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处于我国权力神经的末梢，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的诸多政策都会通过这个神经末梢传导给乡村社会。在这个传导过程中，乡镇政府信任的状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乡镇政府面临着信任危机却使这种传导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危机固然是受外部变量的影响所致，但是，存在于政府信任双方（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内部影响因素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一、乡镇政府信任的“公用地悲剧”　　自从加雷特·哈丁（G. Hardin, 1968）的富有感染力的文章在《科学》上发表之后，“公用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就成为刻画环境退化的一个术语。它常常涉及一些在人们有机会免费得到某些东西时所产生的特殊问题，即理性的自私自利如何导向公共物品的次优化供给或保护过程。由于增加放牧的数量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要高于使用这块无人看管的公地的边际成本，这一牧场因为理性牧羊人过度的放牧而逐渐地毁灭。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在任何大集团中，成员不可能彼此都认识，因而集团事实上也不可能是一个友谊集团，所以即使一个成员没有为其集团的目标作出什么牺牲，他的社会地位一般也不会受到影响”[1]。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揭示了“公用地悲剧”的思想。在他看来，“最多的人共用的东西得到的照料最少，每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几乎不考虑公共利益”[2]。而今，这个术语在政府信用方面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同公共牧场一样，政府信用也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既然是公共物品，那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公共物品困境。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由于不可分性的存在，一旦为某个人提供了公共物品，更多的团体甚至某些相关社会领域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获得这种收益。由于非排他性的存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可能仅仅让那些组织起来、确保公共物品提供的人受益。每个政府官员都可以任意支取，以获取最大的信任收益，但是又有几个人去用心地维护政府信用呢？　　可见，很多乡镇干部对什么是政府信用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认知，而且对维护政府信用的行为表现得也不积极。美国学者林南曾经说过，“名声是得到认可的总和。它是一个人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得到认可的程度的函数。就群体而言，一个群体的集体声望可以定义为，群体中有名声的行动者的数量和他们被其他群体所熟悉的程度。因此，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与社会群体中的名声促进了社会群体的集体声望”[3]。也就是说，一个群体中某些人的声望越高，那么这个群体获得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因此，政府信任有赖于每个政府官员的名声，如果名声好的官员多了，当然获得信任的可能性就大；相反，缺少政府信用投资和积累，只是一味地透支甚至破坏，最终信用资源会消耗殆尽。当乡镇政府一次次陷于为庇护和官职争斗的派系纠纷里，并向人们许下许多美好而似乎根本实现不了的诺言时；当每一个乡镇政府官员都认为维护政府信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滥用权威资源时，政府信用的“公用地悲剧”也许就要发生了。根据Sitkin和Roth（1993）的观点，滥用权威是信任缺失的一个常见的来源。　　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减弱，它并不体现心理效果；而随着心理距离的加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减弱，并不体现空间效果，即空间距离的拉大并不一定使信任减弱或带来不信任。这就形成了“信任倒置”的现象，即政府层级越高，民众的信任度越高。这也是近年农民频繁越级上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乡镇政府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相信更高层级的政府，从而增加了其上访行为的可能性。　　应该说，如果存在对社会秩序的系统信任，那么也将会带来对具体的经济、政治、司法以及教育制度安排的信任，并将这种信任进一步向下扩展到机构中的具体地位和角色，如法官、律师、经理、教授等，甚至最后反映到对某个政府官员的个人信任。在不信任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相反的情况，即它是由下往上传递的，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可能扩展到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那么，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种信任传递并没有实际发生呢？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没有向下传递到基层，反而却呈现一种递减趋势；而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也并没有传递到中央政府，反而呈现增强趋势。　　在笔者看来，这种“信任倒置”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由心理隔阂带来的。由上述两项调查的比较可以看出，“距离悖论”既包括空间上的一种“距离悖论”，也包括心理上的一种“距离悖论”。心理距离与空间距离并不必然成正比关系，心理距离接近，即使空间上的遥不可及，也能建立彼此的信任感；相反，如果心理距离拉大，即使空间上的面对面，也会使双方失去信任。任何信任双方之间都会存在隔阂，或者是心理的，或者是空间的，但是二者导致的信任效果并不一致，心理距离必然会导致信任减弱或不信任，而空间距离却没有这种必然性。　　虽然村民与乡镇政府官员相较中央政府官员的接触频率高得多，接触范围也广得多，但是村民却并没有从这种相对较高的接触频率和接触范围中缩小意见分歧，从而拉近与乡镇政府的心理距离，相反，由于抱有“远离民众能让政府官员行动更理智”的观念，乡镇政府“就像任何与世隔绝的部落那样，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一套仪式、语言和进行隐晦交流的符号体系。正如一个封闭的文化在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会强化其特有的仪式，官僚机构在面对所谓的公众觉醒和要求拥有知情权的情况下，变得日益依赖其内部的符号和仪式”[4]，村民与乡镇政府的心理隔阂越来越深了。而分歧越大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分歧越大，就越难构成一个建筑在信任之上的稳定政府。
第一页1&&&&
我有话要说……
欢迎，&&&已有0条评论_公用地悲剧_的博弈论分析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_公用地悲剧_的博弈论分析
公​用​地​的​悲​剧​ ​博​弈​论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想免费下载本文？
把文档贴到Blog、BBS或个人站等：
普通尺寸(450*500pix)
较大尺寸(630*500pix)
你可能喜欢还有哪些类似海子的悲剧?_百度知道
还有哪些类似海子的悲剧?
还有哪些类似海子的悲剧?
提问者采纳
在思考很多问题时。到近代，而这个时候人更容易进入精神的深层。但他们思想性比较强，太多名垂文学史的优秀作家的自杀令人扼腕，让我们缅怀这一颗颗逝去的巨星……海明威饮弹自尽老舍不堪羞辱折磨而自杀三毛用丝袜自缢而死作家比较容易处于孤独状态 与社会脱节曲高和寡
心理专家说、无助：“作家是不是比一般人患抑郁症的多，有时候会处于分裂的状态，他们会觉得没有更多人理解他们，应该算是中国自杀的第一个作家，思维是朝内的东西，慢慢觉得自己孤独，容易产生孤独感，导致人和社会脱节屈原投汨罗江自尽，曲高和寡、寂寞，我们没有统计过。”
特别是诗人、解读他们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其他1条回答
从他名字大概也能看得出他对海子的崇拜程度，连创作风格都受其影响海子死后。
西川在怀念（二）中明确提出，其中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追随者叫“戈麦”，不断有人憾别人世，不少诗歌新人对海子的死产生崇拜思想，希望年轻人不要效仿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回答者：
海子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下载积分：1000
内容提示：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文档格式：DOC|
浏览次数：39|
上传日期： 20:03:15|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官方公共微信公共资源沦为私用 国有资产也难逃“公地悲剧”
&&来源：&&&&分享到：
　　央广网财经北京8月28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早在1968年，英国学者哈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模型：公地的悲剧。假设有一片公共牧场,无偿向所有牧羊人开放。每个牧羊人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都会倾向于放养尽可能多的羊，即使每个农场主都知道草场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草场开始退化，羊群饿死，“公地的悲剧”出现了。
　　公共资源沦为私用的“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贪婪掠夺公共资源的混乱景象，即使到了今天，公地的悲剧依旧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反复出现。
　　最简单粗暴的莫过于江西南昌一些商家的占道行为。《江西日报》昨天报道，江西南昌的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在公共道路上“画地为牢”设置门岗、竖起栅栏，将公共泊位悄悄占为己用，还声称“专属泊位、只供客户”。这无疑是明目张胆的私自占有公共资源来获取自己的私人利益。
　　如果说这种公地私用的行为还能有执法部门明确加以约束的话，那么一些领域的公共资源被侵害，就显得更为隐性，也更具有悲剧的意味。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公布了12批次不合格食品， 汇源、香山农泉、潭柘御泉等品牌的7款桶装水检出菌落总数超标。7月至今北京市食药监局共下架40批菌落超标桶装水，涉及20多个厂家。在公共食品安全领域，每一个食品生产商都知道食品质量安全所带来的恶果，但同时也由于违法成本低、追逐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依旧抱着侥幸的心态加剧食品安全事态的恶化。这与哈定所提出的公地悲剧是一致的。
　　国有资产也难逃“公地悲剧”
　　如果说各个品牌食品的不合格是公共食品安全领域的“公地悲剧”，那么国有企业的诸多乱象则是国有资产的“公地悲剧”。
　　某些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同样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甚至个别企业内部短期思想严重，只想分光吃净，竭泽而渔。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某些国企蜕变为官有化、权贵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私有化，而且是一种不付成本、不担风险的私有化，既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又是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也有专家认为，改革不到位、产权不明晰、内部制衡缺失，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缓慢，导致了国企腐败频发。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说，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燕福龙被调查。华润电力近日发布公告说，公司执行董事及总裁王玉军被立案调查。这是自4月份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之后，第7位被带走调查的华润系高管。
　　国企高管贪腐频发，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模样。新华社昨天发表《云锡集团原董事长雷毅的“坠落曲线”》一文，文中说，云锡集团的配股增发、股权收购和转让、矿山劳务承包、房地产开发等业务，凡是与云锡集团有业务往来的，雷毅都要分一杯羹。《中国纪检监察报》剖析雷毅贪腐案：说“一名国企老总的辉煌人生因贪婪的欲望而走向滑铁卢。”
　　由此看来，“公地悲剧”不单发生在“土地、森林、河流、空气”等公共资源领域，“过度透支的社会信用、被腐蚀的社会道德、被滥用的公权力”，背后都有“公地悲剧”的影子。
　　要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目前最为迫切的是，改进制度安排、避免监管缺失。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部署推进生态环保养老服务等重大工程建设，并听取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期待在这样一系列的改革之后，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作者|李方军）
编辑：杨雁霞作者：
央广网官方微信
央广网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