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方大曾， 重现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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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冯雪松解放书单：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的新书聚焦的是战争中一个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方大曾，他是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您是如何与方大曾和他的遗世之作结缘的？冯雪松：1999年，我偶然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发现了一份传真，传真发自当时的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先生。在那张差点被我忽略的传真纸上，我读到了方大曾的名字。抗日战争初期，他一直活跃在战地一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影像，可没多久他就神秘失踪了。他的胞妹方澄敏多年来一直珍藏着哥哥留下的八百多张底片，她相信哥哥终有一天会回来。陈申先生在传真上说想将方大曾的作品和回忆编辑出版成书，而我当时刚刚拍了一部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对历史题材特别感兴趣，职业敏感告诉我，这张传真背后一定有值得我去探寻的故事。与出版社取得联系之后，我和陈申先生一起去拜访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当85岁的老人拿出一个装有近千张底片的盒子时，我被震撼了。阳光下,一张张黑白底片向我打开了一个鲜活的世界，我心里忽然升腾起一种朝圣的感觉。那时，我决定要寻找、重现消失的方大曾。解放书单：方大曾的镜头记录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冯雪松：方大曾的作品主要拍摄于1935年到1937年。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足殷实的家庭，但方大曾手中的相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的镜头里从来没有风花雪月，用他妹妹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拍美人照，他拍得最多的，是当时最底层的劳动者们，包括人力车夫、纤夫、矿工、船工等。他将那些被绝大多数人无视的形象和眼神定格在镜头里，让今天的我们得以重温80年前最真实的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轻的方大曾带着相机离开了家，他冒着炮火行走在平津以及晋、察、冀、绥一带，为多家媒体采写消息和通讯，报道战地的一手战况，留下了许多战争的影像。解放书单：您在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这本书之前，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前后15年的时间里您的视线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方大曾，这究竟是一个有着怎样魅力的人，让您这样执着？冯雪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是第一个抵达前线进行报道的记者，但如今有关方大曾的资料记录却非常碎片化。与许多留名后世的摄影家相比，他在中国摄影史上没有独立的篇章，甚至没有连贯的履历，更没有定论和结语，他只是一个被叫做“小方”的年轻人。有关他的信息，我只能通过翻阅各地图书馆的资料、地方志以及他留下的报道，还有范长江写的那篇《忆小方》来寻找。15年来，方大曾成了我放不下的心事，从陌生到熟悉，从好奇到追随，我经常有意无意地和人提起方大曾，抓住一切可能去发现能够还原他真实经历的线索，这几乎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每一个走近方大曾的人，都很难不被他的才华、精神和他传奇的经历所深深吸引。在方大曾身上你会读到勇敢，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放下优越的生活，行走在长城内外，用镜头和笔记录战火中的中国；你会读到博爱，他的镜头总是对准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后人记录下真实的中国；你更会读到才华，他的作品里找不到一点虚浮，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以纪实的方式完成，他总能将快门按下时的瞬间感觉与构图的胸有成竹合二为一。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让我难以停下来。解放书单：余华曾经说，方大曾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影像，他的作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在探寻这份珍贵“遗嘱”的过程中，您认为方大曾作品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现消失的方大曾？冯雪松：我拍纪录片也好，写书也好，目的不仅仅是去寻找方大曾个人，而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的生命用镜头描述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在当时，他的报道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士气和斗志；在当下，抗战胜利70年之际，他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本。我想，方大曾本人更是年轻人的楷模，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选择了与国家同甘苦共患难，用自己作品记录了危亡时刻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激情实践着个人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本报记者陈俊?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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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抗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新闻传播》2014年16期
抗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方大曾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战地记者,他们以笔和相机为武器,积极投身到抵御外侮的战斗中,其中不少名记者,早已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标杆被后人载入史册。然而,作为抗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方大曾却因为他无声的牺牲,险些被人们遗忘。好在历史没有忘记他,当后人再次翻出泛黄的照片和报纸,无不惊叹于他超乎年龄和时代的摄影作品和专业的新闻报道。此文试图记述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并对其新闻报道的特点进行分析。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G214.2【正文快照】：
著名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这句话同他杰出的战地活动和珍贵的摄影作品一起,成为战地记者的典范。在后人把卡帕奉为榜样和经典时,有一位卡帕的中国同行却因为他无声的牺牲,险些被遗忘在历史的纸卷里。他就是抗日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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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消失的方大曾， 重现的民族精神
发布时间:日 06:20 | 来源：解放日报
　　　　无图说　　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冯雪松　　解放书单：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的新书聚焦的是战争中一个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方大曾，他是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您是如何与方大曾和他的遗世之作结缘的？　　冯雪松：1999年，我偶然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发现了一份传真，传真发自当时的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先生。在那张差点被我忽略的传真纸上，我读到了方大曾的名字。抗日战争初期，他一直活跃在战地一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影像，可没多久他就神秘失踪了。他的胞妹方澄敏多年来一直珍藏着哥哥留下的八百多张底片，她相信哥哥终有一天会回来。　　陈申先生在传真上说想将方大曾的作品和回忆编辑出版成书，而我当时刚刚拍了一部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对历史题材特别感兴趣，职业敏感告诉我，这张传真背后一定有值得我去探寻的故事。　　与出版社取得联系之后，我和陈申先生一起去拜访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当85岁的老人拿出一个装有近千张底片的盒子时，我被震撼了。阳光下，一张张黑白底片向我打开了一个鲜活的世界，我心里忽然升腾起一种朝圣的感觉。那时，我决定要寻找、重现消失的方大曾。　　解放书单：方大曾的镜头记录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冯雪松：方大曾的作品主要拍摄于1935年到1937年。虽然出生于一个富足殷实的家庭，但方大曾手中的相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的镜头里从来没有风花雪月，用他妹妹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拍美人照，他拍得最多的，是当时最底层的劳动者们，包括人力车夫、纤夫、矿工、船工等。他将那些被绝大多数人无视的形象和眼神定格在镜头里，让今天的我们得以重温80年前最真实的中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轻的方大曾带着相机离开了家，他冒着炮火行走在平津以及晋、察、冀、绥一带，为多家媒体采写消息和通讯，报道战地的一手战况，留下了许多战争的影像。　　解放书单：您在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这本书之前，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前后15年的时间里您的视线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方大曾，这究竟是一个有着怎样魅力的人，让您这样执着？　　冯雪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是第一个抵达前线进行报道的记者，但如今有关方大曾的资料记录却非常碎片化。与许多留名后世的摄影家相比，他在中国摄影史上没有独立的篇章，甚至没有连贯的履历，更没有定论和结语，他只是一个被叫做“小方”的年轻人。有关他的信息，我只能通过翻阅各地图书馆的资料、地方志以及他留下的报道，还有范长江写的那篇《忆小方》来寻找。15年来，方大曾成了我放不下的心事，从陌生到熟悉，从好奇到追随，我经常有意无意地和人提起方大曾，抓住一切可能去发现能够还原他真实经历的线索，这几乎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每一个走近方大曾的人，都很难不被他的才华、精神和他传奇的经历所深深吸引。在方大曾身上你会读到勇敢，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放下优越的生活，行走在长城内外，用镜头和笔记录战火中的中国；你会读到博爱，他的镜头总是对准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后人记录下真实的中国；你更会读到才华，他的作品里找不到一点虚浮，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以纪实的方式完成，他总能将快门按下时的瞬间感觉与构图的胸有成竹合二为一。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让我难以停下来。　　解放书单：余华曾经说，方大曾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影像，他的作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在探寻这份珍贵“遗嘱”的过程中，您认为方大曾作品最大的价值是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现消失的方大曾？　　冯雪松：我拍纪录片也好，写书也好，目的不仅仅是去寻找方大曾个人，而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的生命用镜头描述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在当时，他的报道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士气和斗志；在当下，抗战胜利70年之际，他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本。　　我想，方大曾本人更是年轻人的楷模，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选择了与国家同甘苦共患难，用自己作品记录了危亡时刻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激情实践着个人对民族精神的传承。　　（align="center">　　上海阿耳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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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佳华馮雪松追蹤採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發言摘編
馮雪松追蹤採寫方大曾事跡座談會發言摘編
日 16:55:19
　來源： 中國記協網
】　【】　【】&
張曉魯 馮振宇攝
做民族精神火種的傳遞者
北京電視臺要聞部副主任 張曉魯
    參加這次座談會，我第一次接觸到方大曾這個名字，隨後我上網查閱了方大曾的相關資料，觀看了央視記者馮雪松同志拍攝的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同時還觀看了CNTV中國網絡電視臺的訪談節目《一個時代的倒影——尋找方大曾》，這使我對方大曾這個人物有了更深的、更全面的了解。他的事跡使我感動，也引發了我對新聞工作和記者職業的進一步思考。
    方大曾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他選擇了與國家同甘苦、共患難，用自己的作品記錄了危亡時刻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行動傳承著民族精神的火種。馮雪松同志通過拍攝紀錄片《尋找方大曾》，以及用時15年撰寫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讓方大曾這樣一個消失在抗日戰爭硝煙中的記者形象得以重現，使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方大曾的精神力量。應該説，方大曾以他的愛國情懷和記者的專業素養樹立起中國戰地記者的豐碑，而馮雪松同志則以新時代記者的責任感和鍥而不舍的精神，讓方大曾的形象重回人們的視野，讓方大曾的精神得以鼓舞後輩，正是通過方大曾和馮雪松這樣兩位身處不同時代的新聞工作者的努力，才實現了我們民族精神火種的傳承。
    在觀看紀錄片和查看資料時，有兩個詞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一個是“責任意識”，一個是“職業素養”。
    正如范長江同志所説的：“我們當新聞記者的人，有將各種關乎國民的政治問題，及早、詳細、公正為讀者報道的責任”。正是這種“責任意識”，使方大曾和同時代的范長江等一大批記者，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能夠義無反顧地奔赴抗戰一線，奔波于炮火連天的戰地，用鏡頭和紙筆記錄下一個民族抗爭的歷史。也正是這種記者的“責任意識”，才使馮雪松能夠一直追尋方大曾的足跡，他把“尋找方大曾”的過程上升到“對抗戰史和民族精神的展現”的高度來認識，所以才能用15年的時間，深入挖掘人物故事，讓世人知道曾經有一位名叫方大曾的中國戰地記者，以及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這種在兩代記者身上體現出的“責任意識”，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應該大力提倡的。作為新聞記者，我們應該時常自問，是否擔起了我們所應擔負的職業責任，是否擔起了傳承民族精神火種的歷史責任。
    從方大曾和馮雪松身上我們還能感到極高的“職業素養”。在紀錄片《尋找方大曾》中，戰地攝影師唐師曾説“可以想見，當時方大曾的雙腳正是踩在泥地上深深的車轍裏，才能拍出這樣的照片。”的確，方大曾正是用自己的雙腳丈量著戰火中的祖國，正是用近距離的拍攝，才留下了中國軍民奮起抗爭的生動影像。而馮雪松也正是在“或火車、或長途汽車、甚至徒步去前採”的過程中，才能與方大曾越走越近。正如他在接受採訪時所説的，拍攝過程也是學習方大曾作風的過程。在兩代記者身上，我們所感到的“職業素養”，也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站在泥濘的車轍裏才能體會和展現戰火中祖國和人民的苦難，走得離人物近一點，才能理解和展現他的生動面貌和精神境界。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北京電視臺作為首都媒體，也是方大曾家鄉的媒體，不但要繼續尋找方大曾、繼續講好方大曾的故事，大力宣傳方大曾的事跡，同時，我們還要讓編輯記者學習和弘揚方大曾和馮雪松身上所體現出的“責任意識”和“職業素養”，通過堅定“責任意識”和提高“職業素養”，使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記者，成為 “民族精神火種的傳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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