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三个城市“中心”-光明日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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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三个城市“中心”
向云驹（北京）
《加冕图》（油画，） ［法］大卫
巴黎圣母院
埃菲尔铁塔
&&&&前不久，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我平生首次来到心仪已久的巴黎，参加此次纪念活动之一——太湖文化论坛2014年巴黎会议。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刚刚访问了法国，并在多种场合细数中法友好，还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表演讲阐述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因而，我听到许多法国政要和著名学者对习总书记文明观的赞誉与认同，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明的敬意。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本次论坛中说：“中国思想是‘人类经验另一极’，它让我们着迷。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就像阴和阳的关系，形成了创造性的互补。我们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这让我们互相思考，也激发了我们对彼此的兴趣、好奇和尊敬。”他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
&&&&身在巴黎，但见博大精深，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只恨时间短暂；却又见无数中国游人来去匆匆，走马观花，醉心名牌，一心购物，让我不禁想起买椟还珠的典故。
&&&&巴黎的深邃需要我们认真体悟，从直观的巴黎文化地标入手（眼）不啻为一条捷径。
&&&&可以称为巴黎文化地标的建筑有很多。比如卢浮宫、协和广场、荣军院、先贤祠、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奥赛博物馆、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道，等等。然而，最具代表性、典型性和地标性的文化建筑，我以为还是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它们一个是巴黎的城市空间中心，一个是城市版图中心，一个是城市精神中心。
空间中心：埃菲尔铁塔
&&&&来到巴黎，人未进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英姿。它那高耸入云又鹤立鸡群的塔身塔影使它像一面巴黎的旗帜，告诉人们：欢迎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作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标志，不仅因为它是第一个迎接远方客人的东道主，而且在于你远道而来巴黎后，它像一位忠诚侍者，随时都陪伴着你。尽管我初来乍到，在巴黎，也几乎不用担心迷路。虽然巴黎的街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但是只要抬头远眺，总能看见埃菲尔铁塔在你的或前或后或左或右，你立刻就会明白你正身处巴黎何处。埃菲尔铁塔像巴黎的灯塔或航标，如此醒目，如此准确，无论从城市的任何方位任何角度，你都能看见它，使你对这个城市产生信任、依赖和游走的欲望。这种独特体验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未曾有过的，它是巴黎送给游人阅读的独家秘籍。著名作家莫泊桑常常在铁塔的二楼吃饭，他调侃说：“这里是唯一看不到铁塔的地方。”
&&&&这并不是巴黎人的一种无心插柳，而是他们一百多年前的有意为之。
&&&&在19世纪80年代，为迎接即将到来的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巴黎效仿英国，准备承办世界博览会，还准备建造像英国“水晶宫”一样的博览会建筑，于1886年开始举办设计竞赛征集方案，其宗旨明示为：“创作一件能象征19世纪技术成果的作品”。主办方一开始就为这件作品确定了两个似乎荒唐可笑、庸俗不堪的附加条件：这个建筑修好后可以用来募集资金，即必须能够吸引足够的旅游者买票参观，所得资金可以维持这个建筑本身运转；这是一个临时建筑，在博览会之后能够轻易拆除。
&&&&这些奇怪的要求催生了无数奇怪的方案：有人提出建一个巨大的断头台；有人提议竖起一个1000英尺的洒水装置，干旱季节可以灌溉整个巴黎；有人建议建一座高塔并在塔顶安装巨大的电灯，可以把整个巴黎照亮8倍，以方便人们阅读报纸，等等。
&&&&时年53岁的建筑设计师埃菲尔的设计从应征的700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埃菲尔的设计提议是建造一座高度两倍于当时世界上最高建筑物——胡夫金字塔、科隆大教堂和多尔姆大教堂的铁塔。这是一座象征机器文明，并且其高度达到在巴黎任何角落都能看见的巨塔！
&&&&埃菲尔铁塔1887年开始建造，塔高300米，分为三楼，其中一、二楼有餐厅，三楼有观景台，从塔座到塔顶共有1711级阶梯，用钢铁7000吨，有12000个金属部件，259万只铆钉，立于塞纳河畔的战神广场。施工两年无一工伤事件。1889年铁塔建成，保持世界最高建筑纪录达45年之久。铁塔电梯、外层、楼层、餐厅、咖啡厅、商店、邮局、面包店、电话局、画廊等等都设计了收费功能，可同时容纳10416名付费的游客。在世博会举行的仅半年时间里，铁塔就赚得140万美元，未等世博会结束，全部投资160万美元就已全部收回。当然，它也不再如先前所言拆除，相反从此屹立在巴黎，重构了巴黎的空间结构，成为巴黎的空间中心。
&&&&展开巴黎地图，会发现它的市政管理和行政区划是一个由圆心到周边的圈形设计。其城市市区共分20个区，最中心点为1区，然后顺时针划区，各区逐一顺圈分布。埃菲尔铁塔的区位正在这种区划圈的核心位置。无怪乎它后来居上成为巴黎城市具有立体感的空间中心。
&&&&客观地说，埃菲尔这样一个黑黝黝的钢铁大怪物，与巴黎的碧水蓝天、典雅建筑、精美雕塑是格格不入的。它是体量超常的、怪异的、工业的、钢铁的、冷冰冰的。与哥特式建筑尊神的指向完全相悖，铁塔是娱人的。在建之际，就有300多位知名巴黎市民上书请愿要求中止这一建造，他们认为这个“大烛台”会损害巴黎的形象，大仲马、莫泊桑、古诺、梅梭涅、萨都等百余名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发表声明：“我们作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热爱美丽无比的巴黎的人士，互相携手，义愤填膺，全力抗议在我们法国首都中心，建筑丑陋的黑色大烟囱，使巴黎许多被人格化了的其他伟大建筑物，在它野蛮的体积及虚无缥缈的幻想下，受到严重的伤害。”
&&&&时间最终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人们逐渐接受这个奇异的庞然大物后，对铁塔的好评如潮涌来，市民们昵称它是“铁娘子”或“云中牧女”，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称誉埃菲尔是“宏伟建筑的勇敢建造者”，画家毕加索为铁塔作画留名，音乐家阿波利内尔为铁塔谱写了颂歌《桥梁之父》。如今，铁塔模型的纪念品几乎成为全法国旅游纪念品中最重要的工艺品。铁塔成为巴黎的骄傲和象征。
&&&&铁塔的怪异风格和工业精神还为以后的某些建造开了先河。每一次，凡是以时代、材料、革命、创新为旗号，欲突破传统建筑的一统天下时，怪异的风格总能取得局部突破，在巴黎的统一文化风貌中撕开一个口子，制造出一个欲罢还休的文化事件或标新立异的建造。如蓬皮杜艺术中心，以一堆钢管铁皮在市中心制造了一个另类的现代化的存在。而贝聿铭为卢浮宫建造的玻璃金字塔，把一个后现代风格的建造镶嵌在古老的皇宫广场上，也掀起过舆论的轩然大波。这些都是由埃菲尔铁塔开辟的文化通道而来的。这也是埃菲尔铁塔作为巴黎城市空间中心预留下的文化变迁的可能性。
版图中心：凯旋门
&&&&凯旋门并不处在铁塔那样的市中心位置。它在巴黎市城区西北9、16、17区交汇处。凯旋门成为巴黎地标性中心，在地图和实际地理位置上都有鲜明的独特标识。以凯旋门为中心和核心，巴黎修建了放射状的12条街道，使之像太阳光芒四射一样成为可与城市其他中心位置、中心意义相抗衡的又一“中心”。凯旋门的“中心”意义不仅是用围绕着它的放射状街道展现出来的，而且是因为它将自己置身于香榭丽舍大道的终端，由凯旋门纵目香榭丽舍大道，沿途无数名胜古迹，终点直达卢浮宫。
&&&&凯旋门正是法国历史的“中心”象征。
&&&&1805年12月，刚刚加冕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亲率法军与俄军交战，这就是著名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俄军由两个军团组成，其中一个军团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亲领。这是一场两个国家两个皇帝亲征的著名战役。法国以近万人阵亡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士们在战场向拿破仑发出狂热的欢呼。拿破仑对将士们说：“你们将在凯旋门下荣归故里。”
&&&&1806年，巴黎凯旋门奠基始建，30年后，1836年，这座高达50米、周体装饰精美浮雕的拱门终才建成。而承诺建造凯旋门的拿破仑，已经从叱咤风云到沦为阶下囚并已去世整整15年。凯旋门是拿破仑的纪念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见证。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写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但是，这场革命也是血腥的、恐怖的、不断以暴易暴的屠杀风暴。史书为拿破仑留下5个字的定评：“大革命之子”。其实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更准确地揭示了拿破仑代表着的法国大革命的自我矛盾和错综复杂。
&&&&1840年，在拿破仑去世19年之后，时任国王路易·菲利普下令迎葬拿破仑的灵柩，巴黎人在长期冷淡拿破仑后又重燃激情，70万人涌上香榭丽舍大道，团团围住凯旋门。当拿破仑的灵柩通过凯旋门之际，“皇帝万岁”的呼喊震耳欲聋，响彻巴黎。奥斯特利茨之战后，拿破仑的士兵们没有来得及从他许诺的凯旋门回归，他自己的灵柩是第一个穿门而过的“士兵”。他的许诺给了死后的自己。回归法国的拿破仑被安葬在荣军院的纪念堂里，这里如今也是法国军事展览馆和军事博物馆，是巴黎的胜迹。拿破仑墓的辉煌金顶，是巴黎最炫目的光芒之地。60年后，在凯旋门通向香榭丽舍的尽头，塞纳河上建起一座亚历山大三世大桥，这位俄国皇帝还曾亲自赶来为建桥奠基，大桥是为了庆祝和纪念法俄新近的结盟。而这位亚历山大三世正是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败给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的孙子。巴黎的建筑就这样充满了历史的传奇和吊诡。
&&&&拿破仑的灵柩穿过凯旋门10余年后，一个名叫奥斯曼的人在拿破仑三世的钦点下主持了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大改造。如今我们所见的巴黎风貌和城市格局，基本上来自这一次“改造”。凯旋门成为一个外位于城市中心的圆圈。它自成一个圆心，周围放射状展开12条街道的设计也正来自奥斯曼。这种“自立”城市中心的举动，重塑和再建了拿破仑（凯旋门）作为巴黎中心和法国精神的神话。这显而易见有回报、讨好、巴结、献媚拿破仑三世的用心，但也于有意无意间把法国和巴黎的一段最辉煌的历史定格在城市地理和版图之中，使这个历史传奇和时代精神在巴黎城市中万古流芳、永垂不朽，与巴黎同在。
&&&&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基本上是对旧城大拆大建，使其焕然一新。这引起了著名作家雨果的强烈不满。这位作家反复著文，强烈呼吁保护巴黎的历史风貌，特别是巴黎的历史遗迹。奥斯曼重建巴黎至今仍为人诟病，但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巴黎迄今仍是最古色古香、最具文化气息、最多名胜古迹的世界大都市。用今天的眼光看，奥斯曼至少有如下功绩：巴黎下水道建设之科学缜密至今举世无双；巴黎的历史中轴线和凯旋门的放射格局，以一线一面的方式处理了老城和新区的连接、过渡、融和；巴黎的建筑风格基本统一，一方面与皇宫、教堂、名胜风格协调，一方面内部空间适合此后200年乃至更久远的生活需求，这是巴黎既古老又现代的重要原因，巴黎市民的现代生活至今也没有被奥斯曼的规划设计所约束；巴黎的街道在马车时代就建成了汽车时代的格局和空间，其眼光之超前令人惊叹。奥斯曼对巴黎的贡献还可以从当代巴黎新区中得到印证。从香榭丽舍穿过凯旋门向巴黎新区延伸，那里是一片像纽约、东京等最现代化、科技化、时尚化的现代和后现代风格的新城区，但是由于这些建筑的五花八门和参差不齐，所以尽管炫目，比起不远处的巴黎中心城市来说，却远远不是相形见绌的差别。从来没有巴黎人、外乡人、外国人说这个新区和纽约那样的大都会比巴黎更迷人、更优美、更有文化。
&&&&1885年，在拿破仑的灵柩穿越凯旋门45年后，巴黎再次万人空巷，人们在凯旋门下为著名作家雨果举行葬礼。这是法国第一次为一位作家举行如此隆重的国葬。雨果的灵柩穿过凯旋门，走过象征着法兰西历史的香榭丽舍大街，最后安葬在先贤祠中。雨果是一位同情弱者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家，也是对文化遗产最有美学判断、最具人类境界的世界性的伟大作家。正是他，在得知西方列强火烧中国圆明园、劫掠其中文物时，立刻撰文，痛斥自己的同胞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和抢劫是强盗行径！
&&&&凯旋门的文化地标价值随着巴黎人的精神提升而不断丰富和升华。
精神中心：巴黎圣母院
&&&&巴黎作为大都市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悠久。800多年前，它只是塞纳河中沙洲的一个小市而已。公元1163年，巴黎人在这个名为西堤岛的塞纳河岛上始建巴黎圣母院。这座城市从此围绕这个宗教信仰的精神中心扩散开来，直至今天的规模。巴黎为了铭记这一城市的精神发源，将巴黎圣母院定为城市坐标——巴黎的“零”点。这个零点不仅是巴黎计算里程的零起点，它也是巴黎城市中心的“零坐标”：城市空间的零点和巴黎历史的零点。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地面上，人们特意镶嵌了一个圆形的有四方十字和八面星形的零点标志。
&&&&1163年，执政的路易七世与当时的红衣主教戴绪利决定建一座最大的圣母院。他们在一座旧的圣母殿和一座6世纪建的斯德望教堂的基础上建造新的圣母院，在原地基上还发掘出古代罗马统治下的高卢人的祭坛。这说明这个地方确是巴黎最古老的历史渊源所在。
&&&&巴黎圣母院修建耗时150余年，经历了七八代工匠的努力才最后建成。圣母院共分大殿、钟塔和尖塔三大部分，其中主殿长130米，宽40米，高35米，可容纳13000多人做礼拜。殿堂顶上有法国的28尊历代君王石雕像，屋顶的三扇大窗户上彩色玻璃镶成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宗教画，五彩缤纷，壮观而夺目。
&&&&巴黎圣母院巍峨典雅庄严，它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经典之作，以它为代表，法国成为哥特式建筑的重要发源地。此后千余年，巴黎圣母院经历了种种血与火的历史洗礼，几度罹难，几度重光。17世纪它经历了几次改建和翻新，18世纪它被“白色”化以显其圣洁；1771年的一次修葺，竟为扩大门庭而把许多精美的石雕铲掉；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巴黎人砸毁了28尊3米多高的历代帝王像；1793年，教堂大厅沦为仓库。1843年，圣母院全面重修，历时21年才重新开放。
&&&&与此同时，这里也不断上演着历史的正剧。1422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巴黎军民曾在这里歌舞欢庆。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在这里加冕（这一场景当年就被画家大卫画成大型油画《加冕图》，此画至今仍存卢浮宫，是其中的经典收藏）。1811年，拿破仑一世的太子勒库隆在这里接受洗礼。日，戴高乐将军与巴黎军民在这里举行了反法西斯胜利的解放弥撒，其场面空前热烈。1962年，圣母院奠基800周年，法国举国庆祝，戴高乐总统和全体国会议员在这里参加了隆重的纪念仪式。
&&&&在不断毁坏修建的轮回中，巴黎圣母院一次次重生；在不断的历史演进中，巴黎圣母院一次次见证历史，上演了一出出历史活剧；在不绝的信仰传承中，巴黎圣母院千余年来始终是巴黎人民的精神家园。无论巴黎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出多么动荡、驳杂，充满着数不胜数的灵与肉、宗教与世俗、贵族与乱民、革命与反革命、保守与激进、高贵与卑贱、殖民与被殖民、艺术与粗鄙、时尚与传统的矛盾、冲突、混杂与纠结，唯有巴黎圣母院可以给这座伟大的城市以成其伟大的“定力”。它是巴黎的宗教中心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巴黎圣母院作为巴黎城市精神中心的历史和意义。
&&&&犹如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圣母院构成的空间中心、版图中心、精神中心也是三位一体的。任何单一地观察和理解的巴黎都是片面的、简单的、盲人摸象的、以管窥豹的。巴黎是立体的、丰富的、复杂的、多元的、多面的。
&&&&这就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所窥见的巴黎的秘密。（作者为中国艺术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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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巴黎改造的原因探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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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巴黎城记：是什么造成了巴黎的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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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6月至1870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文化、政治和空间巨变一直都被作为一个异常迷人的故事被反复表述和言说。在诸多的表述和言说之中，有巴尔扎克、福楼拜以及波特莱尔的文学描写、杜米埃在插画中的辛辣讽刺以及本雅明断片化的文化和美学批评，相比于这些，大卫o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书中则通过政治经济学视角为读者展现出了十分整体和宏观的社会图景。
大卫o哈维在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十分丰富详实，除了相应的经济数据、政治事件与历史资料分析以外，还融合了文学和绘画作品进行补充和佐证。但是，整本书的论述过程却有一定误导性，似乎暗示正是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内在逻辑造成了巴黎的不合理与割裂状态，譬如贫富差距、传统空间与文化的丧失、劳动过程的异化以及城市共同体的解体等等。
然而，如若将巴黎与其他施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巴黎的空间形态和发展进程并不具有普遍性，巴黎的现代性明显区别于伦敦、纽约、东京的现代性。换句话来说，真正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哈维也在书中提到过，但并未言明)是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现代性概念本身并不是问题，如何实现现代性、以及实现何种现代性，才是问题所在。
威权主义与巴黎现代性巴黎的现代性是何种现代性？是如何实现的呢？
《巴黎城记》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与逻辑来对问题进行理解。其一是威权主义下的政治经济逻辑——政策干预；其二是对过去彻底否定的态度——创造性破坏。在这两条逻辑的相互作用之下，巴黎的现代性诞生了，而哈维将其称之为“现代性神话”。
这一种说法颇为有趣，同时也说明了巴黎改造的肇始人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1853年6月至1870年1月任巴黎市长）的工作态度——以人们前所未见的宏大的计划、庞大的规模、全面性的概念，进行社会秩序和空间景观的再生产。
对于巴黎的现代化改造并非始于奥斯曼。正如大卫o哈维在书中提到的， 1838年接任商业与公共工程部长的阿道夫o梯也尔致力于纪念碑计划、运河、道路、铁路以及新兴要塞系统的建设；曾任巴黎市长的郎比托则注重改善交通运输问题；1832年的霍乱疫情之后，公共卫生也变成了重大议题；建筑师雅克o希托夫通过协和广场以及其他设计方案以实现巴黎中心向北部和西部移动的迁移计划；除此之外，企业家、知识分子们也为巴黎的现代性改造提出了种种设想。
但是以上的一切计划都与奥斯曼计划有明显的不同，因为一方面这些计划并不具备宏大的眼光和计划（哈维认为这是现代性概念的本质，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代性却并非如此）；另一方面，这些计划的是否能够遂行，也取决于财政预算和议会政治的限制。
也就是说，奥斯曼计划的宏大性与当时法国的威权主义政治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因为路易o拿破仑在1848年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中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又于1851年成功发动政变，结束共和主义政治并建立同时具有独裁色彩和民意基础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具有马基雅维利气质的奥斯曼才有机会作为巴黎市长大展拳脚。
在确认自己能够获得皇帝充分支持的前提下，奥斯曼将市议会和计划委员会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哈维列举出了奥斯曼的具体手段：“……他让地主的两个发言渠道无法影响更新市容的决定。计划委员会实际由他发号施令；至于市议会的成员则是指派而非选举产生，因此很轻易就被奥斯曼收编。”如此以来，奥斯曼便能够遂行巴黎都市转型计划(他的前任贝尔热就因受到民意的限制而动弹不得)。
威权主义政权给予了奥斯曼足够的政治权利，使他可以打着“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旗号征收土地，并将前人的现代化尝试全部融合进自己的一揽子的整体性计划中（同时包括全新的道路系统、运河、公共马车交通体系、现代化上下水系统以及纪念性工程）。
奥斯曼的上帝游戏除此之外，奥斯曼的“创造性会计”也为城市更新计划扫平了建设资金上的限制。
首先，他与佩雷尔兄弟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结成政治经济同盟，对银行、运输、交通、出版、市政服务以及房地产投机进行控制。除了由征税构成的财政预算以外，奥斯曼还通过举债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可以说，这一手段相当精明，一方面可以以此来安抚纳税人对高税率的恐惧情绪；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债产生通货膨胀从而增大税基、稀释当局债务并使所有市民为建设项目间接付费。既有政治上的自主裁量权，又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也难怪奥斯曼的计划如此的新颖而宏大，除了建筑景观、空间关系、公交系统、城市绿地以及上下水系统以外，奥斯曼对于巴黎改造和整体性控制的精力似乎是无限的：
“他一方面非常了解总体经济的严重性，也深知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经济体所面临的特殊危机，以及危机背后的脉络，他的注意力却经常集中于令人头痛的细节问题上。他仔细地监督街道陈设的设计（例如煤气灯、小报摊、街道便斗的设计）并且坚持各个环节都必须直线排列。”
大卫o哈维好奇地写道。如若我们大胆的推测，或许正是因为同时拥有了政治和经济干预手段，醉心权力、充满热情、野心勃勃的奥斯曼，才会有条件从整体规划到令人头疼的细节层面进行全面的控制，对于他来说改造巴黎似乎是一场扮演上帝的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所部署的都市空间计划已不是单纯的“与各地区毫无关联也毫无纽带关系的大道通衢”，而是由大道通衢构成的复杂道路体系，大道两旁的建筑物被重建成按照透视法设计的强调水平线联系的“奥斯曼风格”，永久性的纪念性建筑物（如加尼尔设计的巴黎歌剧院）以及纪念碑则被安放在直线型大道的终点以及具有象征性的位置上。
新的空间关系首先是改善了马克思所言的“交换的外在条件”，动员了资本流通的力量，不只是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压缩了城市中两点之间的运输和通勤过程；而且从街道景观上也强调了速度与运动。
刘易斯o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描写道：“如果把建筑物安排得整整齐齐，建筑物的正面也是端正整齐，飞檐的高度也是均匀的，总之他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望无际，与飞驰的马车奔向的前方目标共同消失，这样安排，就可能增加美的感受。……坐在马车上时，就要求看到的目标能反复重现，因为这样才能使个别的建筑物连串在一起，使坐在飞驰进行的车辆中的人们反复看到它们。”
其次，奥斯曼的空间改造也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大卫o哈维认为新的帝国景观和极权美学的“焦点在于以拿破仑事迹为中心的民粹主义以及帝国权力的展现上”。
换句话来说，大道、建筑物和纪念性工程“有助于支持新政权的正当性”，宏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也为帝国的建立披上了神话的外衣。
当然，除了景观上的象征意义，瓦尔特o本雅明则提到：“奥斯曼计划的真正目的是确保这个城市能够免于内战。他希望使巴黎永远不可能再修筑街垒。……奥斯曼力图从两个方面使这种战术失效。拓宽街道将使修筑街垒成为不可能，新修的街道将使军营以最短距离通向工人住宅区。当时人们把这一举措称为‘战略性美化工程’”，通畅笔直的道路也更加适合使用大炮炮击。对此，奥斯曼的名言是“炮弹不懂得右转弯”。
颇具宿命色彩的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人暴乱事件中，工人阶级在奥斯曼的大道上重新矗立的街垒更为坚固安全，它们跨越林荫大道，通常有两层楼高，而曾经修建了巴黎外围防线的阿道夫o梯也尔则带领凡尔赛军队，在攻破了自己过去督建的防线后，（如大卫o哈维所描述的）“沿着奥斯曼所修筑，通向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大道进行缓慢而无情的屠杀”。
现代性与城市环境的决裂奥斯曼计划也体现出了与中世纪巴黎的城市环境的彻底决裂，瓦尔特o本雅明认为奥斯曼使“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大卫o哈维则在导论中写道：“我之所以称现代性的观念是神话，乃是因为即便很多证据证明与过去完全决裂是不可能的事，但决裂本身所带有的说服力与颠覆性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本书中，“现代性”似乎被置于一个需要受到审判的位置之上，然而在巴黎的故事中，真正需要受到审判的应当是奥斯曼计划本身的宏大规模与概念的全面性，在书中作者显然将现代性概念与之进行了混淆，同时也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混淆。举例来说，前述奥斯曼大道的建设，与其说是为了改善资本流通条件倒不如说是一项政治行动。
在巴黎的房地产开发也是一样，其最初的建设逻辑是通过建筑业吸收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本，从而保障首都的充分就业，避免工人阶级再次发动革命，规模宏大的奥斯曼计划以及威权主义体制恰恰为此提供了条件，然而这也使巴黎经济严重依赖建筑业，变得脆弱无比。
大卫o哈维在书中第七章提到：“到了1860年代中叶，巴黎的就业人口中超过五分之一投入于建设工程，虽然这是件杰出成就，但从两个方面来看却相当脆弱。首先，西尼尔（Nassau Senior）指出，‘建筑业停摆一个星期足以让政府惊恐不已’。其次，生产性支出似乎是永不停止的循环，它将沉重的债务负担加诸未来的劳动之上，使大多数人口必须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被迫无休止地工作。”
另一方面，即便有了独裁手腕和创造性会计的加持，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和土地征收工作却并不那么如意，塞纳河左岸和右岸对其计划的态度截然不同。由于左岸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只包括贵族大地主，还包括将土地和房产作为生产资料的零售商和手工业者，因而在左岸推行计划阻力重重；与此相反，右岸聚集的是商人和地主，他们发现奥斯曼的拆迁征地可以将房地产转变为一种投机的工具，在被更新的大道旁的房产价格会得到飞跃性的提升，因此他们不止愿意接受改变，还会主动地进行推广与计划工作。
这在一方面造成了巴黎特殊的空间景观，左岸与右岸、古老与现代之间种种割裂性的关系，也正是巴黎的“现代性神话”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奥斯曼在鼓吹土地私有制的同时却对特定的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不屑一顾，并且也不去经营自己的民意基础，粗暴地对待反对力量，从而引起民怨。这也直接导致了1860年代的私有主义对公共利益的地位反转。
而大卫o哈维对此的评论是：“它们说明冲突不只来自纯粹与部分的资本主义实践在房地产运用上理解的冲突，也来自在此浮现出水面的资本主义合理形式当中固有的紧张关系。”
比起像大卫o哈维一样将奥斯曼计划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视为资本主义合理形式内在的矛盾，倒不如将这种冲突理解为威权主义政府固有的运作模式和应对反对势力的逻辑。布鲁斯o布鲁诺o梅斯奎塔与阿拉斯泰尔o史密在《独裁者手册》中谈论过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家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做出的选择：
“ 当独裁者需要一条通往机场的公路（逃跑的好路线），他可以征用人民的财产，把路修得尽可能直，跑起来尽可能快。……民主领导人则认识到，动用征地权在政治上要付出代价，他们更愿意绕开村庄或房屋而不是将其铲平。”
然而，作为奥斯曼计划的结果，巴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宏大的计划及其理念的牺牲品，多样性被抹杀了，大卫o哈维援引了富尔内尔的话：“巴黎只有一条街——里沃利街，而这条街被复制到各处，这或许能解释雨果神秘的响应方式，当时他正流亡国外，有人问他是否想念巴黎，‘巴黎是个理念’，他说道，至于其余的就是，‘里沃利街，我一直很讨厌里沃利街’。”贫富阶层的剧烈分化
客观的说，奥斯曼的工作态度是十分勤勉的，他推行巴黎的现代化改造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个人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大卫o哈维也承认这一点)，作为一个颇具父权色彩并且热心于改善公共环境的领导者，他的事迹显然可以与当代的李光耀相媲美。
然而，在奥斯曼的政策干预之下，巴黎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环境出现了极大的扭曲。大卫o哈维在书中提到了巴黎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其中最为根源性的，同时也是奥斯曼计划最为失败的一点，乃是严重的贫富差距，地主和商人通过房地产和金融投机获得大量财富，并享受新兴的公共景观；而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小生产者、工人阶级则不得不在毫无经济保障(正如大卫o哈维所说的，奥斯曼认为他只需为劳动者提供工作而非福利)以及越来越难以获得贷款的状况下直面飙涨的房租、来自于外省和外国的激烈竞争、季节性的失业、科层式的剥削等种种问题。
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净化行动，他试图通过种种干预手段将下层阶级、工人、外来移民赶出巴黎城区，铲除贫民窟，只把精品业者、中产阶级以及上层阶级留在巴黎。在今天看来，这种目标是不切实际且不值得提倡的。一方面，下层阶级以及移民可以解决存在于服务业等行业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城市存在的本质是解决人在经济层面上的不自由，人们在城市中谋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本来就无可厚非。实际上，真正需要解决的并非驱逐穷人，而是解决穷人如何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问题，奥斯曼以及路易o拿破仑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大卫o哈维也并没有在书中提到这一点。
不可否认，大卫o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一书为想要研究和理解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巨变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哈维在论述过程中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绕过第二帝国的威权主义政治逻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性、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空间景观。
哈维没有提到的事实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环境下，不管是资本还是人力资源的流动性都是极强的，一方面，很难有某种势力能够有能力聚敛全社会的财富，同时罔顾众人的不满，对整个城市进行系统的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既有穷人抓住机遇向上流动的案例，也有富人败尽家财向下流动的案例，贫穷和富有之间的矛盾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那么，在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被复制于各处的建筑立面整齐划一、街道空间笔直宽阔的“里沃利大街”们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什么让巴黎的富人对穷人充满恐惧与焦虑？是什么让巴黎的穷人对富人充满仇恨与愤怒？又是什么造成了巴黎的创造性破坏？是哈维在书中暗示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以及现代性概念以及市场经济本身所隐含的破坏性属性？还是威权政府假借民意的肆意妄为所造成的社会扭曲？
个人简介：
杜珝甡，高校建筑学讲师，德国德绍建筑学院建筑学硕士。
Xushen Du ，Lecturer of Architecture，Master of Architecture in DIA.
[责任编辑：lix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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