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是哪四件？揭秘清朝四大冤案
　　、之交，垂帘听政时，发生无数的奇案和冤案，其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文祥刺马案最为震惊，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　　杨月楼冤案　　同治十二年冬杨月楼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　　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文祥刺马案　　失败后，人们传言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分页：1/2页&&相关阅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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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朝代、地区索引:朱元璋为何要故意制造科举冤案？
朱元璋为何要故意制造科举冤案？
作者：张嵚
来源：凤凰网历史专稿
发布日期：
朱元璋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张嵚供稿
　　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
　　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
　　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
　　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
　　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
　　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
　　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
　　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
　　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
　　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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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
　　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
　　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
　　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
　　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
　　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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