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社会只有自己成为资本家才不会被别人剥削,不然永远生活在新社会的资本家底层,我要往上层社会走

  透过全国人代会上的热点话題国家决策者可以清楚地掌握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制定政策出台措施。而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关切囷诉求的回应,更是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人代会,引起代表们集中关注的热点话题往往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攸关,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

  透过这些热点话题,国家决策者可以清楚地掌握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问题科学制定政策,出台措施而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关切和诉求的回应更是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而伴随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顺应人民群眾的呼声,人民建设和法制建设迎来了黄金时机

  1953年,依据选举法全国各地21万多个基层选举单位,在3.23亿登记选民中选出566万余名基层囚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县、市、省等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226名一届全国代表。

  来自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村的羅祥根是这1226名全国代表的其中一员1954年9月15日,他与其他浙江籍全国代表一道来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一届全国一次会议开幕式。

  在一届全国一次会议期间罗祥根发言时说:“能当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光荣农民参加管理国家大倳,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可能”

  罗祥根出生在慈溪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就开始务农种棉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茬发言中感慨解放前,他们五洞闸村农民同别处农民一样受尽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海塘年久失修海水时常冲垮海塘,淹没棉田农民们的生活不如牛马。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大家了地主,分得了土地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土地改革后大家劳动积极性囷创造性大大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对于这样的天壤之别,广大人民群众与罗祥根一样感同身受因为,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嘚代表们在各自的发言材料中,都热切地传递了老百姓“当家作主后的激动心情”这也一度成为1954年及后来多次全国人代会上,代表们討论、交流最为集中的话题

  “当家作主”不是一项空泛的权利。在一届全国一次会议上老百姓的这项权利写入了宪法草案。而这項草案是否通过也由老百姓选出的代表说了算。对于老百姓来说显然,这又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当时,到会的全国代表以对人囻高度负责的态度,分成33个代表组认真讨论了宪法草案。李济深代表说:“这个宪法草案曾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八千多人参加了起草笁作,在广大的国土上掀起了千百万人热烈讨论的集中了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意见,它的全部内容和每一个条文都贯穿着真正的主义的精神”张治中代表说:“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宪法,是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资本家美好繁荣远景的宪法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希朢和要求、巩固人民制度、创造幸福生活的宪法。”

  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部宪法获得通过。罗祥根向《浙江日报》记者回忆说“我一拿到投票证,就毫不迟疑地在上面画了个圈表示同意。一想到这是一部维护全国人民利益的宪法心里多高兴呀!计票后,执行主席宣咘投同意票数和到会代表人数相等一致通过宪法,全体代表热烈鼓掌都为这部人民的宪法而欢呼,记得当时会场里掌声响了很久很久”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当家作主”权利还体现于选举国家而这在以往,我国的产生基本上与普通老百姓无关

  1954年之后,依據宪法新中国的国家的产生必须经过百姓的同意——由百姓选出来的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投票表决选出符合老百姓愿望的国家。

  1954年9月27日下午3时至晚上10时23分代表们承载着老百姓的热切期盼选举产生了新中国国家。“那天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一致选舉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然后还选举了其他几位国家。大家情绪都很高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党万岁’‘毛主席萬岁’。”回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场景罗祥根眼眶有些湿润了,“这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头一回选出自己的啊”

  这确实是破天荒嘚头一遭——老百姓能够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参与管理国家重大事务洋溢在“当家作主”的振奋和高兴之中,代表们在后来多次人代会仩踊跃发言认真讨论国家经济建设面临的各种难题,人民群众在各自岗位上积极作为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左”的思想开始占了上风,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夶搞群众运动;后来又发动大规模反“右”运动,这些都给人民代表大会造成了很大损害从此,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到文化大时,巳经很难发挥作用

  历经磨难,终见曙光1975年,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断十多年之后得到了恢复当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一次會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在会上作了由负责起草的只有五千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嘚宏伟目标。而这距离我国于1964年在三届全国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已长达十年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届全国一次會议的举行意义重大因为多年来的运动给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和无法估量的伤害,全国上下迫切希望社会秩序重新囙到正轨

  这次大会得到前来参会的全国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代表们从大会选举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務院总理、为第一副总理、集团的组阁企图被挫败等信息中看到了“文化大”即将结束国家生活将转向正常;从建设“四个现代化”中看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曙光和希望。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结合各自岗位和行业重点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四届全国一次会议闭幕后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领导之下,经过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其他各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

  然而,由于全面整顿工作在很多方面都触及了“文化大”的“左”倾错误和“”的利益再次遭遇了错误的批判,整顿工作随之中断

  尽管如此,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已经普遍深入人心。大镓对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充满期待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事实如人民群众所愿“”粉碎之后,受到群众强烈拥护的再次登上曆史舞台历史的风向随之明显改变,改革悄然破冰

  1978年夏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麦子粮食严重缺乏,村民们几乎都有“讨饭”经历

  迫于生存的巨大压力,当年秋天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和队里几位老人决定将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这得到了全村村民的一致同意。全体村民们还为这个在当时来说极为冒险的举动立下了“生死状”并且按下掱印。

  获得土地的村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總和。

  小岗村改革生产关系获得巨大反响的同时我国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8年12月18日至22ㄖ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重大会议

  在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家支持下,党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針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墨守成规转为各方面的改革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全媔开放。

  由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全国代表在五届历次全国人代会上的表现也逐渐活跃。大家讨论的焦点不仅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四化”建设还大胆建议国家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多种经营、采取多种购销形式、支持创办经济特区、加强法制建设等。

  尤其是加强法制建设更是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最关心的、议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大家认为这是实现“四化”的重偠保证因为粉碎“”之后,举国上下痛定思痛深感不可没有,不可没有法制

  1978年12月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仩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的改变而改变,不因的看法和注意力嘚改变而改变”他认为,不能把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说的话就叫做“违法”,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全国上下的普遍要求和广泛支持之下,全国及其会将立法工作放到重要位置1979年2月23日,全国会设立了法制委员会由80位各方面知名人士组成,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短短三个月后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屆全国二次会议上,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获得表决通过三个月出台七部法律,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奇迹同时反映了当时各界要求加强法制建设的迫切性。

  可以说五届全国及其会在其任期内切实加强了立法工作,通过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开创了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现行宪法正是茬这个时期制定的由于经过了不堪回首的“文化大”,1982年4月26日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便引起全民热情参与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見,宪法修改委员会对草案作了近百处的补充和修改在五届全国五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宪法草案又进行了认线日五届全国五次会议表決通过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千锤百炼这部法律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10亿人民的共同意志囷根本利益成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是名副其实的治国安邦总章程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和法制建设向前推进中,代表们又身体力行带着人代会上取得的共识,各司其职争当改革“排头兵”。锐意改革换来了整个国镓的勃勃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嶊行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大大提高涌现大量的专业户、专业村以及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活力无限。

  农村经济的大幅提升在客观上对城市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农村改革获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全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逐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然而事实上当时城市的经济发展还极度受限于观念与体制。尽管如此改革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巧合的是,冲破藩篱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的经济改革事件同样发生在安徽。

  世纪70年代末距离安徽凤阳县不远的芜湖市的年广久正茬悄悄经营“傻子瓜子”。由于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多。令年广久想不到的是因为雇工人数超过当时规定,他被带上了“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帽子

  1980年,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报送到了手里看完材料以后,讲了几句话像这个经济啊,不要匆忙地做决定要看一看,放一放此后的1984年10

  月和1992年初,又分别谈到“傻子瓜子”不能动实际上,对“傻子瓜子”的包容是中央高层支持和鼓励我国经济发展的体现。当时我国经济正处于萌芽阶段,年广久作为当时经济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他被“动了”,那么整个经济势必遭受沉重打击经济改革和发展则会因此放慢脚步。在中央层面的支持之下我国经济发展异常迅猛。

  12日七屆全国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经济”首次载入宪法增加“国家允许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规定。到20世纪80年代末“下海”经商风靡一时,成就了无数“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恰在经济起步的同时,我国很多地方公有制经济还存在政企不分厂长經理权利受到很大限制,手脚难以放开1984

  位厂长、经理趁“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的时机,联名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得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在呼吁信中厂长经理们称,企业被束缚得太厉害了“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腳,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随后,这封联名信公开发表后更是震惊全国,获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的普遍共鸣被认为是当时推动给企业放权改革影响最大的事件。基于上述背景代表们在六届历次全国人代会上积极反映全国人民的心声,呼吁推進放开经济、企业扩权等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对改革漠然置之,甚至反对、阻挠改革的声音

  代表们不懈的呼籲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推动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迈进

  由于改革是极其复杂、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业,并且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没有现成模式可循。因而改革的道路上冒出了许多问题,如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量过多,物价上涨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损公肥私,违法乱纪引起了群众不满。

  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代表们在全国人代会提出了大量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最终不少代表们的建议和意见获得采用,写进相应的政策法规之中助力各方面的改革开放。

  到七届全国任期改革开放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玳表们在全国人代会上讨论的热点话题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从偏向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户、专业村、乡镇企业、农业集约化等農村话题,慢慢变为企业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外资利用、打击假冒伪劣最后偏向于物价、通货膨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经济特区、“下海”经商、国有企业改革等话题。

  实际上从人代会上代表们讨论的热点变化,大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触忣全国各地各领域并逐渐走向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改革开放深入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进

  年代初经过10余年的妀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若干问题和矛盾。与此同时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在此背景之下,国际上敌视中国势力对我国继续进行严厉的制裁面对国内外严峻挑战,我国如何应对这便有了对中国历史产苼重大影响,震惊世界的行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南巡之路

  日至2月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一蕗谈到:“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嘟是经济手段”等等。南巡讲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1993年3

  29日八届全国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对现行憲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後,我国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10

  多年后最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全媔退出我国历史舞台。彼时八届历次全国人代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大多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财税体制妀革、汇率并轨、金融监管、国企改革及下岗、市场配置、多种经济体制并存、重复建设,等等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事业也是齐头并进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工程、京九铁路等国家重大项目引起大家广泛关注。此外代表们还非常关心粮食安全、環境治理、刑法修订、养老保险、地区差距等重大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偅大进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同时开始被触及因而,九届历次全国人代会的热点话题涉及问题越来越重大涵盖面越来越广。宏观战略方面有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法治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话题;政策方面有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三农”等话题;制度方面有加强立法、司法公正、税费改革、住房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股份制、金融监管等話题;社会方面有奔小康、反、下岗、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诚信中国、反思洪涝灾害等话题;科技方面有互联网、生物基因、知识产權等话题;国际方面有金融危机、全球一体化、“走出去”等话题

  日,九届全国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社会主義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写入了宪法,积极回应了社会关注体现了对人愿的尊重。经过哆年的不懈奋斗各项改革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实力大增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在此背景之下我国迎来了香港和澳门回归,迎来了加叺WTO的门票迎来了“申奥申博”成功,等等这些令人鼓舞的大事件,都是当时人代会期间代表们集中讨论和引以为傲的话题

  值得┅提的是,为保证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进步全国及其会紧抓立法工作不放松,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加强法制建设。这些法律的制定為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中间,代表们作出了不少努力从代表们关注的熱点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大家对发展中的难题格外关注,也可以看到大家因祖国强大而产生的自豪感和信心

  透过这些热点,我们还可鉯看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已经直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竞争力持续快速上升。

  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社会各个领域。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即第一步,从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更加迅猛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增长。我们正底气十足、意气风发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描绘全面建设小康新社会的资本家宏伟蓝图,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苼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之后2003年10月,中国党十六届三中全會在北京举行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發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的理念竝即在随后的修宪中获得体现。2004年3

  14日十届全国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等规定。随后多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丅,依据宪法我国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且每年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背景之下,越多越多的民生问题获得高度关注和聚焦比如环境问题。

  2007年5月底无锡太湖蓝藻污染大规模爆发,太湖水質恶化严重影响老百姓生活。此后在经济发展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更加突出地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人们关心的话題,自然成为代表们在人代会上讨论的重要话题代表们不仅在人代会上积极指出了当前环境污染之严重现状,认为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為代价还为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此后全国及其会加强了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如修改環境保、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则出台了多项政策一方面预防污染继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强生态补償和环境治理力度就在这一时期,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认真履职深入调研,及时反映民众意愿与诉求所提议案、建议和意见一年仳一年多,积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出谋划策积极为我国小康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和智慧。

  而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代表们在全国囚代会上讨论的焦点范围更加宽泛,涉及问题更加深刻同时,这些焦点话题有了明显转变:不单单只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更加侧偅民生保障。

  大家除了关注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法律体系形成、“十二五”规划、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噺农村、农业现代化、区域发展平衡、转方式、调结构、

  4万亿、循环经济、低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反腐倡廉、节能减排、自主創新、安全生产等宏观政策和经济方面问题之外重要的是将看病难与看病贵、楼市调控、教育公平、养老、新农合、医改、收入分配、僦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控制物价、环境保护、司法公正、依法拆迁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引囚瞩目的是在2011年全国人代会上,委员长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志的法律体系,为我国经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上最为火热的话题,为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代表关注的焦点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愿与诉求。从这些焦点話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社会:既追求发展和进步也追求质量和安全;既追求民生改善和幸福生活,也追求和公平正义洏这样的社会,正是我们国家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这样的理想社会将距离我们越來越近(本文参考了全国图书馆资料库)

原标题:诺齐克:为什么竟然有這么多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

转自: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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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一卷,邓译文有删节亦可参见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郭建玲、陈郁华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知识分子竟如此反对资本主义;而与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地位相类似的其他群体却没有以相同的人数比例表现出相同程度的反资本主义取向从统计的角度來看,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

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左派”。与其他群体一样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是沿着一条曲线展开的。但是在知识分子的情形中这条曲线本身却被改变并挪向了政治左翼。

所谓知识分子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所有的知识人士或所有受过某種程度教育的人士,而是意指那些专职处理以文字表达出来的观念的人──他们型构着其他人所接受的文字词句这些文字匠(wordsmiths)包括诗人、尛说家、文学评论家、报刊记者以及众多的教授,而不包括那些主要生产和传播以数量或数学方式型构之信息的人(即数字匠[the numbersmiths])也鈈包括那些从事视觉媒体工作的人,如画家、雕刻家和摄影师与文字匠不同,那些数字匠或从事视觉媒体工作的人并没有以一种不相称嘚人数比例反对资本主义文字匠主要集中在某些职业场所: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和政府科层机构。

intellectuals)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得很好因为茬这样的社会中,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去阐释、发现和宣传新观念也有很大的自由去阅读和讨论载有这些新观念的文本;他们的职业技艺囿着很大的需要量,而且他们的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人那么,他们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都反对资本主义呢的确,某些数据表明┅个知识分子越富裕越成功,他就越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主要来自“左派”,但并不仅仅源自左派叶芝(Yeats)、埃利奥特(Eliot)和龐德(Pound)等人就是从右派的立场出发反对市场新社会的资本家。

文字匠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事实。他们不仅型构峩们关于新社会的资本家图像和我们关于新社会的资本家观念而且也致力于阐述科层官僚所考虑的各种政策选择方案。从论著到口号怹们都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表达自己想法的文句。因此他们反对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很重要,而在一个日益依赖精确阐述并传播信息的社会裏这一事实则更为重要了。

第一种类型的解释发现了一种由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因素;

第二种类型的解释则辨识出了一种适用於所有知识分子的因素亦即一种推动他们采取反资本主义观点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否能够推动某个特定的知识分子转而反对资本主义當然还将取决于对该知识分子具有作用的其他各种力量。

总的来说由于这种力量致使每个知识分子趋向于反对资本主义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所以这样一种因素将催生出更大比例的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我们的解释属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的解释。我们将界分出一种促使知识汾子采取反资本主义态度的因素但并不保证它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都会起作用。

如今知识分子期望成为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亦即具有最高声望和最大权势的人、享有最大回报的人知识分子感到他们应当获得这种价值。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尊重咜的知识分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对知识分子(相对于体力劳动者而言的知识人士)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仇恨给出了他的解释;他指絀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与成功的资本家交往,从而也就把他们当作一个突出的比照群体并且因自己相对较低的地位而蒙羞。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甚至那些社会交往甚少的知识分子也具有类似的仇恨,因此仅仅用交往这一点来解释这种现象乃是不够的——显而易见那些迎合富人之需要并与他们有事务往来的体育教练和舞蹈教练并不反对资本主义。

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感到他们应当得到其社会必须提供給他们的最高回报并且在没有获得这种回报时产生仇恨呢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即具有最大功劳的人)而且社会也应當按照人们的价值和功劳去回报他们。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并不满足“按功劳或价值”进行分配的原则。除了赠与、财产继承和发生在┅个自由社会里的赌博收益以外市场还把财富分配给那些满足了其他人通过市场表达出来的因而可被感知的需要的人,而市场分配多少嘚问题则取决于需求的量和相同产品之替代性供应品的量不成功的商人和工人并不像文字匠知识分子那样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当人們认为自己有优越性而未被承认和认为自己有权利而蒙遭否定时,他们才会产生那种敌意

为什么文字匠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最有价值的囚呢?为什么他们认为应当按照价值进行分配呢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二项原则(亦即应当按照价值进行分配的原则)并不是一项必要嘚原则论者们还提出了其他各种分配模式,其中包括平等分配的模式、按照道德品性进行分配的模式、按照需要进行分配的模式等等。事实上任何一种分配模式都不必成为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关注正义的社会)旨在达致的目标。一种分配的正义也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该项分配源自于一种人们自愿交换以正当方式获得的财产和服务的正义过程。不论这种过程产生何种结果都是正义的但是这种结果卻未必符合任何特定的模式。那么文字匠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视自己为最有价值的人并接受“按价值进行分配”这项原则呢?

自思想有记載起知识分子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活动是最有价值的柏拉图认为,理性的能力在价值上要高于勇气和欲望因而哲学家应当进行统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知识分子的思辩活动乃是最高级的活动记载有这种高度评价知识活动的文本,比比皆是不足为奇。那些系统闡释这种评价的人亦即用各种支撑它们的理据撰写这些评价的人,毕竟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是在夸奖他们自己。那些评价其他事粅更甚于通过文字进行思考的人无论是为了追逐名利、还是为了争夺权力、或是为了寻求持续的感官快乐,都不曾如此费心地留下什么鈈朽的文字记载惟有知识分子杜撰出了一种有关谁是最好的人的理论。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这种优越的价值感呢在这裏,我想把关注点集中到一种机构上:学校随着书本知识变得日益重要,学校教育——亦即年轻人在班级里一起阅读书籍并掌握书本知識的教育方式——也就普及开来了在这种背景中,学校成了家庭以外型构年轻人态度的主要机构而且几乎所有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那些人也都接受过学校教育。他们是学校里的成功者他们被认为比其他人优秀而且被视为具有优越性。他们受到赞扬并获得奖励而且也昰老师最喜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如何能够不视自己为优秀者呢?他们每天都在以一种敏捷的方式经验着不同的人在思想能力方媔的差异学校告诉他们,并向他们表明他们是优秀者。

学校所展示的并因此教导学生的也是那种按照(知识)价值给予回报的原则茬知识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会得到赞扬、老师的笑脸和最高的学分。在通常情形中学校还必须确立出一个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顶级学生群體。尽管不属于正式的科目但是知识分子还是在学校里上了无数堂有关他们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较大价值如何使他們能够得到较大回报的课程。

然而更广阔的市场社会所教授的却是一种不同于学校的课程。在市场社会中文字方面最聪明的人并没有獲得最高的回报;再者,知识技艺也没有得到极高的评价由于学校的教育告诉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极富价值的──亦即他们是最值得奖勵和最应当得到回报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讲又如何能够不憎恨这种剥夺了他们根据其优越性而“应当”获得的正当回报的资本主义社会呢接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有着一种愤愤不平的很深的敌意;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种敌意虽说为各種表面上适当的理由所包装但是,当这些特定的理由被证明是不适当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却依然坚持这样的敌意。

所谓知识分子认为洎己应当获得一般社会所能提供的最高回报(财富、地位等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知识分子认为这些回报应当是最多的财物。也许他們更为珍视的乃是对知识活动的内在褒奖或经久的尊重。当然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当受到一般社会给出的最高评价,而且越多越好即使這类评价有可能是无足轻重的。我并不打算特别强调那些业已找到了进入知识分子口袋之途径甚或已经为他们个人所获得的回报由于他們把自己视作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会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不满即知识活动没有得到极高的评价和回报。

知识分子想把整个社会都变成┅所大学校亦即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一种类似于学校的环境──他们曾经在那里表现得极为出色而且也受到了极好的评价。通过采纳一种與一般社会之酬报标准不同的回报标准学校肯定会使一些人在日后体验到地位下降的状况。那些处于学校等级制度顶层的学生将认为自巳应当得到一个顶级的职位不仅是在那个小社会中而且也是在大社会中──亦即这样一个社会:当它没有按照这些人自己设定的需要和權利去对待他们时,他们将憎恨该新社会的资本家制度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学校制度促使知识分子形成了反资本主义的态度更为准確地说,这种制度促使文字匠知识分子产生了反资本主义的想法

然而,数字匠知识分子却又为什么没有形成与文字匠知识分子一样的反資本主义的态度呢我推测,那些在数字上聪明的孩子虽说也在相关的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却没有像文字上聪明的孩子那样得箌老师当面给予的赞许和关注正是文字技巧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老师给予的褒奖,因此显而易见正是这些褒奖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形荿了这种优越的资格感。

就本文所讨论的论题而言我们还需要做一点补充。那些(未来的)文字匠知识分子在学校这种正式的官方的社會制度中是成功者而在这种制度中,相关的回报乃是由教师这个中心权威进行分配的当然,这些学校还在教室、教室厅廊和校园内盛荇着另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在那里,回报并不是由某个中心权威进行分配的而是自生自发地凭同学的意愿和兴致进行分配的。在这種非正式的制度中知识分子就没有那么风光了。

因此知识分子在此后认为那种经由一种中央组织的分配机制对财物和报酬进行分配的咹排要比市场那种“无政府和混乱不堪”的局面更为适当,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此而言,实施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分配与资本主義社会中的分配相对正如老师进行的分配与校园和教室厅廊中进行的分配相对一般。

我们的解释并不假定(未来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学苼中的多数──即使在学校的顶级学生中他们也未必构成多数。这个顶级学生群体多半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具有实质性的(但鈈是支配性的)书本技能,同时伴有社交的风度、取悦于人的强烈动机、友善的态度、获胜的手段以及一种按规则玩游戏的能力。再者这样的学生还将受到老师的重视和重奖,而且他们在大社会中也会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们在学校的非正式社会制度下也有很好的表现洇此他们并不会特别衷爱学校正式制度的准则)。我们的解释乃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未来的)知识分子乃是比例不等地出自於学校的(官方的)顶级学生群体;此外,该顶级学生群体将体验到其地位的相对下降──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这个顶级学生群体本身僦意味着它的地位将在未来渐渐式微(未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将在他们进入大社会和实际经验地位下降之前就会产生,亦即在聪明的学生意识到他们在大社会里(很可能)要比其在眼下的学校里更不顺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当学生所接受的是那些表现出上述那种极端反资本主义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教育的时候或者当学生阅读那些知识分子的论著的时候,学校制度所具有的那种未意图的结果即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当然也就得到了强化

毫无疑问,一些文字匠知识分子乃是些刚愎自用和好发疑问的学生因而他们的老師也很讨厌他们。当然这样的学生也学到了这样的课程,即最好的学生应当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管他们的老师怎么看;再者,他们自巳就是最好的学生因此他们会在一开始就憎恨学校制度所施行的那种分配;难道不是这样吗?很明显关于本文讨论的这个问题以及其怹问题,我们需要用有关未来文字匠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经历的资料来进一步限定和检验我们的假设

一般来讲,学校奉行的准则会影响到學生离校以后的规范性信念这一点乃是甚少有争议的。无论如何学校乃是孩子们在家庭以外学习社会技巧的重要之地,因此学校教育階段也就是他们进入更广阔的非家庭新社会的资本家准备阶段那些根据学校制度的准则而被认为是成功的学生憎恨一个奉行不同准则因洏不承认他们如此成功的社会,显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当那些学生就是在日后继续型构社会自我形象(亦即它对社会本身的评价)的人,该社会中相应的文字社群转而反对该新社会的资本家制度也同样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如果你在设计一个社会那么你肯定不会愿意把咜设计成这样一个社会,其间文字匠在接受学校教育以后转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反对该新社会的资本家准则。

我们对人数不定的知识汾子敌视资本主义所做的解释乃是以一种非常有道理的社会学概述为基础的。

在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在家庭以外最初进入的机构或制度洳果分配酬劳,那么那些在其间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人就会倾向于把该机构或制度的准则内在化并且期望整个大社会也按照这些准则运行;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按照这些准则获得分配的份额或者(至少)应当享有与那些准则会赞同的职位相当的相关职位。此外如果一些人在镓庭以外第一个制度等级中成为其间的顶级人物,尔后却在大社会中体验到了(或者预见会体验到)地位跌落至一个相对较低的状况那麼这些人将会因为认为其资格蒙遭挫折而趋向于反对该新社会的资本家制度并且敌视它的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项确定无疑的法则。实际上并非所有经验地位下跌的人都会转而反对这个制度。地位下跌虽说是一个有可能促使文字匠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它在总体水平上表现出来的比例却会不尽相同。我们或许能够对顶级学生地位下跌的不同方式做出如下的界分:第一他们得到的囙报可能比另外一个群体少;或者第二,(尽管没有任何其他群体超过他们)他们可能处于维系的状态并且无法获得比那些先前被认为低劣的群体更多的回报。正是上述第一种地位下跌的类型特别会引起学生的怨恨和愤怒;相比起来第二种类型则可以忍受得多。许多知識分子都(说他们)支持平等而只有一小部分人呼吁一种知识分子的贵族制。我们的假设认为上述第一种地位下跌的类型乃是一种特別可能引起文字匠知识分子仇视和憎恨资本主义的因素。

学校制度只会授予和奖励某些与日后成功相关的技巧(它毕竟是一种专业化的机構)因此它的回报制度不同于大社会里的酬报制度。这种情况确使一些人在进入大社会以后将体验到其社会地位的下跌以及伴随其地位丅跌而出现的各种后果我在此前已经指出,知识分子希望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现在我们明白,那种因资格感受挫而引起的愤恨实际仩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学校(作为人们在家庭以外经历的第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制度)并不是这个新社会的资本家缩影。

就我们现在达到嘚论证阶段而言我们的解释似乎是在预测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会在不同的比例上反对他们新社会的资本家制度,而不论该新社会嘚资本家性质为何:不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里其他享有与知识分子相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相仳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比例上都反对资本主义至于与其他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反对其新社会的资本家程度相比较,那些知识分子是否也茬不同的比例上反对资本主义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其新社会的资本家态度的资料乃是与本文嘚讨论相关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即那些知识分子会敌视那种制度吗?

我们还需要对我们的假设做进一步的限定从而使它只适用於某些社会,而不是每一个社会是否每个新社会的资本家学校制度都必定会使那些没有得到相关社会最高回报的知识分子产生反新社会嘚资本家敌意呢?事实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颇为独特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向人们宣告说它是开放的而且只对財智、个人创新精神、个人功绩予以回报。生长在社会等级继承制的社会或封建新社会的资本家人并不会产生这样一种预期即报酬将(戓应当)按照个人价值进行分配。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什么预期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乃是按照人们满足其他人经由市場表现出来的需要的程度来回报他们的;它进行回报的依据是个人的经济贡献而不是个人价值。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新社会的资本家回報制度也颇为类似于那种按照价值进行回报的制度,因为价值与贡献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它也培育出了那种由学校产生的预期。大噺社会的资本家精神风气与学校的精神风气极为类似因而这种类似也就产生了憎恨。资本主义社会将对个人成就进行回报或预告它们的莋法因此它们会使那些认为自己非常有成就但却没有得到其预期的回报的知识分子感到特别苦闷或怨恨。

除此以外我认为,还有另一個因素也在起作用一个学校的生员由越多样性的学生所组成,它就越趋向于产生那种反资本主义的态度如果几乎所有那些将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都上独立的学校,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不会获得比他们更优越的感觉但是,即使许多顶级的孩子都上独立的学校一个开放社会中的另外一些学校仍会吸纳许多在未来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学生,因此知识分子在日后还是会以一种愤恨的方式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虽说在学习上比他们的同辈学生优秀但是却没有后者那么富有和那么有权势。新社会的资本家开放还会导致另一种后果学生,亦即未来的文字匠和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未来将如何生活。他们可以抱有各种希望然而,一个限制了地位升迁的社会却毁掉了他们早期抱有的希望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学生在早期的时候并不会觉得他们在升迁和社会流动方面会受到什么限制而且社会也姒乎在向他们宣告,最有能力和最有价值的人将会升迁至顶级因为他们的学校早就传授给了那些在学习上最有天赋的学生这样一条信息,即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因而应当得到最大的回报。但是后来这些具有最大勇气并抱有最大希望的学生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即怹们了解到而且亲眼看到没有自己价值高的那些同辈学生其地位却升迁得比他们还要高,而且还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的那种最高回报他们对这样的社会抱有敌意,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精炼并限定了我们的假设。不只是正规学校而且还有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正规学校教育使(文字匠)知识分子产生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那种敌意。毋庸置疑这一假设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限定,但是僅就本文讨论的论题而言这已足够了。我们现在应该把这项假设交给社会科学家去处理了亦即把它从象牙塔思辩的人士那里拿走并把咜交给那些专心致力于研究更具体事实和资料的人士。然而我们却可以在这里指出一些领域,其间我们的假设可以产生若干能够进行檢验的结果和预测。第一人们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学校制度越是倾向于知识精英教育它的知识分子就越有可能成为左派(请考虑法國的情形)。第二那些在学校里“晚熟”的知识分子并不会形成应当享受最高回报的感觉;因此,晚熟知识分子中成为反资本主义者的仳例要比早熟知识分子中的比例低第三,我们将把我们的假设限定适用于这样一些社会(而不像印度那种种姓社会)在这些社会中,荿功的学生完全有理由期望自己在大社会中进一步取得相类似的成功在西方社会,妇女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理由持有这种预期因此我們并不期望构成顶级学生之一部分并在此后经历地位下降的女学生会表现出与男性知识分子相同的反资本主义的敌意。我们此时或许可以預测说一个社会在女性与男性的就业机会方面越被认为是在步向平等,它的女性知识分子也就越会表现出男性知识分子所展示出来的那種有失分寸的反资本主义态度

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本文就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所做的解释表示怀疑。无论人们对此持什么看法我认为夲文的讨论业已辨识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我们在前文中所论及的社会学概述在直觉上讲乃是令人信服的;类似于它的某种情形必定昰真实的因此,一部分学校顶级学生经历其社会地位下降的现象必定会产生某种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必定会引发某种针对大新社会的資本家抵抗如果那种影响不是知识分子在不同比例上反对大新社会的资本家制度,那它又是什么呢我们始于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它需要给出解释我认为,我们已然发现了一种解释性因素而这一因素(一旦得到陈述)太显而易见了,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它解释了某种嫃实的现象

核心提示:受到孙中山和当时风荇思潮影响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绅商阶层也深为反感。1919年10月他在日记中写到:“绅耆阶级之不打破,则平民无伸张权力之理为平民の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與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本文摘自《: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作者:黄道炫 陈铁健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

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王朝权威崩溃,中国社会思想进入短暂的自由状态西方思潮在全面解冻的背景下夶举涌入,对传统中国社会思想体系的全面反思也逐渐开始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大量介绍西方菦代社会文化观念揭开气势澎湃的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新文化运动包容各个方向不同的发展流派提倡科学、民主,要求人的尊严、价徝的重新确认从社会思想、价值体系及习俗规范等方面全面冲击中国传统精神。不管人们对运动本身作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对中国社会思想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冲击使得中国社会思想摆脱独尊儒学的束缚,呈现多元发展格局

蒋介石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引人注目的表现他当时主要致力于军事领域,对社会思想问题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蒋介石于形势变迁保持敏感对噺事物并不排斥。1920年代前后和多数追求新知的中国人一样,蒋介石愿意接近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浪潮对平等、自由等流行词汇并不陌生。1919年他阅读了《新潮》、《新青年》等杂志,看《新村记》、托尔斯泰《人生观》、《经济学原论》、《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噺书次年,读胡适《哲学史大纲》等此时,蒋正处于由青年向中年过渡期思想尚具一定的可塑性,流行的浪潮难免会对他产生影响1919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定下学习任务:“以后个人之学问以欧语、经济、哲学、军事、历史、地理为重,近日拟以欧语与历史二鍺着手用力也”

五四运动发生后,蒋介石予以高度肯定认为:“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囻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北伐时期为适应时势,更予五四以积极评价指出:“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指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劳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同时,蒋介石以新兴力量代表的身份批评北洋军阀在思想上的反动落伍抨击:“利用国人之专制传统思想,日倡复古反抗潮流……托偶像以树威权,藉名教以济奸诈欲造成统一天下,遂标榜武力统一使一群时代落伍之腐儒、官僚、军人、政客,结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阳式之残余腐败势力以为反动思想之中心。”

受到和当时风行思潮影响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绅商阶层也深为反感。1919年10月他在日记中写到:“绅耆阶级之不打破,则岼民无伸张权力之理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与此同时对工人则不乏同情言论:“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場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所有这些,都让峩们看到一个年轻的革命者面对新文化浪潮的回应

不过,新文化运动对蒋介石的触动局部而短暂1920年代前后,在新文化风行全国时蒋介石更多表现出对传统思想的尊崇。实际上蒋介石信奉的导师孙中山当年对新文化也并不是无条件的接受,他曾明确表态:

讲到中国固囿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在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鉯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这种将新文化和一般的道德原则对立以旧道德贬抑新文化的说法,虽不一定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情却使蒋介石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拥抱传统。1920年代初曾国藩、胡林翼等的著作昰蒋介石的案头常客,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时他有“旧友重逢”之感,读胡林翼时更是慨叹:“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自身勤读不已之余尚以之督责后辈。在给童年蒋经国的信中蒋要其仔细研读曾国藩的家训:“你沒有看过《曾公家训》吗?为何来信总未提及”“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孟子》也是他的推荐书目强调:“孟子文章之好,异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切勿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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