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关于人生价值的素材的价值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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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关于《语文学习讲座》,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是这样的。1962年5月,教育部宣布:中等函授师范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结束。职教社在上下求“业”的日子里,在所谓两条腿走路方针指引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中华函授学校采取函授与面授结合而以函授为主,自学与辅导结合而以自学为主,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结合而以分散学习为主的方式,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时间内集中学习高中的语文课程。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目的是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语文;可是,当新华社播发招生消息以后,广大干部、教师、职工纷纷来信,要求参加,于是除设高中语文科、编写高中语文函授教材外,又办起了“语文学习讲座”。&&&&“讲座”从1962年9 月开办时招收学员500名,到1964年增至8629 名(包括听讲学员和函授学员),学员中机关干部和厂矿职工约占总数的82%。多数人属于中学文化程度;参加学习的迫切要求是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讲座”的教学内容为“范文选讲”、“作文评讲”和“语文知识”三项,注重读写的实践,读写的结合,为适应读写的需要讲语文知识。讲座根据上述精神制订教学计划,定期征求学员意见,对计划作必要的调整和修改。&&&&讲座学员分散,这是迥异于集中在学校里的学生的根本不同点。外地学员分散在26个省、市、自治区的390个县、 市,工作在农村、林牧区以及地质勘探作业区,其中有些人还常常流动。外地学员人数为北京学员的四倍。语文学习讲座自1962年9月创办,1966年6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面授和函授的学员三万余人。编辑《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当时在“讲座”讲课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源、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冯仲芸、赵朴初、赵树理、张健、张志公、张寿康、陈白尘、吴组缃、纪希晨、周振甫、林焘、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蒋仲仁、楼适夷,高森诸位先生。集数十位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于一堂,给学员讲课,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创举。&&&&语文与职业教育有什么关系?叶圣陶认为,无论什么职业,当工人,当农民,都离不开语文。语文是彼此之间交流意论、交流思想的工具。要善于使用、正确使用这个工具,才能充分进行交流。叶圣陶是“语文学习讲座”的倡导人之一。他为“讲座”延请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自己给学员上第一课─D“认真学习语文”,给学员批改作业,和孙起孟一同下乡调查,到学员所在学校听学员讲课,主持主讲人会议,发表“‘讲座’工作要切合实际,注重使用,讲求实效”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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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1980年叶圣陶在《纪念“语文学习讲座”》中深情地记述了对“讲座”的怀念:“北京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几千名学员虽然分散在许多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里,他们都按人数的多少,有的编成了班,有的编成了小组,……学员们在听课之前组织预习,在听课之后组织讨论;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对讲座的组织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对讲课的人有什么要求和质疑,都由学员代表带到学员代表会上去。讲课的人也轮流跟学校负责人一起参加学员代表会,直接听取学员的意见,跟学员代表共同商讨教学方面 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很少,遇到有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活动之类,学员们得到消息,就主动推出代表来帮忙。办学的人,教学的人和就学的人相互的关系如此融洽,彼此的感情如此深厚,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正规学校,这正是民主办学的必然结果。”叶圣陶的记述,反映了广大青年要求学习的热忱,讲座的盛况和职教社民主办学的作风。&&&&在这半年里,我读《语文学习讲座》,用的都是曹子安的名字。我跟俄国的农奴没有多少差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使用。用曹子安的名字,当了《云南农民报》的通讯员;用曹子安的名字,与外界通信。还跟共同参加《语文学习讲座》的外省学员建立了联系。至今还记得的一个是山东平度的王某,他会画油画,还寄来了一幅自画像。后来他去了东北,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闯关东去了。他的来信常常描述劳动的艰苦,但总比在家乡好,能混饱肚子。我深切感到国内还有多少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另外一个是上海奉贤县的陈某。有一天,当时已经到白羊村上门的杨克军,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本国民党时代出版的讲修养的书,内中收了大作家叶圣陶的一篇文章。那时叶圣陶先生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我想试一试叶圣陶先生对国民党时代的出版物是怎样看待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这本书。开个玩笑而已,想不到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回了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子安同志惠鉴:所要图书,不知何处出版,故无以应命,良歉!叶圣陶”。大师毕竟是大师,字写得好极了。1980年,我在炼洞医院工作,看到报刊上有纪念这位大作家、大教育家的文章,我就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理日报》上,告诉读者,隐秘了20年的“周元川”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归来。因为1960年报纸上还见得到我的名字,以后就消失了,转入地下了。这种事情,连与曹子安同村的王有明,也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才弄清楚了曹子安的写作史。没有几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了我写鸡足山的散文《滇西明珠》,广播的威力比报纸大,因为那时城区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而禁放,不愿意听也要强迫你听,使我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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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在杨公共箐守地的日子里,我还读了《中华活叶文选》这套书。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1至5册。父亲是我读这套书的有力支持者,买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他说:“国家不会长此以往的,年轻人中断学习就是中断生命。”他认为这套书适合自学,里面的文章不但要看懂,而且要熟读。《中华活叶文选》展历史之长卷,萃精妙之美文,我从那里认识了屈原和楚怀王,认识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与先秦诸子对话,与唐宋八大家交友……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与之神交。 千古兴亡多少事,我从悠悠的历史中懂得了自古人生多磨难,“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人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强不息的信念。&&&&几千年文明的浓缩,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五册《中华活叶文选》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字里行间我欣赏到古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潇洒,看到“壮岁旌旗拥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领略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同时也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春风不染白髭须”之类的叹息。我体验着前人倡导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养性之道。书中的人生是快乐的,能击败现实的苦难。&&&&1979年,我36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的中医药人员选拔,我一举金榜题名,1995年我升高级技术职务,需要考医古文,我又轻松过关。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中华活叶文选》和《语文学习讲座》是我陷入迷茫时的精神食粮,在我人生的转折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曹子安当时还没有结婚,但对象是找好了,他的对象是我上高小时一个同学的妹妹。我的这位同学叫杨洲,杨洲是位奇才,算术考零分,作文有时考100分,因为他掌握的词语太丰富了,老师也倾倒了,只好给他满分。我比他小五、六岁,他把我当成小兄弟,教我一些新鲜词汇。他有一本《成语词典》,我知道“一日千里”形容速度之快,他告诉我,“一泻千里”才快呢,拉一泡稀屎就跑了一千里,你说哪个快?当然是“一泻千里”快。我怀着羡慕向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滥用词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打击美国人,我用“狼狈”一词来代替“狠狠”,结果被老师用红笔透批了一顿,在全班点名批评。老师讲了,狈是传说中一种与狼相似的野兽,前腿短,后腿长,要趴在狼身上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我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笑料。幸好没有无限上纲上线,作为一个政治错误来处理。这一滥用词汇的事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我对用词造句持谨慎态度,养成了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有了纠正别人读错字的本钱。不久,我也弄清楚了,“一泻千里”是形容江河奔流直下,流得又快又远。比喻文笔或乐曲气势奔放。杨洲的解释自然成了一个笑话。一个算术考零分的人,自然难以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当我见到杨洲同学时,他已经在生产队干了七、八年会计了,一个算术考零分的人,经过重新学习,算盘打得熟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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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杨洲的弟弟叫杨慧,当时也从昆明一家工厂精简下放回来,因为曹子安、杨洲这层关系,我们也成了朋友。过了两年他被招到下关汽车运输总站开车,临别时我还送了他一本孙犁的《风云初记》,在扉页题写了“当友谊使人陶醉的时候,春月也如春日一般温暖”。在当时,能够当上一个汽车司机,实在是我们这样的人垂涎三尺而不可得。那个年代,坐车可不容易,有幸沾了杨慧几次光。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宾川、思茅、怒江三地疲于奔命,也得到他的帮忙,尽管那时他不开车了,在停车场打杂,仍不忘旧情。&&&&在杨公箐守地的日子里,我曾经接待过一位不速之客。说是不速之客,也不是素不相识。他和我们村的谢均平、辛建本一个班,在大理二中上高中时,作为反动学生被开除学籍。他把几百块钱寄存在我这里,告诉我这是他弟弟的钱,他弟弟正被公安机关追捕。这是犯法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当然,他的弟弟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在劳改中高位截瘫,在轮椅上终其一生。关于他弟弟的案情,不过是一点偷盗吧,在那种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里,他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再过几百年,也不会有人愿意把这样一个贬义词,加诸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身上。这位不速之客叫吕现龙,但是他这个名字被彻底放弃了,当时他通过什么关系要到太和村一家姓苏的人家上门,姓苏的人家是贫下中农,岳父是生产队长。因为我父亲认识姑娘的舅舅,于是我父亲又做了一次现成媒。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总算没有酿成朱茂生、周有开的人间悲剧。吕现龙到了姓苏的人家,从此取名苏武,这个名字并非刻意选取,只是本家里有一个叫苏文,顺势而取,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哪一个成分不好的地富子弟到贫下中农家庭上门,不是像汉代苏武到匈奴牧羊十九年那样悲壮。既没有人知道他叫吕现龙,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大理二中上高中时,作为反动学生被开除学籍。平平安安过了几年,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村子里分成两派,对立面还是不惜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翻越三十五里坡,四十五里箐,再走了二十里平地,到达了吕现龙的家乡――平川乡邑尾登村,也就是我那位死去的宋治兴同学的家乡,查明了苏武的历史。以为掌握了多么大的钢鞭材料,在太和村的土墙上刷出来揪出了什么什么的大幅标语,对立面无非是以此震慑一下苏武,让他别再抄大字报。当时的大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说其天,拄其地,苏武也不过是一个地主子女,他岳父不过是一个生产队长,也没有带来多大麻烦,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派掌权,让苏武进了几天学习班。苏武在的那一派,在宾川叫“大联合”,在云南叫“炮派”,所谓贫下中农组织,也清不到哪里去。&&&&倒是他在学习班的所见所闻,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因为当时宾川县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可谓名目繁多,且不说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宾川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什么人独出心裁办了一个“外省人学习班”,竟然把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从外省招收来的大学生也纳入清理对象,令人哭笑不得。据苏武讲,太和村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姓苏名珍,他没有文化,但聪明好学,农村里的技艺无所不通,引来当权者的嫉妒。有人举报他在国民党时代干过抢人的行当,于是进了学习班。天天学习政策,交代问题。别的人经不起折磨,按照工作人员的逼供信,都交代了一些问题,想早点回家。惟有苏珍,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黄鳝脑壳死不化,没有交代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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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太和公社革命委员会把苏珍的问题,上报到了宾川县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神秘兮兮的叫什么第六办公室,延续了克格勃那一套),宾川县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太和公社革命委员会办的这个学习班。工作组毕竟是工作组,下车伊始,就训斥苏珍说:“我们共产党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材料我们全部掌握在手里,所谓交代不过是给你提供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不交代我们照样定你的案。” 工作组拍簸箕吓麻雀,换一个人可伤了神,苏珍则不然,说:“材料是人写的,我不会写,我可以请别人写。民国三十六年冬月初八,那天天阴,你在力角乡大角庄小河边抢人,我亲眼看见。”反倒说得对方瞠目结舌。但是又过了两个星期,苏珍主动去找工作组的人交代了。&&&&工作组的人可高兴了,赶紧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苏珍说:“我抢过人。” 工作组的人笑着说:“是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交代了就没事了。” 苏珍接着说:“具体哪年我是记不起了,但是可以推算出来,因为李志(村里的赤脚医生)都三十多岁了。我说的是李志他妈和李志他爹结婚的事情。李志他妈和李志他爹的婚姻本来已经定下来了,后来李志他妈反悔,消息传来,大家很气愤,经过商议,决定抢婚。我和李志他爹是同龄人,又是一村一营的,自然积极参加。那天晚上,我们去到李志他妈家,埋伏在墙角,待李志他妈出来解手时,说时迟,那时快,李志他爹一个箭步冲上去,把李志他妈背上就跑,其他几人断后,一路上大家轮换着背。我坦白,我抢过人。” 工作组的人忙活了半天,没有捞到油水。苏珍接着说:“我杀过人”, 工作组的人想,这可假不了了。&&&&“临近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你说怪也不怪,赌博成风,屡禁不止,政府为了表明禁止赌博的决心,派出警察四处抓赌,如果有顽抗者可以开枪。你们知道,太和村后山的小王庙,每年春节热闹非凡,是赌博最集中的场所,警察来抓赌,一个赌徒逃跑,结果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当时,我被压头压脚的当上了甲长,跟着警察去看现场,警察让我把死人的头割下来,和他们一起去镇公所交差。我杀过人。” 工作组的人大失所望,所谓杀人是别人开枪打死了,他去割人头。苏珍继续交代,“我有五条人命”, 工作组的人想,总算挖出来了一个大案。“1958年大跃进,兴修水利需要火药,我有这门技术,牛井人民公社派我去宾居人民公社教他们制造火药,在蓖村管理区工作期间,制造出来的火药储藏在海簸里,一位来运输火药的马车司机,无意中把烟头丢进海簸里,引起火药爆炸,造成五人死亡,其中一人是马车司机本人,临死前他说清楚了是他,无意中把烟头丢进海簸里,引起火药爆炸。我有五条人命。”对此,工作组的人提出了质疑:“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嘛。” 苏珍煞有介事地反驳说:“怎么没有关系,我不去教他们制造火药,这几个人怎么会死。” 苏珍表现出极大的沉痛和忏悔。工作组的人无可奈何,苏珍的案子没有定下来。只是在他们内部文件里,作为阶级敌人狡猾的一个范例。&&&&读了这一段,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几十年前,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痛心疾首,都会为人权受到无端的蹂躏而愤慨。但是,也有苏珍这样智慧的中国人,敢于和善于同反动政权的警犬和走狗作斗争,而流传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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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我在前面提到1962年秋天,我去看望划为右派在百宝山服役的大哥,他含着眼泪要我尽快解决婚姻问题,我却无动于衷。现在,三年过去了,仍旧没有眉目。我的父母也着急,但是我定下的调子是要去成分好的家庭上门。我的父母对此颇不以为然,但也只好顺着我。我父亲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话说当年杨公箐,整个牛井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山地,牛井街街子大,一、二、三、四、五,……反而难得区分,干脆用生产队队长的名字来命名,于是,刘世理队,高应芬队,……代替了一、二、三、四、五,……的编队。高应芬队的山地没有安排专业的守地人员,上来犁地的牛倌就寄宿在我们的窝棚。平时,大家也很熟悉,只是没有更多在一起的机会,一朝相聚,分外亲切。一位叫马如龙的牛倌,和我父亲比较谈得来。他的二女儿,高高的个子,鸭蛋脸,有几分人才。大女儿已出嫁,虽说有一个儿子,但年纪尚小,打算为二女儿招婿入赘。马如龙虽说不是地主、富农,但也是小土地经营成分,比富农低一点,他的大女儿就嫁给大地主胡某(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被镇压)的小老婆的儿子胡亚军(乳名小本厚),可见他对成分也不怎么在意。在那种人妖混淆,黑白颠倒的年代,像我这样的人,文化用不上,劳动力又差,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愿意接纳我的人,恐怕没有了。马如龙居然不嫌弃,认为,像我这样有文化的人,国家迟早能够用上。由于两位老人取得了共识,接着是请媒人的事情了。&&&&本来这类事情,由两家的父母去操作,较为顺当,我却自以为是,要去找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去作媒。我父亲有先见之明,但拗不过我。这个人叫李德昌,家居牛井街新街子,原在商业部门工作,后来精简下放,跟随妻子到我们村里落户。他的妻子吕灿仙和我同村,高小时的同学,也是从商业部门精简下放回乡的。我们一起在花桥水库干活,他有一台直流收音机,为了获取信息,二十多块钱的电池,也是我出资购买的。当时,我即便有钱,也不敢买收音机,怕戴上“收听敌台”的帽子。李德昌正好成为我的保护伞,所以我同他特别亲近。在溪河村大约呆了一年光景,他们夫妇便打道回府,回到牛井街新街子的小阁楼里去了。说是小阁楼,名不虚传,国民党时代,李德昌的父亲李作林做生意赚了钱盖的。李德昌和马如龙同在一个生产队,所以我选择了他。经他去说合的结果,答复是不同意。事后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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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找李德昌作媒就犯了判断上的错误,李德昌本人不善于,也不乐意做这方面的工作,碍于情面,勉为其难,最后只能是应付,敷衍塞责,更不要说遇到问题和困难,去克服去解决了。从李德昌方面反馈的信息是,马如龙的妹妹和妹婿杨文龙,对此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杨文龙夫妇对我有看法。我个子矮小,在生产队,在家庭中肯定不能挑大梁。还提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人群拥挤,无意中碰着一个女人的胸部,被那个女人臭骂一顿,我蒙冤受屈,有理说不清,却被他们生产队的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笑料传开了。这一次我去找对象,反而成为我行为不轨的佐证。本来,李德昌也好,杨文龙夫妇也好,小本厚也好,其他人也好,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十五年后我这个小个子,居然不但挑起家庭的大梁,而且成为社会栋梁。我没有贬责他人之意,我是要说,为人子者,要充分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的意见常常是他一生的精华,因为为人子者,最容易忽略这一点,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这一点。&&&&这是我找对象遭遇到的第一次失败,如果把与王素梅在炼洞河畔的恋情也算上,也可以说是第二次。离开了杨公箐山地,我又转移到炼洞公社辖区内的乌稍山地,去那里薅包谷草。一进入炼洞公社辖区内,我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因为我在这里,遭到过最悲惨的失败,失学,失业,失恋都让我碰上了。我愿意永远不要来这个地方,然而世界上的事情,你越是怕去的地方,上帝那只无形的手,越是会拉着你去。在以后的描述中,读者会体会到这一点。&&&&在乌稍山地劳作的日子里,酷暑炎天,大伙露天而宿。我和大哥都是劳作中的一份子,大哥给大家讲故事,很受欢迎。有人要我讲,我哪有心思讲,仰望繁星满天的夜空,心事重重。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失败主义者的遐想中。第二天一早起来,又去薅包谷草。这里没有女人,有几个小伙子,干脆把衣服脱得精光,一方面散热性能好,一方面省了布票,那时,一年到头几尺布票,一件衣服补了又补。正好反映了无产阶级,除了有个鸡巴有个俅,什么也没有。算是带来了一丝有限的欢乐。山地里的活计干完了,就在要回家的那一天,煮饭的火星飞到我的被子上,被子烧了一个洞。真是屋漏又遭遇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就在这时,生产队传来消息,要我去县花灯团参加考试。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有着“小右派”劣迹的人,不是早就不被打入另册了吗?怎么会……我想也许是穷极无聊的人,要作弄一下我。我又想,也许是物极必反,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偶尔冒出个把柳暗花明,也不是不可能。我怀揣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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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经过了解,是这么一回事。我在第五章《有个村庄叫罗官营》中描述过的吴老师,从大理州歌舞团调回宾川县,受命组建宾川县花灯团。听村里人讲,已经来找过几次了。我去县文化局找到吴老师,师生见面,分外亲切。吴老师跟我讲,分管副县长认可,即可以定下来。一天下午,我们有五、六个人被通知到了县文教科,有的是有公职的,没有公职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人。无非是唱几曲拉几调给这位副县长听,你说这位副县长是谁,他就是1958年对我这个“小右派” 刀下留情的那位分管副县长。也许我太有名了,不用吴老师介绍,他就知道我是谁了。这位副县长也是地主出身啊,他不会再为我担风险。结果可想而知。&&&&我敬爱的老师,你怀抱一颗爱才惜才之心,想拉我一把,终究无济于事。吴老师找我谈话时说:“你没有被录取。”组织上让吴老师来物色人才,又是这样一种结果,还能说什么呢?1980年,我取得了公职,我去到这位副县长家里,专程去问十七年前的这件事情,他说,当时政审十分严格,他也没有办法。难怪村里盛传,周元川考取了,因为右派问题,县委书记李石秀不同意录用他。也许被村民们夸大了,区区小民,恐怕到不了县委书记李石秀那里吧。我对于共产党政权能够给予我的施舍,是彻底失望了。又过了二十年,在宾川一中的校史里,登了一些知名人士文章,吴老师和我的文章,在排列上是一前一后,这绝非编辑刻意安排,纯属偶然。也许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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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第十一章 卖画者&&&&从上几章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公共食堂解体,即我们口头语说的伙食团下户以后,环境稍有宽松。上到地委第一书记说,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人和自然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下到地主分子可被委以重任,看守生产队的红薯、包谷。当时,我们也无从知道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进入了中共党史称“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时期。关于这方面的理论论述,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才了解到中央曾经发过这样一些秘密文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乍听起来,仿佛农民自由到了不能再自由的程度,其实,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看来,这种自由,不过是链子拴着狗。&&&&“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村里没有搞包产到户,自留地是多划了一点,至于自由市场,我对这方面比较无知,开放了些什么,没有开放什么,我弄不清楚。街天,我从书店出来,一个卖画者,摆着琳琅满目的图画,但不是印刷品,是山水画,还有老虎、仙鹤一类的东西,极有气势,凭我的文学修养来判定,应该是出自一个有一定造诣的艺术家之手。因为以往没有出现过,我算是感触到了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点清新空气。&&&&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去同这样的人亲近。特别是他那朴素的衣着,脚上蹬一双草鞋,更令我钦敬。我主动上去跟他打招呼,和他攀谈起来,也许是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吧,他把我的名字和住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我为能够认识这样一位画家而高兴。&&&&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还送我一幅题名《秋山》的山水画。他认为,我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 ,我的思想认识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他把准备到宾川上门的打算告诉我。从他给我介绍的情况看,他比我大四、五岁,家庭成分地主。能够认识这样一个好兄弟,使我兴奋。作为一个已沦为最底层的地主子女,我怀着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我虽然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要尽我之全力,帮助这个群体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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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他叫陈尔忠,凤仪县麻地村人。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我想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于是我决定专程去拜访其人。先乘车到下关,打听清楚麻地村的方向,搭马车到华营,然后步行到达目的地。因为是第一次去,我走了下关到华营这一段冤枉路,其实我只须在华营下车,即可直奔麻地。&&&&陈尔忠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引来了我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我到达时,他和他的弟弟正在清除厩里的粪草,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缺了帽檐的礼帽,俗称“洋毡帽”,这样的帽子我已久违多年。洋者,泊来品也。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此帽为达官贵人之所戴,共产党来了,坚持“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原则,已经没有人敢戴这样的帽子了,在这偏僻的山村居然能够见到。&&&&由于我的到来,陈尔忠请假休息一天。他带着我到村外一座孤寂的庙宇里,谈起他的身世。他的家本来不住在这里,住在凤仪城,土地改革被撵到这里。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早年曾经在国民党军政要人卫立煌手下做过参谋长,最末一任是甘肃省府办公厅主任。父亲对他的仕宦生涯曾经有过得意,有诗为证:“东陆留鸿爪,中原遍马蹄”。“东陆”指云南,父亲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家里没有什么土地,因为在外面做过官,多少有一些东西,被划为地主。与我家相比,他家就惨多了,什么叫扫地出门,穿着身上惟一的一点衣服,扶老携幼,被撵到这个遥远的小山村。刚才看到的礼帽,无疑就是十多年前戴在头上的残留物。&&&&说到他自己,初中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分配到巍山县银行。1957年,他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和云南大学中文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自幼有绘画天赋,有一次参加全省美术创作比赛,他得了二等奖,而一位在省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的参赛者只得了三等奖,由此也可想见他在美术方面的功夫,在全省专业和业余的美术人员中,他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接到录取消息后,他选择了上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各方面的手续都办好了,他是作为调干生去上学的,有工资,不会给家庭带来负担。他准备洗洗衣服就动身,那几天单位上正在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本来他可以不参加了,但又考虑长期洗脑的“学习使人进步”,甚至觉得是比较超脱的去参加学习。他怀着对党的忠诚,谈了在肃反问题上,既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也不能戴着放大镜看问题,他引用的是《克雷洛夫寓言》上的故事。发言一结束,就被一个平素喜欢逞能的土改干部抓住不放,扣上了“攻击我党肃反运动”的大帽子,陈尔忠越是辩白,越糟糕,被这个平素喜欢逞能的土改干部引伸到父亲劳改上去了。情况上报到整风领导小组,上学的事被暂时停了下来。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陈尔忠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姜寅劳改农场劳动教养。解除劳动教养后,才回到父母身边,从事农业劳动,同时想利用自己绘画方面的一技之长,谋举家柴米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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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他极为平静地讲完了他的遭遇,我们都不说话,我常常埋怨世道对我的不公,从才能讲,与尔忠相比,我差远了,这样一些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英,他们的命运比我凄惨,有了参照系数,我平静多了,我不应该小人常戚戚。和一个才高八斗的人谈话,我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孤寂的庙宇不知道还在不在,但两个人的谈话,如同发生在昨天。&&&&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有的人你跟他朝夕相处,始终如同路人。有的人初次相见,却能一见如故。我来到尔忠家里,他的父母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远去归来,我也一下子就融入了这个家庭。山村的夜是寂静的,点着昏黄如豆的煤油灯,我聆听一位国民党将军的陈述。陈烈,字禹昭。陈烈先生告诉我,凤仪县城南面这座山叫凤山,凤仪人有一句名言:“飞出凤山的就会成为凤凰,飞不出去的就是屎咕咕(这种鸟的学名叫戴胜)。”陈烈先生颇有感触地说,“我要是不出门,至多就是做一个小学教师。”他讲了他追随卫立煌将军的情况。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在中条山摆了个马蹄形战场,和日本人对峙达五年之久,属于世界驰名战场。他本人主要是从事军需工作,八路军方面和他打交道的是徐海东,八路军夜间来领取给养,双方是互信的,几百驮军饷,不经清点,驮起就走。后来,卫立煌到云南任远征军司令,要他负责禁烟委员会,这是一个肥缺,但他不愿干,就卸甲归田。他也谈到卫立煌将军本人,卫立煌将军行武出身,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围困在永丰舰上,卫立煌将军当时是保卫孙中山先生的敢死队员,作战十分勇敢,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卫立煌将军没上过什么学,全靠自己学习,陈烈先生起草的文稿,卫立煌将军审阅时,修改之处能做到画龙点睛。陈烈先生的夫人,即陈尔忠的母亲万瑞霞,是杭州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受过高等教育,结婚时,证婚人是卫立煌将军。土地改革时,陈尔忠的父亲抓去劳改去了,陈尔忠在外面工作,他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就靠母亲一人操持这个家庭。一个大家闺秀,在面对灾难性的变革时,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从容自如,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还需要多么充分的勇气和智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被放逐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山村,要活下去,除了忍辱负重,除了具备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是活不下去的。我劝写母亲的作家,就写这一类的母亲吧!&&&&当我要离开麻地村的时候,陈尔忠要求把我送到排营街,要把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介绍给我,同时顺便去看看在那里上门的三弟。站在甸头坡的峰顶,西望碧波荡漾的洱海,南望因为飞出去而成就一番事业的凤山,东望宾川的沃土,盘一年吃三年的良田美地,怎么我们两人就生活无着,更不用说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我们两人就这样惶惶然,下完了蜿蜒曲折而又漫长的甸头坡,来到了排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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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47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这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叫叶飞龙,和我大哥一起划为右派,因为划的是极右,被送去劳教。认识了叶飞龙,对于右派的处理,增长了新的知识。按照常理常情,右派的处理分三个层次,最重的是劳改,劳教居中,最轻的是监督生产。谁也没有想到,这三个层次的处理,后来竟然会被完全倒置过来。挨得最惨的竟是当时最轻的监督生产,这要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读者更好理解。叶飞龙去到姜寅劳教的第一天,上厕所时,与他上师范时的的恩师李中迪老师不期而遇,异口同声的“你也来了!”把什么都概括进去了。李中迪老师执教时,在《新观察》、《旅行家》等当时全国有名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把号称“东方瑞士”、风光秀美的大理介绍给全国人民,李中迪老师还出版了一本民间故事《玉白菜》。据我大哥讲,叶飞龙是宾川小学教师中跳得最凶的右派,但是比起他的老师李中迪来,还略逊一筹。你说,这个李老师,胆子大到何等程度,到了劳教所,他还继续写《整风回忆录》,所以劳教所没在几天,就五花大绑被判刑劳改。但是,当叶飞龙等劳教人员还没有离开劳教所,李中迪老师已经刑满释放回到鹤庆家中。&&&&同是叶飞龙的老师、大理师范的教务长王家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做过建国中学的校长,就比他的同事李中迪老师老实得多,在右派农场监督生产二十一年,一直到宣布改正那天才离开流放地,回到大理师范学校。王家璋老师是我的朋友,我常去农场看他,有一天突然提到他的同事李中迪老师,我只知道此人刑满释放回到鹤庆家中,却不清楚他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在一所大学里,清理阶级队伍时,这所大学的专案组来找王家璋调查他的材料,一问才知道他的儿子在这所大学教书,他摸到他的儿子那里去当家属去了。到右派改正时,他还是那样豁达乐观,又过了几年,他的儿子都当上大学校长了。&&&&陈尔忠这个人,他的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从不张扬。叶飞龙的门上贴着一张年画《刘海与金瞻》,就是他的作品,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一起去看望陈尔忠的弟弟陈尔贤,陈尔贤也是一位画家啊,还在念初中时,他的绘画作品已在云南省文联主办的《边疆文艺》上发表了,但是因为阶级成分罪,注定了他不能在云南的美术界斩露头角,只好走上门这条路,在宾川做一个民间艺人。1979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损毁的鸡足山要修复,于是塑佛造神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从此做不完的活计,找了不少钱。作家辛勤以《造神的人》为题,写了他,在《春城晚报》连载,算是给他正名,他后来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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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58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陈尔忠和我分手时,他给我抄了一首德国诗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的诗,强烈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有一棵松树孤单单&&&&在北国荒山上面。&&&&它进入睡乡;冰和雪&&&&给它裹上了白毯。&&&&它梦见一棵棕榈,&&&&长在遥远的东方,&&&&孤单单默然哀伤,&&&&在灼热的岩壁上。&&&&当时,被埋没被压制的人实在太多了,何及千万!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人,在1979年以后之所以对邓小平那样感恩戴德,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如同一个饿极了的人,进了厨房,嘴里塞满,包里揣满,手里……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各自走向归途。&&&&过了几个月,尔忠来找我,准备实施到宾川上门这样一项工程,这本来是一项涉及个人终身大事的重要工程,但无论是他无论是我,都表现得极为轻率,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是找一个成分好点的家庭,经人介绍找了一个,我父亲去看了以后,极其不满,要人才没有人才,要身材没有身材,遭到我父亲的强烈反对。父子俩发生争执,我凄苦地说:“我也不是瞎子,我的处境如此,先走出去再说。”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孩子,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人家的茅草房,怎么能够让你去试火?天下成千上万的地主都能够活下去,就你一个人不能活下去?!”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气愤到了极度,想不到有我这样一个目光短浅到不能再短浅的儿子。没有法子,我的认识走进了死胡同,在成分问题上我是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我的观念里,成分已是千年乌云。父亲虽然没有看到1979年改变成分这一天,但却显示出了超出平常人的远见。我在黑暗的年代看不到光明,作出的决策,为家庭所不容,为同辈人所不齿,我愿意接受后辈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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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22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我定下的这门婚事就在苏武上门的那个村里,但不是苏武介绍的,是苏武的一个老表介绍的。尔忠要来,我很高兴,我们能在一个村,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按我的主观意愿去办,把他领到这个叫太和村的村子,我们住在与我定了婚的那个女子家里。尔忠此次来相亲,同时也带来了他高超的技艺,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说,他展示给人们的是肖像画。第一张肖像画由我定了婚的那个女子的父亲来开张。画得惟妙惟肖,令观者惊叹不已。&&&&正如后来他给我的一封信里说的:“许久以来,我心中都想道:能像我这样,有机会这么多写生肖像的人是很少的。不是单指我们这个小小的地区而言,可以说,全省、全球,甚至古往今来。你许会认为这是夸口,但并不是夸口。因为尽管有不计其数的专业画家,尽管有许多专业的肖像画家,尽管有许多终身在画馆里画像的人,但他们都决不可能像我这样每天每天都在写生着人像,都不可能接触到这样丰富的脸型,所以我觉得要是我能如此工作一生,那么在肖像上接触面积之广,便旁人不可以企及。即使在并非“工作一生”的现刻,写生的机会也已是一般人所不容易获得的了。我所谈的事业心就是由此种想法而引起的。现在已经不着眼于营利,即使在活计繁忙的时候,也决不超过二幅,而抽出时间,把所画的像中可取,富有特徵的那些,精细的一模一样的重画下来自己留存,也许十中取一,也许一二中取一。一月多来,已积下了二三十张了。如此,我乐观地估计要是我这种职业幸而得以继续做起下去,那么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载之后,这种素材是可以累柜盈箱。在这累柜盈箱的素材中未必没有有价值的东西,把这些有价值的又于百十中取三五加以整理,加工,汇为一册,未必不能成为学习的范本和美术工作者的参考,这样的一册,可以堂其名曰“肖像范本”,也可以通俗地称之曰“脸谱”,倘然将来,出版事业得以恢复而能付诸出版,那自然是好,可以给庞大的读者以艺术享受和助益,假使终究不能寄希望于出版,那也可以有助于左近的后学,作为一种授传的材料,总是可以的,这样,也许就可以称为对人类的点滴贡献吧。倘能如此,则平庸的此生,便可算没有虚度了。我估计了自己环境和能力都使我只能从事雕虫小技,倘能在雕虫小技上有涓埃于后人,自己便得到了满足。&&&&我乐观地作了如上的梦想。虽然我知道生死难卜,虽然我知道也许我能活及一百岁而明天就不能“包付业”。但我立了坚定的心即使能做一天也要坚持不懈,即使画下来的终于只是废物,也要坚持不懈。”读者可以想象,他当时的肖像画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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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16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这么一个画家的出现,给癞山(参差嵯硪的石灰岩地形,故名)脚下的盐碱地村庄,增添了一丝快乐。求画者甚多,我定了婚的那个女子家里,一时门庭若市。找对象的事也同时进行,尔忠的要求比我更低,成分好的更好,成分高的也无妨。因为他还有“右派”一层干系,年纪也比我大好几岁,至于“右派”这层干系,开头还不能讲,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点破。几个中年妇女介绍的这家,小女子可嫁可招,有回旋余地,但家庭是地主,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我暗自思量,还有点门当户对。双方没有异议,就初步定了下来。&&&&我们去的时候是1964年的夏天,一夜滂沱大雨,破烂的茅屋漏水了,本来就是一户很穷的人家,贫下中农嘛!我不就看中穷得丁当响这一点 ?一家人忙着接水,锅盆碗盏都用上了。就在全家艰苦鏖战之际,传来了紧急的敲门声,从那势头,幸好是贫下中农,要是地主富农的话,早就砸开破门而入。来者不善,来了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民兵队长,要查陈尔忠的证明,幸好陈尔忠带着证明,但这个凶神恶煞的民兵队长,为了显示他的权威,说什么我们到地主家没有报告,说什么我们画像没有到公社办手续,我们不作辩解,一一承诺去办理,他才带着一伙人耀武扬威地走了。&&&&第二天,我们回到了溪河村家中,尔忠给那家人写了一封信,言辞十分委婉,把这一婚事辞退了。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头晚上不愉快的事件,他说不完全是。其实,头天晚上的事件,这个村子在我心目中已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有关情况跟我父亲说了以后,他笑着说:“有了核桃,何愁棒棒敲。”父亲极为赞赏尔忠不拘泥于成分的观点,愿意为尔忠的婚事尽力。在我家里休息那天,尔忠给我的父母画像,表现得极为尊重,是画在大理石上。画的时候,我母亲显得有些拘谨,不如我父亲潇洒自如,结果我父亲画得栩栩如生。我父亲平生没有照过像,而且早在1970年即去世,因此尔忠给我父亲留下的这张像,就显得十分重要,使后人能够瞻仰父亲的遗容。至于与父亲同年的母亲,活了九十四岁,取消成分后,还活了十四年,给我们多留下了几张照片。画像时,我母亲去换了好一点的衣服,我父亲说:“让陈尔忠给你画一身龙袍也没有问题。”父亲以其素有的幽默,引得来看热闹的一阵笑声。溪河村为什么没有遇到太和村的尴尬,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因为我母亲是凤仪人,陈尔忠以我家凤仪的亲戚出现,自然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否则,会被误解为溪河村的民兵没有太和村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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