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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陕西赛区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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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转载]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20)
第十九章&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运动的情形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87-227页。）
全国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是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开始的；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是从&1956&年1月&29日开始的。
一、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前夕
当我于&1955&年&10&月&10&日被释放后，我回到教会中并到福音书房编辑部，我感觉到有一些人很紧张，有一些人对我有戒心，那时聚会处每星期有一次同工、长老、执事的政治学习。学习后的总结报告写好后要有人誊写数份交区宗教科。&那时正学习王明道写的坦白书，&学习他思想是如何转过来的。王明道是&1955&年在北京逮捕的。张愚之叫我到执事室誊写学习总结报告，我写了几次他就不让我写了，因为倪妻张品蕙和李渊如、倪规箴说，我被释放出来后，一定有政治任务的，是要进行汇报的，因为她知道在福州鼓岭山有些同工被关押释放后，都叫他们做汇报的工作。所以，李渊如叫张愚之停下我做誊写的工作。
1956&年1月份李渊如、汪佩真等陆续收到从外埠各地来的信，说某某人已被逮捕了，某某同工已进看守所了，她们就更紧张起来了。于是她们就在家里烧信件及一些书籍。逮捕是先从北方开始的，以后到南方，最后到上海。在外地被逮捕之倪的同工，大部分都是从福州鼓岭山下山的人，如北京的房爱光、天津的夏习灵、青岛的张子洁、西安的李因信、烟台的赵旭初、南京的季永同、杭州的徐永明、马迪生、福州的陈必荫、余笃信、福清的林子隆、广州的余道胜、郑德尔、重庆的陈希文、苏北的邱日鉴、牛文淦、吴名灰、温州平阳的黄履铨等人。但是北京的阎迦勒却没有逮捕，因他在&1955&年&10&月写信来说他「样样都看清了」。过去在鼓岭倪弟兄相当尊重他，也请他负责一部分工作，大家也很尊敬他。他过去是内地会的牧师，转到我们中间。他外面表现十分敬虔。李、汪、张、蓝知道他们迟早也要被逮捕的，现已成瓮中鳖，只有束手就擒。有一天，我有点事去隔壁看李渊如，当时汪佩真也在。她俩很严厉地对我说：「不许你将来上台控诉倪弟兄。」那时我父亲也知道外地都在逮捕人，但他不太紧张，也没有烧什么。他知道我没有搞什么反革命运动。
二、&1956&年1月&29日的大逮捕和大搜查
1956&年&1&月&29日正是主日，大家在晚上擘饼以后回家睡觉。大约在十时左右，大队公安人员开到我们弄堂（文德里）来，向住房26&号的李渊如、汪佩真和&12&号的张愚之、&38&号的蓝志一，出示逮捕证，一面搜查房间，一面将他们上了手铐，押上车开走了。最后公安人员来到我家，叫我们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到客堂间，对我们说，他们已带了逮捕证来，因为我父亲是倪最早的同工，本当要逮捕的，但因为我在看守所里已将我父亲的问题交待了，所以现在要进行搜查，如查出有问题就逮捕我父亲，如无问题，就叫我帮我父亲写交待材料。于是公安人员就着手搜查，查得根仔细，连镜框都打开搜查，我父亲心中很泰然，他几十年的日记簿都保留着，一本都不缺，都没烧掉。公安人员将我父亲的日记簿等都带去翻阅。后来查看没什么问题就都还给我父亲了。搜查了一天一夜，过了一天，公安人员就叫我帮父亲写交待材料。我的问题早就在看守所里交待清楚了，所以我楼上的房间，他们不搜查。
除了本弄四个人被逮捕外，其他被捕的有朱臣、陈本伟、孙凯、初立明、李铭亮等，朱臣被逮捕是因为他是长老中主要负责任的，陈本伟被逮捕是因为他是青年聚会的同工，初立明被逮捕是因为有反动历史及反革命问题，孙凯和李铭亮被逮捕是因为生化药厂里的问题，他俩以后也就放出来了。当时被捕的人都关在南市车站第一看守所内。
那时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了。做梦也想不到，在过去教会中的主要同工和长老，都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李、汪、张、蓝都成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
三、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的经过
1956&年1月&30&日，全市各单位通知弟兄姊妹脱产，参加学习。当天下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召集全市基督徒代表开会，参加者有二千五百余人，地点在天蟾舞台大礼堂。大会由宗教事务局处长罗竹风主持。市公安局卢伯明副局长做报告，许建国副市长作报告，并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会上起来控诉的有二医青年学生许梅骊等。许梅骊当天的控诉，后登在&2&月&2&日&&解放日报&&&。除了许梅骊，还有陈见真、刘良模等一些发言。
天蟾舞台宗教处主办的控诉会当天下午，公安人员同时开进南阳路&145&号聚会处。有一部分人进执事间，翻查信徒通讯簿、账册、文件、记录等。公安局负责的老同志进驻同工间，检查福音书房所出的书籍。由公安局、宗教事务局、三自组成了一个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检查队，队长就是生化五反检查队的队长邵洛羊。所以有人说，生化五反是教会肃反的前奏。
1956&年&2&月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新闻栏中刊登了几个大字——破获了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报上还登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2&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扩大会议，通过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决议。大会在怀恩堂举行，到会有八百多人，陈见真主持。会上发言的有上海灵修院院长贾玉铭、上海灵工团监督竺规身等。同时静安区政协、长宁区委员会召开会议声讨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2&月3日〈解放日报〉又登载所谓「交出来」运动是一个大骗局。这篇文章是一个笔名「阿章」的人写的。弟兄姊妹看了文章都知道这是知道内情的人写的，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但是许多记载都不符合事实。&2&月&5日登载何广明的母亲李蟠珠一篇控诉稿&还我被骗去台湾的儿子&。
肃反的进行是分几个步骤的：1.未被逮捕的同工、长老都被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2.所有的执事们都脱产到新闸路常德路培明中学集中学习，三自派出已参加三自各公会的教牧人员帮助，做好执事们的思想工作。3.在卫生学校（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展示倪柝声的反革命罪行展览会。肃反工作队组织弟兄姊妹去参观、学习讨论。4.各大专院校、医院，凡青年弟兄姊妹多的单位对他们先进行思想教育，交待问题，然后组织他们看展览会，开控诉会。&5.&开控诉大会。6.&将青年中之执事、同工中那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信徒学习委员会」，领导信徒学习政治。
现在将这六个步骤分述如下：
（一）未被逮捕的同工、长老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
当时留在外面未被逮捕的同工除我的父亲外，还有俞成华、唐守临、周行义，女同工有左弗如、倪规箴、桂如玉、郭孩真、纪钟毓、刘慧芬等。长老原有八个，三个是同工兼长老：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两个是老的长老：朱臣（他那时被认为是主要长老）、杜忠臣；三个是新的长老：宣常铭、任钟祥、顾伯涛，过去何广涛也是长老之一，1951&年何广涛去汉口珞珈药厂，缺位由任钟祥顶替。现在留在外面的只存六人了。这些同工、长老们，分别被关在会所楼上宿舍或长老室，会所楼下是一个大餐厅和会客室。
同工、长老在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期间，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将问题交待清楚了，立场站稳了，界限划清了，就获得自由，如杜忠臣、宣常铭、顾伯涛、任钟祥，同工有唐守临、周行义和其他几位女同工。一种是抗拒交待，以后就宣布被捕的，就是俞成华。他在交待问题期间什么都不讲，工作同志问他，他说都忘记了，所以作为抗拒交待，按政策从严处理，经开小型斗争会后，就将他逮捕了。俞成华关在第一看守所，他在肃反前，身体就不好，患肝硬化症，面色发黑，关在看守所里后约两个月，病情恶化，以后保外求医，在胸科医院治疗，因治疗太晚，腹水鼓起了肚子，不到一昼夜就死了。他儿子崇恩在万国殡仪馆时，气愤地说，这是倪柝声害他父亲的。因为他不承认他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政府以为他要为他父亲翻案，以后也被送去劳改了。还有一种情况，政府认为是转变得好的，就让他出来，介绍他转变的经过，好帮助那些转变不过来的执事、同工们，这就是左弗如姊妹。左弗如姊妹将她思想转变的过程讲给弟兄姊妹听，以后这篇话刊登在〈通讯〉第一期内，题目是〈神在我们软弱上显明了祂的大能〉。现在将她的这篇发言转抄录如下：
「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在这里述说一点神的恩典，这一次他如何带领我从极严重的黑暗和错误中转变了过来。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谢和赞美，祂是伟大，奇妙，智慧，全能的神，我要敬拜祂。
在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有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到我家中，宣布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几个首恶份子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被逮捕，并且要搜查我的家，又要传讯我，要我到公安局去谈话。我内心很镇定，心中也偷偷地喜乐。我以为我是要被逮捕的，所以多穿点衣服。我想这一条路是我久已准备好了的，我不断地祷告亲近神，求神使我刚强，为着他能站立得稳，不因人的威吓而害怕。到四点多钟我去公安局谈话。我将一切非常表面的事交待了一点。那知他们仍让我回去睡觉。三十日下午公安局又要我去谈话，我仍是抱着一种敷衍的态度。到晚上，公安局同志陪我到南阳路聚会处要我隔离交待。这一晚我心中非常痛苦难过，我想他们几个被逮补的人真是有福，是因着他们向着主忠心，主看中了他们，所以他们有资格为着主殉道；而我呢，必定是因着我不忠心，变了节，所以没有资格为着主殉道了。我整夜祷告神，求神怜悯我，使我能赶得上为主殉道。第二天早上，我再三要求政府逮捕我，因为我心里想，『你们要给我一个政治罪名的帽子而除灭我。你们断不会公开说反对我的信仰的。』&所以我故意地说，『&我是一个反革命，我有反革命的罪行。我请求你们为人民除害，将我逮捕。』工作同志说：『&政府要教育你，改造你。你这种表示证明你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毒素，只要你肯将毒素除掉，你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民。』&可是当时我并不体会他善意的劝告。这一天我与神祷告交通的时候，神就给我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的话：&『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开罪过的，必蒙怜悯。』&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地彻底承认自己的罪。我就是被逮捕为着主殉道，也需要存一个无亏的良心。因此我就将我一切得罪政府，得罪人民的事都向政府坦白交待。但那时我心里还是想政府是要干涉，破坏我们的信仰，要捣垮我们的教会，要借着反革命的政治帽子来消灭我们。所以在我交待的时候，我一再地向工作同志表示，『我不能说我认为不能说的事，我不肯破坏我良心的感觉。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我事奉主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年了，如果你们勉强我，破坏我良心的感觉，那我将来不只不能事奉神，连作基督徒也不行了。那变作非驴非马，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在我最后这段路，我是不肯变节的。』&工作同志说：『我们是要肃清反革命，我们一点也不要求你说你良心不许可说的话，也不要你说你所不知道的事，我们只要你彻底坦白交待问题。』
等到二月一日〈解放日报〉登载反革命分子倪柝声的罪行，我有一点气愤，但是对于李渊如，汪佩真等我还不能相信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以后看见许梅骊，周强华，沈荣泉的控诉登载了，我心中很气，我想他们这么快就变了节，卖主卖友了，工作同志问我说：『你对于他们的控诉怎么看？』&我说，『&我无论如何是不肯像他们那样控诉的。他们控诉的这一些我们都是各人向着神的事，为什么要控诉？虽然在有些事上，汪佩真等曾压迫过我，但是这些事只好带到审判台前去说，我怎么好控诉呢？这是违反我的信仰的，我是不肯做的。』&工作同志说：『我们今天是要肃清反革命，有关你信仰的事，我们一点也不干涉。』&在二月十一日他们放我回去过年，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想我越承认自己的罪，我越有被逮补的资格，那里想到因着我肯将我的思想暴露，肯坦白交待，反而政府信任我，放我回去过年了。从我这次亲身的体会中，我认识了政府实在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确没有一丝一毫的意思来捣垮我们的教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如果这次不是我亲身经过，我就死也不会相信的。这样就使我想起反革命分子倪柝声，李常受，汪佩真等所散布的谣言，他们说过共产党不借武力来消灭宗教，他们要将教会内部捣垮，只剩一个外壳，但里面的见证失去了。他们还说共产党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聚会处，因为我们有真理，有见证，他们肯让那些公会存在而不肯让我们存在的。这时我对这些话起首怀疑了。同时我又听见姊妹们告诉我，她们在展览会所看见的一些反革命的罪行都是有真凭实据的，有这些反革命分子亲自的笔供及口供。在这一些铁的事实的面前，我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逐渐清楚了，几十年来，我盲目地崇拜他们，以为他们属灵，他们爱主，他们认识神，那里想到他们会做这么多的坏事，不止个人私德这样的堕落，败坏，还是祖国的叛徒，是人民的敌人，我心中十分的痛恨。但是我还有一点惧怕，我怕我太受外面的影响。我以为这样是没有基础的，我必须自己和神碰一个头。我恳切地祷告，当我与神交通的时候，神的光就照到我里面，给我看见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来一&9），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箴八13），同时也给我看见利未支派非尼哈的事，他们因为有神的忌邪的心，拿起刀和枪来杀那些犯罪作恶的、抵挡神的以色列人，反而蒙神悦纳，被神称许。今天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被揭发，正是神出来审判罪恶。这是神听了我们多年以来要复兴教会的祷告，将这一批罪大恶极的人从我们当中赶出去。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些封建把头，难道是神的权柄吗？为非作恶，背叛祖国的难道是神的仆人吗？难道我到今天还不肯和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分家吗？我里面通了，我好像得救的时候那样的情形，整个的思想转变过来了。那时是半夜两点钟，我就起来写控诉。那时我很喜乐，因为我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没有了，我站在政府这一边就是站在神这一边，这一个矛盾自然而然消失了。我不止没有得罪神反而与神的交通更亲密，读经更有亮光，内心更轻松愉快。我整个的思想情感都起了变化。我不再怕政府了，我与工作同志无话不谈，无话不说了。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反革命集团的事毫无保留地向政府坦白交待。
&这一次我体会到圣经所说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我爱政府，我信任政府，我就毫无保留、毫无顾虑地交待问题。另一面，我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产生了无比的愤恨，我认清了这批反革命分子是披着一件非常狡猾，非常巧妙的宗教外衣，如果不是经过这一次的揭发，我们就会被蒙蔽到死还以为自己是在那里事奉神。同时我对于自己因着受蒙蔽被利用所给信徒的毒害的严重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我看见了我已往一切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不只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人民，更是得罪了神。为了一切的罪恶，我痛哭，愤恨、懊恨，懊悔，我向神承认我的罪，我也向政府诚恳地认了我一切的罪行，这样就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实在要敬拜赞美神。这一次在我交待问题的事上，使我亲身经历到神的话语的可靠。我平日对于过去的事都没有什么印象，事情一过去，我就忘记了。这一次感谢赞美神，祂借着住在我里面的，使我能将过去一件一件的事都想得起，同时在写的时候祂将事实都摆在我面前，使我也能按照实际情况写得很清楚，没有什么遗漏。还有一些事，按平常人看来是不可能记得的，因为不止是太多，而且很复杂。感谢神，我本来记不得的事能一一地想起来，作了清楚的交待。这一次我能将问题交待得清楚而且彻底，绝对不是靠我的聪明，这完全证明是神的大能，祂所做的是远超过我所能做的。就以这些日子中的控诉和大会发言等等的讲稿来说，都不是我天然的才能所能的，这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的。从这几个月亲身的经过中，我深深地认识了圣灵是在我里面，使我能说我所不会说的，能写我所不会写的。『祂是我们的智慧』。我只有向祂俯伏，向祂敬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J&（左弗如）
以上的见证，显明当时在大环境极度心理压力下，一个人在心理上所可能产生的改变。从认为对的事，变成认为非的事的过程，并在这样思想斗争、逼供利诱下，以致价值转移；再加上环境上蓄意栽插的「人证物证」，肯定并加强被歪曲后的新价值观所产生的错觉与「良心。
后来左弗如姊妹得了癌症，临终时，说了一句话：「我很后悔，我给弟兄姊妹领错了路。」
（二）所有的执事七、八十人全部脱产集中去新闸路常德路口培明中学，一面交待问题，一面检举揭发，一面搞通思想，一面组织看展览会，站稳人民立场，为搞好控诉作准备。思想搞不通的，由工作同志，三自教牧人员帮助搞通。学习后写好小结，并记在档案材料上。
在执事们学习中，工作人员认为转变得好的有周静梅、乔静文（金师母）、倪规箴等，她们过去在教会中都被认为是爱主、属灵的，得到广大青年弟兄姊妹们的信任。所以她们的转变在许多信徒中起的作用很大。现在我将周静梅的一篇发言，题目是＜不要作胡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抄录于下：
「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以倪柝声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当时我以为&『教难』&来到了，我便准备被逮捕，并向公安同志以强硬态度替反革命辩护。
二月一日，政府工作同志带我们到培明中学去学习，听了邵洛羊同志的报告和看了&『〈解放日报〉所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我心中的痛苦没有话语可以表达出来，巴不得立刻死掉才好，不愿再回到南阳路&145号了。后来，政府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安慰我、领导我们学习。我对于反革命头子倪柝声的罪行是没有疑惑的，可是对于李渊如，汪佩真等是否反革命分子，仍然难信，直到在展览会上看见反革命分子的罪证，并听见了反革命分子李渊如，汪佩真，蓝志一等供词录音，方始醒悟过来。原来他们自己已承认是反革命了！那时我就非常失望，又恨又苦！就像在梦中，死不了，活不成，吃不下，睡不着。我曾求主听我一个祷告，要就叫我死去，要就把反革命的事变成一个梦。在夜间我曾数次伸手摇动床前的凳子，盼望把我从梦中摇醒，巴不得那些反革命的事都成为一个梦呀！
那时主就在我深处说话，主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17）。我里面受了警告，就有些清醒，就对主说：『主呀！我是糊涂了，求你赦免我，主阿！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求你向我显明。』那时我深处就感觉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是恨恶罪恶，显明罪恶，审判罪恶的。主的眼睛如火焰，主是威严，是可敬畏的。我对罪就更怕，也更恨恶。
政府干部领导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认识已往对政府的那种看法、想法是错误的。我恨恶自己不该听信反革命分子的话，受了他们的蒙蔽，而不信政府的宗教政策，以致对政府怀疑，不敢靠拢政府，不与人民团结，过着孤单痛苦的日子。现今都清楚了政府的确是我们的政府，是爱护人民的，替人民除害的。我心中非常感激！」
以上一段话，说出当时被斗争者的痛苦心态，并心理上的转变。在这过程中，连圣经的话和所谓圣灵的感动，都能被扭曲来称义自己以及替自己辩护。
以下是倪规箴（林师母），倪柝声的姊姊的一篇发言，题目是&神开了我的眼睛&中的一段话：
「肃反的时候，我正病倒在床上，神开了我的眼睛，给我看见这是神在教会中审判人的罪恶。给我看见我以往错误的严重。我以往不认识神在这一个时代中的心意和祂要我们走的路，我没有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之下，我把自己错误的感觉以为是神的引导，我把一些&『超政治』&的毒素也当作是我的信仰，所以我会落到这么严重的错误里，使神的教会受了污损。在肃反的阶段中，我里面深深地受责备，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真是痛苦到极点。我恨自己太愚昧、太黑暗，以前满心是以为是为着主，是忠心，是要争取为主受苦，要作一个&『殉道者』，但结果都是得罪了主，得罪了人民！我看见了我的错误，我就在主面前忧伤、痛悔，也在政府面前交待问题。感谢主，赦免我的罪；感谢政府，使我得着了宽大。」
倪规箴虽然以后被左弗如、周静梅劝说也同意加入三自，但是因受倪妻张品蕙的影响和在香港的魏光禧的影响，重新推翻弟兄姊妹控诉倪的事，否定在肃反时在心理压力下产生的错觉立场，并暗中和魏光禧联系，将钱从香港汇来由她和张品蕙买东西送去市监狱接济倪弟兄。在&1963&年期间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不久病故。
还有一位执事，在学习班中认为是转变得比较好的，就是周逸民（高师母），她是第七家的家主和执事，在弟兄姊妹中也有一定属灵的威望，她发表一篇谈话叫〈应当仰望神〉，现在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在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看到这班反革命分子犯罪的事实，我是又羞惭又痛心，我痛心神的见证失去了，教会的见证失去了，我们每一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怎能不蒙羞呢？我感到心痛苦，常常流泪，巴不得立刻离开世界。可是回想许多事奉明明是神的安排，许多祷告也蒙神答应，我深信我的神是活神，这样大的事临到我们，一定为神的美意。我读耶利米书书，求神给我亮光。神给我看见，因着以色列民的罪，祂降灾祸，直等到祂的子民悔改，神就医治，赦免。因此，我知道审判的是神，祂是公义圣洁的神，恨恶罪恶的神，今日的审判是祂洁净教会。我醒悟了，我看见如果我不忠实坦白，就是对不起神，于是我就一件一件的交待。因为今日不交待，将来在审判台前仍要交待。有许多事，我记忆不起来，我就每天早晨晚间不住地仰望神，求神启示使我在学习班中能记得起来。当我把一件一件事情交待之后，我心中逐渐轻松，并且感觉到有喜乐，使我从受蒙蔽的地位，站到人民的立场上，看到祖国可爱，神的公义。」
周逸民后来也作了「信徒学习委员会」会员，后来和丈夫去香港，将肃反全部推翻。
（三）&解放日报&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几天后，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卫生学校举办了一个倪柝声革命罪行展览会，一面展出「物证」，一面放汪佩真、李渊如等的口供录音。肃反工作同志组织弟兄姊妹去参观、学习讨论。大家看了展览会后无不十分气愤。我也去看了展览会。会中展览了一些控诉倪反革命罪名、经济罪名和道德败坏的「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根据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上作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除此以外，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而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
（四）在这之前，组织各大专院校、医院中的青年弟兄姊妹看展览会、学习并开控诉会。当时在上海大专院校中的青年弟兄姊妹比较多的，有交大、一医、二医、复旦等。在各大专院校控诉的青年弟兄姊妹中，比较突出的有二医的许梅骊、交大的张主怀等。在中山医院比较突出的是刘约翰医生，他是第十家的一个执事。其他在工厂里的有生化药厂的范在甲、翠华化工厂的顾吉成、以琳印刷所的陈说如。陈曾跑到长老室，坐在里面质问长老。学生们对「土改」、「白衣游行」等问题不太受影响，但对一些倪弟兄的政治问题，大家因为要站稳人民立场，就认为这些是反革命罪行，起来控诉倪弟兄。特别是执事中一位，名刘约翰，他是医生，对血吸虫有研究，听到控告倪弟兄要解放军染上血吸虫病一事十分气愤，就带头起来控诉。肃反同志就请他起来组织信徒学习委员会，请他来作主任，请许梅骊作副主任兼秘书。还有一个人张振华，之前就很积极向三自秘密汇报，这时已公开放弃信仰，他也被选加入学习委员会。
（五）开南阳路聚会处的控诉大会
2&月&3&日晚上，在南阳路聚会处召开了一次控诉大会。通知来参加的不但有聚会处的二千多信徒。还有江、浙附近聚会的负责弟兄姊妹，还有各宗派的教牧人员、三自工作人员等约有四千人左右。南阳路聚会处坐不下，就将麦克风拉到怀恩堂去听。
我自从&1月&29&日开始帮我父亲交待问题，就一直在家里，工作同志也不要我去参加学习班，只叫我陪我父亲去看了一次展览会。二日下午邵洛羊同志和几个积极分子刘约翰、许梅骊、张振华到我家里来，要我在&2月&3&日晚上控诉倪柝声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因为我看见过&1932&年从英、美、澳三国来的弟兄会的八个外国弟兄姊妹，还从我父亲的交待中知道一些倪和史百克的关系。我同意了就写了控诉稿，经过邵洛羊审查，认为可以上台控诉。
上台控诉的共有十个人：刘约翰、许梅骊、张主怀、左弗如、郭孩真、乔静文、范在甲（生化工人）、陈说如、张振华和我。我是压台戏，是最后的一个发言人。郭孩真控诉倪在鼓岭山上曾说过要「用福音消灭革命」。我控诉的内容有倪和弟兄会的关系、和史百克的关系、盗窃国家资财并用圣经的话贿赂我的良心，将账册存在仓库里抗拒交待等。那时我为着「站稳人民立场」起来控诉，但以后我里面很不平安。但那时因政治思想「进步」了，所以也起来控诉。
邵洛羊同志认为我控诉得很好，使一些弟兄姊妹思想转变，所以吸收我做了信徒学习委员会的委员，成为办公室主任。（天路客注：张锡康在日出版的《天风》杂志第500期第4页上发表《我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文章。）
在1981&年，我在全浙江众教会在平阳召开的一次大会中，公开承认我控诉倪弟兄的罪、是受了撒但的迷惑，这里有撒但的诡计。
（六）将青年弟兄姊妹中执事、同工中那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信徒学习委员会」领导信徒学习政治。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的任务是，在肃反学习告一段落后领导信徒有经常性的爱国主义学习。学委会有二十几个委员，主任委员是刘约翰，秘书是许梅骊，委员有左弗如、乔静文、张振华、张主怀、范在甲、周逸民、王彰和我等人，学委会下面有一个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参加办公室工作的有许梅骊、张主怀、左弗如。学委会从五月份开始出版一种刊物，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讯〉（简称&〈通讯&〉）。〈通讯〉的内容有政治方面的报导、聚会处信徒政治学习晴况、上海教会新生的情况、讲台信息、见证和交通、各地通讯和问题解答。所以一面是政治方面的，一面是属灵方面的，两面都要顾到，因为经过肃反后有部分弟兄姊妹的心灵受伤未愈，也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思想转变过来了，但是心灵甚空虚，以为失去了属灵前途而灰心，也有些弟兄姊妹，感到受控告而软弱，思想转不过来，心灵非常的苦闷、难过、糊涂，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而感觉无路可走。他们怀疑政府迫害信仰，也怀疑弟兄姊妹的转变是信仰变节。所以〈通讯〉的出版是为满足弟兄姊妹这些方面的需要，张主怀特别有负担，写了几篇信息，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持守我们所承认的道〉&他也请我父亲并一些外地同工如黄得恩等写一点稿。〈通讯〉共出了八期。从5月24日第一期到&1957&年&12&月&29日第八期止。
学委会领导信徒们的学习。当时政治学习是分家学习的，每星期一次。学委会将各分家政治学习的记录汇总，做出总结报告后要向区宗教科蔡一民科长汇报的。这也是我的一部份工作。教会每月给我五十元工资，因为我被释放后没有工作，暂在朱臣办的螺丝厂里作流动会计，也没有固定工资，生化也不能再回去。邵洛羊同志也认为我过去主要是因倪受辜，是他推荐我做学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工资数字也是他定的。
四、公开审理倪柝声反革命案件的经过和聚会处信徒的反应
1956&年&6&月&21&日下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倪柝声反革命案件。到法庭去旁听的共约百余人。我们聚会处弟兄姊妹参加旁听的共有十二位：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左弗如、许梅骊、张主怀、范在甲、张仲贤、陈梅珍、刘慧芬、张振华和我，审理经过登在&〈通讯〉第三期。
法院宣判后，接着有新生的三位长老根据法院宣判书，宣布革除倪柝声，并废除两位女同工的职分和停止她们的擘饼。这经过也登在〈通讯〉&第三期。
五、肃反学习中所产生的问题——如何一面顾到政治，一面顾到属灵
2&月&3&日晚开了控诉大会后，&2&月&4&日（星期六）邵洛羊、刘约翰、许梅骊又来找我，要我在&2&月&5&日（星期日）上午上讲台讲道。邵洛羊说过去站讲台的张愚之、蓝志一、俞成华都成为反革命分子了，还存的同工像唐守临、周行义都在隔离审查交待问题，主日上午讲台没有人讲，他们大家都认为我站讲台讲道最合适。我百般推辞，我说主日上午的讲台我从来没有站过，是同工们站的，我又不是同工，所以我不能上讲台讲。第二，我被释放才三个多月，别人对我有看法。第三，我不会讲道，没有这个恩赐，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坚持一定要我上讲台，并说如果主日上午讲台停止了，别人就认为政府是来捣我们的信仰，将主日上午的讲台也捣掉了。刘约翰和许梅骊叫我好好去祷告，然后给他们一个回答。这天晚上，我感觉负担很重，我到神面前去祷告：「神阿！今天好像羊没有了牧人。你是我们的牧人，你出来喂养。」忽然，主对彼得说过的话又对我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我在神面前放声大哭，我说：「主阿！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的，特别是肃反才几天，我讲什么道呢？我已站起来控诉弟兄，我良心也责备我。我纯粹讲属灵的，那些『进步』的弟兄姊妹会认为我在散布毒素，我结合政治讲，有的弟兄姊妹又会认为我改变了信仰，得不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主对我说：「你不要怕，明天上台去讲，讲罗马书十三章二节&『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天晚上，我清楚我是蒙召作主的工，我要喂养主的小羊，我要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主要求我的，是先要爱祂。第二天一早，我见到刘约翰、许梅骊就对他们说，我今天上台讲道，他们都很高兴。到了九点钟，我上台先做一个祷告，我一开口祷告，痛晦在神面前，弟兄姊妹都一同哭了。我的灵出来了。然后我读罗马书十三章二节：「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作见证，说我如何在生化五反运动时抗拒交待问题，所以我自取刑罚，但是主还是与我同在。我在里面向政府交待我的问题和罪行后，我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我在看守所二年多，人一天天胖起来，衣服都穿不着了，甚至看守都稀奇以为我是肿，不是胖，后来按一下我的脸，才知道是胖，不是肿。看守从来没有看见关在里面有关胖了的。当我被释放回家，我父亲一看见我就说「一点没有火燎的味儿，不像是从监牢里出来，是像从疗养院出来的。」荣耀归给主，我虽不好得罪神，得罪人民，但是神满有怜悯，我也得到政府的宽大。这一篇的见证，我事先准备好的，只有一天的工夫，准备也来不及。我单单靠神、仰望神，我到了尽头，神才肯起头。&那一天坐在下面听的，除弟兄姊妹外，还有肃反工作人员、三自的人员在旁听，稀奇大家都认为我讲得很好。肃反工作同志认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是抗拒掌权的，所以他们是自取刑罚。我用的一节圣经节用得很好。弟兄姊妹则认为，即使被逮捕关在监里，有神的同在，坦白了可得到政府的宽大，又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都围着我，说这是神赐给我的一篇信息。我讲过后，里面满了膏油的涂抹，知道这是主在讲，不是我在讲。第二次，弟兄姊妹又要我上台讲，这一次不像第一次了，我认为有点经验了，我拣了一个题目是〈要敬畏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没有好好祷告神和倚靠神，凭字句来解释，所以越讲越走气，越讲越冷。我讲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忠、好管闲事而受苦。」好管闲事有的翻译本翻成是反革命。我把圣经和政治结合起来讲。所以弟兄姊妹说听了得不到圣灵的供应。我也怕再上讲台了。我待唐守临、周行义问题交待清楚后，将主日讲台的责任推给他们去挑了。这是我凭自己的聪明，没有好好地倚靠神的又一次失败的经历。
以下我要详细解释肃反时，在大环境压力下所达成的解释和在当时处境下我们认为所可能接受的说法与对真理的解读，虽然不一定对，但可反映出当时主观的立场。
肃反学习中所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肃清倪柝声反革命团的毒素。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毒素？如何分清，这是一个问题，这实在是很难的。因为肃反学习是在政府领导下展开的。肃反工作人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所以所有的观念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凡是危害人民利益的、祖国利益的都是被定罪的。这种有害于人民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的思想都被认为是毒素。福音书房出版的属灵书籍，其中含有消极、悲观、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爱国、不利于祖国建设的，都被认为是毒素。如有这种思想是从西国传教士散布过来的，就称是帝国主义毒素。如有这种思想是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散布出来的，就称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毒素。
在肃反开始的时候，肃反工作同志叫所有的执事将家存的福音书房的书都缴上去，包括个人听道笔记等。福音书房停止营业，成立一个肃清毒素小组，成员有唐守临、周行义、左弗如、许梅骊、张主怀和我。&因为福音书房的经理过去是唐守临，总编辑李渊如已成为反革命分子，但是唐守临过去也是编辑之一，所以肃清毒素小组由他负主要的责任。他进行修改后放到小组来讨论。在小祖讨论的时候，往往人家争议不下，有的将有些圣经也常作毒素，但是大家对圣经中的字句不敢碰一下，因为这是真理。只对有此属灵书报中，解经方面，认为会使弟兄姊妹消极、悲观的都加以修改掉了。连过去唱的诗歌中有一些字句也修改掉了。如「世界」都改「世俗」，「不要爱世界」改为「不要爱世俗」。这样修改，大家里面都不通。唐守临花了许多时间将老诗歌中一些字句修改了，后来将初校寄往各地聚会处，征求他们的意见，外地教会纷纷写信来反对这样的修改。所以最后决定仍保留原样，新出的诗歌琴谱中将倪作的十首诗歌拿掉了。在福音书房库存书中凡是倪在鼓岭山上的讲稿和编成的书都封存起来，如&《神话语的职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圣洁没有瑕疵》&等。福音书房经过清理，于年底恢复营业，同时公安局老刘同志也叫我将执事、同工们上缴的福音书房书籍发还给大家。福音书房恢复营业后，我就兼做会计的工作。我并建议将倪在福州被抄到公安局去的二千余本外文属灵书籍全部运来上海福音书房，还有倪从内地会买来的一千余本外文属灵书籍都集中到福音书房，由我编号、分类、整理和保管。我认为这是教会的遗产，要保存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真理？什么是毒素？各有各的看法，大家的意见也不能统一起来。第一是关于「不要爱世界」的问题。有人说，过去反革命分子叫我们不要爱世界是影射叫我们不要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毒素。但也有人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主说：「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十五19&）。主又说：「我已将你（父神）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十七14
-15）。这些话怎么解释？这里的「世界」是超现实的，还是实际所居住之地？也有人说，不要爱世界是指不要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说的（约壹二&15-16），这些当然我们不能爱。但也有人说，不完全是这样。世界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指物质的世界，一个是指道义上的世界；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看法。对于许梅骊姊妹的控诉，认为过去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毒害，叫她不要爱世界，以致她也不进第一百货公司，连走过百货公司的玻璃柜窗也不敢看，怕动心，又不敢看中苏友好大厦顶尖上的红星。大家以为她是太偏了，别人都没有这样。以后，许梅骊姊妹在上海市基督教青年大会中发言时也承认说：「肃反以后，我曾经有过一些苦闷，已往的生活是有过偏的地方，只拘谨在一些生活小节上，而没有看到神更大的心意，但今后的生活该怎样呢？今后在神面前还要持手什么？是否还需要严紧的生活？在一段的摸索中，以及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中，神给我们看见，今天神命定我们这些属于祂的人所走的路，是更严紧的路，需要更多的恩典、更深的舍己。」
第二是关于「不要用头脑、不要用思想」的问题。神为我们造一个头脑，就是要我们去用的，思想是头脑的产物。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叫我们思想。诗篇第一篇二节说：「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提后二7&）。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但这个思想是要用更新过的头脑的。神不需要我们用天然的头脑来想神的事，人的心意如果没有更新，在神前是没有用的。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十二&2&）。如果单纯讲「不要用头脑、不要用思想」乃是错的。
第三个是关于「不要追求知识」的问题。知识和智能是连在一起的。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和智能有两种，一种是世上的智慧，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林前二&6），这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三15）。另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雅三17）、属灵的智慧（西一9）。这世界的智慧从神看是愚拙的（林前三&19&）。神不是不要我们有知识，圣灵也赐人有知识的言语（林前十二&8&）。但我们知道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林前八1）。知识是叫我们不靠神，向神独立，我们为什么说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呢？因为一条是生命的线，一条是死亡的线。神要我们有通过祂的知识、智慧，因为一切智能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西二3&）。高师母（周逸民）在一次发言上说：「神不是不要我们有知识。神的话明明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腓一&9-10）。『&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何四6&）。&我们专门追求生命而忽略知识，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知识在追求生命上是必需的。」所以单纯说，「不要追求知识」是错的。
第四个是关于「不要分辨是非」的问题。我们作基督徒一切的是非是在乎神。如果我们在神以外来分辨是非，来摸是非，一定碰着死亡。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人们评定境遇总依据是非、对错，这是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耶稣评定境遇从来不落在是非里，总是把人带到神自己里面。但是小心，不要单纯说，「不要分辨是非」，因为腓立比书一章十节是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不过这个「分辨是非」是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加多的时候，这就是有属灵的分辨力，而不是属世的经验之谈。
第五个是关于「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问题。什么是轭？轭是牛嘴上架着的一副架子。在犹太地，以色列人耕地是用两只牛一同耕的，一只是有经验的老牛，一只是没有经验的小牛。有一副木头做的架子，缚在两只牛身上，小牛一定要跟着老牛走，小牛不能乱走，凭自己的意思走。这叫做小牛和老牛同负一轭，一同耕一块田，小牛要工作，就是耕地，要学老牛走，光是用口教训没用，要放一个轭在小牛身上，同时也架在老牛之上。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十一&29-30）。
「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是从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来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林前六14-
18）。这段话着重的是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神是主持我们这个殿的；而不信的人是拜偶像的，不拜耶和华神的，不管这个偶像是物或是人，只要是神之外，所有崇拜都是偶像，所以，这是指在信仰的问题上、在事奉的问题上，我们和不信的不能同负轭一轭。一只驴不能和一只骡同负一轭，因为两只原不相配。在信仰的问头上，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负&主的轭，我们和主同负一轭。神为什么不许以色列人娶外邦人的女子呢？因为娶外邦人的女子就慢慢跟着她去拜偶像，所罗门堕落就是娶了许多外邦人的女子，结果去拜偶像，这是神所恨恶、所禁止的。
我们今天不但是神的子民，也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有天上的国，神的国，我们也有地上的国，祖国。一面我们要听神的话，顺服神，一面我们作为一个祖国的公民，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政治方面、在反帝爱国方面，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其他不信主的人民在反帝爱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里是不存在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问题。如果单纯利用这一节圣经阻止信徒参加反帝爱国的活动，是错误的。
第六个是关于「权柄」的问题。一个国有一个主，有主就有权柄，所以称为「主权」。神的国是神作主，神有权柄，我们在神的国里当顺服神的权柄。在教会正常的情形下，是圣灵在教会中作主，有主灵的标柄，我们是顺服基督的权柄。在教会中也有代表的权柄，乃是神借着顺服祂的仆人所赐给他的能力，如摩西执行神赐给他的权柄，他在以色列百姓中是代表神的权柄。但是神的仆人不能滥用神的权柄，凭自己的意思，不听神的命令，而发号施令，叫百姓顺服他，这是得罪神的，神要出来，表白祂自己。民数记二十章所记载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是对我们的一次教训。杖在圣经中预表权柄。「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民二十2-6）。&他俩碰到难处就回到神面前去祷告神，这是对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盘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民二十7-9）。杖是预表权柄，这权柄是在神那里的，要使用神的权柄，就要到神面前去取。摩西自己没有权柄，这权柄是神的，摩西用神的权柄为自己出气，这就错了。第十至十一节说：「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摩西没有听神的命令吩咐盘石，流出活水来，而是向以色列人发脾气，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流出活水来。这是摩西利用神的权柄，为自己出气，所以神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民二十&12&）。所以如要在教会中做神代表的权柄，就要绝对听神的命令，不能丝毫用自己的职权、在教会中的地位，来乱用神的权柄，否则神要出来审判，表白自己。使徒彼得劝教会中作长老的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五&2 ,
使徒彼得又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五&5）。在教会中年幼的是要顺服年长的。这个顺服是要在主里的。年长的所说的话如果是在主里的，我们就当顺服。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父母也要在主里。如果有不信主的父母叫你去吃祭过偶像之物，你听不听呢？当然不能听，因为这不是在主里。
有人说，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提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不是也要在主里呢？我说，也是要在主里。在上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掌权的是神所命的，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是人大呢，是主人大呢？是有权柄的大呢，是赐权柄的大呢？神的权柄是统管万有，没有神的权柄，就没有人的权柄。我们不能服人的权柄，而推翻神的权柄。我们不能只听人的话，而不听神的话。神的权柄是第一的，人的权柄是第二的。人的权柄和神的权柄有冲突时，我们当服神的权柄。使徒彼得当大祭司禁止他奉耶稣的名讲道时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他毫无惧怕，他应当先服神的权柄。
因着许多弟兄姊妹对真理不清楚，将真理当作毒素。圣经的真理是有两面的，有主观的一面，也有客观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人看）。任何的一面都不可以片面的强调或拉长。主的工人要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不能用人意来随便解说。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有忠心有见识的主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的，就当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若不按正意分解神的话、不按时分赐神的话给神的儿女都是错误的。神的话不能随私意解说，更不能强解（彼后一&20&，三&16），否则就会变成毒素，变成异端。
以上的几点解释，是在当时环境下主观的感觉和看法。
肃反工作同志，因为不信有神，也不读圣经，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批判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的信仰，但是对有一些说法，他们认为是毒素。有一次，邵洛羊队长看见奉献箱上面写着「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林后八&15），认为这是毒素。他说多收是有余，少收当然有缺；奉献箱上面写的这一句话是不通的。我们对他说这是圣经中的话，这是讲到弟兄姊妹的奉献，弟兄姊妹将多余的钱奉献出去，他多收也没有余。那些缺乏的弟兄姊妹，虽然收入少，但是主借着弟兄姊妹奉献，使他没有缺少。这就是圣经所说：「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又有一次青年弟兄姊妹在学习讨论中说：「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上都很积极，很多人被评为先进的，这是主加给我们的力量。」邵洛羊队长听见了说：「不对，你们头脑里的毒素还没有肃清。你们工作积极的动力是什么呢？应当说是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了，所以工作积极了。」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信仰，他说这是我们的毒素。大家争论不休，后来他说：「真理和毒素很难分开，如媒灰撒在面粉里，分不开了。」我们对他说：「你人很好，和蔼可亲，也很正直，可惜不信神。」他对我们也只会苦笑。
六、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所起的作用
我们学委会办公室几个负责的弟兄姊妹：左弗如、许梅骊、张主怀和我，看到在弟兄姊妹们中通过肃反学习出现一些极端分化的现象，心中很是着急。一面我们看到政治落后不行，一面我们看到政治太积极也不行。许多受伤的弟兄姊妹需要属灵上的医治、生命上的供应和探望。主耶和华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结三十四16）。但在政治方面落后，怀疑政府的肃反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我们也加以帮助、开导。
感谢神！神还留下祂忠心的儿女，一面在政治上积极，得到弟兄姊妹信任，能以在政治上领导弟兄姊妹学习，另一面他们向着主的心没有变，能忠心守住主的道，在属灵方面也得到弟兄姊妹们的信任。但是当时，大家在属灵的亮光上是不够的。大家只在表面上、环境上看问题，没有从神永远计划这一面看问题。所以有的决断也难免有错误。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大家对什么是教会这问题认识不够，以为教会有属天的一面，也有属地的一面，而属地的一面是一个组织、团体，所以就给弟兄姊妹带错了路。
七、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以后的情况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运动是在&1956&年1月&29日开始的。信徒们肃反学习是从&2&月&1&日开始，经过二个月的学习到三月底肃反学习结束。
肃反以后聚会的情形是这样：主日上午的讲道聚会、主日下午和晚上的分家擘饼聚会、星期二晚上的分家祷告聚会和星期六晚上的交通聚会仍旧照常。聚会的人数在肃反开始的几个礼拜最少时只有三百人左右，在肃反前约有九百人左右，这是指主日上午来参加讲道聚会说的。1954、1955&年来参加聚会的人数约有一千余人。约过了半年，来聚会的人数同升到七百人左右。
自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于&1956&年&2&月份进行肃反以后，就产生两极分化。一个极端是只顾到属灵方面，不顾到政治方面，一个极端是只顾到政治方面，不顾到属灵方面。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第一个就是施子鹰弟兄。他是闸北区某中学的体育老师，还是单身，但是很爱主。他在肃反学习时，思想搞不通，认为过去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都被抓进去了，福音书房也停止售书了，聚会处经过肃反，许多人都不来聚会了，他就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说肃反是来搞我们的信仰。因此，公安局同志就召开大会，对他加以批斗，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结果就被逮捕送到劳改场去劳改了。第一个就是张振华姊妹。她在肃反前就很积极，背后秘需跟三自和公安局有接触，提供情报。肃反时，积极起来控诉，也做了学委会委员。但是她通过学习后，认为没有神的存在，倪等都是利用「神权」骗取钱财、奸淫妇女和搞特务活动的。我们大家都是受骗上当。所以她公开表示放弃信仰。这两个是典型的例子。另外带头控诉的许梅骊，后来和不信的人结了婚，之后离婚再嫁又再离婚，有二十四年之久放弃信仰，过着痛苦生活。像施子鹰弟兄这样的人还大有人在，但是没有像施子鹰这样极端的、公开的，而是隐藏的。有些弟兄姊妹就偷偷的结成一集团，在家里聚会。像张振华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积极进行政治学习，在单位里被评为先进，评为劳模后，慢慢的连祷告、读经都没有了。
为要使弟兄姊妹不误会政府的肃反政策和宗教政策，学委会请邵洛羊队长召集大家开了一次大会。邵洛羊说：「我们共产党要天天读马列主义，你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要天天读圣经。我是来肃清教会中的坏人，并不干涉你们的信仰。」
以后当上海基督教青年大会在南阳路召开时，我们请了刘述周副市长来讲话，也解决了许多青年弟兄姊妹思想上的顾虑和苦闷。
有许多做执事的弟兄姊妹反映，他们在单位里都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不增加工资，有的不与升级、不与提拔，被认为在聚会处做一个执事就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将聚会处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混为一谈，参加聚会处就是参加反动组织。为这事我们向宗教事务部门反映情况，以后也得到改正。
还有于&9&月间学委会召开了一次扩大座谈会，出席的有同工、长老、执事、学委、学习小组长、部分信徒，以及各区宗教科的工作同志共一百六十余人，座谈关于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肃反政策，这次政府宽大处理了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有关的九个人。有四个人在会上发言，使大家能进一步认识肃反政策与宗教政策。
所以经过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解除了弟兄姊妹在思想上的顾虑，又加上予弟兄姊妹属灵上的帮助，来参加擘饼聚会的人数也多起来了。到九月份为止来参加擘饼的约有五百人左右。分家也恢复到十几个家。聚会的情形也日益好转，有不少受伤、灰心、冷淡的弟兄姊妹已经逐渐恢复过来。
为着要加强主日的讲台，约于五月份开始，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就继续请了外地的同工来上海住一段时间，帮助弟兄姊妹属灵方面的供应。如北京阎迦勒、福州陈恪三、南昌黄得恩、广州余道胜、武汉侯颂三和李更新、青岛张天人等。有许多灰心的弟兄姊妹得着了鼓舞，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得着了扶持，不少弟兄姊妹得着了供应，属灵的情形有了转机。
北京阎迦勒弟兄是于&5&月下旬来沪出席全国三自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他是最早加入三自的。他住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那时他的属灵情形还好，还没有完全落到政治里去。6&月&2&日在交通聚会中，他讲了一篇话，题目是&&/font&神恩典带领我的经过&，登载在〈通讯〉第二期里。
肃反以后，弟兄姊妹们心灵中极为软弱，的确是感到失望、灰心、伤痛、黑暗，但是神还有怜悯，祂撕裂我们，也必医治，祂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经过弟兄姊妹的探望和外地同工们在话语上的供应，许多弟兄姊妹慢慢地都恢复过来了。肃反以后的一年中，记得有两次教会性的聚会特别好，一次是&1956&年&11&月&16&日的交通聚会，一次是&1957&年&2&月&1&日到&5&日，有五天的青年弟兄姊妹交通聚会。这两次聚会都有记录。1956年&11&月16日交通聚会，交通的中心题目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1957&年&2&月1日至5日，有五天的青年弟兄姊妹交通聚会，题目是〈祂必医治，祂必缠裹〉。〈通讯〉第六期万绍祖弟兄报导说：「今年春节，在上海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因为有过许多时候不曾有过青年聚会，大家一同祷告祈求，觉得可以趁春节的假期，大家聚集，有些交通。加上有许多外埠的青年弟兄姊妹趁着寒假来到上海，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决定2&月&1&日到&3&日共有三天的聚会。后来因人越来越多，也越过越看见圣灵的同在，便再延长了两天到&5&日才结束。这五天的聚会中，有许多青年人不约而同的从华北，从西北，从东北，从闽、广、苏、浙等地来到上海，加上上海的青年弟兄姊妹，共约二百人……弟兄姊妹大家碰在一起，首先是述说去年一年来神在各地、在各人身上所施的恩典。去年各人都经历了一次神厉害的管教。在这过程中，许多人心灵中极为软弱。说起来，大家的光景都差不多，孤单、失望、灰心、黑暗、伤痛，有的人甚至不敢承认主的名字。大家一面述说各人的遭遇，一面唱诗第&260&首&…&。」
除了以上两次交通外，&1956&年底，有十一位各地同工聚集为次年上海开的全国同工大会开筹备会（详情见下文）。同工聚会筹备会结束后，从12&月&26日起，到&1957&年1月&2日止，在上海的教会有造就聚会，请外地的同工们讲道。这次造就聚会的中心题目是「关于新约的事奉和我们的见证」。
从&1956&年&12&月起，上海教会对福音有负担，准备传福音。对这次福音，任钟祥在〈通讯〉&第六期报导说：「从&12&月起，我们一直为着传福音的工作祷告。有些对传福音感到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们，每个星期聚集好几次，专一为传福音祷告。教会的祷告聚会也多次以传福音为中心题目。感谢神听了教会的祷告，赐下福音的爱火，在众弟兄姊妹中间燃烧起来。在一次主日讲道的聚会中，圣灵作工，许多弟兄姊妹都为了在福音上的亏欠而流泪不止。
新春到了，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三，我们每天下午都有传福音聚会。初四是主日，我们在上午仍继续传福音。这是肃反以后第一次传福音&……初一那天，连弟兄姊妹在内，共有九百多人参加传福音聚会（另外举行儿童聚会，也到了一百四十多儿童）。初二、初三是雨天，聚会人数较少。可是初四天晴了，人数又多起来。这一次传福音，我们自己的情形都很软弱，一同上讲台去的九位弟兄大都是青年，并不是大有恩赐的传福音者……四天传福音，合计有二百一十三位朋友受感动签了名&……&每天传福音结束后，青年弟兄姊妹们就在聚会处参加爱筵……参加爱筵的人越来越多，初四中午有一百多人参加……爱筵以后，青年弟兄姊妹们齐在一起歌唱心爱的诗，接着就举行青年弟兄姊妹聚会。初一晚上是由部分青年弟兄姊妹专一为青年聚会祷告。初二、初三晚上和初四下午都有青年弟兄姊妹的交通聚会。这几天的青年聚会都没有请什么弟兄讲道，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安排，只是同心仰望圣灵来运行带颌。结果每次聚会都满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一个接一个的起来把真实的感觉交通出来，或者把诗歌提出来唱，新鲜活泼，大家得着慰勉和供应。当弟兄姊妹们谈到在已往一年中所蒙主的恩典时，许多弟兄姊妹都因着主爱的丰厚而流下感激的眼泪&……因着主明显的同在，聚会的人数逐日增加，有些中年以上的弟兄姊妹也渴慕地来参加这个聚会，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二百人以上。初四下午，聚会一直继续了四个多小时，简直没有办法停止下来。结果，在初五、初六晚上，又举行了两次聚会，才告结束。」
这段日子中，不少弟兄姊妹显山爱国的表现。自从肃反以后，弟兄姊妹的爱国觉悟显然提高，在工作岗位上或里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优胜生产者、优胜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五好积极分子等。受到奖励表扬的弟兄姊妹到&1957&年1月21日为止已有一百零九位。1月21日这一天，即肃反以后近一年，聚会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这些积极分子来座谈。到会的人一桌一桌地围坐着，弟兄姊妹一面谈，一面吃一点简单的茶点，会场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情绪。其他如募捐寒衣、救济灾民等，捐献了一千四百余件各种的衣服，还有支持鲍惠尔的捐款运动，积极认购国家公债等都是爱国的表现。
关于我们过去聚会的南阳路&145&号的大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把它当作教会。在搞控诉运动的时候，三自曾要我们在大会所讲台正中间挂一面国旗，大家里面不通，后来，三自认为我们不爱国，所以长老们决定在边上挂一面小的国旗，在诗歌首页也加上一首国歌。许多弟兄姊妹大不以为然。肃反以后，弟兄姊妹来擘饼的只有三、四百人，主日各分家在擘饼聚会后的奉献也少得可怜，这也影响了教会的开支。在那个时候，有不少单位经常来联系，要在平日借我们会所开会，愿出一点保养费。长老们开会决定，半天收四十元。但又有的弟兄姊妹认为教会是圣洁的，不能借给不信的人去开大会。我们也定了几点借用会场的章则。当时，我们只认识我们的聚会所不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但我们还没有认识教会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关于肃反以后文字出版的工作。
福音书房的文字出版工作，不是属于上海地方教会的，福音书房是同工们的工作。&1928&年福音书房从福建罗星塔迁来上海哈同路（即现在的铜仁路）文德里&18&号后，一直是倪弟兄和张耆年姊妹、李渊如姊妹负责的。李渊如担任总编辑，张耆年负责财务工作，还请了何越樵弟兄担任售货员，周锦堂弟兄担任杂务工。福音书房所出版的书，大部分都是倪的讲台。在福建罗星塔的时候，福音书房就出版了老〈复兴报〉、老〈基督徒报〉，迁到上海来以后，改出了新&&/font&复兴报&。1934&年李常受弟兄来上海担任新&&/font&基督徒报&编辑的工作。在三十年代倪弟兄主日讲台由周行义弟兄记录，出版了四本&《讲经记录》，其他有许多单行本也大都是倪弟兄的讲台。关于周行义，早期想作倪弟兄的同工，但倪弟兄一早看出周行义没有讲道的恩赐，就交给他一本书，叫他自己去看。周行义想，「你只让我看看书，这样就能栽培我做同工吗？」所以他自己去学做速记、做记录。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话语职事的材料。倪弟兄就叫他做记录，后来他的记录做得很好。以后一直到鼓岭山，两期都是他做记录。因为那时没有录音机像现在那么方便。所以，当时周行义弟兄是在文字工作上被神使用。关于诗歌方面，最早只有七十首小本的，没有「小群」两字。到1930年出版了一百八十几首的一本诗歌，取名为《小群诗歌》。1932&年因前上海基督教大会出版的〈通问报〉记者赵希明来采访关于弟兄会闭关派八个弟兄姊妹来我们中间聚会事，称我们为「小群」派，「小群诗歌」改称为「诗歌」，不用「小群」两字，以免误会。
在上海抗战时期，&1942&年倪弟兄自动引退去重庆以后，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几本由俞成华翻译的奥秘派的属灵书籍，如劳伦斯的&《与神同在》、盖恩夫人的传记&《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的著作《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的信《盖恩夫人属灵经历》&和一本&《圣徒金言》&等。
胜利以后到解放前夕，李弟兄在上海时出版了四本刊物：&〈执事〉、〈见证〉、〈道路〉、〈福音〉。
解放以后，福音书房扩充了。&1949&年新会所落成，福音书房门市部迁到南阳路&145&号去了。老的文德里聚会所楼下改为福音书房编辑部。总编辑还是李渊如，倪弟兄请唐守临担任经理，福音书房领了出版局的执照。在那时的文字工作，第一是增订诗歌，改为一千余首的，请周康耀和鲍贤玲两位负责诗歌琴谱的事，唐也负责一部分诗歌增选的工作。一千余首无谱的出版后，弟兄们又认为太多，就从一千余首改选三百八十几首称为「选本」。但只出版了简谱本，诗歌琴谱还没有出版。第二，将福州鼓岭山上两次「执事之家」倪弟兄的讲稿整理出版，计有&《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和&《初信造就五十题》&。同时将老的《讲经记录》中短篇信息改编为《十二篮》，在肃反前共出了七期。唐守临又编了三册&《圣经提要》，是根据一本外文圣经提要改编的，还没有编完。第三，编希腊文中文杨氏汇编的工作由周行义弟兄负责。因为工作量大，需要人手，所以福音书房在人事方面大大扩充了。为编辑希、中杨氏汇编工作，请了一些交大的弟兄来帮忙，如徐大佑、朱儒楷等，还有从神学院转过来的李铭约弟兄。在校对工作方面，请了一些姊妹来帮助，如纪钟毓、萧自若、简明、陆维华等。福音书房职工多起来，也成立了工会，加入工会组织。那时福音书房请蓝志一担任会计工作。
1956&年肃反以后，福音书房停业清理。另成立一个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思想毒素小组，由唐守临负责，经过八个多月的清理工作，于1956&年&12&月1日经过肃反工作队邵洛羊的审查，同意复业，封存所有倪在福州鼓岭山所讲的出版的书籍，出版诗歌选本五线谱本，并取消了倪著的十首诗歌。唐想把诗歌中的「世界」二字改作「世俗」，征求全国各地同工意见，大家都不同意，所以还是照旧。《十二篮》&出版了两期，第八期、第九期；《圣经提要》&出版了第四卷。我因学习委员会解散了，所以也被安排到福音书房去上班，代替蓝志一作会计工作。那时我也在教会里作会计。教会付我五十块，福音书房付我六十六块。福音书房还加了其他人进去服事，如周行义、萧自若、陆维华等。这样复业了一年半，到&1958&年下半年，聚会处并到怀恩堂去以后，福音书房也相继关门，所有书籍，连同未出版的两箱原稿、几千本外文属灵书籍一并移交给了三自。唐守临去三自工作，编译一些有关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一类书。我担任学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到11月底，&那时学委会也结束了，许梅骊被分配到新华医院工作，张主怀也分配工作了，我到福音书房去做会计了。
八、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以后，加入「三自」的经过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运动是政府领导的，具体来南阳路聚会处进行肃反的，除公安人员以外，还有肃反工作队。队长是生化五反检查队队长邵洛羊，后来做了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处长。邵洛羊从肃反开始就具体领导许多事情，如学委会的组成和人选的问题，指定我担任学委会办公室主任。以后，邵洛羊建议学委会请三自副主席谢永钦牧师来做报告；指定左、刘、乔、许四人去北京开会，和回沪传达事项，又指示学委会召开动员加入三自小会和大会等。以后关于新长老的产生也是他作顾问的，那时他极力要说服学委会建议让我做长老，但是大家认为我被判刑三年在教外没有好名声，不符合长老的条件，他也无能为力。
现在我将聚会处加入三自的经过详细分述于下：
1．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一个多月的肃反学习，信徒学习委员会在三月初召集了长老、同工、执事和各区、各单位（工厂、医院、学校）觉悟较快，表现积极的弟兄姊妹一百余人，请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谢永钦牧师来报告三自爱国运动的意义、性质、成就和他对三自爱国运动的体会。谢老牧师详细说明中国基督徒必须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毒害。几年来，三自爱国运动已使中国基督教割断了帝国主义的关系，开始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通过学习，已经提高了教牧人员和信徒的爱国主义觉悟，增进了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及基督徒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那次会上，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邵洛羊同志也讲了话。他说：「一个多月来聚会处信徒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展开了斗争，实际上始已经投入了三自爱国运动。」会后，学委会就请到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分别到各区和各单位去向弟兄姊妹传达，并进行小组讨论，使众弟兄姊妹们对三自爱国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3&月中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邵洛羊同志指定左弗如、刘约翰、乔静文、许梅骊四人去北京开会，以及回沪传达事项。刘约翰、乔静文、许梅骊等四位弟兄姊妹参加了这次大会后，深深地体会到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正确的、必要的，它指引大家走上爱国、爱教、爱神、爱人的光明通路。回来以后，他们先向长老、同工、执事进行传达，后又召开信徒大会进行比较详细的传达。在这次传达大会上左弗如姊妹驳斥过去反革命分子所散布的反三自论点，并说明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与我们所持守的真道并没有冲突。她着重地说，爱主、持守真道是不能改变、不能打折扣的，人民政府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同工同道都赞成我们这样的态度，没有一点意思要干涉我们的信仰。我们为了爱神，就必须爱人，必须反帝爱国，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其他三位弟兄姊妹也传达了参加那次会议的各地聚会处弟兄姊妹彼此间交通的情形，和各地同工同道对上海聚会处的亲切关怀。以及政府首长对他们指示的期望。通过传达，原来以为参加了三自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和看不清教会前途的弟兄姊妹，都解除了顾虑。传达大会以后，各区、各单位的弟兄姊妹进行了两次小组学习，反复讨论后，许多弟兄姊妹纷纷要求参加三自爱国机构。
3.学委会在&4&月&15&日上午召集学习委员、部分长老、同工、执事和各区有代表性的弟兄姊妹共六、七十人，举行会议，商讨参加上海三自爱国机构的问题。在那天（主日）讲道聚会以后，就向全体到会的弟兄姊妹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结果，一致举手表示赞成参加。就这样，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正式参加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4．5&月&7日至&11日，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二届代表会议就在南阳路&145&号召开。这次聚会处出席、列席和旁听的弟兄姊妹共计有八十三位之多。这八十三位是由各分家擘饼和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商讨提名产生的。在这次代表会议中选出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一百一十七人，是从上海一百六十七个教堂和二十一个基督教团体中选出的。我们聚会处的代表被选为委员的有四人：左弗如、唐守临、刘约翰和我。后来上海三自委员开会推选主席和常务委员，结果左弗如被选为副主席，唐守临被选为常务委员。
5．5&月&27&日聚会处开了一次会，传达上海三自第二届代表大会的精神，约有九百个信徒参加。任钟祥传达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发言的有王彰、林培镛、顾孝颐、茅中、夏醒尘、郭慕真、万绍祖、范在甲、刘菡芬九人。最后学委请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邵洛羊同志讲话。他着重地说明了团结问题。他说，中国的基督徒必须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因为三自爱国是中国基督徒的政治态度。他又说，各教会间信仰互相尊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将来福音书房还是存在的，还是出版宗教的书籍。团结的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碰信仰。他还鼓励我们聚会处信徒内部要团结，如有不同的意见、看法，可以尽量提出来，有些问题可以争论，但目的要为了团结。他也提到学习问题，指出必须重视政治学习。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爱国，不是学掉信仰。他还诚恳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读圣经。他说，已往所以会受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欺骗，一是由于政治觉悟不多，一是由于圣经没有读好。他鼓励我们一面要加强政治学习、热爱祖国，另一面要好好读圣经，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好信徒。最后，他提示了三点希望：（1）要把三自爱国运动真正贯彻到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去。（2）应发挥潜力，在各岗位巳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希望大家把教会办好。
九、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加入「三自」以后新长老的产生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是&1956&年&4&月&15&日加入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从&4&月份开始，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邵洛羊同志，也就是聚会处肃反队长，召集学委会几个负责人：左弗如、刘约翰、乔静文、许梅骊、张主怀和我，开了几次的碰头会，讨论关于新长老产生的问题。他说：「过去聚会处有八个长老，朱臣、杜忠臣、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任钟祥、宣常铭、顾伯涛已自动退出。不做长老了，他们思想比较落后，现在只剩下两个人，就是唐守临和任钟祥。现在急需再补充几位新长老。教会新生，长老也要新生。新生长老的条件要政治思想进步，要能联系信徒群众，有一定属灵威望的人。」他建议除唐守临、任钟祥外，再补充两位，一位就是刘约翰，一个就是我。这是他非正式的提名，叫我们学委会几个人讨论一下，再交给信徒群众讨论。
从&4&月上旬开始，左弗如就和大家商量，每星期召集了几十位以前的同工、长老、执事开会讨论，并且在会上提名。大家根据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又加一条政治思想进步的条件，认为唐守临、任钟祥过去就是长老，通过肃反，他们的问题都交待清楚了，表现也较积极，所以没有问题。对于刘约翰这次在肃反开始和在肃反期间政治思想比较进步、积极，能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和他们划清界限，但是在属灵方面稍差一点，不过他是第十家的执事，年日、生活方面也符合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所以也没有问题。关于提名叫我做长老的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没有问题，一种认为我在教外没有好名声，被判过刑，所以不符合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后来大家又提了两个人，一个是周行义，一个是张仲贤。对他们两人，大家也认为在政治和属灵方面还构不上做新生长老的条件。但是就是唐、任、刘三个长老似乎比较少一点，所以后来大家提出产生两个助理长老（这个在圣经中是没有的），一个是周行义，一个是我。所以最后决定三个正式长老：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两个助理长老：周行义和我。在长老产生过程中，虽然大家也一同祷告、寻求交通、查考圣经关于长老的设立等问题，我们认为在使徒时代，长老是使徒设立的，但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又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长老是圣灵设立的。使徒是根据圣灵的意思设立长老，不是他们凭自己的意思来设立长老。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也没有构得上称为使徒的弟兄，如按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也难找出哪一位弟兄构得上这样高的标准，但又不能没有长老。大家认为没有使徒的时候，圣灵也能借着一班敬畏神、忠心事奉主的人发表祂的心意。所以，在&5&月&21&日的同工、长老、执事聚会中由一位同工弟兄起来下了断案，就是先设立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三位弟兄为长老。就这样所谓上海教会的长老新生了。以后宗教事务局、三自爱国机构等都称我们肃反后的教会为新生的教会。新长老产生后，又有新执事产生，这些都被称为新生的力量。但是很不幸，这个新生的教会，新生的力量，只生存了两年，到&1958&年下半年，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并到陕西北路怀恩堂和在静安区其他十九个宗派、礼拜堂合并，成立「联合礼拜」。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不复存在，新生的长老、执事等也不存在了。肃反后，弟兄姊妹盼望的「教会的复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神审判教会，为了洁净教会」、「神拆毁，目的为要建造」、「持守我们聚会处的见证」等都成了泡影。
新长老产生以后过了几个月，&〈通讯〉注销一篇&〈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近况〉。现摘录如下：
「上海教会自从新的长老产生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等候和交通，已决定先请&66&位弟兄姊妹担任执事。到现在为止，长老、同工、执事合计有&70&人。他们怀着新的信心，靠着主的怜悯、恩典，同心合意地学习事奉神。他们每一星期都举行聚会，为教会的事奉在一起祷告、交通。
近来聚会的情形：1.主日上午有讲道聚会，参加这个聚会的人数正在陆续恢复，最近已恢复到&700&人左右（在肃反前约有&900&人左右，肃反复最少只有&300&人左右）。&2.&主日晚上有擘饼聚会，按照弟兄姊妹居住的地区，分在十几个地方（简称为「家」）举行。曾有一次计算人数，参加那次擘饼聚会的合计有&400&人左右。有的弟兄姊妹不是每星期都参加擘饼的，根据这个情况估计，目前参加擘饼的约有500人左右。最近几次擘饼，有好几个家的聚会显著地增加人数。为了方便住在闸北区的弟兄姊妹的擘饼和祷告，最近已把停止了一年多的第十二家的聚会恢复了。&3.星期二晚上有祷告聚会，也是分在十几个地方举行的。&4.&星期五晚上有长老、同工、执事聚会。&5.&星期六晚上有交通聚会。&总起来说，聚会的情形日益好转，有不少受伤、灰心、冷淡的弟兄姊妹已经逐渐恢复过来。
在学习方面，原由本单位学委会组织的信徒学习班已经告一段落，目前继续参加学习的，只有一部分不从事其他工作的长老、同工、执事和信徒。他们有的人参加市政协学委会组织的学习，有的人参加区政协学委会组织的学习，也有人参加上海三自学委会组织的学习。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时事政策。&……&（〈通讯〉第四期）
自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加入「三自」、新长老产生以后，北京阎迦勒弟兄和上海左弗如姊妹，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提高了。阎迦勒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三自」副主席；左弗如做了静安区人民代表和上海「三自」副主席。他们认为，今天教会在这个新时代里，应该走爱国爱教道路，所以他们带众弟兄姊妹也走这一条路。
在1956&年的庆祝国庆游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参加上海基督教界游行队伍的有&60&位弟兄姊妹，占全国上海基督教界参加游行的人数的六分之一多，总人数是&400&人。当天晚上，长老、同工、执事、学委、福音书房工作人员、在招待和整洁事奉上有分的弟兄姊妹等共一百几十人举行了一次茶叙会，还邀请市宗教事务局和区宗教科的同志们来参加，请他们讲话，有的弟兄姊妹谈谈对于今年国庆的体会。茶叙会后，弟兄姊妹们表演了好几个余兴节目：音乐、歌唱、朗诵、进戏等。到了十月下旬，大家响应了募捐寒衣救济灾民的运动，共捐助寒衣一千余件，估计四百余元。
到了十一月初，长老、同工&4&人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支持及反对英法侵略大会和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并在次日主日讲道聚会后，长老把英法侵埃事件向弟兄姊妹作了简短的报告，并把为和平祈祷和写抗议书的意见向大家提出，弟兄姊妹举手通过了抗议书的草稿，接着大家就站起来为和平祈祷。这篇抗议书题目是&我们站在正义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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