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宾--和平起义
马鸿宾--和平起义
&&&&民国时期"三马"势力的大部分人物效忠于蒋介石政府，随着国共内战后国民党的失败，亡命异国，客死他乡。但时任国民党军队宁夏兵团副司令官的马鸿宾审时度势，率部起义，促进了西北解放进程，并在有生之年为国为民出力，贡献颇多。
&&&&马鸿宾，字子寅，回族，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临夏县韩集镇阳洼山人，马福禄长子。幼时居家读书习武，稍长即随叔马福祥于军中为将，步步升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西宁镇台衙门"戈什"（满语，勤务兵之意）头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西宁矿务队队官，负责保护金矿，为人和善，得"活佛长官"美称。民国元年（1912年），马福祥调任宁夏护军使，马鸿宾任护军使所属昭武巡防军炮兵营长。不久，以内蒙后套统领名义，率部协助绥远督统蔡成勋搜剿后套股匪，保护外国教堂和通往北京的水陆交通。民国3年（1914年），后套活佛旺德尼玛在外蒙分裂势力的煽动下，占据后套，进行分裂祖国活动。马鸿宾参与计谋，与马福祥设计诱擒旺德尼玛。民国4年（1915年），马福祥扩充军队，以马鸿宾为新军司令，下属步骑兵约7个营。民国6年（1917年）3月，甘肃静宁巫医吴六吉在陕北行医，被哥老会会首高士秀利用，改吴六吉名达尔六吉，冒称清室后裔，自封"皇帝"，在宁夏、绥西一带活动。马鸿宾率部在贺兰山北部击败高士秀，俘虏达尔六吉以下200余人，并将达尔六吉为首18人解送银川处决，因功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勋四位。民国10年（1921年），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兼新军司令，辖12个营，驻防银川一带。民国16年（1927年）春，马鸿宾被冯玉祥委任为"甘边剿匪司令"，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马任军长。民国19年（1930年）春，蒋、阎、冯中原战争爆发，冯玉祥遣马鸿宾回宁，出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中原大争结束后，部队被改编为暂编第七师，马鸿宾任师长兼甘肃边防司令。不久，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民国20年（1931年）8月10日，马鸿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8月25日，发生震动一时的"雷马事变"，马鸿宾被驻兰州冯玉祥残部吉鸿昌辖属旅长雷中天扣押，几乎丧命。民国22年（1933年）冬，孙殿英以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鸿宾联合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抗拒，经过激战，击败孙部。不久，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令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向陇东开拔，堵击红军。民国24年（1935）年夏，马鸿宾骑兵与红军交战多次，均系小规模战斗。同年秋，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路过平凉，马鸿宾部设防堵截，派马吉庵团尾随，在白水镇附近被红军击溃。次日，红军在泾川县王母宫山上，击溃二零八团，团长马开基被击毙。此后，另一支红军经过陇东，陕北根据地派兵接应。时马鸿宾部冶成章旅驻环县曲子镇，与红军交战，冶部大败，冶成章被俘。这一时期，马鸿宾部与红军的几次战斗，均以马部失败而告终。
&&&&抗战爆发初，马鸿宾担任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和第八战区副长官。民国27年（1938年）5月，临危受命，任绥西防守总司令，率所部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人马，开赴五原县临河镇抗拒日伪大军，亲自布置对敌作战方案，大捷。民国29年（1940年）夏，马鸿宾奉命退守伊可昭盟，担任黄河一线防务。民国34年（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授予马鸿宾"忠勤勋章"。民国36年（1947年），又授"云麾勋章"。
&&&&1949年，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大势已定，西北野战军挺进西北。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人民解放军向宁夏开进。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马鸿宾审时度势，婉言拒绝马鸿逵要他夫妇一同乘飞机逃往重庆的"劝告"，冲破阻力，于9月17日赴绥远向傅作义、邓宝珊求教，并请傅、邓向周恩来转告自己起义的想法。 9月19日，签订《和平解放宁夏协定》，率由其子马敦靖、马敦信分别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宣布就地起义。20日，马鸿宾致电彭德怀，请立即"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调集大卡车40余辆，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23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在宁夏银川举行入城仪式，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马鸿宾受任宁夏副主席。
&&&&日，为抗美援朝捐款1亿元（旧币，折合新币1万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西北行政委员会，马鸿宾任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29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马鸿宾被选为委员，同时，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马鸿宾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1954年、1955年两次来临夏视察，指示地方重视水利、发展农业。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解放前后致力于民族团结，特别是甘肃回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内部团结，常以近百年甘肃历史上的民族事件为鉴戒，教育各族群众，反复说明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大受人们称赞。
&&&&马鸿宾自小受叔父马福祥影响很大，常以"儒将"自诩，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和宗教观念，既潜心于伊斯兰教先哲著作的研究，又广泛吸收孔孟之经典。马鸿宾所到之处主张"保境安民""以德服人"，反对暴政，个人生活相对简朴，招待贵客饭菜也很随便，往往都是手抓羊肉加面片。社会上称其为"道学先生""谦谦君子"等。堂弟马鸿逵对其评价："中国古书读的不少，国学基础深厚，为人处事志成通达，稳健持重，讲求圆通"。
&&&&日，马鸿宾因患胃癌，病殁于兰州，终年77岁。“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_百度百科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日，以董其武为首的39名绥远军政各界代表通电全国，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人物简介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阎生海，1925年2月生于陕西省佳县炭山村。1940年参加抗日工作，先后担任村自卫队队长和民兵队长，1944年参加八路军，在120师任战士。抗战胜利后，调到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工作，历任班长、事务长、侦察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转业到绥蒙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九一九起义”前夕，化名“曹有玉”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56年，增选为政协包头市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常务副秘书长；1958年至1971年调任内蒙古公安厅政保处，历任政治协理员（兼任专案科科长）、党支部书记（兼侦察科长）等职；1971年调包头市邮电局工作，任副局长、党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兼政治处主任。1985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1948年经组织安排，我从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调到绥蒙公安局（“九一九”起义后改称绥远公安厅，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年初，我刚在卓资山县（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山县）负责侦破了一起杀人案件，突然接到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成庚鸣处长的通知，连夜赶回公安局所在地丰镇县城，随即便奉公安局张如冈局长的秘密指示，化名“曹有玉”，以商人的身份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大召寺前与两位进步人士合资建立了“谊丰恒”杂货店，用店掌柜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建立起情报站，在归绥、包头一带从事情报侦察工作。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人物经历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和平谈判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和我方（华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在北平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后，经过反复研究商定，拟出《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草案的内容大意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由华北中央局指派联络办事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正式签字。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根据协议，我方联络处（全称为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人员于6月25日进驻归绥，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见董其武方面的行动。我方又派人送信，也无消息。我方又请傅作义派出的联络人肖如芝与董其武联系。董其武问联络处准备来多少人？肖说：50来人。董其武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呀。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没收到？事后才知道来信被董部的原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扣压，没有呈送董其武。鉴于其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董其武不敢让和谈代表联络处人员进驻，说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请延缓几天。几经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联络处的人员才于7月11日、7月17日分两批进驻归绥，计100余人。联络处处长是潘纪文（兼归绥工委书记），鲁志浩任主任。下设秘书组（包括一个排的警卫人员）、铁路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势力交锋
绥远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是相当尖锐和复杂的。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护和谈，希望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快点进来。绥远军政内部大多数中、下层官兵也拥护和谈。但一些反共顽固派（所谓的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坚决反对和平谈判，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平谈判。再加上当时从北平、天津、察哈尔省和山西等解放区逃走的一些反共顽固派与特务分子都来到绥远，国民党中统华北局大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乘飞机来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绥远内部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兼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师长鄂友三、骑兵新编十七师师长乔汉魁等坚决反对和平协议。由张家口逃到包头的国民党十一军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代主席孙兰峰驻扎在包头，是左右包头局面的权势人物和主战派领头人，一时间成为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
反共顽固派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反共顽固派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务，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这种挑衅在7月下旬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了高潮。绥远的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们与徐永昌、王叔铭互相呼应，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刁难联络处的工作人员。 蒋介石于7月初派徐永昌、王叔铭对和平起又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这次坐飞机到绥西的陕坝（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坝镇），派飞机到包头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进一步劝诱董其武往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方式进一步拉拢董、孙、刘等，以达到破坏绥远和谈目的。他们回去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统辖一一一军、骑五旅、骑十二旅、骑十三旅。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破坏起义
自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绥远以来，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就加强了互相配合，以阻挠我人民解放军攻打绥远，并破坏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潜伏在骑十二旅）、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在包头坐镇指挥特务活动，致使和谈与反和谈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时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根据1949年年底统计，共16个旅，几十个保安团，8.6万余人。这其中地方杂牌部队六七个旅两万多人，包括阎锡山的旧部、地主武装乔汉魁的部队等，是破坏起义的一大阻力；国民党十一兵团残部、刘万春的一一一军的一部及鄂友三的骑兵整编十二旅等1万余人，坚决反对起义，是阻碍绥远和平解放，制造混乱的最大障碍。各种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
一是制造谣言。 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今明两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再来中国了；日本志愿军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志愿军要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还没有拿出来，绝对会有前途的；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已被共产党关起来了，现在傅作义又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你们和共产党打交道靠不住，你们改造得再好也不会信任你们……
二是组织少数暴徒在包头、归绥市的大街上游行示威 。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喊出了“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说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还说什么“蒋介石有美国人支持，绝不会完蛋，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三是对傅作义派到绥远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的人员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威胁说：“你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你们的狗命。” 傅作义方面派出的员中有一个团级干部，叫于洪雯，因宣传北平和平解放好，被他们给活埋了。傅作义派曾随其在北平和平起义的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带着和平协议草稿来做协商工作，刘万春当场拿出手枪要枪毙安春山，董其武连忙劝阻道：“协商嘛，同意不同意不要动武。”刘万春恶狠狠地对安春山说：“限你在今晚12点以前必须离开绥远，否则小心你的狗命。”当晚10点左右，就有特务向安春山的住处门口投了两颗手榴弹。
四是我方和谈代表联络处要进驻归绥时，他们就给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来绥远，如果他们来，我们就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 我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他们更是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指挥军、警、特，经常向联络处工作人员挑衅。
7月24日下午1时许，一伙便衣特务拿着冲锋枪、手榴弹，在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将联络处铁路工作组人员王士鑫等4人围堵，并对其进行推、拉、打等挑衅活动。当王士鑫等人据理力争后急速离开，在新旧城之间，特务朝他们背后扔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王士鑫被打死，另二人被打伤，只有王保堂安全跑回联络处报告遭遇到的情况。
事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部下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连长李锡庆（曾任刘万春的马弁）等人所为。在董其武的命令下，刘万春无奈之下派段锦堂将李锡庆捉拿归案，被当场枪决。
五是砸毁报馆。 因绥远《奋斗日报》（绥远省政府机关报）不断刊登一些解放区的消息，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和平进步思想，被特务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仅砸毁了报馆，而且打伤工作人员。后查明，此事系刘万春指使其部下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军统特务）所为。
六是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指示其铁路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破坏机车、桥梁，但未能得逞。 　七是派掌握爆破、暗杀技术的少校组长武玉美到凉城县玫瑰营子镇暗杀吕正操将军。 后又改派其他人执行暗杀任务，但只是试探了几次都没得逞。
八是赵思武派武装别动队的郭培元带十几个人的小队潜伏在我解放区卓资山县，以开磨房为名，收集我方情报，进行破坏活动。这个别动队的队员每天除了留几个人应付磨面外，大部分人都到处乱窜打探情况。 他们把我凉城合作社由集宁往凉城托运的货物一抢而空；把集宁运往陶林县的货物抢掠掉，还抢了玫瑰营子合作社，并打伤人员。该队原有11个成员，中间有不想干的跑掉一人，因发现两人思想有点动摇，被暗杀。剩余的8个人继续活动。当他们最后在丰镇县二道湾村杀掉一个叫张林的同伙后（张林是他们内部思想开始动摇的一个人），绥远省公安厅根据这个杀人线索，将这个潜伏在我解放区卓资山县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垂死挣扎
绥远起义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开府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知傅作义8月23日离开北平来到绥远，便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密电保密局绥远站特务头子赵思武，电报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速就地暗杀，本局当有重赏。”另一面已经“引退”了的蒋介石跑到重庆，打电报给傅作义说：“此次回绥，正如我当年从西安回南京。由于一念之差，以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望兄见字速回重庆，共商国是。” 同时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既是傅作义的同乡，又是傅作义的老朋友）携带他和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再次飞抵包头，邀请傅作义到广州为反动派继续效力。傅作义说：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失败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就是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这时徐永昌明白完不成任务不好向蒋介石交差，当得知傅作义要参加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心想：“反正我不走你就不便起义”，就采取耍赖的办法，装病要住医院，以便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有点发愁，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带来麻烦，这不误了大事吗？于是便与邓宝珊及原傅部参谋长李世杰等几人计议，让邓宝珊去见徐永昌。邓宝珊于9月18日去见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绥远起义，不要回去了。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后一愣，马上意识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我明早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但徐永昌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对送行的人说：“三年后再见吧！” 　傅作义来绥远以前，绥远方面的反共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欺骗群众，造谣言，说什么“和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傅作义起义后已被共产党监禁起来了，傅作义又从北平跑到广州国民党那里了”等等。使一些不明底里的军政人员产生了顾虑。傅作义在绥远一出现，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许多人消除了顾虑，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一些顽固派看到大势已去，人心所向，也接受傅作义的劝告，同意起义。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内线出击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和平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及时了解和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和行动计划，每一情况都能及时报送给上级领导，使敌人的每一个计划都落了空。我党的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在绥远军政和中统、军统特务机构中都有我们内线（共133人，其中的重要关系有正副团长4人，省府秘书5人，省统调科长2人，副县长2人，保密站绥远组组长1人，警宪部门秘书5人。他们中有4人用化名接受了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颁发的任命状），包括在绥远的军、政领导人员的贴身秘书和警卫人员中也有许多地下工作者。由此对绥远的党、政、军、特的情报大都能够及时掌握。这些情报绝大多数也都及时上报，来不及上报的就通过内线及时转告董其武将军采取预防措施。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
联络处王士鑫同志牺牲后，我地下情报站给绥远的党、政、军、特主要负责人（包括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张钦等人）写了警告信。警告信内容的大意是：警告他们老老实实进行和平谈判，不许耍两面派，不要做所谓“里白外红的水萝卜”。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再发生王士鑫事件，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到那时就不要说人民解放军不客气。我接此任务后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由各内线用一个晚上时间将信全部送到他们本人的办公桌上。两天后在碰头会上孙兰峰说：“共产党真厉害，把警告我孙兰峰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个头头都说：我们也收到这么一封信。董其武说：“大家都谨慎一些吧，不要乱来，因为我们正在和谈，谈成与否不能做出格的事，这关系到傅作义先生和我的人格问题，这和战场上打仗是两码事。”从此以后刘万春等人就不敢再那么嚣张了。同时，我们地下工作人员也积极活动，分别给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中统特务头子潘秀仁等人写警告信，让他们老老实实协助董其武先生做一些对和平谈判有益的工作，争取人民政府的谅解和宽大，指出这也是他们将功补过的好机会和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煽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搞破坏活动，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们现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都记着账呢，所以希望你们多做点好事，少做点坏事，将来的账就好算了。 　总之，在整个和谈过程中，使敌人的破坏活动处处碰壁，处处落空，而我方的对策和措施得力，起到了促进和保卫和平谈判的作用。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起义成功
早在绥远开始和谈时，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就按照蒋介石、毛人凤的指令，一直准备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只是始终没有机会下手。这次傅作义亲自来绥远作和平起义的工作，他们感到下手的机会到了，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按照原来安排，将于9月19日在包头面粉厂召开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赵思武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特务们做暗杀傅作义、董其武的最后准备工作：由特务中的一个爆破专家负责，准备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以及炸弹进行暗杀，如若不行就让一个亡命徒携带炸药包混入会场，与参加会议的人同归于尽。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在18日晚间得到赵思武行刺傅作义、董其武及炸毁会场的情报后，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马上通过我党安排在董其武身边内线（董其武的机要秘书贾荫生，化名袁秀芬），请董其武及时采取紧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报后连夜做了布置，将会场秘密挪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 　19日一早，傅作义、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飞机走后，就直接转道到了省银行包头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才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速到银行开会。这一突然转移，连刘万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义和董其武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更给了特务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等候在面粉厂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乘好几辆汽车从面粉厂开出时，特务们死盯着汽车还准备在汽车上行刺，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见到傅作义、董其武的影子。这时，特务们还不死心，也随着开会的人前往银行礼堂，准备伺机行刺。结果由于会场内外布置森严，只允许通知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人进入，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所以整个会场内只有参加会议人员及其随身秘书、贴身警卫。董其武的警卫官还命令警卫部队：只要有人捣乱，经劝阻不服从者就地枪决。特务们落了一场空，都灰溜溜地走了。 　会场内，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还有一人孙兰峰正在医院，是会后补签的），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电，宣告脱离蒋介石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 　“九一九”起义的成功，标志着绥远获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王震:兵临玉门关下 新疆和平起义_飞扬网王震:兵临玉门关下 新疆和平起义发表时间： 0:29:019月22日,张治中接到毛主席的信和他们的电报后,再次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发来电报,除嘉勉外,嘱他们立即派员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陶峙岳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已于9月18日派出第八补给军区司令曾震五前往兰州,代表陶峙岳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和平解放大计。9月20日,曾震五由迪化乘中苏民航飞机飞往哈密,当天换车驶酒泉。曾震五21日到达酒泉,先见到人民解放军第五师师长徐国贤等领导人,并由徐国贤陪同面见王震,促成酒泉地区国民党军残部三万人起义。9月24日,曾震五到达兰州,受到彭德怀的热情接待。曾震五就新疆部队起义和改编问题,代表陶峙岳提出的意见,彭德怀答应:一新疆部队一律原地不动;二陶峙岳本人的地位不变,各级军官的地位不变;三是这支部队要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接受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在酝酿和进行和平解放新疆的谈判过程中,新疆内部的各种反动势力加紧勾结,极力破坏、阻止新疆的和平解放;蒋介石,白崇禧也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他们“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梦想驱使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继续为他们卖命。正当陶峙岳、包尔汉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刻,以叶成为首的一小撮反动顽固分子,犹作最后的挣扎。9月19日,罗恕人(军统特务)收到胡宗南致叶成急电,责成叶成将新疆部队移至南疆待命,并谓如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叶成连夜与马、罗及特务头目密谋,决定于20日子夜开拔,行动前先将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逮捕,胁迫陶峙岳随部转移。20日深夜,叶成来找陶峙岳。经陶峙岳召来马呈祥和罗恕人,对他们竟夜劝说,晓以利害,叶等当夜未能举事。第二天,陶峙岳恐其有变,轻车简从,闯进骑一师师部,其时,叶、马、罗及其部属正在开会,见陶突然进来,不胜惊愕。陶又趁势进一步晓以利害,并说他们如果离开,可以给予重金,保证他们的安全。叶等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又见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人身性命有陶担保,只好听从陶的安排。9月24、25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奔印度相继出走。25日,陶峙岳领衔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通电原文: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的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民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主张,确保地方的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笫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9月26日,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也通电起义。28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原文如下: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你们在九月廿六及廿七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离脱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毛泽东朱德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从此,新疆历史结束了黑暗的统治,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获得新生。陶峙岳、包尔汉发出起义通电之后,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伟大转变时期,同心协力,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新疆局势。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举行会谈。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等事宜以及中共新疆省委省政府、军区等机构的组建问题。王震同陶峙岳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实际数目,按照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待遇与人民解放军毫无差异。陶峙岳深受感动。10月25日,王震还在酒泉会见了开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从北京飞来的新疆三区革命的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26日,赛福鼎被邀请到彭德怀的住处开会。会议着重讨论了新疆当前工作的要点。王震在会上发言时,扼要地分析了新疆的军事态势和它周边国家的政治动向之后。建议新疆当前的工作要点是:政权建设、恢复经济、剿灭残匪和稳定局势。在这些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搞好统战工作。他说,根据毛主席、党中央认可的赛福鼎同志的建议,我们已电令民族军派步骑兵各一个团进驻迪化、阿克苏和喀什。王震还谈了部队在进军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处理意见。他的建议和意见,得到彭老总的首肯。这次会晤的情景,给赛福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王震的三次长征》 穆欣)相关阅读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碑简介,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坐落在农垦总局,牡丹江管理局8510农场兴凯湖旅游区。北依完达山脉,南临兴凯湖,依山傍水、视野开阔。新馆始建于日至月竣工。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投入建设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组图,刘少奇之子刘源手捧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中新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题海内外华人同送光美中新社记者王岩160【王中军的豪宅】王震的孙子王中军王中军的父亲是谁,原标题王中军的豪宅王中军的父亲是谁王震的孙子王中军成龙谈周星驰电影票房王中军现身英雄互娱华谊兄弟押宝移动电竞,王中军的父亲是谁王中军最怕中国制片人变金融高手什么都没做就卖。20翁涛亲口透露郭美美干爹系王震儿子王军(2),中红博爱CEO翁涛接受央视记者专访谈郭美美事件王军起初隐瞒和郭美美关系记者您心里在7月3日之前就已经清楚了。翁涛对,6月26日我就清楚这个。记者为什么是在那一天清楚这个情况?翁涛因为6月湖南浏阳北盛镇王震故居,4月10日早上在浏阳市区参观过谭嗣同故居,便驶上319国道朝北盛镇马战村原名马跪桥王震故居前进。浏阳市区到马战村大约40公里,上午9点半,我们到达马战村。王震故居位于村的南面,三行整齐的家舍,黄土抹墙,小青瓦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