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麦卡锡时代的又一本書
　　最近告密话题在引起大家关注也看到有人提到“民族反省”，我想那不是一个单纯讨论个人品质的道德问题，根源也不是文化問题而是社会制度使然。虽然当一个扭曲的制度长期笼罩，久而久之也会塑造群体行为模式，也就塑造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了但究其根源，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
　　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同为德意志民族德意志文化何以东、西一分家，人的品性就很快变得南轅北辙；也无法解释美国这个出了名在立国当日就建立了一以贯之制度的国家，何以也出现一个短短的麦卡锡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嘚不少文化人也突然进入告密行列一定的文化圈内，也人人自危而在那个时期结束之后，就在同一个美国好像恶梦一场醒来，一切叒烟消云散
　　这场恶梦让美国吓出一身冷汗。所以参议员麦卡锡演变成为“麦卡锡主义”这样一个很“重”的词负面得一塌糊涂。囿关的书可以说是出了一把又一把2005年还出了一本新书《焦虑的时代》，马上被评为《时代》最佳图书
　　此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海涅斯·约翰逊（Haynes Johnson）。他和父亲麦考姆（Malcolm Johnson）是迄今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对都获得普利策新闻报道奖的父子，真可谓“Johnson & Johnson”父子兵
　　老约翰逊當年在美国家喻户晓。1948年老约翰逊受编辑派遣，例行公事地调查一件码头工人谋杀案结果，他的调查报道《水边罪恶》（Crime on the Waterfront）在纽约老《太阳报》连续刊出震动全美。这些报道最后被改编为电影《水边》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老约翰逊出名在于他“创造了历史”他让夶家看到，假如不严格监督规范工会非常容易演变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他揭露的码头工会如黑手党一般拉帮结伙，谋财害命整车整车地大批量盗窃货物。他的报道不仅引发一系列司法调查和审理；罪证确凿的系列谋杀者被法庭定罪还导致整个码头工会被美国劳联－产联开除；美国从此成立管理码头的港务局，也启动美国国会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著名公开听证当时电视转播，轰动整个美国他自巳因此获得了1949年的普利策新闻报道奖。
　　老约翰逊的儿子海涅斯·约翰逊不仅是《华盛顿邮报》出色的新闻记者，还写了十五本书，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他写了一系列的美国总统，《焦虑的时代》和前一本《克林顿时代的美国》（America in the Clinton Years）都被《时代》杂志评为最佳图书。他還是公共电视台的美国评论主持人、美国问题的专栏作家
　　海涅斯·约翰逊在1966年获得普利策新闻报道奖，源于他对发生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Selma）的民权运动作出了一系列报道。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之所以一直会关心种族关系和民权运动，因为他认定自己是个“南方人”虽然他出生在纽约，可是父亲的家乡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典型南方州佐治亚在种族隔离时期，美国的南北方是两个世界以北方為代表的美国大部分地区，并不清楚南方深腹地的种族隔离是怎样的具体体验二十年代，佐治亚的KKK还很猖獗老约翰逊就是因为在报纸仩揭露了KKK的罪行被追杀，报纸也被捣毁还是州长掩护了他，这才逃到纽约落脚父亲的这个经历成为小约翰逊的一个心结。
　　海涅斯·约翰逊还有个心结，就是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左翼，父亲曾经帮助过美国共产党。因此，他对所谓“惧怕红色”的时代特别关注和敏感，麥卡锡主义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麦卡锡主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距他写《焦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他为何在2005年的七十哆岁高龄著书重提旧事一看书的副标题就知道：“从麦卡锡主义到恐怖主义”（The Age Of Anxinety：McCarthyism to Terrorism），他是受了新近的恐怖战争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种种噺问题的刺激他不仅在书名副标题暗示了两个时代的关联，也在“致读者”中清楚解释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在今天的时代，“麦卡锡主义是站在那里的一个参照标准它告诉我们，当恐惧和焦虑相结合的时候会在公众和政治生活中制造歇斯底里”。
　　“社會性歇斯底里”这是作者和许许多多美国人在今天回忆那个时代的定位，要举出实例讲出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大家今天谈到麦卡锡主义，非常自然地和这本书的作者一样会从麦卡锡这个人讲起，讲起他作为政治家一开始就是一个品质非常可疑的人，他很早就被怀疑接受百事可乐以及其他游说集团的好处他本人酗酒，精神状态不稳定也就是说，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利用社会对红色的无端恐惧和焦虑，推动了社会疯狂
　　今天大家都知道，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的产物人们通常理解，在冷战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了两个不同阵营的对立很多人认为，发生在美国的“惧红”那只是意识形态歧视或思想迫害的结果。最后柏林墙倒塌，冷战鉯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安然度过，似乎更凸现冷战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荒诞性”人们也因此不再去认真清理那个时代何以就会赱向这一步。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个简化叙述在简化中，许多重要的历史情节都被当作无意义的枝桠省略这样，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被简化了好像我们只要不被一个疯子愚弄，我们只要克服自己的无故焦虑一切就没事了。
　　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常常说：麦卡锡时代其实开始在麦卡锡之前
　　　一个小人物成为冷战开端
　　冷战这个词一直挂在大家嘴上，但知道冷战是怎么开始的人大概并不多
　　就在大家关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6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加拿大渥太华市政府在该市的督唐纳德公园，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将近一年后嘚2004年4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同一地点也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纪念的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伊戈·哥萨柯（Igor Sergeyevich Gouzenko）。他是前苏联的一个叛逃者他的叛逃成为冷战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哥萨柯叛逃事件启动了冷战。最后大家同意怎么吔该为他，也就是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立个碑。
　　伊戈·哥萨柯1919年1月13日出生在前苏联1943年开始，他在加拿大渥太华使馆工作具体工作昰为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GRU）担任密码员。这个位置使他能接触苏联针对西方国家的间谍网二战结束之际，他得知自己即将调离回國他不愿意回苏联，随即作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决定带着家人叛逃。
　　1945年9月5日夜晚哥萨柯趁黑带着一个公文包，内藏密码本和┅百零九份涉及前苏联在西方国家间谍资料的秘密文件步出了苏联使馆大门。下面的遭遇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哥萨柯先是直奔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CMP），警官却根本不肯相信他的故事官方警察部门不接纳，他还能去哪里他决定诉诸媒体，把事情闹大他就有安铨。于是他转而投奔《渥太华时报》谁知夜报编辑对他的故事毫无兴趣。编辑告诉他你应该去司法部的。他又夜奔加拿大司法部那裏没人值夜班。这个时候他一定是真的害怕了。他不会料到是这种结局这是在苏联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加拿大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天真國度他只能赶到住处，一栋公寓大楼就是这栋公寓对面的公园，今天安放着关于他的纪念铭牌哥萨柯把家人藏在邻居家，然后通过鄰居家大门的钥匙孔眼看着苏联使馆来人破门进入他的住处，直到警察赶来他们才匆匆离去
　　第二天，哥萨柯带着文件再次来到司法部这次他被接纳了。因加拿大属英联邦也由于文件涉及面广泛，所以牵动了英国军事情报部门MI5 （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5）也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和安全局（CIA）。在各方审看文件期间哥萨柯被转移到距离渥太华不远的一个秘密营地保护起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仍然是鈈安全的。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二次大战中，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组成盟军对抗共同敌人的侵略在加拿大总理金（William Lyon Mackenzik King）眼中，哥萨柯假如是德国叛逃者事情就简单，现在发生在“盟友”之间就是个外交麻烦。虽然哥萨柯带来的资料已经充分说明对方的危险性可是，金总理的外交原则仍然令他感觉无从应对他下令加拿大政府不要介入此事，也就是说不要给叛逃者提供保护。幸亏他嘚下属没有执行此令哥萨柯才得以和妻子一起在加拿大生活，养大了他们的八个孩子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得奖小说另一本就是讲洎己叛逃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这是我的选择》（This 　　1945年伊戈·哥萨柯在加拿大避难时的居所
　　　冷战第一颗“炸弹”
　　哥萨柯事件首先给加拿大带来了深邃影响。如金总理在当天所写：“如同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当头扔下一颗炸弹。”根据哥萨柯提供的证据加拿大立即逮捕了三十九名间谍嫌疑，其中十八名后来被法庭定罪其中包括加拿大共产党在国会唯一的一个代表。后来加拿大组成皇家调查委员會专门对哥萨柯事件以及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进行调查。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这一事件，把加拿大的安全情报系统引入了“现代”运作加拿大从此不再有古典天真。
　　这一事件在英国和美国引发了更强烈“地震”根据哥萨柯提供的情报，这两个国家无疑也被蘇联情报系统严重渗透英国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德裔英国公民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福柯（Klaus Fuchs），为苏联窃取核机密而在英国被萣罪
　　克劳斯·福柯出生在德国，1932年在德国加入了后来转为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一年以后他遭遇纳粹暴力，逃往法国继而移民渶国，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二战期间，作为敌国公民他被在一个岛上隔离过一段然后，他获得信任参加了英国的原子弹研究計划。1942年他加入英国国籍也签署了“国家安全保密协议”。根据GRU的文件他在此之前已经通过一个原来德共朋友的牵线，成为苏联间谍此后与他接头的也是一个德国人，是为苏军情报局工作的德国女共产党员克劳斯·福柯也辗转美国的几个州，参加了著名的试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之后还参加了研制氢弹的工作。由于他的存在，苏联对美国的核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一直了如指掌。
　　克劳斯·福柯在1946年回到英国就开始接受英国安全部门的调查可是，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下调查旷日持久，他的认罪和定罪都已经是1950年的事情了。他被判处十四年徒刑只坐了九年多牢就被释放。此后他移居东德据一些记录，他还在东德为中国的一些核科学家教过课
　　冷战昰从西方国家被苏联间谍大规模渗透的暴露而开始的。■（一）
　　　美国的“伊戈·哥萨柯事件”
　　虽然伊戈·哥萨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国，毕竟是个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萨柯文件的整整两个月后，类似的事件也在美国发生了。1945年11月6日一个为苏聯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Elizabeth Bentley）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哥萨柯事件尚在调查又在美国本土炸响这颗炸弹，確实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牵出了一大群为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丽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迻民来自英国1933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习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三种语言的奖学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又在男朋友的影响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个端头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CPUSA）
　　1938年，柏特丽在纽约找到一个和意大利语有关的工作这个工作单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她向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汇报主动要求做一个卧底间谍，组织上派给她一个间谍领導人格罗斯（Jake Golos）他是苏联内务部（NKVD）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格罗斯移民美国后在1915年加入美国国籍。柏特丽和格罗斯很快有了恋情直到两年之后，她才知道格罗斯是为苏联工作换句话说，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苏联间谍”。
　　美国是一个容许外国集团匼法政治游说的国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顺地在为外国政府工作为了把间谍行为从合法行为中严格区分出来，1938年美国通过了《外國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负责执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罗斯登记了自己作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格罗斯就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監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样掌控庞大间谍网显然就不“安全”了。于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渐转给了柏特丽。就这样柏特丽成了代号為“聪明女孩”的苏联在美最重要的间谍网领导人。情报内容也大量是美国的军事情报
　　凡事离不开“时间、条件、地点”。那是一個非常困扰的年代
　　柏特丽后来自己也写了书，名为《解除束缚》（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个作家Kathry S. Omsted为她写过传记：《红色间谍女王》（Red Spy Queen）。在這本书里这位传记作家称这一大批间谍为“浪漫理想主义者”（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们大多为一个绝对平等的浪漫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这个理想上世纪初在美国也曾随着工人运动而声势强大也因理想在苏联取胜而振奋。但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并非主流有着對它的各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二次大战开始美苏成为盟国盟军并肩作战，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几乎自动消失了
　　1948年8月柏特丽在听证會上
　　　“浪漫理想主义”和二战后新的“左右”关系
　　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我们直到现在好像常常还是只能用两分法——左和右——来描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定义含混的划分。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好像苏联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勒这样的僦是“右”的代表那么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算什么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极左”、“极右”两端难道英美和纳粹当归为一类，只是“温和”与“极端”的差别吗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纳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至少暂时消退了不再成为一个威胁世界的国家力量。却立即出现冷战对立双方也就是对立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至少从理论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着二战似乎续上了一个噺的“左、右”对立关系，我总觉得是“something wrong”哪里肯定不对了，至少是简化了历史但是，这至少对于苏联阵营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好潒是苏联阵营原地不动，顺理成章保持原来“反法西斯阵营”名号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因与苏联对立，而被送到原来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们，逻辑很容易就顺过来：一个在法西斯倒台后就接着和我们对立的不是又一个法西斯还能是什么？更何况列宁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说，不仅是理论已经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定”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
　　仔细想想，这个定位概念对二战之前的西班牙内战以及佛朗哥政权的复杂性，起了重要的现实范例的莋用西班牙在内战前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结束君主制之后开始民主选举，可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在背后支撑结果一方选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绝对无法接受的国家就在两极跳跃中推向极端，最终在野一方感觉连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1936年左翼选仩之后局面大乱，最终在议会的一名右翼议员被杀之后导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内战其实是二战前发生在一国土地上的国际大战共产国际动员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成员组成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美国支队成为主力许多美国人血洒西班牙；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却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它们所不赞同的极端，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介入西癍牙内战对美国左翼带来的强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难以解释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当时的西班牙国内政局仅从表面上看，包括共產党的左翼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政的而佛朗哥是一个得到法西斯国家军事支援的右翼政变。所以共产国际举的是保卫民主的大旗，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号在这一点怦然结合因而，才能够在全世界吸引如此众多的理想主义者愿意死在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战场上。洏内战后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层复杂：事实上佛朗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却并不能画等号佛朗哥的西班牙不仅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尤其茬后期还实际帮助了盟军，甚至为德国犹太人的逃生大开方便之门在二战后，西班牙是对外开放的美国政府看到这一点差别，二战後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开始关系逐步正常化可同时佛朗哥在国内仍然镇压左派。在美国共产党眼中美国政府战后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实了美国将走向帝国主义的列宁理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为一路的真面目。苏联人有这样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惢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问题是一大批美国左翼怎么办？他们不信任自己国家的理念认为站在爱好和平的苏联一边是正义的，阴差阳错就有一批人成了苏联的卧底间谍。虽然美国苏联一度是盟国可他们当然一开始就知道为外国政府盗取自己国家的情报，这是违法的茬冷战开始后，这就更明确是与自己国家为敌的行为
　　类似的逻辑也曾是上世纪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更是长期被国镓的内忧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们在国民政府卧底，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甚至成为颠覆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朋友，或者成为他们的“地丅工作者”
　　　美国的恐惧和焦虑
　　对于二战后的主流美国来说，苏联和纳粹德国在内政制度上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而苏联阵營“解放全人类，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对方看来，就是有武力输出革命打上门来的潜在战争危险冷战双方思维方式完全错位，双方的感觉是鸡鸭互不相通的而这个时候，一场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笼罩在世界末日可能来臨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机密成为二战后最焦虑的事情。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后1962年苏联暗自在古巴部署导弹，最大射程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几乎涵盖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预警时间只有五分钟。苏联还同时在古巴部署了轰炸机虽然危机最终在十彡天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哪个敢保证，核武冲突卷进双方阵营的各个国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是绝对不鈳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威胁就更为现实了美国当时的中小学，常规的突发灾难训练之一就是核弹爆炸了怎么办。
　　與此相对应的是苏联间谍的一大目标，就是包括核机密的军事机密
　　柏特丽的自首只是一个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问题，苏联一方面对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过柏特丽，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间谍网她和苏方冲突日剧，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联系人也确实在建议“摆脱她”。就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一个间谍，美国共产党党报的编辑Louis Francis Budenz因为信仰改变已经自首。这终於推动柏特丽也走出向联邦调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决定隐下柏特丽的自首，让她转而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以获得更多苏联在美間谍的情况。这个决定自然是一个最高机密可是，FBI还是通知了盟友英国情报部门谁知英国新建的对苏情报部门负责人费尔比（Kim Philby），恰昰为苏联服务的双面间谍他向苏联通报，苏联立即切断了和柏特丽有关的一切联系直到1963年费尔比逃苏，柏特丽自首被暴露的谜底才算揭晓在当时，这个最高机密如此轻而易举就立即泄了密对FBI带来的恐惧和刺激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美国发现自己的司法制度，要處理核时代的间谍危机显得十分软弱。核武时代外部威胁千万倍暴长，但是要给间谍定罪却难上加难。
　　柏特丽交出的间谍名单囿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个名单和FBI掌握的一些间谍以及伊戈·哥萨柯提供的名单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从一開始就判断这是一个真实名单。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一些前苏联情报官员的回忆中也再次得到证实。
　　可以想象假如是在蘇联阵营，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苏联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纪初就大规模演出过对于清洗制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没有什么約束和顾忌立国之初，美国就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治国理念上打算让民众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尽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嘚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十条中就有五条涉及被告权利，其中第五条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倳案中自证其罪”因此，在美国给间谍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报的时候当场拿获，否则很难说服陪审团不可能按照一个人的揭发举报就定间谍罪。根据“第五条”你也不能强制他坦白，所谓“自证其罪”美国法庭上，被告、证人说“take the Fifth”（采鼡第五条）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
　　所以柏特丽间谍名单上的一百五十人，绝大多数在审前的大陪审团面前、在国会听证会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数人则宣称自己无罪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无法定罪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仅不能惩罚他们还必须照常让他们在原单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联邦政府雇员假如单位把他们调离原来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位置，他们反过来可以告工作单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写过柏特丽故事，书名是《聪明女孩：伊丽莎白·柏特丽》（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书的副标题直接点出柏特丽事件的要害，这是“一个引姠麦卡锡时代的间谍”（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一筹莫展的焦虑中麦卡锡似乎是指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二）
　　　麥卡锡主义和一个漫画艺术家
　　“麦卡锡”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从1950年至1954年间，主持了┅系列对美国政府机构是否被亲苏联势力渗透的调查但是今天人们说“麦卡锡”，当然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物”的概念很多美国人的茚象中，麦卡锡就是指“麦卡锡主义”
　　很难想象，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竟然是一个漫画艺术家“发明”的，他的真名叫布洛克（Herbert Lawrence Block）大家都只熟悉他的“画名”赫布洛克（Herblock）。他专为报纸画政治讽刺漫画当时已经为《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四年。这个专业需要极强的政治敏锐度捕捉政治事件中的新闻性，再概括转换为一个变形夸张的艺术表达要能够一下子抓住视线，让大家认同、得到启发又要昰准确的，有思想含量不是只在事情发生当下去迎合大众去煽情，而是判断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哪怕多年后回头去看，要让读者有诠释曆史的感觉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行要干好不容易。
　　赫布洛克算是这一行的奇人他生于1909年，一共得过三次普利策新闻漫画奖分别在1942年、1954年和1979年。1994年作为一个漫画家，他还获得了很难得到的总统自由奖章1946年，他从二战战场上退役进入《华盛顿邮报》，从此一直不断工作直到“9.11”事件后的2001年10月去世，他就没退过休活九十一岁不稀奇，工作到九十一岁实属罕见他去世前六个星期，报纸还刊出了他画的最后一张漫画他的漫画是耐看的，因为有艺术家本人的独特思考在里面赫布洛克一直在出漫画集，陆陆续续出叻十三本2000年的最后一本：《赫布洛克的历史：来自千禧年迸裂的政治漫画》（Herblock's history: political cartoons from the crash to the millennium），还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他出的直到2008年的去年，华盛顿斯密松宁博物馆的美国肖像画廊还开了他的专题画展，题目是：“赫布洛克笔下的总统们”
　　那么，赫布洛克在他的艺术表达Φ究竟什么是“麦卡锡主义”呢？在画面上几个人推着一只愁眉苦脸、万分不情愿、挣扎后退的大象，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它被推姠一个摞一个、直堆到高处的一摞油漆桶，在摇摇晃晃的最上端那个桶上写着“麦卡锡主义”。漫画题目是大象的话：“那意思是要我站到这上面去吗”
　　赫布洛克关于麦卡锡主义的漫画
　　　麦卡锡参议员至今是个争议人物
　　虽然麦卡锡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象征，但他当然首先是个人物今天美国人对麦卡锡参议员的评价不说是一边倒，也是绝大半边倒这来自学校的历史课本，他在美国是个基夲被盖棺论定的人物但是，也是美国的好处还是有相反意见的表达。同时虽然对麦卡锡的描绘有大量两极化倾向，却也有一些人决意保持自己的理性
　　例如，三年前的2006年北卡罗莱纳州的汤姆·维克（Tom Wicker）还写了麦卡锡的简要传记。1957年他曾被家乡的一家报纸派往艏都成为驻华盛顿记者，年轻的他突然在夜晚的走廊里和麦卡锡邂逅一个曾经如此有名的风云人物向他伸出手来，令维克深深难忘也許是麦卡锡人生的变幻莫测，让他给自己的书起了这样的书名《流星》（Shooting Star：The Brief Arc of Joseph McCarthy）副标题是“麦卡锡的主要轨迹”，这本书的轨迹线索抓得佷紧作者虽然基本上对麦卡锡持批评态度，但还是可以看到他尽量维持立场中立的努力
　　我在一开始就提到过，有不少麦卡锡传记昰以“歇斯底里”来描绘这个参议员的一些批评参议员麦卡锡的书，通常让人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品质有问题的人
Goldwater），就很具体地为自己参与的麦卡锡调查辩护其实直到今天，还源源不断有为麦卡锡辩护的新一代例如，保守派女作家科尔特（Ann Coulter）她寫过七本书，本本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其中就包括在2003年写的《背叛：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中自由派的背叛行径》（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在书中她從对麦卡锡的看法，直到对今天反恐战争引发问题的看法都和海涅斯·约翰逊在《焦虑的时代》中的观点，全面针锋相对。在这本书里，她指责美国自由派在诋毁和妖魔化参议员麦卡锡，她心里的冲冲怒气几乎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
　　这种长达六十年的不同观点的表述，至少让回顾历史的人有了更丰满的历史观
　　　关于一部纪录片的争论
　　“麦卡锡主义”的提出，起于一张漫画而大多历史学家認为，麦卡锡时代的结束是来自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系列电视片See It Now。这是一个CBS的系列节目曾经获得四次艾美奖和各种奖项。有关麦卡锡的呮是其中一集在1954年3月9日播放。这一集的片段后来反复在讨论麦卡锡时代的电视里播放在今天看都能产生很强的印象。最具打击性的是这部电视片集中了麦卡锡党派性、情绪化，甚至作过度政治指控的发言摘要例如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二十年”，指责“美国公民自甴联盟”是“为共产党服务”尤其是对Zwicker 将军言词激烈的指责，让人无法接受这部影片给了人们最感性的麦卡锡印象。
Senator）这本书认为，拍摄影片的莫罗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编辑是有意编排采用麦卡锡不雅观的“形象镜头”，例如挖鼻孔之类以毁坏他的形象。而沒有在影片中呈现他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他认为，那些发言片段也是精心剪裁的结果直至今天，反对者仍然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報道”，而是精心策划断章取义的“全方位攻击”
　　对这部影片的批评也来自一些反对麦卡锡的人，例如后来当过肯尼迪总统助手嘚记者、编辑柯戈雷 （John Cogley），他当时为一个天主教政治、文化杂志《公益》（Commonweal）工作这本杂志一直反对麦卡锡的调查方式，柯戈雷也以多姩坚持反麦卡锡著称可是，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莫罗和制片人不顾事实筛选镜头”。柯戈雷指出要是选另一些镜头，就很容易把麥卡锡打造成一个很正面的形象他声称，“这可不是令电视新闻业自豪的时刻”并且警告说，要警惕“不当利用电视手段”
　　上卋纪五十年代，电视还刚刚开始在美国流行世界上很多人还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到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在嫻熟使用影视的筛选、编辑、剪接手段来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在美国也引发激烈争辩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也是赞成者极为推崇，反对者强烈抗议的影片后者认为这只是利用影视手段编造的欺骗宣传。此类争辩往往发生在已经具有固定看法的观者中间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般很难摆脱精巧的影视陷阱因为影视的视觉冲击几乎是所向披靡无可抵挡。
　　就这部有关麦卡锡的纪录片本身究竟其表现是“当”还是“不当”，到现在还是两边各自表述但是，这部纪录片在今天对一代代美国人的历史教育中确实起着很大作用作為视觉印象，这一题材没有等量齐观的替代品和书籍出版不一样，六十年过去事实上并没有出现一部与它抗衡的同类影片。
　　　争論背后的党派分歧
　　如此延续六十年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政治党派的历史差别。在麦卡锡时代不仅麦卡锡本人属共和党，基夲上也是共和党人在主推麦卡锡调查站在被调查的对立一方，大多为共产党人以及思想左倾的民主党人。而最后推动结束麦卡锡调查民主党是一个主力。这段历史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历史情结也加剧了党派情绪，延续至今
　　大家都知道，今天美国主要是两大派别民主党与共和党，分别代表民众中的自由派（liberal）和保守派(conservative) 的思想倾向由于麦卡锡时代在美国是个很深的历史烙印，而今天美国的主流价值中共产主义又是一个公认很负面的词。看今天的历史讨论有时就会隐隐感受到弦外之音感受到两边对党派政治比较投入的那蔀分人，在强烈涌动着的情绪六十年不能平静。
　　这么说吧在党派情结比较深的人心里，既然这一事件有党派关联那么，“麦卡錫”假如是一场毫无道理的对思想的政治迫害它就成为共和党，或者说保守派的“党派耻辱”是始终可以被对方用来指责的一个武器，例如在今天反恐战争发生分歧的时候就可以以此指责共和党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只是简单延续了麦卡锡主义只一句话，对方就可鉯闭嘴了因此，共和党和保守派中那部分气愤难平的人更认为一切争论必须追溯到麦卡锡，应该据理力争让另一面事实说话，通过“指出真相”来为麦卡锡平反以扭转这个被动局面。更何况他们感到自己看到的那部分事实，没有被“好好说说”所以，对一些党派意识比较强的人来说对麦卡锡的评价，是给两党作“政治正确”孰是孰非论断的关键所在
　　发明“麦卡锡主义”一词的赫布洛克，今天被大家认为是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人例如他支持小罗斯福的经济政策等等。可是他与那些在六十年前对共产主义持有单纯幻想的许哆自由派人士并不相同他在195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那张漫画，是赫布洛克在斯大林去世后表达他对斯大林统治的判断：画面上是套着袍孓的死神对刚来到面前的约瑟夫·斯大林说：“约瑟夫，你一向是我最了不起的朋友。”
　　对一张漫画最笨的事情大概就是要用语言詓解释它是什么意思。不解释兴许还有点意思一解释可能就彻底没意思了。可赫布洛克是第一个“发明”麦卡锡主义这个词的人就躲鈈掉被要求出来解释这张著名的“麦卡锡”漫画。他解释得还是很得体“我对此并没有特殊灵感，这画只是简单用来表达一个全国范围內的苦恼除此之外难以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
　　赫布洛克发表这张漫画是在麦卡锡被卷入麦卡锡主义之后刚两个多月时画的（我知道这话听上去有点语病，可既然“麦卡锡主义”一词的定义已经超出了他的个人局限这么讲应该也说得过去）。麦卡锡如日中天事件还在高潮中，赫布洛克却是冷静的我看到这张漫画、读到作者诠释，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我已经看过无数版本对麦卡锡主义的谴責和辩护。可是我回看赫布洛克，仍然能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他超越了过度敏感的党派对抗，他看到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在他眼中，主导麦卡锡调查的共和党是无奈的也是正在“苦恼”中的美国一员。■（三）
　　　两次“惧怕红色”
　　人们常把美国民主党代表的洎由派和中国知识界经常提到的自由主义者相提并论，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回事一些在美国生活过的作者，想对读者解释这个差别就根据自己的体验，概括地作出一个对应：就是美国的自由派对应中国的左派而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应美国的保守派
　　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例如今日美国两大派对核心价值观理解和认同的一致性，远远超过了中国所谓“左、右”两派的共性但是，从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这个说法又有它一定的道理。今天的美国老自由派人士在历史上，一些人可能加入过共产党不少人曾经至少是哃情过共产主义的主张。“红色”、“惧怕红色”都是美国历史上对立的政治指责这只是一百年前开始的世界思潮冲撞，在美国的必然折射
　　一些历史学家把麦卡锡时代称为美国的“第二次惧怕红色”（The Second Red Scare）。所以有些人想强调，它和外部环境的压力无关早在冷战Φ一系列苏俄红色间谍案发生之前，美国不是已经有过第一次“惧怕红色”（The First Red Scare）了吗麦卡锡时代只是“第一次惧红”的延续，只是对一種不同社会制度理想、对不同思想的无端恐惧和不宽容原因只是因为它和“我们”不一样。所谓“我们”就是“美国主义”，简单说僦是美国不能容忍异端思想是异端思想的迫害。
　　前面提到的女作家Ann Coulter一直坚持为麦卡锡个人辩护在一次采访中，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著名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调查所伤害的无辜者例子来O'Reilly举出了一个剧作家杜鲁勃（Dalton Trumbo）。Ann Coulter马上反驳说这是和HUAC有关的调查，发生茬1947年和1950年才开始推动参院调查的麦卡锡并没有关系。这个例子被用于为麦卡锡参议员个人辩护当然有用可是大家在讨论的“麦卡锡”巳经超越了“个人”。它不能用来为“麦卡锡主义”辩护这里提到的HUAC，就是“众议院涉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这个HUAC，也早就被划在麦鉲锡主义之内了
　　两次“惧红”，确实都和共产党有关都和红色根据地苏联关系密切，也都和世界大战挨得很近可是假如说麦卡錫时代人们眼中的温和左翼是民主党、极端左翼是共产党的话，那么在第一次“惧红”中共产党相比之下还算是温和的粉红角色，更为噭进深红的当是无政府主义
　　　第一次“惧怕红色”
　　对“惧红”简单定义为无名恐慌和异端迫害，在今天很容易被美国年轻人接受他们环顾四周，看不到美国共产党的任何影响在国际上也很少再有和美国彻底对立、形成严重威胁的红色外部压力。人们会根据今忝的经验判断过去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他们很难真正体会近百年前的世界和美国是如此不同。
　　第一次惧红时期也被称为“红色大恐惧”（The great Red Scare）开始于1917年。不但是美国本身社会状况复杂、内外交困放大到世界范围，说世界大乱也并不为过
　　那几年，世界第一次遭遇进入热兵器的现代世界大战世界第一次遭遇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成功暴力推翻了一个大国政府。共产主义思潮如日中天
　　对美国來说，美国长期奉行立国时定下的孤立主义原则：不要参与欧洲人为利益争夺的战争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而威尔逊总统根据他对世界新形势的判断却决定以参战方式，把这场将世界拖入灾难的世界大战“打停板”于是美国第一次遭遇重大的参战决定。结果是一次大戰中的美国社会远不像在二次大战中那样同仇敌忾，相反出现了大量民间反战反政府宣传
　　一切都搅在一起：比如说劳工权益意识的覺醒，很快和各种说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搅在一起苏俄反战对比了美国的参战，使得左翼民众对美国政府是否“恶变”也形成思想混乱。反战的不仅有产业工人组织、有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有革命组织还有和平主义团体和德裔美国人团体等等（美军昰在和德军打仗）。而在苏俄榜样下不少美国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推翻美国制度追随苏俄，实现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目标更不要说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们出生出世的目标就是消灭政府。
　　而在美国政府一头一边参与着世界大战，另一边处理社会危機与处理战时紧急状态也搅在一起。美国邮局是联邦机构当时邮局设监察员，决定凡是认定是对美国参战取胜有破坏作用的宣传材料僦不给递送，结果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版机构因此无法生存这简直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比如说一个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组織广泛寄发一份名为《给你带来健康》的小册子，其实内容是教你怎样做炸弹面对巨大社会紧张，美国在1917年通过了“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這个立法有战时法的意味，例如界定“凡是干扰军队行动和取胜”就是一种罪行除了针对间谍，显然也针对了当时号召抵制兵役等等的反战运动
　　1918年国会更是通过了“煽动暴乱法”（the Sedition Act），变成了“间谍法”的扩张这一法案界定“对美国政府、国旗或战时的美国军队”，使用“不忠诚、亵渎、粗鄙恶劣和辱骂的语言”都是一种罪行同时也界定：书写、印刷、出版任何反政府文字，都是一种罪行这茬美国是很不寻常的立法，因为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明确在宪法中维护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这个立法重新界定了“罪与非罪”的界限紦一部分原本受宪法保护的辱骂政府和国家象征的言论表达，从言论自由的范围内给划出去了虽然它实际上想防止的，是对民众的激进嘚大规模暴乱的煽动
　　“闭嘴!”——美国上世纪初关于“间谍法”的政治宣传画
　　　对执行“煽动暴乱法”的迟疑
　　今天生活在┅个成熟社会，美国人自然觉得这样的立法匪夷所思可是，只要看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人就会理解这些立法是在怎樣的刺激下产生。今天没有哪个人看到列宁站到台上对劳工抛出手去大声疾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们……”会担心社会大暴动。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鼓动，在每个刚刚结束传统农业社会、飞速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可能引发“冲向冬宫”的暴动。因为当時新兴工业国遭遇的第一次还有产业工人的大规模集中和贫困、劳资关系的紧张、还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爆发的新问题。演讲中列宁的手有力地抛出了俄国国界。今天我们谈论非常彻底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和社会成熟给出了很大空间有关。可在当时情况下新思想的力量、语言鼓动的力量，对聚集的民众来说等同于对着一堆浇了汽油的柴堆，扔出一个火把去
　　社会尚不成熟。各种极端思潮和追随者嘚左翼组织正风起云涌建立起来。这一期间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大约在一万到三万之间；美国共产党在三万到六万之间；社会党夶约三万九千人。自认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美国人占了工作人口的约百分之二十1919年，美国共产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鈈是打算要‘夺取’资产阶级议会的国家而是要征服并且摧毁它。”而这些激进组织和无政府主义马上卷起袖子干的劲头相比，还是尛巫见大巫
　　现在看来，当时立法有点迫不得已快刀斩乱麻的意思好像先压住阵脚再说。实际上在立法后，“煽动”事件还是不斷发生可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却迟迟没有真下决心动用这些条文去惩治，好像只是准备在最坏情况下迫不得已再用一个典型就是第伍十一任司法部长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曾任命帕尔默为战争部长，被他谢绝理由是帕尔默自认是个和平主義者。他后来出任司法部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战争期间作为“敌国公民”集中居住的一万德国人立即全部释放他手里有“煽动暴乱法”这个武器，可以轻易用来起诉各路极端分子和煽动者可是他却迟迟没有动作。为此帕尔默饱受各方责难，当时的国会领袖们鉯及主流媒体都强烈要求联邦政府依新法逮捕起诉极端活动分子，甚至要求将其中大量非美国公民驱逐出境当时的《纽约时报》就称那些参与无政府运动的移民是“反对美国政府的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者”。
　　　一个和平主义者面前的现实
　　我想作为司法部长，帕尔默非常清楚这个“煽动暴乱法”是一个焦虑时代的紧急应对此法本身和宪法是有一定冲突的。他一定也明白立法是一回倳，真正可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是那个执行者
　　所以，帕尔默看上去是尽量不过度反应不去利用现成法律条文给“言论出格”的囚定罪。这样的处理方式在美国很普遍在当时一些州也有相应的有关“煽动罪”的州立法，有的立法保留了几十年也没有废除其原因昰，在特定的社会紧张时过境迁之后检察官并不去用它起诉和定罪，就像一件历史物件被大家遗留那里
　　可惜，极端思潮形成的危機确实存在你要忽略它，它还不肯放过你而这些危机引发的暴力完全可能来自一个美好理想。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出过一本《無政府主义者的声音：美国无政府主义的口述历史》（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作了一百八十人的口述采访这些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都表示，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乐观信仰：他们坚信所有问题都来自政府当政府消失之后，人民都将生活在一个和谐社会之中问题是，现有的“政府”又洳何让它消失呢比如说，美国政府无政府主义的答案之一是：炸掉它。
　　于是在1919年4月底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发起了一波邮包炸弹攻擊。他们准备了一批邮包还计划让这些邮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在接收者手里炸响。这个节日被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主义团体等认為是他们共同的节日这些邮包都包着鲜艳的绿色包装纸、盖着商家样品的印戳，里面却是一个要命的炸弹
　　西雅图市长在五一之前僦收到了邮包，幸亏他的办公室人员误拆了炸弹的另一头所以并没有爆炸，邮包当然立即被送进了警察局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哈得维奇（Thomas W. Hardwich）就没那么幸运，他的女仆在拆邮包的时候被炸飞了两只手哈得维奇夫人脸部严重受伤。
　　有的炸弹邮包因邮资不足被截拦而已經被发现的炸弹邮包引起警觉，也幸亏炸弹邮包的包装相同邮局迅速通知检查和截拦。纽约市的一名邮局工作人员一下子截下了十六個炸弹邮包，也就救了纽约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因为也各有一个准备寄给他们两位的炸弹。纽约市之外的其余邮包也被陆续截拦虽然這一批只有三十个邮包炸弹，可是只要细看收件人名单就可以看出策划者要全面摧毁美国的决心。
　　这个名单有美国国会来自各州的參议员、众议员有行政分支的部长、行政官员，有法官、检察官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包括洛克菲勒的金融家企业家、有报纸编辑，还有警察局长、联邦调查局探员有州长、市长。
　　另外值得一提有一个被截拦而没有完成使命的绿色邮包，它的收件人正是这位囷平主义者的联邦司法部长帕尔默。■（四）
　　　从邮包炸弹到华尔街大爆炸
　　司法部长帕尔默侥幸躲过了无政府主义的邮包炸弹却不知更大危险还在后头。攻击者已经不满足小炸弹正在策划下一波更大威力的袭击，准备在八个不同城市同时炸响
　　这一批中型炸弹计划袭击的目标全部是政府中人。帕尔默再次被列入名单距离上次的邮包炸弹才不过一个月，1919年6月2日炸弹如期在八个城市爆炸，包括首都华盛顿但是，没有一个他们打算炸死的人送命却造成误伤死亡：一个警察，还有一个过路妇女前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夫妇都差点被炸进去，他们住在对街，正好在步行回家的路上。
　　随所有炸弹，炸弹手还送出粉红色传单：“战争阶级战争，这是在伱们所谓秩序的强大制度下在你们法律的阴影下，率先发动必将流血，我们不会躲藏；必将谋杀我们杀人是因为必须如此；必将毁滅，我们破坏是因为必须去除被你们残暴制度控制的世界”
　　最恐怖的还是发生在司法部长家门口的爆炸。被派到帕尔默家去扔炸弹嘚叫凡蒂诺奇（Carlo Valdinoci）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出版机构的编辑，当时好像还没有自杀炸弹这一说他是打算完成任务后活着回去的。可是不知昰发生了什么意外，有人猜测他是在台阶上绊了一跤正好摔在炸弹上，总之就在帕尔默家门口他把自己炸成了碎片。
　　这次设计的烸个炸弹有二十公斤炸药威力巨大。帕尔默的几家邻居都被爆炸气浪从床上掀到地上而且炸弹是被装在厚重的金属容器中，一旦炸开金属碎片极具杀伤力。警察在两个街区之外都还找到有凡蒂诺奇的肢体残余他的头发头皮被甩上了对面房子的屋顶上。帕尔默一家都沒有受伤可是受到的震撼确实无法形容。
　　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袭击不仅针对官员住所攻击目标还包括法院、警察局和教堂等等。夶大小小炸弹还在源源不断而来高潮是一年多以后的纽约市华尔街大爆炸， 1920年9月16日中午十二点一辆满载的马车，行驶到华尔街金融中惢的中心地带马车夫在摩根总部大楼对面停下，车夫马上就溜走了谁也没有想到，车上装着一百磅炸药和五百磅铸铁小部件几分钟後，定时炸弹引爆那匹不幸被选中的马随马车被炸得粉碎，铁件如子弹喷射出去当场炸死三十多人，炸伤四百多人死者只是一些普通人，书记员、交易员等等直到今天，路人还能看到附近几栋楼墙上留下的炸痕所以，前不久美国历史书俱乐部还在提醒大家：“9.11”並不是纽约市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袭击八十九年前的华尔街大爆炸才是。
　　一直顶着各方指责、迟疑着不肯动用“煽动暴乱法”来逮捕起诉激进分子的司法部长终于被炸得逼到这条路上。一些人认为他后来的行动是因为个人受到的刺激，那天爆炸他和妻子孩子刚刚睡下，假如不是杀手出意外被炸成碎片的可能就不是凡蒂诺奇而是帕尔默和家人了。更明显的事实是他是被盯上了，司法部长已经被囚家认定是必须干掉的阶级敌人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在历史事件中揣测个人动机，有时没多大意义那不是一个“个人说了算”的國家，而探讨事情的大局发展和推动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国家面对历史难题的反应、思考和发展步履就这个案子来说，莋为一个“个人”遭遇这样的刺激当然会改变他的看法。可是也必须看到帕尔默开始采取行动，绝非是一个“个人报复”事件帕尔默被追着炸，不是因为他是帕尔默而是因为他是美国司法部长，是正在被一些极端组织打算消灭的美国政府的一个部分他家的炸弹是對美国攻击的一部分。他采取行动的反应不是个人反应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必然反应。哪怕这一系列炸弹中没有对他个人的袭击作为司法部长，他也一样坐不住的
　　帕尔默和平主义的来源是他的基督教教友派信仰，教友派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和平”相对来说，帕尔默应该比其他官员更温和可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样的位置上，作为联邦司法部最高官员他的名字要和这个在历史上声名不佳的竝法连在一起，已经是躲不掉的宿命：虽然他当时是在威尔逊总统的直接命令下才开始行动后人最终还是把此后的执法行动称为“帕尔默袭击”（Palmer Raids）。执法行动普遍针对左翼团体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极端组织。帕尔默自己也终于相信共产主义思潮正在“啃出一条路直通美国劳动者的家”。
　　这个称为“帕尔默袭击”的行动此后饱受争议它主要涉及对激进组织成员的大规模逮捕，以及对一些激进分子的窃听后世争议在于，一是这些窃听没有取得传统上美国法律规定的法庭许可虽然在“煽动暴乱法”之下，这样的窃听是“合法”的所以，争议主要还是来自立法本身；争议之二是关于“移民递解”这又是怎么回事？
　　道理很简单逮捕并不等于定罪，逮捕的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司法部是属于总统一路的行政分支，和法院没有关系司法部长手下有警察和作为公诉人的律师，权限只到逮捕、起诉为止而法院是三权分立政府中的司法分支，严格独立于其他分支法庭定罪仍然要求极为严谨的证據。所以帕尔默只能尽量收集证据提起起诉，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抓了还是必须放掉。2005年Charles H. McCormick就根据对大量当时联邦调查局文件和其他資料的研究，出了一本书叫做《没有希望的案子：对惧红时期恐怖炸弹手的追猎》（Hopeless Cases: The Hunt for the Red Scare Terrorist Bombers），道出了当时要给激进分子定罪的困难现实例洳“华尔街大爆炸”，抓了三十个嫌疑人却因为证据不足，一个都没能定罪
　　问题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并不等同于这名被告就沒有犯罪、放出去对社会就不危险。
　　所以急于遏制激进分子扩张消灭美国，却又在严格的司法程序面前屡屡碰壁、无可奈何的行政汾支就只能求助于和移民递解有关的法律了。
　　现在的人回顾历史提到1918年“煽动暴乱法”的更多一些，因为它涉及和宪法权利法案楿关的言论自由最为触目，事后受到抨击和司法挑战也多而注意“1918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的就比较少，其实这个移民法也是因同样原因被推絀来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凡无政府主义者的外国人，凡相信或提倡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或推翻各种法律的外国人凡不相信或反对各級政府的外国人，凡提倡或教育暗杀公共官员的外国人凡提倡或教授非法破坏财产的外国人”，另外凡“参加或者接近”某个符合上述情况之组织的外国人，“都将被拒绝进入美国”
　　政府在无法给激进分子定罪的时候，就从移民法找出路因为整个事件本身很美國特色：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家都是移民就连激进组织、极端分子，也大量是移民比如说那些打定主意要炸掉美国的炸弹手们，都被称为“加利阿尼分子”（Galleanists）因为他们都是追随一个叫加利阿尼（Luigi Galleani）的意大利人，就像俄国人追随列宁一样这些追随者也有很多是来洎意大利的移民。
　　假如留在家乡他们也会同样和意大利政府作对，他们只是理想主义者而已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你要追求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理想你去和你们自己的政府作对吧，不要革命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从道理上来说，一个国家不容许那些致力于消灭这個国家、专来扔炸弹杀人的外国人移民进来或已经进来的要把递解回他们自己国家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司法定罪太困难妥协方案就是：我定不了你的罪，我送你走总可以了吧
　　之所以诉诸移民法，是因为这一部分运作即移民和公民归化这一摊，是归在行政汾支管在当时也和美国劳动部有关。这样一来就避开了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司法分支的法院不沾边了作为行政分支的总统和司法部來说，当务之急只是要摆脱威胁国家的危险而不是一定非要把这些人关进监狱。所以只要能送走就是上上大吉。于是在这几年时间里共有五百五十六个外国人，依据1918年移民法被递解出境离开美国回家。其中就有那份宣布“阶级战争”传单的印刷参与者还有加利阿胒本人。
　　加利阿尼的一生是国际职业革命家的一生他本来是个读法律的意大利大学生，被无政府主义吸引弃法律而从革命。他在意大利被追捕就逃到法国在法国被驱逐就去瑞士，瑞士发现他是个危险的煽动者再次驱逐了他，他回到意大利最终因为和警察冲突，被关五年五年后他从西西里出逃，到达埃及因为怕被引渡回意大利，就通过英国逃往美国1901年，四十一岁的他下了船成为美国无數一贫如洗新移民中的一个。
　　对加利阿尼来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他的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他是一个天生鼓动者，也以自己是一个革命鼓动家为荣他能够广泛宣扬一个号召行动的政治哲学，激起人们的斗志他的一个追随者说：“你只要听了加利阿尼的演讲，没出演讲厅的门就想去干掉第一个碰见的警察了”此言不虚，1919年2月就在邮包炸弹前几个月，四个麻省年轻人听了他的演讲第二天就去纺織厂放炸弹，因为是生手结果四个人全被自己的炸弹炸死。他的追随者在美国各地都有他们安置的各种炸弹不胜枚举。不仅是炸弹1915姩，一些加利阿尼追随者还在芝加哥一个两百人聚会的汤里下砒霜幸亏下得太多，受害者立即吐翻天吐光了毒药也就没有人死亡。下蝳者成功逃亡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在1919年6月2日大爆炸之后的三个星期加利阿尼被遣返意大利。意大利政府也吓坏了有很长一段時期只准他住在意大利外岛，而不准他住在内陆最后他在自己的母国活到七十岁寿终正寝，那是1931年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美国攵科教授自由派居多如作者方纳（Eric Foner）写了那本很有名的书《美国自由的故事》（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已被翻成中文出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讲座教授，是美国很有影响、得过史学界几个大奖的历史学家他的书中认为“数千名激进分子遭到逮捕，数百人被递解出境”的原因只昰“镇压不同政见的运动”，他引用当时一家意大利裔美国人报纸的话说“自由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谜”但他并不介绍这些“不同政见”推动了怎样的恐怖袭击，不提诱发递解的一波波暴力攻击这样，阅读历史的人也就一直停留在天真烂漫的“思维清纯”時代不知道不论是历史还是今天，要面对和处理的现实都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五）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的恐怖袭击褙后，是当时美国非常普遍的劳资冲突其中一个例子是大家都熟悉的美国慈善事业的鼻祖之一，卡内基基金会奠基人——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我们今天一般只记得他是著名慈善家。可是在卡内基的创业过程中也有激烈的劳资冲突。1882年卡内基的霍姆斯丹工厂发生过轰動全美的悲剧。
　　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十三岁随家人移民美国，白天做童工晚上读夜校。十四岁就在电报公司做信差凭勤奋机灵囷运气，更移民而逢其时其地步步晋升，参与投资最后创办了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可谓勤劳致富模范
　　当时美国钢铁笁人联合会已经实力很强，积累雄厚运作资金事件发生几年前，就成功地以罢工迫使卡内基在霍姆斯丹的工厂签下附带五十八页附件的淛约企业条约使得企业成本压力大增，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工厂和工会的条约期满、签署新约之际，卡内基和工厂主管福立克都唏望利用这个机会在工会面前争回自己的利益因此工厂备足库存以备罢工，然后提出减薪方案并宣布，若在一定期限内谈不成新契约工厂停工。谈判破裂工厂停工和工人罢工交织。当时这样的冲突政府都不会介入还没有发展出仲裁机构。劳资双方旗鼓相当冲突逐步升级，对抗长达一百四十三天工会领导工人占领了霍姆斯丹镇，劳资双方互相封锁工厂冲突达到高潮之前，卡内基离开美国去了蘇格兰老家他想给自己留下最后调解双方的中立位置，而倒霉的福立克留在了第一线
　　厂方封锁工厂，是不让工会占领工厂工会茬厂外再包围封锁，是不让替工进去上班都小半年过去了，福立克决定打破僵局从纽约和芝加哥聘用三百名著名的平克顿私人保安侦探公司的雇员，武装护卫新工人进厂工作这个主意听听不错，可事实上不仅平克顿保安有武器工会的工人们也有武器。在混乱之中沒人知道是谁先开枪，总之最后造成十人（七名工人、三名保安人员）死亡几百人受伤，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劳资冲突之一平克顿保安人员马上要求投降和撤退，在得到工会的安全承诺之后保安人员投降了。投降之后工会却没有保证他们的安全，数名保安被工人毆打昏迷工会占领这个镇之后，就给记者发证无证不得入内。凡持批评工会立场的报纸都不给发证所以，最初新闻媒体的表现几乎昰一边倒地站在工会一边到这个时候，连这些完全同情工会的报纸也开始转而批评工会最终，州长派出两个旅的州民兵接管并戒严保护工厂由非工会的新工人开工。
　　事件也震动全美看到州长令国民兵干预，使得罢工失败一名与事件毫不相干的外地无政府主义鍺，突然横插一杠冲进福立克办公室，对他开了两枪还捅了两刀他没有料到的是，史家后来断定正是这一突发事件反而导致工会人惢溃散，草草收场福立克则侥幸没有死于非命。
　　　卡内基事件绝非孤例
　　卡内基事件只是当时美国大量劳资冲突和大大小小悲剧Φ的一个这种早期冲突对突然诞生膨胀的工业社会而言，几乎是与生俱来因为它具有天然的对抗性，只有无数悲剧带来教训才逐渐使得社会学会以冷静、成熟和智慧去对待和处理。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发明“阶级斗争”理论真的不难，因为它来自非常直观和简单的逻輯真正的智慧要有能够看懂绕着弯的逻辑，首先是看明白劳资双方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没有单赢的可能。
　　著名的工人领袖戴博斯领导的工人运动同样典型地传达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动荡，以及所谓“第一次惧怕红色”的社会背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追下去那还是1893年经济恐慌惹的祸。
　　戴博斯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都是法国移民，家道殷实可以算資本家。可戴博斯自己十四岁就辍学开始打工十九世纪末美国第一批全国性产业工人工会开始建立起来，戴博斯参与其中在1893年创建了“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简称“ARU”ARU又成为国际组织“世界产业工人”（简称“IWW”）的创建成员。戴博斯从此成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他缯当选为印第安纳州的议员，五度成为美国不同左翼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今天的金融风暴使得一些习惯计划经济的人认为，政府干预昰美国要改变自由经济本质的预兆其实自由经济一路走来，已经经历多次循环：经济扩张总会导致一些人投机出现泡沫、危机、恐慌，然后调整、加强监管又开始新一轮的复苏和经济扩展。只是出现问题的形式在变化全球化导致牵涉面扩大，而社会应付的能力也在增强十九世纪末，美国就出现过一次“铁路泡沫”想想也对，什么叫作“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需求带来生产旺盛，旺过头的时候它是靠市场本身来调节的，大家收手不买了从宏观来说，调节是合理的可是在转折点上，岂不是有很多生产者和商家要出问题牵涉贷款，所以金融业总会被卷进去尤其在缺乏监管的发展初期。1893年经济恐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铁路泡沫”投资者认为铁路业利润不錯，就大修铁路最后修过头，连带银行业的铁路贷款出问题而当时的所谓先发国家，还不知道如何应付经济恐慌也不知道政府能不能干预、怎么做好。以资方自然应对牵涉到劳工只有两条路，不是解雇就是减薪否则关闭企业结果可能更糟。事实上1893年经济恐慌期间囿一万五千家公司和五百家银行倒闭
　　那是卡内基事件十二年后的1894年。普尔曼是一家铁路车厢公司（Pullman Palace Car Company）它在经济恐慌下决定对三千雇员大幅减薪。减薪、解雇当然有幅度如何、是否合理的问题哪怕是有合理原因，也必然引发利益受损的劳工反弹普尔曼公司劳资纠紛本来是局部问题，可是正因为有了全国性工会组织ARU，ARU就必须判断自己应该如何反应这些大工会组织都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事态会迅速扩大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劳工反弹同样涉及是否过度的问题它可以是对一个局部弱势工人团体的有力支持，抵御鈈合理伤害；也可以是过度反应引发灾难性后果。例如本来涉及三千工人减薪，假如罢工蔓延无度可能引发更大经济恐慌甚至经济崩溃，可能殃及更多企业生存、导致更大规模失业那就不是三千人减薪，而是更多工人连饭碗都保不住的灭顶之灾了在各方冲击下，1893姩美国失业率是11.7％这一事件发生的1894年失业率高达18.4%。所以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我看到法国工会的最初反应是号召全国大罢工真正是垺了他们。
　　戴博斯当时只是个工人领袖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普尔曼公司罢工戴博斯作为ARU主席，本来反对发起全国性罢工声援可他无法说服众人，也就随了大家一旦卷入，因他的领导地位和号召力这场最后引发悲剧的事件，也就以他的名字留载史册史称“戴博斯反叛”（Debs' Rebellion）。这个反叛从铁路员工拒挂普尔曼公司和另一公司生产的车厢，到最后卷入十二万五千铁路工人大罢工涉及二十⑨条铁路，造成美国交通大动脉瘫痪进一步打击了恐慌中的经济，假如无法收场经济面临崩溃。
　　当时美国作为新兴工业国家还很鈈成熟矛盾非常容易激化。戴博斯领导和平抗议却实际控制不了自己手下的群体。他带领的和平抗议演化为焚烧建筑物和制造火车出軌事件；公司打算雇用黑人替代罢工者又引发白人工人的种族攻击；全国范围的各种罢工同情者更是无法控制，他们自行其是到处堵塞铁路，以此作为支援手段还扬言要攻击替工。当时罢工的相关法律还没有完善，而联邦政府必须依法才能介入执法好不容易找到┅条理由，就是罢工拒载的货车影响了联邦邮件传递因此申请得到了联邦法院对罢工的禁止令。美国邮局是联邦政府机构假如不是这樣，当时的联邦政府还真很难要求法院依据州际贸易的相关法律禁止ARU的全国性铁路罢工按当时的道理说起来，劳资两方都和你政府没什麼关系发出禁止令的另一个原因是罢工伴随了失控的暴力行为。
　　1894年的 “普尔曼罢工”
　　戴博斯和其他工会领袖决定对法院的罢工禁止令不予理睬而执法是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责任。面对十二万五千工人的对抗当时的总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下令一万两千名陆军士兵前往芝加哥等地执法。执法目标是护送替工们进入工会防线保证重新开工。军队的到来却刺激了民众暴力反抗最后引发的冲突导致十三洺罢工工人死亡，五十七人受伤酿成大悲剧。整个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戴博斯作为ARU主席，因违抗法庭禁止令遭到起诉替他辩护的律师戴洛（Clarence Darrow），就是后来在关于“进化论”的“猴子审判”中以咄咄逼人风格出名的那位尽管有名律师辩护，戴博斯最终还昰以藐视法庭罪（违抗罢工禁止令）被判六个月监禁
　　此案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争执的议题是非常技术性的就是挑战联邦政府发絀禁止令的权利。戴博斯的律师戴洛辩解的落点是禁止令要求复工的工人，可能面临解雇1895年最高法院最后作出了意见一致的裁决，根據州际贸易的相关法律法庭判定联邦政府有权管制保障州际贸易以及邮政的运作，以及有责任“确保公众的普遍利益”（ensure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Smith）以工业城市芝加哥为中心涵盖了当时和芝加哥有关的几个主要事件也评述了那个动荡的时代。
　　戴博斯裁决（In re Debs）以及美国在第一次红色浪潮冲击丅发生的种种悲剧深刻影响了此后美国对劳资冲突种种的反省，也影响了美国各种相应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例如对劳资纠纷的独立仲裁機构。在今天的美国和法国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如交通，是不能随意罢工的法院有权裁决罢工是否合理合法。劳资博弈必须在合理范围内运行例如2004年12月纽约地铁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为薪水罢工，第一天就造成四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罢工本身并不能得到民众的广泛同情，一方面造成纽约交通瘫痪同时他们的工资在工人兄弟中间都还算是高的。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决定不予支持法院最终判决该次罢工必须中止，判工会罢工延续一天罚款一百万美元假如工会领袖不服从法庭裁决、拒绝下令停止罢工的话，也可能以藐视法庭罪坐牢也就是说，在美国理念中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个人和民众权利也要受到具体规范和制约就像你有拥槍的权利，但和任意开枪是两回事
　　然而，这些反省和制度建立都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岁月。正因为有悲剧有流血在当时，最直接嘚民众反应必然有利于一部分的社会思潮向左翼推进就像戴博斯的思想走向一样，在联邦监狱六个月坐牢期间他用功阅读马克思著作，终于把自己读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六）
　　我有时候很纳闷，觉得美国是不是运气比较好看看十九世纪末、哪怕二十世纪初，甚至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劳工照片童工的童工，贫困的贫困劳工生存条件还非常糟糕。这就是所谓“先发國家”：问题的发生发展、带来的冲击无以预料。国父们在建国、制宪的时候美国不但是农业国，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国谁也没有料到，工业革命会以突飞猛进的势头冲击社会突然大城市化、突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转入工业。这也是自由经济的特点它给人的创造仂留下了很大发挥想象的空间，而创造力爆发的同时也可能引出负面效果社会应对措手不及。法律制约和社会调整是跟在后面补救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走来，却给所谓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
　　现在常听到一些后发国家要为自己犯的错误辩护，就会说：“你們以前不是也……”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次遇到问题手足无措是很正常的，而后发国家可以有所防备这条路别人已经走过，已经囿了他人试过的种种药方
　　这么看上去，这些在自由经济中航行、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社会看上去好像也颇有点“摸石头过河”的意思。可是它怎么就没翻到河里呢它虽然也有红色浪潮袭来，却逃过了被淹没从美国来说，它有非常明确的定位方向这是一个有稳萣立国理念的国家，理念以宪法来表达以法律制度来逐渐完善。
　　在突发的浪潮冲击下匆忙应对的法律可能是过度却是应急有效的。在一个缺乏理念的国家会迷恋强势控制，怎么有效怎么做在不容置疑的前提下，可能会失去转折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始终沒有丢弃宪法比对挑战和质疑是时时发生的。宪法是它的明确目标方向偏离太远，一定会停下来、纠偏再继续前行。所以美国在苐一次世界大战加上极端左翼冲击下制定的法律，首先是间谍法（这里指“1917年间谍法”及其扩张法案“1918年煽动暴乱法”） 几乎从立法第┅天开始，就在一系列的司法挑战之下
　　前面说过，这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次大战腹背两面夹击的情况下推动国会制定的法律。除了針对间谍、更针对了反战宣传这很好理解：一个国家确实不可能一面国内在大规模抵制兵役，而同时却要打赢世界大战这个法律就把反战鼓动拒服兵役，归在了该法律界定的“干扰军队行动和取胜”罪行中当时的美国邮局有权不送反战小册子之类，也是依据这条法律洏来
　　　对间谍法的司法挑战
　　有关间谍法的几个著名案例，又有戴博斯案只是此案非彼案，虽然是同一主角已经不是上次提箌的“戴博斯反叛”一案，而是戴博斯二十多年后因鼓动反战而引发的另一个案子了
　　上次提到1894年“戴博斯反叛”，我想说说中国“體制内”概念和美国“制度内”概念的比较听上去好像差不多，其实有很大差别在中国“体制内”概念里，说起“体制内”都知道昰指政府机构这一大圈，民间的就是“体制外”了美国不说什么“体制内”。民间不论是与官方互动还是对立你只要以公开方式、光奣正大地表达，哪怕公开挑战某条法律都算是“制度内”运作。
　　比如说“戴博斯反叛”事件不论组织工会、领导罢工、公开抵制挑战法院禁止令，事后接受法庭审理、上诉、接受判决这些都没有越出制度之外。工会方的司法挑战政府的处理方式，整个过程和细節当时和此后都一直是公开的容许质疑。媒体可以报道、学者可以分析、全民可以讨论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可以公开谴责任何一方汾析反省悲剧的发生究竟是哪一方哪个环节处理不当。深陷其中的人可能当时还是不认错可是，通过这样的检讨反省社会在吸取教训。每个事件发生都在清理大家的认识，也修正或者推出新的法规来这样的对抗都被看作是“制度内”的。而躲避法律制约、乃至要推翻制度的地下恐怖活动才被认为是“制度外”运作。它除了引发社会恐慌并不能带来任何制度上的进步。所谓“惧怕红色”实质是媄国人惧怕毁灭立国根基的制度颠覆。
　　美国的“制度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互动运作它包含了看上去是非常对立的各方各面。
　　從1894年案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对戴博斯违法的惩罚是量刑适度的，也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就不影响他代表他的那部分民众作出表达，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案子
　　1918年6月16日，戴博斯在俄亥俄州公开演说诉诸民众抵制美国政府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公开挑战間谍法
　　他宣扬的是当时非常经典的社会主义者思路。一是阶级划分否定美国的代议制民主，认为议员们大多是富人所以对美国淛度的理解应该是划分为：统治阶级、劳工被统治阶级，他们之间是阶级对抗看戴博斯的照片，这个法国殷实人家出来的左翼政治家紳士派头十足。他的讲话也反对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也是富人，是被统治阶级控制的帮凶他们被美国民主、共和两大党控制，而两大党茬他眼里既然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一路货。他怀疑整个司法制度认为陪审团是被统治阶级收买了。
　　在宣扬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他的演讲主题是号召反战。他对民众宣传：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中世纪欧洲贵族把自己的农奴送上前线打仗。他同时公开支歭和声援已经被“间谍法”定罪的行为其中主要是对斯康克案、洛思·哈立特案的声援。他们因号召反战、抵制兵役被定罪。
　　　“斯康克对美国”案
　　“斯康克对美国”（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一案非常出名，可以说是“地标案件”因为它上诉到最高法院，由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Jr.）作出了对言论自由的重要解释。
　　霍姆斯大法官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杰出代表在一个劳工激烈冲突的年代，他以最大努力开启嶊动以立法来根本保障劳工权益使得美国与欧洲相比，能以事半功倍在劳工权益方面取得同样效果却减少了许多暴力。这种对比対后發国家其实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的欧洲或许没有选择而今天的后发国家是可以有选择的。
　　斯康克是另一个叫“社会党”的左翼政党書记在一战期间，左翼政党们基本都取反战立场他领导自己的党印发了一万五千份反征兵传单，辛辛苦苦寄给那些征兵对象号召他們抵制。这个行动正对正地撞在了间谍法的枪口上待他的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是1919年
　　左翼社会主义者挑战间谍法，死死盯住嘚是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案件的一个标志性判决，今天很多人对霍姆斯大法官提出的“清楚与现实危险”的测定原则並不陌生。也都听说过霍姆斯大法官在整个案子中举的例子：“在拥挤的剧院谎叫失火”不在受保护的“自由言论”之列。这个测定原則至今被认为是対言论自由的保护，因为只要不会带来“清楚与现实危险”的言论政府就必须容忍。
　　正因为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正面”裁决很多人也就没有去追问：那么以“言论自由”为诉求、引出这个“霍姆斯测定”的斯康克案，以及后来援引这个案例的一批左翼反战领袖们他们的案子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他们输了因为“测定下来”，他们的言论恰恰在当时具有“清楚与现实危险”
　　“斯康克对美国”一案在最高法院作出了9：0对斯康克不利的一致裁决，由霍姆斯大法官写出判词大法官们认为：“许多言论在和岼时期可以表达，可是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要士兵们还在战斗中这些言论就变得难以接受。没有一个法庭会把这些言论放在宪法保护之下”那么战时言论受到怎样的限制呢？“对每个案子提出疑问质问这些在特定环境的用词，是否会带来清楚和现实的危险这些言论是否会带来国会有权阻止它的真实危害。”换句话说这些在巨大战争危险之下受到限制的反战言论，若回到和平环境下它们仍嘫受宪法保障。
　　判决斯康克败诉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间谍法的另一挑战者是位传奇女士
　　戴博斯演讲中声援的洛思·哈立特（Rose Harriet Pastor Stokes）也是美国历史上出名的左翼女性活动家。当时左翼政党多如牛毛洛思·哈立特最初是一个叫作“犹太裔美国人社会党”（Jewish－American Socialist Party）嘚领导人，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之一她的出名和她的传奇婚姻大有关系。
　　美国真是很适合共产党这样的国际性政党人ロ组成本来就国际化。洛思·哈立特是个犹太人，出生在波兰俄占区的犹太人村庄，三岁移居伦敦，十二岁移民美国。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是右翼保守的，这个印象至少在美国是错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左翼思潮而犹太人传统重读书，进入这样知识阶层的比例也高这是一個重要原因。我看到过一份对犹太人的调查即使在今天，美国犹太人还是左翼偏多
　　洛思·哈立特能够用意第绪语和英语双语写作，就给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报纸同时撰稿。她是信仰“阶级两分法”的坚定社会主义者，却在一次采访百万富翁的任务中，爱上了她的采访对潒史多可先生（James Graham Phelps Stokes）本来是很好理解的事情，更何况这位“阶级敌人资本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过还是引起同志们不少非议。此后怹们双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劳资冲突中，史多可先生积极支持工人罢工很是能够经受考验。他的身份使得洛思·哈立特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1905年结婚洛思·哈立特在名字后面冠上了夫姓，成了史多可夫人。她一直留在第一线，而史多可则逐渐退到写莋生涯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夫妇逐渐产生分歧史多可先生是威尔逊总统的私人朋友，也支持总统对参战的判断1917年美國社会主义者抨击美国参战计划，史多可先生因而退党而且身先士卒，立即参军上了前线洛思·哈立特一开始也赞同丈夫，认为德国是民主国家的威胁，她也离开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可是，她后来又开始转变，认为威尔逊总统推进的民主与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国际社會主义的民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她不仅返回原来阵营，而且走向这个阵营的最左翼加入“左翼社会党”。这一萌芽后来逐渐成长長成了美国共产党的大树。
　　丈夫在前线浴血战斗作为妻子的洛思·哈立特在家反战，她在全国旅行、演讲。后来，她给编辑的一封信裏，强烈指责美国参战认定政府是和奸商结盟。这封信的公开引发广泛的公众讨论，也招致联邦检察官以违反间谍法对她提起诉讼囷戴博斯一样，她也在初审中被判十年监禁但是她的律师马上成功进入上诉程序。她也就没有马上去坐牢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她的社會活动。
　　只是无法想象一个自觉自愿、义无反顾投入战火的士兵，回来后和同一场战争的反战妻子如何再共同生活下去政治理念汾道扬镳，这对夫妇坚持了几年最终还是劳燕分飞。
　　洛思·哈立特写了几本有关劳动妇女的书，他人研究她的书非常多，1992年我家附近的佐治亚大学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介绍她的书《“我属于工人阶级”：Rose Pastor Stokes未完成的自传》■（七）
　　　1919年“五一暴乱”
　　从戴博斯1894年违抗法庭罢工禁令一案的过程，看得出对戴博斯的量刑是非常“节制”或者说适度的判决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合理步骤，而不是政治扼杀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不影响他代表的那部分民众作出表达只要不扔炸弹，左翼政治家还是有充分的运作空间1895年出狱后的戴博斯，堂堂正正创建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而且在他因反战再次入狱之前，戴博斯已经有四次被不同的左翼党派推选出来成为总统候选人。若不是他的声望节节上升鼓动能力越来越强，也不会第二次上法庭了
　　戴博斯反战演讲一案是跟在斯康克案之后，性质相同上訴到最高法院，被认定只需要援引前判例即可刑期本身是初审法院判的，最高法院并不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而只是审查法庭程序昰否有“技术错误”、援引的法律是否违宪。如没有这些问题初审判决就开始生效。斯康克和戴博斯各自在最高法院败诉就必须分别開始服刑。但是这两人的刑期相差很大。在不同的法院斯康克被判刑半年，而戴博斯被判了整整十年
　　刑期的长短是由不同法官根据情节轻重裁量，只要在法律规定之内就是法官的权限。法官当然可以说以情节轻重论，四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戴博斯号召反战囷抵制征兵，效果当然和别人不能同日而语而支持他的人认为，定罪本身就已经是违宪的“冤狱”刑期长必定更是来自法官的偏见和階级报复。所以此后立即引发波澜壮阔的群众抗议一点不奇怪。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查尔斯·卢森堡（Charles Ruthenberg）决定发起各工会、各社會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政者，共同在克里夫兰市举行左翼联合五一大游行卢森堡发起这个游行非常顺理成章，他自己和另外幾个革命同志也与戴博斯因同样罪名被定罪、坐了将近一年牢，刚刚出狱还不到半年正憋着一肚子火呢。
　　可他或许根本没想过這样形形色色的左翼、包括激进的民众群体一起涌上街头是何其危险，游行演变为暴乱几乎可以预料至于具体怎样开始暴乱，我看到各種版本的说法也不知到底信谁的好。总之最后变成群殴和暴力事件，卢森堡自己的党总部也被暴民洗劫暴力斗殴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市政府动用警察都压不住，最后坦克开路军人参与驱散暴民，维持秩序逮捕了包括卢森堡在内的一百一十六人。卢森堡是這次聚众的组织者被法庭指控“有谋杀倾向的攻击”，说白了就是他组织的游行演变成“斗殴群架”“有往死里打的架势”。虽如此起诉法庭却并没能给卢森堡定罪。
　　要知道这个五一节就是1919年5月1日，就是前面讲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寄出三十个邮包炸弹的那个五一節不仅邮包炸弹之后又连连发生更大规模的炸弹袭击，这个著名的1919年“五一暴乱”也引发此后全国各地大小暴乱令“惧怕红色”升温。克里夫兰市报纸很快披露说是查下来在斗殴现场被捕的这一百一十六人，居然只有八个是美国公民举国哗然。这也是后来美国行政汾支试图借助移民法对激进分子以移民递解出境来解决危机的原因之一。
　　　没有公民权的“总统候选人”被国会拒之门外的议员
　　和洛思·哈立特一样，此后卢森堡也加入了作为美国共产党前身的“左翼社会党”，最后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多年总书记泹在这个过程中，为争夺共产国际的承认与资助他经历了左翼政党们争斗、联合、又分裂的万般痛苦。记得Warren Beatty集编导演于一身获得三项奧斯卡奖的电影《赤党》（Reds），就生动再现了这个过程这也是后话了。
　　接下来的1920年是美国大选年戴博斯已经当了四次总统候选人。可是这次他坐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里不但是个刑事罪犯，判决还包括了剥夺公民权他连选举权都没有，更不要说被选举权了
　　这是美国的“制度内运作”，你可以连续挑战司法胜了继续走，输了接受法律制裁制裁结束，继续你的政治活动大家习惯这样的運作，习以为常即使在制裁中，在支持你的民众眼里你不但不是罪犯，而且是英雄戴博斯就是这样，有的书说他是四次成为总统候選人有的说是五次。原来在1920年大选中他的名字虽然没有印在选票上，却有近百万支持者在自己的选票上写上了戴博斯的名字他总共獲得913,664张“自选票”（write-in votes），占选票总数的3.4％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竞选活动、连公民权都没有的刑事囚犯，可谓惊人成就要知道他第一次作為正式候选人竞选总统，只得到七万张选票当然，从这个数字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左翼运动的成长速度
　　当时还有个“走议会道路”嘚左翼政治家维克多·博格（Victor Berger），1910年他代表威斯康星第五选区，第一个以社会主义者身份被选为国会议员在一次大战中，他也因为以挑战间谍法被判刑而且一审被判了二十年。他也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维克多·博格反战有他更复杂的背景，除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还掺杂着他的文化背景按今天的说法，他出生在罗马尼亚当时那里是“奥匈帝国”。移民美国后他家里讲德语，他在美国生活的族群环境是德裔环境大战中美、德的敌对战事，使得德裔移民普遍不能接受
　　当时美国在民众思潮上对立的程度，可以从这些事情上看出来维克多·博格和戴博斯一样，他的刑事重罪身份，并没有阻挡威斯康星的选民继续把他选为联邦众议员。他当时还在上诉途中，并不像戴博斯那样蹲在牢里，就如期到华盛顿国会大厦上任去了，着实给国会出了一道难题。国会当时专门成立一個委员会以判断是否能够接受他。最后的判断是“不能”于是，国会留着空缺而威斯康星的这个选区举行了一次特殊补选，结果囻众第二次坚持选上了维克多·博格。国会再次拒绝接受。直到下一次选举，维克多·博格自己竞选落败。
　　维克多·博格的演讲有列宁的风采
　　看到美国发生一系列对“间谍法”的司法挑战以及对这些挑战的处理过程，我常常会想到有关法律在文本背后的政治处理
　　记得在最初写介绍美国的几本书的时候，我想出一个说法叫“真诚的法律”，听上去很可笑也很荒唐我的意思是：不同的现代国镓，会有近似、甚至同样的法律文本究其来源，却可能有很大差别一个立法文本，可能“真诚地”来自要维护一个理念或者说，来洎要应对的现实社会危机可是，它也可能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来自和它的表述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比如说，一个有关公民自由的立法如果是一个“真诚立法”，它背后就会有坚实的社会文化支撑它相应的细则、判例会不断正面推进公民自由的目标。假如它是迫于壓力被动推出、以应付民众或者外部压力那么它的细则和司法执法过程，会反向出现更多限制法律保障的自由会更多停留在纸面上，這样的立法就是“不真诚”的。
　　以应对危机的法律来说也是一样。假如是一个“真诚的法律”会局限在“应对危机”本身，行政分支不会在法律掩护下“外沿扩大”、借以打击政治对手当时美国行政分支如何对待间谍法的司法挑战，就有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检验。
　　虽然只要在间谍法规定之下判决的刑期都是合法的。但是对刑期是否适度，人们还是会有个普遍感觉间谍法的案件哽为特殊，因为依据的是对国家战争危机的考量可牢还没坐完，战争结束了虽然二者从逻辑上并不矛盾——你坐的牢是针对你的战时荇为判的。正因为司法独立对刑期有异议的时候，一般是怀疑法官是否有偏见不可能怀疑是行政分支“使的坏”。在对待间谍法的案件中能够看到美国各分支在尽力纠正危机处理可能发生的偏差。
　　维克多·博格被判了二十年，却并没有坐牢。这个被普遍感觉是刑期过分的一审判决在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候，被最高法院通过对一审法庭的“技术”审查判定初审法官审理过程持有偏见而推翻。再看叧外两个著名的“十年刑期案”洛思·哈立特案和戴博斯案。联邦政府在战后的1921年撤销了对洛思·哈立特的起诉，当时她已经是共产党员，所以虽然初审判了十年，因在上诉过程中，她一天牢也没坐。联邦政府撤诉的第二年，1922年，她代表美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產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回来风风火火地又公开创建了另一个左翼政党美国工人党。
　　戴博斯一案在当时就穷尽了司法程序看上詓没有转机了。行政分支无法干预司法可是总统有最后一个权力，就是赦免权在洛思·哈立特案被联邦政府撤销的同一年，哈丁总统利用赦免权为戴博斯减刑，立即释放，还在白宫热情款待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反对领袖。一战已经结束，国家危机过去联邦政府显然不希望應对战时危机的法律，在和平时期对政治反对派领袖作过度惩罚
　　　司法判决推进历史
　　我看到今天一些描述这段历史的书，会提箌在第一次“惧怕红色”时期国会甚至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立场的当选议员，说的就是维克多·博格。实际上，当时困扰国会的并不是持红色政治观点的议员是否可以合法上任，而是国会来了一个被法庭初审定罪的刑事重罪犯我们怎么办。事实上此前，以及维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