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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平台服务金丝雀（短篇小说）……尹德朝
一篇超级好看的越狱小说，有黑社会背景的囚犯向监狱警官许诺两百万放他越狱，逃跑路线是一条废弃的煤矿坑道。计划实行的当天，藏有两百万银行卡的金丝雀鸟笼挂在坑道顶端……犯人能否逃走？
　　如果囚犯“575”许诺的不是7位数字，胡启明不会心跳如鼓。但他清楚，作为省三监负责人之一，这种非分之想决不可能属于他，那会把他带入无法想象的深渊。从警三十余年，自认坚守职责清廉执法，党性原则与公道正义牢树于心。然而，良心有时也会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彰显它的灵活性和易变性，叫人猝不及防。良心一旦被“彰显”便有些张牙舞爪，爪子触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村父母的医疗，妻的车，儿的留学、婚姻……那是他一生都很难挣到的数目。几天来，他总感到心脏供血不足，恶心头晕彻夜难寐，似魔咒扼住了他主动脉。
　　省三监全称M省东郊第三监狱，原处城东八斗岭灌木地带，建国初期所建，以羁押重犯而闻名。近年因地产火热，城市不断东扩，东郊监几近城中之监，造成居民安全隐患和心理不适等多种因素。加之林地碱潮，监舍老旧腐蚀严重不便囚犯的看守（几起越狱事件囚犯均借腐锈和灌木逃脱），因此该监被迫西迁百公里之外，地址选定于一废旧煤矿附近。
　　三监迁徙后，一个停产多年的煤矿重新运转起来。煤矿原属私营煤窑，年产数万吨，规模不大也不小。2005年秋，一起瓦斯爆炸至多人死亡，矿主瞒报事故责任和伤亡人数被绳之以法。政府借此收回产权关闭煤窑，并挖出腐败官员若干。封置多年后，国家经过对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全面考证，决定该煤矿由移至城西后的省三监全面接管，重要的不仅仅是本省GDP将有新高度，在法制机构监管下的矿业一般也不会出大问题。
　　三监初建伊始，资金投放很大。尽管国家承建，微观上依然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比如购买金丝雀，一只200元，10只也不过2000元，钱不多，但是怎么出款又怎么落账，走哪一块都捉襟见肘，但是井下得有它。一个曾做过矿工的囚犯说，金丝雀对瓦斯的敏感度远胜于仪表报警。当人们还没有感觉到有气味泄漏时，它已身死笼里。金丝雀高风亮节舍己救人的精神一直让胡启明很感慨。
　　囚号为575的囚犯凭借经商多年的敏感嗅觉，借此一个劲地轻轻敲打胡启明，说他愿意无偿出资解决不足问题。胡启明嗤之以鼻，国家有拨款，用得着一个狱囚资助？然而事情并不简单，所谓投资并非监狱，而是对他个人。“投资”很大，囚犯只想求得胡启明一点小帮助，这个“小帮助”也很大，他想出去，往明里说他想越狱。操，这分明是在要我胡启明一条老命。这是钱能干得了的事？就算放你出去了，你又能往哪儿逃？没等你出城就会被抓回来，到那时，我胡启明人财两空，和你一起蹲号子？
　　所谓“特定环境”乃胡仕途已尽休龄将至之时恰逢上级的“好政策”。移建新址，经费不足上级有目共睹，监舍需加固，监控系统待更新，最要命的是服刑人员文化素质今非昔比，高科技反监能力日显提高。安全状况堪忧亟待改善。因此，上级在自筹解决后勤不济问题上，廉洁自律前提下有限放宽了部分政策。前不久下发的《关于服刑人员劳动产值（在本单位经费不足中）可作部分调整的通知》，明确说明，除缩小服刑者创造收益上缴比例外，鼓励囚犯立功赎罪。后者似乎给了胡启明些许退路和空间，政策这个框架一旦大体成形，实施起来你就会发现它的细节实在是丰富多彩。充分发挥服刑人员的特长，搞一点多种经营……装进筐里都是菜，只要无违背大原则有什么不可以装呢？对此政策胡启明一定要认真领会，吃透精神。
　　取囚人私财乃执法大忌。身为副监狱长拿人手短胡启明心知肚明，但在“575”尚未许诺之前，囚犯们装进“筐里”的东西他都不会往外择，扎紧自己的口袋，就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可是这一次，在这种持续时间不长的“特定环境”诱导下，他还打不打算捂紧口袋？那笔数目太大了，政策的“筐里”能装得下吗？他已五十有六，一生中本有很多好机会属于他，却因品德良心党性一道又一道门槛的约束，一次又一次地被失去，那些个官运财运等诸多好运一旦逝去，就不再回头找他。
　　囚犯575原名虞夏朋，曾是一个有着涉黑性质的大财商。省城乃至省外此人控制着几家商场企业和矿产，跋扈之气蜚声全省。然而一起命案让他和妻子双双锒铛入狱，人虽在狱里，狱外的好几家商企依旧被其遥控操纵。此刻，胡启明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狱外就会有人瞬间把钱打到胡启明的银联卡上，那黑豆似的7个数字足够他一生尽享天伦。
20年前，虞夏朋只是一个擅长清真小吃的厨子，新疆拉面和手抓饭做得很筋道。当年，他扛着一架铁皮槽炉从新疆跑到该城撑炉烤肉惨淡经营，又被城管以有损市容为由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无奈他只好进一家清真餐馆打工。新疆餐饮很受当地人青睐，餐馆门庭若市，然而赚进来的大把钞票却都添了嗜赌老板的无底洞，夫妻俩整日闹得昏天黑地。一来二去，老板娘与主厨虞夏朋有了感情。某日，店老板突然失踪，亲属起疑报案，指名道姓虞与其妻勾搭成奸所害。警方立案调查，却无证可寻。又发现失踪者几天前曾与一年轻女子办理过出国手续，加之老板娘又称存卡和账面少了他们所有存款，店老板卷款私奔确凿，案情不了了之。次年，虞夏朋娶老板娘为妻，二人如鱼得水，相继开办并购特色餐饮业，连锁店遍地开花，宾馆装修茶楼满客，热火朝天不亦乐乎。此外，还大张旗鼓地搞了几次慈善捐助，一来二去，虞夏朋被选为本市政协委员、餐饮商会董事长。此人生来好结江湖盟友，时有官道黑商频繁落座虞家，成为官道通天的一大财商，闻名省内外。特别是集餐饮娱乐歌舞桑拿一条龙服务，成为滋生官员腐败的温床。检方暗中早有盯视。果然好景不长，城市改建，虞夏朋最初起家的那间拉面馆拆迁，推平了房屋，挖掘机一勺下去，勾出一具尸体。不是别人，正是拉面馆老板。事发后老板娘大喊无辜，将与虞合谋杀夫一事推得一干二净，最后以知情不报属从犯罪轻判4年……
　　虞夏朋手里的命案只是个抓捕由头，更多的是其行贿偷税组织嫖宿卖淫乃至贩毒，数罪并罚被判死缓，身背囚号575整日镣铐缠身重刑伺候。入狱两年后转为无期，骚动不安的迹象便时有出现。胡启明深知他在狱外实力依旧不减，狱内自然霸气十足，监内众犯都怕他，鉴于他的威慑力，胡提他为班长并减轻镣铐重量。以囚治囚是监狱不成文的管理服刑人员办法之一，虽存在甚至出现过严重问题（诸如众所周知的“躲猫猫”事件等），但总体看来还是行之有效的。他是唯一能跟胡启明说上话的人，因为入狱之前他们就认识，有过两次针对官员的宴请，胡启明列席。
　　囚犯575一直动着奔赴“自由”的念头，他实在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天，就算再给他减刑20年，那也是一个生不如死的漫长岁月。他很看好胡警官，不过，从胡警官的年龄上看，若不赶紧抓住他的一只手，等他退休走人，唯一的救命稻草将随岁月之河飞流而去。
尚在半月前某日上午，众囚犯集中于院内训导操练。囚犯575举手示意小解，武警看一眼站在一旁的胡狱长。“带他去。”胡启明对武警说。
虞夏朋出厕后，却停在胡启明身边不走。
“575归队。”武警喝斥。虞夏朋一动不动。胡启明拧头看他：“归队。”却不严厉。
“报告政府，我有情况需要上报。”
& 胡启明又看他一眼：“说吧！”
“报告政府，这里不便……”虞夏朋眼瞟武警小声说。胡启明便把他带到一边。他看到他脸上挂了一丝微笑，笑得意味深长。入狱前他们有过一次交往，因而该囚看上去要比其他犯人随便得多。两年前，胡启明一个政府里的同学被应邀去了虞夏朋的茶楼，把他也带上了。那个茶雾缭绕的下午，玉臂娇媚的旗袍沏茶女“媚”得他有些心神不定，虞夏朋心领神会，笑说：“胡警官不妨挑一个？”他匆忙摆手，这些女孩比他儿媳妇还小。他赞叹虞老板过的真是神仙的日子。虞夏朋摇头晃脑：“哪里哪里，自古一官二吏赛活佛，哪轮得到七商八妓当神仙？”
茶毕他又被请去喝了酒，微醺中还是没有经住诱惑进了小隔间。少女玉乳香唇久浸于身，好几天都不曾退去。
“严肃一点，你现在的身份是囚犯，不是虞老板。有事快说。”胡启明厉声严词。
虞夏朋依旧带笑，仰首赞赏头顶上那一方有限的天空，搞得胡启明也本能望天。
“天真蓝，白云一朵朵掠过，自由自在。”虞夏朋一声叹息诗人般道，“若像白云这般悠闲，俯瞰咱们这座城里的高楼大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此人好似自言自语，实为说给警官听。
“你就给我说这个？”胡启明疑惑视之。
“怎么？不可以吗？”虞夏朋肆无忌惮，似很了解胡启明的内心。
胡启明嘲笑道：“可惜呀575，你想再看到咱们这座城市的新面貌，那得等到庆贺你八十岁大寿的那一天了，庆幸你能活到那一天……”
“可是有些人等不了那么久。”虞夏朋居然打断他，“他们都不是刑满出去的，没有进坟墓，当然也没有通过眼前这扇大门。”虞夏朋看他，可掬的笑容里深藏隐秘。
“哼。”胡启明嗤鼻道，“别做梦了575。你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话说到这里，胡启明应该结束这无聊的谈话了，感觉被这囚徒戏弄了。但他又觉得虞的言辞里悬浮着绕梁余音：“有些人”是哪些人。身为狱警，对犯人透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应及时掌控，细致筛查不可遗漏。也许这正是他想要说的情报？前些日子，犯有经济重罪的某官员突然保外就医，让他深感莫名其妙的同时，慨叹腐败之霉菌无处不在，心里失衡的757没准说的就是这个？
“不过，你说得也没有错，”胡启明道，“表现出色可以获得减刑，若有立功情节，比如揭露重大案情等，这些都可以让你提早看到城里的每一块砖瓦。”
“我想立功。”虞夏朋向他有力地迈进一步。
胡启明凝神侧目，足有半分钟：“很好。”
…全文约10700字…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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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胡一川：鲁迅精神影响了我一生
鲁迅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
胡一川 口述&& 陆华
胡一川（），原名胡以撰，福建省永定县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著名油画家，版画家，美术教育家。1925年从印尼回国，在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学习，1929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学习绘画，同年参加“左翼”美术团体“一八艺社”，最早参加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1930年，发起并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负责筹办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鲁迅先生曾写文章赞誉。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组织“鲁艺”木刻工作团”，任团长，奔赴敌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被邀请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后，与徐悲鸿先生共同组建、领导中央美术学院，任第一任党总支书记、教授。1953年受中央文化部委派，组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任美专第一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58年学校迁至广州，更名“广州美术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委员、广东省人大第四、第五届常务委员以及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评委、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广州美术学院顾问、广东省文化艺术界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画院艺术顾问、广东美术馆学术委员会顾问、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
胡一川最早响应鲁迅先生新兴木刻运动，是我国新兴木刻运动史上重要的开拓者，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油画作品。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富有时代特色，笔法粗犷、有着浓厚的气韵和个性，他的木刻《到前线去》《牛犋变工队》，油画《开镣》《挖地道》《南海油田》等已载入新中国美术史册。1984年文化部等在北京举行“胡一川从事革命美术55周年纪念会”，并在全国十多个城市举行了个人画展。199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暨新兴版画60周年，邮电部特发行纪念邮资信封，20分邮资图案即是胡一川创作的木刻作品《到前线去》。胡一川因而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此前，他还荣获日本艺术交流中心颁发的“版画贡献金奖”。韩国奥运会国际美术大展金奖。日，胡一川画展首次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玛斯金格姆学院路易·帕墨画廊隆重举行，画展展出了其富有时代精神与强烈个人风格的40余幅油画与十几幅版画、艺术生涯图片等。出版有《胡一川油画风景选》《胡一川画集》。
参加“一八艺社”
1929年到1932年我在杭州国立艺术学院第二届绘画系甲班跟潘天寿学国画，同时跟克罗多，一个法国教授，学素描和油画。
1929年冬天或1930年春天，最多差一个月，杭州原来的一个美术团体——“西湖一八艺社”中一些人思想进步了，感到完全画一些风景、景物、中国山水、裸体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了，于是要求改组。他们在墙上贴了一个条子，要扩大社员，并把名字改为“一八艺社”，西湖两字不要了。原来的“西湖一八艺社”有些领导同“三青团”有关系。改组后，“一八艺社”的领导是一个地下党员叫张眺，担任“一八艺社”领导以后他的身份公开了，后来他在杭州被捕，是林风眠把他救出来的。
这次改组使得“一八艺社”成为了一个进步的美术团体，很多进步的同志都参加了，有李可染、力扬（即季春丹）、夏朋（原来她叫姚馥，我的爱人，她被捕三次，最后一次牺牲了）、刘梦莹、杨澹生、沈福文（四川美院的负责人）、汪占非等，我也参加了。“一八艺社”改组以后骨干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曾在上海《时事新报》或《时报》上发表过，我看到过。解放后，为了找这张照片，我到上海图书馆查过，但没查到。我在杭州也谈过这个事情，它对美术团体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
“一八艺社”成立后，大家画画在题材以及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变，但是还不是很具体。1930年，我的爱人姚馥告诉我说，他们要好的几个人要到上海去参加“左联”办的一个暑期文艺补习班。我说：“好啊。”我也参加了。文艺补习班设在上海环龙路（注：现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原来的法国公园对面。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重要的进步的报告，看到了一些进步的画刊，如有日本的柳籁正梦的漫画集子、杜邦的作品等，在会上也听到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这些都使我的思想又进了一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幸之开了一个个人画展，我去看他的画展。他知道我是“一八艺社”的，并且知道“一八艺社”是进步的，就告诉我说要成立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就是在暑期文艺补习班开的美联成立会，我们从杭州去的“一八艺社”的人全部参加了。我记得夏衍代表“左联”在那个会上讲了话。据许幸之回忆，我和我的爱人都被选为“美联”执行委员。
在这样一个美术团体底下，我们参加了很多革命活动。比如，我和姚馥两人互相配合在里弄里写标语；在“美联”领导下，我还给中央苏区出的一本教科书画过插图；到南京路参加八一示威游行。那次“美联”通知我们参加并要每人带一个空酒瓶子，用报纸包着。当时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可一到南京路口就看到囚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当有人把红墨水瓶子从先施公司的楼上扔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游行。队伍还没到外滩就被冲散了，警察抓了不少人。我亲眼看到我们“一八艺社”的一个同志，被巡捕拿木棍子把草帽打烂了，人也被抓走了。详细的情况我就不讲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些鲁迅先生介绍的木刻，如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珂勒惠支的作品，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还有一些苏俄的木刻选。暑期文艺补习班结束以后，我们回到杭州，几个人商量是不是要搞木刻。我想搞。一个原因是我的思想进步了，另一个原因是我的经济发生了问题。我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家里比较穷。我喜欢油画，但是油画的颜料很贵买不起，而且当时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我同姚馥商量，我说：“我想搞木刻”，并说：“1926年我在厦门闹学潮时见过鲁迅。”
鲁迅先生比较有威信，因为他对青年比较理解。他提倡木刻，我觉得没有错，就响应搞木刻。另外搞木刻材料比较简单便宜，但它的表现力比较强，一张木刻可以印成好多张，对普及工作比较有好处，通过木刻可以为革命做宣传工作，所以我积极搞木刻。我搞木刻恐怕是最早的了，以前有没有人搞我不知道，但从发表来说我是最早的了。
“傻子”精神
1926年，我在厦门陈嘉庚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学习。我是1925年回国的，闹学潮时我还是小组长，我那时才15岁。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在大礼堂集合听报告，我看到我们闹学潮反对的那个校长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李玉堂，他穿了一身西装，是厦门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鲁迅先生，他穿了一个灰色长袍，个子矮矮的。一进来校长先做了介绍，谁先讲的我忘掉了。但是我看见请鲁迅讲话的时候，同人家不一样，他在前台走来走去没讲话，可能他在思索。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校长请鲁迅讲话，目的是让鲁迅劝大家不要闹学潮要好好念书。鲁迅不知道他的意图，先吃了他的饭，有些为难了。
鲁迅讲的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鲁迅劝大家要好好念书，国家亡了，但是天下是“傻子”支持的，最后还是属于“傻子”的。开始我对鲁迅这么讲的意义不是很理解。我记得他还说学生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他讲话的时候，校长在后面很紧张。鲁迅讲话是鼓动性的，实际上他不是劝大家好好念书不要闹学潮，他是鼓励大家该反对的就要反对。后来我才慢慢理解，所谓“傻子”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有的人在监牢里甚至牺牲了生命。
我曾经坐过监牢，那是在上海，同邓中夏关在一个监牢里。我教他唱歌，吃过饭我们兜圈圈，在监牢里我还给爱人写情书，还把她寄给我的照片放在我睡觉的地方，根本没把坐监牢当回事，他说我不像坐监牢的。还有一个工人，叫方知达(现在他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注：又名严阿章），邓中夏经常对我们两个进行教育,把党的斗争史等等讲给我们听，实际上有点像党课，叫我们要敢于斗争。那时他叫施谊,不叫邓中夏。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邓中夏。他同我讲，他被吊“飞机”了好几次，要他供出来，但他没有招供。他偷偷讲，他们两个人同时被捕，有个是女的，那个女的马上被调到南京去了，他还在上海。
一天，邓中夏上公堂了,看守要拿他的东西，不回来了。我知道有问题了。有一个同志把他的包袱打开来看，我从包袱里拿了一封信,是铅笔写的，英文署名叫steel，是瞿秋白写给邓中夏的一封信。这应该是个很重要的文件，本来后来去延安的时候应该带给组织。但1937年我去延安时不能够带东西，敌人在轰炸上海，火车很紧张，都在逃难，火车站不卖票，我费了很大劲才爬上火车。组织上通知要轻装。我弄了一个皮箱，把我的衣服、书以及很多比较重要的材料都放在皮箱里，基本上没带什么衣服空手走的。所以这封信一直在皮箱子里，存在虎标永安堂南京路后边的宁波路的堂哥那里。药堂的经理也是我们同乡，叫胡贵根。但是我以前思想很左，根本不会利用环境，要是利用这个环境做点革命工作多好啊。邓中夏一到南京，没多久就被枪毙了，为革命做了“傻子”。
我在前线也待过。有很多战士牺牲，他们也是“傻子”，为了革命，为了今天牺牲了。攻打天津的战役我参加了，我是天津美术工作队的。我是从打得很激烈的突破口进天津的，要过一条河，河水冻冰了，我们放上门板从上面爬过去的，进去时地雷还没起，还在抓国民党的俘虏。在去天津的路上我看见两个大卡车用帆布包起来，两个脚露在外头，里面都是尸体，为了打天津很多战士牺牲了。没有“傻子”精神谁去干这个？
再举一个例子，前年我到新疆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大坡都是坟墓，一堆一堆,连砖头都没有，这些战士牺牲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过去条件很困难，国民党很恶劣。这是“傻子”精神，鲁迅先生讲的这句话我到现在还在用着。
我的爱人夏朋（原名姚馥）一直鼓励我搞木刻，所以我很喜欢她。通过上海一段生活她也很喜欢我。我是一个穷学生，长得不好，但我敢说敢为，还有点浪漫主义，喜欢拉提琴，喜欢唱歌，在西湖念书的时候我在船上也唱歌，还吹口哨，本来这与我的经济情况有些不协调，因为我从印尼回来受到影响，我在杭州还表演过拉提琴。
在上海暑期文艺补习班时我根本没想搞恋爱。从南京路示威回来，听说有个同志把名单丢在黄包车上，我们就紧张了。美联的人名单、住址都写在上面，被国民党发现就要抓人，所以我们要搬家。搬家时有些生活上的事我就照顾她。原来住的地方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同张锷住在三楼，三楼还住有两个人，一个是金焰，还有一个是郑君里。知道这个情况后我们就搬家了。
后来夏朋接到家里一封信，让她回温州，叫我去送她。我送她到外滩码头，她坐小轮船回温州。她叫我送她，我也没考虑，说：“好，我送你啦。”到码头的时候，船还有半个钟头才开。她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吧。”我讲：“好啊。”走了没多远，碰到以前外滩有个和平之神的雕塑挡着那儿。走到那个地方我说：“我们在这里坐一坐吧。”她说：“好。”我们坐的地方靠马路，而且靠黄浦滩，那里有小船，有灯光，汽笛声呜呜地响，但不是很闹，两人谈什么话忘记了，都是一些相互关心的话。
一回到家里，我还记得有很多屏障，有很多木头，我躺在木头上笑。我觉得她好像对我有好感，但是又想她有钱，穿得很摩登，长得很漂亮，我又没有钱，长得不好，如果以为她在搞恋爱，结果我会吃亏的。不行我不干。那个时候我没搞过恋爱，但我喜欢她，觉得不行就不去想了，回去睡觉又睡不着，很矛盾复杂。
过了没两天，我接到她一封信，寄了15块还是20块钱，叫我交给张锷。她走的时候钱不够，向张锷借的钱。她和张锷是比较熟的朋友，本来可以直接寄给他，可是却让我转交，我把钱转给张锷后信也没回。到后来已经明确恋爱关系后，她说：“你真傻，我可以请张锷来送我，钱也可以直接寄给他，为什么要你转给他呢？我把钱交给你，让你转交给他，就是让你回我一封信嘛。”我这个人是比较老实的。
回到杭州在南京路被捕的那个同志出来了，他追求她。他住在旅馆里打电话要她去看他，她也知道，故意不去，要我陪她去。她说：“你不去我也不去。”我感觉到她对我有好感。有一天她说她肚子疼，其实假的，她要我拿点万金油给她。我的堂哥在虎标永安堂，我从那里拿了药给她。从那以后我们来往就多了，去西湖写生等等。
李友邦是团的骨干分子，黄浦军校的学生，听说抗日期间周恩来派他搞一个游击队，后来又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发觉枪毙了。他介绍我、夏朋、刘梦莹、王荫等五个人在杭州保俶塔底下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是秋天，每人拿个红叶作为标志。参加共青团后有很多活动，到街头散传单、写标语，到绍兴街头演讲，我们还一同到南京去请愿，两个人来往就比较多了。
到1932年秋天，国民党省党部派张彭年到学校当教务主任，我们的麻烦就来了。李友邦被捕，接着“一八艺社”被解散了。“一八艺社”解散以前，朱士贤（注：即何云）从上海到杭州来搞学生运动，这个同志在敌后方的时候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社长。朱士贤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到上海参加反对蒋介石停战协定的活动。去的时候，我们先去春地画会，江丰、艾青、力扬他们几个人住在那边。原来他们也是“一八艺社”的，“一·二八”以后房子被炸掉了就改成春地画会了。
到了那里我在前门碰到春地画会一个做模特的老头，他告诉我们不要进去，里面有“包打听”。我们就没进去，可是我们的关系要靠他们转到反对停战协定的那个会去，后来费了很大劲在四马路才找到他们。
我们参加了那个会。会还没开，巡捕就包围了，很紧张，大家乱跑。我那时很年轻，我看到有些工人、学生从舞台后面的墙爬过去，我也爬了过去，跑走了。同我一起去开会的那个同志被抓了，他很久才放出来。那次一共抓了92个人，很多人都是青年学生。反对停战协定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个事件叫“共舞台事件”。
我回来在先施公司碰到一个西湖“一八艺社”的头头叫陈达应（这个人已经被枪毙了），知道有问题了，可能他回来汇报了，结果“一八艺社”被解散了。我、姚馥、汪占非、沈福文、杨澹生被开除了，力扬已经先被开除了。夏朋到北京继续念书。我去上海连车钱都没有，魏金枝是社联的，我是美联的。团的领导被捕以后我的团关系断了，没有钱生活，我找魏金枝，他对我很好，给我五块钱。我凭这五块钱到了上海。幸好到上海第二天我碰上冯雪峰，他告诉我马达在四川路公园的对面野风画会住，我一到野风画会就见到了马达，我的团关系、美联的关系就连起来了。
夏朋到北京以后患了白喉，住在协和医院，但很快就好了。我在上海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差不多饭都没得吃，还要刻木刻，开始的时候张锷、蔡若虹，我们三个人，给陶行知画教科书的插图，我同蔡若虹曾经还住过一个房子，在上海小沙渡路。后来张眺知道我生活很困难，他说，他在大夏大学附中教工艺美术刻图章，现在要到福建去，叫我去代他的课。
我代课不是刻图章而是刻木刻。那是1933年春天，我教木刻是怎么教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拿一双长统日本式破皮鞋在桌上一摆，让同学们写实，材料我事先都给大家搞好了。我告诉大家先画在木板上，然后用刀子把空白处挑掉。刻完后再印，大家觉得很有趣味。这件事被学校知道了，你搞这套？！但是不管怎么样木刻课我已经搞起来，教了几个月了，每个月还不少钱，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爱人叫她从北京来。她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同蔡若虹三个人住在一起，蔡若虹还写了打油诗。
第二天冯雪峰就来找夏朋。冯雪峰在做党的工作，她告诉我，鲁迅先生要在野风画会做一个报告，我参加了。后来夏朋参加美联的党团的骨干会，我也参加了。在这个会上决定夏朋负责野风画会、涛空画会、上海木刻研究会。她很厉害，也很精干，在上海美专的涛空画会利用寒假把爱好美术的学生集中起来画画，实际上是发展党团组织。这个情况我都知道，因为小组会我参加了。夏朋搬到美专附近涛空画会去驻会，还有钱惠兰，她的爱人是搞电影的。
有一天夜里差不多两点钟了，夏朋跑到我家里来。我在附近租了一个亭子间。马达是党团书记，也住在我的房间里。他也很困难，到我家总是睡在我那里，其实我也没什么钱。夏朋来讲，涛空画会被破坏了，会里还埋伏有“包打听”，叫我们不要去，一去就会被抓。马达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就跑了。因为他回家就行了。我们那么晚到哪里去呢？找人也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躲了两天才找到房子。
简单说一下夏朋，因为她是烈士。这是她第一次被捕，因为没有证据又被放出来了。她从后门出来通知我，不通知我，我又去了不是又要被破坏了吗？“文化大革命”我写文章讲了这件事。
第二次被捕，夏朋妹妹来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同她约了暗号，有暗号说明有问题我就不进去，没有暗号就没问题。那次没有暗号，我一看没有问题就进去了。一进去槽糕了，“包打听”把我堵住了。我到二楼看见夏朋被监视了不准她动，知道出了问题，我想跑到三楼，看看能不能从那里逃走，到三楼又被“包打听”堵住了，我被带到上海巡捕房。我被审讯完出来，看到夏朋也在第二个房间里被审讯，我回头看她，想同她讲话，巡捕不准，把我一推，我们俩从此就分离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分离。这是她第二次被捕。
巡捕房看她不像一个做地下工作的，我穿得比较破烂，看起来很像。从三楼搜出的材料是夏朋的，材料是廖承志写的。关进去他要问你叫什么名字，让自己写。我说叫胡以撰，在大夏附中教课，这是公开的，我同蔡若虹住在一起。他们去调查过，他们说是有这个人，这个人很好嘛，为什么要抓他？他说我是小偷，坏透了。我那时已经住机关了，但是我没讲，所以机关没有被破坏。
我在夏朋家里被捕，材料是夏朋的，为什么她都放出去了？我想他们看夏朋像一个摩登姑娘，又会讲一些法文。她的妹妹讲不是这样，把夏朋放出去可能她还要联系人他们还要抓人。我替夏朋、廖承志坐了三年监牢，判两年半，没有证据是嫌疑犯，上诉两次，结果还是靠虎标永安堂把我保出来的。但是也没错，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住机关。
有一天，我从住的秘密机关走到外白渡桥，文件放在身上，夏朋陪着我走，她知道我的工作。走到外白渡桥桥中间，看到对面出口的地方有“抄把子”（搜身的巡捕），知道危险了。他一定要搜我的，那个文件一搜出来我就要被抓起来。夏朋非常好，偷偷把我的文件塞到她的口袋里，结果经过的时候巡捕看了她一下没讲一句话就放她过去了，我也安全过去了。
还有一次我从工厂回来，文件已经送走了，回来的时候经过四马路碰到冯雪峰。冯雪峰偷偷告诉我，秘密机关已经被破坏了，你的爱人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出来了，她现在在龙门路三岔路口等我，叫我千万不要回去。我一到那里看到夏朋，她告诉我，东西已经搬出来了，而且为我找了一处房子，但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回去，可能有“包打听”盯梢。那我说，怎么办呢？她说：你想办法躲躲。我跑到黄浦江边外滩的马路上过了一个晚上，听到钟声。时间一点钟一点钟的过去，我感到上海那么大，却没有我住的地方。巡捕看到我坐在凳子上，还赶我走，就是那么一种生活。她为了我的安全，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危险，有点“傻子”精神。
夏朋第三次被捕，是她被派到镇江工作时。那时我还在监牢里。她在路上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上海牢监里来的。第三次被捕可能还不到一年，她妹妹接到一封信，说她病危。她跑到苏州去看她。她只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讲，你不要来。第二句讲，“船”来了。后来我琢磨，恐怕不是“船”来了，是“川”来了。到死的时候还想到我。我听说她死了，可我不知道她妹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尸骨埋在哪儿？几十年，这种痛苦心情是很难形容的，眼泪只能往心里流。讲这些事是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光画画，还做了一些革命斗争工作，抗战以前我做了许多地下工作，不去讲它了。
北上赴延安
简单地讲，我的进步是受鲁迅的影响，党团的教育。从监牢出来以后，我到厦门《星光日报》当木刻记者，刻木刻在报馆发表，在厦门美专教木刻课，组织成立了海流木刻研究会，在厦门开过展览会。浦风是诗人，他写过文章，在《星光日报》发表过。日本人进攻中国以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在厦门待不住了，我要到前方去。我已经知道有延安准备到延安去，当时正是我和第二个爱人（注：黄君珊）搞恋爱很热烈的时候，但是为了做宣传工作我还是暂时放弃了恋爱。“八一三”事件以后，我从厦门坐船到上海。船到上海时，黄浦江被日本鬼子封锁了，船进不去只能从宁波到杭州再到上海，上海还在被轰炸，先施公司被炸了一大片，到上海以后我千方百计找了关系去延安。
去延安以前，我首先找了木刻家野夫，他给我写了条子让我去找温涛。他在延安搞儿童剧团，他知道我会唱歌就让我到儿童剧团教唱歌，我教的都是救亡歌曲。我一方面教唱歌一方面刻木刻。后来合并到抗战剧团。讲起来多了，我不详细讲了。
《到前线去》 胡一川版画 1932
《减租会》 1943木刻 9,胡一川
《胜利归来》胡一川
胡一川 牛犋變工
胡一川与徐悲鸿于美院成立大典
1938年5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我从黄河边回到延安的时候找周扬，他说：“你还是到‘鲁艺’去吧。”我就到“鲁艺”教木刻课。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木刻研究班，我是班主任，目的是把木刻界团结起来，把木刻作品集中起来。我们在延安城里鼓楼底下，出了四期木刻壁报。王琦在我的木刻壁报里拿了一张，北京开展览会的时候，他把那张木刻还给我，我就把它展出来，而且我有文字说明的。这张木刻刻的是毛主席对群众讲话，毛主席还有点像。延安干部很多，经常来看。给木刻壁报投稿的有陈铁耕、江丰、马达、沃渣、我、罗工柳、华山、彦涵等。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木刻集子，把每个人刻的画集中起来出了一个集子纪念鲁迅，印了50份。后面的编后记是我写的，我写了以后给何其芳看叫他给我改，我原来说木刻应该叫“指路碑”，他说不要叫“指路碑”，改为“里程碑”。我在编后记里提出，应当成立像一支轻骑队一样的木刻团体到前方去活动，搞宣传，去深入生活。因为鲁迅先生曾经有这个意思，你要反映生活就要去生活，自己没有生活，关在屋子里写东西是不行的。前方在打仗你老是在延安后方是不行的。所以我在编后记里面提出要组织一个团体，不叫轻骑队，但有点这个味道。
组织“鲁艺”木刻工作团
1938年，罗工柳他们那个班毕业时，我组织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我是团长，主要团员有：华山、罗工柳、彦涵，后来又增加了很多人，陈铁耕后来也参加了，罗工柳的爱人杨炯，她那时还没有结婚，也参加了。开始我们都是到处跑，到处开展览会，120师、129师、115师、决死二纵队都去开过展览会。
后来我们的上级领导——北方局的杨尚昆也参加了领导。宣传部长李大章说：“你不要这样搞了。我劝你们每一个人搞一套连环木刻画，做普及工作。”后来我们就不去开展览会了，我、华山、罗工柳三人每人刻了一套木刻连环画，准备印。他们俩刻得都很好。我刻的叫《太行山下》，共40多幅，送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去发表。报馆说，现在没有空儿印你们的木刻。你们现在来了很好，很欢迎。叫我们参加给他们刻报头，搞些漫画。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出了四期《敌后方木刻》。这个在延安展了，在北京展览会都拿来展了，我现在可能还有。我刻了好几套连环画，但不是长篇大论的，朱光（过去的广州市市长）说：“你搞连环画不要那么长。”都是三四幅的，很短小的，单张的也刻。
后来形势比较紧张，我就叫杨筠、罗工柳先撤退，我留在报馆里工作。报馆要出一期社论，叫作《粉碎九路围攻》。我刻了一个报头，配合社论。刻完以后，我就到排字房去看印的效果好不好，我看见报头的效果还不错。从排字房回来还没到家，就听说敌人来了，我很快把东西收拾好，韩劲叫我参加游击队打游击。工人把铅字和机器都埋掉了，所以我那几套连环画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他们说，可能被日本鬼子烧掉了，没拿出来。但是我还留了几张。华山、彦涵的都没了，没有印出来。
日本鬼子来了，我就跟着打游击。日本鬼子的九路围攻在朱老总、彭副总司令的领导下被粉碎后，开了一个展览会，完全是围绕粉碎日本鬼子的九路围攻的材料，那张社论和我的报头拿去展览了。这证明《新华日报》华北版对敌斗争坚持到最后的几分钟。
在敌后搞年画
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通知我们几个谈话。他说：“日本鬼子现在对我们搞宣传攻势很厉害，我们的条件很差，年画也没有了。”他说，“是不是你们木刻工作团利用过年的时间印几张年画，有新内容的。”我马上就同意了，那时只想到做宣传，也没想到要开展览会。我自己买梨木板，请了一个刻字工人，帮忙刻字。我自己画，自己刻，刻了一个《军民合作》。搞年画，最早的还是这张。后来人家说，延安搞年画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搞的。其实，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我就一直搞年画了，但没有宣传。那是1940年冬天。而且我有一篇文章叫《致木刻工作者》，有十点意见，主要内容是说画要给老百姓看，老百姓提了意见要改。原来钟敬之写过一篇文章表扬一个搞文学的，一个胡一川，深入生活，接近群众，在《人民日报》发表过。
老百姓知道我们印年画了都来问，你这个年画卖不卖啊？我说，这是个苗头啊，卖啊！第二天，我和杨筠两个人去赶集了，去卖画。我抱了一大捆，不晓得有多少张忘记了。我把一部分年画摆在地下，还有一部分年画用枣刺钉在墙上，很多人围着看，我就宣传，这是新年画。形式还是有点像老百姓喜欢的那样红红绿绿的，纸是最便宜的油光纸，颜色是货郎担子卖的染布的颜料染的。不是现在的水彩画，那时哪里有这个条件？我这么一讲就卖了，因为要过年了，便宜啊，画一下子就卖光了。
彭德怀副总司令知道以后，叫浦安修要了我们一套年画给他。我同浦安修一个党小组的。我记得有同志问她，你同彭副总司令结婚怎么样啊？她就不讲话。因为他听说老百姓欢迎而且还买，做宣传工作哪里听说过还赚钱的呢？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啊。彭副总司令用他的名义，不一定是他亲自写的，给木刻工作者写了一封表扬信。这封信在《美术》杂志发表了，后来给革命历史博物馆拿走了。这封信在《美术》杂志发表了。他认为木刻工作者在大众化方面先走了一步。这个不是小事啊，通过年画这种方式进行宣传，达到这样的效果，老百姓欢迎花钱来买。所以我对彭副总司令印象非常好，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我也从来没想到彭副总司令有问题。庐山会议以后，我也没想到我会有问题。我没问题嘛！后来我到北京开会碰到王朝闻，他说：“你有没有因为彭德怀给你们的那封表扬信挨整啊？”我说：“有啊，就因为这封信开始整我了。”王朝闻是《美术》杂志编辑，他说：“我发表你这封信也挨整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前方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鲁迅思想的指导下，深入生活，搞宣传工作，打日本鬼子，搞了很多画。“十大任务”有我的作品。“三个口号”我搞了一个木刻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张画在北京展览过，画的是八路军骑个马，挥个大刀，还有一个民兵拿个标枪，底下有个日本鬼子掉到鸭绿江里。意思就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这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事实上我们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还搞了《开荒》，《参加八路军》有朱总司令像，有两个老百姓背着背包在一个桌子前报名参加八路军，等等，效果还是不错的。自己思想的进步，主要是鲁迅先生的教育和深入到生活里去的结果。
深入生活时，我曾到过129师，陈锡联的部队。我深入生活都是带着作品去跟着部队跑，因为作品很轻。到陈锡联的部队时，我看到陈锡联在打篮球。他那时很年轻，我也年轻，才20多岁。开“党代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里面做报告。我在会场周围开展览会，开会的人都来看我的展览会。我认识杨尚昆等人很早，还有朱总司令，打篮球我同朱总司令对着，我老让他，因为他的年纪较大了。我同他很熟，还有左权，左权后来牺牲了。我们刻的东西都是大量印到处送，还有其他的解放区都去送。“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曾参观我们的木刻，后来我们搞成工厂了，搞了很多“小鬼”来印画，大批的印，他要了我们两套年画。北京解放以后，他的老婆讲，李公朴把一套画送给了美国人，还有一套他送给中央有关部门，他们把我们木刻工作者的画送给了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当作第一类的文物来保存。
抗战胜利40周年在北京开展览会，展览会上有我八张作品，数量最多。革命博物馆表扬我，谢谢我有那么多作品参加抗战纪念的宣传工作。那时很多人都在搞宣传工作，但条件很差，没有保存下来啊。我的画能保存下来幸亏是送给革命博物馆。我说：“你不要谢谢我，我应该谢谢你，这些作品是你给我保存下来的。”现在有些人要我的材料就要到革命博物馆去要，他搞个复制品。有的人要水印的，我们搞水印是比较早的。我从敌后方回延安时带了一份比较完整的木刻，在大汴沟搞了一次展览会，萧三在那里负责，延安“鲁艺”展览了一下。发言记录现在在革命博物馆，有华君武、江丰等对年画的看法。展览会以后，他们要求把画送到重庆。重庆展览会以后，苏联大使馆要求把画送到苏联去开展览会。听说，我带回延安那一套画就存在苏联东方博物馆。东方博物馆一套，美国一套，革命博物馆一套，我自己还有一两张，这就是我们组织木刻工作团到敌后方搞美术宣传工作的具体情况。
抗战胜利以后，我准备到山东去刻一套《海上游击队》。因为我听了“鲁艺”一个从山东回来的同志做了一个关于海上游击队的报告，对海上游击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在前方参加了三次作战，过过八次封锁线。还没到过山东，我到麻田时，中央来电说，现在主要任务是抢东北。那时候还是林彪的部队，天上美国飞机在为国民党运兵抢，我们在地上走，我们气得直骂，拼命走，拼命走，路上很多故事不去讲它了。朱丹的爱人李娜那时候骑毛驴，我的爱人怀孕了也骑着毛驴。在冀东过封锁线的时候，正赶上过火车，我的爱人从毛驴上摔下来了，肚子觉得不舒服，部队要继续去山海关，但是我们不能走了，要把她送到医院去，车子刚走到半路还没到医院我爱人就早产了，没有人，我又不懂，幸亏碰到一个老太太，我只好叫她过来帮忙搞，小孩就这样生下来只叫了一声，没多久就死了，埋在村里，条件很差。前方的工作，抗战的工作，解放战争的工作，前方打仗过封锁线，多艰苦，我都参加了。
有一次，我同李伯钊他们去运粮食，到村子里面没有水喝，高山水很困难，靠雨水，下雨的时候把水存在井里，沉淀之后再喝。但是那些井都被地主、恶霸霸占了，老百姓喝水只能去沟里慢慢挑上来吃。我们到哪里去挑啊？但又不能不煮饭啊？有一次，我们有个同志去挑水，发现一条沟里还有水，就把它拿来煮饭吃。吃饭的时候都是羊屎味。羊在水里拉屎，羊屎味很难闻啊，你说你吃不吃？不吃就得饿着，条件很差。现在生活条件差一点我不大计较，同那时比好得多了。
（原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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