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邓华将军
18:50 &&来源：中国广播网&&&&
&&&&　　今年4月28日，是邓华同志的百年诞辰。邓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文武兼备，军政双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建立了卓越功勋。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邓华
　　（一）
　　邓华同志的一生，与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融为一体，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紧密相关。中国革命战争的硝烟烈火锤炼了他，使他从一名风华书生逐步成长为人民军队中军政兼优的高级指挥员。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已经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1910年4月，邓华同志出生于湖南省郴县一个书香门第。他少年壮志，中学时就在一篇《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满怀豪情地写道：“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正是怀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邓华同志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1927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从此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在红军中，他历任连党代表、营委干事、团组织干事、纵队组织科长。1929年12月，参加红4军第9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0年起，先后任红12军教导队政治委员、第1纵队第3支队政治委员、第36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第3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他担任红1师第2团政治委员，率领部队战胜艰难险阻，踏破万水千山，表现出了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到达陕北后，邓华同志历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第1师政治委员和第2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陕北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邓华同志转战晋察冀，逐步成长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华同志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85团政训处主任，1937年9月开赴华北，与杨得志团长一起指挥所部参加平型关战役。之后，任第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初，他奉命组建冀东支队（亦称邓华支队），一肩挑起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军政双职，指挥所部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后与转调平西的宋时轮支队合编，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任纵队政治委员。他与宋时轮司令员密切合作，指挥第4纵队挺进平北、冀东，参与组织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初创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1940年，邓华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带领部队一面开展政治整军，一面进行生产，为巩固和扩大雁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百团大战中，他参与指挥涞（源）灵（丘）战役，任左翼队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出击浑源、灵丘、广灵地区。1941年，邓华同志调任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组织部队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进行反“扫荡”、反“封锁”和反“蚕食”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坚持了晋冀边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1944年，邓华同志任晋察冀军区机动旅（后奉命调往陕北，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邓华同志历任辽西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司令员等职，率部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战功显赫，是第四野战军中著名的战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同志到东北，先后任辽宁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军区（后改称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解放四平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5月，邓华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纵队（又称辽吉纵队）司令员。6月，他指挥辽吉纵队，协同第1纵队进攻四平。他缜密研判敌情，大胆向上级进言，提出增加兵力建议。尽管建议未被完全采纳，但他还是坚决指挥所部，浴血奋战12昼夜，歼灭国民党军4800多人。8月，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改编为第7纵队。邓华同志指挥第7纵队参加秋季攻势，以迅猛之势连克六城，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令嘉奖。1948年9月，在辽沈决战的锦州战役中，邓华同志担任南突击集团指挥员，指挥部队神速突破，勇猛穿插，为辽沈战役中关键一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他担任第44军军长，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天津攻坚战中，他担任东集团指挥员，指挥部队勇猛前进，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金汤桥。1949年4月，邓华同志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指挥部队长途跋涉，一路南下，横扫湘赣，猛追残敌，并与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协同胜利实施广东战役，解放广州。在海南岛战役中，他指挥十万大军飞渡琼洲海峡，摧毁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陆、海、空军立体防线，创造出木船打兵舰的奇迹，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font color="#50年5月10日，海南岛战役前线指挥员合影。
　　海南岛战役的硝烟尚未褪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邓华同志被委以重任，紧急调任第13兵团司令员，率部北上，担负保卫东北边防任务。随后，与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起指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邓华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部队经过艰苦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至“三八线”南北地区，扭转了朝鲜战局。1951年7月，邓华同志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出席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彭德怀奉调回国后，邓华同志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筹划指挥志愿军进行了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并组织实施了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季，邓华同志组织志愿军完成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联合国军”放弃侧后登陆企图。1953年夏季，他组织指挥了夏季反击战役，并指导实施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仗DD金城战役，迫使“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胜利实现停战。1954年9月，邓华同志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作为彭德怀的得力助手，邓华同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4年回国后，邓华同志历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夏，他参加接收苏军旅大基地，任接收领导小组副组长。11月，参与组织实施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任副总导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观看演习，对演习给予很高的评价。1958年10月，邓华同志响应中央军委关于“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第一批下连当兵，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年轻战士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邓华同志作风朴实近人，工作深入扎实，为沈阳军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得军区官兵的尊敬和拥戴。
　　1959年，邓华同志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职务，改做地方工作，任四川省副省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奉调回京，重返军队，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他发誓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为国防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惜时如金，废寝忘食，拼命工作，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身患重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军事文献和资料，学习军事科学理论，思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并着手撰写《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问题》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直到生命垂危，仍心系国防，与探望他的人不断谈论着自己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责编：彭洪霞邓华将军被采纳的四次作战建议--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邓华将军被采纳的四次作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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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籍的上将邓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他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他一生中有一个辉煌亮点，就是在重要作战中善于思考，敢于向上级提出独到的作战建议。　　四平攻坚战：建议增加兵力打四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从后方各地调集兵力，抢占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也从各个解放区抽调兵力，挺进东北，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军争夺东北。经过长期的反复争夺，国民党军占领了以城市为骨干的东北广大地区。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开始战略反攻作战。时任辽吉纵队司令员的邓华，率部队参加了夏季攻势作战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的3个纵队逼近四平。　　四平，地处东北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集中两个纵队的兵力夺取四平，孤立长春。邓华率领辽吉纵队担任从北面进攻四平的作战任务。邓华率部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侦察敌情，研究四平敌人的兵力部署。经过认真研究分析，他确认四平的守军兵力在3万人以上。他还对敌人火力和工事构筑情况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东北民主联军以两个纵队攻取四平，我与敌兵力对比优势不大，胜利的把握也不大，如果用3个纵队进攻，攻占四平比较有把握。同时，他从东北战略全局上考虑，如果打不好四平这一仗，会使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处于被动，并在人力物力上遭受损失，影响部队士气。　　邓华考虑成熟后，立即起草电报，并以个人名义发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议进攻四平的部队最好增加一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　　这里要说明的是，邓华发这个电报也是有顾虑的。因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林彪。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邓华对作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不宜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样的硬仗不宜打，结果遭到林彪的严厉申斥：“你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表现。”这次，他以个人名义发电报，也是怕牵扯到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挨批评。　　林彪没有回电报，但增加了一个师参加四平进攻作战。实际上，林彪是用两个纵队又一个师进攻四平。四平作战从6月14开始，激战到26日，经13天反复争夺，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的西北部。后来，由于敌人大量增援，我军被迫撤退，结束了四平作战。我军伤亡1.3万余人，歼灭敌人1.6万余人。　　四平没有打下来，没有实现作战目的，原因有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是进攻兵力不够。实战证明，邓华的建议是对的。对于这一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明确指出：对守敌的兵力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没有集中主要兵力攻城。后来，参战的一位老同志指出：如果当初按邓华同志的意见办，把第六纵队调来，用3个纵队从南面和西北面及东面同时攻击，迅速歼灭四平之敌是有把握的。　　辽沈战役，建议集中兵力攻锦州　　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是攻取锦州，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锦州守敌是国民党军范汉杰部，有7个师，总兵力有10余万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当时决心用4个纵队，共12个师攻取锦州。邓华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并负责指挥第九纵队由南向北进攻锦州。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战役方向的指挥员。邓华接到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的作战部署后，仔细研究了锦州作战敌我双方的详细情况。根据身经百战的作战经验，他对东北野战军攻取锦州作战的部署有了新想法：攻锦州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6个纵队，这样才有把握在援敌未赶到之前迅速拿下锦州，这样就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他立即向林彪发了电报，建议用6个纵队攻取锦州。电报发出以后，林彪并没有回电报答复，但增加了两个纵队投入锦州作战。结果，东北野战军发起进攻后，仅一天一夜激战，就胜利攻下锦州，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锦州战役的实践证明，邓华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邓华在这次战役中，不但坚决执行上级的作战命令，完成了从南面进攻锦州的作战任务，而且胸怀全局，不怕林彪对他产生反感，敢于提出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这种敢于对作战负责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天津战役，建议改变战役攻击方向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迅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邓华率第七纵队于11月从东北的辽阳地区出发，于12月到达天津的塘沽地区。他奉命指挥第七、第二、第九纵队参加平津战役，作战任务是攻占塘沽、大沽，歼灭塘沽地区守敌，封锁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走的去路。　　邓华到达塘沽后，进行战场勘察，发现地形对我军作战十分不利。塘沽外围是平坦的盐滩地，国民党军以盐滩地为防御阵地，层层设防，并用炮兵火力和海上舰炮火力支援作战。我军进攻时虽然可以利用盐堤作掩护，但冲击时就会进入平坦的盐滩地。没有掩蔽物，部队就会暴露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伤亡就会很大。这个仗确实难打。邓华组织一个营进行试探式进攻，占领了一段盐滩，但却付出了伤亡400多人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邓华从战役全局出发进行了认真思考。他认为，打塘沽部队伤亡大，还歼灭不了敌人，因为敌人的军舰就摆在海上，随时可以从海上逃跑。打下塘沽也只是封锁塘沽海口，使平津敌人不能从这里逃跑，而不能全歼塘沽的敌人。邓华的结论是打塘沽不如打天津，攻占天津就封锁了北平敌人的海上逃路。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仔细勘察了地形，和其他同志进行反复商量，最后才向中共平津战役总前委提出了改变战役攻击方向的建议。　　接到邓华的建议电报后，总前委派刘亚楼等到邓华驻地，一起研究敌情，勘察地形。研究的结果是一致认为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占天津对封锁北平之敌东逃更加有利。邓华和刘亚楼共同电告中央军委和平津总前委，建议改变战役攻击方向。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平津总前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塘沽的敌人，用主力部队攻占天津。　　随后，邓华率部队参加了平津战役。他指挥两个纵队和特种兵从天津东面进攻，与西面进攻部队一起，经过29小时激战，一举解放天津，歼敌13万人。实战说明，邓华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　　抗美援朝战争，建议放弃第六次战役　　1950年10月，邓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邓华参与指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至第五次战役等重大作战。　　1951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由于美军的无理要求，停战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谈判了6个月，连议程也定不下来。7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拟以军事胜利配合谈判。他指出：我军如再有几次胜利，打到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进行和谈，则增加了我们谈判的政治筹码。我军可于8月中旬争取完成战役反击，如敌不进攻，则至9月举行。　　开始，邓华支持举行这次战役。他认为，谈判需要战斗胜利配合，战役准备争取在8月15日以前完成。　　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进行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作战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投入13个军，加上朝鲜人民军4个军及炮兵、装甲兵等部队进行反击作战，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人两个师左右，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战役发起时间为9月10日。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工作。8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出了进行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　　这时，正在开城谈判的邓华接到了预备命令。他马上认真研究，并对当时的战场敌我情况进行分析思考。8月20日，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联名给彭德怀发电报，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出击，进行阵地攻坚，于我军不利。　　彭德怀于24日答复：下达第六次战役预备命令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二是在空军配合下，对敌人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进行一次试探，如果打不动，就佯装有计划撤退，以诱敌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邓华还收到了中央军委来电。来电指出：9月战役计划，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　　邓华接到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的电报后，经过仔细考虑，于26日再次致电彭德怀和中央军委。他指出，我军在作战指导上应作长期打算，并准备敌人扩大战争，但也不能放松任何可能争取和平的机会。他仍建议在当前情况变化的情况下，不打第六次战役。但是，他主张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地方，把和敌人的接触线向前推进。　　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华的建议。他致电彭德怀，认为邓华进行战术反击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问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进行第六次战役，而是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阵地争夺战。邓华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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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时中央军委为何临时用邓华换掉黄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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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华作为第一副司令员，从志愿军入朝前的准备，到战争初期的五次战役；从开启停战谈判的序幕，到战略防御阶段的重大决策，都贡献了独到的军事和政治智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战争后期，他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长达两年之久，直接指挥了着名的上甘岭战役、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和对敌的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并结合军事实践，撰写了一系列的军事着述，这不仅体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能和军事理论素养，也在较高层面上丰富了解放军的军事思想
最先获任的援朝部队指挥官
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日，美国参战。7月7日，联合国授权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出兵朝鲜。
就在联合国授权的同一天，面对波谲云诡的朝鲜战局，应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并命令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和四十二军，以及3个炮兵师和高射炮兵、工兵、汽车团等各1部迅速集结，开赴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南部地区，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局。
中央军委还讨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派谁去统领十三兵团，做入朝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十三兵团的司令员是黄永胜，按说，应由他来负责入朝前的准备工作，但中央军委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任命：将十五兵团的司令员邓华与黄永胜对调，即黄永胜任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十三兵团司令员。
当时身在广州的邓华，刚刚带领十五兵团结束海南岛战役，即于7月25日奔赴北京受命。可以说，他是最先被确定下来的援朝部队指挥官。
邓华这次任命是在军委会议上由四野的领导林彪、罗荣桓等提议，毛泽东亲自点头通过的，根本原因在于：邓华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他肯动脑子，善于思考，能够拍板、敢于拍板，这是未来在与美军这样的现代化军队较量时非常难得的素质；特别是刚刚结束的海南岛一役，他指挥几万大军，跨海南征，以木船打军舰，取得大胜，这是令毛泽东等领导人果断拍板的直接原因。
邓华到达北京后，立即投入到部署入朝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整顿了各军，完成了各军由和平转入战争、由打国民党军转到打世界上第一流的美军的思想大转变。他着重做了三方面的准备。
第一，重组了十三兵团的领导机关。为了迅速展开工作，邓华向中央军委提出，不仅十五兵团司令员与十三兵团司令员需要对调，这两个兵团的机关也需要对调。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邓华又先后请求将原十五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调入十三兵团，还将十二兵团参谋长解方也调来。事实证明，邓华重组的十三兵团机关是卓有成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后，彭德怀即决定以十三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邓华、洪学智被分别任命为志愿军第一、二副司令员，解方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
第二，全面部署了各项后勤物资的调配工作。日至14日，邓华在沈阳主持召开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会上除了听取各军的思想动员情况外，着重了解了部队的物资短缺问题，涉及到武器、弹药、车辆、马匹及各种生活保障等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提升到整个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层面上来一揽子解决，并确保了在8月底前完成全部后勤装备的任务。
第三，组织制定了部队的入朝开进计划。
入朝开进计划繁杂，但在邓华的组织带领下，在有限的时间里，精干的十三兵团司令部做得相当周密细致，举凡部队番号、着装、通讯、开进路线图、与友军的协同联络、医务人员、司机、翻译等各项事务，无不提前想到。特别是针对夜渡鸭绿江，他们不仅考虑到如何隐蔽伪装浮桥，还考虑到如何在一到两个小时内架通浮桥和拆卸浮桥。后来渡江，志愿军只用了3个晚上，即渡过了25万人马，而敌军竟然没有丝毫察觉。这种突然和迅速，可谓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志愿军的入朝参战，是随着朝鲜战场的迅猛发展而到来的。日，美军从位于朝鲜半岛“蜂腰部”的西海岸仁川登陆，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10月1日，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10月4日，毛泽东紧急命令彭德怀从西安飞抵北京；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自此开始。
虽然早在井时期，邓华就认识彭德怀了，但在此前20多年的征战岁月里，他们俩并没有直接共过事。直到这场跨国战事的到来，他们才成为真正的搭档。邓华在志愿军中的职务是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也就是第一助手。在这期间，邓华向彭德怀提出的两次关键性建议，直接影响到能否打好入朝初战。
起初，中央军委决定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10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越过三八线的兵力即有13万余人。他们装备优良，而且除地面部队外，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基于此，10月9日，邓华找到彭德怀，建议十三兵团的4个军连同3个炮兵师同时入朝。彭德怀十分赞许，很快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着棋非常重要，正是志愿军以优势兵力出击，才取得了入朝初战的胜利。
两天后，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邓华再次向他提出，即使先头4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的，必须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德怀认为意见很好，马上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不仅接受了建议，而且决定抽调第九兵团3个军作为第二批兵力入朝作战，再抽调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兵力入朝作战。对于邓华的建言献策，彭德怀事后评价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
建议取消第六次战役
就在志愿军渡江入朝的同一天，美韩军队攻陷了平壤，并继续向北推进，企图占领整个北朝鲜。
志愿军入朝后，在10月25日与敌军遭遇，在东、西两线同时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这一天到次年的5月21日，志愿军主要以运动战的方式，在7个月的时间里，与美韩军队展开了5次战役。通过这5次战役，中朝军队不仅将大部美韩军队赶到了三八线以南，而且还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这5次战役中，志愿军主要贯彻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军引诱到志愿军预定作战地区，从而以优势兵力予以歼灭，再实施反击。这一战略方针首先归功于彭德怀的创造性建树，同时也浸透着邓华的心血。在司令部的作战室里，邓华常常与彭德怀共商战事，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和强化这一方针。
彭德怀对邓华是相当器重的，多次重要的作战会议与主要方向的作战，他都委派邓华代表他去主持或指挥。邓华的冷静和独到的战略眼光，可以从打第五次战役前的扩大会议上的进言中得以体现。这次会议于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召开。
经过前4次战役，志愿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曾一度攻占到汉城以南。
但是，由于敌我装备上的过于悬殊，志愿军并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敌军的有生力量。当时，志愿军截获到重要情报，美国正从国内向朝鲜增兵，并有从朝鲜东海岸元山一带重演“仁川登陆”以截断朝鲜半岛“蜂腰部”夹击志愿军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着手准备第五次大反击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以消除可能到来的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
那时，已经有一大批新入朝的部队开到了前线，这些部队的装备比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有了很大改善，基本上都是苏式装备了。入朝将士们的战斗情绪普遍高涨，纷纷请战。这其中，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王近山具有代表性，他在会上向彭德怀保证“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面对此情此景，彭德怀打算把第五次战役看成是“带决定性的一仗”。
但一直在会场上埋头做笔记的邓华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尽管我方装备有所改善，但同对方的高度现代化相比，仍然差距悬殊，他还是主张把敌人放进来打。他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他还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
邓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第五次战役于4月22日打响，到4月29日为第一阶段，从5月16日到5月21日为第二阶段。两个阶段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未能达到战前设想的目的，甚至没能实现成建制地歼灭美军一个团。“联合国军”于5月23日组织反扑，结果造成第六十军第一八零师大规模伤亡。彭德怀后来总结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4次军事错误之一。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司令部还曾制订第六次战役作战计划，但在邓华的建议下，这次战役后来取消了。这次战役的取消，尤能见证邓华“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将风度。
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还在第五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美国就意识到，对垒双方的力量已是势均力敌。虽然美方的装备、火力要强得多，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但它的后方补给线太长；而我方装备虽远不如美方，但兵力要多于美军，尤其在士气上更胜一筹。基于此，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不久，美方即向我方传递进行停战谈判的要求。我方迅速和朝鲜组成谈判团，彭德怀委派邓华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于日在开城与美韩方开始进行谈判。
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是，美韩方主要占据三八线以南地区和东线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而中朝方主要占据三八线以北地区和西线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我方谈判的原则是以三八线为界；而对方却没有多少诚意，他们的根本企图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要通过在谈判桌上的交锋拿过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制订出第六次战役的计划，准备在8月份或9月份，出动志愿军13个军，外加炮兵、装甲兵，实现歼灭敌军2个师、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的目的。
而尚在开城谈判的邓华考虑到，经过前5次战役的打击，敌方已经认识到“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重要性，已经构筑了大量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志愿军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阵地攻坚，恐于我不利。因此，他同时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而“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也就是在战场上始终保持对敌军的威压态势，从而迫使对方既不敢让谈判破裂，也不敢向志愿军实施全面的进攻。
彭德怀最后接受了邓华的建议，第六次战役只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而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它避免了可能给志愿军带来的再一次大规模伤亡，又没能让敌方捞到任何便宜。
不仅如此，在朝鲜战场的谈判中，邓华还提出了对后来签订停战协议产生重大影响的建议。当时，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凭借其海空军优势，认为分界线应在朝中部队阵地的大后方。根据这个意见，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海空优势补偿论”。
为打破僵局，邓华想到了一个新方案。他以个人名义致电彭德怀并毛泽东，提出以现有停战线作为分界线的建议。他认为，现有停战线同三八线相比，虽然东线对方在三八线以北占的地方，比西线我方在三八线以南占的地方多一些，但我方占据的地方，有开城这样的重要城市；整个开城地区，加上瓮律半岛和延安半岛，人口比敌占地方多三分之一；且地处平原，是朝鲜的粮仓，还是着名的高丽参产区。相比之下，敌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则是人口稀少，山高地瘠，气候寒冷。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经由金日成同意，将这一建议作为朝中代表团的建议提交对方，很快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这一建议从战场实际出发，又合乎国际战争中停战的惯例，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对于打破谈判僵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志愿军代司令员任上
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但又想通过战争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1951年夏天后美国的心态。中朝方面当然不愿接受，这样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录。
与谈判相伴随，双方都失去了发动大规模攻击战的动力，都忙于在己方修筑防御工事，打阵地战。这样，朝鲜战争进入了差不多两年之久的阵地防御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志愿军所采取的战术，毛泽东引用了一句形象的湖南土话来概括，叫“零敲牛皮糖”。就是不贪多，每次歼灭敌军一个排、一个连就行了，积少成多，慢慢地将作战规模由小打发展到中打，由中打发展到大打，最后发展到战役规模的大打。
配合这一战术，志愿军创造性地发明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这种坑道，既能防又能打，还能在里面坚持长期生活。经过志愿军司令部的调查研究，坑道在一线部队中被迅速推广开来，形成了在三八线附近200多公里、纵深达10余公里的独特防御体系，被称为打不垮、炸不烂的“地下长城”。
为此，邓华专门写了《调整部署，加强纵深工事，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关于积极防御作战的若干战术问题》等着述，深入回答了如何组织阵地防御、如何巩固阵地以及如何依托阵地组织反击等问题，为各兵团、各军指战员提供了战术指南。
1952年上半年，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志愿军迎来了一场“万炮齐轰”的大打----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战役是围绕不到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争夺，从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前后进行了43天，最终志愿军牢牢掌握了两个高地。这场战役，双方投入兵力、火力之密集猛烈，战斗之激烈紧张残酷，不仅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史上也是罕见的。作为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邓华，直接部署指挥了这场战役的全过程，带领数万将士，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上甘岭战役是美军向志愿军发动“金化攻势”的开始，而美军之所以要发动“金化攻势”，是美国民主党在任总统杜鲁门为了配合1952年11月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企图以此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进而换来选民对他连任的支持。上甘岭战役的失利，让杜鲁门黯然落选。
与此相对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向选民许诺，如果他当选，他“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的许诺给他带来了雪片般的选票，他取代杜鲁门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艾森豪威尔如何来实现结束这场让美国人已经厌倦了的战争呢？这位“诺曼底登陆”英雄其实并没有新意，无非是把他的看家法宝移花接木到朝鲜战场上来，企图通过一次更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来迅速击垮中朝军队。
这一次行动可不是虚张声势，1952年12月，还未履新的艾森豪威尔飞抵朝鲜，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商讨制订实施计划。与此同时，我方迅速做出反应，毛泽东、彭德怀命令代司令员邓华立即着手反登陆准备。根据敌军意在切断我方交通运输线以扼住我方咽喉的企图，毛泽东判断出敌军肯定会在朝鲜半岛西海岸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旋即，中央决定成立西海岸指挥部，命令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在朝志愿军已达到空前的135万之众，包括19个野战军，8个地面炮兵师，5个高炮师，2个坦克师，10个铁道兵师和1个公安师。同时，空军也准备了14个师约500架飞机，海军调动了1个鱼雷艇大队。
通过深入研究地形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邓华提出了反登陆作战的首要原则是：要有强大的纵深和机动力量。他提出反登陆作战的指导方针是“积极防御，坚决歼灭”，即坚决阻击敌人登陆，不准敌人上来，力求歼敌于海边滩头；在纵深机动位置上的主力，坚决迅速歼灭敌人的空降部队，并支援第一线作战。
根据以上原则和方针，他调整了兵力部署，陆上正面战线14个军，西海岸7个军，东海岸4个军。西海岸防御形成梯次排列，与空军、炮兵、坦克紧密结合。各部队到位后，即进行工事构筑。经过4个月的紧张施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纵深10余公里的防御阵地。为了保证西海岸交通线的畅通，后勤部队修建了两条铁路线，使三大铁路干线在纵深地区连为一体；还新修了纵横相连的4条公路线。到1953年2月底，物资囤运任务已超额完成，光粮食一项，可供全军食用8个月。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上任美国总统。当月，他没有发动进攻；次月，他没有进攻；再过一个月，他还是没有进攻；到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当初的计划。就这样，在邓华指挥下的反登陆作战，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这在志愿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4月26日，在美国方面的要求下，双方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此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敌人的任何进攻，不管它是从正面，还是从东、西海岸来，我们都可以对付。而我们在正面的反击，可以放手作战，无需再有后顾之忧”，这是邓华从西海岸指挥部回到志愿军总部时说的一句有名的话。这段时间，他连续写了《关于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夏季反击战役准备工作的补充指示》两篇着述，回答在谈判结束的最后阶段为什么要进行战役反击等问题。
6月20日，彭德怀从北京抵达平壤，准备去开城参加停战签字。在同邓华等人通电话后，于当日22时，起草电报向毛泽东请示：“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并称“此意已告邓华妥为部署”。毛泽东于21日回复：“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邓华在着述中的战术安排，被贯彻到了志愿军对敌发动的最后一战当中，这就是金城反击战役。那时，在金城地区，经过加强后的志愿军兵力与敌军兵力之比为3
: 1，火力之比为1.7 :
1，志愿军优于对方。7月，金城反击战打响，这一战役连同其他战线各军作战，共歼敌达7.8万余人，战线向南推进了178平方公里。
7月27日，交战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金城反击战一直打到签字停战的最后一刻。在此之后，邓华继续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1954年3月，邓华奉命回国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仍然保留志愿军代司令员之职。9月，彭德怀请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职务，中央军委遂任命邓华为司令员，直到一个月之后，才转由杨得志任司令员。
邓华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得到彭德怀的充分信任，也受到党、军队的高度赞扬。他的名字、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叱咤风云，永远闪烁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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