一个中国的尊严和荣誉是两岸公用的
11:46 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1917年辜振甫出生于台北鹿港辜家，在当时是台湾三大地主家族之一，20岁的辜振甫是家族继承人，五家企业的董事长，32岁他从大地主变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工程师，44岁辜振甫是台湾地区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连任33年，被称作是工商界的“龙头”，今时今日，踏上台湾的土地想要知道谁是辜振甫，就先走近他一生所创建企业王国的第一块磐石。凤凰卫视11月1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陈晓楠：是商人还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自称是一介布衣却常被人称作是红顶子商人，无论如何辜振甫曾经被公认是台湾头衔最多的人，1917年辜振甫出生于台北鹿港辜家，在当时是台湾三大地主家族之一，20岁的辜振甫是家族继承人，五家企业的董事长，32岁他从大地主变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工程师，44岁辜振甫是台湾地区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连任33年，被称作是工商界的“龙头”，今时今日，踏上台湾的土地想要知道谁是辜振甫，就先走近他一生所创建企业王国的第一块磐石。解说：台北市中山北路113号，台湾水泥公司的台北总部，这里是辜振甫先生一生事业的起点，也是他晚年办公所在的地方。辜成允（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辜振甫之子）：这个会客厅就是我父亲的会客厅，所有的摆饰，我们没有动过它，只有桌上的几本书可能有动过，其他的东西都是他那个时候放在哪儿，就一直放在那儿的，这个房间里头有三个钟，但是三个钟时间都不对，那个钟他上了最后一个发条停了，我们就没碰过它，那两个石英钟，最后电池是他自己放的，他放了以后停了，我们就把电视拿下来，那个时间就记录了他那个时候在这个房间里头最后的身影。解说：曾经的台泥先生辜振甫，一生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的官职，但是他却以民间企业家的身份，直接参与台湾经济界的国际事务。何振忠：辜先生的地位举个小例子，据说他有91个头衔，他的名片听说你可以从他的台泥大楼的屋顶，如果你要把它串起来，一路可以挂到一楼的地板，所以你就知道他当时身兼多少职。解说：二月政争，三月学运，海基会成立之初，台湾政坛纷争不断，对于两岸事务更是特别严厉地监督，辜振甫就在此时成为了执掌海基会的不二人选。邱进益：辜先生他跟李登辉先生本身就是很好的关系，他们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不是以上对下的关系，郝柏村先生也故意有一个台籍的，本省籍的，这也可以去除一些所谓民进党的疑虑，那时的辜振甫曾经接受记者访问，谈到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辜振甫说大陆我跑遍了，早期的时候我从广州跑到满洲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常跑北平去听京戏。焦仁和：辜、汪两位老先生都喜欢戏，都喜欢中国的这些老的东西，都喜欢看书，所以他一方面对老的东西旧的东西有深刻的领悟，另外一方面他对这个的知识，社会的进步他们没有脱节，很多的想法是走在我们的想法前面的。邱进益：从现在来看，辜汪二老真是绝配，在中国大陆我当然也来了很多次，我也是自己从大陆出去的，我觉得像汪道涵先生这样子学养、涵养的人，风度的人，坦白讲也不是很多。陈晓楠：汪道涵原名王导淮，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18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22岁的汪道涵毁家纾难，举家北上奔赴延安，本是一介书生，成为了新四军中的一名儒将，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访苏联，在和斯大林会面的时候他这样介绍汪道涵，他说这是我们中国现在最年轻的部长，那一年汪道涵37岁，1981年汪道涵出任第五任上海市市长，那时候他已经66岁，是历任市长当中就职的时候年纪最大的一位，汪道涵生前没有写过回忆录，也没有个人授权的传记作品，他说，事情自己做好，历史留给别人。章念驰：所以说汪老可以说一生到去世，他没有忘记台湾，还是一直在关注台湾的发展和变化，那是我们，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一个真正的汪老。陈云林：汪道涵先生，实际上是我们党的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前辈，非常博学，特别喜欢看书，我曾经到老先生家里去过多次。解说：这里就是汪道涵晚年居住的地方，曾经的床头案畔都是堆书如山，由于喜好读书，据说在当时的上海要见到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市长，其实并不难。严安林：因为他家就住在靠近康平路嘛，所以到那几个书店非常近嘛，走过去就可以了嘛，也不用动车嘛，所以他有时，有人说要找汪老，干脆到书店去看看他在不在，哎，说不定碰上了。平等协商，共议大统解说：1992年初，上海市台湾研究会正式成立，汪道涵捐赠了家中有关台湾的书籍，也是汪道涵带动了一批学者重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研究。孙亚夫：汪道涵先生呢应该说很炽烈的爱国主义者，是非常渴望国家和平统一的，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曹景行（资深媒体人）：汪道涵先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断在想大陆的政策怎么能够为台湾的多数人所能接受，从“九二共识”开始，到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不断在探讨，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的修改，汪道涵是最关键的，所以后来的突破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中国”。解说：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中国的统一是需要两岸同胞去共同缔造的，汪道涵也曾说过这样的个人看法，一个中国的尊严与荣誉是两岸可以共用的，墓园里汪道涵的这座雕像静静地凝视着台湾的方向。在台湾海基会成立的一年之前，台北爆发了三月学运，李登辉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宣布，计划在一年内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从1948年开始实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正式废止，“《宪法增修条文》”正式公布，这是台湾当局第一次“修宪”。张五岳：台湾这部“宪法”大概从1947年沿用至今，所以当然什么，当然法理上的主权一定是及于大陆的嘛，那“《宪法增修条文》”序言的第一条，第一点就是讲说，为了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高孔廉：根据“《宪法增修条文》”呢，我们又拟了一个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里面很明确地讲，“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之下，两岸的是“两个地区”，不是两个国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止，被视作是台湾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标志，在内地学者的眼中，这也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余克礼：民进党早期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它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民进党发生变化慢慢走向“台独”，是李登辉当台湾领导人之后，他废止了“《刑法100条》”，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把这都看作是言论自由，并且他公开地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所以“台独”由非法变成了合法，由地下变成了公开的。解说：日，台湾民进党通过了一份新的党纲，明确提出要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也被称作是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后来担任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直言不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反对李登辉搞两个中国，并且图谋台湾独立”，也是大陆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点。陈云林：你去翻一翻邓小平同志的，他的重要的讲话，其中邓小平同志就讲，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台湾就将会有人出来搞“台独”，实际上我们对他（李登辉）一直是注意观察。唐树备：所以我们呢是愿意和他（李登辉）打交道，但是我们对他保持警惕的，保持警惕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非要两会之间一直谈这个东西。解说：日，台湾海基会第一次正式来北京访问，时任国台办副主任的唐树备在与海基会代表团会谈时，首先提出了两岸交往的“五点原则”，也就是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唐树备：他们台湾叫“唐五条”，我们首先明确，我们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团体的接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原则定下来，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接触。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凤凰卫视官方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尽在凤凰私享会！ 点击关注官方微博@凤凰卫视官网，更多精彩内容实时掌握《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主持人：陈晓楠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20：00-20：30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09: 00-09: 35陈长文：谈到“一个中国”，我说“一个中国”没问题，是对的，台湾跟大陆加在一起是一个中国，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是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台湾跟大陆加在一起是一个中国，另外谈到“一国两制”这是吴学谦先生提到。解说：海基会首访大陆，陈长文并未就“一个中国原则”与大陆达成任何协议，回到台湾后，陈长文就“一个中国原则”所发表的言论让他进退两难。陈长文：如果说陈先生你要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你只能说我的工作是负责来报告，我只是负责民间交流，你如果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跟民间交流没关系，哦，对不起，我不回答你，可不可以，但是我加了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是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一国”“一个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一国两制”很好，但是“一国良制五”可能不见得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这些是我当时从台湾的当局的角度来讲，是这个秘书长这是轮不到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记者：就是因为您说多了。陈长文：我没有说多，我现在继续。解说：1991年8月，陈长文首度提出辞呈，1992年2月陈长文再度请辞，即便是董事长辜振甫的慰留，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1992年2月，陈长文结束了海基会的工作生涯。陈长文：其实我今天自己回想，我会觉得我1992年初辞掉秘书长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辞掉，我其实只有徒然让自己感到更多的困惑，更多的挫折，但是重点不是表示我正确，而是我没有办法真正改变那个客观的环境，那客观环境是什么？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立场，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定位还有就是台湾，当时在李登辉先生他做了十多年的“总统”，那么这个时间之内有很多的变化，就是对于台湾究竟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台湾当局“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一个当然确定的一个立场。视频片段：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开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张五岳：1992年其实很重要的关键一年，因为1992那时候大陆的总体GDP，大陆之大大概只有台湾的两倍大，到达2012年就是去年，大陆总体的GDP大概是台湾的17.3倍。王铭义：那当时对于大陆的经济来讲，当时的经济还是比较沉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无形中在1992年大陆方面在推动这个“辜汪会谈”真正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用意之一，当然是希望说也能够借助一些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在邓小平南巡的9天之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向台湾海基会发来了第一封邀请函，汪辜会谈的序幕就此揭开，但是这封信，辜振甫没有答复。两岸两会的事务性协商，因为一个中国问题而陷入了僵局，汪辜会谈难以推进。唐树备：我们不是和你谈政治，因为现在谈政治的条件不成熟，我们谈事务，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是不是一个国家。李庆平：第一条还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不要谈它，我们也承认啊，但是只是捉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国统纲领》”里面讲的，但是为什么大陆一定要我们在所有的协议之前，都要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了，后来我们一发现不得了，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有它的解释文的，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不可以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也是联合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如果台湾还没有谈判，先承认了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则，这个内涵是这样子的话，请问这是不是投降啊？邱进益：对方提出来任何的交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那要先确定什么叫“一个中国”。国统会之一个中国解说：1992年8月，李登辉主持“国统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就“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达成结论，决定“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唐树备：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我们能接受的，对“一个中国”的内涵，认知有所不同，我们呢我们有不同看法。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凤凰卫视官方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尽在凤凰私享会！ 点击关注官方微博@凤凰卫视官网，更多精彩内容实时掌握《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主持人：陈晓楠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20：00-20：30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09: 00-09: 35邱进益：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中国”是指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大陆，但“治权”仅及台澎金马，所以是我们认知的“一个中国”，第二段，对方认知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是它的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及于台湾，这是你们的一个认知。第三段就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统一，所以我们两岸应该共同努力来争取走向一个所谓完整的民主自由的一个统一，这样三段。唐树备：你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我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认知不统一嘛，所以我们现在统一不了，但是我们大家商定，我们统一了，我们定一个国号不就完了嘛，是吧，所以认知有所不同，确实目前双方之间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现在不讨论。解说：就在台湾当局“八一结论”发表之后，日，汪道涵再度致信辜振甫，信中说，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中，东南亚地区蔚然挺秀，顺此潮流两岸携手共济前景未可限量，汪道涵邀请辜振甫于当年择日择地举行汪辜会谈，这一次汪道涵等到了辜振甫的回应。辜振甫（海基会董事长）：希望跟本人早点见面，我已经表示欢迎了嘛，当然会接受。王铭义：那尤其就是说当时八月份的时候，这个韩国准备跟大陆方面建交，那我就记得当时曾经问这个李登辉身边这些重要的一些幕僚，包括苏志诚，当时我记得好像苏主任私下都有跟我们报社的同事提到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外交”关系固然重要，两岸关系也很重要，台湾在8月底的时候就主动宣布跟韩国“断交”，但在“断交”的几乎是同一天，辜振甫发表这个发表一封信，准备给汪道涵，说我准备接受你的邀请，我们希望1992年年底来展开会谈。解说：日到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举行香港会谈，双方主谈的代表分别是海协会的周宁与海基会的许惠祐，而时任台湾陆委会企划处处长的郑安国也秘密地赶往香港。郑安国：以一个陆委会的处长去参与第一线的谈判，即使是幕后工作，当时都是蛮敏感的事情，当时就要求我不能曝光，然后也不能够直接从台北到香港，就要我从台北飞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再转机到香港去，谈是许惠祐去谈的，可是许惠祐他们是住在港丽酒店，我是住在香格里拉，你知道香港港丽酒店跟香格里拉它地下是相通的，所以每天晚上许惠祐就从港丽酒店就到香格里拉饭店我的房间，就跟我来谈，当天的状况，明天的状况，同时把情况报回台北来。解说：在香港，海协会与海基会各自提出了对于“一个中国”的文字表述方案。唐树备：他们五个方案书面的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同意，然后许惠祐先生大概就是和台北联系了，当时邱进益先生还有一位台湾的一位负责先生吧，他们一起研究，据（后来）邱进益后来告诉我，他们又研究了三个口头的表述方案，当时许惠祐先生就要求你啊，就是这种口头的不能给你文字，然后周宁先生就记、记完以后就给他念，有没有错，说对了，对了，他就报回北京了。解说：日，许惠祐代表台湾海基会正式提出第八案，文中说，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孙亚夫：第一个它表达了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接着就是说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当然它也说，对“一个中国”涵义的认知有所不同，是有所不同，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就是说它不同在哪儿？它没有把它说出来，如果说出来的话那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它是表达了我的态度跟你不一样，但是它没有把这个态度说出来。解说：海协会正式回函海基会，这就是达成“九二共识”最关键的“11月16日来函”。孙亚夫：正式的书面告知海基会，我们尊重和接受他们的意见，用各自口头表述的方法来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解说：在陆委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正式答复大陆的来函，并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台湾方面的一个中国原则。李庆平：11月17号下午4点钟呢，海陆两会的高层啊在陆委会开会，开会快到6点钟的时候呢，黄昆辉先生做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一呢关于16号大陆来函，我们暂不复函，但是呢今天要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要表达我方的立场，我讲话第一句话就说，大陆海协会11月16号给海基会的信，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我方表示欢迎，这是我第一句话，然后呢我再说了，就是说基本上呢我方的，我方的一个中国原则已经在香港的会谈说明得非常清楚了，因此不必双方约好在台北跟北京同时发表。高孔廉：我提出这个建议，你尊重跟接受，那么你同样你也提了你的看法，我们没有意见，这在法律上面来构成的话，就是一方提出邀约，另外一方接受，这个合约就成立了，当然这个不是双方签字的，不叫做“协议”，可是呢你称之为“共识”应该是可以的。孙亚夫：它是在领土和主权意义上的共同点，是国家核心利益上的共同点。解说：公元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谈到两岸关系，他这样说，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也被称作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新三句”。2012年，“九二共识”达成的20周年，中共十八大首次将“九二共识”写入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凤凰卫视官方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尽在凤凰私享会！ 点击关注官方微博@凤凰卫视官网，更多精彩内容实时掌握《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主持人：陈晓楠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20：00-20：30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09: 00-09: 35
实时热点09-2109-2109-2109-21
凤凰原创11-0911-0511-0511-0210-30
手机凤凰网i.ifeng.com抗战周佛海为何与汪精卫走到一起：不主张把国家打烂来源:凤凰视频 14:17
核心提示：周佛海觉得汪精卫的思想很符合他的思想，他是认为正是在抗战的大的方向上，一方面要非要打，把国家打烂，他是不主张打烂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跟汪精卫就走到一块去了。周佛海 资料图　　凤凰卫视2月2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全国抗战舆论高涨，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曾经一度下野，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下定决心进行举国抗战，但是在国民党内部高层，在何时抗战以何方式抗战，到后来要不要抗战等等问题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和对立，这些纷争也把陈布雷卷进去了。　　解说：日，正在南京休养的陈布雷受蒋介石之邀来到庐山，此时庐山已是高朋满座，蒋介石邀请的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都是教育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布雷接到通知也是参加了学术会议，并为蒋介石起草会议的讲稿纲要，然而就在学术会议期间的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因为当时这个日本军队在华北在东北经常搞这种擦枪走火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局部事件，谁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就会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所以蒋介石慢慢（地）这个庐山谈话会的性质就变了。　　解说：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这次谈话谈何内容，以何方式及蒋介石与包括陈布雷等智囊人士经过了反复讨论和磋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不宣而战占领东三省，扶持满国傀儡政府，接着拉拢亲日分子搞起“华北自治”，现在又武装攻占北平，日本政府理亏心虚，虽然已经占领东北、华北，却不肯宣战，国力处于弱势的中国，本属被侵略被占领之国，当然不肯宣战而给予日本以口实。直到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此刻蒋介石采取的是发表庐山谈话方式，然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动员举国抗战。　　陈红民：实际上庐山谈话会是一个非常变通的一个办法，所以他就跟陈布雷讲，说你要把这个，就是文告的形式，那么正式的一个声明，或者宣言的形式改成谈话会的这个内容，所以陈布雷也是做了准备，这个时候陈布雷自己也很得意，他说他写得很认真。　　解说：蒋介石慷慨激昂地说出一段流传甚广的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中国人，日本人，全世界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分明是在日军沦陷中国大片领土后，中国政府发出全国抵抗的动员令。　　郭必强（中国第二档案馆研究馆员）：所以说后来蒋介石有一句话，就是非常有名，其实这是出自陈布雷先生之手，对吧，叫如果一旦开战地不分南北，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全国人民的抗战从此就开始了。　　解说：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军队在淞沪发起军事行动，中日双方参与淞沪战役的军队人数达到百万之上。为建立战时体制，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陈布雷也被指定参加，陈布雷不久就发现，在国防最高会议内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以蒋介石、李宗仁为首，另一派为主和派，以汪精卫、周佛海为首。　　王晓华（民国史学者）：就是“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听说汪精卫要回国，曾经让周佛海到广州去接汪精卫，两个人在船上有过这么一段的接触，周佛海觉得汪精卫的思想很符合他的思想，他是认为正是在抗战的大的方向上，一方面要非要打，把国家打烂，他是不主张打烂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地跟汪精卫就走到一块去了。　　解说：淞沪战役进入到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将率日军第十军突袭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从后面包抄中国军队，面对大兵压境的局面，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日上海沦陷。抗战之初汪精卫虽然发表过积极主战的言论，但是中国军队惨败之后，汪精卫等人的抗战决心便开始动摇了。　　陈晓楠：日，淞沪战役爆发之后，日本开始空袭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城内的空袭警报不绝于耳，每日钻防空洞，躲避空袭，这几乎成为了人人的必修课，那么渐渐地战争的气息已经成为了上至高官下至民众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王晓华：这个就是周佛海当年他的故居，当年南京这个高官的房子，一般都没有这个地下室的，唯独这个周佛海家里有这么一个地下室，一个防空洞。　　解说：1937年9月份以后，日军对南京进行轰炸，有一批国民党的高官包括陈布雷，都到周佛海家来躲避空袭。　　王晓华：他们就对这个抗战的前途产生一种悲观的这么一种情绪，因为经常来跑返嘛，这帮人经常在一块来议论这些事，后来人家就是也带开玩笑的性质，就说这是一个低调的俱乐部。　　解说：周佛海早年参加中共一大，可谓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投奔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也曾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蒋介石后来发现，周佛海志向不在当秘书，于是起用了邵力子，再后来则起用了陈布雷。周佛海曾一度出任侍二处副主任，与陈布雷既是同僚，也是相知甚深的友人。　　王晓华：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文人，文人有一种气味上是相投的，而且周佛海这个人文笔也非常好，曾经一度还代理过中央的（宣传）部长，但是陈布雷（与周佛海）他两个人的风格不是很一样的，传记书籍《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庐山谈话会时期，陈布雷就向同僚们表明，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能忍则忍，能和即备”的“不扩大原则”，因按中国的实力还不具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格，希望卢沟桥事变能就地笑话，就地解决，尽量不要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抗战期间陈布雷一度与“低调俱乐部”走得很近，经常把“主和”的成员胡适、梅贻琦等知名人士引荐给蒋介石，也时常会把周佛海等人的意见转达给蒋介石，日，就在蒋介石撤离南京之后，日军占领南京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中国已陷入到水火之中，日，日本近卫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并提出了对华四项和平条件，并经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汪精卫得知后大为高兴，说道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一向低调的陈布雷却在公开场合说，这是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但并不能看作有谈和的可能，此时陈布雷看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其实无异于灭亡中国，也意识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继续主张“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　　郭必强：对陈布雷来讲，陈布雷这个人他的民族性，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很有本质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一个分界点，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应该讲，应该是陈布雷先生，应该在抗日的决心方面，应该讲他跟周佛海不是一回事，完全是就变成两个阵营了。　　解说：这次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一班“和运先锋”，在政治交往上逐步保持了距离，日，陈布雷在近期《参考消息》中看到，汪精卫于10月21日在重庆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很快引起警惕，加之高宗武私赴日本一事，意识到需要对汪精卫擅自发表“和议”的动机，加以注意，因而将上海等地报纸关于汪精卫接见外国记者谈话的评论呈阅给蒋介石，请蒋留意汪精卫的行为。　　郭必强：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而蒋汪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他对汪精卫应该讲还是截然分得很清楚的。　　解说：日，正在桂林巡视的蒋介石令陈布雷先行在重庆与汪精卫、周佛海接触，然而试探未果，9日，蒋介石飞回重庆后约见汪精卫作进一步试探，但汪精卫不肯公开摊牌。日，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27日，根据蒋介石指示，陈布雷在重庆美专街办公室开始草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近卫声明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一行人离开重庆飞赴越南河内，公开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谋和，并开始谋划另立国民政府。　　文定中（原国民党中将文强之子）：汪精卫还嘴硬，他认为中国要付出这么多的生命，去跟日本对抗，事实上我们的军队力量，我们的财政状况，是支撑不了几个月的，而且一定是败得一塌糊涂，他还认为自己这一套东西是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安宁，保留了和平，使流血变得更少，所以叛徒也好，汉奸也好，有的时候他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说多了以后自己都信了，所以可悲，这个人有的时候很可悲，汪这个人很可悲。　　解说：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事件”，会上蒋介石明确说道，除夕之日，我已嘱布雷拟电镐，晓汪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会议经过讨论表决，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出一切职务。　　陈晓楠：抗日的烈火仍在燃烧，陈布雷作为侍二处的主任，每天要起草各种文件，参加必要的会议，处理各种公事，陈布雷跟随蒋介石有二十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抗战八年是蒋介石与陈布雷关系最为默契，最为亲密的时期，身为僚属，陈布雷工作得力，可是他本人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来了，战时蒋介石集要职于一身，身兼国府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工作压力既繁且重，自然也需要释放和安慰，蒋与陈布雷本来工作来往繁多，又是同乡，关系密切，如影相随，相处如同家人。　　陈红民：那比较重要的是在抗战的时候，蒋介石过生日，那是非常私人化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宋美龄去了香港，所以蒋介石说今天跟布雷吃饭，因为我妻到香港去了，所以他过生日的时候还跟陈布雷一起吃饭，他对陈布雷非常关心，其实就是超过，也超过对他一般部属的关心，他日记里面有专门地记载说，发布雷款，就是给陈布雷钱，然后发布雷养家费，发布雷医疗费，也就是说在给陈布雷所有的工资之外，那当然是家对公家的，他（蒋介石）自己个人有给陈布雷就是经济上的有这种补贴，而且这个时间，时间跨度蛮长的，不是说只有一次，好多次记到这个事情。　　解说：蒋介石军务政务党务缠身，作为侍从室主任的陈布雷一接到蒋介石官邸的电话，便立刻起身奔赴到蒋介石那里去，几乎每天是马不停蹄。　　陈红民：他们其实那个交往非常多，蒋介石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跟陈布雷交流读书的心得，那蒋介石他的日记里讨论跟布雷讨论经济问题，讨论党务，讨论人事，甚至讨论军事都有。　　解说：对于属下高级将领尤其是不得力或失职者，蒋介石会拍桌瞪眼，甚至高声辱骂。可蒋对陈布雷一向和颜悦色，蒋对陈一直称“布雷先生”，让陈倍感自尊。　　陈红民：就蒋介石和陈布雷的关系我自己个人看起来，当然上下属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同乡的关系，也有其实朋友的关系，如果你单纯地说就是比如用现在的关系，你很难形容他们，但是完全说是工作关系，好像就是又淡了，如果我们就是借用君臣关系来说，就是君待臣以礼，就是蒋介石对陈布雷是礼贤下士的那样，所以陈布雷后来很感谢他，然后陈布雷对蒋介石是臣事军以忠，他对蒋介石特别地忠心耿耿，然而不分昼夜地繁重工作，使得陈布雷身心疲惫，几乎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他每天不得不以服用安眠药来帮助睡眠。　　陈红民：你看陈布雷的日记起首，每天几乎的起首都是记他这个睡眠的问题，睡眠非常地不好，然后身体又不好，各种各样的病，但陈布雷的意志很坚强，就是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就说反正自己怎么样，睡眠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每天就是记录自己水面的情况，成了他最大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病的原因，最后他就完全是说病躯了。　　解说：陈布雷在日日记中写道，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陈布雷所说的四弟是陈训词，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陈布雷在此公务繁忙，把四弟训慈特地从宁波慈溪老家找来重庆。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名叫陈绚文，是陈布雷的侄女，陈布雷四弟陈训慈的女儿。　　陈绚文（陈布雷侄女）：我父亲是在那个时候浙江大学做教授，那个时候他（陈布雷）把他（陈训慈）叫来到重庆去，就是他（陈训慈）始终是想再去帮陈布雷，好像是不是工作的名分，就是帮他私人的事情处理处理，因为他（陈布雷）那个时候很忙，但是私人的事情很多，这些事情就是靠我父亲帮他处理，要发信，来来往往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父亲帮他做。　　解说：此时作为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脑力严重透支，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近来进食无味，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正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据历史学家从陈布雷日记中查证，抗战中后期，陈布雷精神状态就很差，数度想过自杀。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这个连续四年的夏天陈布雷都想自杀。　　解说：然而抗战关头，大敌当前，陈布雷还是不断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蒋介石夫妇也察觉到陈布雷的状态很差，蒋甚至主动跟陈提议外出休假。应召到官邸，委员长询问我病状，问是否赴昆明休息，我答战时公务紧急，我不拟赴滇，还是在成都小住为好。　　陈红民：陈布雷日记里就记他这个生病之后，就跟蒋介石请假，蒋介石每次都准许的，而且有的时候因为生病而延误文稿起草的东西，蒋介石好像基本上没有说为这个事情来责骂，我们知道蒋介石的日记里面，他对他周边的人他不满意的话，他会骂得很厉害的，陈诚，何应钦，这些人都被他骂得很厉害，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那个日记里面被蒋介石不骂的人很少，连宋美龄他都骂过，所以不骂的人很少，那陈布雷他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委婉的那个不满意的词，但是没有骂的意思。　　解说：日，是陈布雷的五十岁生日，陈布雷一向不愿祝寿，而让他大感意外的是蒋介石为他生日亲笔写下贺词。奉委员长手示，以我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　　杨天石：那么蒋介石对陈布雷这八个字的评价那么陈布雷终身没有忘记。　　解说：陈布雷在日记里接着写道，瞻对感激，我作一长函报谢，午刻时分，蒋夫人自制饼饵相贻送来，我亦写函感谢她。　　陈晓楠：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以礼相待，陈布雷则是任劳任怨，淡泊名利，抗战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整理讲词记录撰拟各种文稿，重要的文告几乎都是由陈布雷亲自起草的，其实世人很少知道，他草拟这些文告的呕心沥血的过程，而陈布雷本身持身谦抑，从来不对外人谈论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还有政治的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陈布雷总是对外界这样说，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者每一个字，都是委员长的。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见。分享至：
相关搜索：...
->->->->【热点推荐】简版| | ----3g.ifeng.com18-06-08 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