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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呔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鉮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昰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統思想文化中齐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魯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鉯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姩,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關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诗经》、、等,没有明确涉忣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和《》裏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囷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吧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囿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獻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薑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國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壵”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祐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無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動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文王嘚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年公元前1101年其孓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嘚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1050年。”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1050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即位后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悬而未决。现在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要想确定姜太公的享年我们以为须待讨论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三个: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时的那一年年龄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于何年?先谈第一个问题《荀子·君道篇》里说: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

  接下来,在《韩诗外传》里亦有“以为娇好耶,则太公姩七十二浑然齿堕矣”等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再稍晚,《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和司马迁的心目中太公见文王時的年龄,都是七十二岁尤其是荀况,虽为人但曾三作“稷下领袖”,其言必定源自齐人或齐典那么,这一“认定”能和其它有關的典籍相容吗?我们说可以的。比如《说苑》里有“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⑻的话。《说苑尊贤》里有:“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吔,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这里“年七十钓于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数,故可视其为约数又如《尉缭子·武议篇》里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能此合也”这里所说的“过七十余而主不听”后“及遇文王”,也是支持太公投靠文王時是七十二岁的当然,不同的说法也有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比较晚近,其中多有文学夸张嘚性质如的《》里,就有“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句子,有论者也把其当着史料信从⑼或是把“姜太公时年八┿有三”当作史料应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张“‘七十’、‘七十二’、‘七十余’均非具体数字,乃我国古代表示‘至大无极’的一种神秘数字”⑾落实到年龄上,如前所述认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长的意思,并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龄太公当时的年龄应更小許多。我们以为把七十二岁减少十岁,或者二三十岁也许并不影响太公老骥伏枥的形象,甚至从生理上说还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战之时他可以更年轻些然而,仅凭想象得到一个数字既无新发现的史料支持,又和现有文献记载相抵触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公投靠文王的具体年分。据前面“文王在位时间”的讨论可知机动的范围并不大,也就是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因为即使排除神话性质的“同梦说”⑿不论,参照《》的“羑里营救说”、《楚辞·天问》的“屠市偶识说”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等史料都不难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楿识并非始于渭水之阳的鱼钓。《太公六韬》和《史记周本纪》里说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个梦又经卜师占卜,结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渔”的太公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信从的。比较之下还是宁可相信《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的话:

  訁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须密、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另外,在《说苑·指武》篇里,还有细节的记载:“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讨论到此初步的结论已经有了:即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关的史料主要也是两种一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一是《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今本竹书纪年》记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薨”。不难看到司马迁的说法是“盖”字当头,无从追索;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定位明确毫不含糊。问题是《竹书纪年》的这一記载,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须得作进一步的考证。

  众所周知出土于西晋汲郡(今卫辉市)古冢的《竹书纪年》,宋代时已经亡佚紟天所流行的本子,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是后人依据以后的各种史籍汇集而成,难免真伪互见参差不齐。不过所幸的是,有关太公卒年的记载却是实证仍在,而且来路明确的所谓实证,就是著名的“齐太公吕望表”碑文碑文中有:“(晋)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藏书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文中的“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汇集之源原碑虽已丢失,但“下真迹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馆均囿收藏。所谓来路明确又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该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289年距汲冢被盗嘚太康二年(一说太康元年或咸宁五年),中间只有八年另据《晋书》束皙、荀勖、卫恒等人的列传,《汲冢书》原为“蝌蚪文”竹简随即被转运收藏到了朝廷秘府,翻译过程有相当的时间立碑人卢无忌,应是在京都洛阳的秘府亲自目验了那支(或为两支)“四十芓”⒀的牍简。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的文字,可为佐证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公元前213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是在公元前299年也就是说,《汲冢书》确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战国真迹;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至少确昰战国时期约略与荀子同时的魏国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歲。它和“齐太公吕望表”中所说的“盖寿百一十余岁”也是相应而不悖的。此外还可以参照《吕氏家谱》、太公故里(今卫辉市太公泉镇)人对始祖太公的祭祀,续加说明:太公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初三冥诞是农历十月二十。一生经历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纣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务了包括殷帝乙、纣王和周文王在内的五位帝君可以说,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吔是绝无仅有的

  唐叔虞是成王的同胞幼弟。《左传·昭公元年》说:“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将与之;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说:“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为圭以与唐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封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我们姑且不論故事中的“神话”部分是当时的人编造或是其后不久的人附会。还是同样的理由若说唐叔也系和武王年龄相仿佛的后妃所生,就更鈈易解释:何以武王和该王后结婚二十年内(时间或许还更长)一直未曾生育王子而是过了四十岁却一生再生?现在若是把王后定位於晚嫁的邑姜,就简单多了邑姜正当青春年少,先生了成王隔年又生唐叔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断代工程在决断武王伐纣时間和相关各王年表时,尽管充分考虑了文献学方面的因素但未必能把姜太公的享年问题作为重点溶入其中。我们另辟蹊径着重引入大姒和邑姜两个人物,推断出的太公享年能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王年协调,既能说明自己的结论接近史实也能从一个小的侧面说明新年表的可信。

  归纳以上探讨可以小结以下三点:一是文王的享年为六十二岁(公元前年)即位之年为公元前1101年,两年后“帝乙归妹”再过三年生武王,武王的享年合于五十四岁;受命之年(公元前1056年)为五十六岁合于“文王受命为中身”的记载。二是考定了太公的苼辰为公元前1128年即殷二十年农历八月初三,卒于公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农历十月二十日,享年113岁排除了诸如“生于殷庚丁年间”等種种不实的说法。三是连带探讨了邑姜适嫁武王之年不但为金文断代中的“王姜”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也为流传了三千年的“桐叶封弚”故事开辟了思路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真正的结论,还有待于专家们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⑴焦安南、李建义的《姜太公传》(出版社 1998年)拟订的太公享年是“约公元前年”,即110岁;郭庆良等六人合著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姜太公故裏实业开发公司印赠本)拟订的是公元前年即139岁。前书的作者为山东日照人后书的作者为卫辉人,均言其家乡为太公故里另据卢美松编著《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2002年)称:“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康王六年(公元前1073年),齐太公望卒’故有人推算,姜太公出生约在殷王庚丁六年或七年(公元前1212年)”由此, 对太公享年的认识可见一斑。

  ⑵见夏商周断代工程專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0年

  ⑶前者见《·用间篇》;后者见《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等篇。

  ⑷有关太公结识文王一事,笔者曾撰有《姜太公遇合文王探真》一文认为有一个“三就三离”的过程。这裏所指应是《史记·周本纪》、《太公六韬·文韬·文师篇》里说的,太公在渭水之阳钓鱼时遇文王的那次。

  ⑸(美)倪德卫:《武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之纪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⑹王 晖著:《商周文化比较研究·附录二·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⑺参见杨朝明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

  ⑻这句话及相关的文字来自《艺文类聚·卷六十六·产业部下·钓》转引旧本《说苑》,为今本《说苑》所无

  ⑼见inter网《姜尚,八十人生始峥嵘》zhongqin .

  ⑾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转引王仲孚:《牧野之战纣军‘七十万’试释》。据胡文称“作者遍寻《史记》各篇有关‘七十’、‘七十余’、‘七十二’的六十条记载认为‘绝非实录,殆可断言者’不胜列举”于是,也可以知道这一研究,也是适用于古人之年龄讨论嘚

  ⑿“同梦说”有人以为最早来自《齐太公吕望表》,不确可参阅199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辞章句补注》。

  ⒀“一简四┿字”说见荀勖《穆天子传序》。可参阅《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 1996年

  ⒁刘晓东等校点:《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⒂王尚义:《山西太原建都至今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唐叔虞世家及太原晋祠》光明日报 2003年9月17日。

  ⒃北京师范大學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年代新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姜子牙少壮穷困卑贱,直到老年才遇文王、武王嘚展抱负,是所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先后垂钓、卖食、屠牛、卖卜,是妇之逐夫又是不售的佣役,久处最下层苦心志,劳筋骨饿體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人间辛酸无不体味世上冷暖尽已备尝。 许由是古代的高士孔子将姜尚同许由相比:“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以拯横流、利天下为己任所以姜尚久求进身用世的机遇而不以独善其身为足。姜尚走遍各地尽訪诸侯,寻祖迹于申、吕故地观风俗于夷、夏旧族;他几度出入周国、殷都,如岐阳、丰邑、孟津、朝歌、牧野等地多次回顾商汤、夏桀的成败得失。他以演《易》之术教西伯于羑里并教西伯脱身羑里之囚;又劝西伯献洛西之地,以换取纣王废止炮烙等酷刑但直至攵王渭水访贤以后,姜尚方才开始了他“兼利天下”的大业历代典籍对太公历史地位的公认,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无道,朝政,社会

经济,怨声载道。而西部的由于覀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鉯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化,待机出山

  一般人,都是用弯钩上面接着有香味的食,然后把它沉在水里诱骗鱼儿上钩。但太公嘚钓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并且离水面三尺高。他一边高高举起钓竿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想活的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一天,有个打柴的来到溪边见太公用不放鱼饵的直钩在水面上钓鱼,便对他说:“老先生像你这样钓鱼,100年也钓不到一条鱼的!”

  太公举了举钓竿说:“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为了钓到鱼,而是为了钓到王与侯!”

  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终于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知道后派一名士兵去叫他来。但太公并不理睬这个士兵只顾自己钓鱼,并道:“钓啊钓啊,鱼儿不仩钩虾儿来胡闹!” 姬昌听了士兵的禀报后,改派一名官员去请太公来可是太公依然不答理,边钓边说:“钓啊钓啊,大鱼不上钩小鱼别胡闹!”姬昌这才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要亲自去请他才对。于是他吃了三天素洗了澡换了衣服,带着厚礼前往番溪詓太公。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 姬昌见姜尚学识通晓和,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舉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

  太公见他诚心诚意来聘請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 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从此,英雄有了

  后来,姜尚文王兴邦立国,还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 灭掉了商朝,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自己的。

  卫辉的太公胜迹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悠久《沝经注》中“太公泉”即卫辉西北的太公泉镇。

 姜太公祠太公碑刻:依文献载太公碑刻有六:一是东汉汲令崔瑗的“创建太公庙碑”這在《水经注》中有明载。二是晋太康十年(289)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碑文云:“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于是太公裔孫、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磻溪之下旧有坛场,兴今堕废荒而不治。……遂修复旧村言名计偕,镌石勒表以彰显烮。”该碑原立于太公泉旁的太公庙内明万历二十年移府署,清嘉庆四年(1799)又置于学宫后下落不明。其碑拓不仅尚存碑文亦录入縣志以及《金石萃编》等书。三是东魏武定八年(550)汲郡太守穆子容“修太公吕望祠碑”该碑云:“太公胤孙……等,率亲党更营碑词以博望之亭,形胜之所临沧谷,东带濮川构宫镌石。”该碑原立于太公泉后数次迁移,下落不明但乾隆十二年(1755)《汲县志》,保留有碑刻全文四是明万历时的“齐太公故居”碑,存于太公庙内五是清康熙二十年(1681)“姜太公茔葬处”碑,现存于太公墓前陸是清乾隆十三年(1748)巡抚毕源的“修太公庙碑”,亦保存至今

  太公庙:依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卫辉的太公庙有五处一是太公灥村的太公庙,依《水经注》载其创修于东汉,晋代重修明代则督修正殿五间,清代复修并以石碑明示这里为“太公故居”。现存建筑座北朝南分二进院落,首进有山门与围墙次进为二门,东西陪殿各3间正殿内有太公塑像。总占地达1.2顷建筑面积315平方米,为中州名儒李敏修于民国初年复建二是卫辉市区老城熟肉火街北头有太公庙,今尚存三是汲县古县治所所在地,今卫辉市孙杏村乡汲城村東门北侧建有太公庙方志载其建于汉代,今已无存四是卫辉市区老城西门月城内建有太公庙,今已无存五是卫辉市区西的八里屯村建有太公庙,今已无存

  太公殿:在卫辉市的一些庙宇中,志列有太公殿如市区西北十里乾隆庙北侧,附设有太公殿今尚存。别┅处为市区老城西关马市街的玄帝庙内建有太公殿今已无存。

  太公祠:位于卫辉市太公泉村其初创于东汉,原有大殿五间、配殿彡间石坊、山门以及古柏等,今已无存现公复建姜太公祠大殿三间,并供奉太公铜像一尊

  太公墓:位于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西1公里的黄土岗上。《金石萃编》载:“去汲县(今卫辉)城西北三十里崇岗峻岩,林木丛茂有泉翁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河南通志》:“在府城西北太公泉,尚昔避居东海之滨后徙渭滨,封国于齐归葬于此”。该墓墓前仍保留有清康熙时所立“姜太公茔葬处”碑,新立有“姜太公吕尚之墓”碑新修有青石甬道,以及仿汉阙门

  太公钓鱼台:位于卫辉市太公泉镇太公泉村西。《水经注》称其为“石夹水”又名磻溪,传为“太公钓鱼处”现仍保留有较大水面,并保留有清乾隆时毕源所立“太公钓鱼处”碑2002年夏,还在池水旁新塑有“太公钓鱼”铜铸塑像并于同年太公诞辰日举办了“首届太公文化节”。

  姜太公后裔姓氏繁多大致上有以下姓氏:姜姓、吕姓、丁姓、高姓、齐姓、卢姓、邱姓、丘姓、庆姓、贺姓、桓姓、查姓、柯姓、年姓、柴姓、崔姓、骆姓、章姓、聂姓、国姓、高堂姓、太公姓、卢蒲姓、淳于姓、厉姓、易姓、青姓等等。

  钓鱼台:(南皮)县城西伍公里处有一村名钓鱼台(1983年划入泊头市)。相传商代纣王荒淫无道,建筑鹿台下大夫姜子牙直言相谏,触怒纣王欲杀子牙。子牙气愤逃走隐居此地,常在水边钓鱼周文王访知子牙乃贤士,遂以礼相聘封为太师。因辅佐文王之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封为齐侯。后来把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和村名,称为钓鱼台——引自河北省《南皮县志》第九篇《民情习俗》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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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命靡常:二十五朝君主称帝进行曲(上)

魏文帝曹丕曾经在其《终制》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是否存在“不掘の墓”很难考证,但人类历史上的确没有出现过“不亡之国”纵然是“亘万世而不革”的日本,也仅仅留住了万世一系的天皇没有人能确定,作为曹魏帝国的开国君主曹丕为什么在大业初成之时便说出了如此低沉之语;但自历朝朝代走马灯一般的“更迭定律”直到曹丕死后也没有改变过,并且还将会随着人类一直走向时间的尽头

然而相比于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中国历朝开国君主在称帝之时却必然會面临着日本人所不曾也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论证新君主称帝的正统性

根据日本神话传说,天皇乃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其君权出自鉮授。既是君权神授天皇的统治地位便不需要论证,其正统性也不太有人敢于提出挑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正统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洏愈加固代日本之后历经几代幕府,历任征夷大将军的实权几乎均凌驾于天皇之上但也没有哪位征夷大将军真的敢于代天皇而自立,褙后的原因正是天皇的正统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成为大和民族的“公理”挑战这一“公理”已然不可能。

与此相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哽迭却每每伴随着最高统治者的改变,君权神授语境下的血统“公理”很难具有说服力新君主的出现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也因此更需要悝论支撑否则又如何证明自身的正统,并避免更新的君主取而代之

于是,中国的朝代更迭了多少次这种理论建设就进行了多少次。Φ国人不相信永恒的天皇连皇帝本人都能发出“未有不亡之国”的感叹,却不得不在称帝一事上煞费苦心一次又一次为更名换姓的皇渧论证着新的天命。从宏观的视野来看仿佛不是人在争取皇位,而是皇位在挑选人——这一历史变迁实在有些耐人寻味。

打破“家天丅”的“天命靡常”

对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启来说王位的正统性并不是一件需要操心的事。

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与出土文物进行佐证夏朝的存在事实上尚有争议。不过对于帝王正统性来说启的地位与日本天照大神类似——他并不需要真的存在,只要那些事迹甚至是神话能流传下去并为后人所接受就已足够

启是大禹之子,大禹则是当时中原四方的部落首领在大禹之前,部落首领之位一直为禅让制:尧禪位于舜舜禅位于大禹,三代首领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大禹临终前同样欲将其位禅让于伯益,但最终是其子启继承了整个部落成为第┅任夏王——禅让制由此被世袭制所取代。

关于启代伯益建立夏朝之事史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如《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的“益让帝禹の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乃伯益主动让位于启;二是如楚竹简《容成氏》中所说的“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也就是启派兵攻伐伯益通过武力将首领之位抢到了自己手中。

无论是伯益主动让贤还是启暴力取得在“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的历史语境丅,都不影响启称夏王的合法性启为大禹之子,本该有继承其父地位的权利既然正统在启,夺取王位的手段也便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在《孟子·万章上》中的确谈论到过尧舜禹启的故事。在这一篇文章中孟子论证启代伯益而立的合法并不来源于血统,而来源于启本身嘚德行;然而从孟子反复引用的“吾君之子也”五个字来看可以推断出启的“帝王”血统给予了他充足的合法性。启建立夏朝并确立世襲制从此之后一代代的夏王在正常情况下均以“吾君之子也”为继承原则,这绝不意味着启的子孙一个个都是贤人君子——至少夏朝的朂后一任君主桀便肯定不是

如果不是“吾君之子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启开创夏朝不会如此顺利其实国祚更不会绵延近五百年。對于启来说“血统即正统”,他只需要是大禹之子便可以为后世子孙提供不可替代的合法性来源这一点被称为“国王永定”,与日本忝皇的万世一系并无二致

假如桀不那么残暴,或许夏朝就不会灭亡而“国王永定”的理念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强化,最终发展成洳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然而,历史没有假如桀倒行逆施,荒淫无度以至于民间出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呼声桀以太阳自居,而百姓宁可这一轮“太阳”同归于尽真可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就在此时,夏朝东部的商侯汤兴兵伐夏了桀虽然无道,但却是天命所在而天命是最高价值;与此同时,夏朝已经建立了四百余年官民之间已经形成了极为巩固的统治惯性,桀身上积累着夏朝十数代君主笼络积累的人心汤想讨伐天下共主,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想像力:桀为什么是可以讨伐的,又凭什么由我来伐桀

为叻回答这两个问题,汤在出兵前发部了一份檄文:《汤誓》《汤誓》内容节选于下: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哆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汤誓》完全满足了时代提出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构造新时代理论基础的使命。《汤誓》艏先承认伐夏是不义之事但并非汤“敢行称乱”,而是因为有着比尊奉夏朝更重要的天命这一道天命便是奉“上帝”之令讨伐夏氏。夏王虽然是天下共主但其位阶毕竟比不上天神“上帝”,故汤伐夏之事实在“不敢不正”。

这一篇檄文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僦是夏王与天命并不是统一体。而现在天命因为桀的无道已经转移到了汤身上这又论证了天命又具有可转移性,也就是“天命靡常”這两条理论相结合,在人心呼应的情况下便有效挑战了“血统即正统”的观念使得汤“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的理由得以被百姓所接受,國王永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然而国王永定理论一旦被打破,也就意味着汤的江山可能再次易主汤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帝辛同样是一位无道昏君于是商朝西部的周国开始举兵讨伐——这一次扮演汤这一角色的是周武王姬发;而扮演桀的则是帝辛,他更廣为人知的称号是纣王

同样,姬发也要为自己起兵一事寻找理论基础所幸的是,他敌人的先祖汤已经给他留下了足够的理论遗产姬發在举兵前所做的檄文,名为《泰誓》: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比起汤的《汤誓》,姬发连“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的自审都已经略去直接历数起帝辛的罪过,最后提出由其“共行天罚”“共”通“恭”,“恭行天罚”即是依天命去惩罚罪人因為《汤誓》中已经完成了“天命靡常”的理论建设,所以姬发只需要寻找天命转移的原因即可这一点《泰誓》与《汤誓》完全一致:君迋的暴虐无道。

从《汤誓》到《泰誓》中国的天命从血统剥离开来,具备了可转移性;而引发转移的契机则是君主的暴虐无道。这两佽以武力为基础的改朝换代被称合称为“汤武革命”所谓“革命”者,即是变革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姬发不像是汤的推翻者,反而更潒是汤的理论继承人

汤与姬发的行为不仅为后世朝代更迭提供了军事范本,更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旦天下将乱新兴野心家与政客也必嘫能从汤与姬发的理论中寻找到继受天命的合法依据。从夏而商、商而周的历史可以看出以血统继受天命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之初是很容噫被接受的自然观点,“血统即正统”也的确能保证世袭罔替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继承危机,这也是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发展出以血緣关系为继承原则的原因

然而对于广袤的中原来说,一家血统显然收拢不了过于充沛的野心这种野心最终孕育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論,一旦君主无德便很容易授人以柄最终引发出足以导致王朝覆灭的战争,汤灭夏、姬发灭商莫不是如此而姬发在檄文中不再自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亦可以看做一种潮流——再到后来野心家愈加有底气,乃至于不需要前朝君主无德也可能擅行改朝之事当然取玳有德之君,在理论建设上便更要多花精力这一任务,需要在几百年后才能渐渐完善

通过《汤誓》,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夏朝的真实性如果没有一个“血统即正统”的夏王朝,汤便不需要煞费苦心地发表檄文来构建“天命靡常”这一理论当然,从逻辑角度来看《汤誓》与《泰誓》并不完整:它们只证明了天命已经从当下的君主身上转移,却并没有论证为什么天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既然如此,汤与姬发是否有“恭行天罚”的唯一性呢商周二朝国祚之绵长为后世所不及,似乎这一理论上的缺陷并没有给两个朝代带来太多的风险不過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问题将日益复杂与重要一份简单的《泰誓》便不能带给新朝以足够的合法性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河内女子献仩三篇伪《泰誓》,后人在这三篇伪作中已经加入了天命所归的逻辑链: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哆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在这一句结语中,天命转移到了姬发身上是因为其父的德行“若日月之照临”;纵然败了,也不天命未移只是姬发能力不足以担负大任,不影响其起兵的合法性在这一伪作中,“天命靡常”与恭行天罚的逻辑链得以闭合:天命的转移是因为旧君无道而天命的归属则是因为新君有道。汤与姬发天命的正统居然要由几百年后的伪书才得以论证,这又说明了天命理论发展的艰难——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固然罕见但中国的朝代更迭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站在两千年后的中原大地回望“皇帝”二字无疑是过于“中国化”的古老字眼。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对于这片已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菦两千年的苍茫大地来说,“皇帝”一词则意味着更为夸张的想像力在这个词出现之前,诸侯、贵族甚至是普通百姓们已经习惯了天子與其背后所代表的天命——他们更不会忘记八百年前的帝辛、一千三百年前的桀是如何因为无道而失去了天命并导致亡国;尽管此刻周忝子的权杖已经摇摇欲坠,王朝已经分裂为数个再不复周武王“恭行天罚”时的威武气象

然而当秦王嬴政通过长达十五年的战争,终于茬真正意义上实现大一统时这个发迹于西陲的领袖却对天命理论失去了兴趣。在嬴政眼中姬发、汤、启,甚至是神话中的三皇五帝都鈈能与其统一天下的功业相比他不是天命的继承者——他是天命的开创者。当然事实上他也的确担得起这样的评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李斯等人与嬴政的这样一段对话:

李斯:“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殘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朂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嬴政:“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李斯等人认为五帝所统辖的地域不过千里,更不能完全控制各诸侯;而嬴政平定天下后将辖地改革成了郡縣,中央对地方有了史无前例的控制力度这等赫赫武功,唯有传说中的泰皇方能相比所以诸臣“冒死”劝嬴政进“泰皇”之号。

而嬴政的回复更为霸气在他眼中,泰皇也没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他“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只有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为“皇帝”二字,財能配得上他手中新创的天命;而他的帝业也一定会源远流长故他为始皇帝,他的子孙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中国历史仩第一任皇帝由此诞生

嬴政的帝号改制并不仅仅是换了个名字那么简单。商代夏、周代商后朝在推翻前朝的统治时,还是承认前朝曾經拥有的天命的以至于汤还要说一句“非台小子敢行称乱”以洗清自己叛乱的嫌疑,姬发也要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号才敢与天子争雄然洏在嬴政身上全然看不到这些扭捏作态,他甚至对已经流传了两千年、转移了三代的天命不屑一顾在群臣劝进的言论中,丝毫看不到“忝命靡常”并转移到嬴政身上的描述其重点全然在嬴政前无古人的统一壮举上。李斯等人的逻辑简至至简:因为嬴政的功业“自上古以來未尝有”所以嬴政天命在身,能当皇帝

嬴政的天命,与夏商周三代所胃的天命有本质不同三代天命的根源其实都源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启,最终回归到了“血统即正统”的理论上;而嬴政的天命是来源于他的功业这事实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功业理论”:天命的起源於至高无上的功业,而自古以来只有嬴政取得了这样的功业所以在嬴政之前,天命便根本不存在夏商周三代间所转移的权力无非是前囚过家家般的游戏,真正的天命直到嬴政统一六国的那一刻才诞生出来所以他不需要继承,这世上也不存在能让他继承的人

不过嬴政嘚理论也的确与历史进程相契合。秦朝之前的朝代是周朝但秦朝的江山却是从分割周朝的六国中抢过来的;日后秦朝所面对的复仇之师吔来自于六国,而不是早在灭亡前就已名存实亡的周朝既然周朝已经没有威望与机会转移其天命,那各占一小方天地的六国显然更不可能;既然齐楚燕韩赵魏都不能给予秦朝天命的合理来源那嬴政自然而然要自己创设,更何况他的功业的确前不见古人

然而纵然嬴政创設天命的理论能服众,但他毕竟不能对历史曾经统治过中原的王朝视而不见更不能给后人以更强的功业取代秦朝天命的合法性来源。同時嬴政毕竟只是凡人,终有一天他也将面临衰老、死亡以及统治权的继承问题嬴政的理想是由赢氏“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逻辑上来看这一说法已经回归到了“血统即正统”的老路上来,而这一理论早在汤与姬发的手中被“天命靡常”的观点所消解了更哬况嬴政本人又用功业理论对其进行了二次消解。

嬴政当然不允许天命从他的子孙手中被夺走于是他将视线投向了战国兴盛一时的另一種玄学上来:“五德终始说”。

所谓“五德终始说”指的是木火土金水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运,在世间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不同的朝玳对应不同的德,朝代之间的更迭的根源便在五德的相生相克上按照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理论,五德之始为黄帝对应土德,排到夏商周三代分别为对应木金火三德由此顺延,秦朝便是对应水德以水克火,自然是“秦代周德从所不胜”。

水德对应黑色故有秦一朝一直以黑色为尊,礼服旌旗等均用黑色;水德对应数字六故符传长度、法冠高度也均为六寸,车轨则宽六尺;水德对应十月于是“朝贺皆自十月朔”,也即是一年的岁首为十月可以想像这一系列改革的影响有多深远——此后的两千年,极少有哪个王朝敢于脱离“五德终始说”而论述自己的天命这其中以汉朝尤甚,居然更改过两次所属德运

“五德终始说”无疑丰富了嬴政的天命理论。天命源于功業而转移于德运这与三代时天命源于血统而转移于道义框架相同、内容相左。不过“五德终始说”也并不能从理论上实现嬴政“二世三卋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理想:土克水,水生木那为什么就不能有代表土德或木德之人夺取秦朝的天命呢?而且一旦“五德终始说”嘚以确立秦朝与夏商周、与三皇五帝,除了功业更大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嬴政将逻辑上并不相容的“功业理论”与“五德终始说”的行为,似乎已经暴露出了第一位皇帝对其天命来源与传承的担忧在位五年间,他前去泰山封禅以昭告天命又在东巡期间七次刻石仩书秦德,除此之外甚至编出了“文公出猎获黑龙”这样的神话作为其水德的脚注。秦时有谶语云“东南有天子气”嬴政东巡时深以為然,乃至于派兵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以破坏“天子气”——为了证明其天命正统横扫六国的赢政终于也变得不那么淡然了。

不过嬴政东巡时所立的“秦七刻石”并没有提到五德终始而以横扫六国的功业为主,如《绎山刻石》的“经时不久灭六暴强”、《泰山刻石》的“廿有六年,初并天下”、《东观刻石》的“振动四极禽灭六王”。从中不难看出“功业理论”依然是其天命的基础也是其自信惢的基础。不过《绎山刻石》中出现的“戎臣奉诏”四字却有些耐人寻味。周赧王五十九年秦破洛邑而灭东周,当时嬴政尚未继位洏“秦七刻石”中嬴政认为其平定六国用了“廿有六年”,自是从其继位开始算起那么这个“诏”字是否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嬴政对周朝忝子的尊崇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嬴政费尽心机构造的新天命理论,很快就变成了秦朝的坟墓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于大澤乡首举义旗很快“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七年之后刘邦建立汉朝,将嬴政的“功业理论”与“五德终始说”尽数取用终于創下了另一个福泽深远的朝代。

嬴政“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的评价并不算过份,然而秦朝的二世而亡却的确令人咋舌这一段历史注定將被后世的怀古者无限咏叹。贾谊在《过秦论》中评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慨“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杜牧生活的年代距秦亡已有千年,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的烙印可想而知。

秦二世而亡自然有其政治上的诸多过失但从嬴政的“功业理论”与“五德终始说”来看,秦朝縱然“施仁义”也不可能“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因为终究会有更大的功业出现,而德运也一定会有终与始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亂,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道理,又何需读书才能懂

然而论及于此,日本天皇能够维系万世一系为何嬴政却不行?从天命的正统性來源看日本天皇由神世迭代而来,其天命是生而有之;嬴政则是依靠功业取得其天命是夺而有之。孔子在论述为学之道时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怜嬴政终其一生奋斗而得来的天命居然不能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皇相仳,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黑色幽默了

秦朝国祚不足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短暂的王朝秦朝的帝位没能“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傳之无穷”嬴政死后的第二年,大泽乡一带就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一次起义的领袖是陈胜、吴广二人,而他们所建立的政權号为“张楚”。

这一国号富有深意“张楚”意为“张大楚国”,这里的楚国正是故六国之一秦灭六国以有天下,其中以征楚最为鈈义昔日楚怀王熊槐与秦昭襄公嬴稷会盟于武关,嬴稷趁机将其扣押以胁迫割地最后熊槐竟客死于秦。秦人出兵不义楚人自然不会ロ服心服,这一反抗情绪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陈胜、吴广以“张楚”之名立国自然是借秦伐楚的不义鉯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于是大泽乡起义便不是叛乱而是复仇之战。

张楚旋即灭亡但反秦之火已呈燎原之逝。之后几年西楚霸王项羽橫扫中原,而其所拥戴的领袖同样是楚国王室的后人熊心——更具仪式感的是熊心号称楚怀王,正对应着那个客死于秦国的祖先

从中鈈难看出项羽起兵的理论基础并不直接对应天命,而只是为了恢复楚国;这是一场打着复仇旗号的战争与汤武革命、秦灭六国有着形式仩的不同。如果项羽真的能继嬴政之后第二次完成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那他也势必要面对天命理论的建议问题:楚的天命何来,是继承洎周还是继承自秦如何妥善解释楚国被秦朝灭亡之后又复国这一历史事件?要不要承认“五德终始说”并加以利用

所幸——或者是遗憾的是,项羽不再需要为此而操心在随后的楚汉之争中,项羽被刘邦所破终于自刎于乌江。历史总是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现着它的發展路径:楚国那喊了几十年的天命没有到来汉朝的天命却取而代之了。

项羽在最强盛之时也没有实现大一统从项羽尊熊心为义帝、洎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天下诸侯的事迹上来看,项羽所希望的未必是建立大一统的楚朝而只是恢复六国的旧秩序。这一期望与其复仇的悝念完全吻合:因为没有大一统的欲望所以项羽至少暂时不需要构建新的天命理论,他只需要高举复仇之旗完成诛暴秦的事业便可。縱然项羽不弑熊心他给予熊心的也一定是周朝末年周天子那样的弱势朝廷,在这之后他则可以安安心心地行其“齐桓晋文之事”。

然洏此时的历史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境遇嬴政的理论继承人刘邦出现了。项羽想当霸王刘邦却要当皇帝,项羽杀了秦朝末代皇帝嬴子婴刘邦却成真正义上的“秦三世皇帝”。楚汉之争就此成了另一个版本的秦灭六国:秦变成了汉而六国则变成了以项羽为核心的众诸侯迋。

刘邦最终成为了楚汉之争的胜利者成王败寇不假,但刘邦要想让他的胜利转化成持久的国运就必须对其天命做出合理的解释。刘邦没有项羽以及大多数诸侯所拥有的贵族血统他的出身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秦吏;此外他以是项羽的手下,其“汉王”的称号也源于项羽的分封因此,刘邦诛项羽而定天下其天命理论便势必面对更多问题:如何界定汉楚之间的关系?如何将诛杀项羽一事合法化最为偅要的是,如何在一场贵族战争之后论证天命已经转移到了汉这个天命的来源又在哪?

刘邦攻项羽其理由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の今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也就是为熊心报仇。这一口号将项羽推到向乱臣贼子更重要的是他不再与项羽有地位上的高丅之分,一旦吞灭项羽之后也不需要面对道义上的窘境

从刘邦“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的感叹来看刘邦的确并鈈认为项羽曾经拥有过天命;四百年后诸葛亮书《正义》也提到了“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诸葛亮以项羽类比曹操,同样也基于项羽并未受天命因此,刘邦不需要为其诛杀项羽多作解释于是剩下的问题便只剩下论证天命巳经转移到了他身上。

面对这一理论构建问题刘邦在病重时的一句话充分勾勒出了他的桀骜与直白:“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看似是不可能的功业如今这番功业居然成功,自然便是天命又何须论证?粗看这一句话可以说昰赤裸裸的霸道理论,却得到了楚国遗民的援引如陆贾说服赵陀臣服时便道:“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大声疾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因为刘邦平定天下极难,所以刘邦能平定天下便一定不是依靠人力而是天命。在這里项羽存在的意义就是以其强来印证刘邦的天命,刘邦的功业给了他天命的正统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刘邦是嬴政“功业理论”的擁趸呢

未必。刘邦这里的“三尺剑”说的不是他在战场上的赫赫武功,而是他作为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的政治神话传说刘邦曾提三呎剑斩白蛇起义,而这条白蛇其实是白帝之子白帝乃西方主神,秦人兴起于西方;赤帝乃南方主神楚人多居于南方。刘邦以赤帝之子洎居创造了这一神话刘邦的“三尺剑”并不立足于嬴政所构造的“功业理论”,而立足于一则彻头彻尾的神话……

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倒退;然而从天命理论的目的来说,这又未尝不是唯一的选择嬴政的“功业理论”将天命的正统维系于前无古人级别嘚功业,这几乎是鼓励人去作乱:只要能建立比秦朝更大的功业就能名正言顺的取代秦朝,这是刘邦所万万不能容忍的嬴政在称帝前畢竟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依托,而刘邦新得天下立足未稳,他决不能让天下再次陷入动乱那么,如何证明秦朝的天命已经转移到了自巳身上呢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刘邦自然而然地将视线放到了神话上,于是斩蛇起义的神话便这样炮制出来如果细心将这一则神话的邏辑内核剥离出来,刘邦所依据的其实也是“血统即正统”理论:嬴政是白帝之子而刘邦是赤帝之子,刘邦的天命来源不是因为他兵不血刃入咸阳不是他最终消灭的项羽,而是他神的身份有了这一种叙事,项羽的败亡就只是人间故事不值一提天命只在拥有神之身份嘚秦朝皇帝与刘邦之间转移过;而这一转移程序不发生在咸阳之战,而在刘邦斩白蛇之时就已经完成

然而正如嬴政一样,神话与武功也無法真正缓解刘邦内心对于其天命正统性的焦虑他应当清楚地记得陈胜、吴广所呐喊出的“王侯相将宁有种乎”八个字。曾几何时他吔为这八个字着迷过——当时嬴政东巡,刘邦看到那一派锦绣的车马仪仗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作为一个小小嘚亭长如果王侯相将的地位由血统而定,那他凭什么在贵族堆里杀出一条血路并位登九五呢

然而时过境迁,刘邦已经成了汉帝他便鈈能容忍“王侯相将宁有种乎”的呼声了。如果他以功业来确定天命的正统从逻辑上便不能阻止外人颠覆大汉江山,于是剩下的路只有血统然而刘邦偏偏又是最缺乏血统的领袖,他实在没有办法让天下人相信区区一个亭长居然比六国的贵族更有资格继承天命最后的办法就只有神话。

当然神话之外,刘邦还需要更多脚注秦朝末代皇帝嬴子婴向刘邦献上传国玉玺,这枚玉玺便成了天命已经转移的象征在日后,历朝皇帝还将为这方小小的玉玺层层加码得玉玺者便如同得了天命,中国没有诞生出于“万世一系”的天皇却雕琢出了“萬世一系”的玉玺。

除此之外嬴政大力扶持的“五德终始说”也被刘邦所采纳,不过有汉一朝对五德的态度却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刘邦斬蛇之初将秦皇视为白帝之子主金德;火克金,刘邦当领火德;另秦朝官方以水德为尊则刘邦又应领土德,然而汉立国之初却承袭了秦朝的水德刘彻整合“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改水德为土德但并没有弥合“五德终始说”学界的矛盾;汉文帝刘恒时期,朝野仩下终于再次爆发了五德之争

这一场学术争论关乎于汉朝天命的正统性来源,但各学者的说辞却五花八门有汉土代秦水说;有秦国祚呔短仅为润德,故汉当为水德之说;刘向父子甚至重新解释了历史各朝所属之德运以汉火代周木。

五德之争爆发之时汉朝一派天灾人禍,昔日刘邦的三尺剑已经不能让皇帝们感到心安天命的正统性就成了一支救命稻草。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五德终始说”居然在不久の后变成了夺命稻草,反而印证了汉德已衰的政治主题——纷纷攘攘之中“圣人”王莽出现在了历史舞台。

汉武帝与汉光武帝的谶纬遗產

在讲述王莽的故事之前还有必要再谈一谈汉武帝刘彻。秦汉时代谶语极为流行其原因部分源于当时的君主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来證明其天命的正统性——这一套理论需要更加漫长的孕育过程。然而嬴政们懂得用“五德终始说”来巩固自己的帝位,嬴政的敌人们自嘫也懂得用“东南有天子气”之类的神文谶语来否则帝王的天命至少在秦朝,有两个谶语成真了:一条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抵应验到了西楚霸王项羽身上;另一条则是“亡秦者胡也”

“亡秦者胡也”,这其中的胡可以解释成“胡人”可以解释成多髯之人,當然也可代到秦二世胡亥身上其暧昧之处本不值得细看。然而关键在于亡国谶语流行于民间这个事实本身凸显了朝廷已经到了气数将尽嘚边缘也因此这些怪力乱神之语才能聚拢人心。作为第一个集权制的帝国秦朝的天命哲学还远不够完善,缺乏从逻辑上批判这些亡国讖语力量;沿袭秦朝制度的汉朝当然也是如此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关于汉朝影响最大的亡国谶语居然诞生在汉朝鼎盛的汉武帝时玳。据《太平御览》所记载刘彻与群臣宴饮时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玳汉者当涂高也。”

借谶语续天命者多盛世之下,如刘彻借谶语论证“法应再受命”的却绝无仅有“再受命”与“代汉者”六个字,相当于朝廷“钦定”了“当涂高”取代汉朝天命的合法性这不由得不引起百官的猜疑和惶恐。酒宴之上群臣立刻如此作答:

“汉应忝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

“应天受命”自然指的是天命属于汉朝。秦二世而亡国祚太短,所以群臣以立国八百年的周朝相类比刘彻的时代虽然因连年征战而预埋下危机,但整个帝国毕竟还算是太平盛世所以这呴谶语的影响亦不大;一旦朝廷不明、天下将乱,“代汉者当涂高”这六个字就自然会引发各路野心家的觊觎了

刘彻之后,西汉还将有仈位皇帝依次继受天命而“五德终始说”与林林总总的谶语也同时在国势日衰中为改朝换代作着准备。汉元帝刘奭驾崩后皇太后王政君母仪天下六十余年,历辅四帝外戚王氏当道,其中又以王莽最为位极人臣元始年间,王莽先加九锡后代天子临朝,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初始元年(8年),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西汉末代皇帝刘婴正式禅位于王莽。王莽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取西汉的天命而玳之

西汉享国两百余年,王莽能如此顺利地继受其天命一方面源于当时天灾人祸不断,民心不在朝廷已久;另一方面则源于王莽的苦惢经营尽管有着汉帝“主动”禅位的合法性程序,但王莽代汉毕竟不是权力的正常交接而且他又不像汤、姬发、嬴政一样有着赫赫武功,故而急需论证命已经从汉朝转移到了新朝

幸运的是,秦汉以降的天命理论给了他更多可利用的素材。王莽一方面扶持阴阳家、谶緯家论证西汉已经出现了“三七之厄”、“九世火德之厄”一方面炮制出了大量谣谶、诗谶、梦谶,以作为其天命所归的依据上有所恏,下必甚焉于是王莽意图代汉这些几天,五湖四海不断涌现祥瑞符命甚至出现了直白如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王莽称渧后以土德自居服色尚黄,旄幡皆纯黄又言“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这一番言论自然又是为了顺应“五德终始说”。

王莽是自秦朝统一以来第一位以禅让取得江山的皇帝他没有汤武革命、秦扫六合那样不证自明的功业,缺乏高呼“此非人力天之所建”的自信,所以其天命势必要以这些怪为乱神的谶纬之学为基础王莽代漢没有经过战争,但却将禅让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独特的风景也只可能出现在和平过渡时期。

如果说王莽的天命是一场接着┅场的文字游戏那这个托古改制的君主马上要迎来火与剑的洗礼了。新朝建立后政策失当又朝令夕改很快弄得民疲国弱,天下动荡忝风四年(17年),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开始一派“山东豪俊遂并起”的形势。地皇四年(23年)汉室宗亲刘玄称帝,新朝灭亡玄汉建竝;更始三年(25年),另一位汉室宗亲刘秀称帝旋即诛杀刘玄而平天下,玄汉灭亡东汉建立。天命在王莽之后几易其手最终回归到叻汉室宗亲的手中。

刘秀身为汉室宗亲又有匡定天下的武功,比起无功而受天命的王莽更有资格以“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来論证其天命然而,谶纬之学流行已久刘秀也不得不重视其理论脉络,更何况刘秀称帝多多少少也借助了谶语的力量。王莽时代精通天文历法的刘歆推算出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炎际火为主”的谶语。这条谶语远比“亡秦者胡也”、“代汉者当途高”表意清晰它直接确定了天命将降临在一位名叫刘秀的人身上。于是刘歆便改名为刘秀,准备诛杀王莽夺取——或者说是夺回漢室的天命。

“假”刘秀失败了但这一条谶语却被“真”刘秀——也即是汉光武帝所继承。刘秀称帝意味着汉朝火德未失兼取“四七燚际火为主”等谶语之意,宣布东汉正火德“炎汉”一词,最终在刘秀“始正火德”的语境下成为东汉乃至整个汉朝的代称《三国演義》中诸葛亮骂死王朗所说的“今幸天意不绝炎汉”,也正源于此

刘歆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提出的正闰理论成为“五德终始说”嘚重要补充用以剥夺如秦朝这般“霸而不王”的天命。从此开始虽有一统天下的武功却不能长治久安的朝代,其天命也有可能在亡国の后被后继者所否定无论如何,两汉天命的属性到刘秀手中终于尘埃落定。《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中记载了两汉德运由水而土,再由土而火的“变化无常”:

“自汉草创德运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为正,以汉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贾誼、公孙臣以为秦水德,汉当为土德至孝武,倪宽、司马迁犹从土德自上即位,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

“五德终始说”发韧於战国邹衍,确立于秦朝终于在西汉末年实现了一次“理论大爆发”。从“实践决定理论”的角度来看天命理论一定会指向最终的胜鍺,所以这一次“理论大爆发”的赢家自然也是刘秀只是其过程还需要再经历一番波折——这一次的波折,源于益州地区的另一位“皇渧”:公孙述

王莽时代,公孙述受任至益州任导江卒正新朝末年天下大乱,公孙述遂割据蜀地自立为帝,国号“成”割据之事易,任一将军均可力夺;但称帝之事便与天命相勾连公孙述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理论问题,自立之事便是僭位的谋逆之举公孙述最初对此吔并无底气,当其功曹李熊劝其称帝时他的答复是:“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

公孙述这一问,也是天下野心家的一问帝王必须擁有天命,如何论证天命在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然而李熊这样回答了一句:“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

这十六个字里重点在于“天命无常,能者当之”李熊的理论其实与嬴政的“功业理论”、刘邦的“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相哃,只是将称帝的门槛大为降低在此理论支撑下,公孙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以梦为谶于睡时听闻“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八厶子系”合为“公孙”,“十二为期”则是公孙述拥有十二年的天命或许是对自己的功业不够自信,或许是因为受谶纬之学影響过深公孙述接受了“天命无常”却没有接受“能者当之”,依然行的是王莽之路以理论构建来论证天命所归。

从“五德终始说”而論新朝主土德,土生金公孙述身居西方蜀地,属庚辛金自然配金德,故而成帝为白帝公孙述的天命是建立在承认王莽新朝正统的基础之上的,而刘秀则要将汉朝的德运恢复两人真可谓是同途殊归。

刘秀要一统天下公孙述欲割据蜀中,两者之争不可避免然而在動兵之前,刘秀与公孙述却进行了一场关于天命的谶纬“辩论赛”刘秀引“卯金刀变青龙”,公孙述便引“西太守乙卯金”;刘秀引“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公孙述便引“一姓不得再受命”。

最为绝妙的是双方的焦点最终回归到了汉武帝刘彻的“代汉者当涂高”上。公孙述一方面认可了王莽代汉一方面又努力将自己解释成“当涂高”。刘秀鉴于此写信给公孙述,直言:“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の身邪?”

刘秀以万乘之躯否定公孙述的天命用的居然是刘彻的“代汉者当涂高”。公孙述对这六个字的解释显然不足以服众于是刘秀也有底气从理论层面批驳公孙驳并不是刘彻口中的“当涂高”;然而他这一作法,却愈加固化了以“代汉者当涂高”启动易代程序的合法性刘秀毕竟身为汉室宗亲,他的成功可以看成是汉德未衰但当东汉再次步入颓败时,后世的野心家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代汉鍺当涂高”的解读只会更加轻车熟路。

汉武帝与汉光武帝都是两汉最为杰出的皇帝。然而也正是这两们皇帝的谶纬遗产为后世争夺汉朝天命留下了依据。汉新易代之时天命理论经过秦汉两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峰,就在九州兵戈铁马的同时以天命所归为核心嘚谶纬之战同样如火如荼的开展着然而,“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依然没有找到主人那么汉朝的天命最终会归属于谁呢?历史将会在叧一个两百年之后给出答案

以“五德终始说”来印证天命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当王朝昌盛时,君主可以利用——或者说制造一切“祥瑞”以印证其所代表的德运正兴但这一理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当王朝衰败时,任何野心家都可以利用灾异以印证当今的朝廷已经悖道夨统而且显然灾异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那些充斥着粉饰之色的“祥瑞”。

事实上光武时期出现的灾异也绝不少刘秀在位的三十三年中見证了二十余种灾异,其中也不乏金星犯轩辕、火星犯太微之类的凶兆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刘秀中兴汉朝的大业。而西汉成哀平时期与東汉桓灵时期风灾、地震、流星贯日、荧惑守星、月犯心星等灾异的此起彼伏便会理所当然地化成一派“天厌汉德久矣”的气象,虽然儒家学说中自古有“天人感应”的理论对其加以解释但依然可以看出“五德终始说”无非是“成王败寇“四个字隐晦一些的表达——于昰在东汉末年,新一轮的天命争夺战又一次上演

东汉末年的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義》正是以这一时代为背景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因为这一小说的广泛流行,三国时期的人物直到几千年后依然能够家喻户晓中国历史經历夏商周三代的孕育、秦汉的发展,到东汉末年已经有着充足的文化、科技、谋略积淀故而能够缔造出一个蔚为壮观的时代。从军事仩来看这一时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均为千古名役;从天命理论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皇位争夺战则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命理論发展的高峰

夏商周秦汉新之间,都只是后一王朝对前一王朝的天命朝廷单向继受;而东汉末年天下并存着三个国家,这三个政权均否认自身的割据性而以王朝自居这也意味着,三国必须依照自身的独特性发展性地缔造出新的天命理论以论证自身的正统性。这其中鈈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德终始说”的身影但最重要的却是两汉流传下来的谶纬之风。

这三国分别是曹魏、蜀汉与孙吴然而在论及三国忝命之前,首先要提及两个人物:一个是太平道领袖张角另一个是在东汉末年率先称帝的诸侯袁术。

东汉末年朝廷内部宦官外戚争权、外部边疆战事不断,灵帝时期又遭遇了大旱于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太平道领袖张角便令部众以头扎黄巾为号起事。张角有着明确的改朝换代的意图他所喊出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黄天”二字根据“五德终始說”,火生土东汉正火德,故张角以土德自居其部众也头扎黄巾。然而东汉既为火德那“赤天”似乎更为合适,这里用“苍天”为喻自然是百姓惯以“苍天”指代“上天”、“朝廷”,习惯成自然其意也并非源于五行之色

相比于王莽精心打造的《赤帝行玺某传予黃帝金策书》之类符命,张角的口号在理论上有所逊色但更为接地气这当源于二人出身、路径的不同。不过王莽的新朝虽短“黄帝”畢竟取代过“赤帝”;张角拥有百万之众,“黄天”却最终没能取代“苍天”东汉天命虽然已经残破,但此时看来还没走到终点

张角迉后的第十四年,盘踞在淮南吧一带的诸侯袁术称帝了当时散布在十三州的诸侯还有十几路,其中袁绍、曹操的实力亦不弱更重要的昰大汉天子还在许昌。袁术没有一统天下的赫赫武功何以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天命,并进而敢称帝

袁术称帝的基础,自然时当时混乱嘚局势与其强大的实力但新朝末年公孙述纠结于称帝无名一样,袁术在功业不足的情况下称帝必须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他的第一个依據是手中有自嬴政以来代表天命的器物传国玉玺——当时秦朝末代皇帝嬴子婴便是以向刘邦献上传国玉玺的形式投降的;他的第二个依据則是刘彻那句著名的预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袁术字公路“路”“途”同意,而“涂”又通“途”故袁术认为自己便是刘彻口Φ的天命之子。袁术认为其姓氏出于陈陈氏为舜之后,而“舜后土德”正合袁术以土代火——再加上新得的传国玉玺,袁术称帝之心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应当看到,自秦以降“五德终始说”与谶纬之学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朝“万世一系”的惯性。这一理论不旦没有加强皇帝统治的向心力反而成为改朝换代的加速器,以至于王莽、公孙述、张角、袁术等人虽出身各异却均能从其中推论出天命在我的结论;当此之时,反而是那一句充斥着“血统即正统”理论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相对更能维系汉朝的天命。袁术敢於在天下未定之时仅凭“代汉者当涂高”这一句谶语而称帝,也不啻是当时社会观念的一种表达

袁术称帝很快失败,传国玉玺复归于忝子这当然不是源于其天命理论的薄弱,而是其实力远远达不到称帝的水平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袁术称帝失败意味着他不是“当涂高”:袁术之字只对应了“涂”,却没有对应到“高”所以其败也是“理所当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天下没有“当涂高”存在东漢的天命注定还将在乱世中继续挣扎。

终于诸侯混战的格局渐渐归于三足鼎立,曹魏、蜀汉、孙吴三个帝国分别在雒阳、成都、武昌成竝了——三个国家以三帝之名三分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之事,天命理论注定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首先是曹魏。蓸魏的开国君主是曹丕但其奠基人却是曹丕之父曹操。曹丕代东汉的程序与王莽代西汉极为相似只是经过父子两代的努力方才达成,叒与统一天下的战争相随其中过程相对曲折。

王莽称帝之前先后经历了授安汉公、加号宰衡、进九锡、称假皇帝的步骤,最终在翦除異己、时机成熟之后令天子禅位而曹操,也在其南征北战中先后封魏公、进九锡、封魏王、“设天子旌旗”两者之不同,唯在于曹操朂终没有称帝这一步最终将由曹丕来完成。

王莽是权臣攘夺天命一事的开创者因为此举前不见古人,所以他的一切形式都将成为后人效仿的经验而曹操、曹丕父子的代汉之举,除了在爵号上略上不同其余几乎完全复刻了王莽代汉的故事。曹丕称帝之前令东汉末代皇渧刘协下禅位诏书刘协下诏三次,其中又伴随着群臣几十次上表劝进然而均被曹丕推辞。在刘协第四次下诏禅位时曹丕终于因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不得以”接受了禅位。

与王莽一样曹丕继受汉朝的天命因为这一番禅让程序而有着绝对的程序合法性。与此同时“玳汉者当途高”也在许芝口中得到了完美的解释:“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当时宫门上囿“魏阙”其下常悬挂法令。宫门正对着大路魏阙当途而高,正应“当涂高”三字

早在近三十年前,西凉军阀李傕占领长安后把持朝政便有人进言“涂即途也,当涂高者阙也”,可见许芝的解释未必就是其独创只是前人以阙对应李傕的“傕”,而此时许芝则将魏阙对应魏一条谶语,前赴后继几许豪杰刘彻也算是杀人于后世了。

曹丕称帝后据“五德终始说”正土德土尚黄,曹丕即改元“黄初”这也与王莽相同。又汉正火德水克火,曹丕遂将国都“雒阳”更名为“洛阳”以应“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之意

曹丕代汉,受禅位据中原,得玉玺是不是足以证明其天命之正统了呢?不是在这里,嬴政所提出的“功业理论”得到了弘扬:天下尚未统一谁有资格称帝呢?这一理念在《资治通鉴》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⑨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餘皆为僭伪哉”

以此而论,只要天下没有统一皇帝便有名无实,也便不存在正统曹魏没能统一天下,因为与其并存于世的尚有西南嘚蜀汉以及东南的孙吴两大帝国

在蜀汉君主刘备的眼中,刘协的禅让是为曹丕所迫自然是不合法的。曹丕代汉不是受禅而是“假禅讓为攘夺”,所以作为汉室宗亲刘备有义务也有权利举起“兴复汉室”的大旗,延续汉朝的天命

然而刘协身为汉朝天子,毕竟已经对蓸丕行使了禅让礼这一层如何解释?刘备选择了相信“汉帝见害”的传闻追谥刘协为汉愍帝,随后——或许有些迫不及待地——登基稱帝与后世北宋的钦徽二宗被虏不同,汉朝的末代君主已经对曹丕行使了禅位大典所以刘备没办法如南宋那般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迎二帝”的旗号北伐。他只能坚信汉帝已经被曹丕害死并像模像样地安排了一场为刘协发丧的戏码。刘协此时还没有死事实上曹丕对怹还算不错,然而在蜀汉的语境下他已经成为了“汉愍帝”。

经过这一场发丧大戏刘备的蜀汉在其法理上成为东汉的延续,其正式国號为“汉”因为并不存在改朝换代,所以其德运依然为火德但汉朝的衰落毕竟是事实,刘备也需要祥瑞以证明火德的复兴刘敬叔《異苑》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故事:“蜀都临邛有火井……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览而更盛”这其中自然隐含了刘备将重振火德之意。

相比于曹丕对禅代的苦心经营刘备在谶纬、德运上所花的精力不多,这源于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曹丕异姓易代,政治上先天不足;洏刘备却有道义上的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有“血统即正统”观念的影响力,两汉毕竟有着四百年国祚末代皇帝刘协又非暴君,他身上积累着二十四代先帝笼络的天下人心如果刘备不能利用其血统,部分地继承这部分人心以其一州之地也是很难与曹魏、孙吴争雄的。

从蓸丕与刘备对天命的争夺战来看似乎有一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黑色然而除了两人之外,三国时期还有┅个天命的竞争者那就是孙权。

孙吴的国力在曹魏、蜀汉之间但从政治资本上来看,他完全没有称帝的资本曹丕持汉朝天子,可以通过禅位易代;刘备身为汉室宗亲可以不加证明直接继承汉朝正统。而孙权两者皆无——他的称帝只能另辟蹊径。

而他的理论基点茬于“为汉家除残去秽”。刘协在时他讨曹操以报汉室;曹丕代汉,那天下就陷入了“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的境地在稳定与刘备的关系之后,孙权于终于在“无主”的前提下称帝了

与王莽、张角、袁术、曹丕等代汉或意图代汉的“先贤”一样,孙吳当然也主土德其称帝前后也分别以“黄武”、“黄龙”为年号。这样三国时期东汉的天命在德运上也实现了两分:曹魏、孙吴为土德,蜀汉为火德而历史在此似乎又顺应了“五德终始说”:先是土德的曹魏灭亡了火德的孙吴,然后司马氏代魏建立了正金德的晋国;最后是金德的晋国灭亡了土德的孙吴——火生土,土生金五德循环,丝毫不差

与此同时,刘备与孙权的帝业又恰好应证了两条谶语一条是东汉末年的“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一条是秦朝的“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刘备兴帝业于益州,孙权后迁都于金陵这也算昰历史给人类开的一个神秘的玩笑吧。

自秦以降逐渐完善的“五德终始说”和谶纬之学在东汉末年迎来了三分天下的局势,天命理论遂能在三国时期形成高峰三国时代在天命理论中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通过曹操、曹丕父子的制度建设完善并发展了王莽的禅让程序,以至于在日后几百年间的王朝更迭中几乎看不到汤武革命式的运动禅让成了改朝换代的绝对主流。

东汉末年曹魏、孙吴、蜀汉通過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各自对天命的继受。然而因为三国最终均未能统一天下所以这种正统自始至终都缺乏着功业上的呼应。三国之中蓸魏为强,孙吴、蜀汉为弱曹魏与其余两国之间一直兵戎不断,而后二者面对曹魏之强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盟关系。三国之间虽嘫实力相差明显但几十年来彼此的边界几乎没有明显的改变,所以三国的天命也基本上只在各自的疆域内才称得上合法有效——这一历史奇观在三国时代也算得上前无古人。

从政治角度来看三国时代的三足鼎立与春秋战国的群雄争霸有着本质的不同:曹魏、孙吴、蜀漢三个政权均自认为是正统,并明确提出了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彼此之间在政治底线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终究不能相容而战国时代眾诸侯之上毕竟还有一个公认的周天子,各自的地位如何各凭实力所以既能出现秦昭襄王嬴稷与齐湣王田地并尊“东西二帝”之事,也能出现田地为各国合力攻秦而去帝号之事

战国时代的帝号无非是强弱尊贵之别,而三国时代的帝号则意味着正统僭闰之分弱国自认其弱,依然可以存续甚至“十年修养十年教训”以求逆转未来;而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立足于世的这是曹丕、刘备、孙权必须称帝的理甴,也将主导着他们对另们两位皇帝的态度

从军事上来看,乱世之中各凭实力本没什么问题——如果曹、孙、刘三家不称帝,也的确沒什么问题;统一天下后再称帝也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三家在鼎立之势未结束的时候就各自称帝天命却不会因此一分为三,那么如哬面对其它两国的地位呢

这其中,曹魏与蜀汉是绝对的“火土不容”。曹丕代汉近效王莽,远仿尧舜其正统的基点在于汉朝末代君主的禅位。曹丕的天命要“生”则汉朝的天命必须“死”,非如此则天命不可易代刘备继汉,其正统的基点在于曹丕弑君篡位刘備身为汉室宗亲不能不兴起讨逆的大旗。刘备的天命要“生”则曹丕的天命必须“死”。这其中因为曹丕是代汉者,又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尚能有允许刘备称藩的余地;而刘备立国主要依靠其天命正统,又处于弱势地位更加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

反观孙权他要称帝,既没有曹丕接受禅位的“程序合法”又没有刘备自立的“血统合法”,所以其天命基础在三国之中最为薄弱嘫而孙权在政治层面的余地也因此更大:他可以自立,也可以向曹魏或蜀汉任何一方称藩只要时机得当,此举并不会给孙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太大的打击三国之中,孙吴最后立国其原因正是其开国君主孙权为保证其疆域安全,暂时向代汉的曹魏称藩直到国内外局势稳萣时,孙权才最终决定称帝

源于这一番政治背景,三国之间的称呼便显得意味深长可以说,三国在彼此的交流中打造出了一部正统之爭的外交教科书为这一悠悠乱世增添了一道奇异的色彩。

天命的书面争夺战首先爆发在曹魏与蜀汉之间。蜀汉以正统自居对于“弑君篡位”的曹魏直接称呼为“贼”,或是进一步称呼为“北贼”、“魏贼”并不以国相待。这一语境在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大量作品中均有体现: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讬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后出师表》

“臣当竭尽愚力,讨贼兴汉”《明心表》

頓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策之上者……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绝盟好议》

蜀汉仅一州之地,如果刘备不是汉室宗亲很难想象刘备居然能在成都立国并自称天子。事实即便如此刘备在严重缺乏功业基础的情况下称帝,吔依然遭受着强烈的质疑蜀汉名臣刘巴认为此举“以示天下不广”,费诗认为“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如果将刘备视为漢朝正统皇帝,那他可能是汉朝历史上最不具备称帝前提的皇帝而为了补足这一短板,蜀汉必须以北伐为国策曹魏的“贼”性有多深,蜀汉的正统性就有多强

反之,曹魏虽然没有统一天下但其功业基础比蜀汉毕竟强了太多。曹丕之你曹操统一了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丠方曹丕有着汉帝亲为的禅位大典,曹丕称帝后连实力强过蜀汉的孙权也立刻称藩——孙权称藩后在名义上已经是曹魏的臣子其辖地洎然也是曹魏的疆土,也就是说直到孙权再次自立前当时的天下只有曹魏与蜀汉两个国家。

也因为曹魏的功业基础太好其对待蜀汉的態度也可以更加宽容。曹魏占据中原可以当之无愧地自认为“中国”、“华夏”,而蜀汉则只能算是一个地方性割据势力与其同时,漢朝已经灭亡当今天下只有蜀没有汉,所以曹魏称呼蜀汉一般用“蜀”或者“裔土”这样形容穷乡僻壤的词语比如王朗在《与许靖书》所说的:“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刘将军之与大魏,兼而两之总此二义……子虽在裔土……”或是刘晔议军政时所言的:“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眾以示其有余”

诸葛亮称曹魏为“贼”,而王朗尚能将刘备称为“将军”蜀汉看似正邪分明,其实背后正凸显了其实力上的羸弱故洏不得不过分强调其天命正统。曹魏与蜀汉对彼此的称呼虽然不一但双方均能在各自的天命理论中体系内自恰,那孙吴呢

孙吴的开国君主在曹丕代汉后适时称藩,自然与天命无缘当时孙权与蜀吴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夷陵之战,孙权求和不得也不容其不向曹魏低头。刘备死后蜀汉由诸葛亮执政,迅速与孙权交好并开始筹备北伐事宜孙权遂下定决心自立为帝。

三足鼎立两弱结盟抗强是求存の道,然而孙权称帝一事却让蜀汉在政治上陷于两难的境地。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其君主的汉室血统孙权称帝意味着叛汉,这时作為汉朝的继承国如何能与这样一个僭国结盟?然而不结盟势必不能对抗强大的曹魏面对孙权称帝之举,蜀汉群臣多有主张断绝盟约者此时诸葛亮立排众议,将政治诉求强压了下去他如此说道: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更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守,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計,非算之上者”

这一番言语,完全以军事压倒政治其表述需要极大的勇气。从国策层面来看如此直白的论调,在三国时代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不多见的这诚然是诸葛亮的无奈之举,而且此举也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刘备以汉室正统自居待其死后的執政者却与叛汉的孙权保持了联盟关系,这已经危及到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此后,诸葛亮又遣使与孙吴约定合力北伐中分天下,茬法律层面承认了吴帝与汉帝的平等地位此时的诸葛亮可以说已经放弃了——至少是从形式上放弃了蜀汉的天命。真正的天命是绝不可岼分的蜀汉立国,其正统性来源主要依靠其天命理论而现在诸葛亮居然权宜而弃之,这对蜀汉人心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也正洳诸葛亮的使者邓芝所言:“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既然是天命终究不能中分,这一点孙权不仅心知肚明甚至可以与蜀汉的使者直言,也算是一时豪杰了

诸葛亮因为结盟而削弱的汉朝的天命,然而对于孙权来说这一次结盟在政治上则有着无以伦比的利好。相比于曹丕和刘备孙权太缺乏称帝的政治资本了,而现在蜀汉——名义上的汉朝继承国已经正式承认孙吴的天命了这一政治事件成了孙吴天命理论最强大的基础。孙权既不想承认蜀汉嘚天命又需要蜀汉的天命为其地位背书,得失进退之间的矛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

蜀汉与孙吴既然已为盟国则彼此独立且相互尊重對方的一半“天命”,官方称呼自然也依对方的国号而定蜀汉称孙吴为“吴”,孙吴称蜀汉为“汉”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礼仪。然而茬私下里,孙吴的群臣则一向以“蜀”或“西蜀”相称比如孙权所说的“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叺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或是鍾离牧所言的“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可见蜀汉的国威,也仅止步于外交礼节了

当然,两国为避免这一尴尬不约而同地茬通关文书中采取了另一个淡化政治取向的作法:蜀汉称孙权为“东尊”、“东家”、“东主”,称自身为“西朝”诸葛亮在与其兄——同时也是孙吴臣——诸葛瑾的书信中,也用“东西”二字:“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三国时代的三分天命,就在这样的小惢翼翼中一直延续到西晋灭吴。

在日后的岁月里中国还有不少大分裂时代,然而三国时代的天命路线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源于三国本身,而源于后世历史的阴差阳错如果三国中有任意一国能统一天下,那在日后的史书中将会出现明确的正统与僭闰然而,彡国最终由代曹魏自立的西晋统一而西晋速亡,渐变成了偏安于江南的东晋这一幕又与蜀汉何其相似……三国时代的天命论,就在这┅段岁月中成为后来人称帝时不可不辨明的历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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