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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回答问题。废墟的召唤宗璞冬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这一片田野上。刚是下午，清华气象台上边的天空，已显出月芽儿的轮廊。顺着近年修的柏油路，左侧是干皱的田地，看上去十分坚硬，这里那里，点缀着断石残碑。右侧在夏天是一带荷塘，现在也只剩下冬日的凄冷。转过布满枯树的小山，那一大片废墟呈现在眼底时，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历史忽然倒退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而在乱石衰草中间，仿佛应该有着妲已、褒姒的窈窕身影，若隐若现，迷离扑朔。因为中国社会出奇的“稳定性”，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传到那拉氏，还不中止。这一带废墟是圆明园中畅春园的一部分。从东到西，有圆形的台，长方形的观，已看不出形状的堂和小门的方形的亭基。原来都是西式建筑，故俗称西洋楼。在莽苍苍的原野上，这一组建筑遗迹宛如一列正在覆没的船只，而那丛生的荒草，便是海藻，杂陈的乱石，便是这荒野的海洋中的一簇簇泡沫了。多年前，初来这里，曾想，下次来时，它该下沉了罢？它该让出地方，好建设新的一切，但是每次再来，它还是停泊在原野上。远瀛观的断石柱，在灰蓝色的天空下，依然寂寞地站着，显得四周那样空荡荡，那样无依无靠，大水法的拱形石门，依然卷着波涛。观水法的石屏上依然陈列着兵器甲胄，那雕镂还是那样清晰，那样有力。但石波不兴，雕兵永驻，这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废墟，只管悠闲地、若无其事的停泊着。时间在这里，如石刻一般，停滞了，凝固了。建筑家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的遗迹，又是什么呢？凝固了的历史么？看那海晏堂前（也许是堂侧的石饰，像一个近似半圆形的容器，年轻时，曾和几个朋友坐在里面照相。现在石“碗”依旧，我当然懒得爬上去了，但是我却欣然。因为我的变化，无非是自然规律之功罢了。我毕竟没有凝固。对着一段凝固的历史，我只有怅然凝望。大水法与观水法之间的大片空地，原来是两座大喷泉，想那水姿之美，已到了标准境界，所以以“法”为名，西行可见一座高大的废墟，上大下小，像是只剩了一截的、倒置的金字塔。悄立“塔”下，觉得人是这样渺小，天地是这样广阔，历史是这样悠久——路旁的大石龟仍然无表情地蹲伏着。本该竖立在它背上的石碑躺倒在土坡旁。它也许很想驮着这碑，尽自已的责任罢。风在路后另一侧的小树林中呼啸，忽高忽低，如泣如诉，仿佛从废墟上飘来了“留――留――”的声音。我诧异的回转身去看了。暮色四合，与外观的石块白得分明，几座大石叠在一起，露出一个空隙，像要对我开口讲话。告诉我这里经历的烛天的巨火么？告诉我时间在这里该怎样衡量么？还是告诉我你的向往、你的期待？风上从废墟上吹过，依然发出“留――留――”的声音。我忽然醒悟了。它是在召唤！召唤人们留下来，改造这凝固的历史。废墟，不愿永久停泊。然而我没有为这斗争过么？便在这大龟旁，我们几个人曾怎样热烈的争辩呵。那时的我，是何等慷慨激昂，是何等地满怀热忱！但是走的只管走了。和人类比较起来，个人的一生是小得多的概念了。而我们呢？我们的经历自不必提起了。我却愿无愧于这小得多的概念。楚国早已是湖北省，但楚辞的光辉，不是永远充塞于天地之间么？空中一阵鸦噪，抬头只见寒鸦万点，驮着夕阳，掠过枯树林，转眼便消失在已呈粉红色的西天。在它们的翅膀底下，晚露已到最艳丽的时刻。西山在朦胧中涂抹了一层娇红，轮廓渐渐清楚起来。那娇红中又透一点蓝，显得十分疑重，正配得上空气中的摸得着的寒意。这景象也是我熟悉的，我不由的闭上眼睛。“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身旁的年轻人在自言自语。事隔30佘年，我又在和年青人辩论了。我不怪他们，怎能怪他们呢？我嗫嚅着，很不理直气壮。“留下来吧！就因为是废墟，需要每一个你呵。”“匹夫有责。”年轻人是敏锐的，他清楚的说出我嗫嚅着的话。“但是怎样尽每一个我的责任？怎样使环境允许每一个我尽责任？”他微笑，笑容介于冷和苦之间。我突然理直气壮起来：“那怎样，不就是内容么？”他不答，我也停了说话，且看那瞬息万变的落照。迤逦行来，已到水边。本已成冰。冰中透出枝枝荷梗，枯梗上漾着绮辉。远山凹处，红日正沉，只照得天边山顶一片通红。岸边几株枯树，恰为夕阳做了画框。框外娇红的西山，这时却全是黛青色，鲜嫩润泽，一派雨后初晴的模样，似与这黄昏全不相干，但也有浅淡的光，照在框外的冰上，使人想起月色的清冷。树旁乱草中悉窣有声，原来有人作画。他正在调色板上蘸着颜色，蘸了又擦，擦了又蘸，好像不知怎样才能把奇异的色彩捕捉在纸上。“他不是画家”。年轻人评论道：“他只是爱这景色——”前面高耸的断桥便是圆明园惟一的遗桥了。远望如一个乱石堆，近看则桥的格局宛在，桥背很高，桥面只剩了一小半，不过桥下水流如线，过水早不必登桥了。“我也许可以想一想，想一想这废墟的召唤。”年轻人忽然微笑说，那笑容仍然介于冷和苦之间。我们仍然看落照。通红的火球消失了。剩下的远山显出一层层深浅不同的紫色。浓处如酒。淡处如梦。那不浓不淡处使我想起春日的紫藤萝，这铺天的霞锦，需要多少个藤萝花瓣啊。仿佛听得说要修复圆明园了，我想，能不能留下一部分废墟呢？最好是这瀛观一带，或只是这座断桥，也可以的。为了什么呢？为了凭吊这一段凝固的历史，为了记住废墟的召唤。1．“在莽苍苍的原野上，这一组建筑遗迹宛如一列正在覆没的船只，而那丛生的荒草，便是海藻，杂陈的乱石，便是这荒野的海洋中的一簇簇泡沫了。”在这句话中作者用了几处比喻？本体和喻体分别是什么？（4分答：&&&&&&&&&&&&&&&&&&&&&&&&&&&&&&&&&&&&&&&&&&&&&&&&&&&&&&&&&&&&&&&&&&&&&&&2．“对着这一凝固的历史，我只有怅然凝望”，为什么说“历史”是“凝固的”？ （3分答：&&&&&&&&&&&&&&&&&&&&&&&&&&&&&&&&&&&&&&&&&&&&&&&&&&&&&&&&&&&&&&&&&&&&&&&3．“楚国早已是湖北省，但楚辞的光辉，不是永远充塞于天地之间么？”请你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3分答：&&&&&&&&&&&&&&&&&&&&&&&&&&&&&&&&&&&&&&&&&&&&&&&&&&&&&&&&&&&&&&&&&&&&&&&4．文章前面说“它该让出地方，好建设新的一切，”后文却说“能不能留下一部分废墟呢？最好是这瀛观一带，或只是这座断桥，也可以的”，这样行文前后是否矛盾？为什么？（4分答：&&&&&&&&&&&&&&&&&&&&&&&&&&&&&&&&&&&&&&&&&&&&&&&&&&&&&&&&&&&&&&&&&&&&&&&&&5．作者听到了“废墟的召唤”，但是年轻人却尚有疑惑，作者说 “留下来吧！就因为是废墟，需要每一个你呵。”“那怎样，不就是内容么？”这表明了作者什么样的认识？（4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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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期回顾 & && &&&
冰点特稿第808期
共产主义大楼
中国青年报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而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走路都要这样，就像电视里教的火灾逃生。”徐钦敏弓着背演示，“楼道里的墙全都熏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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