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古村落保护：核心因素是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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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报　
　　村落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源头与根据地，至今还有一半中国人在这种“农村社区”里劳作生活、生儿育女。从古至今，最能体现民众精神与气质的民间文化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村落里。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基...
　　村落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源头与根据地，至今还有一半中国人在这种“农村社区”里劳作生活、生儿育女。从古至今，最能体现民众精神与气质的民间文化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村落里。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基因库。但是近年来，传统村落却在快速消亡。抓紧摸清传统村落的基本情况，加强保护迫在眉睫。前不久，笔者实地考察了福建省连城县四堡古镇、宣和乡培田村以及云龙桥、永隆桥等传统村落。　　在培田村古意幽雅的进士第， 76岁的屋主吴日高老人，紧攥着我的胳膊，将我请进他家，从天井的鱼缸、盆景，厅堂的雕饰、楹联，到他曾祖——清朝武进士吴拔祯练武石的故事，一串家珍让人真切感受到村民对文化的敬重和自豪，令人感动、感慨！　　培田村有800多年的历史， 30余幢“九厅十八井”形式的高堂华屋、 21座宗祠、 6个书院，约7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居住着1000多人，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培田村的耕读文化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几百年的老房子，居住条件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古村落的保护与村民渴望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　　连城县积极探索，加大保护力度与合理开发利用并举，编制《培田古建筑群保护总体规划》和《培田古村落申报4 A旅游区改造规划与提升设计》 。在培田村旁，规划建设培田新村，鼓励和支持群众在远离古民居的新村建设新居。　　2009年1月，在宣和乡党委、政府的协调下，连城县冠豸山风景区管委会和培田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理事会签订了《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和旅游资源经营权合作协议》 。村民得到了实惠，纷纷自觉参与古村落的保护开发。连城县财政和民间筹资2000多万元，对衍庆堂、衡公祠、致祥堂、锄经别墅、大夫第、古街、容膝居、绳武楼等进行了抢救性修复，更换破旧损坏的柱子、木板，拆除有碍观瞻的杂乱建筑，生活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今，山环水绕、飞檐翘角的培田古村落重焕青春、韵味十足。　　从“要我保护”变为“我要保护”　　培田古村落保护的经验给人以启示，很多专家建议：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古村落保护长效机制。　　各级政府有必要将古村落保护的开支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采取“政府给一点，民间筹一点，收益补一点”的办法，拓宽筹融资渠道，调动民间保护古村落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古村落保护智库” ，聘请文化顾问，吸纳热爱古村落保护、对古村落保护较有创见的社会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古村落保护规划的制订，并作为长期的保护目标。　　同时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古村落应成立村级保护协会或理事会，成员由村里或周边德高望重的老人、党员代表、屋主代表、村民代表组成，由村委会牵头。保护协会主要行使古村落保护的巡查责任，严格执行保护规划，将从前的“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 。　　任何一个古村落的保护，目的都是为了建设美好家园，使大量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古村落保护的关键是延续活态的人文传统，这就意味着不要让古村落成为“空壳村” ，要让百姓的真实生活、日常用具、生产耕作、四时变迁、节气迎送、迎神赛会、民俗信仰等成为古村落文化的丰富内容。　　唤起文化自觉　　古村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古” 、“活” 、“和”这3个字上。“古”即有历史，有年代，有文化底蕴；“活”即有传承，有沿革，有历史记忆；“和”则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村落选址与建筑格局，文化与环境相调节适应的传统生计、生活方式，以及古朴的民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古”是古村落的基本要素，“活”是古村落的灵魂所在，而“和”则是古村落的生命之源。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认为，古村落保护的核心因素是人，古村落的灵魂是通过人体现的，要尊重村落的主人，使村民热爱自己的文化。更要通过体制创新和激励机制，让一部分农民愿意回到乡村，劳动致富，合理开发古村落旅游等，让有人气的古村落回归日常生活，充满生机。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认为，虽然城镇化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一种发展形态取代另一种文明形态，古村落不仅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文化传承的血脉。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强调古建筑的完整性，更要重视对古村落的内涵和村落中活态文化的保护。　　毋庸置疑，保护和弘扬农民群众创造并为此感到自豪的传统村落文化，也就是留住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风骨”所在。通过探索有效的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办法和出路，唤起全社会对古村落保护的文化内省和文化自觉。　　程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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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文化遗产
&& 往期回顾 & && &
现代文明下的“千村寥落”
——传统村落保护的忧思
福建连城培田古村落民居(本报记者郭超摄)
连城营溪乡璧洲村永隆桥(本报记者郭超摄)
连城四堡雕版印刷基地员工正在演示印刷工艺(本报记者郭超摄)
&&&&·传统村落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
&&&&·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
&&&&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有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假如岳飞“穿越”到今天，他一定会惊讶，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村落的摧毁力度，绝不逊于古代的战争。住建部最近称，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大量消失，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专家估计，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年的普查结果则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然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不到3000个。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大事，传统村落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近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共同主办的“中国古村落文化保护高峰论坛”在福建省美丽的小镇连城召开。围绕现代文明下如何开展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各路专家学者献计献策。
传统村落需要保护吗？
&&&&“传统村落需要保护吗？”也许在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可笑。
&&&&但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将前一阶段的文明创造视做必须传承的遗产，时间并不久远，不过几十年，而且步履维艰。八十年前，《雅典宪章》（1933）首次在世界范围提出“理性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并解决保护历史建筑等问题”。尔后的《威尼斯宪章》（1964）开始关注历史古迹的保护与修复，《内罗毕建议》（1976）提出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对当代的作用。这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1987）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逐步把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的视野。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有形的物质性的历史遗存，包括小型的地下文物和大型的古建遗址最早受到人们关注，城镇和乡村蕴含的人文价值则是近些年来才被人们逐步认识到的。而传统村落是与现有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迥然不同的第三类遗产。然而，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专门制定过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规。
&&&&传统村落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它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的基层单位。与单纯的古建筑不同，传统村落里必须有人居住和生活，建筑必须不断地修缮乃至更新。它的历史不是停滞和平面的，而是活态和立体的。
“另类遗产”须“另眼相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丽江古城的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管理命名为“丽江模式”，并认为它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典范，通过适度开发旅游，获得资金反哺遗产保护。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蕴含活态文化的传统村落和以古建筑为主的丽江古城存在很大不同，不能照搬。传统村落有其特殊性，属于“另类遗产”，必须对它“另眼相看”。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指出，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应该是人，它的灵魂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身上。如果人都离开了，“古村落的魂儿就散了”。
&&&&“现代化、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杨说，“传统村落本身是逆城镇化的，所以做起来特别难。因为人是往高处走的，如果乡村不能提供令人舒适的生活，年轻人可能就会选择背井离乡。所以现在有的地方‘空巢’现象特别严重。年轻人都出去了，家里剩下的是老人和孩子。”
&&&&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民间社会的传统链条存在断裂的危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彭兆荣在《乡土重建与家园纽带》一文中这样描述：“这种断裂的声音我们似乎都可以听到，这种断裂的原因主要是乡民们家园认同感、家园荣誉感的迅速消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没有自己家园的荣誉感，这是一种悲哀，长此以往这将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他们应为自己的家园感到自豪，应有责任去把它建设好，而现在的社会价值让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被抛弃的无形的对象。”
“文化自觉”把人留住
&&&&福建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鹰表示，可以运用文化自觉的理论范式去思考这个问题。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中国文化的“老根”——乡村蕴藏着深厚的力量，“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
&&&&在论坛期间，记者同专家们实地考察了连城县四堡镇、宣和乡培田村等地，当地浓郁的传统文化的氛围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培田村有800多年历史，30余幢“九厅十八井”的高堂华屋、21座宗祠、6个书院，居住着1000多人，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客家古民居建筑群之一。
&&&&在培田村吴日高老人家的进士第，从天井里的鱼缸、盆景，到厅堂的雕饰、楹联，再到他的曾祖——清朝武进士吴拔祯的练功石，古香古色，充满了儒家文化的基因。吴日高老人讲起当地的历史来十分自豪。近年来，连城县建立了“群众主体、政府支持、专家领衔、社会参与”的保护机制，充分调动了村民的荣誉感和积极性。
&&&&正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心秘书长马知遥所说：“文化自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漫长的时间里，传统村落为人们积淀了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信仰。同时，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维系着人们之间的情感和信任。这些传统的制度、信仰和组织在社会整合方面，在满足人们情感与精神需要方面是现代社会组织难以取代的。正因如此，通过激发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来把人留住，才是可行的。”
寻求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有些地方是把人留住了，但是在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严重的问题。有的地方过于重视经济利益，大搞旅游业，客流量严重超出了村落所能承受的范围。结果加速了村落民居建筑的损坏，也使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遭到干扰。还有些地方奉行“顾客至上”原则，为了让游客觉得“古香古色”，不准民居安装空调，甚至人为搭建仿古建筑，结果破坏了民居的整体和谐，使得传统村落变得不伦不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祝鹏程认为：“民俗旅游其实可以兼顾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他说，“民俗旅游可以使当地群众更加关注生活中的民俗传统，并使之呈现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已经在生活中销声匿迹的民俗传统，也可能在这样的自觉意识中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促成民俗的接续与复兴。”他建议，民俗旅游的推行必须建立在村落的文化传统之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开发商需要进行适当的行政引导与文化规划。政府应该出台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民俗旅游走上正轨。通过制度让民众受益，才能获得村落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报记者&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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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培田武进士吴拔祯的官衔到底是多少呢？（下篇）
培田武进士吴拔祯的官衔到底是多少呢？
&由上述可见，在清朝当时的情况是，青州营设有参将、都司、守备等职衔的。这些都与武进士吴拔祯的经历及职衔能够吻合的。
虽然清末有看家部队八旗和绿营，但是由于军纪松驰内部腐败，战斗力早已荡然无存。清庭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招募湘、淮军等地方部队来取代风光一时的八旗军队，当时称作防勇。在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爆发前，登州和莱州的清军改为沿海防军，在胶东驻有海防军共45个营，总兵力达到22200人。
一八九四年七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也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开始变革军事制度，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为了培养海军人才，早在1889年（清光绪15年），北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由丁汝昌任总办，美国人马吉芬任教习。1889年的冬天，在广东、上海、福建招收学员36人，另有自费生10人。1890年5月开始授课，以英文、几何、代数、驾驶、英文为主，还专门开设驾驶班，以培养海军奇缺的舰船驾驶人员。1891年，北洋水师在威海水雷营内设立水雷学堂，同时在金顶设立枪炮学堂，共招收两届学员，约60人。
1903年（清光绪29年），南洋海军驻上海统领叶祖圭命海哲舰舰长萨镇冰负责，在烟台筹建烟台海军学校，校址选定在原蒿武军左营旧址，金寨沟村北，首任校长是谢葆璋。除了在全省招收学员，南洋海军还选送水兵前来进修培训。后来，因场地狭窄，又把原蒿武军右营拆除重建，招收学生192人，分为：孝、悌、忠、信、仁、义、礼、智8个班。其办学宗旨为培养海军军官，学员年龄为13-16岁，学制三年，课程仿照英国海军课程。1927年该校南迁，并入马尾海军学校。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平度州大事年表》有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登州、莱州避乱者有到平度境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率东字十三营驻平度，于次年移青州。
作为当朝武进士的吴拔祯，正是在此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临危受命，于戊戌（1898年）9月选授山东青州营守备，钦加都司衔赏戴花翎。被清朝廷派遣到这当时烽火连天的战事一线来的。同时，这次有京城到山东登州镇青州营，是否又与这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率东字十三营驻平度，于次年移青州。”有关联呢？
吴拔祯是在光绪壬辰年（1892年）考取的武进士，其时年35岁，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时候。但是时值清朝末年，国家积弱，内忧外患，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大厦将倾，作为一位武将，没有能够在战场中的叱咤风云，挽狂澜于既倒，毕竟是一件憾事！就象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必然会的结局一样，哪怕就是勇力超伦的武进士，其武功再高强，清朝的懦弱腐败，自然是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这就是作为其时一代武将的悲哀了。至于，到底吴拔祯的武功有多高，领导的评价“年壮力强，克胜其任。”“蒙总气度雍容，膂力方刚。”都可以不去当真。但先不要质疑，可以先实地到务本堂，搬动了那方三百多斤重的练武石锁以后，再来和居士论说。
有一个问题，吴拔祯是在光绪壬午年（公元1882年）25岁开始从乡试，会试，直到殿试，历时就是十年，还算是幸运的，但大好青春也就在这来回的考试中间浪费了。从光绪壬辰年（1892年）钦点三甲第8名蓝翎侍卫，到乙已（1905年）回籍终制，真正在职有13年的时间，这时吴拔祯49岁。
品衔问题，自古至今，心态不同，看法不一，当今如是。如果是从能够如何更好的为国家民族效力的角度出发，心态就会更加坦然。
我想，拔祯公带给这个村子的人，最荣耀的事，并不是当了多少品的官儿，而是这里出了个武进士，在京城里作侍卫，那可是皇帝老儿的跟前呐，还在边疆守卫家国。所以，居士自大小起，并没有听说过祖宗是什么品级的官，只经常的听老人们说起祖上是“侍卫老爷”。只是在当今培田搞了旅游开始，渐渐地，耳朵里就听成了老茧。这相对于隔壁村人来说，村里人这点这点骄傲自豪也属正常，居士也就放任大家说去了。
还是说回吴拔祯的品衔，我觉得有两个信息最值得参考，一是族谱之中的《仕宦録》中记载：“拔祯公：赏换花翎都司衔，特授山东青州营守备，护理参将篆务，调署登州守备。”这里明确的记载有几点：
&一、“赏换花翎都司衔”：就是赏换为花翎，都司衔。这个“都司”衔为正四品。
二、“护理参将篆务”，前面说到过，居士理解是代理参将的政务。这“参将”是正三品。百度里面有这样的解读：清朝绿营系沿袭明朝，分省建置，其主要任务是镇戍地方。清朝统治者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每区下辖一至数省，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区，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省下为镇，镇的长官是总兵；镇下分协，协的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汛，汛的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
从此也可以看出，即便是正三品的参将，其实在部队里的职务相当的小，按照军事行政功能划分，为“区—省—镇—协—营—汛”。大致是相当于如今的师团级武装的头目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团长。
还有就是墓碑上的刻字。墓碑上刻写的“特授青州守府护理参将篆务”，这里所指的也就是在光绪壬寅（公元1902年)3月，“蒙抚院张札委护理本营参将篆务”。至于墓碑上的另外一竖字：“诰授武义大夫、晋授武功将军”，这里诰授的“武义大夫”，为正三品；接着晋级授予武功将军，为从二品。但是由于没有记载相应的“诰命词”，因为无法得到旁证，是否为在族谱修订以后的光绪32—33（即1906—1907年）以后发生的事，没有记载呢？还是确实在清朝时，有对于一些离退在家的老干部，因为其对乡村的地方事业发展的有功之臣，会由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再报批中央组织部门继续给予品衔上的晋级，以资表彰和鼓励呢？毕竟，身为进士出身的吴柭祯，于1905年离任回乡后，离清王朝灭亡的1911年，还是有6年的时间的。对此，居士暂且的不予评说。虽然吴拔祯是在民国16年（1927年）去世，但是，无论任何朝代，封建礼制都是极为严格的，都不会去随便的为了什么目的，虚高什么品衔职位，一是好似没有什么必要，二者更加没有必要去冒犯法的风险。无论如何，居士坚定地相信祖宗们不会无中生有。
还有，也可以从吴铭弟的《刍议五亭公及其三个儿子的品衔》：“老三吴拔祯。据《族谱》记载:娶巫氏，诰封恭人，晋封淑人。由此推及，拔祯公品衔先为四品，后晋升为三品。”也是很好的佐证。
位虽卑微，但是能力不错，再看看上级领导们的评语：蒙抚院姓周的记典考语：“年壮力强，克胜其任。”总镇姓夏的记典考语：“气度雍容，膂力方刚。”由此可见居士的高祖吴拔祯，不但气度不凡，而且体力过人，业务能力也是过得硬的。
时过境迁，毕竟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可以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当然，除了族谱的记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物证，也是可以作为佐证的，毕竟从军十三个年头。比如“诰命词”，墓碑，“都阃府”的楹联，“恩荣”牌坊的楹联等等。但是，居士不同意毫无依据的所谓的“门阀自高”这种臆想，这在培田没有，但在其他地方是否会有？居士不敢随意的断言。
居士的意见还是，吴柭祯品衔为正三品，最大官职是曾任青州营参将一职。
关于吴五亭，和他的三个儿子吴华年、吴震涛、吴拔祯们，对于这方窄窄的村落的种种贡献，如捐资捐田办义仓义学，修建南山书院，热衷培田公益事业，修路造桥，振兴培田教育事业，巩固维护培田乡村治安，有效治理培田乡村，请待见居士的另外一文《吴五亭和他的儿子们》。
附录：为了可以使大家更加了解培田进士吴拔祯所处清朝末年，山东军队的一些大致情况，居士整理了这一时段的山东清军大事记：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以荣禄为兵部尚书，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将京津一带驻军合编为“武卫军”，分前、后、中、左、右5军。将袁世凯以道员衔训练的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辖左、右两翼(相当于旅)，每翼设统领1人，统领下辖分统1人，负责训练步、马队和工程诸营。营设统带1人，帮统1人，左翼步兵2营，炮兵1营；右翼步兵3营，骑兵1营；共7300余人，袁世凯任总统官。　　1899年，山东各地义和团兴起，巡抚毓贤镇压不力，4月，清政府命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入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4月，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将山东原有各防营汰疲去冗，仿武卫右军营制饷章，增立一军，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袁世凯兼任总统官。　　武卫右军先锋队辖20营，计1.4万人。其中步队16营，分左、右两翼，每翼两路，每路分前、后、左、右4营，每路各设统领1员督率训练。另设炮队左、右两营，作为中路炮队，骧武、精健马队两营，作为中路马队，各派统带1员管理训练。
1901年7月，清政府又决定将原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调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配，督饬训练”。9月，统带官张腾蛟率领自强军抵山东。10月，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率武卫右军及自强军离鲁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山东巡抚张人骏于济南创办武备学堂，培养新式陆军下级军官，学员定额：正课100名，附课10名，学制3年。1905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改称山东陆军小学堂，规模不断扩大，年毕业生达300名。　　1904年(光绪三十年)，新任山东巡抚周馥，以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常备军，曹州镇、兖州镇防军8营及沿海防军2营与抚标前军2营为续备军。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6月，袁世凯从武卫右军先锋队中抽拨12营，陆军第四镇抽调步队4营，马、炮队各1营，并从青州、德州旗兵营闲散余兵内挑选精壮500名，和招募部分新兵，合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济南和潍县一带。不久即按新制改称陆军第五镇，仍驻原防，直属陆军部管辖。　　陆军第五镇辖步队第九、第十两协，每协两标，每标3营；马、炮队各1标，每标均3营，工程队、辎重队各1营。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748员，弁目兵丁10436名，夫役1328名，共12512名。　　1907年7月，第五镇步兵第十八标、马队第五标第二营和炮队第五标第三营调奉天省(今辽宁省)，编隶陆军混成第一协。1911年(宣统三年)，因山东军队不够使用，遂以续备军3营予以补充，各营直隶第五镇。　　第五镇历任统制官为：吴长纯、张怀芝(署)、张永成、靳云鹏。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令山东另编新军一镇，限3年成军。1910年(宣统二年)，山东巡抚孙宝琦，始拟将山东巡防队左、中两路改编为暂编陆军第四十七协第九十三、第九十四标。10月，孙宝琦以巡防队左路第四、第六两小营为基础，汰疲去冗，并征募部分新兵，组成暂编陆军第九十三标，由李森任统带，徐光复任教练官，额定官兵2006名，因经费不足，实设官兵1466名。第九十四标未编成，辛亥革命即爆发。
1910年(宣统二年)，山东巡抚孙宝琦，按陆军部《巡防队试办章程》，将全省除青州、德州八旗兵外的所有旧军，凡20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健壮者，统一改编成山东巡防队。其中步队36营，马队8营，按地域区分为5路：　　中路，统领官聂宪藩，辖济南府、武定府。　　前路，统领官兖州镇总兵田中玉(兼)，辖兖州府、沂州府、泰安府。　　左路，统领官登州镇总兵叶长盛(兼)，辖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　　右路，统领官曹州镇总兵张善义(兼)，辖曹州府、济宁直隶州。　　后路，统领官方致祥，辖东昌府、临清直隶州。　　以上各路巡防队，除左路第三营因系登州巡警营和烟台护兵营改编，于
6月7日成军，其它皆于4月正式成军。巡防队每路机关设统领官1员，官弁兵夫共24名。步队每营官弁兵夫301名。马队每营官弁兵夫181名。各路共有官弁兵夫12404名。每路设讲武堂1所，选派教练官1员。
另，晚清末年，清朝北洋海军大事记：
北洋海军：
1874年(同治十三年)，清政府筹办海防，初拟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后因“财力不足，势难大举”。
1879年(光绪五年)6月，确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并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北洋海军。
1888年(光绪十四年)正式成立北洋海军(亦称北洋水师)，提督署设于威海刘公岛。　　全军分为中军、左翼、右翼、后军，官兵共4800余人。中军为致远、靖远、经远3舰；左翼为镇远、来远、超勇3舰；右翼为定远、济远、扬威3舰；后军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艘炮舰，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福龙号7艘鱼雷艇，威远、康济、敏捷3艘练舰，操江、镇海2艘运输舰。　　北洋海军设提督1员，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调遣；总兵2员，分左、右两翼，各带铁甲战船1艘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官员，根据所带舰艇的大小，职事的轻重，按品级分别安排；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驻船，不建衙署，不设公馆。编制定额：副将5员，参将4员，游击9员，都司27员，守备60员，千总65员，把总99员，经制外委43员。主要职官为：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林泰增、杨用霖，副将邓世昌、林永升、叶祖、邱宝仁、方伯谦，营务处候补道牛昶　。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后，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指导下，威海卫之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威海水师学堂　：1889年(光绪十五年)，北洋海军在刘公岛设水师学堂，丁汝昌兼任总办。威海卫之役中毁于战火。　　烟台海军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南洋海军驻上海统领叶祖，命海圻舰舰长萨镇冰，在烟台筹办海军学校，首任校长谢葆章。
这方墙垣，总能够以神奇的力量，吸引他的根叶支脉，回流到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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