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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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春季主持：房伟 中国论文网 /5/view-1318229.htm　　嘉宾主持：张艳梅 张丽军 马 兵 赵月斌 肖 涛 　　 　　主持人语：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我们相遇在这个春天里，继续对当代文坛的最新作品进行即时的点评，几个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本科生同学，从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爱好出发，分别对文坛主要的各大刊物的不同主题的小说，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他们热情而无畏，充满好奇而又富有耐心，相信他们的点评会给大家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享受，以及更深层次的人生思考。文学经典的建构，离不开文学现场的即时确认，他们辛苦而有益的工作，正是我们当代文坛所需要的。 　　主持人：房伟 　　参与者：宋嵩高方方陈宁张殿彭昊 　　 　　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宋嵩 　　 　　匆匆翻过几份文学期刊上的小说新作，阅读感受似乎可用雪莱的名句“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around”(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来总结。尽管诗人的原意是表达自己心中莫可言状的沮丧与失落，但我仍然愿意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用它来概括这些小说佳作内核与外壳的共同特征，以及它们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没有外在的宁谧”，指的是它们大多摒弃了庸常之作温温吞吞的形式、言不由衷的语言和故作姿态的矫情；“没有内在的平静”则是说这些小说或深情回忆，或冷眼旁观，或努力担当，文字深处都涌动着对人间真情的呼唤，对苦难人生的思索，还有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即使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一旦乍起也能吹皱一池春水；更何况这股三月里的佳作之风力度十足，足以掀起读者澎湃的心潮了。 　　《十月》第二期推出了李亚的《电影》和张新科的《天长夜短》这两篇与看电影有关的小说，讲述的都是成长记忆中与看电影有关的片段，又把我们拉回了那些与电影有关的日子。有趣的是，故事都发生在民风淳朴又不乏剽悍的豫东淮北地区，黄淮二水的肆虐无常带给这片土地难以言尽的苦难，中原文化的深厚积淀孕育出作品中各色人等憨厚隐忍的性格，而无穷的民间智慧则塑就了他们欣欣向荣的生命姿态。《电影》各节多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电影命名，“朝阳沟?王桥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听火车”、“电影周?虎口脱险”等等，不由得让人联想起“80后”中坚写手胡坚2010年的长篇新作《少年之年》，此书各章的命名方式与《电影》不谋而合，且同样缅怀那些充溢于青春旅程中的血和酒、笑与泪。《天长夜短》则讲述公社电影放映员老侯的故事。他放了一辈子露天电影，见证了淝河边上小村庄从不知“电”为何物到培养出柏林电影节学术论坛主席的当代史：他有过被全村男女老幼聚集村口敲锣打鼓秧歌舞狮迎接的光荣，有过“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这样的庄严使命感，有过为了配合宣传任务在每次放映前写民歌编快书画幻灯片的奇特经历，也有过在“文革”中带领小电影迷们模仿《烈火中永生》营救知青女教师的“英雄事迹”。但种种这些都挽救不了露天电影日渐式微的命运，它注定会在联产承包、收音机、电视机的夹击面前败下阵来，永远地化作辞典里冷冰冰的词条。但是那些看着露天电影长大的人们不会忘记他，在他的追悼会上，几百人挤满了县火葬场最大的吊唁大厅；人们用看一场电影的时间聆听当年的小电影迷、如今的德国电影专家记述老侯一生经历的小说《天长夜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脑海里涌动的都是老侯退休后用一台报废的放映机在自家院子里放《南征北战》、“有时边看边笑，有时边看边哭”的凄凉晚景。读罢此文，我早已是泪水涟涟，不仅为老侯，也是为了自己渐行渐远的韶华和流变无常的世事人情。《电影》讲述的多是成长过程中的烦恼，打打闹闹间透出些许无奈与惆怅，语言清逸而戏谑；《天长夜短》则交织着欢乐与沉重，叙事技法朴实无华。两篇小说看似都缺乏有硬度的核心情节，流水账似的往事或许会为某些“技术流”写手所不齿，但却真切让我们领略到真情与质朴的力量。 　　同样是“往事与随想”的主题，《电影》和《天长夜短》写得汪洋恣肆，《凤还巢》(叶广芩，《小说月报?原创版》第二期)和《灰房子》(王璞，《收获》第二期)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凝重的回乡之路。叶广芩的满清皇族家庭背景使她的小说自有一种雍容华贵的贵族情调，而”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的时代变迁则屡屡化作掩不住的惆怅与凄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甚至带有某些十月革命后流亡他乡的旧俄作家的味道。《凤还巢》是一出老戏，本是豪门小姐先被暗算落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叶广芩却借用它的题目写自己从陕西回故乡北京装修房子的经历，其间穿插着40多年前离家赴陕西插队的回忆。当她叶落归根之时，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只剩下了兄妹二人。老人只能借重做残存于记忆中的硬木雕花“松鼠葡萄”落地罩和老北京打卤面的方式去追回流逝的时光；而就在自己六十大寿的第二天早上，传来了惟一的亲人昨夜辞世的消息。当初青春活泼的“耗子丫丫”被造化捉弄成了离家40多年才得以“还巢”的“老凤”，但等待她的只是一座“空巢”。在作者近年来一系列以京戏剧目命名的小说中，这篇《凤还巢》写得最为伤感，主人公经历之坎坷多舛、小说笔调之忧郁落寞、色彩之凝重黯淡，无一不令人读后唏嘘感慨。《灰房子》则通过梦境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极力凸显“恐惧”带给人们心灵的折磨与摧残。“灰房子”真真切切存在，是“我”度过二十年少年与青年时光的地方，但它又是一个梦魇、一个象征，屡屡出现在若干年以后的夜里，象征着人性中一切阴暗与邪恶的部分：窥探、压迫、盛气凌人、落井下石……尽管那个极端的年代早已成为往事，“我”也远离了“灰房子”，但却又无可避免地一次次在梦中重回故地。梦中那些从灰房子的无数阴暗门洞射出的目光、浮现出的枯叶般的面孔，还有母亲微弱而清晰的呢喃――“我们走不了的，进了这地方的人，一辈子也走不了了”，都与《狂人日记》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字里行间仿佛能嗅出逼人的血腥气味，让人不寒而栗。王璞用冰冷的文字拷问人性的底线、控诉时代的罪恶，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足以让若干志得意满的“主流作家”赧然。 　　人们印象中，童年似乎总是无忧无虑，而赵剑云的《洗衣歌》(《安徽文学》第四期)却偏偏写了一个与童年有关的残酷故事。女孩花喜儿因为不堪忍受继母李桃花的虐待，和好友花若兮一起，模仿《三十六计》连环画上的故事，设计“调虎离山”，安排父亲花木匠回家“瓮中捉鳖”(捉奸)，想借此机会让父亲好好教训一下继母。然而平日里最爱面子的李桃花在东窗事发后，自知没脸活下去，便投河自尽了。天真的少女无意中成了间接的杀人凶手，无疑是在她们稚嫩的心灵里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倘若花喜儿身边的人都能像花若兮和她母亲那样给喜儿多一些关爱，这出悲剧原本并不会发生。换一个角度思索，中国人历来热衷于让儿女“多个心眼”，常常为自己孩子的“少年老成”而沾沾自喜，正因为如此，教唆成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三十六计》居然成了儿童读物，某些所谓的“智慧”取代了童年的单纯。作者借两个小女孩的惨痛教训，向传统的中式教育提出了质疑。 　　刘玉栋的中短篇创作历来带有些许“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文字清澈而空灵；他擅长以儿童视角观察体验成人世界，偶尔在温情中透出些许冷峻，如同不经意间在鹅黄草绿的背景上涂抹几笔暗紫藏蓝，于触目惊心中赋予作品以深邃的现实思索。《河边的孩子》(《时代文学》第二期)很好地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小说中再一次出现了作者笔下屡屡提及的“红鲤鱼”，这一次，它成了乡村生态文明的化身。在护林员老莫为阻止盗伐林木而殉职、果园因为河水被污染而结出巨型葡萄之后，老莫的遗子黑根化作了一尾红鲤鱼，从孩子眼前一闪而过，永远消失在河水深处。葡萄园周围近乎原始状态的树林、奶奶讲述的红鲤鱼和田螺姑娘的传说，以及神秘的喊魂仪式、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都是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切都随着现代商业、工业文明的入侵而渐渐解体。作者在故事的开端便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孩子的父母都进城打工去了，只剩下祖孙三口留守故乡的葡萄园；而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盗伐林木的人们可以对老莫惨下毒手，工厂的废水也会将原本清澈的河水染成茶色。而黑根更是一个怪胎，他惟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掐死无辜的昆虫和鸽子，“看着虫子破碎的尸体，瞅着满手的五颜六色”，“使劲龇龇牙，不是笑，更不是哭”。这近似无意识的残忍举动，正是现代人种种不可理喻的破坏行为的象征；而他化作红鲤鱼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意味着人类的善良本性注定将一去不返。刘玉栋用平稳自然的灵性语调讲述这则现代寓言，毫无矫揉造作之感；那些曾经充满童年的小美好如沙漏中的细沙一样流逝，让人心中隐隐作痛；老莫的遭遇、黑根的恶习，以及巨型葡萄的不断膨胀，无不令人触目惊心，甚至生发出恐惧感。用现实的冰冷坚硬去触碰心灵最柔弱的角落，以充满诗性的语言去诉说变化无常的世事和无法回避的宿命，从平淡如水的童年生活出发去书写生态与文明的廓大主题，这是刘玉栋风格独具之处，也是他在文学长征路上继续跋涉的宝贵资本。
　　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钟山》第二期)算得上是三月里最具可读性的小说。男主角乔丁在大学期间因为盗窃而被开除，却偶然结识了一个在孤儿院长大、性格桀骜颇有侠女风范的女惯偷“她”，两人到各地作案，专盗富人豪宅。乔丁日后虽金盆洗手，结婚成家，却始终苦恼，只能不时以出差为借口，和“她”一起行窃。在一次入室盗窃过程中，二人被户主发现，乔丁却惊讶地发现了岳母的秘密：原来岳母借口到外地培训舞蹈，只是为了红杏出墙。从此以后，乔丁和岳母之间便发生了种种尴尬，在心灵的震颤与煎熬中艰难度日。抛去传奇特色极强的外壳，作者其实意在观照现代都市生活的迷茫与无助。乔丁曾自欺欺人地认为岳母的秘密是肉体的纵欢，而自己的秘密则关乎心灵，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心灵无处安置的焦虑。胡学文把乔丁、岳母、“她”这几个人的躯体置于文学的无影灯下，手中的笔如柳叶刀般锋利，残酷无情地解剖出人类的精神阴影。小说立意尖锐且犀利，具有立体鲜活的细节和强大的情感张力，带给读者持久的心灵震撼。 　　女作家们在阳春二月里再一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文学大花园需要百花齐放，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固然痛快淋漓，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又何尝不是别有风味?《山东文学》第3期“女作家专号”选刊的高克芳《婚姻底色》和杨袭《找奶娘》两篇小说，风情独具，文气盎然，充分展示了山东女作家的创作实力。高克芳擅写婚姻家庭题材，网络人气极高，被视作“继王海鸽之后的第二代婚恋小说领军作家”，“中国人婚恋代言第一人”。《婚姻底色》其实是她的长篇小说《七年之痒》的开头一章，写的是现代都市生活压力之下的婚姻危机：坚信“性和孩子是婚姻最强韧纽带”的陈晓荷，最终屈服于“无性”的婚姻。在小说的结尾，“早晨的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屋里笼罩着一片温暖的光晕”，仿佛危机已然过去，阔别已久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即将来临，女主人公的心情又要豁然开朗起来，但细细体味，那片天空中仍能隐约看到丝丝乌云――毕竟夫妻之间的和解是以晓荷的妥协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晓荷心目中的最强韧纽带已经失去了极为重要的一环，她的选择看似充满壮士断腕般的魄力，但这步“丢车保帅”的险棋究竟能否挽救晓荷海东面前早已岌岌可危的婚姻残局?那片温暖的光晕会不会是家庭崩溃前的回光返照?或许这道谜题对于尚未经历过婚姻洗礼的我来说难于哥德巴赫猜想，但即使是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夫老妻，大概也难以给出一个信心十足的回答。 　　如果说高克芳的文风已经渐趋老到，初涉小说创作不久的杨袭则仍在《找奶娘》中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句子”。小说情节很简单：丧妻男人麻秋来发誓要给儿子麻多金找一个城里人做奶娘，甚至不顾忌旁人异样的眼光，挂着“找奶娘，找工作”的牌子在火车站招摇，直到遇上了自称城里人的小文才似乎“万事大吉”：但就在第二天麻多金去车站接岳母的时候，小文带着麻多金消失得无影无踪。作者用将近一万字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麻秋来进城找奶娘的来龙去脉之后，笔锋突然一转，仅用“她再也看不到多金了”九个字，便将情节扭向令人意外的方向，故事到此也就戛然而止，只有“很久很久以后的一个傍晚”里麻秋来搀扶岳母回乡的背影永久地投射于读者的心灵，颇有欧?亨利的风范。但在我看来，杨袭对于麻秋来心理的细腻刻画所显示出的不凡情感透视力更为重要，这无疑是一位青年作家“可持续发展”所必备的素质，其价值远高于技术层面上的成功之处。也正因如此，我对杨袭的未来充满信心。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几篇作品好似险峻奇谲的名山，唐慧琴的《拴马草》(《收获》第2期)从外表来看就只能算貌不惊人的小丘。然而，就是在这片平淡的风光之下却悸动着炽烈的情感岩浆。人情人性的丑恶与美好、卑劣与高尚在银平娘的丧事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碰撞。伦理、权力、金钱的相互拮抗给原本宁静的小村带来了浓浓的火药味。一切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没有丝毫搁置争议的可能性，更何况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潜伏着不为人知的“家丑”，《红颜》中的乱伦故事在小村有了另一个版本。作者深知这个戏剧性极强的故事本身就拥有吸引眼球的傲人资本，玩弄叙事技巧有吃力不讨好之嫌，甚至有败坏读者阅读胃口的危险，所以，她老老实实严守第三人称视角，保持高速的叙事节奏，几乎不做明显的价值评判，公道却自在人心，银平娘和大牛娘两个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也正因此显得愈发鲜亮。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小说，三月的文学期刊还选登了不少有实力的作品。在王小鹰的《点绛唇》(《收获》第二期)中，叶采萍经历了将近二十年孤寂的婚姻生活，最终却换回了留洋丈夫出轨的结局，还有一张有三十万存款的存折。但是离婚带给她的最大打击居然并不是丢掉了丈夫，而是失去了她从少女时代便梦寐以求的、身为“淮海坊女人”的资格。而她与老板之间的地下恋情，也因老板夫人的发觉而在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面前灰飞烟灭。可笑的是，直到四大皆空，叶采萍仍然念念不忘“淮海坊女人”的所谓荣耀，坚持留在一家淮海路上的老店里工作，因为这意味着她“依旧没有离开淮海路”。一个女人的一辈子就这样献给了一条马路，看似荒诞不经，其中却包含着人生旅程中无尽的苦涩。类似的“执著”在祖先海的《继续生活》(《小说月报?原创版》第二期)中也能见到。劳模老马因为对暖气温度不满而拒交暖气费，以至于供热公司告上法庭，老马为了讨还公道，从此踏上了上访的不归路。作者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事下笔，用诙谐幽默又透着些许无奈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老马这个有些“一根筋”的老劳模形象；同时，作者也并没有因为老马处于弱势地位对其一味偏袒，而是如实地反映了工厂、供热公司、法院乃至老马家庭等方方面面在大环境下遇到的种种难题，折射出世间百态。再如绿笙的《后来的木匠》(《福建文学》第三期)，以寓言的形式和略显滞涩的语言虚构了享誉天下的“疑城木匠”的没落史，入木三分地讽刺了“一个靠毁灭一切来换取发展速度的现代化年代”里人心的浮躁。“各色长衫”、“木匠协会”、世界上第一个“木工学院”等细节的设置，在现实生活中都多多少少能找到原型，真假杂糅的手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此外，徐永的《雨一直下》、余文飞的《三杀》(均刊于《时代文学》第三期)、徐风的《壶道》(《钟山》第二期)、陈斌先的《纷纷扰扰图个啥》(《安徽文学》第四期)、朱和风的《光明》、吴君的《幸福地图》(均刊《十月》第二期)、阿成的《全体投降和一座空坟》(《小说月报?原创版》第二期)都值得一看。 　　 　　逐渐敞开的世界 　　高方方 　　 　　刘小枫曾这样说过，“当人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想象遭遇挫伤时”，写作能“改变人存在的时空感，让人重新找回逐渐逝去的生命感觉，重拾被生命无常抹去的自我”。可见，写作本身已然成为了作家凭吊过往易逝岁月和言说现实存在的有效载体，这种或“延迟性”或“历时性”的言说姿态本身，就可以算作是作家独异生命个体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当我们在翻读亲近这样一些或凌厉或伤感的文字碎屑和情感片段时，似乎也能感觉得到作家独异个体生命世界的逐渐敞开。 　　毕亮的文字世界总是能够在一团逼仄的萧疏晦暗中，点染一抹久违的温暖和爱意，其发表在《长江文艺》第三期上的《礼物》，就是一篇萦绕着浓浓感伤意味的悲悯之作。主人公马闳和阿玲是一对远离家乡在都市迷失的城市候鸟，梦想的失落和生存的重压，让马闳将难以排解的苦闷发泄在婚外肉欲的狂欢之中，但是未泯的良知又每每让其感到无限的悔意，酒吧里矮个陌生男人的酒后失言，又让其开始怀疑阿玲对自己的忠贞，当马闳妖魔化着自己又妖魔化着别人的同时，阿玲出卖肉体为其买来的相机又深深将他刺痛，这份礼物虽然比不上《麦琪的礼物》那般纯粹干净，但是其间的流露出的爱意疼痛，却让人读来动容。可以说，毕亮的小说很有点雷蒙德?卡佛的味道，他们都善于拣选一些小人物、小场景和小故事，来揉搓出其间关乎隐秘人性内里的东西，而恰恰是这样一些俗常中的细微琐碎，最能够撕裂底层人群暗夜般穿身而过的疼痛。
　　陈再见的《电梯》(《长江文艺》20１１年第3期)是用跳脱文字写成的沉重故事，作者跟随一个不谙世事十二岁农村少女二凤的目光，来探究一个城市的细部缠绕，在腾转挪移叙事行进间掀开了繁华背后蜗于一角的黑暗。阿婆的落寞孤独以及在电梯风波的怪异表现，让人禁不住发问，“城市的电梯”到底是通往幸福，还是指向堕落，城乡的距离既然像是隔着揉皱的丘壑，人们何苦又要削尖脑袋向黑暗和沉陷里云集?为何不能捡拾被浮华击碎的尊严，打点行囊，走向有光的地方? 　　《安翔路情事》(《当代》2011年第2期)是北大才女文珍写的中篇，开首故作风趣的讲述调子却无法抵御滑向坚硬现实的宿命。小说讲述的是一段北漂小男女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分为四节：鸟巢、安翔路、圆明园、还在安翔路，鸟巢是这段感情的起点而圆明园则是终点，安翔路既是这对小北漂生存忙碌情感酝酿的温床，又是抵不住现实重压分道扬镳的渊网。刚刚起步却又无功折回的环形故事构建，给人一种逃不脱命运之网的深深无奈，在麻辣西施小玉和煎饼小胡看似无疾而终爱情，充满了底层空气无尽的稀薄。 　　白天光是近年来以书写东北地域文化而著称文坛的作家，个性化叙述语言的使用以及奇异事件场景的选择，都让其作品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意味，这种独异写作风格的标举和新奇世界的敞开，不能不说是东北文坛乃至当下文坛的一个意外收获。其发表在《当代》第二期上的《香木镇现代的古典生活》与《香木镇的梆子响了》(《当代》2009年第1期)一样，依然将叙事的地点设定在一个叫做香木镇的奇异之地，文本共分为五个小片段：找香木、盛子泥蛋儿馆、国江骑猪场、福子泥鳅馆、馄饨诗馆，这五个片段分别讲述了香木镇五种样态的游戏，叙述上环状的折问式行进姿态，不仅让文本轻松跳脱，而且造成了多声部言说的叙述弹性，讲古说书式的叙事调子和传奇时代剧般的民俗演绎，让整个文本都充满了一种非凡阅读的蛊惑力。可以说，白天光具备一种特异的叙事潜能，其将文化元素的丝缕填充熔铸到小说的内在肌理之中，在诙谐幽默、清新利落的文本行进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荒诞混沌却又鲜活怪异的世界，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乡土小说。 　　凭“女工三部曲”(《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花朵一样的女人》)成功上位的青年作家李铁，使得工业题材的小说在中国文坛重新升温，这篇发表在《上海文学》第三期上的《犯桃花》，依旧赓续了其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上的长处，成功推出了于晓丹这样一个女职员形象。小丹从小因为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而对男女之事很是厌恶和畏惧，后来却在职场女性争风吃醋的角逐中，主动沦落为商厦经理李和的“小蜜”，最后商厦经理因“莫须有”强奸案的被告，而引发的一系列戏剧性波折，让整个小说变得有趣起来，就像是突然敲击的一个极具重量感回车，让人物间的关系变得曲折繁复，在尘埃落定之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才得以完全呈现，有着一种超凡的阅读弹性。 　　许建国的《村官》(2011年《长江文艺》第3期)则用幽默的漫画式笔法刻画了一个极具喜剧色彩的村支书宋定国，以及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矮三。小说由宋定国新官上任后点燃的“三把火”来网结全篇，即对张光明、张光亮争地事件的机智化处理，劣质水泥伤人事件的危机性公关，以及柿坡观光游的项目成功推展，在这些横断面式叙述中，一幅立体感十足的基层官员众生相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有着社区片警身份的业余青年作家江丽华，给人带来了一种别样的阅读体验，特殊道德职业使得其用小说构筑的世界，更能原生态地去还原底层生活的庸常琐碎，因而更具震撼人性的叙述力度和情感势能。《想当个痞子有多难》(《西湖》2011年第3期)有着黑色幽默的荒诞味道，写的是一个“二进宫”的伪痞子因为一根自残手指而“成名”的莫名闹剧，令人啼笑皆非的“黑道潜规则”让人感到了生活的无尽荒诞与寒意。江丽华在其创作谈《小镇故事多》中说道，“繁忙的工作和多彩的生活是我写作源源不断的原动力，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写作的过程会引领我探寻冰山的底层，任由想象的翅膀制造无限的可能。”在底层书写面容混沌的时下，这种来自底层的叙述声道的执着坚守是难能可贵的。 　　王松则将叙事的视线盘附在已逝的过往烟尘中，期许以一种回望的姿态来探究历史冰凌细部的苦涩与艰辛。他的小说《面具》(2011年《上海文学》第3期)，初读起来很有些阿城《棋王》的神韵，和王一生一样，小说主人公胡天也是那样一个艰涩年代里独具异秉却被下放的少年，但是，胡天虽有儒家的执着与聪慧却没有王一生道家的旷达超脱，在乱世之中无法持守自我人格的完整。给他带来无尽羞耻的鳄鱼形胎记虽然在烈火中被淬去，但被灼伤的面容却让他背负上了荒诞年代的十字架沉重，精湛的手工制作技艺和不俗的医术，虽为其带来了些许生存的便利，但其悲苦的命运走向却依然没有转机，长成的少年就这样面容悲戚地被定格在了“没有转成正式知青”的世事无常里。 　　林晓非的《肉丝面》(2011年《西湖》第3期)则分段讲述了非常年代里三段因肉丝面而死人的故事，即：因做不好肉丝面而喝农药自杀的要强的茶香，饥馑年代中活活被肉丝面撑死的少年宝生，因贪恋美食而被吊死的老富农，三个不一样的故事却同样指向了艰难年岁中人之生命的脆弱，让人不禁感喟不是每个人都如陆文夫《美食家》中的朱自冶那般的幸运。 　　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在这个春末的发梢上，也刻录下了其之于梦想、过往而或现实的记忆存留和精神展望，比如商略用《黑羊》(《西湖》2011年第3期)敞开自我书写一个与世隔绝蛮荒恶劣的“生命高原”，展现了一个现代文明人难以想象却又真实存在的“例外的现实”。蒋一谈的《说服》(《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则将故事延展至科研所实验室中两个被环境异化的男女，在心理分析式的细腻言说中透出一种之于人格残缺的忧疑。凌可新的《暗夜温柔》(《长江文艺》2011年第3期)则在充满悬浮感地一团“巧合”中讲述了一段很不巧合的爱情。八月天的《有一棵什么苗在心里疯长》(《长江文艺》2011年第3期)，则讲述了一段被掩埋二十年之久的暗恋，在这段不伦之恋中我们触碰到了现代婚姻的疲乏与精神肉身的双重死亡。尹德朝的《酒精含量》(《长江文艺》2011年第3期)则以不平凡的“官员酒驾事件”网结全文，让我们管窥到交警一线执法的无奈和官场人事的波谲云诡。 　　 　　人性与环境的碰撞所产生的…… 　　陈宁 　　 　　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最为敏感的领域便是人性，伟大的作家总是善于窥探人性的丰富性；对于有志于研究和呈现人性的作家来说，最为困难的也正是体察人性的丰富性。作为人的性格和情感领域，人性可以是有规律的；对于每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的个体来说，人性可以显现为千姿百态的个性；而对于每一个拥有自身独特个性的人来说，置身于人与人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不得不与之发生碰撞，以至改变自身个性或者给自己的个性注入新的因素，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令观者动容的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引人深思……这便是人性的复杂性。 　　三月份以来的小说仍然在重复着各种各样关于“人”的话题。 　　一、人性善恶的消长 　　关于人性善恶的消长，历来为小说家所津津乐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善恶怎样受到环境的制约，又能怎样转化?梁晓声的短篇小说《过户》(《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为我们作了一个精彩的诠释。小说讲道，“他”是一个即将成为杀人犯的人，因为“他”已经准备实施杀人了，“他”的目标是建委房产交易服务大厅的八号营业员，但此人对于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还处于懵懂不知的状态。之所以产生杀人的动机，来源于“他”的一次买房过户的遭遇。一年半以前，“他”以低价卖了一套二手房，为了支持其买房，父母卖掉了家乡县城的老房子，做起了小本生意……但就在“他”即将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安享房子升值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时候，就是这个八号营业员，因为某张单据的一点小瑕疵而没有通融，最后导致卖家变卦，“他”即将到手的房子也化为泡影。为此，恋人吹了，母亲气死了，父亲失去了老家的房子，“他”花光了卖主的违约赔偿金又砸进了十几万，也没有挽留住母亲的生命。在巨大的怨恨之下，“他”认定八号营业员是这一系列不幸的导火索，“他”动了杀机。但就在“他”即将实施杀人行动之时，八号营业员几句善意的关怀却让“他”冷却的心重新复苏暖意。最终，“他”不但没有杀人，反而协助八号营业员制服了房产交易大厅的一名精神病患者，成为了一个见义勇为的无名英雄。梁晓声在此探究了恶念产生的根源及善念对它的消融与压制。《过户》告诉我们，房价的高涨不降、时势的打击、人心的失衡，导致了一个人的杀人欲念的产生；而人性善意的问候，真诚的理解，心灵的沟通，却激发了潜藏在人心深处的正义与勇气。但是，善意可以消解仇恨，时势环境所造成的人心浮动却该如何制衡?梁晓声用结尾一句话点燃了读者的问询：又精神病专家预言，房价继续高涨不降，中国之精神病人将有可能增多……
　　二、人的欲望与环境的制约 　　人有七情六欲。有些时候，人的这些欲望会成为人前进的动力；但更多时候，现实环境的制约却使得人的欲望不得不圈定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但令人迷惑的是，欲望的需求与环境的遏制所产生的不合常理的人性状态，我们该如何去命名、去解释?史生荣的中篇小说《无枝可依》(《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便讲述了这样一个困惑。博士高怡毕业后获得新进单位的安家费30万元，按理说日子应当滋润和美。但丈夫孟向林却旧习不改，仍然在外拈花惹草，弄得那女人竟然写信向高怡索要5万元青春损失费。高怡一气之下与丈夫分居，搬进了单位同事何子峰空闲的一套住房里。在与何子峰的交往中，高怡慢慢对他产生了爱的需求。而当两人真正交往后，高怡发现何子峰并不想为了她而与自己的高干妻子离婚。不久以后，丈夫孟向林意外发现了高怡的出轨，他大为恼火，认为自己不过是生理出轨，而妻子却是感情出轨……高怡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什么是感情需要，什么是生理意义上的需要?两者有没有绝对的区分?自己和丈夫之间，何子峰与妻子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为什么没有感情却不得不在一起?或许正是客观现实的制约，导致了一对对牢房式的婚姻。小说里描述的人情是那样的不合“规范”，却又是那样的入情入理。高怡的丈夫孟向林更在乎妻子的30万元，何子峰更惧怕自己那当大官的老婆，而在意自己独立和自尊的高怡，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家庭与情感的困惑。 　　三、天性的自然挥发与外界的整塑之力 　　天性是人性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然而天性也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在外界环境的整塑之下，天性往往会受到蒙蔽、扭曲、包装，往往会变得虚假、负重、循规蹈矩……因而，以天性沉浸世间之人，往往是与世界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容易感受这个世界的人。可是，这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孩子身上。须一瓜的短篇小说《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人民文学》2011年第3期)正是这样一篇讲述人之天性智慧的作品，然而，人以其天性智慧进行对世界零距离的认识与思考，却往往不为常人所容。小说以黄博浩的作文、检讨书、博文、信件、发言稿等等文档汇集而成，部分文档加注了老师的批语，展示了一个孩子纯真、好奇而又迷惑的内心世界。在黄博文的内心世界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春天是臭的，外公外婆猥琐小气为老不尊，大海飘满了垃圾，人和狗是平等的生命，写文章可以是没有主题的，大人眼中不务正业的人却是平和宽容的……但是，他这一系列认识都遭遇了家长、老师的“正面”纠正，惟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浪荡子――与自己小姨非法同居的名叫“不叫小姨夫的人”可以与自己产生共鸣，而黄博浩的这一切心声也只有在博文之中才可以不受干预。小说写出了黄博浩在老师纠偏之后的“改正”，也透露出了黄博浩对“不叫小姨夫的人”的由衷欣赏，和对成人世界的一诺垃圾、言而无信、势利冷酷的深深失望。他以一颗人类的本真之心来看待这个扭曲的成人世界，看到的是满目的荒唐、虚假、猥琐、束缚与偏见。小说似乎想通过黄博浩的文档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状态，而又是什么扭曲了这最真实的存在。 　　四、爱心之中的冷酷 　　人类天性之中有被爱的需要，也有付出爱的需要，前者是一种渴望，后者是一种给予：两者共同存在于人之自然情感之中。因而，我们可以从公益的角度承认爱心是无私和伟大的；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人性的角度承认，给予爱心既然是一种人性需要，那它也可以是一种人之私欲的实现。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就能够想象，爱心在特定环境下所潜藏的冷酷与自私。朱辉的短篇小说《大案》(人民文学2011年第3期)就讲述了这“爱心”的两面性。李女士是一名房地产大老板的太太，她天性爱狗，极有爱心，怜悯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便利用丈夫手头的地皮和宽裕的经济条件办起了一个流浪狗收容站，并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喂养管理。一日，一个农民工因想送只小狗给女朋友作礼物，而将收容站一只不起眼的丑狗引诱了出来。事发之后，李女士以“偷狗”为名，将农民工送进了派出所。因为案子太小影响业绩，派出所孙队长别出心裁，将此丑狗与价值十几万的国际名犬挂上了钩。于是，原本的“偷狗”便成了一桩大案。李女士对案子进展十分满意，最后亲自为孙队长送来了锦旗。如此一来，一个原本关于爱心的故事便变得面目狰狞。爱心的给予完全因为人性的需要而生，却因为这种需要的自私性而与“博爱”相去甚远。在这种爱心的关照下，贫贱之人所得到的同情却不及一条流浪狗。这正反映了爱心在物欲与世俗的熏染之下，所呈现的造作、残忍与冷漠、隔膜。人之爱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由此可见一斑。 　　五、物欲与亲情的相煎 　　亲情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感情，它原本是单纯而浓郁的，但却因物质利益的渗入而引发隔膜、冷酷、疏远甚至仇恨，这不得不让人感慨物欲的巨大冲击力，质疑感情在现实面前的牢固度。到底是什么东西缔结了亲情，又是什么可以摧毁亲情的缔结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坛新人漱玉为我们带来了他的中篇小说《相煎何太急》(《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小说讲述了老北京人郝大妈一家围绕老屋拆迁费所发生的亲情悲剧。郝大妈是一个心地纯善、极重感情之人，她对将要拆迁的老屋心存不舍，可没料想自己的大姑子和小儿子已经围绕拆迁费动开了心思。老屋房产证的产权归郝大妈，可大姑子却以“父亲的家产”为名，意图上门分一杯羹；而小儿子儿媳也担心哥哥姐姐的参与会使自己所得的利益减少；唯有郝大妈一心顾及家庭的和睦、儿女的幸福，而默默委曲求全：她瞒着儿女将自己平生的十万元积蓄作为老屋的拆迁补偿给了大姑子，以求顾全整个大家庭的体面，却没料想贪婪的大姑子将她告上了法庭；她瞒着小儿子将自己的存折补贴女儿家用，却使得小儿子与自己断绝了来往；她为了方便儿女而自己租住民房孤苦度日，最终却患病住院也没见小儿子前来探望；郝大妈因绝症过世，终于震动了冷酷的小儿子，儿女念及母亲而肝胆俱裂，但是亲人却已经不在……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打动了人人心中对亲情的眷恋。正是在对于物欲无尽的追求之中，人们愈益迷失了自己最应该珍视的财富。钱财总是身外之物，但这浓浓的亲情却可以永驻心间。作者在此提醒了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最宝贵的东西，永远不要因为拥有而轻视，永远不要舍本逐末。 　　六、找寻被物欲所遗落的真情 　　如果说《相煎何太急》带给了我们对真情的眷恋，对物欲遗弃亲情的感慨与失落，那么李晴的短篇小说《手电筒》(《青岛文学》2011年第3期)则带给了人们一份真情的补偿。小说讲述了一对夫妻对曾经的真挚爱情的执着坚守。丈夫因忙于酒店应酬而经常彻夜不归，妻子为此而对夫妻之情心灰意冷。妻子最为珍视的东西是一支陈旧的手电筒，那是她刚参加工作时，丈夫为了让她安全回家而准备的。一支小小的手电筒，凝聚了丈夫对她的关爱，也寄托了她对往昔甜蜜爱情的回忆。终于有一天，丈夫半夜归来，把她送他照明的这支手电筒弄丢了。面对妻子的失望，丈夫开始追捕自己的良知：是什么盗走了自己的往昔的纯情和耐心?于是，不等天亮，他便回到丢失手电筒的臭水沟旁，掏到了深埋于垃圾和臭水之中的手电筒。他同时也找寻到了那遗落多年的夫妻真情。 　　 　　乱花渐欲迷人眼 　　张殿 　　 　　三月的风像极了轻轻的脚步，三月还是粉红色主打的月份，爱情在三月的春天里分外明媚。三月里，那些关乎爱情的关乎欲望的故事，如同花朵，都在字里行间悄悄绽放着、倾诉着…… 　　从诗歌转入小说创作的川籍作家钟正林，近年来颇有点异军突起的意思，发表在《当代》第二期的这篇《户口还乡》，与其先前创作的《可恶的水泥》、《黛色的核桃花》、《气味》、《秃了》一样，同属于“反思工业小说”系列，这些作品都将叙事目光聚焦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内外交困的时代隐痛上，在朴实细腻的纪实化生存摹写中，让读者真切体味到农人左支右绌的生之艰辛。小说《户口还乡》依然将叙述场景定格在川西北一个叫做青牛沱的乡间小镇，主人公雷大田、帮容夫妇先是费劲心机，跑了“二十一趟”把户口迁入城市，实现了“农转非”的愿望，始料未及的是三年后的家乡发展很快，凭农村户口就可以在林权制度改革中分得山林，享受山区开发旅游的分红，于是在城市没混出模样的大田夫妇，开始了一段颇为戏剧性的“户口还乡”的折腾，而在最后“还乡”成功的关口，这对夫妇又得知，不迁户口的话他们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消息。可以说，整个故事讲述得可谓一波三折，围绕“户口”这样一个制动因子，在主人公的一番折腾中，道尽了工业化、城镇化潮流走势中，置身其中却混沌不明的农民个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的经营编排上错落有致，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显得不够鲜活丰满，主题先行的弊病依然是制约作者创作的“瓶颈”。
　　凭借“女人三部曲”（《生为女人》、《与男人无关》、《婚之外》)闯入文坛审美视域的马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异质化的故事建构著称，发表于《西湖》杂志第三期的这篇《夏日午后》却选择以一个男子隐秘心理的探究为其创作“原本”，呈示给了读者一种别样的阅读感受。小说开头有点很“盗梦空间”的意思，一场名为“前世和今生”的大型催眠表演秀，将故事的主人公“我”拖入了“被亲生父亲猥亵”的焦虑之中，在经过一番颇为神经质的心灵纠结之后，才戏剧化地发现，“被唤醒”的“不堪”记忆碎片背后之斤的荒诞。整篇小说极富心灵动作性，作者在隐秘心理的层层剖析和细节处理中，显露出了不俗的心理叙事潜能。 　　值得一提的女作家新作还有付秀莹发表在《十月》第二期上的《红颜》。对于习惯了付秀莹风格的读者来说，这篇小说相当奇特，因为作者并没有续写自己已经讲述多年的故乡情感经历，而是选择了一条“复古”的道路，用《红楼梦》式的语言诉说一个《红楼梦》式的、发生在一座古典大宅门里的伦理故事。平心而论，小说整体上滋味平平，反倒是生硬的模仿痕迹不时流露，比如寄人篱下的主人公滕雨就难免带有林黛玉的影子，而充斥着些许神秘气息的沈家更像是深邃似海的贾府。或许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都难以摆脱《红楼梦》的影响，都会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向曹雪芹看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超越“模仿”的层面而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只有做到这一点方能算得上迈过了大师的门槛。这篇《红颜》，大概只能看作是付秀莹的一次文体实验，只是给自己写惯了的现代伦理情感题材套上了一件不甚合体的唐装，在形式的“旧瓶”里灌进了按自己老配方酿造的“新酒”。其实，充满了绮丽旖旎色彩的《红楼梦》文体最适合用来讲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情感伦理故事；就作者的创作成就来看，她的文风与中国气质本可以相得益彰，《红颜》显示出的不成熟也许只是作家转型期必经的阵痛，她现在需要努力的是尽快找到自己固有风格与中国古典意蕴的最佳契合点。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贵族追求纤巧精美和浮华繁琐，将巴洛克艺术和中国装饰趣味糅合成怪诞的洛可可风格的教训值得作者深思；“实验之作”如何避免流于“游戏之作”，也是作家鼓起勇气挑战写作难度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树树皆春色 　　彭昊 　　 　　草长莺飞，春风暖暖的亲抚里，转瞬就是花语喃喃，三月是个恋爱的季节。而这个月里露面的青春故事，也契合着恋恋的格调，或是甜蜜，或是忧伤，或是充满着形而上的苦苦思索。爱情这个千古之谜，在圣贤先哲那里没有明解，在我们这些青春着的人的笔下却以生动鲜活的少男少女具象，诠释了青春的爱情与爱情的青春。 　　《一坠到底》（《后来》周年特刊总第300期）是这个月份我见到的文笔、气质、思想都不错的一篇小说。作者周文作为西南交大的研究院比较文学毕业生，学院的气息让他的青春爱情多了份厚重，多了些韵味，多了些思索。周文用《一坠到底》诠释了青春爱情的冒险与不顾一切，却也道出了爱情因为青春而有的稚嫩和脆弱。“我”爱乖乖，乖乖爱静，静爱江陵，而江陵爱“我”。乖乖和江陵都执着于同性之爱。虽是涉及同性爱恋题材的小说，但是却没有着力于此，而是用铺展的故事枝蔓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紧紧环绕着爱的主题，它对青春之爱做了经典诠释“爱本是很纯粹的一种感觉，其附加的所有条条框框都是后人强加于上的盔甲，原意是为了保护爱，却反将爱压得变了形。所以爱应该是不分年龄、阶级、性别、甚至是物种的，只要世界上某样东西激起了心中最温柔又热情的涟漪，爱就在血脉扎下了根，无论怎样按捺，总会露出水面来呼吸。”乖乖喜欢让她怦然心动的女孩子，而江陵则对“我”一见钟情，诚如“我”对乖乖。青春的爱情直觉、感性，充满这自以为是的认定，最无私而又似乎是最自私，正因为这份痴缠才显得超然、脱俗。面对这样的青春之爱，“我”永远学不会一坠到底，虽然很爱，但是不敢，怕为爱飞翔得太高而摔得粉身碎骨。而“我”爱的乖乖却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甚至爱得超越性别的局限。青春的爱情像一场赌局，需要一坠到底的勇气，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而“我”输不起，也就注定看不到自己爱情的结局。周文用温润、细腻的笔触用“我”之口述说了一个如丁香花味道般的干净而浓烈，唯美又忧伤的故事。让青春的爱情如同午夜中妖娆绽放的花朵，兀自开放，兀自凋零。 　　一坠到底的爱情，有时候不单单是勇气，还是一种爱到深处无怨尤。沈嘉兮的《被挥霍的不只是爱情》(《后来》周年特刊总第300期)则用爱情、金钱、毒品，为我们讲述了两对青年男女相恋、相失的故事。姚晓婷曾是杨洋的女友，沈曼曼本来是姚晓婷要介绍给“我”的女友，但最后沈曼曼成了杨洋的女友，姚晓婷则跟了“我”，起初以为不过是横刀夺爱，爱情受挫的男女，但是最终的谜底是姚晓婷贩毒，杨洋是瘾君子，沈曼曼为了杨洋的毒瘾牺牲自己，当一切大白于天下，“我”在监狱里面对痛哭流涕的姚晓婷，“我”却依旧把她当做我的光、我的水分。文中自始至终也不曾透露姚晓婷到底爱不爱“我”，只是“我”一心一意爱着这个可能不爱“我”的女人，为了她拼命地写作。这个故事以姚晓婷的失踪为开端，也以姚晓婷的结局为结尾，情节设置充满着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青春爱情的不顾一切，让我们读到成长中爱情理想的不得不的残缺。“那个年纪，我们不是不够爱，只是当初以为时间还很多，以为爱还很多，还可以用来被挥霍。时过境迁，只不过情深不寿。”故事的起承转合尽管粗糙，却用它别样的面貌告诉读者，青春的爱情可以尽情地燃烧，虽然迅速，却那么热烈，那么美好，它让人一坠到底，不是因为够勇敢，而是因为青春，也只有青春仍在的人才会有那份痴妄，没有理智、现实的羁绊，因为年轻，因为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输得起。 　　三月《萌芽》中的故事，对爱情的诠释别具一格。察察的《小明润一》(《萌芽》三月刊总第538期)讲述了一个“大叔”和“萝莉”的爱恋。“我”在图书馆遇到“小明”，“我”是青春的萝莉，“小明”是比“我”大好多的大叔。“我”和小明相爱，同居，小明给“我”的是父亲般的疼爱，而“我”依旧对自己失踪的本来打算天涯海角的初恋情人润一难以忘怀。最后小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他早就爱上“我”，所以残忍地杀害了润一，而真相是喜欢“我”的酒吧老板杀害了润一。故事情节淡薄，但通篇却笼罩着淡淡的哀愁，凄婉缠绵。它给我们讲述的爱是一方永不餍足，一方则像母亲一样给予无条件的爱。“我”抱着对爱情的极度渴望却又那么冷漠，宁愿负担爱情罪孽的沉重来感受那份爱的重量。冷漠的“我”像极了一个没有心的娃娃，感受不到温暖，只有负重，只有极度的炽热才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安全。而爱情正是如此，所以“我”才像嗜血的女巫，那么迷恋那份虐爱。爱情在“我”这里因为怕失去而冷漠，“永不餍足”不过是没有安全感的借口。“我”的这种爱情，掺杂着恋父或者俄狄浦斯的情结，而大叔和小萝莉的段子，从《这个杀手不太冷》就已经被奉为经典，《小明润一》则将缺爱和被爱，拯救与被拯救演绎得唯美含蓄，多了份对青春爱情的感伤。 　　青春爱情的扭曲，多多少少都会和家庭成长有着莫大的关系。苏鲤的《葬礼》(《萌芽》三月刊总第538期)讲述了两个遭受家庭变故带着各自心灵创伤的相恋的男女，虽相爱却因为心有的伤痛而不敢也不能在一起。斌的父母离异，母亲是商人现实而精明，而父亲是画家理想而虚无，两个人的结合完全是因为年轻人的幻想，而面对现实的残酷，终分崩离析。而“我”的家庭则因为父亲遭受一次车祸变为残疾而破碎，父亲因为生理的残疾暴虐成性，而默默忍受的母亲则被逼成为了精神病患者。斌和“我”就背负着家庭的沉重在一起，但斌的懦弱和“我”的恐惧让我们彼此惧怕，终于“我”逃离，而“我”再见到的对方的信息便是那只叫做“儿子”的大狗，和一张“梦想与妄想”的主题画展的广告。结局尽管悲凉，但是斌和“我”的爱情依旧能让人感受到温暖，最起码还有那只叫做“儿子”的大狗，还有斌的画展。爱情在斌和“我”这里需要太多的勇气，要扛起的不仅仅是彼此的信任，还有上一辈留在自己身上的创伤，对婚姻的恐惧。题目取为《葬礼》，哀悼的还有过早凋零的爱情，在青春的年月里彼此相爱，却不敢在一起。 　　爱情与家庭联系在一起已经是沉重，而颜东的《回来》(《最小说》三月刊总第52期)则向我们展示了青春爱情在世俗现实面前的脆弱。颜东虽是90后，但是笔触和同龄写手相比可谓相当老练。《回来》讲述了李丁春节回家见到已结婚但生活并不如意的初恋女友，于是决定带着她私奔，两个人私奔离开但最终决定将女友送回家。小说一开始是李丁和女友车站见面的场景，设置了悬念，在中间才抖开包袱原来两人是预谋在先，一起私奔，然而私奔之后呢，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李丁送给女友玫瑰花，两人一起住在旅馆，而最终却是女友要求李丁把她送回家，李丁答应了。一场短暂的逃离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结束了，平平缓缓，细细碎碎，细致入微的刻画，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都让故事真实自然而又多出一份厚重。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很多事情都既成事实，曾经多么相恋的男女也无法逃脱世俗的藩篱，青春的爱情一旦多了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制约，就再不单单是青春的爱情，爱情便也不再青春。李丁为了私奔退学，女友为了私奔抛家弃子，到头了还是“回来”，青春的爱情已经回不去了，有的只是回来，回到现实中来，回到世俗的正规上来。颜东对小说的细节描写相当到位，像对玫瑰花的描写，从买时的鲜艳，到丢掉时的凋败，不仅仅是在描写花的细节，更是隐喻暗示着人与爱情的行进。《最小说》给了颜东金奖可谓实至名归。 　　其实这个三月的故事，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很多，有的讲述青春成长的创伤，例如刘闻攀《吃竹子的男生》(《萌芽》三月刊)，《萌芽》这期推出的萌星铁头为我们讲述的故事则都铁血和力量，像《铁器》就讲述了江湖艺人的艰辛，生活的残酷。而这个月的《最小说》则如火如荼地继续着“文学之新Ⅱ闪电淘汰赛第二轮”《我钻进了漂流瓶》，真可谓树树皆春色。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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