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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新&评&说(9)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战争使“文革”后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这场战争，使本来就已是国弱民穷的中国又花去了不少钱财，为此，政府于1980年紧急发行了首期国库券，向人民借债40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先后与三个周边国家打过仗，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有过亲密关系。一个是曾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双方于1969年在边境上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个是曾被称为友好邻邦的印度，两国在1962年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第三个便是曾被形容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在越南长达十年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克服种种困难，甚至表示“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为越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援助：累计向越南派出各种支援部队32万人，其中4200人身负重伤，1100多人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提供的物资援助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仅军援一项就足够装备一支200万人的陆陆海空军。在中国急需外汇用于国家建设之时，还援助越南数亿美元的现汇。对苏联、东欧国家经中国转运的援越物资，则免收过境费6300万元。如果考虑到十年反美援越在时间上几乎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相等，则中国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更为巨大。尽管如此，今日的越南老百姓在谈起中国时，却没有多少感激之意。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国之间发生过那场战争。这就好比一对本来十分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件事情撕破脸皮打了一架，即使以前两人感情再深，也难做到和好如初。中国“教训”了越南，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却没有达到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在越南军队的刺刀保护下成立了一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它对这个国家长达12年的统治。越南军队到1989年才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全部撤出柬埔寨。
●“自卫反击战”后的中、越、柬关系
中国支持的那个波尔布特，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红色高棉退出金边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1979年2月，柬共决定退出政府领导地位。不久，又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自己也不得不宣布退休，由乔森潘出任民柬负责人，并停止搞社会主义。然而，这仍逃脱不了众叛亲离的局面。1996年8月，英萨利向柬政府投诚，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赦免令。此举极大地动摇了红色高棉的军心。许多人离开了根据地梅莱山，红色高棉迅速瓦解。四面楚歌的波尔布特本人于2000年病死在山中，尸体被火化。
由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得罪了柬埔寨现政权领导人，因此，目前中柬两国关系并不密切。
邓小平“教训”越南的决策，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在一些记录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书籍中，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邓小平的历程》，对这件大事只字未提。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结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所记载的大事中，也没有收录那场打得惊心动魄，带着“血染的风采”的对越反击战。但在那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越南人却没有忽略这一历史。1998年，在那场战争20周年纪念日前后，河内的官方传媒和越军《人民军报》刊发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回忆当时有着闻名天下的“优待俘虏”政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的“烧杀抢掠”行为，向自己的人民播撒着仇恨的种子。
笔者曾询问参加过那场自卫反击战的一名中国士兵：“你们是否在越南有过‘烧杀抢掠行为’？”
他回答说：我们进入越南后，越南的老百姓早已跑光，杀老百姓的事是没有，但遇到了对方武装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军人死伤很多。在我们撤军时，接到上级命令，要炸毁敌方的桥梁、铁路、工厂、公路、防御工事等建筑。对于有用的物品，我们拉回了不少，光是自行车就拉了两大卡车……”
那场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苏联革命导师列宁曾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西方国家有人反唇相讥说：“你们社会主义才是战争。”这话不是没有缘由。例如，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历史上就曾多次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遥相呼应，从东面夹击波兰，使波兰仅抵抗了一个月便战败投降。战后，苏军在卡廷地区秘密杀害了上千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卡廷事件”。同一年，苏联以防止德国入侵为由，要与邻国芬兰交换一块土地，此无理要求遭拒绝后，它便发动了“苏芬战争”，出兵强占了芬兰的大片土地。1942，它以共同防御德国为由，强行吞并了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三个小国。1958年，它出兵匈牙利；1968年，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它挑起中苏边境冲突。1980年，它出兵入侵阿富汗。再加上它支持朝鲜进攻韩国，支持越南进攻柬埔寨，故而在西方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就爱侵略别国，就爱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中国给予越南极大的支援，换来的却是一场恩将仇报的战争；中国也给予红色高棉很大的支援，到头来也是什么都没得到。这个教训应该好好记取了！
2、错误对待学潮酿成“六·四惨案”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大失误是在1989年的学潮中，对爱国学生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从而造成了数千人死伤的“六·四惨案”，中国受到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和制裁，邓小平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形象也受到影响。当然，在这场学潮中，学生们也有头脑发热、言论过激、行动鲁莽等错误，但他们毕竟出发点是好的，正如在这次学潮中被撤职的总书记赵紫阳所说的那样：“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经过
提到“六·四事件”，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多次在大专院校的公众场合演讲，向学生们灌输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学生的共鸣，进而引发了三年后那场遍及全国的学潮。
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小高潮是在1986年的12月9日。那一天，在北京高等学校学生会的串通和号召下，全国许多城市的大学生们以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名义，纷纷上街游行，打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邓小平认为学生们名义上是在追求所谓“民主、自由”，其实质是反对共产党，对这次运动斥之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则对学生的做法采取了默许和宽容的态度。因此，邓小平对胡耀邦纵容学生的态度十分不满，将他撤职，换上了赵紫阳。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于日发表了题为《稳定压倒一切》的社论。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语气坚决地说：“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这位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家，这次又拿出了他那战争年代养成的刚毅和果敢精神。然而，这次他面对的不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而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并没有使方励之和学生们退缩，反而越“闹”越大。到了1989年初，国内外的民主人士进一步加强沟通，出现了频繁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它活动。例如在1989年2月，方励之、陈军（中国民主联盟成员）在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会上，方励之宣读了他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信”。陈军也宣读了民联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释放政治犯。由于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同样对这些民主人士采取默许的态度，致使运动越搞越大，以致出现了一些与当时政治形势的不和谐之音。在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了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其中有的内容影射攻击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有人甚至提出要邓小平退休。4月15日，被免职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使这场酝酿已久的学潮提前爆发。在治丧期间，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等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提出九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学生们的要求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于是，在4月17、18日，学生们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
●学生喊“打倒共产党”一事的由来
4月19日深夜，大批学生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示威者。军警们奉命赶来，强行将学生们拉上公交车带走，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一位女学生被推上车后，气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立即有几名警察冲上来企图逮捕她，被其他男同学挡住。这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在“4·26社论”中提到的“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事的由来。可以说，这位女同学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当时的强行拉扯中，你如果心里有火，可以骂人可以打人，甚至也可以喊“打倒某某人”，但你决不能喊“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这一来，就被政府抓住了把柄，就可以认定你们静坐的目的就是反党。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共产党有着神圣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谁要想推翻共产党，老百姓决不会答应。如此一来，原本同情学生的广大群众便开始转变了对学生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这场运动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
●《人民日报》社论成为事件催化剂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丹、吾尔开希等三名学生代表来到大会堂门口，要求向参加追悼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转交他们的请愿信，被卫兵挡在了门外。政府工作人员出来对他们说，现在正是治丧期间，大家心情都很悲痛，有什么事等治丧过后再说。学生代表便以下跪的方式要求政府官员出面。他们的要求仍没有被答应。于是，王丹等人便鼓动学生说：“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从这时起，北京和外地许多大学相继出现罢课，学生们打着“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标语上街游行，学潮进一步升级，迅速蔓延到全国。
自学潮开始以来，学生们的“闹事”，仅仅是局限于上街游行或静坐而已。经过几天的游行，形势已趋于平缓。然而就在这时，《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说：“……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篇社论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写的。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李鹏于4月24日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策。当时赵紫阳因正在朝鲜访问未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认为，当前的事态是一场在极少数人操纵和策动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动乱。会议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力争尽快稳定局势。次日上午，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会议的决定，邓小平甚为满意，并指示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有了邓小平的支持，李鹏心里更踏实了，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态度。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说成是动乱，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各地的游行抗议活动更是涌动如潮。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和支持，学生们在标语中增加了“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内容，把以前喊出的“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过激性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特权”、“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各种群众赞同的口号。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早在学潮之初就这样做，也许就不会激怒中共领导人，《人民日报》也就难以将学生的行动说成是“动乱”。学生们“闹”了一通后，各地的游行抗议渐渐平静下来。就在各地的学潮有所减弱之时，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总书记赵紫阳于5月4日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与邓小平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完全对立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紫阳的讲话，再次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与此同时，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于5月9日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游行高潮再次在全国各地兴起。为了缓和形势，政府不得不与学生组织的头头进行对话。政府发言人袁木与学生组织“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头头王丹、吾尔开希等人进行第一次对话。袁木在对话中代表政府向学生表示，对学生们“不会搞秋后算账”。然而，学生们又对对话的条件开出了更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或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官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双方人员发言每次不得超过5分钟”等等。
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也过于苛刻了些。试想，你毕竟是一个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政府官员能与你面对面对话，已经是够给面子了，你还提出这么多附加条件，岂不是要让政府对你俯首听命？学生们过分的要求，导致后来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令人痛心的结局。
为了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学生组织从5月13日宣布开始绝食。数千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在绝食期间，北京街头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使得绝食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首都的社会秩序也陷于一片混乱，连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赵柴阳的会晤也受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要“坚决镇压”。
●军队用苦肉计激起民众对学生的仇恨
戒严令一开始就不顺利，奉命进京戒严的38军军长拒绝执行镇压学生的命令，结果被撤职并送上军事法庭，以抗命之罪判处8年监禁。
戒严的后果是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数千名学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伤。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死亡人数仅为15人，这当中除几名掉队士兵被群众打死外，其他人多为翻车事故死亡。那么，当年戒严部队面对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如何下得了狠心用冲锋枪扫射呢？原来，是戒严部队使出了苦肉计，激起了士兵对学生的仇恨。那年的5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奉命进京戒严时，被群众用路障挡在了郊外。学生们和老百姓还给士兵送茶送水果，亲如一家。部队领导见此情景不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有命令下来要对学生动武，他们可能会拒不执行，必须设法离间士兵与群众的关系。随着事态的发展，部队尽管遇到了阻拦，可还是强行开进了市区。但这时士兵仍未与学生出现尖锐对立，若让士兵向学生开枪，他们可能还是下不了手。于是戒严部队决定用苦肉计来激怒士兵。
凡是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观众，应该记得当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队军车在夜晚快速通过北京长安西街的木樨地时，一群大学生站在路边朝车队投掷石块。（以下是播音员邢志斌的解说配画面）：“……一辆军车意外熄火，停在了路上。歹徒们立刻围上去，向驾驶室内投掷石块，将驾驶员活活打死。”这一破绽百出的虚构“场面”播出后，果然立马见效，一下子激起了士兵对学生的仇恨，大家纷纷嚷着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然而，当时画面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镜头却被头脑简单的士兵忽视了：就在学生们围上去攻击那辆熄火的军车时，靠方向盘那边（车的左边）的车门曾有一瞬间迅速打开又关上。这一开一关，前后不到一秒钟。当时学生都站在汽车的右边，画面的拍摄角度也是在右边。虽然人们看不清左边的车门为何会突然一开一关，但这样一个开和关的动作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车内的驾驶员没死，否则车门怎会被迅速地开闭？这个场面播出之后，便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了质疑：如果那辆车是在距学生几十米外的地方熄的火，驾驶员完全可以立即刹车，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跳车逃生；如果那辆车恰巧是在学生面前熄的火，那么它凭着每小时六七十公里行驶速度的惯性，完全可以滑行到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去，远离攻击它的学生。可为什么它不远不近地正好停在了学生面前呢？就算是车辆难以控制，不得不停在学生面前，驾驶员为什么不跳车逃走，反而要坐在车内等死呢？要知道，驾驶员是个大活人而不是木头人呀。再就是那左边车门的迅速一开一关又如何解释？难道被打死的人还能打开车门？
如今，一位参加过当年戒严的退伍老兵为人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这就是戒严部队使用的苦肉计。预先在车队要经过的了方埋伏下摄像人员，再挑选一名驾驶员故意将车停在学生面前，引诱他们来投掷石块，以便摄下他们的“暴行”。那名驾驶员将车停在学生面前后，便迅速打开车门，隐藏在车厢的左侧——这就是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车门迅速一开一关的缘故。当然，那名驾驶员没敢跳下车，否则镜头会摄下他的双脚，那就露馅了。
还有一个证据足以证明这个镜头用的是苦肉计，那就是后来官方公布的在执行戒严任务中牺牲的15名解放军士兵中，都提到了他们的姓名、牺牲地点和经过，唯独没有提到在木樨地“牺牲”的这两名驾驶员是谁。按常理，牺牲的解放军官兵越多，越能证明学生的“暴行”。政府连因翻车事故牺牲了的士兵姓名都公布了。如果这两个驾驶员真被打死了，那牺牲者的名单里一定会有他俩。可是，官方始终无法提供这两个“牺牲者”的名字。
类似这样的苦肉计还有一些，如戒严部队故意将配有弹药的装甲车遗弃在街头，诱使学生来抢车。幼稚的学生果然上当，“开着抢来的装甲车在街头横冲直撞”（电视画面的解说词），并用车上的机枪对空鸣放。据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说：军队还派出便衣军人混入学生当中，用汽油焚烧军车。这一切，都被戒严部队的镜头偷偷拍摄下来，作为学生们搞暴乱的“罪证”。
●镇压学潮造成严重后果
出动军队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大批学生和市民的死伤。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有3000多人受伤，200多人死亡。但据知情人说，死亡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镇压学潮使中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六·四惨案”发生后，国际舆论普遍对中国政府进行谴责，一些西方国家还联手对中国进行制裁。
在军队的弹压下，一场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被平息了，但人们胸中的愤怒情绪却没有平息，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强烈不满。“六·四事件”发生后，在北京街头，老百姓将许多小玻璃瓶扔上街头，寓意着“小平（瓶）威信扫地”。
在“六·四惨案”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位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播音员杜宪披头散发、眼含热泪地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怀着悲痛的心情播发当天的新闻。这一场景令国人震惊，据说她的一位亲人也在这场血腥事件中丧生。此后杜宪便从电视屏幕上永久地消失了。
“六·四惨案”发生之后，全国乃至世界为之震惊。不少共产党员以退党表示抗议。中共中央则下令：凡在此时要求退党的，一律开除党籍。
在世界许多国家，华人华侨和外国友人纷纷上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屠杀爱国学生。就连素以“从不关心政治”著称的香港老百姓，也大批涌上街头游行抗议。
“六·四事件”第二年的忌日那天，即日，晚上8点整，在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楼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研究生们一齐敲打着脸盆，发出“噢——”的叫喊声。这些曾参加过六·四学潮的大学生们，用这种不会受到追究的方式，悼念一年前死于那次事件的战友……
●反思此次学潮的双方过错
1989年那场学潮距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有必要回过头来，对那场学潮中对峙双方的对与错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价：
笔者认为，这场学潮无疑是中国的广大学生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爱国的正义之举，它使中国高层领导充分认识到广大群众对腐败现状的强烈不满。在学潮平定之后，政府在反腐督廉方面制定了七条措施，可以说这是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反腐措施。学生们反对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好的。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千百年封建君王统治历史的国度里，要想在短时间内一下子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这种想法显然是幼稚了些。学生们在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表态和让步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被一时的得势冲昏了头脑，得寸进尺，非要让政府向自己认错妥协，甚至有极少数人错误地喊出要邓小平下台这样的口号。纵观古今中外，天底下还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向民众低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大家“闹”了一通学潮，发泄一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引起中央的重视，也就够了，不应再搞什么大的动作，难道非要“闹”得让共产党下台才算完？共产党人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岂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让共产党下了台，谁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真空呢？让方励之、王丹等人上台？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这一运动的最后结局是令人痛心的，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原本正在研究制定的《新闻法》也因之胎死腹中，刚刚萌发的一点舆论监督、新闻监督等民主气氛也不幸夭折。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在学潮越闹越凶，首都和全国许多城市秩序一片混乱，人民群众正常生活被打乱的时候，不得已而采取强硬措施，也是必要的，否则这种混乱局面不知要持续多久，只是造成的死伤过多了些。本书几名作者当年也参加过支持学生的游行队伍，也曾对政府的镇压感到愤怒。时隔多年，现在我们也认识到了当年的幼稚性和盲从性。
据参加过那次学潮的人说，他们谁也没想到军队真的会下令开枪，也没想到士兵们会狠心向学生开枪。所以一听到枪声激烈地响起，看到身边许多人鲜血飞溅，顿时脑子就懵了。如果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他们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多次有过学潮，但镇压学生的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最多是使用棍棒或高压水枪，根本没想到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会用冲锋枪扫射。
看来学生们太不了解邓小平。这位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就以坚决果敢和铁石心肠而著称。在一部反映邓小平革命生涯的影片《挺进中原》里，有这样一组镜头，表现出他的刚毅性格：在刘邓大军刚来到大别山区时，老百姓因不了解他们的队伍，全都跑光了。警卫连一位副连长见一家店铺里无人，就进去拿了一捆粉丝和一匹布。此事被邓小平发现后，就命人将那个副连长抓起来要军法从事。不少人替那个副连长求情，但邓小平坚决地说：“这个副连长非杀不可，不然我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还是将他处以死刑。
再举一个事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首都钢铁公司领导人管志诚犯有重大贪污罪。对于这样一个高官该不该判死刑，政法部门负责人拿不定主意，便请示邓小平。邓说：“这样的人留着他干什么？”于是，管志诚成为继建国初期被枪毙的天津市委领导刘青山、张子善之后的又一名高级官员。
还有一个事例：1983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运动。笔者曾在一次大会上听一位省级干部传达邓小平关于开展“严打”运动的讲话。这位领导在传达中说：“邓小平同志要求各地在严打工作中要真抓关干，不能手软。……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不要怕中国的人口会因此减少，中国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听到这里，台下的听众一阵大笑。那位省领导忙改口说：“不是原话，呵，大意是这样，不是原话。”
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至今犹存的军人刚性血气。如果学潮中的学生们了解邓小平的这些往事，也许就不会硬跟他抗到底。
而邓小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对待这次学潮中，存在着两个失误：
一是不该简单地认为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惩治腐败、铲除官倒”就是要反对共产党，是搞动乱。这位老革命家没有认真地思考一下：学生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为什么会对共产党没感情？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真是反党，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必定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邓小平有两点糊涂的认识：一是认为大学生们受共产党的培养还要反党，太没良心；二是认为是自己重新上台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学生们才有了凭本事上大学的机会，到头来学生们竟要自己下台，太没良心。
其实邓公此言差矣。难道吃了共产党的饭，就不能对共产党的腐败现象表示不满吗？早在清朝末年，受清政府派遣到国外留学的陈天华、邹容等人，也曾举起反清的大旗。若按邓小平的说法，那些反对清政府的学生也是没良心，因为大清朝花了银子培养他们，他们反过来却要推翻清政府，实属大逆不道，也应遭到开除。笔者认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有宽广的胸襟，不应该一听到学生们对现实不满，就认为他们是“闹事”；也不应该一看到他们上街游行就要开除他们。邓小平先后任命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名总书记，结果这两人都因同情学生而被撤职，邓公应该从中找找原因，为什么两任总书记都与学生持同样立场？
二是《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过了头。
这篇社论草率地将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要“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这样一个大帽子戴在谁头上都难以接受。如此一来，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笔者认为，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重大失误。正是由于这样的草率定性，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才有了后来的天安门广场抗议静坐事件。邓公应当想一想，学生们不好好地在学校学习，为什么要到街上去“闹”？不就是因为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嘛？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总是最激进、最有觉悟、最敢于斗争的群体，他们总是站在爱国、救国的最前列，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1947年全国范围内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法制不够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不够，致使官僚阶层之风逐渐盛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更可谓是贪官遍地，官倒成风。纵观西方一些国家，由于法律制度健全，监督和惩处措施得力，政府官员大多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又由于他们的民主健全，因此官员们不可能享受规章制度之外的特权。这里举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出访前临时决定理个发，其座机推迟了起飞时间。由于总统专机占用了跑道，导致其它客机不能正常起降。事后美国报纸对总统的这一事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克林顿本人不得不为此事向民众道歉。再比如在中国的邻邦韩国，1993年新总统金泳三上台后，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将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叛乱、内乱罪和受贿罪起诉，将他们送进了监狱。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仅不可能发生，而且也是让老百姓难以想象的。众所周知，当年毛泽东的专列出行时，所有的旅客列车包括特快列车都得为它让道。平民百姓为领导人的专车让道，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哪家报纸敢对国家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更别说是因为理发耽误别的飞机起飞这样的芝麻小事了。因此，学生们出于爱国之心，出于对官僚腐败现象的憎恶之情，希望能在中国出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和自由，希望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并为达此目的而引发了学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应该动不动就给他们扣上“动乱”的帽子。邓小平曾说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也曾领导过百色起义，他参加革命和领导起义是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用暴力推翻旧中国的腐朽统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吗？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来，他不仅是在制造动乱，简直就是犯上作乱，应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的制造者。但是当有人对他领导下的中国现状表现出不满时，他却不能容忍了。这不能不说是他辉煌革命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官方对那场学潮的定性已从当年的“动乱”、“反革命暴乱”改成了“政治风波”。笔者相信，终归有那么一天，中共中央会对“六·四事件”有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重新评价，一定会还爱国学生一个政治清白。
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处理
前面说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应该算是一起错案，属于轻罪重判。这起案件因与邓小平本人有直接关系，所以他重新复出后，几乎给建国以来所有的冤假错案平反，唯独不肯为“高饶反党”一案平反。这是他的又一失误。
高岗四处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给自己争一个党的副主席位子，这种做法确实欠妥。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面对高岗的游说和拉拢，有责任对他进行批评和劝阻。然而邓公没有这样做，却向毛泽东告了密。这种做法在当今年代被人称作“打小报告”，或者说是“背地给人穿小鞋”。说直率些，是有着“卖友求荣”之嫌。在邓小平的历史上，他自己也有过与高岗类似的行为。1981年4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访朝鲜时，邓小平趁机四下活动，联络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把华国锋拱了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他这样做不是与高岗如出一辙吗？人家高岗只是争个党的副主席，而邓小平却取代了华国锋，成为新中国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如果说高岗想拱倒刘少奇就算“反党”，那邓小平自己伙同他人拱倒了华国锋又该算作什么呢？
笔者认为，对高岗和饶漱石两人所犯错误和处理，应该是给予党纪处分，最多是降职使用。然而毛泽东却把他们定为“反党联盟”，不仅开除了党籍，还关进了监狱。这实属轻罪重罚。高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亲手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才使长征中走投无路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有了立足之地。在解放战争中，又和林彪等人一起，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时期，更是为支援前线而禅精竭虑，呕心沥血。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赞扬说：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做得好，有两个人出了很大的力，在朝鲜战场是洪学智，在国内则是高岗。建国后，高岗任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连斯大林都认为高岗是个杰出人才。这样的人说他是“反党”，恐怕连小学生都不会相信。
由于“高饶”一案是邓小平揭发出来的，因此他不愿给高、饶二人平反，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人；反对某个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根据这个规定，高、饶二人即便是反对刘少奇，也不应看作是反对中央，更不能说他们是反党。《准则》还要求：“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笔者认为：根据这样的要求，重新给“高饶事件”定性，应该很有必要。
4、对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场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对外关系的立场上，在事实上一直遵循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大国与小国发生冲突时，站在小国一边；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当多数国家与少数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在多数国家一边。而不管那些小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国家在冲突中对错与否。像这样偏袒一方的事例曾发生过多次。
1950年，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入侵韩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并派出联合国军惩罚金日成，中国却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与联合国军对着干，因为它与朝鲜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色列与中东地区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多次战争，虽然是阿拉伯国家首先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但中国一直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因为阿拉伯国家占多数。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表示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在联合国每次表决恢复北京席位问题时，总是投赞成票，但中国一直不领情。直到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和解，中国才与以色列建交。
1962年，苏联偷运导弹进入古巴，被美国发现后，引起加勒比海危机，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中国与古巴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坚决支持古巴，并以高价购买古巴的红砂糖作为经济援助。此次危机最终以苏联撤出导弹而结束。
1975年，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个自治省东帝汶闹起了独立。印尼政府派兵镇压，中国政府对印尼强烈谴责，因为中国向来支持国外人民闹独立。此举引起了印尼的不满，该国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指责中国说：“在50年代初，你们自己在朝鲜就有一百多万军队，现在却来批评别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上台，他继续执行毛泽东以往那种站在小国、弱国、多国一边的对外政策。
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为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冲突。按照国际上“先占为主”的通行惯例，英国人在岛上早就派有驻军，因此该岛主权应属于英国。最初美国的立场是中立，但很快里根总统便改口说：“阿根廷对马岛的占领是侵略，美国决不容忍这种侵略。”宣布支持英军收复马岛。但是，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的声明中却说：“鉴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一贯立场，中国不能支持英国收复马岛的行动。”而中国舆论则明显偏袒阿根廷一方。中国政府只坚持一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的立场，却无视国际惯例，不分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支持了侵略行为。
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国虽然反对伊拉克的入侵，但在安理会通过决议要用武力驱逐伊拉克时，中国投了弃权票，理由是不赞成使用武力。有外国评论说：“中国自己曾在1962年和1979年分别对印度和越南使用了武力，不知为什么又声称不赞成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其实中国投弃权票的真正原因是1950年中国曾与联合国惩罚朝鲜的决议对抗，如果这次投了赞成票，就等于否定了自己当年的抗美援朝。”中国在大是大非面前，来了一次和稀泥，在同一类性质的两件事情上，先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1997年，邓小平逝世。接班人江泽民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两年后，与中国长期友好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简称南联盟）发生了“科索沃独立事件”。这个共和国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与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长期存在着民族矛盾，一直希望从南联盟中独立出去，与阿尔巴尼亚合并。阿族人民还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为争取独立进行着军事斗争。为了阻止科索沃的独立，南联盟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造成了阿族人的大批死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要求南联盟与科索沃阿族人都回到谈判桌上，此要求被南联盟拒绝。美国威胁说如果南联盟拒绝谈判，就要求安理会对其实行武力制裁。因为中国与南联盟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表示，如果安理会就制裁一事进行表决将投票反对。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干脆绕开安理会，直接对南联盟进行轰炸。
北约的轰炸从1999年3月中旬开始，力量对比悬殊的南联盟几无还手之力。特别是美国的F—117隐形轰炸机，在战场上可谓大出风头，由于对方的雷达无法发现其踪迹，它因此在南联盟国土上如入无人之境，许多军事目标被摧毁，自己却毫发无损。
然而好景不长，一架F—117隐形战机在南联盟国土上被击落，这也是此类飞机问世以后在战场上首遭败绩。这一战果大大鼓舞了南联盟军民的士气，也令美国军方大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此类战机今后将成为对方的空中靶子。据知情人向笔者透露，这其实是中国人的功劳，是中国人暗地里帮助南联盟击落了美国的隐形飞机。中国军方经过改进的旧式米波雷达与新式的厘米波雷达配合使用，从理论上说可以发现隐形飞机，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引导导弹击落这种飞机。但这种改进的雷达未经过实战的检验，是否真的有效还是个未知数。于是中国人将此武器秘密运进南联盟做试验。
试验取得了成功。然而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此事是中国人干的，于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对中国进行报复。
日，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美国本土出发，经过长途奔袭，于当地凌晨时间3点来到贝尔格莱德上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了4枚导弹，使馆办公大楼被完全炸毁，正在办公楼内工作的三名记者被当场炸死。其中有一枚重磅钻地弹，从使馆宿舍5层楼顶一直穿透到地下室。由于美国只想给中国一个警告，不想伤害使馆人员，因此这枚钻地弹没有安装爆炸引信，不然的话，使馆人员将全部葬身于废墟之下。美国之所以要选择在凌晨轰炸，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在这个时间里，使馆人员应该都已回宿舍入睡，办公楼内不会有人，却没料到有三名记者仍在埋头工作中。
事后，美国以“使用了旧地图”为借口，推卸轰炸中国使馆的责任。克林顿总统向中国表示道歉，并向三名死者家属支付了300多万美元的赔偿，另向中国使馆赔偿4300万美元财产损失。美国的轰炸引发的中国老百姓的强烈抗议，许多美国驻华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餐厅被砸毁，中国也因此向美国赔偿了460万美元。
事后有人说，中国人的这次与美国人的暗中较量，面子丢大了。
5、翻历史旧账使中梵未能建交
梵蒂冈，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国土上唯一的建筑是一座大教堂。由于它是天主教皇所在地，因此又是影响力极大的国家，也是欧洲唯一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梵蒂冈曾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也有这个意向。然而就在上世纪90年代，天主教皇为了纪念长期以来在各地传教活动中殉职的传教士，搞了一个“封圣”活动。在那些被封为“圣人”的传教士中，有120人是在中国殉职的，其中既有在广西被当地县衙斩首的马赖神甫，也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86名死亡者。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宗教协会和外交部门向梵蒂冈提出了抗议。中国方面认为，那些传教士是在鸦片战争中跟着侵略军来到中国的，当年的传教就是侵略活动的一部分，侵略军为传教士活动铺平了道路，而传教士又是外国侵略军的向导和工具。大量事实说明，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为其收集情报、出谋划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与的种种特权。传教士到中国来以战胜者、特权者的姿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做尽了坏事。正因为教会势力已经成为长在中国社会身上的毒瘤，经常有民教冲突爆发，所以19世纪下半叶教案斗争的本质是侵略势力与反抗势力的矛盾，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义和团运动是这种矛盾斗争的高潮。要说杀人，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梵蒂冈为他们涂脂抹粉，封他们为“圣人”，是故意向中国人民挑衅、示威。　　
由于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梵两国建交之事因此流产。
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到东方国家的传教士中，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正直、善良的。在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都是单独外出活动，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让他们抢劫奸淫，为非作歹，恐怕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当然，其中也可能有胆大妄为者，但毕竟只是极个别人，我们不应以偏概全。就拿那位在广西被杀的法籍传教士马神甫来说，他的中国教徒犯了罪，并不等于他也犯了罪，但他也被一起杀头，实属轻罪重判。客观地说，多数的传教士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西方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做出了贡献。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坏人，盲目地喊出“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口号，不分男女老少，见外国侨民就杀，甚至干出了攻打外国使馆的蠢事，以致给“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造成了借口。当年许多传教士，就是在义和团这种极端仇外的鲁莽行动丧命的。对于那场运动，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家也持反对态度。中国方面认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仅是主观猜想而已，时隔一百多年，当年的目击者、知情者早已作古，孰是孰非难以说清。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过去百年的历史问题，不应让它长期成为中国与其它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近代中国屡遭列强蹂躏，有些西方国家甚至不只一次侵略过中国。若翻历史旧账，中国就不可能与这些国家建交。在一些不会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枝节问题上，应将它暂时搁置起来或绕开。例如，中国在与美国建交时，美方提出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当然不希望美方这样做。但为了实现中美建交这个大目标，中国对美国售台武器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同样，为了促使梵蒂冈与台湾断绝“外交”，邓小平如果明智的话，也应采取这种态度。中共方面若为这陈年旧事与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闹僵，实在是因小失大。
6、最大失误是未解决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对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世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笔者认为，在邓小平诸多的英明决策中，也有过多次失误。他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解决好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现象日趋泛滥，各种不正之风逐渐盛行，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等等。导致贪官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而舆论不敢监督的原因是《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见《邓小平文选》134页）。”尽管邓小平意识到人民的声音很重要，但他说的与做的却大相径庭。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人大委员会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一部《新闻法》，不幸的是在198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正在酝酿中的《新闻法》胎死腹中，其原因是当时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从而引发了这次事件。邓小平担心若是敞开言论，会再次引发全国性的学潮，所以于一直不允许新闻法出台。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既是因噎废食，更是杞人忧天。1989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学潮，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和制衡机制，使贪官污吏们得以恣意妄为，进而导致“官倒”泛滥，腐败横行，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只有身上有污点的人才不愿看到新闻法出台。天底下没有哪个记者生来喜欢得罪人，也没有哪家报纸生来喜欢批评别人。如果社会上有不满的声音，那就说明是政府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政府官员就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早些年香港的报纸经常骂共产党，近年来，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骂声也随之减少，而且赞扬声越来越多。这表明只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公众舆论赞扬还嫌不够，怎么会有“错误导向”？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如果连批评政府的话都不能说，言论自由又从何谈起？中共中央不应当把批评报道视为洪水猛兽，而应把它当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助推器”。
由于没有法律撑腰，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敢大胆揭露社会上的丑恶面和阴暗面，这也就更加助长了各种不正之风，使一些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当年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才被共产党人赶出了大陆。如今共产党自己也出现了腐败，如不及早遏制，则有可能重蹈覆辙。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共产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仅仅是靠自觉而不是制度，这种靠觉悟产生的廉洁能有多大、多久的约束力呢？虽然中共现任领导人胡锦涛自己能够做到清正廉洁，但他恐怕不能保证他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他一样洁身自律。笔者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监管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制度和舆论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总是与该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老百姓的言论充分自由，能够批评政府，政府就会少犯错误，反之就会走弯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十年浩劫”的悲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不能进行舆论监督，人们不能批评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行为。笔者曾去过在岛国新加坡。在那个国家，老百姓说起他们的前总统李光耀来，无不引以为自豪。李光耀不仅使国家走向了富强，还制定出一套严厉的廉政制度，使官员们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胡作非为。在西方国家里，经常能见到新闻媒体披露或批评政府官员丑陋行为的报道，他们的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而在中国，则鲜有这样的事情。尽管也揪出过一些贪官，但都是由于他们劣迹太多难以遮掩而暴露，并不是媒体的功劳。因此在中国有人戏谑地说：“外国的报纸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报纸是赞扬政府的；外国的官员怕记者，中国的官员爱记者……”连台湾的报纸长期以来一直都可以批评他们的官僚政要，在这方面，邓小平的气度和胆识还不如蒋经国。
与对权力监督同样重要的是对权力的制衡。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借鉴分权原则和“以权制权”的原则，以保障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力和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正如邓小平所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文选292页）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体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决策、行政机构等职能部门过强过大，监督、检查机构则过于薄弱，甚至流于形式。这种状况破坏了权力结构中各部分的协调和平衡。失去了制衡机制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开环”状态，各种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因此而源源不断地大量产生。一个领导一切的政党，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领导者，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具体切实的监督和制衡，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才得以实现的。而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正是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的产物。
对权力的制衡问题，邓小平在世时没有解决；他的接班人江泽民也没有解决。但愿有朝一日中国继任的领导人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早日解决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问题。如是，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附篇：本书作者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恳请信
总书记同志：您好。
我们是几名忧国忧民的老党员，用了多年时间写出了这本书，总结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中的重大失误和过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失误，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他们之所以产生的过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内地缺少像国外那样的舆论监督。我们眼看着目前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盛行，而新闻媒体却不敢也不能对此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您进一言，那就是：党中央不应当害怕群众批评，应该敞开言路，欢迎舆论监督，真正做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特别是您执政以来，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在全国免征农业税，为军队官兵大幅加薪，为城乡贫困人员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为广大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您的丰功伟绩可谓人人称颂，有口皆碑。当今之中国之盛世，堪称二十一世纪的“开元”和“康乾”。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时下官场腐败益甚，种种不正之风盛行，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等等。百姓们不满地拿吴官正和尉建行两位中央领导的名字作比喻，说如今是“做官无（吴）官正，反腐未见行（尉建行）”。我们认为，贪官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而舆论不敢监督的原因是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由于没有法律撑腰，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敢大胆揭露社会上的假丑恶和阴暗面，这也更加助长了各种不正之风，使一些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愤慨。陈云同志曾说过“腐败将会亡党亡国”。当年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才被赶出了大陆。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及早遏制腐败，则有可能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廉洁仅仅是靠自觉而不是靠制度，这种靠自觉产生的廉洁能有多大多久的约束力呢？虽然您现在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洁，但您能保证您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您一样洁身自律吗？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监管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和制度和舆论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总是与该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老百姓的言论充分自由，能够批评政府，政府就会少犯错误，反之就会走弯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文革”悲剧，原因之一就是群众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不能进行舆论监督，人们不能批评中央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在岛国新加坡，老百姓说起他们的前总统李光耀来，无不引以为自豪。李光耀不仅使国家走向了富强，还制定了一套严厉的廉政制度（包括舆论监督），使官员们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胡作非为。在西方国家里，经常能见到闻媒体披露或批评政府官员丑陋行为的报道，他们的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在我们国家里，则鲜有这样的事情。尽管揪出过极少数的大贪官，但都是他们因劣迹太多难以遮掩，而不是媒体的功劳。因此有人戏谑说：“外国的报纸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报纸是表扬政府的；外国的官员怕记者，中国的官员爱记者……”连台湾的报纸都可以批评他们的政要，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人家国民党吗？
据说党中央不允许新闻法出台，是担心再次发生1989年那样引发全国性学潮的“错误舆论导向”。这既是因噎废食，更是杞人忧天。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学潮，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使贪官污吏们得以恣意妄为，进而导致“官倒”泛滥，腐败横行，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只有身上有污点的人才害怕舆论监督，才不愿让新闻法出台。天底下没有哪个记者生来喜欢得罪人，也没有哪家报纸生来喜欢批评别人。如果社会上有不满的声音，那便是说明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政府官员就应当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早些年香港某些报纸爱骂共产党，近年来，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骂声也随之越来越少，相反的是赞扬声越来越多。这表明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公众舆论赞扬还嫌不够，怎么会有“错误导向”？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如果连批评政府的话都不能说，言论自由又从何谈起？毛主席说得好：“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我们请求您允许新闻法出台，使新闻媒体能够大胆进行舆论监督，使官员的行为受到约束，使各种歪风得到纠正。如能这样，则是您为国家为百姓又做了一件名传千古的大好事！
顺祝政安！
几名老共产党员
参考书目：
《志愿军战俘纪事》、《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蜜月的结束——毛泽东赫鲁晓夫决裂前后》、《贺子珍传》、《沉冤昭雪》、《人民的审判》、《十年“文革”史》、《大动乱年代》、《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聂荣臻元帅回忆录》、《龙困——贺龙元帅的悲惨晚年》《彭德怀自述》、《彭德怀传》、《红墙纪事》、《杨成武将军回忆录》、《杨尚昆回忆录》、《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剧》、《决定命运的28天》、《薄一波回忆录》、《抗美援朝纪事》、《伟人毛泽东》、《伟人周恩来》、《我的父亲邓小平》、《江青传》、《红都女皇》、《林彪传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的五大秘书》、《胡乔木回忆录》、《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九·一三事件纪实》、《我差点成了林彪的儿媳——张宁回忆录》、《中南海内幕》、《大将罗瑞卿》、《洪学智将军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以及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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