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西方人总觉得其他國家的人是野蛮和文明的区别人

在西方“文明”概念在18世纪的出现，它与欧洲的海外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16—17世纪，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形态包括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的社会状况。到18世纪欧洲人的触角到了南太平洋岛屿，又遇到叻一些与新大陆类似的“原始人”这样，在扩张过程中新的“他者”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叻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礼貌”观念中的欧洲上层“自我”与下层“他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样，欧洲“文雅”观念中自我與他者的区别当“文明”这一概念出现时，逐渐由阶级的差异转向民族的差异即“文雅”或“文明”作为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变为欧洲民族的自我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世纪欧洲人所说的“文明”又可分为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运用。一是“文明”的相对性運用以“野蛮和文明的区别”为参照，把“文明”理解为优于“野蛮和文明的区别”的一种状态它既用于个体，也用于群体或社会②是“文明”的单位性运用，将“文明”作为一个叙述的实体单位用来表述某种社会文化共同体，由此有了“文明”的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紦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理解为不同的“文明”，此种用法只用于描述群体或社会这两种用法，从19世纪初法国史学家基佐對“文明”的表述可以反映出来

基佐把文明作为事实的集合，虽然他也把欧洲之外的不同社会也视为“文明”但当他将现代欧洲文明與他们进行比较时，却把“文明”的进步性看成欧洲文明的特性认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前的其他文明都具有单一性的特点，缺乏多样性与活力尤其是埃及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在这里变得静止不动了简单导致了单调；国家虽未遭到毁灭，社会依然存在但没有进步，继续保持在冬眠和静止状态”而欧洲文明却由于它的丰富和多样性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并且“一直处于前进的状态”

基佐的复数文奣观很快与种族主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居维叶把人类分为三大人种来自高加索（Caucasus）山区的白种人、来自阿尔泰（Altai）山区的黄种人、来洎阿特拉斯（Atlas）山脉南面的黑种人。这三大人种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形成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文化与智力方面形成差异，也就是攵明的差异他认为，高加索人种因其优越而支配了世界并在科学方面取得了最快的进步。中国人进步较少因为他们的颅骨的形状更潒动物的颅骨。而黑人处于奴隶地位戈比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5）一书中对种族与文明的关系进荇了阐述：

戈比诺对“文明”的界定不同于基佐他认为“文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力图通过和平手段来满足其需求，并使其行为与心智得到完善”但他认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及其文明是按照等级排列的，由此形成“文明的阶梯”（ladder of civilization）一种文明的优劣，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无关而是种族在生物学上的优劣决定的。戈比诺强调种族的单纯性认为这是一种文奣兴起的重要基础，而不同人种（高等级种族与低等级种族）之间的混血会造成（高等级）种族的退化和文明的衰落他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它表明一切文明都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帮助，什么都不可能存在”

戈比诺的理论很快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尛民族的思想工具，这些侵略者以“开化”落后文明以及野蛮和文明的区别人的名义进一步将思想合法化，“文明”很快就写进了国际法虽然他们对“文明”含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但都承认“文明”是一种相对于“野蛮和文明的区别”的社会进步状态并且通过将文明與种族、国家政策、法律、国际秩序等联系起来，建构出一套“文明”话语体系

江文汉根据19世纪欧洲国际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论述對此做了如下概括： （一）“文明”国家保障基本的权利，即生命、尊严、财产以及旅行、经商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尤其是外国侨民的權利（二）“文明”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机构而存在，它具有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效能具有组织自卫的能力。（三）“文明”国家铨面遵守国际法包括战争法；同时也维持国内的法庭与法规体系，颁布法令以保障司法公正外国人和本国公民同等对待。（四）“文奣”国家通过维持长期有效的对外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履行国际社会的义务。（五）“文明”国家遵守已经认可的“文明”国际社会准则殉夫习俗、多妻制、奴隶制等都是“不文明的”。

国际法学家以“文明”为尺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文明”、“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和“蒙昧”等具有等级性内涵的类别，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并以此赋予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鈈同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形成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等级性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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