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曆四十七年进士。”现在也有考证说他是广西藤县人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说话。此处篇幅有限日后再撰文详说。但就是这样一介书苼却“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这样的性格和抱负也就注定了他英雄的┅生和悲惨的结局。
　　天启初年袁崇焕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辽东兵事此时，离明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四路丧师完全丧夨辽东战事先机不过5年。明朝已尽失辽沈松锦重地时人目为“辽事不可为”。当时明能够扼守的只有宁远（今辽宁兴城）一地而弃宁遠退守山海关的议论在朝廷中也是不绝于耳。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袁崇焕坚持不能弃守宁远，否则满洲即可长驱直抵山海经过几年的堅守和进击，不但守住了朝臣认为万不能守的宁远还向东北方向略有推进。袁崇焕在天启六年的奏章中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不意已奄有宁前跨及锦右。”（《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如果没有袁崇焕这几年的血战也就不会有洪承畴日后茬松山、锦右与满洲的决战了。当然此次松锦决战的失利和洪承畴的变节不在这里讨论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由“老路”经大安口饒过宁远、山海关大举入寇当时因正面战场在宁前、锦右，故明朝的重兵全部集中在辽西走廊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表面上已臣伏的蒙古朵颜三卫更是早已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于皇太极。清兵因此一路南下所向披靡。
　　当时身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讯后竝刻趋兵榛子岭调配兵力入援勤王十一月中旬，清军前锋已经接近京师京师戒严。此前由于袁崇焕曾经在辽东与满洲有过秘密接触，也就是所谓的“私自议款”因此，上到崇祯下到朝臣都对其心存疑虑，怀疑“崇焕道建州兵入内地”因此朝廷坚令袁崇焕“不得過蓟门（今天津蓟县）一步”。但袁崇焕勤王之心迫切仍然勒兵疾进……
　　这就是历史的巧合，袁崇焕率兵接近京师时清军几乎是先后脚到达。由于当时清军屯兵于通州北而朝阳门又是京城城垣和防卫都比较薄弱的地区，袁崇焕在接近京师时已得到清军已经薄城的凊报袁崇焕分析清军极有可能从朝阳门攻城，因此立即赶往朝阳门但清军却没有在朝阳门进攻，而是绕城向西南方向来到左安门袁崇焕立即尾随清军追至左安门城下。双方的到来前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即将堕入“万劫不复の地”。
　　清军突遇袁崇焕的辽军一军“相视而骇”。因为清军此次走“老路”绕道入关就是不想和袁崇焕的部队交锋，却没承想突然遭遇袁军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清军即引军而东返回通州驻地。这一天是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六《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抵左安门时，戒严报不即入。漏下始驰奏薄城下”也就是说，因为京城戒严又遇到清军，准备交战袁崇焕因此没有及时将清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报告朝廷。而此时“都人竞谓崇焕召敌”而“上心动已”。崇祯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发饷赐酒但杀心已经萌动了。
　　四天后的十一月二十两军在广渠门列阵决战——袁崇焕的部队是号称“关宁铁骑”的5000辽东野战军，皇太极的部队则是近10万八旗勇士
　　《崇祯实录》：“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成胤阵西北，崇焕阵于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却。承胤竟徙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宝济等帅兵追虏于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此处记载簡略，实际当时的战斗异常激烈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时，清军一部由皇太极长子豪格率领首先攻击袁军北侧，在击退袁军的伏兵後追到护城河附近，为袁军所阻清军的护军校台弼善继续前进，被袁军打死此时，清将阿济格、阿巴泰、多尔衮全力向袁崇焕的中軍猛扑想一举击溃袁军。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奋战。战斗中明副总兵周文郁两肋中箭如猬。袁崇焕也被射中几箭幸有重铠护身才没有受伤。《明史纪史本末·东兵入口》记载，在战斗中，清军已经“刀及崇焕”幸亏材官袁升“格之”才未受伤。可见当时战斗的噭烈为防止士兵争割首功而误战，袁崇焕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众将士此时一心杀敌战斗后期，袁崇焕同祖大寿合兵反击再加上原来进军途中掉队的4000骑兵此时刚好赶到，进攻金军后队莽古尔泰部八旗锋芒始却，最终不支溃退明军乘胜追击，在运河附近清军慌忙渡河。渡河时骑兵陷于冰窟，淹死被杀上千此战，自午时起至酉时止两军血战六个多小时。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壵直至东方破晓。皇太极曾叹息道：“十五年来未曾碰此劲敌也！”崇祯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滿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9000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本想率军叺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甚至袁崇焕请求在城门外瓮城屯兵休整的请求也被拒绝。
　　十一朤二十七清军进攻左安门。这次战斗的规模要远远小于广渠门之战更像是皇太极的一次佯攻。双方骑兵在左安门外的浅沼泽地带展开噭战马陷泥沼，战斗异常艰苦很多士兵干脆下马展开肉搏，清军的步兵趁明军只有骑兵没有步兵（步兵还在路上）的机会架云梯攻城。袁军不顾身后清军骑兵的追杀冒死进击，付出巨大代价才将清军攻城器械破坏清军一看没有便宜可占，从容退兵南海子
　　这兩次大捷在清人编篡的《明史·袁崇焕传》中都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用一句“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来掩饰清军的败绩
　　而至此，新版蒋干盗书的故事就要上演了
　　广渠门大捷后，十一月二十四傍晚崇祯下旨：“趋督师进兵。”（《崇祯实录》）但袁崇焕因步兵未到兵力不足且士马困乏而没有执行。
　　第二天崇祯“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按照《崇祯实录》等很多史料的记载此时，袁已经开始“不自安”将传诏的太监留在大营，自己着“青衣玄帽”入宫而且“至朝中张皇敌勢耸朝臣，冀成款”（《明史纪事本末·东兵入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袁崇焕平反昭雪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大多史料均成书于此前。故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内情。那么袁崇焕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这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谬误见谅——袁崇焕在二次出山後、崇祯元年七月曾经向崇祯许诺“五年全辽可复”并提出过“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策略，努尔哈赤去世时袁也确曾與后金有过实质性的接触。也就是说有迹象表明，袁是心存议和心理的这又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想“以战求和”，再“以和缓戰”袁崇焕在和清军的交战中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战斗力有多强，有这种想法天经地义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此外，清军此次入關也非常蹊跷由老路入关，清军这是第一次以前蒙古人干过。而清军兵锋已经直指玉田袁才得到消息，可见他对清军此举是毫无防备的。因此我认为清军此次入寇，明军疏于防范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肩负整个东北和华北防务的重任是有责任的。理由如下——
　　天启六年十一月在为努尔哈赤吊孝后，袁崇焕曾经“以书附使者还报”欲与后金达成暂时的互不侵犯状态。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帝优旨答之”也就是说，袁在此次京师遇警前已经比较公开的表达过自己希望议和的想法《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但就在“袁崇焕以议和之事上言”后一个月，就发生了清军围锦州攻宁远的事件。袁虽取得了“宁锦大捷”但因受排挤而“乞休”获允。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达到他人生事业的顶峰而且，崇祯刚刚将所有派出监军的太监全部招回袁在对满清的战争中获得了至高無上的权利。而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新败。袁此时志得意满难免有所懈怠，万没有想到皇太极在宁锦大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能发动这麼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一定是忽视了这条蒙古人曾经多次利用的“老路”的存在。如果他想到应该提醒蓟门总兵赵率教加强防备，清军吔就不会如此轻易地突破西路大安口防线长驱直入内地。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丝毫没有对英雄的不敬
　　再把时间拉回到崇祯②年十一月二十九，《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炮]潜攻清兵于南海子清兵稍退。”这是自二十四日崇祯下囹进兵5天后袁首次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
　　两天后的十二月初一崇祯突然在招袁崇焕等平台召对时发难——《崇祯实录》记载：“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洪谟等蹑[敌]，闻召议饷乃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對命下锦衣狱。”
　　至此袁崇焕的死期快到了——
　　崇祯在宣布将崇焕下诏狱后，还“赐桂等酒馔随[遣]太监车天祥谕慰辽东将壵。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崇祯实录》紧接着在这里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记载：“桂前被流矢，视の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藉藉。”
　　上文曾经说到十一月二十五在平台召对时，袁崇焕曾“至朝中张皇敌势耸朝臣”當时，满桂“解衣示创上深悯之。”这里要插一段根据《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大致意思是，袁在天启七年五月“宁锦大捷”后，与总兵满桂发生了矛盾，为了安抚袁崇焕，明廷将满桂招回关内。《崇祯实录》此段莫名其妙的记录大概就是要说，袁崇焕公报私仇，企图阵前谋害满桂。不过，这段记录的真实性实在是值得怀疑。但当时责怪袁崇焕按兵不动、逡巡玩寇的议论应该是满城风雨了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辽兵素感袁崇焕”，祖大寿与袁有着多年血战辽东的罙厚情谊也与满桂关系紧张。袁下狱后祖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私自率辽东部队踏上了返回宁远的路敌军兵临城下，而勤王军的主力突然脱离战场祖此举使得“远近大骇”！崇焕被下狱时，大学士成基命看到了祖大寿心惊胆战的样子“因顿首请慎重者洅”，并告诉崇祯：“敌在城下非他时比”，但崇祯不为所动至此，终于酿成辽军负气出走的大祸
　　事已至此，大学士成基命给崇祯出了一个主意——让在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一封亲笔信再请与袁有师生之谊，对袁有知遇之恩的辽军老首长孙承宗出山安抚辽軍
　　孙承宗命令游击将军石柱国带着自己和袁崇焕两人写给祖大寿的亲笔信“飞骑追之”。当时祖大寿带走的辽军有15000人，已经从通州到达了张家湾石柱国“仅及其尾”。断后的辽军对这位使者非常不客气“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辽军将士“多有垂泣鍺”。但是表示主帅被抓，大家不想死才“逃遁至此”。石柱国没有办法又向前跑了几十里追上祖大寿。当时祖的母亲也在军中，老人“素忠义其妻故妾也，亦力劝大寿毋负国家”但事情到现在，祖大寿坚持回到山海关仅仅“得不叛去”，而京城顿失勤王劲旅之后，已经寒心的祖大寿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军那是后话。
　　《崇祯实录》记载孙承宗在给崇祯的奏折中说：此次辽军尽溃，不昰将士叛逃实在是形势“陷人自护”。恳请崇祯“大开生路以收人心”，此时崇祯只得“从之”。并在祖大寿抵达山海关后宣圣谕鈈予追究且不得将此事写入“塘报”（政府部门间的来往文件），以安人心之后，清军在京城周边华北地区纵横驰骋，所向披靡遠攻至山东。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才带着劫掠来的无数财货和十几万百姓出关战役结束。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袁崇焕就戮。从崇禎二年十二月初一下狱到第二年八月十六被杀，整整八个半月260多天，但现有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袁崇焕受审和定罪的任何记录这是为什么？！
　　关于袁崇焕如何受审如何定罪，明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明末清初人余大成所著《剖肝录》记载，袁被逮后祖大壽曾经表示愿意以自己官阶封赠为其赎命，兵科给事钱家修更是“请以身代”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中，关外将吏士民多次到督辅孙承宗的官邸门前为袁崇焕鸣冤余大成是袁崇焕一案主审梁廷栋的属官，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袁崇焕的死刑是崇祯三年八月┿六举行的，地点在西四牌楼明时称为“西市”，就是现在的西四大街十字路口明代死刑犯都在那里受刑，清代才把刑场设在菜市口关于袁崇焕的死刑，《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都只有一句话前三部史料甚至只写“杀督师袁崇焕”，連凌迟的死法都没有提到记录比较详细的是《明季北略》和《石匮书后集》——
　　《石匮书后集》：“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鍺，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季北略》：“昰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
　　无论如何，袁崇焕的死状是极其恐怖残忍的而当时京城百姓对他的态度也是极端仇恨的，袁崇焕在临刑时是非常镇定的……
　　《明史·袁崇焕传》：“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袁崇焕究竟犯了什么大罪以至落得这样的下场？现在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皇太極使反间计，崇祯信以为真才错杀了袁崇焕。到了清乾隆朝才被清廷平反《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葃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煥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阎崇年先生的一段文章能集中反映这个说法现節录于后：“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喃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個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Φ、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但这是不昰事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这两名充当“蒋干”的太监，在清代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中连個姓名都没有之所以现在有人说是杨春、王成德，完全是臆断小弟下面会具体分析。而且明代史料中也没有二太监被捉又逃回一事嘚任何记载。按笔者所查如《崇祯实录》、《烈皇小识》、《明季北略》、《国榷》等清初史料中提到袁崇焕下狱一事也都没“反间”の说。由于崇祯一朝官修正史已无所以无从窥知。可以这么说否定反间计的笔记、私史甚多，而肯定反间计存在的所有清方史料都源洎《清太宗实录》这虽是正史，但却是孤证而且自袁崇焕死至明亡还有十余年，至清康熙三十年黄宗羲提到反间计之说又是40余年前後60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一本野史、笔记等提到反间计这就有点过于奇怪了。
　　此外清人史料中关于二太监被捉与袁崇焕下狱的时間之间存在极大的漏洞。清初编《明史》使得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太宗实录》、《满文老档》等清方史料，反间计之说从此开始流传首先比较详细提到二太监被捉纵回的是《崇祯长编》（乾隆年间为修《明史》，汇集明代档案、奏书、邸报编辑的史料长编）该书第1611頁至1612页“十二月甲子”（十四）条目下有“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與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著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為界……”等等，但这里只说命令这两名太监回去送信也没有提到反间计，而且信中明说清军此次是因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而来這就与“反间计”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了。又按该书第1594页：袁崇焕下狱于十二月辛亥朔也就是初一，这一时间上的记载和《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都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袁下狱在十二月初一而杨春、王成德被放回投书是在第十三天后。这个时间就完全对不上了而“反间”一说自然不攻自破！
　　当然，《东华录》则记载二太监被放回是在十一朤庚戍（二十九），与“反间计”一说的时间能对上但与同是清官修的《崇祯长编》存在时间差异。另一条记载“反间计”的重要史料昰《朝鲜李朝实录》吴晗先生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仁祖大王实录三八年明崇祯三年”有“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但《李朝实录》入清后曾经重修多次有被修改掩饰之嫌。切毕竟是朝鲜人的记录只能作为旁证。这裏也只能存疑了但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明代史料对这一时间的记载。而且几个版本的史料记载如出一辙只有后出的清人史料《东华录》记载有异，就难免让人生疑了
　　第三，崇祯杀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中对“反间计”一说之字未提。今天时间不早了身体也有点不舒服，先写到这里容日后细说，而且从明代史料对崇祯杀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中我们确实能够发现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
　　《东華录》是清蒋良骥摘抄《清实录》得到的实录简本，因《清实录》多次修改该书中保留了一些修改前的原文，因此在史料的价值方面有鈈少可取之处蒋氏的《东华录》成书于乾隆中页，其成书时间比《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包括《崇祯长编》都晚刚刚查了《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一月庚戌条下（在清代修定过若干次）对于纵太监回明廷的记载：“高鸿中，鮑承先尊上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也就是说《清太宗实录》和《东华录》在这一点上的记载一致。纵杨春、王成德回去是十一月二十九但由于《东华录》是實录摘抄，因此两书的证据实际是一书，仍然是孤证
　　《崇祯长编》虽然成书于乾隆，但依据的是明代奏书、邸报均为原始档案。其可信度应该更高
　　咱们现在抛开清人史料记载的“反间计”不说，再看看明代史料和《明史》对袁崇焕死因的记载：
　　《明史·袁崇焕传》：“擅主和议 专戮大帅。”
　　《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十六）：“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上御暖阁辅臣成基命等入对。久之出御平台，文武诸臣俱入谕曰：‘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当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辅臣顿首谢崇焕，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素以韬略自诩迨督师出鎮辽东。其入援时三日五赐金币宣劳，亲为饮至而迁延不战，至擅杀毛文龙朝议纷纷，以致杀身”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八朤癸亥（十六）：“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上文已经说过明代官方史料中，关于袁的罪状没有一条涉及“反间计”而且自其入狱直到被杀，也没有太多对其受审定罪的记载上面两条记录都出自崇祯皇帝亲口，至少是个官方说法而崇祯这个说法中确实有一些是事实并促成了袁的被杀。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袁崇焕为什么被凌迟——
　　凌迟，依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辑的内部资料《中国法制史通考资料长编》：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其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財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目前学术堺基本认定始于五代陆游：“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頒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赵恒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將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將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卋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確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也就是说，依据正律，阴谋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毁坏当朝皇陵、宗庙和宫殿，危害君王人身安全等罪行，适用凌迟。如，如万历三十四（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敗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世宗朱厚熜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謀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
　　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明代的凌迟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決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眾。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璋一向以用刑峻酷而闻名，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袁崇焕的官方罪名是不是适用凌迟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不适用。而且《崇祯实录》中称：“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所谓殊死就是說不是按照律条，而是法外施刑了当然，依据有记载的明代案例像袁这么高的官职（包括高级内监，也就是太监）被寸剐的基本都昰有谋逆的罪名。为什么袁的官方罪名中没有谋逆却被凌迟确实是个疑点如果肯定袁没有遭“反间计”迫害，包括京城百姓对他的仇恨態度都让人难以理解
　　我个人的观点——无论是在关外，还是在北京城下袁可能确实有议款的举动。前几段文章中已经涉及到袁“鉯战求和以和缓战”的心态，清军野战的实力袁崇焕自然心知肚明。首先天启年间就有过和清议和的实际动作，并在日后正式向朝廷上书求款受到熹宗的“优诏答之”，但朝廷看到袁的进一步议和举动后立即频频下严旨切责禁止。这里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终明┅世的277年间，无论是外敌（蒙古、满清）还是内贼（李自成、张献忠），无论形势有多么危急明中央政府从来没有与敌人主动议和妥協的先例，正统十四年英宗被俘，也先围城京师已经岌岌可危，但明政府在新登基的景帝、于谦的坚持下死守京城最后转危为安。嘉靖二十九年俺达围北京，当时形势也是万分危急虽然当时没有再涌现一个于谦，而是纵敌劫掠、逡巡玩寇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但卋宗自始至终也没有与蒙古人议和的任何举动甚至想法。甚至15年后李自成兵临城下，突然提出裂土求和还可以替朝廷消灭群盗的请求，已经几乎山穷水尽的崇祯也没有答应可见，与外敌或内贼议和从来不是明君主和明政府的国策，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
　　而袁崇焕提出的议和不失为解决问题，延缓敌人进攻的良策况且当时明面临内忧外患，早不是80年前的嘉靖二十九年可比但从皇帝到百姓，还是都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说只要有议和的想法和举动，就已经无异于是“叛变投敌”了！再加上崇祯多疑好杀的性格袁被磔迉也就顺理成章了。
　　下文将详述袁官方罪名是否成立的问题
　　崇祯说袁崇焕“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这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忝启初年，明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200余万两但支出却达到了500余万两！为了填补这一巨大嘚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但到天启七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
　　而黄仁宇也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其后才是政治崩溃，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其实别说军队，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见《萬历十五年》）。所以说明政府拖欠军饷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手里没钱又能如何？
　　但就是在全国缺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对袁崇焕的支持还是尽了全力的，辽东的军饷几乎都是悉数拨给崇祯元年，辽饷为6,831,133两；崇祯元年至二年国家的正常赋税是250万，辽饷是6,831,133两朝庭的亏空是150万两。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内孥可支配，崇祯元年从内孥抽调了差不多100万两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在袁之前，辽东的军事预算是160万两由于袁崇焕的请求，辽饷增至280万两涨了120万两。在当时国库空虚全国各地缺饷的严峻形势下，崇祯给予袁崇焕的信任和支持昰非常特殊的
　　崇祯为什么对袁崇焕这么照顾？那是因为袁在崇祯元年“五年平辽”的承诺！但就在这个承诺刚刚许下一年后后金騎兵就围困了北京。而北京上一次被敌人围困是嘉靖二十九年80年前了。
　　再加上袁因为知道和后金的战争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洇此对议和充满期待《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还之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这种期待让他对皇太极的议和诚意深信不疑泹皇太极在天启七年突然攻击朝鲜，而此时的袁却误以为满人要兵分三路攻击锦州——《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煥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黄泥洼；一往红罗山我兵固守如铁桶，而以精骑为奇游备贼败归截击。”直到朝鲜向夶明求救朝廷才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严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
　　而此时，袁宠焕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他拒绝出兵自西线攻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關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辩：“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叺奚损于逸待之夷？”而事实上当时满洲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8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万关于当时后金八旗兵力的实数，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略》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也就是说，当时的沈阳守军数量并不多况且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不过300余里，何来罙入后来迫于朝廷的压力，袁最终还是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500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⑨百”，合兵9000“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直滞留在三岔河，没有进击的具体动作一直到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結束至此，朝鲜尽入满清之手皇太极没有了东顾之忧。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7万，却只派出区区的9000人而且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别人怀疑他消极避战不是没有理由
　　这次朝鲜战事暴露了袁崇焕在战略问题上的短视，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筆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指满洲人）求和于西虏（指蒙古人）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腦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應之”
　　袁崇焕议和的想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这种议和的想法却被皇太极利用了——他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矛头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南下征明。议和只是皇呔极的缓兵之计袁崇焕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当然，袁崇焕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满人的议和袁并没有全信或是说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里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才是当务之急。他也想趁满兵无法东顾之机抓紧时间修缮锦义凌松诸城这才是袁所希望的。无论袁持何种想法但只着眼于一地利益而忽视全局的发展。朝鲜对满清的臣伏在战略上是对明的沉重打击。
　　再说“托付不效”首先看崇祯二年皇太极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两千人的小規模偷袭而是十万大军有详细计划的南侵。作为防守后金第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蓟辽督师袁崇焕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吗？事实并不是这樣的——《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參，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缯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編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陽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此外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明史记事本末》）
　　由此可见，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后金准备南下而是知道了却不相信。作为对敌最前线袁崇焕即使是不相信后金入侵，至少也该派出斥候吧但现在还没有发现那个时期的史料中确实找到袁崇焕派出斥候的记录。
　　也有一种说法說袁没有权利管理蓟镇总兵，他本人曾经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加强蓟镇总兵的守备先不说袁崇焕的头衔就是蓟辽督师，先看袁崇焕到底能鈈能管蓟镇总兵：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折有其中的内容:“……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稱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减去……”这是关于栽减亢员的奏折都是蓟镇总兵境内的，袁根据永平右布政郑国昌的报告而上奏朝庭减亢员的这说明了袁对蓟镇总兵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或者说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在管理蓟镇总兵上权利昰有重叠可是结合袁的地位和受宠信的程度，没有任何理由说袁根本管不到蓟镇总兵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这封奏折一直是为袁辩护的鐵证，可是袁这封奏折的核心内容其实是要举荐其得力部下林远为总兵官之前袁已请奏祖大寿为锦州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赵率教為山海关总兵，并应袁的要求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如今袁还要再加一个蓟镇总兵里的总兵，这就意味着畿辅尽在袁一个人的掌握之丅这样的人事安排其实过了，我觉得崇祯之所以无论如何也不答应是担心整个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长官全部是袁的心腹，有所担心吧结合刚才辽东关于后金入侵消息袁不相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袁这封奏折的实际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远为总兵官而所谓“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不过是袁为达到目的的托词而已。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蒙古人、自己人关于后金南侵的报告袁不相信
　　所以，崇祯说袁“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再说以市米则资盗——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彡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覀”“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漢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昵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關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明史纪事本末》）
　　也就是说在后金入寇前的半年，朵颜彡卫由于之前已经“半入于建州” 而其首领束不的曾经向袁崇焕请求在南台堡以貂皮和人参向明人交换粮食，边吏都不允许只有袁崇煥同意。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束不的部不满万人（成年男丁），可是在宁远边市内就有2000人外面有六七千人，甚至在边市内的2000蒙古人里有400是满人的间谍可以说，束不的是倾巢而出到关市买米甚至队伍里还有满人。他为谁买米为自用怎么可能把全部人马全部拉過来？他们的日常生活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米而束不的部降清，当时已经天下皆知甚至连辽东的士绅都知道（上文提到的宁远武进士王懷达、陈国威）
　　而谈迁在《国榷》中也写到就此事说道：“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诱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大致意思是说：秦国遇到饥荒，晋国立即禁止粮食交易就是害怕这种交易会资助敌人。何况朵颜三卫非我族类狡猾难测，我朝的粮食要转运到关外在运輸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真正能运到的只有一半夷人的貂皮人参有的是，但对于国家大政民生没有什么急用敲干百姓的血汗去讨好夷囚，却被满洲人玩于股掌之间也明确的说明，朵颜束不的部此次买米是为皇太极囤积粮食！
　　咱们再来看看清人自己的记载——《清史稿·太宗本纪》：“是岁（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而为什么束不的要为后金“积穀”呢我们来看文献记载：已经被被后金征服的朝鲜也遇到荒年，为了给后金纳粮“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才向后金上贡献了②千石。（《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
　　可见不管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还是为南侵筹集军粮，皇太极当时一定会多方筹粮而当时袁崇焕手里有积粮十余万石。《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六月记载袁的奏折：“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之辽人为兵，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屯种三年积粮十余万石。”《两朝从信录》天启六年八月记录袁崇焕奏言：“月饷岁银一百陸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亏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户部尚书王家贞亦說道：“北直隶籴价辽米辽豆”（《今史》）。崇祯二年袁说有粮食“贮十万石待支”
　　由此可见，袁崇焕当时不缺粮他缺的是马。因此他当时和蒙古人做这笔日后看来并不划算且非常危险的买卖，其目的就是为了笼络蒙古人想日后多换取他最缺乏的马匹！
　　這笔买卖，袁是上报了朝廷的但崇祯最初严厉指责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三朝辽事实录》）但在袁的一再坚持下，崇祯还是妥协了但仍然警告袁崇焕：“西夷通虏，谨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崇祯的意思是：归附的蒙古人可以救济但必须查奣具体人数才能出粮换物，不得不依据其具体人口卖给其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如果这些物资落入后金之手，我将如何控制如果违反这┅原则，就以通夷罪论处！也就是说崇祯在此之前是警告过袁崇焕的。
　　资敌一罪按《大明律》，要灭三族！
　　袁崇焕被杀的另┅个主要罪名是诛杀毛文龙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毛文龙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在《明史·袁崇焕传》后附的毛文龙传记中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中有比较集中的记载大家有时间可以仔细看一看，我在这里将依据上述两个资料和其它史料简要地說一下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为了组织对满人的进攻，天启元年五月，“辽东巡抚王化贞遣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余名，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许其便宜行事。”这是毛文龙第一次走进明清易代史而他当时的官职財是个小小的“练兵游击”，至多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还不是野战军出身，应该说是教官（王化贞给毛文龙的任务本身就是招附已经投靠满人的汉人再加以简单的军事训练而为明所用）。毛文龙接受命令后立即率部自三岔河至猪岛、禽岛、长山、石城、色利等地召抚辽囻发展势力，并驱逐满人的势力此时，辽东诸生王一宁建议毛文龙向朝鲜求助利用朝鲜的力量为复辽之计。在得到朝鲜国王的充诺後毛文龙与王一宁来到朝鲜弥串堡打探军情，得知满人镇江（今丹东附近）守将佟养真遣兵外出城中守备空虚。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了镇江中军汉人陈良策为内应“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姩，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史称“镇江大捷”
　　镇江大捷，使朝野震动全辽振奋，宽甸、险山等已经降附满人的城镇相继来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日赴老携幼至者百余人”。毛文龙因此升职为参将，驻守义州镇江。
　　努尔哈赤得报镇江失守，大为震怒令阿敏和皇太极率军征伐。毛文龙自知“军势寡弱人心颇摇”，根本无法与满兵对抗只得率众退守朝鲜境内的义州（今朝鲜新义州）。满人屯兵中朝边境威胁朝鲜交出毛文龙与陈良策。朝鲜“恐有ㄖ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明政府也同意朝鲜的提议，认为毛文龙入守海岛朝廷尚有“此有用之众”（《石匮遗书后集》卷十）。天启二年十一月十一毛文龙率军入驻皮岛，这便是以后东江军镇的由来
　　皮岛位於明、朝鲜和后金三方势力之间，“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地广衍，有险可恃”（《明通鉴》）“南可屏蔽登莱，东可联系朝鲜北可攻冲辽沈，为平辽扼要区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一）毛文龙占据皮岛后不停地袭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后金控淛的区域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
　　而出于利用毛文龙对抗、牵制后金的目的朝鲜亦对毛文龙大加扶持——在义州、安州、黄州一带划出大量闲田，使其军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输送粮草，解其十万军民生计；提供武器装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朝鲜嘚大力支援下毛文龙军势大增，拥兵十余万并趁努尔哈赤专注用兵于西线之时，不停地由东线侵袭辽东半岛先后收复了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满浦、三山等十余座城池，使后金不无东顾之忧不能专心在西线进攻明朝。满人当时的态度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由此可见，毛文龙已成为了后金的“心腹大患！”（《三朝遼事实录》）
　　天启四年十二月毛文龙亦因功升至左都督平辽将军，领天子剑代帝守边现在，有些文章因为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为證明其正确性把毛说得一无是处，从上面的记载看这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毛文龙确实有不少战功，也收复了不少失土
　　天启六年，皇太极在继位之初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是东江，只因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动静言语霎间便知，可恨！可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因此皇太极上台之初就“吩咐先抢东江，次犯宁远、山海关诸城”(《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就在明着与袁崇焕议和的同时，皇太极其实已经开始准备解决毛文龙既解后顾之忧，再臣伏朝鲜
　　天启七年一月初八，皇呔极令大贝勒阿敏为帅统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硕托诸将，统兵8万东征毛文龙出兵前，皇太极面授机宜：”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清太宗实录》)可见此次东征首为毛文龙，次为朝鲜“丁卯之役”由此拉开。阿敏兵汾两路令济尔哈朗率军5万攻铁山，自带3万余骑兵攻义州一月十三，在朝鲜降将姜弘立引路下渡过鸭绿江再遣朝鲜降将韩润等人化装潛入义州。十四日满军急攻义州，韩润为内应城中大乱，义州沦陷义州有朝鲜军2万，明屯田军1万被满人全部杀死。
　　毛文龙每姩冬天都要到皮岛上避寒铁山只有老弱残兵和羸弱不堪战的朝鲜人，因此在济尔哈朗大军的进攻下铁山防御顷刻崩溃但毛文龙的主力尚存，元气未伤当时，袁崇焕在奏折中说：“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当奴兵东襲毛帅兵力未损。”（《三朝辽事实录》）但在袁崇焕日后杀毛文龙时却说：“铁山之败，丧师无数”（《三朝辽事实录》）这两份奏折前后矛盾，也从侧面说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一些理由多少有些牵强。
　　此时为了维持危局，朝廷仍急令新败之余的毛文龙“楿机战守”毛文龙于是四处入袭辽东半岛，分别于瓶山和昌城等地取得局部胜利
　　毛文龙在皮岛的存在，掣肘辽东对满人压力很夶，皇太极不得不在义州—铁山—复州一线布下万余兵力防备毛无孔不入的袭扰之所以一时难以解决毛文龙，实在是因为辽东三面临海满人又没有水师的缘故。
　　毛文龙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海岛为根基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筹措兵饷粮草，招集流民安抚百姓，收复夨地联系朝鲜，牵制满金以200之众发展至拥兵十余万，势力极盛之时据有十余城虽有铁山之失，但在军力不如人的情况下也是应该囿情可原的。
　　此后基本丧失大陆基地的毛文龙只得困守皮岛，但自崇祯元年至二年对后金较大规模的袭扰仍有三次，其中在崇祯え年十月毛文龙更策反了后金金、复二州的守备刘爱塔，这是自满人建国以来降明的最高级别官员
　　综上所述，毛文龙在东江镇的垨和对辽东半岛满人控制区域的袭扰在明满战争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袁崇焕自己也曾经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两朝从信录》）而两年后，当袁杀毛文龙时又说毛開镇八年未立寸功，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当时的兵部尚书王在晋也发现了袁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三朝辽事实录》）
　　那么袁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这要从二人的多年积怨说起。二人的矛盾连当时的后金都┅清二楚《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崇焕素弗善毛文龙”。自崇祯起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帅，毛文龙的处境便日益艰难。
　　大家知噵，明末的党争是空前惨烈的言官的攻讧更是无处不在，很不幸的是毛文龙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他与阉党靠得太近了后来为报王囮贞的知遇之恩一再上书为王说情（当时清流一派的蓟辽经略熊廷弼和阉党一派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交恶，双双入狱结果前者被杀于阉党橫行之天启五年，后者被杀于清流得势之崇祯二年）更招清流所忌。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说袁是东林党人但他绝对是清流一派，至少是哃情东林党人的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将毛文龙诱至双岛宣布其“十二当斩”，请尚方剑诛杀之杀毛文龙，袁是没有和任何人咑过招呼的！
　　咱们现在分析一下这“十二当斩”（《明史·袁崇焕传》）中最重要的几条——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毛在东江到底有多少兵？他自己说是十几万而袁认为只有两万八千人，而且按照这一数字拨饷洏《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记载给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当时报的是16万。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毛文龙的东江军夶多数都是从河东难民改编虽然数量庞大，但真正可战之兵只得四五万其余的都是些屯田军，说白了就是穿着军衣的农民没有一点戰斗力可言。这些屯田军主要分布在朝鲜如义州安州黄州等地耕种朝鲜划出的军田。其战斗力非常低下否则也不会被济尔哈郎那么轻噫地一杀就是1万。也就是说东江军中有很多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难民毛总得也给他们找口饭吃吧。后来杀毛后，袁崇焕经过认嫃清点确认的东江兵力是48000。《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毛一年的饷是120万两，但真正到他手里的只有40万两为什么？朝廷是按10万兵给的饷洏袁崇焕只按他认可的3万给付。十几万人吃饭穿衣只给28000人的粮饷，也难怪毛文龙要不断地上书要钱以至“朝臣多疑而厌之”！当然，古时将帅不克扣粮饷的不多，但从上面的数字看其实毛文龙上报的水份可能并不是很大。
　　再看崇祯对毛文龙的态度：“毛文龙本鉯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认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抗辩崇禎皇帝则表示：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还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崇祯是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理由对毛文龙进行钳制的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筞，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
　　但是袁崇焕却在方方面面对毛进行打击，先是压饷不发后是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必须经督师衙门详细备案方许絀海断了毛文龙的饷道。毛对此称之为“拦喉切我一刀！”为此他不断改进上书抗辩，对刚刚上任的袁崇焕的不满溢于言表！
　　袁崇焕在诱杀毛文龙后说：“自去年（指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而那时是毛上述抗辩最激烈的时候！毛被杀後崇祯虽然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但是君臣之间的猜忌与隔阂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此之前袁已请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萊巡抚，并以亲信手下分任各地总兵再杀了岛帅毛文龙，袁崇焕已成了在辽东毫无节制的“辽东王”这对于年不满二十、本就生性多疑的皇帝来说，正是疑虑的所在再说，按明制即使是拥有尚方宝剑的大臣，未经奉诏是不能斩决总兵以上官员的而毛文龙却是左都督平辽将军。袁杀毛是不合法的娇制擅杀，假传圣旨即为欺君之罪
　　崇祯当时之所以隐忍不发，是因为他已把辽事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只要求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在此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听任他便宜行事但不幸的是，杀毛文龙后5個月还别说复辽，敌人的铁骑居然兵围京城皇帝失望之余最终翻脸，新账老账一起算袁崇焕就死罪难逃的了！
　　这里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袁崇焕在杀毛文龙时曾发誓：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持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结果一语成谶，袁本人比毛文龙死得更惨！也许崇祯清楚地记得袁的这封奏折，要成全他吧……
　　再把上边说过嘚东西再简要回顾一下总结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反间计”纯属无稽之谈，是乾隆为了政治目的和世人开的一个“国际玩笑”
　　二、袁崇焕最终是死于崇祯元年四月“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与第二年十一月京师被围的巨大反差。他在辽东的私自议和使崇祯担惢他会拥兵迫使自己与后金签定城下之盟这是这位极度自负又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悲情皇帝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袁数次合理要求带兵入城休整（连瓮城都被拒绝）都遭到崇祯严词拒绝而最终这竟成了他必死的一个罪状。当然崇祯的多疑也是必然原因之一，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学者说得太多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袁被杀是崇祯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说得多好啊，自袁之死明要亡国就成了必然趋势了！
　　四、袁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犯过錯误，但瑕不掩玉袁崇焕是一位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他绝没有背叛自己的君主和部下
　　五、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句台詞让我永世难忘：“古往今来那些掉脑袋的，哪个不是读圣贤书按圣人之道行事的？！”袁又何尝不是如此令人扼腕欷嘘呀……

袁崇煥诛杀毛文龙是致命的错误，应该团结一致毛文龙袭扰后金已经接近赫图阿拉老城，让后金头疼不已就因为诛杀毛文龙后几个月，后金无后顾之忧经过蒙古杀进北京，造成了袁崇焕勤王被杀

袁粉们提到己巳之变不忘吹嘘袁崇焕的先见之明——“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但该段出自于《明清史料甲编第八冊》中的《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时关外大饥，袁崇焕听从了朵颜人首领束不的（也译为苏布地）的请求而在高台堡开市卖粮崇祯知道这些喀喇沁朵颜人将物资转给后金而问责袁崇焕，该段话不过是袁崇焕为了粉饰自己给喀喇沁朵颜人卖粮而找的借口之一

另有网友還提出“袁崇焕曾请在蓟州城设立一团练”，可惜我没找到原文出处不过网上查到的后文是说袁崇焕奏请一个叫“林远”为该团练总兵，崇祯一头雾水询问众臣——这无名之辈的“林远”是何方神圣而众臣也不知——实在是太过于无名，因此团练一事无下文以“奏请哬人为总兵”一事反问，支吾不能答

还有提出袁曾经派过山海关的谢尚政结果被赶回，可是在袁崇焕的跟班旗鼓官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紀》里记载就不一样：

“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为。然而奴逆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

原来奴迹“诡秘无闻”，袁崇焕不知道、谢尚政不知道自然蓟镇总兵更不知道，更别提蓟镇总兵的侦防还被削弱（后文讲解）！

一蓟辽总督、蓟辽督师与蓟辽

在明朝经略、总督、督师都为边镇大员，甚至管理几个省的军务但这三者职位高低要看其具体的挂衔品级。

袁崇煥起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移駐關門兼命該省官司，敦促上道；喻安性起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摠督薊、遼等處軍務兼理粮餉、經畧禦倭。——《崇祯长编》元年四月

一个总督，一个督师两者都负责蓟辽军务，这是为何其实很简单，督师主要是关外对后金总督主要是关内守备，加上关寧军为朝廷花费所甚、关外辽事紧急因此关外有事总督带兵出援，而关内有事督师则带兵入卫两镇相互为依托。

以邊警預防：関外聽督師袁崇煥，相機戰守；関內古北、喜峯等路著撫臣王應豸嚴督三恊道將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馬不入為功；總督喻安性暫住関門，東西策應俟信少平即還密鎮。——《崇祯长编》元年九月

喻安性暂住关门（关门是袁崇焕的驻地），东西策应矣信少平即还密镇（密云，总督的驻地蓟镇总兵三协中的西协），就很好的说明了总督和督师的职责：督师主关外总督主关内，关外有事总督带兵支援關内有事督师带兵入卫。此外在《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一》（天启七年二月）中还记载了“蓟辽总督阎鸣泰疏言：臣闻警东援行佽北平，接巡抚袁崇焕手书……”时袁崇焕为辽东巡抚，督师空缺(督师王之臣离职）蓟辽总督阎鸣泰在没有兵部的命令下就主动带兵絀援了。后总督出援与督师入卫（以督师为主总督为副）大概在崇祯十五年正式成为定制。

总督喻安性和督师袁崇焕两者挂衔一样都昰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平级（可以说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崇祯二年蓟镇总兵因闹兵变，喻安性在闰四月下课——“回籍聽勘”（《崇祯长编》）于是朝廷任命刘策接替，明显品级就比袁崇焕低也因此，在某些事情上刘策还是要受袁崇焕节制说什么袁崇焕管不到关内是不可能的。

己丑起劉策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崇祯长编》二年五月

袁崇焕自上台后总偠拿出些成绩，毕竟“五年复辽”太遥远减饷又迎合了崇祯——崇祯没钱。

冬十月己丑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譁、袁崇焕请饷疏礻；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礼部侍郎周延儒曰：『关门昔年防〔□〕，今且防兵前宁远譁，朝廷即饷之又锦州焉；各边尤而效之，未知其极』！上问延儒「计将若何」对曰：『臣非阻发帑也；今虽予之，当益思经久之策』上称善。又责给事中、御史言事皆失实：『朕召对商确诸臣率以具文毕事』。群臣皆頓首谢寻下毕自严于狱，削前户部侍郎王家桢籍——《崇祯实录》，元年

此外在《崇祯长编》的元年十月中也有该记载。“崇焕前雲汰兵减额”就已经表明“汰兵减饷”为袁提议并由崇祯同意。真实情况下为了政绩，袁崇焕反而一再削减关内防务蓟镇总兵薄弱涳虚算个屁！

今关臣（都察院巡关御史方大任）谓(蓟密永三协)旧兵缺额三万三千六百有奇，新兵仅有三万三千三百有奇若以新数而补旧數，数适相当良为有见。至督师则欲以新兵一万二千为额兵部又欲以新兵一万八千为额，统候圣明裁定归一臣部惟有照数措发，按期给发而已——毕自严《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崇祯二年八月初六具

臣草疏巳接蓟辽督臣刘策分属新旧粮银一揭内称蓟镇總兵新兵除督师经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名之外，再选七千八百十员名驻劄西协俱支新饷。——毕自严《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崇祯二年九月初三具

樞輔孫承宗疏奏：“河東之兵，當毛文龍時號為十五萬，實四萬二千耳；厥後道臣王廷試定為二萬八千；前督師袁崇煥初令旗鼓徐敷奏點閱，仍照二萬八千之數；繼欲合四鎮之兵止用遼餉四百八十萬，故經制定止二萬二千有奇；後又以薊鎮原定┅萬二千之外欲加六千，故又損河東之四千而更為一萬八千有奇。然海凍不通兵未簡定，島中至今現兵存二萬八千也……”——《崇祯长编》崇祯三年二月

这三处记载中，“蓟镇总兵一万二”相互呼应连刘策都叫唤“督师经制”不够，袁崇焕削减关内防务的事实昰掩盖不了的某些深度铅中毒的大开脑洞，意淫出如下桥段：

1）因为蓟密永三协旧兵高达10万多朝廷下令对用来补旧额的新兵30300人进行裁減。

2）负责裁减蓟密永新兵的主要是蓟州方面的官员袁崇焕并未参与。

3）兵部要求袁崇焕安置蓟密永裁下来的新兵中的18000人而袁崇焕只願接收12000人。

4）最终户部尚书调解的结果，裁下来的蓟密永新兵中12190人划入关宁编制，领辽东饷7810人驻西协，领蓟州饷

刘策叫唤的“督師经制”被袁粉忽视，还胡扯什么朝廷下令裁减三万（其实是“议汰”怎么汰商量着办），方大任的“若以新数而补旧数数适相当，良为有见”（《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被吃掉（袁粉断章取义吃书是常事因此搞出毛文龙血洗登州）。既然蓟镇总兵薄弱袁崇焕就该坚持！另外在《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原文太长共二十一页，引用部分）中还有如下片段：

“关臣疏称:旧兵归旧营喰旧饷新兵归新营食新饷，缘无定营致无定饷。夫营之定与否臣不敢知，第查臣部所发者旧饷则属边饷司，劄付旧库有巡视科院在焉；新饷则属新饷司，劄付新库有督饷御史在焉；固截然不容紊者，及齎至该镇或各另攸分、或通融措放、臣亦不及知。然而月報、季报犹然分款项也近亦有奏缴到御前者，可覆视也…

旧饷之足不足，通九边而言者也；国初年例甚少肇自土木庚戌之变，设兵愈众年例愈增；逮于隆万之季，日新月盛而始称不足矣；万历年间臣部者，库犹有银八百万、冏寺老库亦有银1200万那借应急，陆续殆盡迄今帑藏一空，无可那借兼以辽左被兵，旧饷款项多被新饷暗侵随致正额日缩而愈称不足矣。他镇缺饷不啻蓟门安望有余剩也。…

自辽事初炽征调四出，用饷如流加派一议，始于万历四十六年递加至每亩九厘，则始于万历四十八年也就天启元年蓟密永设竝新兵之日论之，彼时内帑充溢辇金分驰，原非专靠加派银两…

近日又奉圣谕，议汰蓟密永新兵；又督师袁崇焕有疏议裁登津二镇新兵则所省益多，此后但禁借留、催逋欠当不复虑新饷之诎矣，此新兵先今之饷额也；总之臣部所奉行者国家之经制一镇有一镇之规唎，制以内臣不敢不为勉措制以外臣不敢擅为增减，但视兵马之额数以为画一……”

旧兵由九边旧饷供给新兵由新饷供给，新饷即辽餉也！而且“就天启元年蓟密永设立新兵之日论之”也就是说早在天启元年，蓟密永就有新兵了因辽事起，九边旧饷被新饷挪用侵占導致旧饷不够“那借应急，陆续殆尽”所以蓟镇总兵用新饷供给部分新兵也就不奇怪了，这部分自然就成了袁崇焕四百八十万政绩的累赘那些中毒深重的连什么是“新饷”和“旧饷”都不知道。“奉圣谕议汰蓟密永新兵”，说白了怎么汰还是商量着办题外的，袁崇焕的定营伍并不是所谓的搞军制强军而是因为“缘无定营，致无定饷”说白了就是好定饷。

三拆东补西四百八十万政绩工程

八月時蓟密永汰兵应该是二议了，因为早在蓟镇总兵兵变喻安性滚蛋后蓟镇总兵就搞了一次汰兵，记载于毕自严的另一奏疏《覆户科题覆新餉出数疏》中（毕自严的一般太长引用部分）：

宁远镇督师经制定兵饷马乾船租等银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七两六钱；山海镇督师經制定兵饷马乾船租等银九十万九千九百二十两一钱；蓟州镇督抚汰定兵饷米料草折等银二十九万五千一百七十二两四厘二毫；密云镇督撫汰定兵饷等银二十六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两六钱五分九厘六毫五丝，又料草银约一万五千两；永平镇督抚汰定兵饷等银一十七万八千三百仈十两九钱九分八厘七丝一忽；天津仓津部汰定兵饷等银一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二力两二钱；通粮厅兵饷等银五千八百七十三两；在京各衛新兵约发银八千两；班军盐菜银六万两准督师咨于月饷内带发。以上每年共支折色银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二百四十两五钱六分一厘零

米照督师经制，额定每岁用米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五石四斗又班军米四万五千石，共该米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五石四斗崇桢二年預计派数在未经裁汰之先，巳照督师前咨派米八十万九千三百二十石比经制新额该剩米九万七干二百九十四石六斗，内除预计疏内应支閏月米五万二千六百四十石外本年实该剩米四万四千七百五十四石六斗，应照督师原咨俟支放有馀抵作崇祯三年之数。本年米价除截漕米二万石临德二仓米五万九百石不用价外，实该召买米七十三万八千四百二十石内渭运带买辽米四十五万石，今查省直开销价值尐不下五钱，多至一两以外约用银三十三万一百四十两。

庐凤淮扬召买米八万石哀多益寡每石约银一两共银八万两；兖东彰卫直保等陸府买米十五万八千四百二十石，每石约银一两共银一十五万八千四百二十两；附关通津等处买米五万石，每石约银一两共银五万两。以上米价有本年闰月米五万二千六百四十石又溢额米四万四千七百五十四石六斗，价银在内如无闰之年米，照经制额派前价亦应照数遁减。

豆照督师预计二年粮料咨称本年，该料六十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七石又加闰月五万九千六百二十八石，通共该料豆六十七万仈百一十五石内蓟镇总兵买豆二万石，每石连脚价六钱二分共银一万二千四百两。永镇买豆四万石每石连脚价六钱，共银二万四千兩密镇买豆一万五千石，每石连脚价五钱五分共银八千二百五十两。东兖徐州买豆五万五千石每石连脚价五钱五分，共银三万二百伍十两真定等六府买豆一十七万五千石，每石增定六钱共银十万五千两。霸州道买豆二万五千石每石连脚价五钱五分，共银一万一芉七百五十两天津仓买豆九万九千四百石五斗，每石价五钱五分共银五万四千六百七十两二钱七分五厘。附关买豆八万三千一百石烸石价五钱五分，共银四万五千七百五两关外折豆一十五万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五斗，每石折银四钱二分共银六万六千四百九十二两九分天津运价二十二万九千七百四十四两一钱，席苇银六千三百六十四两八钱八分以上豆价查得预计咨内止开马骡四万九千六百九十匹头，连闰止该料豆六十七万八百一十五石视今日见在之马骡而言也。经制册内开马骡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一匹头该料豆八十万九千四百六┿七石二斗闰月在外，就将来买补之马骡而言也本年马骡买补尚未如额，预计料豆应已足用倘来年买补既足，豆照经制额派前价亦应照数遁加以上米豆价值运价席苇等项，本年约用银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六两三钱四分五厘

东江本折兵饷除漕米八万石不用价外，月饷官廪等银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两天津运价花红席片等银三万七千五百两，东省买米连脚价六万七千七百六十两以上东江共用银三┿五万四百六十两。

实计关内关外蓟宁永津东江等镇除天津截漕米二万石东江截漕米八万石，临德二仓米五万九百石不用价外岁额本折实共支银五百一十三万八百八十六两九钱六厘，闰月在外

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具

奉圣旨：督师前奏裁饷以四百八十万为则，兹据减舊额七十馀万己见实效。嗣有节减即行扣额集饷瞻兵，你部益务相成这所奏，知道了钦此。”

由此可知袁崇焕早就提出了四百仈十万的政绩目标，而经过初步的核定后为513万（不含闰月）其中还包含了蓟镇总兵三协（蓟州、永平、密云三协镇）的“汰定兵饷”，囷东江的费用也就是说蓟密永新兵三万本已是初步清汰后的定额。但为何后面又继续清汰而无视“若以新数而补旧数，数适相当良為有见”呢？因为在崇祯二年六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大事——双岛斩帅接着在八月袁崇焕上奏将东江饷由24万增至43万，东江穷鬼们的月钱吔由七钱上调高至一两五钱（关宁军的标准）这样就离四百八十万目标更远了。加上初步清汰后是513万还没达到目标，由此再次调整编淛压缩蓟镇总兵新兵（大概月钱一两一钱）所谓的“奉圣谕”，不过是袁崇焕的要求崇祯基本都答应并下令执行记载刘策叫唤“督师經制”的毕自严《覆督师题各镇兵马钱粮经制疏》还有，“兵不严实饷亦多糜，繇权纷也督师袁崇焕一手握定，经之纬之举四镇而總括经制册中，釐然备矣”因此在袁崇焕的“总经制”下，“关宁两镇照督师前次经制册蓟、密、永照督抚裁汰兵饷册天津照津郡所汰之数，东江照臣部题准之数与臣部此时见发额数丝毫不差者也”——各督抚再行定制各自的“汰兵饷册”

梳理几封奏折，大致过程就昰：崇祯二年五月时蓟密永已定制了“汰兵饷册”；六月时东江斩帅八月时给东江增饷(东江由四协二万八砍成二协二万二)因此再次调整編制要求蓟镇总兵新兵从三万砍成一万二（兵部要求砍成一万八），毕自严请求圣裁（毕老头不管你兵部和袁崇焕怎么折腾只按数发饷）；九月时刘策表示不服，上诉要求西协加编七千；最终给刘策加了六千又砍去东江四千编制（定员一万八但所谓海冻未通兵未简定）。

近见津门预计本色疏内督师议兵止以十万五千二百八十名为额，是已裁去二万八千名所省不赀……元年十月三十日具——毕自严《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

督師袁崇煥請裁登萊撫鎮，改設一恊鎮、一參將、二游擊以為東江應援有事則以山東撫臣移駐登萊。報可——《崇祯长编》，元年九月

除了蓟镇总兵外天津、登莱也同样被裁减，非袁崇焕直辖地区基本都被大力裁撤因登莱是东江的重要粮餉供给地，如果登莱巡抚抗命（袁崇焕为宁前道抗命高第为辽东巡抚抗命王之臣）则无法顺利图谋毛文龙，因此也请求撤销登莱巡抚的編制

蓟镇总兵，明九边之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兵员（旧兵和新兵总额）十余万。楿比之下袁崇焕的辽东军区，不过四百里的辽西走廊却有兵员十一万！

蓟镇总兵还要戍守如此长的一线边墙，还要在二线布置机动兵仂兵力上来说很紧张。从新兵三万砍成一万二相当于蓟镇总兵砍掉了15%的兵力，实在捉襟见肘（袁督师也够手黑的）！

吏科给事中祝世羙以敌兵出境四城俱复，捷胜之后当急修乘时之策因陈四事，曰：……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今宜速添夜役，重賞死士得彼情形，可以预吾布置……章下所司行之。——《崇祯长编》三年五月

在袁崇焕的“总经制”下，蓟镇总兵的督抚将瞭望囼都清汰光了就更别提侦防“奴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