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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_“和同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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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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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公元八世纪】之唐、吐蕃、南诏关系
吐蕃赞普尺度松赞执政末年恢复了对唐朝贡，同时也再度提出了和亲请求，但他没来得及等到唐朝的回复就去世了。
好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的儿子赤德祖赞（698年—755年）即位后，吐蕃内部叛乱频发，摄政的祖母勉力平叛。
在此情况下，吐蕃不要说主动攻击唐朝了，最担心的是中原大军会不会趁机向吐蕃进攻。
于是，吐蕃一边对唐“低眉顺目”，年年纳贡，同时，为了表现友好姿态，不顾赤德祖赞还是一个少年的事实，连续于708年和709年两年上书唐廷请求迎娶公主，看到唐朝态度不明朗，遂于710年派出专使远赴长安当面恳求，以示诚恳与迫切。
当时在位的唐中宗与武则天商议后认为，在强邻环伺的情形下，与吐蕃的和亲，至少可以减轻西部疆土的部分压力，好腾出手对付突厥人和契丹人。
于是，中宗决定将自己非常钟爱的养女金城公主（约698年—740年，唐朝皇帝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其父去世后，她被中宗收养）下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中宗的不舍之情，可以从送亲一见端倪：身为天子，他亲自送金城公主到长安以西的始平（今中国陕西省兴平县），洒泪而别，并派遣左骄卫大将军杨矩为护驾使节同赴吐蕃。
不成想杨矩乃贪婪之人，吐蕃事前得知他深得中宗信任的信息后，就采用重金贿赂，内外勾结向中宗提出希望将河西九曲（也称“黄河九曲”。黄河在古代叫“河”，从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在青海境内自上而下，分别流经曲玛莱、玛多、甘德、达日、久治、玛沁、河南蒙旗、同德、贵南、兴海、共和、贵德、尖扎、化隆、循化、民和十六县，流程1455多公里，今天还保留着有许多黄河古渡口。九曲盖言黄河在上游地区随地势有多重转弯，流域中间既有高山，也有水草丰美的谷地，自古以来就是游牧的极佳选择）之地“赏赐”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陪嫁，理由是那里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并且距离长安较近，方便将来金城公主作为“汤沐邑”，进行游玩和省亲。
处在深深眷恋养女情结里的中宗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事实上，这块被吐蕃唾手而得的土地，日后却成为吐蕃屡屡进犯唐境的垫脚石和跳板了。
唐中宗像先祖太宗一样，给金城公主准备了无比丰厚的嫁妆，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详述，而且随身带去了大批中原的能工巧匠，又一次大大提高了吐蕃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又一次大大增强了汉藏人民的交流与亲情。
金城公主入藏后，以其端庄的仪容、很高的教养、良好的修养与宽容大度，很快就博得了包括赤德祖赞在内的吐蕃人的爱慕和爱戴。为了尊重金城公主的生活习惯，赤德祖赞特别同意并帮助她修建了独立的生活起居用房，并且将她册封为贵妃，仅次于原配、从六诏迎娶的一位女子。
712年（唐睿宗延和元年、唐玄宗先天元年），唐中宗李旦禅让皇位于其第三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李隆基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缔造者——唐玄宗。也在同年，吐蕃摄政、赤德祖赞的祖母病逝，大相乞力徐监国。
因为金城公主嫁给赤德祖赞而换来的短暂唐蕃和平局面，随着中宗与赞普的祖母的几乎同时离任（世）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种场景不禁令人回忆起，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后也曾经带来了双方的和睦友好，然而随着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的先后离世，双方的关系便逐渐转向对立。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
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吐蕃照例遣使赴长安，行“甥舅之礼”。不过，这次吐蕃提出了一项让唐廷很不愉快的要求：以黄河河源为界。尽管不舒服，唐廷出于安抚和亲情，依然高度重视这个要求，派专人前往与吐蕃方面商议边界问题。
面对吐蕃提出的无理要求，唐使坚持划界原则，双方的谈判不欢而散。
吐蕃看到没有达到自己的欲求，于是由大相乞力徐等统兵十万，从唐朝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出发，大肆劫掠唐朝边城，先后洗劫了临洮（今中国甘肃省岷县）、金城（今中国甘肃省兰州市）、渭州（今中国甘肃省陇西县）等地，甚至放肆地掠夺专门为皇家饲养的御马。因距离太近，以至于长安都受到震动。
唐玄宗勃然大怒，派薛讷（唐朝大将，薛仁贵之子，今中国山西运城市人。深谋远虑、带兵有方，曾多次对突厥、吐蕃用兵并大胜，深得武则天、玄宗两朝信任，曾担任唐朝多个重要职务，“节度使”一职即由薛讷而启）为陇右防御使，王晙（653年—732年，河北沧县人，唐朝大将，官至户部尚书，朔方军节度使）为陇右群牧使，集结重兵，在临洮迎击吐蕃军队。武街（唐代驿站名，即“武街驿”，约在今甘肃岷县以东）一战，唐军指挥得当，加之吐蕃军队进犯过深，被唐军大败，斩首近两万。唐军还趁势攻入九曲之地，将吐蕃所设立的栅栏、关隘、城池、桥梁、要塞等统统毁掉。
这次大战，唐蕃关系一下子掉入低谷。吐蕃也不得不改变四面出击的策略，在中亚方向上不再保持进攻态势，而是主动与当时已经进入该地的黑衣大食和突骑师部等进行和谈，从而集中力量对付唐朝。
吐蕃看到以一己之力，绝无可能“蛇吞大象”般吃掉大唐，于是联合以前曾经的仇敌黑衣大食人，攻打唐朝在中亚重要的领土和战略据点——费尔干纳盆地，但被唐朝所败；联合突骑师部，从帕米尔高原西麓迂回攻打安西四镇，也被唐军击败了。
无奈之下，吐蕃只好于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遣使向唐廷求和，同时金城公主也单独上书“娘家”要求双方息战。经过多次往来谈判，唐蕃于两年后进行会盟，约定不再重启战端，和平友好相处。
721年（唐玄宗开元九年），吐蕃大相乞力徐病故，赤德祖赞开始亲政。他加强了封建集权，经常深入各地体察民情，下令削减官吏以增收节支，还颁布一系列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长年征战所带来的战争创伤得以慢慢恢复和治愈。
在以后的几年里，对于横穿河西走廊、西域直至欧洲与非洲的丝绸之路之北线，摄于唐朝的军威，吐蕃人暂时不敢动什么念头了，但由于与大唐连年交兵，使得贸易联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而吐蕃之地皆高寒，限于自然条件，物产较为贫瘠，所以对于物资的需求和对于财富的渴望，是难以抑制的冲动。
这样以来，吐蕃的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南线，即通过今中国四川、云南、南亚次大陆、克什米尔向西的线路。于是，吐蕃发兵攻打唐朝的藩属国小勃律，唐朝接到后者的求救信息后，立刻委派西域主管张孝嵩将军引兵南下，帮助小勃律（约为今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击败吐蕃侵略军。
西部和北部常年不断的战事逼迫唐朝在军事组织方面进行变革。在唐高祖、唐太宗时代，李氏皇族通过战争获得了天下，和亲政策也好，怀柔政策也好，羁縻政策也好，很多都是建立在皇帝个人军功、威权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还有一个重要地方在于，隋朝已经为唐朝“开创”了面积空前广大的疆域，各民族、各地区在经过数百年分裂和割据后，各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足够的。
国内外总喜欢将“汉唐”作为一个名词，其实从时间跨度来看，汉朝和唐朝两个朝代的时间跨度约十个世纪，长达1000年左右。当然，作为中华民族无上荣光和自豪的封建王朝来说，汉朝和唐朝具备了大量相近之处：大一统，疆域辽阔（据研究，盛唐时，中央政府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疆域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存续时间长，社会发展程度很高，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大等等。
而仔细研究下来，汉朝与唐朝在统治理念、政策方面有着一些不同，也就直接影响着其军事战略。当然，各种统治手段皆有其优劣和利弊，这里不为强调或美化某一种的益处，只是通过分析，揭示出一些事件的原因（如唐朝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西部各族类的袭扰）。
汉朝统治阶级刘氏皇族是华夏族出身，有着深入骨髓的“华夷之辨”的界线，因此汉朝军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原汉人组成，甚至包括让匈奴都为之色变的彪悍的骑兵部队，只是制约汉朝最大的问题是战马，因此获得西域疆土最大的意义就是拥有了一片求之不得的宝马良驹供应之地，著名的“汗血宝马”正是出现在汉朝。
在民族间战争胜利后，汉朝的通常做法是将降服或内附族类，与汉人杂居，强制性地进行文化、语言、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教育灌输，使之归化为汉人。更重要的是，汉朝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常备军或野战军，平时长期进行正规化军事训练与准备，一旦发生战事，便可以迅速调兵平定。因此，汉朝在所拓殖的疆土，最典型的就是河西走廊，一旦被中原拥有，便很难失去，其统治的稳定性或言其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策略的匹配性是不错的。
究其原因，统治政策和军事策略非常关键。我们知道，李氏皇族祖上出身于陇西狄道的李氏（今甘肃省临洮县，西周称陇西邑，东周战国称狄道，狄者，古代中原人对北方、西北方非华夏族人群的泛称，有赤狄、白狄、长狄等多个种落。公园前279年，秦昭王在此设“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从战国到秦汉近五百年间，陇西郡辖地约为今日之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的广大区域，而狄道一直就是陇西郡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陇西历来是民族杂居的地方，汉人和各少数民族杂居融合，因此作为唐朝统治阶级的李氏皇族而言，对少数民族并不陌生或言亲切感更强些。
另一方面，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本人，就具有非常鲜明的“胡羯之血”——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为鲜卑人，其妻、李世民的生母窦氏为鲜卑人。
当然，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隋朝时，进入中原的鲜卑人除了少数人还留下姓氏方面的印迹外，其他与汉人无异了。并且很重要的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来看，民族的差异性从来就不在外貌、形象、气质、服饰等方面，甚至和人种、口语都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看是否认同共同的文化传统，是否具有相近的心理，是否共同使用汉字等。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举不胜举，比如元朝建立后，大量色目人进入中原，他们深目高鼻、头发黄褐，但都尊儒道释，以书写汉字书法为荣。
即使在今天，从人种、骨骼差异看，中国南北方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理念的认同上，有何其高度一致！
但是，出身环境与氛围的差异，必然带来一些治国理念的不同。唐朝能够迅速将隋末动荡局面稳定下来，中原地区自不必多说，而西部诸部族的迅速归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里在汉朝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有着深厚的历史基因；李氏皇族的胡人血统，也是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李世民被尊称为“天可汗”即是少数民族在情感、血缘上对李氏高度亲近认同的一种直接证明。
唐朝与汉朝的统治政策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汉朝拓疆稳扎稳打，非常符合农耕民族的共同特点，但是一旦拥有了疆域，其统治的稳定性、安全性、承继性很高，而唐朝获取疆土似乎更容易些，但失去时也非常迅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汉朝军队是清一色汉人组成，而唐朝军队则是标准的“各族联军”，其军队主力很难讲是以汉人为主，基本上都是有汉、突厥、吐谷浑、突骑师、契丹、羌等等，甚至还包括了吐蕃兵；汉军的军事指挥官绝对是汉人，如著名的卫青、霍去病等，而唐朝大将固然有李靖、薛仁贵、王孝杰、张孝嵩、郭子仪（697年—781年，山西汾阳人，唐朝大将。“安史之乱”爆发时，他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力挽狂澜，挽救大唐于危难中，先后收复洛阳、长安两都，还平定了安禄山和史思明及其他叛乱，成功说服回纥，与之联合大破吐蕃，使唐朝转危为安）、封常清（？—756年，唐朝大将，山西运城市人。长期协助高仙芝在西域征战，收服大勃律国。“怛罗斯之战”失败后，与高仙芝应诏回长安，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监军诬陷而被令自尽）等，但更有众多阿史那氏的突厥将领，也有安禄山、史思明等“杂胡”将领，也有突骑师部出身的哥舒翰等，也有来自契丹部的李光弼（708年—764年，辽宁朝阳人，唐朝大将。经郭子仪力荐入朝，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等，也有铁勒部的仆固怀恩（？—765年，唐朝大将，“安史之乱”初，任朔方左武锋使，协助郭子仪。为获得回纥出兵相助，他将两个女儿嫁与回纥首领，家族中有46人为国捐躯。平乱结束后，他受命屯兵河东镇汾州，因受监军猜忌而失去皇帝信任，遂反叛，遭致郭子仪的进攻，仆固怀恩郁郁病故），还有高仙芝（？—756年，唐右羽林大将军、行营节度使，在西域经营多年。“怛罗斯之战”被大败，侥幸生还。后应诏回长安，组织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因与监军有不同意见遭猜忌而被令自尽）那样的高句丽人，与汉朝显著不同。
在民族政策方面，从包容性看，唐朝显然比汉朝要大得多，汉朝对于归附和纳降者均使其与汉人杂居，施以汉文化的教化，实施与中原一致或接近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最终使其汉化，这样的益处在于增强了边地与疆域的稳定性；而唐朝则是满足于少数民族的称臣纳贡和远播声威，相对不很注重民族融合，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通过较小代价（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赏赐或互市等），段时间内获得别人表面的称臣，但不利在于民族界限依然鲜明，长期的、统一的行政管理很难建立。因此即使少数民族一时归附，也会时叛时服。更重要的是一旦朝中有变或中原出现内讧（如长达数十年的武周系统与李氏皇族的皇权之争和“安史之乱”），少数民族便会相应起事，引起更大祸端。
在军事政策方面，汉唐两朝的差别更为明显。汉朝模仿秦朝做法，长期保持着大规模的野战部队且进行高度战备，特别是有一支忠勇的骑兵部队，从而保证了在与匈奴这类强敌的长期军事斗争中，不至于捉襟见肘，更不至于担心关键时刻会不会发生哗变；反观唐朝，有野战部队的建制，但是数量和规模与其要包围的疆域相比，则显得很不协调，一旦发生战事，唐朝通常的做法是集结一直数千人最多一两万人的汉人部队，然后邀集周边各部族军队出战，这种方式在唐朝威望极高（如盛唐）的时期是奏效的，然而在唐廷威望下降或与当地部族关系出现裂痕时，其弊端便立刻显现，如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战争起始于751年7月—8月间，以唐军完败告终，从而失去了对西域西部的主权。怛罗斯，距离唐朝“安西四镇”之一、著名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镇不远，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拉兹市）中，就是因为葛逻禄部军队临阵倒戈，而招致全线溃败的。
也许有人会讲说，古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困难巨大，是导致唐朝难以在西域保持大规模的常备军的原因，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然而，汉朝面临的困难与唐朝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主要有三：
一是派驻大量野战部队驻守西部边地的同时，允许军人带家属同往，并且由国家财政出资，鼓励军属在当地开荒种地，还补贴种子、农具等物资，这样一来，许多在原籍因人多地少而生活困苦的中下级军人及其家属，退役后干脆彻底“移民”；
二是将大量中原无地平民、罪犯和流浪者迁徙到西部，拓荒垦殖；三是通过固守河西走廊和西域，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不少来自中原内地的商贩往来其间，有些定居在西部新土。这些措施的长期执行，使得汉朝在其西部疆域逐渐建立了居民点、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和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军队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支持，从而汉朝从内地调运的军用物资数量也相应大大减少，国力负担明显减轻。
当然，就整个西部而言，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是非常优越的，较低的海拔，相对平坦的地势，水草充沛的草原，沃野千里的绿洲良田，确实是非常适合中原农耕居民的地方，相比之下，海拔较高、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特别是青海湖以南地方，则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唐朝一直到灭亡，也未能将吐蕃纳入自己的直辖版图。
有唐一带，唐蕃关系始终纷繁复杂，时战时和，偌大一个唐朝，在与吐蕃交战时，总感觉兵力不足，事实上，就如同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唐朝疆域固然辽阔、人口特别是汉人人口众多，但是其常备军却总是少得可怜，以至于发生“安史之乱”时，苦于一下子难以募集训练军队，而不得不从少数民族如回纥等部“借兵”。
《剑桥中国隋唐史》（英国崔瑞德编著）指出：到唐睿宗时，边防已经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了。
吐蕃显然对唐军的不足有清晰和直观的认识，因此，尽管吐蕃国力已大大削弱，并且在小勃律被唐军大败，但他们还是缉拿定地控制着先前占领的大勃律。
开元中期的唐廷，刚刚经历了一番波诡云橘的内部权力之争，朝政基本稳定下来。一些对吐蕃主战军政官员积极向玄宗建言献策，希望对屡屡骚扰边地的吐蕃展开军事行动。
吐蕃人“没闲着”：他们于725年起联合突骑师部，不断对大唐的塔里木绿洲地区进行袭扰和劫掠，以后的几年里，吐蕃人不断攻击唐朝的“软腹部”——河西走廊，虽然没有造成很大伤害，但总是让边地居民不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唐军则三次突入青海湖地区，对吐蕃人的要塞实施攻击。从728年起，唐军渐渐在青海方向取得了优势，多次打败吐蕃军队，后者不得不求和，双方打打谈谈，直到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式达成和平协议：吐蕃承认唐朝为其宗主国并恢复定期朝贡；双方承诺不再进行战争，吐蕃也明确约束边地将领不得侵袭唐地；双方互派使者，并划定边界立界碑。这样，唐朝可以腾出手来专注于平定东北方向契丹人的反叛。
唐蕃的和解，不仅似乎是暂时的，而且好像只能约束青藏高原一带的唐蕃边境，因为唐朝和吐蕃接壤的边境线过于漫长，南到南诏，西至西域，西南到克什米尔。小勃律脆弱的安全形势，由于吐蕃在736年的进攻而又一次被破坏了，作为历史悠久的宗主国，唐朝不可能坐视不顾，而作为丝绸之路的南方线路，唐朝更要“死守”小勃律，那里的战略地位太重要的—从小勃律向南，便是一马平川的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向西北越过萨雷阔勒岭可以包抄费尔干纳盆地，也可以继续向西连接波斯与欧洲；向西可以控制阿富汗。
唐朝曾经无数次希望由自己打通和控制整个丝绸之路，但是到玄宗时代，也只是从河西走廊西进至塔里木盆地，再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而帕米尔北边、地形平坦的，包括费尔干纳盆地在内的疆土和一些保护国，仍然经常被粟特人、突骑师人和黑衣大食所阻隔。
在这场对小勃律的拉锯式争夺中，唐朝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窘境：突骑师部可汗迎娶了吐蕃的公主，而突骑师一直在威胁着唐朝西域的北庭都护府；吐蕃赞普的一位妃子又是唐朝藩属康国（唐西域城邦国之一，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国王的女儿，而康国正迫于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压力……
唐蕃双方在西域和克什米尔两条战线上不断互相进攻攻击。玄宗建立了后来被深深诟病的节度使体制，目的是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提升突发战事时的应对效率，规避文官系统的官僚主义。各道节度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在当时的好处便是各节度使根据国家财政安排的支持力度和当地税收状况，来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
在这种体制下，仅直接面对吐蕃的唐陇右道和河西道，就已经建立了高达15万人的野战部队，在名将哥舒翰率领下，唐军得到了当地包括党项羌人在内的各部配合，于753年彻底收复了当年被太宗作为嫁妆赐予吐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河西九曲之地。
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无疑是全方位的，既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也有温情脉脉的和亲友善，也有与其他部族的合纵连横，当然，总体来说，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行动，汉藏双方都是在中华文明的总体框架下的一种民族交流和互动。《新唐书·突厥传序》曾记载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
为了牵制唐朝，吐蕃在西域不遗余力，与宿敌突骑师、黑衣大食等进行了“同床异梦”的合作，甚至隔着河西走廊与突厥“眉来眼去”，然后自身对唐朝河湟地区、河西走廊不断侵袭；为了制约吐蕃，唐朝则一方面大兵压境，随时攻击吐蕃，另一方面坚决保护藩属国小勃律等。除此之外，由于在唐朝西南境的云南地方，还有大量西羌系部族，他们虽然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但汉化程度较高，同时山高水深、易守难攻，兼具一定独立性，而唐朝也不愿意直接管辖后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扶植云南少数民族，使之成为唐朝西南与吐蕃交接地带的缓冲，不失为一种良策。唐朝初年，云南少数民族被称作“六诏”，即六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有五诏受吐蕃节制，还时不时被吐蕃胁迫攻击唐朝边地，唯有蒙舍诏（即南诏，或南召）从唐朝甫一建立就主动示好，要求归附，“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罗即遣其子罗盛入长安朝贡，唐廷授细奴罗为巍山州（隶属今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政府驻南诏镇。唐时设巍州，也称巍山州）刺史，并赐以锦袍。南诏和唐朝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南诏是六诏中最为坚定地支持唐朝的，可能也是因为它坐落在南诏南部，与吐蕃不相接壤的缘故。在武周时期，唐蕃关系恶化，唐朝曾多次派兵攻打支持吐蕃的其余五诏，每次南诏都给予唐军以有力配合。
713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唐廷为表彰南诏的忠诚，特授其第三代王盛逻皮为台登郡王；次年，南诏遣使入京谢恩，玄宗特赠予其佛龛、佛像和有关书籍，自此云南开始有了佛教。南诏举国上下非常倾慕汉文化，盛逻皮更是将晋朝书法大家王羲之推为“圣人”，要求全民学习之。
728年（唐玄宗开元十六年），皮逻阁（697年—748年，南诏第四代王，）即南诏王位，是为其第四代王。这时候，唐蕃关系、蕃南（诏）、唐南（诏）关系以及六诏内部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唐朝与吐蕃长期征战，加上西北、东北方向部族侵袭不断，唐朝只好全力支持南诏，一边抗衡吐蕃及其控制的其他五诏。
在唐朝的鼎力扶植下，皮逻阁不断加强军力，于738年灭五诏及长期以“顾问”名义就地监控的吐蕃势力，统一了云南地区，南诏的统一无疑是吐蕃的梦魇，却让唐朝的战略资源得以扩充。
唐玄宗龙颜大悦，在长安接见了皮逻阁，并“加封（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钢带七事”。在册封圣旨中，对南诏及其政权不吝各种赞美之词，“赡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指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孛右插，凡厥丑类，后时诛剪戌功若此。”对皮罗阁则称赞其“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
此后的十余年里，唐廷对南诏一直格外垂青、厚加赏赐，对皮逻阁的家人和继任者不断加官进爵，甚至在对待入京觐见的南诏使节态度上，唐廷都给予了别的部族所从未收到过的特殊礼遇。
唐朝扶持南诏的户主要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遏制吐蕃势力向东、向东南发展，而南诏“做大”以后，自身也有进一步扩张的需要，而且它扩张的目标并非唐朝所希望的西向，而是相反。
在皮逻阁以前，六诏的地盘主要是云南西部和南部、西南部，当时的云南东部居住着汉化程度很高的爨（音“cuan”）人。攒人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从中原流落避难而来的人们，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的一个族群，分为东西两部，因一位中原流寓于此的汉人爨氏，曾在汉末至初唐间数百年在此自成独立王国而得名。
南北朝时期，爨人分裂为东西二爨，东爨以乌蛮即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白蛮即白族及傣、壮、纳西等民族先民为主，以曲靖（今中国云南省曲靖市）为政治和经济中心。
尝到了地盘扩充好处的南诏，想把爨人、爨地纳入怀中，这与一贯支持扶植爨人的唐朝产生了矛盾。
争强好胜的皮逻阁也不退缩，他利用爨人的内部矛盾以及唐朝有关官员的疏失，采用离间计和和亲策略，将其分化，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唐朝袭隋制，在爨地设有南宁州（隋置南宁总管府，唐太宗时改南宁州为朗州，唐玄宗开元初年又改为南宁州都督府，下辖16个州，治所在今中国云南省曲靖县境内），早先为羁縻行政机构，主要为当地人自治。随着唐朝国力强盛和爨人的全面汉化，加之处于警惕皮逻阁扩张的需要，到玄宗时将南宁州逐步加强为类似中原州县的管理方式，长期从内地派驻殿院御史或侍御史级别的大员于此。
唐廷派到爨地的官员因急于进行包括修城筑路在内的经济建设，引发部分爨人不满，杀死了朝廷派来主管建设的官员，并推举爨氏族人为首领。
皮逻阁高明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他一方面把自己塑造为“调停者”的角色，博得了爨人的好感，同时又积极向急于平息事端的唐廷推荐他提出的当地官员人选，并且抓住唐朝希望南诏出兵威慑的机会，迅速将大军开进爨地。
他又利用爨人内部分为两派，且互相之间有很深矛盾甚至家丑积怨，借口扶持被杀爨人首领，命大将段忠国将爨人头面人物举家皆诛，从而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了爨地。
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阁罗凤继承王位，成为南诏第五代王。即位伊始，他就遣使入朝进贡，唐廷也照例进行丰厚赏赐，表面看，一切如常，一派和谐景象。但实际上，阁罗凤已经与唐朝结下“梁子”。这是因为，阁罗凤本来是皮逻阁的养子，而王位继承问题上，唐朝边臣一直暗中支持皮逻阁的嫡子诚杰。
阁罗凤没有撕开面子，一来是自己即位不久，尚未站稳脚跟，二来是南诏上不敢于主动抛弃唐朝这棵“大树”。阁罗凤即位次年，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些志大才疏的边将边臣们操作下，唐朝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唐南关系迅速恶化。
阁罗凤本来希望向鲜于仲通等当面解释，并表示“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愿意解除误会，但是被自恃兵强马壮的鲜于拒绝了。
结果，阁罗凤立即转而求助于吐蕃，后者当然大喜过望，双方合力将唐军打得大败，鲜于也仅以身免。
这次战争被称作“第一次唐南战争”或“第一次天宝战争”。彻底倒向吐蕃的阁罗凤，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意为“兄弟之国”），南诏与唐朝关系遂绝。
认为大伤面子的唐廷恼羞成怒，委派杨国忠（？—756年，山西运城市人，唐玄宗宠妃杨玉环之族兄。因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官至宰相，最多时身兼40余职。与奸臣李林甫交好，安禄山关系不睦，且与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亦有矛盾，“安史之乱”爆发后被杀）接任剑南道节度使，于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领军七万大举进攻南诏。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加之唐军进入南诏境后，突然遭遇瘟疫，结果军队战斗力骤降，加之唐军多为北方军士，水土不服，因而被南诏和吐蕃联军又一次大败之，史称“第二次天宝战争”。两次征战，唐朝损失军队10余万，对本义空虚的国库无异雪上加霜。
应当说，唐廷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将臣的无能与谗言，是导致军事失败乃至失去南诏这个战略要冲的主要原因。两次战争后，南诏士气大振，迅速北上，攻占了唐朝川西的大片领土，兵锋直指成都，唐朝好不容易才将形势稳定下来。
汉化程度很深的云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和岭南一起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始皇曾派出大量军队在这里屯田，因此这里的百姓无论族属如何，多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阁罗凤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第二次战争结束后，派人收殓唐军遗体，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后安葬，还名人制作了巨大的墓碑以示悼念。并且他在一些文字中，也多次表露出希望重新归顺大唐的强烈愿望，以及受到小人诬陷的无奈和愤懑。
很快，“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连应付潮涌般叛军的经历都不够了，当然更不会主动征伐南诏了，于是，南诏也趁机将疆域向北、向东、向南继续拓展，分别将伊洛瓦底江（今中南半岛大河之一，主要在缅甸境内。其东部源头在中国西藏察隅县，流经云南省境内时叫“独龙江”。伊洛瓦底江全长约2170公里，流域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流域、贵州、川西和今天云南省的全部纳入囊中。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这种伤害绝不仅仅是所谓面子上的“老大帝国”在一群貌似玩闹的叛军面前不堪一击，而是广大中原百姓包括西部各部族都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虽然唐朝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但已经再无可能回到那令人无比眷恋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了，作为一个世界上举世瞩目的大帝国，虽然在战乱后又“苟延残喘”了100余年，然而其灭亡后中国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封建割据状态，五代十国纷纷“亮相”，各族百姓遭受了数不清的磨难……这时后话，不提。
前后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历史皇族用了玄宗、肃宗、代宗祖孙三代人才得以平息。
叛乱伊始，长安竟被叛军迅速攻陷，唐玄宗父子仓皇逃出（756年唐玄宗被迫退位，由其第三子李亨继任，是为唐肃宗）。吐蕃也充分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向甘肃、青海方向的唐境推进，平均每年都占领几个唐朝州县。那时，唐朝已经丧失了大部分良马饲养地，其骑兵部队由于得不到及时充分的战马供应，而不得都不接受回纥人一次比一次苛刻的条件，来换取回纥骑兵的帮助。
即使到了“安史之乱”被平息以后，吐蕃人依然近距离威胁着唐廷：763年（唐代宗宝应二年），吐蕃军队的已经前锋推进到关内道西段（约在今中国陕西省宝鸡市）之京畿重地，代宗仓皇而逃，吐蕃军趁势贡献长安，将这个已经饱受安史叛军蹂躏过的大都市，又一次进行了蹂躏，他们在城里驻扎了将近半个月，几乎将这个代宗重新恢复的都城洗劫一空才离开。
好在有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一批忠勇之将的全力辅佐，挽救唐朝这座大厦于将倾。但是，他们即使有天大的本事，经过安史肆虐、南诏反目、吐蕃趁虚，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最典型的情形是：面对吐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大规模侵扰，郭子仪却不像安史之乱以前那样有信心了，他很清楚地知道，唐朝可以提供给他调动使用的机动部队，往往在兵员数量上不及吐蕃军队的四分之一，最要命的是可支配的战马屈指可数，往往一场大战打完，都不知道下一场上阵的战马在哪里。
吐蕃人当然也无比了解唐朝此时的颓势，他们根本不理会唐朝发出的和平倡议，而是每年秋季发动一次大的攻势，平时则任由其前方将领随意侵袭唐境。
他们每次大的攻击都带有羞辱性地之出动万把人，有时也就五六千，因为他们发现唐军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各级将士普遍厌战，加上残酷的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心灵、肉体、家庭等方面创伤尚未愈合，因而每每与吐蕃人作战，唐军士兵士气和战斗力都大不如前。
战争就是这样的，士气此消彼长，一里一外就拉开了两倍的差距。吐蕃人占领了陇右道，使得唐朝丧失了最后一处出产良马之地，唐军为了抵御吐蕃，不得不反复向回纥求助。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好在代宗还算是盛唐以后一位比较政治清明的好皇帝，唐朝得以在他领导下，艰难地而缓慢地恢复着实力。到代宗执政末期（762年—779年在位）时，唐朝已经能够进行一些像样的抵抗，也具备了进行抗衡的能力。
这时候，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的吐蕃，也明白仅仅靠抢劫来的“隔夜粮”是不长久的，维护一支长期对唐境进行袭扰的常备军，更是一种无比沉重的负担。同时，吐蕃人也看出唐朝已然疲惫不堪但实力有所回升的态势，于是双方愿意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
谈判是在780年—783年期间进行的，那时唐代宗已殁，其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最后的结果是，唐朝承认目前吐蕃的实际控制线，也就是大片疆域以和约的形势进行法律认定，同时双方还约定了交还战俘以及被吐蕃扣押的唐使归还等事宜。
总的来说，这次和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吐蕃的国力难以再支撑下去，且内部矛盾也比较突出，而唐德宗方面不过是对一些既成事实、又暂时无力挽回的事情进行书面确认而已，况且781年河北地方藩镇的暴乱让唐廷难以招架。
与此同时，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变化：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阁罗凤病故，其孙异牟寻即位，成为南诏第六代王。
刚即位，南诏就“响应”吐蕃要求，联军二十万，从四川方向进攻，意欲占领成都.
南诏和吐蕃都握有近年来屡屡大败唐军的“胜率”，因此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却被做了精心准备的唐大将李晟打得大败，被赶到大渡河以南才稳住了阵脚。南诏军尤其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此役的失败，给南诏与吐蕃间造成了嫌隙：吐蕃摆出一副“上国”姿态，将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南诏，不仅加以言语斥责和羞辱，还将原来给予的“赞普钟南国大诏”的封号降为“日东王”，也就是由所谓的兄弟改为藩属、君臣关系。
改善与南诏的关系，对于此时的唐朝而言，更是一种迫切的愿望。尽管双方都有此意愿，但由于积怨较深，加之南诏处在被吐蕃严密监视的状态，因此唐南双方的来往和谈判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中。
一直到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时，双方才正式进行和平会盟，由天、地、水“三官”见证。
南诏重新接受唐朝册封，双方均保证互不侵犯边界，永结和好；特别是南诏保证，绝不阴结吐蕃而与唐为敌。
异牟寻信守诺言，在和约签订不久，即发兵配合唐军收复了唐、蕃、南交界处被吐蕃占领的多处军事要塞，并派其弟带有关户籍清册以及吐蕃颁授给南诏的八颗金印入唐上交。
唐德宗非常高兴，于次年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特地精制银窠金印一枚，派出庞大的使团前往南诏。
异牟寻和南诏上下均怀着非常虔诚与激动的心情迎接这次册封活动，在唐使经过的六处地方都设立专门的驿站来迎候。
不仅如此，南诏都城张灯结彩，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异牟寻率其子和亲兵1000人和，以12头大象开道，亲自出城20里迎接唐使。
在跪拜接受圣旨后，异牟寻激动地对唐使和现场成千上万的百姓表示：“子子孙孙用为唐臣”，并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
自此，唐、南结束了半个世纪刀兵相见的局面，重新走上了和平友好的民族团结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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