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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墓被盗掘过程 尸体被随意抛弃
发布时间： 11:34 | 来源：娱乐休闲吧 | 作者：灵异故事 | 点击数：
　　慈禧生前极喜奢华，为过寿甚至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挪用海军经费。死后也不改奢华作风，慈禧太后墓建设及其奢华，而且死后带入大量财宝。这批财宝也引起了世人的觊觎，也是这批财宝导致慈禧死后几十年不得安宁。20年后军阀孙殿英为这批财宝盗掘了慈禧墓，导致慈禧尸身受辱。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老佛爷慈禧不仅在生前有许多奇特的经历，而且在她死后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慈禧的遗体在长达76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殓入同一口棺内，遗体至今仍保存完整。
　　定东陵，为清文宗咸丰帝的孝贞显皇后（慈安太后）和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的陵寝。慈安陵名为＂普祥峪定东陵＂，慈禧陵名为＂菩陀峪定东陵＂，两陵都位于咸丰帝定陵之东，所以统称为定东陵，于河北省遵化市昌瑞山南麓偏西。东为裕陵妃园寝，双陵之间仅隔一条马槽沟，建筑规制完全相同。
慈禧太后生前照
　　在清朝只有咸丰朝是两座皇后陵，在清代仅此一例。两座定东陵是清代中等级最高的皇后陵。和其他皇后陵相比多了碑楼和下马牌，慈安陵名普祥峪定东陵，慈禧陵名菩陀峪定东陵 。
　　慈禧太后墓与慈安陵在规模、规制上完全一样。尽管陵寝的修建规制崇宏，典制齐备，在有清一代诸后陵中均属上乘之作，但西太后并不满足，她利用独自掌权之机，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令将菩陀峪万年吉地的方城、明楼、宝城、隆恩殿、东西配殿、东西燎炉全部拆除重建，将宫门、朝房、小碑楼、神厨库等建筑揭瓦大修，地宫各券及石五供也在维修之列，重修工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在慈禧死前几天才告结束，历时13年之久。
　　第一次入棺：1908年死后第二天慈禧被殓入棺
　　飞扬跋扈，一改再改陵制
　　同治5年，咸丰帝的定陵完工。按清制，他的两位皇后慈安、慈禧的陵墓只可在定陵附近选址，并只能建一座皇后陵。当时便定下给两位皇太后建一座陵，棺椁并排奉安。慈禧看了奏折很生气：哪个陵里葬两个太后，连妃园寝的妃子还都各自为券，这不是明着欺负我们姐妹？承修大臣们只好提出，仿照双妃园寝的样式，在陵的后院东西并排各建宝城、宝顶、下建地宫。
慈禧太后墓
　　不料，慈禧逼问道：我们是两个太妃吗？谁说我们就不配一人建一陵？这是再次打破陵制，但谁敢不听？于是，同治12年三月初九清明节，18岁的同治前往定陵，为咸丰帝行敷士礼和大飨礼后，来到附近的平顶山和菩陀山验看风水。15日，将平顶山改名普祥峪，为慈安万年吉地；菩陀山改菩陀峪，为慈禧的万年吉地。双陵于当年8月同时动工，于光绪5年6月同时完工，耗时6年，耗银500多万两。
　　三大殿几乎拆了再建，超级豪华竟然压倒紫禁城
　　双陵的建制本来一样，但慈安死后，慈禧一定要压倒慈安的机会来了。光绪21年8月，东陵守护大臣为讨好慈禧，上奏朝廷说慈禧陵因连年雨水，多有糟朽，急需修整。慈禧命亲信庆亲王和兵部尚书荣禄为承办大臣。结果，陵内建筑无一不修，大殿和东西配殿都从原来的揭瓦维修改为拆后重建！此次大修工程浩大，到光绪25年已拨款150万两，以后的款项更是个无底之谜。
　　中间，八国联军侵华使工程停顿，慈禧回京后，再次来到工地亲自检查。日，工程在历时13年重修后终于完工（巧的是4天后慈禧去世）。仅三殿所用的叶子金达4592两！陵内的丹陛石，为高浮雕加透技法雕成，图案为龙在下，凤在上。隆恩殿周围的69块汉白玉板处处雕成凤引龙追，74根望柱头打破历史上一龙一凤的格式，均为一凤压两龙，暗示她的两度垂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三刻，慈禧走完了她74年的人生路程，撒手人寰。当天下午4时30分，掌仪司首领太监用鹅黄吉祥轿将慈禧的遗体从西苑仪銮殿抬出，5时15分到皇极殿，放在回床上。
　　第二天上午8时5分，在隆裕皇太后和瑾妃的敬视下，慈禧的遗体被殓入了棺内。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巳时，慈禧的梓宫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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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被盗与反被盗
&山西考古闻见录
玉鹿。西周，曲沃县北赵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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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隐秘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大军攻陷朝歌，商纣王自焚鹿台，一个新兴的王朝于历史的大动荡中拔地而起。《史记·晋世家》载：武王崩，其子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其弟叔虞耍，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与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然，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时间长达六个世纪，并一度创造了“晋国天下莫强焉”的盛世奇观。
叔虞死，其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其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晋国从此淡出了历史的视野。
&&&&春秋继绝，战国兴起，各路诸侯与新生力量逐鹿中原，晋南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衰落。大河流淌，秦汉更替，西汉衰亡，中国的政治舞台逐渐东移，曾在历史上声名远播的晋南大地，战车的辙道、骏马的蹄印、将士的血滴，被岁月的流水冲刷得模糊不清，散淡无痕。盛极一时、威震四海的恢宏殿宇、楼阁、宗庙，在战火兵燹中沦为荒草飘动的废墟。那光照人寰的晋国首都连同无数钟鼎玉器、灿然珍宝，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如同古罗马的庞贝城和《荷马史诗》描述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再也不被世人所知。晋国的都城地望与往昔盛景，成为异说纷呈，杂乱渺茫的千古之谜。直到20世纪50年代，厚重的大幕才悄悄掀开了神秘的一角。
&&晋国铸铜遗址的发现发掘，令考古学家们首次相信，
&脚下的大地就是历史记载中的晋都——新田。
&& 1952年秋，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辰率领随从，骑毛驴在晋南山区考察，当路过曲沃县侯马古镇西郊白店村时，在路边的断崖上发现有很多散乱的陶器瓦片。崔斗辰有过儒学功底，年轻时曾当过中学教师，抗战初期曾一度出任过浮山县县长，嗜好古物并有一定鉴别能力，见此情形，便借坡下驴，捡起地上的陶片仔细察看。这些陶片年代甚古，似隐含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信息，或许与古晋国遗址有关。想到这里，崔斗辰把几块典型陶片携回太原交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谈了自己的猜想。未久，文管会根据崔斗辰的指示派员来到侯马白店村进行了初步勘查。1955年，侯马镇独立建市，山西文管会考古人员杨富斗等人员受命参加中央城市设计院对侯马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综合条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马、宋郭、牛村等地的断崖上，发现了东周时期的文化层并引起国家文物考古界高层的注意，侯马晋国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专家顾铁符率领一支由全国十家文物单位组成的考古队，汇同山西文管会开赴晋南进行文物调查，确认侯马是“一个遗存相当复杂、十分重要的古代遗址。”文化部文物局又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及考古学家赴现场了解情况。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结合地形、地望，顾铁符等专家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晋景公由故绛迁往新绛的都城——新田。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韩献子……对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新田。”
此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从此成为晋国最后的首都。
韩献子有幸言中，晋国首都迁往新田之后，晋公室励精图治，积极开疆拓土，国势日盛，由最初“方百里”的蕞尔小国，逐渐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连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省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势的诸侯国，位列“春秋五霸”。自景公迁都至公元前376年，即晋静公二年其被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迁往屯留并三分晋地，晋国在新田共历经13代国君，凡209年。三家分晋后，此地属魏，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终至衰落颓败，整个都城和地望湮没于战国争雄、秦汉兴替的硝烟风尘之中不复与闻。
山川有灵，大地有性，迷失了2000余年的晋国都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为抢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年10月，山西省文管会设立了侯马工作站，正式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专业工作站。文化部文物局同时调遣刘启益、姚鉴、李遇春、赵世纲等专家，赴侯马协助发掘。1957年3月，侯马工作站考古人员杨富斗、畅文斋、张守中等相继发现了牛村与平望两座古城宫殿台基，作了小规模试掘。同年4月，又在侯马平阳机械厂内发现了地域广泛的铸铜、铸币作坊等遗址。1959年，大批铜制铲、凿、空首布芯范与铸铜陶范开始出土，引起了全国文物界强烈关注。鉴于侯马遗址的重要性，1960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重中之重，抽调中科院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学院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门同时抽调各县文化馆共20余名干部前往参加。其精良的队伍、强大的阵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考古发掘所罕见，而国务院就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颁发通知，在整个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绝后。
1960年侯马遗址发掘场面
1960年10月，为配合侯马平阳机械厂基本建设，中央与地方人员共同组成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下设考古队，由山西文管会张晗任队长，侯马工作站畅文斋、张彦煌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黄景略任副队长，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前往现场蹲点，坐阵指挥，其发掘范围主要是出土大量陶范的2号遗址，同时对周围纳入基建范围内的3号和4号遗址进行必要的发掘。此次发掘共有上百人参加，场面蔚为壮观，号称全国首次“考古大会战”。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侯马铸铜遗址也是全国极少数没有停工的考古工地。其劳动强度之大，生活之艰苦，干劲之充足，许多年后仍让参加发掘者铭记心头。
&&&&继2号遗址发掘、整理之后，平阳机械厂内22号遗址又于翌年开工，文化部文物局再次抽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各地考古人员30多人前往支援。此次发掘为期一年零二个月，期间还穿插发掘了21号祭祀遗址，清理了出土带钩的灰坑。至此，持续三年多的“考古大会战”告一段落，发掘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是国内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青铜时代铸铜遗址。发掘出土的铸铜陶范五万余件，大到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车马器等，门类极多，各具风骚。整个遗址的生产规模、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当时，参加发掘的考古人员对如此大规模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物所需原料来自何处甚为不解，许多年后，经几代考古学家不断考证，才弄清了其源之地，这便是位于晋南、坐落于黄河岸边、绵延数百里的中条山。春秋早期以前，中条山尚不在&晋国控制范围，国内又无铜矿资源可供开采，晋人要制造青铜器具，则以国内盛产的食盐等社会紧缺物资到南方地区换取。当晋国的历史进展到献公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雄才大略的献公（前676年—前651年）与群臣们认识到，晋国要雄居其它诸侯国之上，必须进行军事扩张，要军事扩张，首先要解决青铜资源稀有的问题，否则，仅打造兵器一项就受到制肘，没有兵器，谈何扩张？于是，献公经过细致的谋划，举全国之力，兴兵征伐位于今垣曲的赤狄东山皋落，占据了中条山。自此，丰富的铜矿资源落入晋人之手，晋国很快形成了“泱泱大邦”的气象。又经过二代君主与国人的努力，到了晋文公时代（前636年—前628年），晋国终于登上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历代君主都把巩固和拓展霸业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奋斗方向，除刀、枪、剑、戟、弓箭、战车等军事制造业不断加强和改进，鼎、壶、豆、盘、编钟等青铜礼器的制造规模和器皿的精美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扩展与提高，华夏大地上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超级大国就此形成。侯马青铜遗址与大批青铜器物的出土，就是这段历史真实的见证。
除铸铜遗址，侯马郊外的古城遗址也被陆续被发掘，尽管其间因文革影响一度停滞，但经过吴振禄、杨富斗、陶正刚、梁子明、田建文、谢尧亭、王金平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一个磅礴恢宏的都城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已发现的十几座古城中，最著名的为侯马西北郊的平望、台神、牛村等三座呈“品”字形城池。平望古城夯土台基可分为三级，属于超大型宫殿格局，据发掘者推断，很有可能是晋国的公宫。公宫乃晋国君臣商议国事，颁布政令之处，《左传》多次言及晋公与诸大夫“盟于公宫”，这个“公宫”当指此处。与平望古城相邻且略有叠压的牛村古城，中间至今雄立于表土之上的夯土台基，有可能为史上记载中的“固宫”。正是这三座“品”字形城址，构成了晋国后期200余年经国之业的政治中心。据考古学家分析，平望古城为最早的宫城，另二城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在这个新兴都城宫殿连宇的舞台上，上演了赵氏孤儿、魏绛和戎、悼平复霸、九合诸侯、六卿倾扎、三家分晋等等一系列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悲壮活剧。只是二千多年岁月漂零，风雨剥蚀，无论是古老的大城还是小城，皆成残垣断壁于旷野中形影相吊。往昔的繁华，钟鸣鼎食的盛景，连同宫帷帐下那关系着天下风云的烛影细语、血雨腥风，俱已成为历史的烟尘缈不可及，只有一堆黄土顶着四散飘零的荒草，在无声地提示着那个已经逝去的诸侯大国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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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着历史的脉络，踏访故国之都，
多少代人的梦想与光荣，在这里显现。
& 一系列晋侯墓葬的发现，将晋国辉煌的历史推向高潮。
当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遗址被发现，关于晋国早期都城埋藏何处的问题自然地被提了出来。但自汉代以来，包括班固、郑玄在内的大牌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臆断在晋阳，即今之太原。唯清初学者顾炎武拨乱反正，认为在晋南一带，但对具体地望所指皆非，后世学者更是一片茫然。
1979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带领商周组学生赴晋南实习调查，意在破解这一千古悬案。根据史书的记载和之前考古人员的调查，他将目标重点放在翼城和曲沃两县。在调查中，共发现十多处西周遗址，位于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便是其中之一，距侯马晋国遗址约25公里，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颇有气势。在此次试掘中，发现了长达800米的晋国墓群，从而得出了“该遗址作为晋国早期都邑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的结论。
根据邹衡的推断，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于1980年秋对曲村—天马遗址正式发掘。此后每隔一年发掘一次，至1990年，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除揭露大面积周代居址外，还发掘葬有青铜礼器或陶容器的墓葬近500座，出土青铜礼器100多件，有铭文者数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铜盉，上有“晋中违父作旅盉，其万年永宝”铭文。由此，邹衡认为，曲村—天马遗址就是晋都遗址。同时结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围乍新邑旅彝”的铜觯铭文和遗址附近尧都村残存的“尧裔子□□”清代碑文等遗物遗迹推断：曲村—天马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这就是曲村——天马遗址，我的脚下就是晋国王侯的大墓和埋藏的珍宝
&&& &曲村—天马遗址在引起考古界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盗墓贼的窥伺。在地下埋藏了2000余年的遗址惨遭浩劫。20世纪80年代末，因盗掘古墓暴富、被当地百姓称为“侯百万”、“郭千万”的侯马橡胶厂下岗工人侯林山、郭秉霖，以金钱开道，纠集百余名社会闲杂人员，在当地部分高官和警务人员的掩护和纵容之下疯狂盗掘，他们开着挂有警方牌照的警车，手持当地警方赠送的枪支，在遗址内外耀武扬威，甚至用枪敲打着正在工地发掘的北大教授邹衡、刘绪等考古人员的额头相威胁，禁止他们加以干涉和乱说乱动，否则“就地正法”。几年之间，曲村—天马遗址被盗掘得千疮百孔，重要墓葬十之七八被盗掘毁坏，随葬器物被洗劫，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香港、台湾，甚至远达日本和西方国家，祖国文化遗产蒙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晋侯壶，西周，曲沃县北赵村出土
1992年，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和烈性炸药，并有警车开道，再次来到曲村—天马遗址大肆盗掘。疯狂的盗贼在墓葬顶部打洞后，填放烈性炸药引爆，随着阵阵浓烟升起，土渣飞迸，大批“宝物”被抛出坑外，盗墓者在坑内外一番劫掠，将所得“宝物”装入大型汽车及拖拉机拉走。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墓地进行了数次抢救性发掘。而恶性盗掘情况直到1995年才被最终制止，以郭百万、郭千万为首的36名不法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10人被枪决。考古队的工作比战争还激烈。尽管历次抢救性发掘都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至2001年初，曲村——天马遗址的核心部分，已揭示随葬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500多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60余座，其中包括9代19座晋侯和夫人（其中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墓葬及与此相关的大批陪葬墓、车马坑、祭祀坑等。整个墓葬群出土文物总数达几万件，其中有青铜礼器、乐器、成套玉器等近万件。在60余座葬有青铜礼器的墓中，出土了280余件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以及大批的青铜戈等兵器和车马器，近百件青铜器有铭文，如第9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镌刻了6位晋侯的名或字，这一发现，为晋侯家族世系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第七组墓葬内出土的二组14件晋侯苏编钟，共有铭文355个字，详尽记载了周历王三十三年一场由周王亲自指挥，晋侯率部参加的军事征讨，这段文字的发现，堪称20世纪后半叶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铭文资料，为国家“九五”重点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谱写了西周年代学光芒四射的华彩乐章。
&&&&&&&&&&&&&&&&&&&&&&&&&&&&&&&&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晋侯稣钟
&&& 经过钻探和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在十九座晋侯及夫人墓的傍边，各有一座陪葬的车马坑，其中发掘的一号车马坑最为恢宏壮观，东西长21米，南北宽15米，活葬战马103匹，战车近60辆，如此大的规模与气势，在西周陪葬车马坑的发掘史上属于首次发现。令研究者倍感兴趣的是，坑内战车根据车厢形制不同分为四钟类型：双层栏杆型；单层栏杆型；后端无栏杆型；整体形态如簸箕的簸箕型。有一些战车的车厢由藤条、芦苇一类编织物构成，形似现代的装甲车，十分奇特珍贵，为研究西周车辆制作工艺、科技水平和军事状况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后人提供了蔚为壮观的车马战阵，再现了遥远的晋国前期就已具有的坚实基业与逢勃向上，兵强马壮的风采。
&&&&&&&&&&&&&&&&&&&&&&&&&&&&&&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
&&& 根据以往青铜器铭文的断代和器形、花纹的分期，以及墓葬出土青铜礼器本身带有的铭文推断，曲村—天马墓地延续时间从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燮父，一直到春秋初年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的晋文侯，墓地的方位与形制等特点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并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成为研究周代墓地及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难得的重要依据，这一发现，被誉为20世纪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晋侯墓地一号马坑
2006年夏，位于曲沃县东北方向约12公里、古翼城古北方向的一组古墓被盗墓贼盗掘毁坏，山西省考古所接到当地警方报告，立即派吉琨璋汇同当地文物局人员前往勘察并组建工作队进行抢救性发掘。这组墓葬位于羊舌村旁，与早期发掘的曲村—天马晋侯墓葬群隔河相望，直线距离4500米。发掘人员发现清理了250余座祭祀坑与一组墓葬，即后来被编为M1、M2的两座异穴并列、带南北墓道的中字型土圹竖穴合葬墓，同时勘探出5座中字型大墓和一座车马坑。尽管发现的两座异穴合葬大墓被盗掘，但还是出土了众多珍贵的铜鼎、玉器、石器等陪葬品。根据墓葬的形制特征、等级规模和出土器物推断，墓葬当为春秋早期，且与曲村—天马晋侯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可能是曲村—天马墓地的继续，也就是令考古学家苦苦追寻几十年而不得的晋文侯的子孙——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缗的家族墓地。这预示着晋国前期的国君墓葬全部被发现，湮没千年的晋国早期都城之谜将随着墓葬的逐步发掘而得以揭开，三晋大地历史源头与文化的血脉将由此清晰鲜活起来，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光亮以全新的面貌再度照耀大地山河，并赋予现代人类坚实的精神力量和创造源泉，传香火于天下。（文/岳南）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平面图
附：9组晋侯墓葬排序与墓主：
第一组& M114、M113
晋侯燮父及其夫人。
第二组& M9、M13&
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三组& M6、M7& 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四组& M33、M32& 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五组& M91、M92&
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六组& M1、M2& 晋嫠侯司徒及夫人。
第七组& M8、M31&
晋献侯籍(苏)及夫人。
第八组& M64、M62、M63 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九组& M93、M102&
晋文侯仇及夫人。
注：9组19座大墓，分属于九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的墓葬。
附：晋国国君在位年表：
晋靖侯（？—前842年）&
晋厘侯（前842年—前823年）&
晋献侯（前823年—前812年）&
晋穆侯（前812年—前785年）&
其弟殇叔篡夺政权（前785年—前781年）&
晋文侯（前781年—前746年）&
晋昭侯（前746年—前739年）&
晋昭侯把曲沃封给晋文侯的弟弟桓叔。&
晋孝侯（前739年—前725年）&
晋鄂侯（前725年—前718年）&
晋哀侯（前718年—前710年）&
晋小子侯（前709年—前706年）&
晋侯缗（前706年—前679年）&
桓叔（前745年—前732年）&
曲沃庄伯（前732年—前716年）&
曲沃武伯（前716年—前679年）&
曲沃武伯统一晋国，周厘王封曲沃武伯为晋国君主，并列为诸侯，曲沃武伯改名为晋武公&
晋武公（前679年—前676年）&
晋献公（前676年—前651年）&
晋惠公（前650年—前637年）&
晋怀公（前637年—前636年）&
晋文公（前636年—前628年）&
晋襄公（前628年—前621年）&
晋灵公（前620年—前607年）&
晋成公（前607年—前600年）&
晋景公（前599年—前582年）&
晋厘公（前581年—前573年）&
晋悼公（前573年—前558年）&
晋平公（前557年—前533年）&
晋昭公（前532年—前527年）&
晋顷公（前526年—前513年）&
晋定公（前512年—前476年）&
晋出公（前475年—前459年）&
晋哀公（前458年—前440年）&
晋幽公（前439年—前424年）&
晋烈公（前423年—前394年）&
晋孝公（前393年—前377年）&
晋静公（前3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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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南渡北归伤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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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两年前，我与王珂博士曾一起探讨过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的知识分子与大师的问题，以研究当代诗歌闻名于世的王珂博士说：如同高雅题材需要高贵文体（high
style）,他们的“学术大师品格”呼唤着与他们志趣相同的作者的“学者作家人格”。只有理解并欣赏他们的生存方式，特别是精神追求的作者才配为他们写传。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徐悲鸿的“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样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格，应该是为陈寅恪、傅斯年这样的学术大师写传记者的必备条件，只有这样的作者才能与自己的写作对象产生“精神上的共鸣”。王博士的高论，甚得我意，我想这一点岳南算是比较靠近的一个吧。&
据我所知，作为新时代“考古文学作家”“自由知识分子”的岳南，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开始关注20世纪自由知识分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曾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人生命运、情感经历、学术精神与成就为主体脉络的《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陈寅恪与傅斯年》等纪实文学十余部。现在，岳南又推出洋洋一百六十万言的大作《南渡北归》三部曲，这样的速度与规模，对于那些忙于升官，忙于发财，忙于经营人脉，深入股海，楼市沉浮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我也是一个不小的震动。特别是那些把读书当作奢侈的国人来说，读一遍都没有功夫，更谈不上写作了。因而，当我捧读的时候，自是感慨多多。作者的功力不仅是写作才能，还有他对材料的搜集把握和使用，看着看着我忍不住拿起笔在书上写下当时的感受。无疑地，这是一部相当严肃的传记文学作品，与当前一些低质量的传记相比，这部作品的长处或曰特点，可用下列三点来概括：&
首先是考证和引据认真。作品凡所引言论或文章必有出处，而非大鸣大放；文章所讲述的大师与大师的故事，并非一味歌功颂德或急于翻案，作者的着眼点始终集中在叙事，而非煽情的层面上；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用力之勤，用心之专，对史料的搜罗真的是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看不到有闭门造车的投机取巧。此处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于岳南这部作品的写作历程，我略知一点。记得2003年春天，我与几个朋友与他一起吃过饭后，他就踏上了赴成都采访的旅程，后来他一直沉浸在实地采访和查找资料的线索之中，直到这部著作完成，已历时八个春秋，其间他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对抗战八年中国知识分子们云集之地如——长沙、蒙自、昆明、李庄、成都、重庆等等，皆实地考察采访，除拍摄照片外，还在当地采访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并对过往人与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不仅用心血和汗水，更用一腔激情、一身豪气与一副傲骨成就了这部“国内首部全景再现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史诗巨著”，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真实而又多彩的抗战期间中国一流大师们“南渡北归”的群体雕像，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精英在艰难困苦中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英雄赞歌。&
就我读这部作品的感觉，作者明显沿用或借鉴了古典名著《水浒传》描写梁山好汉的谋篇布局、写作手法与语言风格，书中人物脉络清晰，史料翔实，加以旁征博引，读来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弥漫。如果说作者此前创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两颗巨星高高闪耀的日子，那么，《南渡北归》（三部）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岁月。当年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所思考的“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e
cluster)”，在这部著作中似乎找到了注脚。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民族的命运，这话是不差的，特别是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当下，通过对这部作品的阅读，仔细品爵所述人物精神风貌与人格力量的展示，再加上对近现代史的理解，结合当下的文化现象。我想，稍有智慧之人不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在当今一片培养大师、培养诺贝尔学人、培育顶尖学府和顶尖国家的声浪中，这部作品所述及的一切，很清楚地树立了一座标杆。标竿上的刻度清晰地显现着大师的位置，以及走向这个位置所必须的道路。如何做？如何做事做人，如何对待研究，如何对待文化传承，尽可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证据和启迪。这些启迪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广泛讨论，但据我的理解，最重要的启示恐怕还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没有了这一点，所谓的大师与一流人才是培养不出来的。&
掩卷沉思，不仅豁然开朗，也有不胜唏嘘，扼腕浩叹之慨。读到作品的最后一部，还会胸闷气短，齿冷心寒，悲从中来。往事并不总是如烟，历史总有一些是属于未来的东西，让历史告诉未来，或者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并不总是一句空话，随便喊喊就算的，还要切实地为之努力地去做，人才方可辈出，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得以复兴。(来源：/h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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