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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戏文二种词汇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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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戏文二种词汇の研究
官方公共微信（一）古本信息专递篇
一、20世纪《西游记》古本新发现和争论热点
版本问题是《西游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堪称是《西游记》研究的基础。假如说，对于《西游记》版本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本世纪初的水平，以为《西游记》就是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即今见的坊刻清本的模样；那么，如今对《西游记》的研究就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关键就因为在即将逝去的这个世纪里，对《西游记》的版本，竟然会有三个方面的重大发现，于是才完全改变了《西游记》研究的途径和面貌，才出现了目前《西游记》版本探讨如此丰富如此生动的局面。
因此，我们首先要将本世纪以来《西游记》版本的三个方面重大发现作一些介绍：
一是在海外发现并向国人介绍了现存的4种明代刊本。一为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二为福建杨闽斋清白堂梓行的《新镌全像西游记传》（简称杨闽斋本），三为未署刊者的《唐僧西游记》。以上3种均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有“秣陵陈元之撰”的序言。世本陈《序》后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一般认为“壬辰”系万历二十年（1592），为现存《西游记》最早刻本。以上三书各二十卷一百回。其中世本为全本，其它二种略有删节。四为《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首有慢亭过客即袁于令的《题词》，不分卷，一百回，全本，文中有大量回评和夹批（或眉批）。明版《西游记》的发现和介绍，使学界大大开拓了视野。最突出的表现，在《西游记》版本问题上第一次认识到早期的《西游记》，原来与坊间流行的清代本子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清代《西游记》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即被称为唐僧出身故事或唐僧小传的内容，在明代版本中竟然没有，于是由此引发了一场至今争讼不休的唐僧出身故事究竟如何演变的一大疑案。
二是在海外发现并向国内介绍了两种明版简本《西游记》。一为“书林莲台刘求茂绣梓”、“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的《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简称朱本。以往据该书卷首或卷尾偶题“唐三藏西游释尼传”而定名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今从书前题名改正），十卷六十七则；二为“齐云阳至和编”、“芝潭朱苍岭梓”的《新锲唐三藏出身全传》（简称阳本），四卷四十则。据考，一般认为这两种简本也刊刻于万历年间。令学界深感兴趣的是这两种明版简本，除朱本有唐僧小传而阳本则无以外，两本文字竟大有相同处。由此，又引发了一场这两种本子谁先谁后，以及它们与明代早期的全本《西游记》谁先谁后的论争。这场论争，关系到早期《西游记》如何演变，以及究竟谁是《西游记》祖本的重大版本问题，至今也依然争讼不休。
三是在海内外陆续发现了早在宋元时代就已经先后问世的说唱本《西游记》，共有3种。一为题“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版本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上中下三卷共十七节；二为《西游记》平话的两则片断，即辑入《永乐大典》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和辑入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的车迟国斗圣。《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一年至六年（）；而据朝鲜学者考证，《西游记》传入朝鲜当在公元1347年（元惠宗至正七年）前。《魏徵梦斩泾河龙》标明为《西游记》；车迟国斗圣则明确说明为《西游记》平话，而且该《西游记》又名为《唐三藏西游记》。文中且有八则注，总括之，堪称扼要介绍了当时平话《西游记》全书的内容，从中可看出平话《西游记》已较《取经诗话》大为发展。虽然据这两则片断，尚难肯定是出于同一平话，还是出于不同版本；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与《取经诗话》一样，都是下层文人对说唱艺人所说《西游》故事的提纲式的记录；当然，也不难推知，这类记录本印成后，又供更多的说唱艺人演唱。三为《西游记杂剧》，据考为明初人杨景贤作，共六本二十四出；同时，我们从早期的戏曲资料中还可看到更早时期演唱的有关描写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剧目和唱曲。这说明，自从唐玄奘取经后，其事迹被神话化，且在说书艺人和演唱舞台，同步发展，甚至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这些资料的陆续发现，使学界对《西游记》的成书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原来今见的小说《西游记》是由唐宋元明以来，在民间文学发展基础上不断地演变。最后在明代中期由文人加工改定为百回本小说巨著。由此，学界对“西游”题材的早期资料和小说《西游记》之间究竟如何演变，以及文人最后加工改定时，“西游”作品已经发展成一个什么模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种种令人思索的论题，并引发出广泛的争论。
前述版本发现后，连同6种清代梓刻的百回本，也就是说，现存的“西游”作品特别是小说《西游记》明清版本共12种，均已为人所知。6种清刻本是：汪象旭《西游证道书》（简称证道书本）刊刻最早，也最为稀见；陈士斌《西游真诠》（简称真诠本），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简称新说本），刘一明《西游原旨》（简称原旨本），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简称正旨本）和含晶子《西游记评注》（简称评注本）。清刻本均有大量评点文字和序跋，其中新说本为全本，其它5种为节本。前辈学者就以这些新发现的和原有的版本资料为根据，以他们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对《西游记》版本问题，展开了开拓性的科学研究。诸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和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简称书目）等著作，或串述了《西游记》从《取经诗话》开始，如何演变为小说，甚至理出明清版本的源流衍变，或对《西游记》的祖本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见解，或对《西游记》的明清版本作了系统的著录，或对《西游记》版本中一些特殊资料和特殊论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如主要着重于介绍新发现资料，或在海外只能对版本作匆促的浏览，因此，其中某些见解也只能点到为止，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有偏颇甚或缺失；但是，荜路蓝缕，功不可没，而且事实上，他们的著述，至今依然是当代《西游记》版本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他们的许多见解，仍是使研究者们获得莫大启发甚至成为导入争论的起点。
进入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研究的复苏，特别是诸种明清《西游记》重要版本影印本的扩大发行，不但研究条件大为改善，而且使不少《西游记》版本研究者第一次看到了许多明清重要刊本的真相，于是沉寂了数十年之久的《西游记》版本研究园地又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使《西游记》版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开拓。
现将《西游记》版本方面正在争论和存在分歧的有关问题，综述于后：
一、《西游记》祖本问题。小说《西游记》不是个人创作，而是在由《取经诗话》问世以来经过长期发展最后由文人加工改定。这位改定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吴承恩，但也有不同意见。为方便计，本文以吴氏著定名。所谓《西游记》祖本问题，以往所论即指吴氏据什么本子改定。最早提出祖本问题的是鲁迅，他以为《西游记》据简本阳本而来。稍后，郑振铎看到了《永乐大典》中《西游记》残文，便提出祖本是《永乐大典》本。鲁迅随即改从郑说。与此同时，胡适曾认为《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祖宗”。至晚近，除有论者提出简本朱本是祖本，有论者重新肯定鲁迅的阳本是祖本说以外；又有论者提出《西游记》的祖本是引首诗中所说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的《西游释厄传》，也就是清本《西游证道书》第九回回评和短跋中提到的“大略堂《西游》古本”和“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此外，笔者亦曾提出：从平话《西游记》发展到小说《西游记》，这中间还有标志着一个特定阶段的一部或一部以上的《西游记》新本在流传，认为祖本即在其中。据以上种种说法，笔者目前认为这都是指小说《西游记》的演化过程而言，所以也有论者提出应有母本和祖本之别；很明显，此所谓祖本则指母本的母本了。其实，按《辞源》和新版《辞海》，所谓祖本是指书籍最先的刻本或最早的刻本。如果以此为据，为统一口径，则《西游记》的祖本最有可能者当推世本。当然，世本究竟是初刻本还是重刻本，目前也是《西游记》版本问题的一大争论点。持初刻本或重刻本者皆有，甚至有持疑似之间者。笔者亦曾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但据目前各家所论，细加斟酌，当以初刻本为是，或可能性最大。
二、唐僧小传问题。此题的症结是“与清版对照，为何明版百回本中没有唐僧小传，而只在第十一回唐僧出场时二十四句诗作简单交代；但明版简本朱本却又有一卷叙此事。探讨此题，对搞清明清版本演变关系至巨。但因材料缺乏，各家多为揣测之词。郑振铎说：难道吴氏原本果有此一段故事，而为世德堂所脱落？不知其真相究竟如何；孙楷第说：吴氏原书或竟无此故事；若果有此事，则为万历间刻书者删去；结论是“此事之有无，今不易悬测”。很明显，前人持谨慎态度，故多游移其词。今人关于吴氏书中有无此故事，综合之有三说：一为吴氏书原无；一为吴氏书可能有；一为吴氏原本中有，而为世本刊落，或为世（补）本刊落。今人关于明版简本朱本中有此故事，综合之亦有三说：一为从古代戏曲中来；一为从吴氏书中采来；一为胡乱编写，自行加入。今人关于清本证道书本中首先有第九回之由来，亦有三说：一为如证道书本回评中说沿袭大略堂《西游》古本而来；一为来源于吴氏书；一为来源于朱本或朱本的另一刻本。笔者以为：据《朴通事谚解》所载材料，当时的《西游记》平话中尚无唐僧出身故事，但不能排除此后在说书艺人的演出中决无此故事，因为流行当时的古代戏曲中演唐僧出身故事已相当完整。故吴氏加工改定《西游记》时，不论其所据底本之有无此故事，他若要加以收进百回本，当是易事。但笔者以为吴氏不可能加以吸收，原因就在于此故事中所叙及的人间生活部分经不起推敲，有悖于真实性的太多，无法修饰改编，故径行删汰或不采。故与刊刻者无关。至于朱本有此故事，则是据戏曲材料或当时流行的故事改编而成。朱本卷四叙述此故事时，将戏曲材料中所写陈光蕊赴任之地洪州改为江州，收养江流儿的和尚迁安改为法明；但在卷六写到唐僧出场的二十四句诗歌中迁安虽改法明，洪州却赫然犹在，以致与卷四改江州自相矛盾。这是朱本编者沿袭旧说而又修改马虎的铁证。至于清本《西游证道书》首先出现第九回故事，虽自称是据大略堂古本而来，其实是托词，实际上由朱本卷四改编而成。这从此回文字之粗率，与其它九十九回文字格调大有差异即为明证。
三、《西游记》佚本问题。首先，《西游记》平话今残存二则，全书遗佚，且可能不止一种。问题是平话后有没有故事更为丰富的词话本。有论者以为极有可能。笔者也以为世本中确有许多体现民间文学特性的文字，如为数众多的俚词和复述语之类。且平话印行后至小说产生前的约二百年间，说书艺人演唱《西游》故事毫无扩充和丰富化是很难想像的。故《西游记》词话佚本的可能性极大。其次，据记载，小说《西游记》佚本似更多。据明人盛于斯《休庵影语》所载就有三种：一是他幼时所读百回本与今见不同，证据即所举回目“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和“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与今见本第六十四回和第一百回相应回目大不同，有可能为遗佚之异本；二是书商周如山说周邸有一部九十九回本；三是该书商称周邸本曾梓刻，因“订书”“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的百回本。另外，世本陈《序》记载：世本据以翻刻的那部由书商唐光禄购进而“奇之”的即笔者称为“前世本”者，究竟是抄本抑刻本，抄本可能性极大，但也难确证；又是否即周邸九十九回之抄本，也缺少材料来推定。“前世本”当亦遗佚。又有疑为佚本者，即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山东部分著录鲁府和登州府各刻一部《西游记》。有论者以为鲁府本为《西游记》原本的初刻本，登州府本为其复刻本。对此，笔者以为古今无任何资料证明该二种《西游记》为小说，却极有可能是指李志常所著记叙其师邱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时言行和经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该书明时通常简称“西游记”，且全真道祖师爷邱处机系登州府人，该书一开头就两度提及“登州”，登州府加以梓刻，不过借此以重其乡土，且只寥寥一万余字，工程不大，又可附和嘉靖朝佞道风气。据此，则鲁府所刻不过是登州府本之复刻而已。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蔡金注西游记”一种，称“未见，刘一明《西游原旨》序引”。笔者以为实是指清人蔡元放评的《西游证道书》翻刻本，因该书曾两题“圣叹外书”以招徕读者，故由蔡、金评误会为蔡金注，实非佚本。另外，尚有重要佚本所谓《西游释厄传》，容后专题再叙。
四、《西游释厄传》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论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孙楷第在《书目》中著录《西游证道书》提及的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时就说过：此古本“究系何人何时所刻，憺漪（指汪象旭）却未详言之。而《释厄传》之名，则其来源甚早。考《西游记》第一回引首诗有云；‘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此诗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吴承恩《西游记》本名有《西游释厄传》，或吴承恩《西游记》自《西游释厄传》出，今难质言”；并联系朱本亦曾题《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却不题“大略堂”，认为“似非汪憺漪所得本”。结论是：“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为持论根据”。孙氏所云，显然实事求是，持谨慎态度。但半个世纪以后，在关于此题并无任何新资料发现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在第一回引首诗“请看《西游释厄传》”后，下注说：“是较早的《西游记》传本之一。今所知、见者，有‘大略堂’本、‘书林刘莲台梓’本（按即朱本）等”。孙氏以为“今难质言”、“不足为持论根据”的疑案，竟被简单坐实。以致多有论者以此为据不断推导出新论，说什么“西游释厄传”即大略堂古本，即世本据以刊刻的唐光禄购进之书（笔者称为“前世本”），也就是《西游记》的祖本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汪象旭所称《西游证道书》据大略堂古本而来云云，多有论者认为：这不过是明末清初，各大小说名著多托言发现古本的风气波及的表现之一，不足征信；而所谓“西游释厄传”，则在明清十种百回本引首诗中均有“欲知造化会元功，请看西游释厄传”一句，所指并非最早之祖本，亦非各自据以翻刻的底本，乃是指各种版本本身。而且，明代二种简本即朱本、阳本此句为“须看西游释尼传”、“须看三藏释尼传”，难道他们各以名称不同的“释尼传”而出？当然不可能。笔者以为所谓“西游释厄传”，尚无根据遽然断为《西游记》的“较早”“传本”，至今依然是尚“难质言”的一桩疑案。
五、明清版本源流问题。一般认为明版《西游记》四种，以世本为最早；杨闽斋本和《唐僧西游记》据世本删节翻刻；而李评本则以世本为底本梓刻。但亦有论者据《唐僧西游记》的字体和版式断为早期刊本，它与杨闽斋本并非据世本删节，而是承袭早期的另一种节本。笔者以为此说为一家之言，但难论定，因为字体和版式固有某种规律性可寻，但不能由此而否认还存在一些例外。至于清本，无疑以证道书本为最早，该书评批改编者虽称据大略堂古本，其实为世本系统的一个节本，具体说当是据李评本节改；而其第九回唐僧小传则据朱本卷四改编而成。至于此后之真诠本、新说本、原旨本、正旨本和评注本，郑振铎认为均据证道书本出，多有论者因之。不确。笔者经对读和分析，论定为真诠本据证道书本出，并参考明本，文字略有增加；此后的原旨本、正旨本和评注本则据真诠本翻刻。而新说本则是全本，据李评本翻刻；但又有第九回唐僧小传，系据真诠本翻刻；而承袭明本之原第九回，则又与第十、十一、十二等共四回文字，按真诠本的分割处，编成第十、十一、十二三回。所以，新说本堪称是清版本《西游记》的一个怪胎。有论者以此认为新说本是最接近《西游记》早期原本者，当然为无根之说。
六、旧序问题。《西游记》多有序跋，但最有价值并引发争端者当推世本陈《序》和《西游证道书》前所辑之虞集《原序》。陈《序》由于其撰写时代之早和信息最大而见称于世。如它关于“前世本”、世本刊刻过程、《西游记》作者、时人对《西游记》评价等等资料，都富有历史价值，对版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论者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及撰序年代存有疑虑者。至于虞集《原序》，据《序》后题署官衔有误，即可知其为汪象旭所杜撰，旨在倡导《西游记》邱处机创作说；而且虞集为元人，小说《西游记》尚未问世。但虞《序》撰于清初，对《西游记》评价亦具创见性，故也有其资料价值。曾有论者称虞《序》即陈《序》中所称“前世本”之旧序，不确。不过，总的说，对陈《序》和虞《序》的研究至今还不够深入。
版本研究方面问题尚多，不能—一列述，择要者简介如上。
旧世纪将逝，新世纪的曙光已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西游记》版本研究的新局面可以预期。兹在此提出三点想法：
一、寄希望于新资料的继续发现。历史经验证明，这方面的工作至关重要；而且未发现的历史资料肯定尚多。有关《西游记》平话、词话和小说方面的佚本、古本，固然可贵；历代文人片言只语的记述，也富有价值。由于海内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版本研究的越来越深化，《西游记》版本新资料的发现，可以预期；
二、学习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求实精神，改进目前版本研究工作上存在的缺陷。诸如：重想象，轻推导；重假设，轻求证；不重第一手资料，只凭转述和引用第二手材料作根据，甚至将正在争论中的一方面意见作大前提，来建立自己的体系，等等，以致失误迭出；
三、建议加强《西游记》明清版本影印本的发行，给版本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和必要的第一手版本资料，改变目前存在的仅凭新校点本搞版本研究的不得已做法，以利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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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915467@public.《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中国藏本升至223册
　　《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随着国运时局，上演一幕又一幕穿越大剧。明朝的皇宫、清朝的仓库；英国的古董摊、民国的银行；南迁后方的列车、飞往美国的航机；大陆的景钞本、台湾的图书馆……一次次的物是人非，一次次的谜团丛生；或许，《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历史文献、学术研究、古籍收藏，而更在于凝聚其中的国家记忆与民族情感，这才是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从惊奇发现、离奇失踪到神奇再现之传奇经历的根本意义所在。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前世今生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 卷，装成11095 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担心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目前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
　　明朝灭亡之后，《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称殉葬永陵，或称毁于李自成战火，总之是再没有于世间重现过。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只不过，这一卷写的全是戏文，记录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剧本，非常珍贵、至为难得。其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记载宋元剧本的，共有二十七卷之多。《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这一卷，只是统归为“戏”字号、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还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经损失严重、很不完整的残本，但却是目前所知存世唯一的《永乐大典》“戏”字号残本。
　　■随着《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现台湾，中国收藏的《永乐大典》已悄然升至223册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盗损等，据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永乐大典》仅有400册左右。截至2010年，据权威部门统计，《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经过百年搜求，共计收藏162册，另有60册收藏于台湾，中国共计收藏222册。而随着《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现台湾(现存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所藏的《永乐大典》已悄然升至61册，中国收藏的《永乐大典》实为223册。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迁台秘史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时迁往台湾，迁台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坎坷磨难？它是怎样历经四百年劫难而神奇重现于世的？所有这一系列疑问，无疑皆凝聚着深沉厚重的国家记忆，理应为后世所铭记，让我们为此深思反省。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于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
　　清代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其中，尤以英军抢掠最多，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 册。
　　另据记载，光绪二年，清查库存之后短短一年时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飘泊至英国。直至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地发现并购回了这一册《大典》残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已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时或稍早，叶恭绰也将自己从英国购回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银行的保险柜中，以此避免意外发生，确保国宝不再流落异邦。
　　当时北图仅藏有60册《永乐大典》，并没有收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专门派人据此卷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当时主持抄录副本工作的是赵万里(年)，他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是著名文献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时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采访组组长的赵万里，正着力访求各类流散民间的珍贵古籍，因见部分《永乐大典》遗失海外，国内无存，甚为痛心，便立志将境外之《永乐大典》进行抄录，以补馆藏不足。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然引起了赵氏的重视，他迅即组织人力，对原本进行了精心的“景钞”。
　　所谓“景钞”，也即“影钞”，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种人工复制，即是按照原书原有行格、篇幅、字数、字体进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原比例复制，类似于现代的复印技术。
　　■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残卷，引起主持《大典》抄录副本工作的赵万里的注意，他成为国内最早撰文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可能还是国内最早撰文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所撰《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3、4号合刊的“永乐大典专号”之中，是年为1929年。这期“专号”中，赵氏连撰三篇论文，一为《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二为《馆藏永乐大典提要》，第三篇即为《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在综述他所经历的《永乐大典》收藏、访求、研究史中，专列一文来探讨《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关内容，这也足见他对这部残本的浓厚兴趣。
　　赵氏对馆外《永乐大典》的访求、抄录副本工作从193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在历时近二十年的抄录工作中，经其组织抄录的这些《永乐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极其珍贵，绝大部分均难得一见，独具文献价值。从现存的赵氏所抄副本情况来看，大部分为红格腾抄本，并非所有的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复制的“景钞”。究其原由，无非有两种。一是所据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写本，而是清代各类官方或私人的过录本，没有必要“景钞”；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时间仓促，没有足够的条件予以“景钞”。
　　可以说，正是由于叶恭绰的慷慨无私、赵万里的高度重视，才合力促成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的诞生。而这一景钞本，作为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又于1954年辑入郑振铎(年)主持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将这一景钞本予以影印出版，从此这个“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为大陆戏曲研究学者能够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几乎就等同于叶氏所藏的原本。那么，叶氏所藏的原本，此时又身在何方呢？
　　或许，由于叶氏已经预料到了战事的危急，此时已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转移秘藏。此举虽然让后来的学者们未能一睹真容，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钞本为底本来排印出版，这多少有些遗憾，但毕竟保全了国宝，在行将来临的战乱中及时做出了正确抉择。
　　■《永乐大典》残卷踏上了飞赴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原先同时秘藏于天津银行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随之南迁，我们不得而知；此时叶氏是否已经将此书捐赠或售予北图，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随后不久踏上了飞赴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来，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就有60册《永乐大典》。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1941)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全部暂存台湾。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
　　1934年12月，《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这册从英国寻回的珍贵古籍首次展露真容。相信对于普通学者、读者而言，《宋元南戏百一录》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这多少有点意外，也有点惊喜。当然，让学者们激动的不可能只是一页影印图案，更为重要的是，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年)，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在书中，他确证了南戏曾经存在的形态与特征，而且还把后来有遗存内容的剧本一一罗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经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地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戏文三十三本，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这本《戏文三种》，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这次校注，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钱南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曾经见过原书，或者至少见过原书部分影印内容的学者之一。但他仍然没能看到原书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无疑的，否则不会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选择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这个排印本的底本，又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钱氏的工作底本，实际上已经与原本隔了两层“纱”。换句话说，钱氏的学术研究，没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这从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纯度”当然还不够，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而颇具意味的是，这部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插印了一页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仍然是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的卷首内容。也由此可见，包括钱南扬在内的大陆学者们，对这册原书的珍视与关注，随之而来的遗憾与困惑，也因此萦绕半个世纪，挥之不去。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与钱南扬师出同门，同为曲学大师吴梅弟子的王季思(年)，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全元戏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编校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剧本“宦门弟子错立身”时，他也感言，本剧原与《小孙屠》、《张协状元》一起，存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书遗失，故这次整理，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钞本为底本，参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为阅读方便，从钱本分为十四出。——而以上这些感言得以公开出版刊行之际，九十高龄的王季思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书中的这番感言，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后一次确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的说法。
　　这时距离叶氏从英国购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整整80年过去了；距北平图书馆景钞本，也已经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亲自看到过、抄录过、校印过、研究过、接触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国学者皆一一作古；叶恭绰、赵万里、马廉、傅惜华、唐圭璋、冯沅君、任中敏、谭正璧、钱南扬、王季思等等，这一连串中国学术界内外耳熟能详的名字，皆相继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旧还是个谜。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现台湾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来，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氏所言，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但汪先生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但在向中山大学知名戏曲专家康保成教授(著名戏曲学家王季思弟子)咨询之后，得出的结论“至今仍是下落不明”，这让他不禁心生沮丧、以为无望。可接下来，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却让他意外地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因为要讲到包背装，需引用台湾“国图”的《术语图说》来解说，可是一点开之后，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顿时愣住了。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于是赶快去查“国图”的馆藏目录，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就这样我还不放心。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惊喜之余，出于学者的审慎，汪先生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他将《永乐大典》卷六百六十六、卷二千二百三十七、卷七千三百二十四、卷七千五百一十八、卷七千六百七十七、卷八千九百一十、卷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等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最终确定了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中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正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也就是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件。
　　此时，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据汪先生初步研究，这部原本的内容，与此前流行于学术界的各个版本均有较大差异，无论是景钞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以及各类辑选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错讹与脱漏，这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而且深远的。可以预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台湾的发现，将重新厘清相关研究中的一些误区，重新建立起新的、更为精确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这必将掀起新一轮的相关研究热潮与诞生新一批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次神奇发现《永乐大典》原本的学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肖伊绯)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原本珂罗版影印页面，原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
　　叶恭绰()
　　赵万里()
　　马廉()
　　钱南扬()
　　1931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出版，沈尹默封面题笺
　　《永乐大典》北平图书馆抄录副本，1930年代由赵万里主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永乐大典》162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收藏于此
　　台湾“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现藏于此。台湾藏有《永乐大典》已达6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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