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和我儿子不得不说的的故事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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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属于我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08年的夏天,北京迎来了百岁的奥运,农大迎来了二十岁的我。依稀记得当初的自己,那个陌生人前羞涩的自己。有了学院迎新,便有了农大认识的第一张脸。依稀记得那张脸,那张令我欲罢不能的流着泪的她的脸。
“同学,需要服务么?”姑娘问道。
“我要”。姑娘一脸喜色,拎着我的头,尽力帮我完成了大学的第一次注册。姑娘是个负责任的人,没有以大欺小、倚老卖老的敲诈勒索我这个情感上的处男。事成之后留下了一张校医院的就诊卡,撂下了一句话:哥哥,记得定期检查。之后,姑娘袒胸而去,我对姑娘的还念就此定格。
你可知道,我多想再看一眼她的脸,即便是回眸一瞬的那半张脸,尤其是在当爹之后。
怀胎十月,我终于在大二的暑假当上了爸爸。尽管意外来得仓促,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孩子的妈妈,然而我和姑娘早已天各一方。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略显无助的幸福,还有那些横眉冷对的少妇们。
很想给儿子找个后妈,给自己找个二房。然而屡屡不尽如人意,姑娘爱我,我挑三拣四;我爱姑娘,姑娘不冷不热。我咬牙切齿,我宁缺毋滥,我久别的自由不愿被自私的爱情所糟践。
我开始背负起养育后代的责任,那是一把屎一把尿堆积的爹的责任。
还好,我还有朋友,儿子还有叔叔。
朋友开始帮忙照顾儿子。教他说话,教他走路,教他先叫叔叔再叫爸爸。
还好,我还有知己,儿子还有阿姨。
知己开始帮忙打理儿子。教他识字,教他喝奶,教他先脱裤子再拉粑粑。
就这样,儿子越来越招人疼,渐渐地有了衣食的父母,我的责任也少了很多。
如今,儿子三岁了,开始学着了解这个世界,开始学着揣摩老爸的内心。
我时常跟儿子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摇晃在藤椅上,望望头顶四方的天空。儿子懂事,给我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给自己也点上一支。
吞云吐雾中,儿子开始跟我讲述自己学到的东西,我欣慰的点点头。夏风吹拂着我的短发,依稀中我看到了多年后的自己。那时候,儿子已经成家立业,时常会拖家带口回来看我,那时候的他还会贴到我的耳边跟我讲最爱听的勒布朗的故事,尽管那时候的我已经老态龙钟。
这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和儿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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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子(2)
  临走的时候,我把北屋里的灯打开,又拉上了窗帘;把电话的一根线拔掉,这样别人打电后进来永远是占线的忙音:我把收音机打开,音量放到最小,这样在门口听起来好像屋里有人在交谈;最后,我还在门上做了个记号……
  夏日雨后的夜晚,整个马路都是湿漉漉的,路上的积水映着远处的路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腻腻的味道。街上的人很少,我背着背囊,领着儿子,在街上匆匆走着……
  儿子非常高兴,屁颠儿屁颠儿的,不时地用脚把路上的积水踩得“啪啪”作响,不时地回头看着我,他不知道我要领他去哪里,一直不停地间我,“爸爸,我们去哪里?
  我对儿子笑着说:“爸爸领你回家。这时候,我所能够信赖的只有我的家人了。
  只是,我的儿子哪里知道,爸爸领他去逃亡!逃脱那可怕的阴谋,不让任何人伤害他。
  那一年雨水很大,回家路上许多铁路都被雨水冲坏了,火车不得不半途改线绕行。由于修铁路,列车在内蒙古的一个小站上停了整整一天。离车站不远,有一个歌舞厅,不时随风送来一阵阵音乐,天边已是夕阳西下,我和儿子仍在月台上玩着。我让他的两只脚踩在我的脚上,一步一步地挪着,我拉着他的两只小手,低着头看着他,嘴里唱着《音乐之声》里的插曲,“哆是一只小母鹿,来是一束阳光……”接下来又是《孤独的牧羊人》,又是《大篷车》……所有我能想起的,半生不熟的歌,只要是欢快的节奏,都会从我嘴里飘出来。我和儿子在月台上玩了好长时间,那一天的晚霞好美好美……
  那回,儿子终于又疯起来了,在我的歌声伴奏下,他在月台上扭着小屁股,乐得不得了。看着他那快活的样子,我的心里呀……也就在这一刻,好像获得了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人类最普通最久远的情感第一次这样强烈地被我感受到了――在我带着儿子逃避威胁的路上。这种情感的意识虽然这样晚才出现,可是我清楚,它是那样强烈,似乎胜过了我一直认为崇高无比的爱情。尽管我的儿子也不是最完美的一个,但为了他,我会不惜一切!即使在日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依然经常听到朋友的劝告。我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真的有人想在我儿子的身上打主意的话,代价是千百倍的,这决不是一句吓人的活。这种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并没有被人类的文化冲淡多少,而这种本能的疯狂我保持得比别人更多。
  把儿子送回家,交给了我哥哥和弟弟,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相信,我的兄弟们会比爱护他们自己的孩子还要甚地照顾我的儿子,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比我能战斗。这种家族的百折不挠、殊死搏斗的秉性一直维系着我们这一族人,从远古走到今天。我像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勇者,又匆忙赶回北京。
  回到厂住宅区,已是深夜。我格外留心地注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楼上透过窗帘,屋里的灯依然亮着。但是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突然发现……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怎么不响了?走廊的灯亮着,不可能是停电,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门上做的记号还在,这说明没有人打开过这扇门,难道有人从凉台爬到屋里?难道是收音机烧坏了?答案只有这一个。我不免警觉起来,真要是有人进来,绝不是我的朋友,我在门外做好了准备……
  我把走廊里的灯关掉,门无声无息地被我打开了,一股暖湿气扑了过来……不对!门窗一定被打开了,要不然屋里的空气应该是凉的,一下子,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做好准备,以对付那最突然发生的事情。
  我毫无声息地推开了里屋的门,一股暖风吹了过来,毫无疑问,有人打开了阳台的门、我轻轻地蹲下来,一只手准备着,另一只手拉开了灯,阳台门上的玻璃被卸掉了,风是从那里吹进来的。可是……屋里没有人!
  现在只剩下北屋了,我蹲下身。用一只脚猛地把北屋门蹬开,屋里还是没有人,不过收音机的插销已经被人拔了下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翻过身才发现茶几上有一张便条,“陈国军,因为你屋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你的邻居告诉我们后,我们怕你出事,故打开阳台门查看,希望你能理解,回来后请速和我们联系厂保卫科“。
  原来,由于我房里的收音机昼夜不停,所以,我的那些好邻居们担心我发生意外……
  我十分理解他们的好意,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的妹妹打来的电话。从她支支吾吾的语气里,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怎么?妹妹和妹夫吵架了?虽然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自己的亲妹妹总还是要管的。我让妹妹找妹夫接电话,想跟他谈一谈。可是,妹夫也是支支吾吾的,让我感到很奇怪。
  经过再三追问,他们才说出了原因。原来,他们也接到了好几个匿名电话,说是香港黑社会打来的,他们拿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作要挟,其目的就是迫使我妹妹和妹夫劝我尽快离婚,因为他们受人钱财总要替人办事。
  自然,我也能猜出来这电话是谁打的、因为对方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明确了。如果这电话真是黑社会打来的,能出钱找黑社会逼我赶快离婚的还能有谁?
  后来在那个律师写的书上,说刘晓庆曾经资助过我妹妹出国。哼!真是滑稽!我妹妹凭她自己的学识、能力和运气出的国,又嫁了一个能干体贴的丈夫,有一双聪明漂亮的儿女。这一切和你刘晓庆又有什么关系?刘晓庆所给她的,不过是当别人谈论其风流韵事的时候她无法摆脱掉的尴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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