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 第9~16章简介_百度知道
红岩 第9~16章简介
9徐鹏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渣滓洞在绝食，小萝卜头出人意料地来到成岗，递给刘思扬一张署名李敬原的纸条。刘思扬听说这时还有《挺进报》。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的刘思扬沉着地与来人交谈着，刘思扬将联络暗语交给小萝卜头。黔驴技空的绝食不会停止。第10在渣滓洞。当晚，停止的狱中《挺进报》又可以恢复了，以及在西南布置大量潜伏特工人员的计划。第13章夜深人静的渣滓洞，江姐和李青竹都在积极地想方设法和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面对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不忍流露任何悲伤的情绪，渣滓洞和狱外的党组织终于取得联系，立刻着手准备，一个被打得一瘸一拐的戴着眼镜的青年被带进了渣滓洞。成岗和刘思扬立刻意识到这“走了”意味着什么，一名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青年人敲开了刘思杨的门，但意志坚强的成岗每次都使敌人的希望成为泡影，全体政治犯集体悼食龙光华，一方面是想利用地下党组织在夕急于想了解狱中情况的心理。郑克昌进了楼七室、富有同情心。黔驴技穷的徐鹏飞只有让步，他来到渣滓洞让魏吉伯宣布了结束绝食的条件，刘思扬知道这是软禁，庄田开始传递信件。最后的时刻到了，白公馆的党组织便函证实了刘思扬的身分。渣滓洞挂起了挽联，刘思扬既兴奋又诧异，为烈士送行，搭起了简朴的祭台，徐鹏飞不许他出门上街，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人来联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第11刘思扬回到家里、刘思扬的门前，二哥告诉他，而且已有4天了，说他们要走了，江姐她们反倒觉得可疑。但许去峰毫不让步。第14严醉又回到重庆，便决定由孙明霞来作庄田的工作，并说由于他的到来，但他在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者面前只能更加狼狈不堪！第12敌人对成岗进行药物实验。经过孙明霞几次耐心细致的谈话，渐渐地来人的言谈举止和急于要知道狱中地下党组织情况的种种行为使刘思扬确认这是一个特务。徐鹏飞决定释放刘思扬，成岗向刘思扬详细地介绍了白公馆的情况，主动提出协助成岗，便决定设计考查郑克昌，并介绍了许多狱外的情况。第16齐晓轩将狱中党组织总结的经验教训浓缩为8条，自我介绍是记者，否则绝食不会停止，期望能有人和刘思扬联系，微笑着与小萝卜头告别，楼七室外的同志们在做各种越狱用的工具和准备，绝食斗争胜利了，希望他能在中说出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向徐鹏飞转告南京方面准备对在押政治犯衽密裁：必须答应全部条件。徐鹏飞心领神会，报纸也不敢登他的任何言论。一切都天衣无缝，她们发现一个新来的叫庄田的看守为人较为正派，对重庆实施破坏，说自己的真名叫郑克昌。夜晚。一阵急促的梆子声中，兴奋异常，小萝卜头再次到来的时候，高邦晋是化名，叫高邦晋他很快就和余新江套上近乎，让大家牢记于心，让他送给齐晓轩，企图以嘲笑的阴暗心理。很快，一方面是为了迷惑社会舆论。江姐和李青竹立即决定暂停越狱的准备工作，并设法查明此人的来历，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出动就要把这凝结着生命和鲜血的财富交给党组织。第15徐鹏飞来到地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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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事情总会起变化》下卷第九章（六）：何蜀的故事
第九章、在实证主义和实惠主义的时代（六）
党史小说的实证主义时代之旅（上）
何蜀的故事
所有权保卫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应和着实证主义时代的严格要求，另一场旨在扩大话语市场之规模的新战斗即将打响：至迟从2000年开始，文革史研究专家何蜀便有意动用新一轮完成性动作，驳斥《红岩》以及它的各种衍生物对中美合作所的有意丑化。从我们的故事的后视镜中，我们看到，1967年10月2日，当刘德彬、杨益言从北京告状未遂，回到成都继续为罗广斌的死难准备材料时，弱冠之年的何蜀认领了被解雇的临时工的身份，因为在被解雇之前曾参与文革造反，此时正在成都为原来的造反战友充任笔杆子，写写告状材料之类东西。就是在那年的芙蓉花广泛盛开的季节，他目睹了刘、杨紧张工作生产出的成果：“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30年过去后，当年的砸派同情者已经成为文革研究专家。作为那场民族浩劫的真诚检讨者，早已步入人生金秋辰光的何蜀对实证主义时代的来临显然持热烈欢迎的态度，他动用的完成性动作愿意听命于实证主义的目的无意识。
在2000年以后的数次小规模战斗中，当何蜀面对“《红岩》是小说自然拥有虚构的特权”的进攻时，作为阻击的手段，他的完成性动作给出的回答是：《红岩》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单纯地当作小说来看待——革命话语及其即兴色彩对此曾经有过严格的指令。像个职业侦探一样，何蜀翻扒文献，搜罗资料，以实证作为勘探器，很快就发现：《红岩》自1962年新年钟声敲响之前问世后不久，就被当年的中宣部副部长，曾被江青怒斥的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被当作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而列为当时人们的必读书，”是“对广大青年读者有着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的好书”；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把《红岩》视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美蒋特务对革命志士使用诚实注射剂的罪恶行径，曾长期成为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导游向参观者津津乐道的重点项目；小说仰仗情节嫁接术，吸纳本事中包含的条件性动作虚构出的许多细节，也被有意援引进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展出之中。何蜀的劳作迅速收到了成效：和那个红彤彤的年代相比，在革命话语的新一站，曾经生产过《红岩》的完成性动作受到了闻所未闻的置疑；相对于所有权保卫战，新一轮战役无疑使话语市场上的剩余价值网络和理解－解释网络的规模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扩大。
我们的故事早已讲述过，作为一个重要的物象，中美合作所（Sino-Amarc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是《红岩》，甚至是《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及根据《红岩》改编的各种艺术品大书特书的罪恶组织。作为合乎革命话语及其即兴色彩之脾性的罪恶象征物，中美合作所长期以来一直被革命话语认作美蒋勾结的不二证据，它被说成是全心全意对付毛泽东的学员的工具，直接打击教育理念身上可能存在着的软肋；通过多日劳作，辛勤耕耘，身在重庆的何蜀详尽罗列了《红岩》及其儿孙辈有意丑化中美合作所的证据。出于对实证主义效忠的考虑，何蜀埋首档案材料，在2002夏天披露了一个因真实而令人倍感震惊的消息：美蒋合流建立中美合作所根本就不是为了对付共产党；作为一个联合情报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军队的信息，为盟军反击日本效力。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崎岖而适合密谋的山城重庆某一栋楼房内，何蜀继续向人民群众发布那些尘封多年的旧消息：尽管中美所的美方代表梅乐斯（Milton
Miles）确实仇视共产党，也的确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匪”的歹念，但中美合作所却没有任何机会直接参与到镇压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去，因为它正式结束于1946年9月30日，那时的共产党人还可以在重庆公开活动，渣滓洞、白公馆也没有大量关押共产党人，《挺进报》连出刊的由头都没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在1948年以后针对毛泽东的学员们的血腥活动，与中美合作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2000年夏，尽管实惠主义早已得到前所未有的认可，但迫于实证主义时代的内部指令，埋首档案的文革研究专家还是查漏补缺地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事实：“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何蜀在那个夏天断言：革命话语即兴色彩在其后的无数次顽皮中，把这个理由无限夸大了；现在，已经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刻。
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将加诸中美合作所身上的不实之词尽可能去除干净。但何蜀的辛勤劳作却遭到了革命话语的当代守护者的斥责。他们以维护红岩精神为己任，对何蜀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小而且是明显迟到的反击。但反击者的慷慨激昂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吓倒他的对手。在实证主义和实惠主义相混杂的时代，在2000年以后的日子里，革命话语早已学会了宽容，愿意修正自己曾经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眼睛的性质和容量。作为讲故事的人，出于职业方面的考虑，我必须感谢这场关于《红岩》的袖珍战役，因为理解－解释网络和剩余价值网络在交战中得到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故事需要的好戏并没有就此谢幕，以何蜀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信徒（比如孙曙）丝毫没有就地收兵的意思：他们在向实证主义奉献矢志不渝的孝道，只因为实证主义十分强调细节的真实。革命话语相当清楚，作为它在新时期的两张翅膀之一，实证主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实惠主义保驾护航：对于党史小说当年凝结的价值，实证主义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党史小说对本事所做的初步性理解－解释，实证主义更是不受欢迎的坏兆头。通过一词的语义像1948年春天在重庆那样又一次发挥了作用：通过穿梭于晨昏之间的完成性动作（它无疑从实证主义那里获得了授权）的辛勤劳作，通过从实证主义那里获得的必要的营养补给，何蜀、孙曙又一次找出了《红岩》在吸纳本事时的严重失误。和短短几年前相比，他们乐于这样做的理由没有丝毫变化：小说可以虚构，惟独党史小说不可以虚构，只因为它是“党史”小说。何蜀向他的战斗对手保证：寻找《红岩》细节失真的行为并不变态，端赖于它是实证主义的基本要求。
但何蜀等人不准备就此罢手：“宜将剩勇追穷寇”原本就是教育家的指示。在我们已经讲过的本事中，《灵魂颂》是渣滓洞的难友献给李文祥的太太熊咏晖的赞美诗：李文祥在白公馆经不起内心踢踏舞对心脏的折磨主动向政府投诚，身在渣滓洞女牢之中的熊咏晖闻讯后坚决要求和他划清界线，收获了众位难友的感动；《灵魂颂》就是这种感动的物质化表达。通过我们的后视镜，我们将再一次回到歌乐山，回到渣滓洞：“1949年元旦的前两天，这里有着这么一条‘本洞新闻’，说住在白公馆的李某将要变‘狗’了，原因是希望在渣滓洞的他的太太能早获自由。然而，她拒绝了，她并且告诉同志们，‘要求带一句话给她们所能认识的朋友，假如李某不听忠告，他们就已经算宣告离婚。’”同室难友刘德惠将这条消息告诉了杨益言，还塞给后者一大把草纸，草纸上写满了难友们献给熊咏晖的字句。有一张草纸上赫然写着一首短诗：“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 不，不 / 你就是你 /
你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黄昏中，刘（德惠）把这首短诗一遍又一遍的念下去。在那个仅有的小窗口边，近窗眼的伙伴袁尊一，倚在那儿呆了很久……”1961年的春天、秋天和冬天，《红岩》在最后关头吸纳条件性动作以充任自身的价值时，仰仗革命话语的目的无意识的教导，经过动作化妆术和情节嫁接术的摆渡、帮助，《灵魂颂》被罗广斌、杨益言坚定不移地当作难友们献给江姐的礼品，用于突出党史小说中A角的光辉形象；翻遍《红岩》，谁都休想找到李文祥夫妇的一丝痕迹——他们被累积式写作有意删除了。对此感慨万千的文革研究专家对小说故意张冠李戴深感不安；联想到《灵魂颂》通过说书底本（即《在烈火中永生》）广为人知，随即又被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的同学，诗人萧三选入《革命烈士诗抄》，何蜀的不安就更为深重。经过听命于实证主义之目的无意识的完成性动作的数日劳动，通过查证、摸排和侦听等一系列侦探工作，何蜀于2001年写出了一篇澄清真相、篇幅短小的雄文，名曰《&灵魂颂&是献给谁的》。
何蜀的劳作辗转多时，终于发表，立即引起了战斗着的另一方的猛烈反击；出于对地理语法的信任和敬畏，长期担任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之首领的厉华在他掌管的网站上，公开驳斥何蜀这样做完全是别有用心：“《灵魂颂》一诗是对江竹筠受刑后的慰问，屈武等人有档案材料记录。决不是对叛徒李文祥当时的妻子所写。个人的发挥和讲话要有考证和记录。”一听就知道，这也是实证主义的口吻，外加了一点道德主义的诉求。
感谢革命话语行进到新一站后所获得的宽容精神，使何蜀有胆量索性把实证主义赋予他的尖锐矛头对准《红岩》的另一个核心意象：《我的“自白书”》。这首曾经名声如日中天的诗篇被说成是以陈然为原型的成岗在受刑时，当场写下的向教育理念效忠的决心书；以许建业为主要原型的许云峰目睹了这个鲜血淋漓的英勇场面——我们的故事早已讲述过这件既悲壮又有趣的事情。和《灵魂颂》一样，《我的“自白书”》最早出现于说书底本《在烈火中永生》，很快就被萧三选入《革命烈士诗抄》，并被放在陈然名下。何蜀嗅觉敏锐，酷似一个敬业的侦探，几经周折，他很快就发现，这首诗并不是陈然写的，也不是成岗在刑讯室中写就；它的创作过程虽然富有传奇色彩，却远没有小说说的那样戏剧化。2002年深冬，何蜀在寒冷、阴霾、潮湿和迷宫一样的重庆将他的侦察结果转化为寄生在稿纸上的文字——他的侦察工作无疑深谙地理语法之猫腻。和前几次的情形相仿佛，何蜀实施的完成性动作的结果在翌年1月中旬公诸于世后，立即引起热爱《红岩》的列位志士的责难，他们也动用实证主义招式，拨弄因果关系之琴弦，对《我的“自白书”》进行了坚决辩护。尽管琴弦有金石之声，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何蜀已经败下阵来。
作为党史小说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刑讯的描写在实证主义时代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否定，尽管在本事中，刑讯确实至为残酷。作为继续革命时代的参加者和见证者，何蜀肯定十分明白，《红岩》之所以要对刑讯采取自然主义式的描写，遵照完成性动作当年从一个更高的目标那里获得的授权，不过是为了揭露美蒋特务的暴行，颂扬夺权政权的新人对新式孝道的恭维，满足革命话语即兴色彩随时间变迁不断更新的亢奋，让党史小说走在第二重循环给出的线路上。在本事中，为有效地对付江竹筠，徐远举使用了一种很秀气的刑具：四棱新的竹筷子。但在《红岩》以及它的一切嫡亲子孙们的叙述中，都是向江雪琴的手指钉竹签子。职业侦探何蜀通过地毯式的撒网、搜查，终于在2004年，对这个在《红岩》中具有超级效用的细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回，何蜀没有受到革命话语当代守护者任何有效地狙击，他因此能够怀揣着一颗平静的心情上床睡觉。
参阅何蜀整理《罗广斌专案组笔记摘选·谈罗广斌、杨益言与中美合作所展览馆》，未刊稿。
任可《徐远举与&红岩&》，《文史精华》，2001年第7期。
翟向东《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页。
参阅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第229页。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或中美所。1943年7月1日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成立……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1943年12月，为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派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来华，与中方签订合作补充条款，主要是美国帮助军统训练特种警察和供给特工器材。年底，联邦调查局派詹森中校率各类器材专家三十多人，携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来华。1944年10月，在五灵观（今西南政法大学处）开办了中美所特警班（又称中美所第九训练班），在现烈士墓地址修建了特警班礼堂，美方总教官为联邦调查局庄士敦上校，训练期一年，共两期，一千多人。中美所最盛时有美方人员约五百人，中方人员约一千人。1945年日本投降，双方合作停止，1946年5月，美方与军统局签署‘结束协定’，9月30日正式结束。”（孙曙《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书屋》，2003年第11期）
以下是何蜀的劳作结果：在小说中，特务头子徐鹏飞曾经威胁许云峰：无论你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电影《烈火中永生》将这句话改为徐鹏飞审讯江雪琴时所用，但“美国刑法”被有意改为“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电影中的徐鹏飞审讯江姐时还有这样的台词：“你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也得给我开口！”党史小说还虚构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情节：共产党员成岗被带到“中美合作所特别医院”接受审讯，众多中国医生在一个长着“黄麻似的卷发”、“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蓝颜色”眼睛、“白皮肤”的“美国医生”指挥下，给成岗注射麻醉剂后进行诱供……歌剧《江姐》更有意思。在第六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审讯室）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对渣滓洞监狱政治犯闹事发牢骚说：“……这几个月来，他们绝食、抗议、斗争，搞得我们手足无措！试问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闹成了个什么样子！？”看守魏吉伯也对江雪琴说：“你，你要知道，这是中美合作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沈养斋还向江姐唱了一曲（剧中第三十七曲）：“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参阅何蜀《在文艺中与在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书屋》，2000年第7期）。
何蜀引用的主要文献来自《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4年）。这本书的材料主要来自军统和中美所的骨干在1949年以后写的交代材料或者当年的日记，原稿存于公安部档案馆（参阅何蜀《在文艺中与在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2002年7期《书屋》）。
参阅《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1卷，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93－236页。
参阅何蜀《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参阅孙曙《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讹误》，《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参阅王安礼《请勿亵渎红岩精神》，《中华魂》，2005年第1期。在何蜀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杨益言为此向宣传部告状。但宣传部得知我不是中共党员后不了了之，只是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给我打了个招呼，说有老同志有意见，我说哪个老同志，是不是杨？答是。我说他不是老同志。答是。但还是希望我少惹事（即别给他们添麻烦）。”
参阅何蜀《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
杨祖之（杨益言）《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国民公报》1949年12月9日。
但《红岩》第三版（2000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将《灵魂颂》的内容删去了，只借孙明霞之口说：“下面是楼下六室写给江姐的《灵魂颂》。”（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276页）
此文发表于重庆市南岸区文联内部刊物《南山风》2003年3—4期。
厉华《给小美的答复》，/。
1956年，胡元在重钢小平炉车间体验生活，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南泉从事反映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文艺创作。胡元常去南泉看望他们，还曾为他们的写作以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形式来表现更好有过争论。有一次他去时，读到了《我的“自白书”》，胡元回忆：“我赞不绝口地说好，有气魄。杨本泉（杨益言之兄）说：‘你是第一个读者，不要光说好，要提意见。’我说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就是最后一句缩短点儿，太长了节奏松散，力量气魄就减弱了。几个人才说都有这个感觉，我的意见客观，证实了他们的感觉是对的，要设法缩短。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道：‘那就是你写的了。’杨本泉平伸出双手摆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的。’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来：不知这样代烈士写一首诗恰不恰当……罗广斌又解释说，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写，陈然又是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这个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只不知恰不恰当。我说小说中，作者代人物写诗填词的多极了，有什么不恰当。谁知后来这首诗却首先出现在报告文学中……”（何蜀摘自胡元尚未发表的回忆录，参阅何蜀《&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罗广斌生前曾对晨峻说过：“《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的遗作收录了。”（参阅晨峻《&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纵横》1984年第1期。）晨峻的文章发表很久后才被张羽读到。他致信刘德彬，要刘德彬回忆一下这首诗的真实情况，以便给读者一个交待。不过，张羽的意思还是认为这首诗确实是陈然烈士写的。因为据他回忆，罗广斌告诉过他，是陈然将诗一句句告诉了罗广斌（张羽致刘德彬信，1987年1月4日晨，手稿复印件）。刘德彬回信赞同张羽的看法（参阅刘德彬致张羽信，1987年1月24日，手稿复印件）
肯定《我的“自白书”》是陈然遗诗的依据是：A、罗广斌等同志提供给报刊和出版社公开发表的陈然烈士遗诗，均明确说是陈然口述，他记录的，没说过是别人代劳写的。B、罗广斌等在重庆作过多次报告，听众成千上万，罗明确说它是陈然的遗诗。C、蒋一苇（陈然的战友）陈崇基（陈然之兄）林彦（老诗人，原重庆市委文艺处长）合著的《陈然烈士传略》第二十五章写道：“在就义前几天，陈然对狱内同志说，他想写首诗，题目叫做《假如没有了我……》，这是他在心里想了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这个同志（罗广斌）。这个同志后来脱险出狱，整理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陈然遗诗《我的自白书》。”D、张修文（50年代任重庆人民出版社文艺组负责人）证明：“《囚歌》革命烈士诗抄稿件《我的自白书》等，是杨益言等亲手交他的。编辑部上上下下都坚信它是烈士遗诗，革命瑰宝。而且从没听说过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是他人代劳。”E、熊炬证明：“我是《囚歌》一审编辑，初稿编好后，编辑部要我到上清寺去拿烈士手稿，以便选些影印到扉页上去。那天我只拿到了蔡梦慰的《黑牢诗篇》是写在包装香烟的薄纸上的。我问罗广斌要陈然手稿，罗说他是在狱中听陈然口述，出狱后才记录的。”F、邹雨林（老诗人、编辑）、蒋人初（老党员，微型诗开创者）证明：2000年刘德彬病危时，他们到医院看望，谈到《我的自白书》，刘德彬说“陈然于就义前几天，便将自己想好的诗句，告诉了同牢的罗广斌。脱险后罗广斌回忆陈然的原诗时，只记得一部分，于是就根据陈然的意愿补续成《我的自白书》……1956年我们在南泉集体创作时，杨本泉经重庆出版社同意暂时来作辅导工作的（时间很短），他对某些诗句作过一些改动。他（杨本泉）不属于我们这个创作集体。”G、萧三同志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重庆出版的《囚歌》几个版本均经过党委严格审定，标明《我的自白书》为陈然创作【参阅林三、安礼《&我的“自白书”&作者到底是谁？——陈然遗诗&&/span&我的自白书&不容篡夺！》，（//）】。
自然主义式的描写在受教育者那里产生的反响可以参阅祝勇的长篇散文《反阅读》，未刊稿。
何蜀在一篇文章中，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追述了江竹筠（或江雪琴）的刑讯史：“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1957年2月19日出版的《重庆团讯》当年第3期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江竹筠》，其中描写江姐受刑的情况是：‘绳子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子从她的指尖钉了进去……竹签插进指甲，手指抖动了一下……一根竹签钉进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了出来……’1959年1月10日出版的《红领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间地狱——‘中美合作所’》，其中写道：‘刽子手们把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中，对江姐受刑也是这样描写的：‘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冷水的声音。泼醒过来，就又钉……’以后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受的这种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样。歌剧《江姐》第六场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在下令对江姐用刑时狂叫着：‘把她的十个手指，给我一根一根地钉上竹签!’”（何蜀《江姐受过的到底是什么酷刑》，《文史精华》2004年第5期）
引自笔者2006年10月29日对何蜀的电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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