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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确诊，六个月的化疗时间，九个月的休养时间。李开复离开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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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点击 “ 发现 ” ，使用 “ 扫一扫 ” 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尘世物语】华夏散文2015-03期
　 尘世物语
　　扶你走过半生黑夜　张金凤　43
　　借我一轮明月　霍庆芳　47
　　流年青花　成　娜　51
　　农　事　魏丽饶　55
扶你走过半生黑夜
张金凤，女，70年代生于青岛胶州。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北京文学》《人民日报》《散文百家》《中国青年报》《青岛文学》《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出版散文集《岁月流歌》，诗集《山坡羊》。
乡村土屋前，小院的墙根，冬日暖阳拥照一个黑衣襟包裹着的瘦小的老人。她面容暗黄清瘦，皱纹密集。她闭着眼睛，静静地坐着，半天不动，安详地接受阳光的恩泽。她嘴角荡着一对浅浅的笑窝，像在回味一些美好往事。她多像一尊小小的佛像啊，端坐在我的记忆里。她的旧绒帽上镶着块绿莹莹的“宝石”，在金黄的光线中跳跃着。她大襟褂子的腋窝下，一条洁净的手绢斜插在衣兜里，露出一角淘气的尾巴。她右臂揽着一根细滑的小棍子，它靠着她，像一只忠厚的狗或乖巧的猫，安享她的抚摸。她就那样闭着眼睛，永远地闭着。这是我的姥姥，一个靠拐杖度过半生黑夜的老人。
童年的冬天是姥姥陪我度过的。暖洋洋的时光里，她闭眼端坐，无比虔诚地说：“叫太阳她老人家晒晒真舒坦。”我趴在她腿上，脸对脸研究她的眼睛，说：“你使劲睁，使劲睁，睁开就看见了。”我叹口气问姥姥：“看不见东西很难过吗？”姥姥说：“眼不见心不烦，闭上眼睛很清静。”
娘对于姥姥的眼睛是充满伤感。她说，姥姥曾经是个好眼神，有过一夜做出两双棉鞋，一冬天做出七件过年衣裳的辉煌纪录。姥姥的眼就是被这些光彩给熬瞎的。姥姥生活在一个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妯娌六人中，最憨厚善良的姥姥总是干最脏最累的活。年关来临，妯娌们煮肉的，蒸面食的，她们不仅自己可以先偷偷过嘴瘾，她们的孩子也是每人捧着吃食高兴得活蹦乱跳。而我娘和大姨只有陪着姥姥用透骨凉的井水洗鱼，帮她用冻僵的手持刀剖开鱼腹取走污秽，帮她洗干净腥气弥漫鲜血跳跃的手来寻找扎伤她的鱼刺。多少个白天，姥姥和男人们同样下地干活，夜里还要怀抱磨杆在磨坊里继续折磨红肿的畸形小脚，为全家的吃食磨面。洗碗淘菜是必修课，缝缝补补是家常饭。冬闲时节，妯娌们在房里偷偷嗑瓜子、摸小牌，甚至谎说不舒服逃避劳动，婆婆就将爷们的新年衣裳布料堆到姥姥眼前：你针线活漂亮，就多干点。用断多少根绣花针，熬干多少碗灯油，终于把姥姥熬成个瞎子。娘说，当时姥姥患得是很常见的眼疾，如果不是一拖再拖地耽误，或到县医院诊治，根本用不着被黑暗吞没三十多年光阴。每说到这里，母亲就要哽咽，那个年头，拿女人不当人啊！
姥姥没有因为眼睛瞎掉而亏欠生活汗水。她下不了农田却精熟场院的活计。秋收时节，她手拄拐杖，一早出门，日落归家，只在衣袋里放俩地瓜。中午，别人回家歇晌，她就着生产队饲养屋的一瓢凉井水吃完凉地瓜，就把自己埋在花生蔓、苞米皮、地瓜筋和高粱秸子里。生产队长心疼地说，一个眼睛坏掉的人，比一个好人干得活都多，都精细。可是有什么办法？姥爷走了，大舅分家另过，似乎跟这个家没有了牵连，姥姥跟小舅一起过，小舅整天打蛤蟆钓蛙子不正经干活，总得挣工分吃饭啊。姥姥拄着一根枣木手杖迎风站立。
枣木手杖是姥爷去世前给姥姥做的。那时候，姥姥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瞎掉，姥爷砍掉了菜园边上一棵刮伤姥姥的枣树做成的手杖。姥姥抚摸着枣木手杖无比惋惜地说：“是我自己没走好，怎么去埋怨一棵小树呢，这不长嘴的家什。已经开始挂枣了，跟个孩子刚刚懂事似的，就给砍了。”从此，枣木手杖成了姥姥的眼睛，尤其是姥爷走后，姥姥的拐杖更是寸步不离，这成了她后半生的依靠。她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她的手杖。她在炕上时，手杖就贴着炕山墙顺须顺尾地躺着，她睡觉时，手杖也是把它放在被窝边。姥姥一离开手杖就显得慌张。母亲劝她把手杖放在地上，说丢不了，姥姥表面同意了，但不知什么时候，手杖又悄悄爬上炕去。爸爸说，离开了手杖，姥姥就没有了依靠，就没有安全感了。咱们谁都赶不上一根手杖啊！那根手杖，是姥姥后半生的漫长黑夜里，唯一能抓得住的啊！
干活的时候，手杖就在脚下，姥姥用曲起的腿有意无意地盘着它，没事的时候，姥姥会把手杖握在手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反复抚摸，那根拐杖因此就通体光溜溜的。可是年幼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偷走姥姥的手杖，看看姥姥离开手杖到底能怎么样。
有一次我趁姥姥洗手的时候，迅速将拐棍偷走藏起来，跟她说，猪从圈里跑出来了，姥姥立即到门后去摸她的手杖，打算到院子里去。一时找不着拐棍，又怕财产有损失，她就摸索着，跌跌撞撞地来到院子里去，摸到猪圈边，摸了半天找了根小细棍子，探试圈里猪是否真的走失，再仔细栓一遍猪栏。还有一次，我装作惊慌地说，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进院子了。姥姥立即起身，没摸到手杖，却脚步急急地往院子里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走到堂屋门边又被半掩的门板撞在脸上。她立在天井中间抻着脖子听周围的动静，然后笑着说：“来串门啊，屋里坐吧！”看见她对着空空的草垛说话，我就憋不住，“嗤嗤”地笑，姥姥知道我骗她，就从容地回屋里来亲昵地骂着：“快把我的拐棍拿来”。有时候，我在阴谋实施之前，悄悄搬个草墩子放在她前面，把她拌一个趔趄。直到有一次，她绊了一下又磕在锅台上，把额头给磕起一个大包，我的心才陡然一沉，继而流下了眼泪。那是我的姥姥啊。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疼痛是一粒种子，在我漫长的成长岁月里逐渐长大，使我一生都被那羞愧折磨着。
冬日漫长，娘去修渠。我在家玩得无聊，就跟姥姥说：“我上街玩去了。”还不等姥姥拦我就溜了出去，有时候故意在她跟前却不让她捉住我，就像捉迷藏一样，其实躲开一个盲人是很简单的。那时我还小，家人一般不让我单独上街，我故意跺着脚假装离开，其实把门留了个缝，躲在不远处屏住呼吸看她的“笑话”。她因没看住我显得很不安，摸索着站起来，好象要出门寻我，又担心门户。她烦乱地做着活，将脖子伸得老长，胡同里有一点响动她就歪头侧耳仔细辨听，希望听到我回来的脚步。而我却经常要往院子里扔个石头来扰乱她。有时候，我又从门缝悄悄溜进屋里，靠近她，故意弄出些轻微的声响。当她觉出屋里有人时，先是喊我的名字，喊三遍不应，她便认为进来了小偷，迅速摸起她的拐杖握在手中，历声喝：“是谁，再不答应我打你个鳖羔子！我要喊人了！”这时候，我就忍俊不禁，放肆地大笑起来。姥姥才松了口气，抓住我，编故事唱歌谣，想方设法不让我再出去。
姥姥的身影牢牢镶嵌在童年的冬天里。记忆中的冬天，西北风一刮爸爸就把后窗给堵上，接着就安排大哥用小推车去接姥姥。小推车上铺着厚厚的被子，姥姥来时收拾得干干净净，随手挎一个包袱。她会给我们每个孩子一件礼物，一枚糖果，一双自己纳的鞋垫或者一个小巧的沙包。
姥爷去世后，瞎眼的姥姥和二舅一起过。二舅这个不长进的光棍汉，冬天外出唱戏，一出去就好多天不回家，便将姥姥锁在屋里。母亲回家探望姥姥，见她大冬天的啃着冷玉米饼子，暖壶里的水也早已冰凉。姥姥不舍得烧柴取暖，屋里都结冰茬子。母亲心疼得大哭，将姥姥接来我家过冬。姥姥个头不高，瘦瘦的脸，尖尖的下颌，一头掺着几许银丝的黑发。姥姥梳头的时候，总用手从脸盆里蘸了水，将她的发梳得光滑，然后把梳落的散发捋成一小缕，塞进一个固定的旧荷包里，全然不是一般盲人的邋遢模样。等街上响起货郎鼓，吆喝着“头发换针”的时候，姥姥就摸出荷包说：“给莹莹换块姜糖吃”“给莹莹换根红头绳”。吃饭的时候，她不吃菜，手里握块窝头咸菜，默默吃完，并不掉渣，渣滓全落在手里，她一并吃下去。后来，母亲用碗单独盛了菜给她吃。母亲说：“你姥姥太要好，怕弄得菜油到处是，遭别人嫌弃才不吃菜的。”姥姥不用人照顾，靠那根枣木拐杖，她能自己上厕所，到大门外拿柴草烧火做饭。那些冬天我娘总是要去修渠挖沟，姥姥就看护着我，她一边照看我，一边干活，剥满满一簸箕苞米或花生，摸索着纳鞋底，把我们过年的新鞋绱好。姥姥闲下来的时候也不串门，只是在院子里晒太阳，照看门户。只有偶尔的晚上，去八奶奶那里，拉呱些老人的话题。
姥姥一辈子没有留下一张相片，她留给我的永久记忆就是冬天里晒太阳的画面，母亲每次提起就叹息。其实姥姥有照相的机会。有年冬天一个暖和的日子里，大街上来了照相的，在大队屋的墙面挂了张布景，经过讨价还价，许多人在桃花盛开的布景前照了相。母亲要姥姥去照相，姥姥很反对：“我瞎着眼睛照出来多难看啊！”最后经不住我娘劝说，终于拄着拐杖来到大街上，坐定在布景前。快门要按下的刹那，她突然起身疾走，没有一句解释就回家了。母亲有些生气，姥姥却振振有词地说：“我听人说，照相的时候那个灯一闪，就把人的魂给抓走了。”母亲哭笑不得，只好作罢。后来，我和姥姥独处的时候，又说起这个话题，姥姥说：“姥姥这个年纪的人，还怕抓魂吗，我是怕等我老了（即去世）之后，你娘看见我的照片就要哭。”
姥姥的旧绒帽上的绿纽扣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她曾经央求我替她寻找，她自己也曾在炕上炕下仔细地摸，没找到。那旧绒布上就留下一块新鲜的疤痕，姥姥有时候抚摸一下，微微叹口气。她那顶帽子已经戴了许多年，是姥爷买给她的。过年前，爸爸给姥姥买了一顶一模一样的新帽子，然后悄悄地摘下她的帽子，姥姥以为是孩子们捉弄她，着急地喊：“别闹，别闹，还给我。”爸爸就把新帽子戴回到她头上。姥姥用手摸了摸，她摸到了那块宝石样的纽扣，我看见姥姥那干瘪的眼睛里一下子流出眼泪，说“是莹莹爸？”爸爸就把旧帽子还到姥姥手上，问她新帽子戴着是否合适，姥姥高兴得抹着眼泪直点头。
新帽子姥姥只戴了一天，第二天仍旧换上了那顶旧帽，娘感到奇怪，悄悄问姥姥：“莹莹爸给你买的帽子你不喜欢？”姥姥忙说喜欢，问她为什么不戴，姥姥扭捏了半天才说：“我不想把它戴旧了，等我老了（去世）的时候，我要戴着这顶新的去见你爹。”娘当时就哭了，她说：“娘，你戴吧，等你老的时候，我一定再给你买顶新的，还给你做新衣裳，叫你穿戴崭新得去见我爹。”姥姥一下子绽放了笑容，仰起孩子般的脸说：“真的？”
姥姥和我独处的时候，讲得最多的是姥爷的往事，“他会武把式，腰里围着铁鞭，村上不管多愣头的小子，都不敢做祸害本村的坏事。他唱戏好着呢，整个冬天在外面唱，最严冷的天唱不了，我就从早到晚地把炕头让出来给他教那些后生学戏，不但捞不着个热炕头歇息，还得给他们烧水喝，把我一个秋天拾起来的草垛给烧掉了。”更多的时候，姥姥静静地想往事，有时候就“扑哧”一声笑了。我问笑什么，她说：“想起你姥爷用筷子敲我的面瓢当鼓板教戏，一冬天把家里所有的瓢都敲漏了，最后就拍大腿做鼓点，结果没几天就把裤裆扯碎了。”“后来呢？”“后来我就跑娘家，把娘家的面瓢都拿来家给他用。”姥姥就那样抚摸着滑溜溜的枣木拐杖，喜滋滋地沉浸在往事中。
我家虽然也没什么好吃的，毕竟是热汤热饭，亲情融融，姥姥吃得白白胖胖的。可一进腊月，姥姥就住不安稳了，时常抚摸着她的拐杖叹息。母亲说她记挂着小舅。娘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地推迟送她回去的日子。其实娘早就给她做一套新裤褂，只说那新衣裳还没做好，或者没功夫送她，最后姥姥急了，新衣裳也不穿了，也不要人送，挎着包袱就要独自出门，这时候，娘才叫大哥用小推车将穿戴一新的姥姥送回到那寒冷的破屋去。
姥姥最后的日子她原本得了并不重的病，没人照顾，贫苦的人们那时谁曾想过住医院，只能在家里越来越重。后来母亲去伺候姥姥，姥姥临走时不停呼唤在东北的大姨的名字，清醒的时候却对母亲说：“把孩子都扔家里谁照看？别管我了，回家看看孩子。”
姥姥走的时候紧紧搂着她的拐杖，娘说：“你到了那边眼睛就好了，用不着拐杖了。”但是姥姥仍不放手。就这样，姥姥穿着新衣服，戴着她的新帽子拎着拐杖去找姥爷了。多年后我给大舅上坟的时候看见果园里那座长满青草的小小坟丘，想起她闭眼坐在阳光下的样子仍禁不住眼泪盈盈。野草落英装饰她矮小的房舍，夜风晨露梳理门前的荒草。虽然只隔一层青砖，一掊黄土，我却永远叩不开她疏落的柴扉，再也回不到那个趴在她膝盖上，告诉她使劲睁，使劲睁，睁开就看见了的岁月。姥姥，我知道，那一抹儿纸钱不是你的期盼，在梨花遍开的原野上，希望那祭火点燃一盏盏灯，照你那不济的眼神，能看见我们布满幸福笑容的脸。在天堂，你的拐杖会不会变作一把飘逸的拂尘？若时光回溯，我多么希望我的童年就是你的那根拐杖，搀扶着你来忏悔我的顽皮。
“哒哒、哒哒”，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我常听到你的拐杖敲击这个尘世的响声，这响声清脆，像鼓点紧敲，但是无怨无怒，你就这样扶着它，用半生的岁月，写下一粒尘埃般的草民的悲喜。
借我一轮明月
霍庆芳，女。黑龙江人。满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进修北京鲁迅文学院，甘肃省文代会代表，2014年全国报告文学年会代表。出版《大风劲歌》《三轮监理人》《邂逅春季》。
很久没有动笔写文字，专注整理新出版的散文集《邂逅春季》，心累体乏地跑编辑部和印刷厂，稍事休息，有朋友告知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一，这个日子是活着的人为逝去的人送寒衣的日子。忽然觉得天冷了，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感到寒冷，要给父亲送棉衣、棉裤。几十年，无论何时何地，父亲成了我心底无法忘却的痛，傍晚的夜空压抑的黑幕没有一丝光亮，点燃一张张冥币，烧热我的脸庞，心却跌入黑暗深渊，我活着，父亲却早早逝去。
我和母亲习惯了父亲很晚回家。
母亲生了我们姊妹五个，大姐虽然已经结婚成家，还是没有离开家单过，她说弟弟妹妹还小，要是搬出去自己过小日子，母亲会更加辛苦；大哥、二哥还在读中学，我也在单位子弟小学读书，幼小的弟弟每天则在托儿所吃住。我们几个孩子还算听父母的话，每天放学后都会自觉的做作业和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大哥、二哥时常要脱煤坯，他们是男孩子，家里的体力活需要他们来完成，我站在他们身边看他们脱煤坯。哥哥们从拉煤的火车上打扫没有卸干净的煤末，用麻袋装上，再用板车拉回家，积攒得堆成小山一样，再用板车拉些泥土和煤末和在一起，把煤末和泥土翻上几次，和匀了便在中间挖个大坑，挑上水倒在中间，再和匀，将和好的煤末用铁锹倒进一个长方形的模子里，表面抹平，煤坯就脱好了。兄弟俩经常干此类的活计，家里的用煤从没有依靠过父亲，为这事，母亲没少埋怨父亲，父亲总是把我搂在怀里，朝母亲笑笑说：“小伙子吃点苦，摔打摔打才成爷们。这算什么，我刚来白银的时候，你不知道吗？‘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有沟没水流，风刮石头跑。’你看我们现在多好，不缺吃，不愁穿，孩子们有书读。知足吧。”母亲无奈地摇摇头：“开的什么破车，家里什么都指望不上，一家老小跟着你受苦受累，就知道跑你的矿山，拉你的矿石，一辈子没离开过你的矿坑。每天披星戴月的，两头不见太阳，图什么？”父亲还是憨厚地对母亲笑笑：“图什么，图我闺女长大后过上好日子。我要给我老闺女讲故事了，是吧，老闺女最爱听我讲故事。”
父亲的故事听了许多，讲他小时候给有钱人家放牛的悲凉，讲当兵时扛枪打仗的故事；讲聊斋里的书生、小姐，还讲深山里求解放的满头银发的白毛女，父亲一肚子的故事，不过还是哄过我说：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缸，缸里有两颗豆，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对父亲“哄骗行径”我极为愤慨，憋着劲好几天没理他，父亲急了，答应偷偷带我到凤凰山上的露天矿去玩，说是去玩，无非是坐在他的“大嘎斯”车上，和他一起到露天矿拉矿石。
父亲开的是苏联出产的“大嘎斯”汽车，极其庞大、笨重，宽大的轱辘比父亲还高，黄色的车体巨大无比，发动时“大嘎斯”像发威的狮子，疯狂地喷吐着浓浓的黑烟。父亲打开车门，把我抱上车，随后他敏捷地登上了驾驶室。坐在高高的驾驶室，已经10岁的我心有余悸，看看身边父亲，再低头看看车外扛着各类工具的工人，我不禁浑身生出了鸡皮疙瘩，声音小的怕自己都听不见地问父亲：“爸爸，到哪去拉矿石？”父亲一只手摸摸我的小辫子，疼爱地回答：“到露天矿，也叫凤凰山。到了后，乖乖地在工棚里玩，爸爸中午给你烤馍馍吃，晚上带你回家，好不好？”自我懂事起，一直对父亲的工作有种新奇感，每天忙忙碌碌早上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走出家门，晚上总是披着一身疲倦的尘土回家。我对爸爸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父亲的请求。父亲知道我乖巧、懂事，也就不再过多吩咐什么，“大嘎斯”在父亲的操作下启动前行，从我家当时居住的四龙路汽车队，到露天矿约有15公里。70年代的路是用碎石子和烧锅炉的煤渣铺筑的，走在上面脚底下发出“吱嘎、吱嘎”声，庞大的嘎斯汽车行驶在上面更是“嘎嘎”作响，如有势如破竹之感，坐在父亲身边，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父亲戴了双挂着线丝的白线手套，双手紧紧地把住方向盘，车子缓慢地行驶在山道间，巨大的车轱辘压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感觉不到太大的颠簸，父亲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开任何车型对他来说都是游刃有余，踩离合器、挂档、加油门，一系列动作都是那么娴熟、顺其自然。
“大嘎斯”行走的缓慢，无声的驾驶室令我们父女俩感到压抑，我的好奇心在不停地想试探父亲，只等父亲说话。父亲看看默不作声的我，说：“闺女，爸爸告诉你啊，记住这个日子日，是盘古开天地的日子，是凤凰涅槃时，是咱们“中国第一爆”的历史时刻，爸爸和你许多叔叔参加了那次震天憾地大爆破，炸开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矿坑，也牺牲了几位叔叔。从那时起，爸爸和许多叔叔们就把炸出来的矿石拉到冶炼厂，炼出好多金属，那样，我们国家才要啥有啥，就会强大，有了这座凤凰山咱们才有了这座城市，知道吗？”我是懂非懂地看着父亲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神，父亲看了看我继续接着他的话题：“闺女，别怨爸爸没时间陪你，爸爸多拉一趟矿石，就能为建设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你说好不好？”“好。”我不假思索地从嘴里冒出话回答了父亲，父亲慈爱地再次摸摸我的小辫子笑咪咪地夸我：不愧是红小兵啊，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热爱共产党啊。”我得意地靠在父亲铺在后背的棉衣上，想象着父亲说的凤凰山、露天矿，想象“中国第一爆”的惊天动地、欢腾雀跃的场面。
到了露天矿父亲和叔叔们的休息工棚，一张大床占据了大半间工棚，床是砖块东拼西凑支撑的几块木板，上面铺着草袋子，工棚中间用砖块砌筑一个火炉，炉上一个黑乎乎的铁水壶在“兹兹”地冒着白气。曾来过我们家的梁叔叔看见我，粗糙且泛黑的手连忙从土炉子上拿了块玉米面发糕递到我的手上：“小公主来了，这是叔叔的早饭，你吃。”我慌忙把手背在背后，忙不迭地告诉梁叔叔：“我和爸爸带饭了。”父亲也赶紧推着梁叔叔递过来的玉米面发糕：“你家孩子多，弟妹身体又不好，你自己保护好身体才是。”梁叔叔点点头，仍把玉米面发糕放在土炉子上，扛起铁镐转身说要下矿坑，临出工棚嘱咐我一句：“饿了就吃。”
梁叔叔下了矿坑，父亲也下了矿坑，其他叔叔都下了矿坑。
这是40年前的事了。
雪，无休止地飘着。父亲在早上5、6点钟就起了床，悄悄地掖了掖我的被角，随后习惯性地摸摸我的额头，听见他对母亲说：“雪一时半会停步下来，让老闺女好好睡觉，不要出去，外面太冷了。”我感觉不到冷，父亲临出门时把炉火捅了捅，穿上棉衣出了家门。蓝色的棉衣是单位发的，棉衣被缝制的一竖条、一竖条，左上角写着单位的名称，右下角口袋部位补了一块补丁，还有一顶棉帽，就是雷锋戴的那种，可以护住耳朵，脚上穿着笨重的翻毛皮鞋，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咚咚”的响声，这双大头皮鞋从我记事起就看见父亲穿在脚上，鞋面上光秃秃的没有毛。父亲一辈子没有穿过打鞋油的皮鞋。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到凤凰山露天矿拉运矿石。
父亲患了严重的矽肺，经常在夜里听见他咳嗽，咳嗽使他喘息极为困难，憋得脸色紫青，母亲不停地拍打父亲的后背，懂事的我也会在母亲为父亲倒水或拿药的时候，学着母亲的样子，为父亲轻轻拍打背部，父亲总是怜爱地摆摆手，示意我早早睡觉，以免影响我上学。父亲的身体遭到矿山粉尘的严重损害，那个年代，劳动保护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单位每月发两双线手套和一个口罩，他不舍得用，特别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他要把手套给哥哥们戴，剩余的母亲拆成线织成毛衣、毛裤给我们穿，口罩则让我戴，他自己开“大嘎斯”却从不用这些劳保。父亲患上矽肺后，就不能再到露天矿拉运矿石，父亲再也开不动巨大、笨重的“大嘎斯”，还在继续干着矿山的其他工作，依旧是回家很晚，除了一身的疲倦，多了一身残缺的月光。
这是36年前的事。
父亲在尾矿坝已经睡了整整36年，始终没有离开那里，寂静的听不到“中国第一爆”成功后的欢呼，窒息了挖掘机震耳欲聋的轰鸣，消失了父亲当年驾驶苏联产的“大嘎斯”车冒出得浓浓的黑烟，也不曾出现热火朝天、人山人海的“革命”场面，有的只是一地的白雪覆盖在父亲的身上。在这片废弃的荒山上，堆积着从五十年代初至今已有几十年的矿山废渣，工业名称叫“尾矿坝”，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陆陆续续有故去的逝者安葬在这里，坟茔显得孤寂而悲凉，尾矿坝上安葬越来越多五、六十年代支援、开发大西北的“英雄”。父亲也是其中“英雄”之一。父亲在南下的解放军队伍里经过枪林弹雨，服从党的安排脱下带着硝烟味的军装，从山清水秀的南方来到荒芜横亘的凤凰山下，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又一次“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战斗。那个年代造就和亢奋了多少“父亲们”。
父亲离开我已经36年，时常抚摸心灵上泪水划过的痕迹，岁月无法抹去的痕迹，我的泪水在没有月亮的黑幕下泛着光亮，父亲开的“大嘎斯”仍在吼叫着冒着浓浓的黑烟，父亲的翻毛大头鞋仍在空旷的矿山之中发出震撼的“嘎嘎”的响声，父亲的模样伫立在我的心尖上，犹如一轮皎洁的明月，清晰、透亮，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挂在上面……我，好想父亲……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想我，但我常常会很想、很想他，尽管只有泪水…
36年过去了，每年都要去矿坑几次，每次都能看见父亲和梁叔叔们在矿坑辛苦工作的身影，每次都能听到梁叔叔说“饿了就吃”，看见他临出工棚时扛的那把镐头和那双粗糙的黑手。矿坑中积存了大量的雨水，几只飞燕和鸽子盘旋是矿坑上空，它们不曾离开过这里，天暖时，它们飞来飞去鸣叫着、呼唤着逝去的英灵，天寒了，它们守候在矿坑壁崖里不愿离去，把每一位逝去的英灵镶嵌在矿坑的壁崖里，让思念溢满在沟沟坎坎的岁月中。如今废矿已经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成为历史发展建设的见证，成为父亲和梁叔叔们影子。
借我一轮明月吧，让满满的月光透过千古烟云，映射出父亲们满腔爱国热诚和信仰革命、忠诚于党的高贵品行，映照出他们坚强不屈、吃苦耐劳的“白银人”精神；借我一轮明月吧，掬一捧干涩的尘土，把岁月的记忆弥漫在英雄们的墓碑前，点燃他们姓氏或无名的烟火，让历史长河记载父亲们用汗水、泪水、辛酸、鲜血甚至生命书写的不朽丰碑；借我一轮明月吧，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把该留下的都留下，无论还有多少遥远的思念和牵挂，无论还有多少酸痛和喜悦的泪水；要种下的都得种下，无论种下的是否会生根、发芽，阳光、水分、空气，还有心灵中虔诚的祈祷，为守望着的凤凰山送去慰藉和祝福；借我一轮明月吧，我们第二代白银建设者不再住干打垒的房子，不再有“白天风嚎，夜里狼嚎，吃了苦水肚子嚎”的艰辛与苦难，祈福他们给我们打造了一座中国唯一以金属命名的重工业城市——白银市；借我一轮明月，照映父亲们思乡的路程，照映父亲们渐行渐远的身影，照映父亲们回家的路。
一路走好，我们的父亲们！
成娜，笔名微雨清音，山东省邹平县人，滨州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已在全国多家报刊杂志发文三百多篇。出版散文集《晴云素影》，获第八届滨州“孙子文化”三等奖；第二届邹平“范公文化”三等奖。
关于青花都是时光的剪影，经过多年的沉淀，它犹如一碗清汤，温和地从青白相间的油彩里流出，滋润着往昔，滋润着发皱的陈年旧事。
抛开往昔，就青花瓷来说，它确实很美。青花的白，是内敛的底色，是肌肤的细腻与精致；青花的蓝，是外衣的素净，是沉稳的优雅。青花，像极了一个穿着素雅的女子于清风里站立，再不动声色地把温和的目光一抬，即便没有笑容作装点，也一样让人心底动容。青花瓷，在温润而优雅的安静里，便有一种让人亲近的感觉。青花之美，含蓄，沉稳，不媚俗，很自然地把纯朴与恬静揉合得恰到好处，这或许是我喜欢青花的原因吧。
除此之外，我对青花瓷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别是那只特大的青花盘，装下的不仅是美食，还有童年的记忆与乐趣。
其实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些与青花相伴过的日子，恰如一段青葱的岁月，失去后才觉它更珍贵。
说到青花瓷先得说说老院子。
四合的院子非常宽大通亮，最老的屋子是那排南屋，分别排列着大门、药铺和杂货铺。旧时的大门也还算得上讲究，屋顶用黑瓷的花瓶做成装饰的围栏，从外面看去，也带着几分典雅。穿过大门，对面再用白墙带蓝瓷瓶的影壁做照应，这样影壁中便有了古朴的成分。整排的南屋全是用厚实的青砖砌成，只是墙的下半部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齐整，就像一部被岁月侵蚀的巨著，想要了解它的全部，还得透过岁月的侵蚀用心去解读。关于墙的故事是个小插曲，早年黄河发大水，水漫过墙壁一米多，水退之后，那墙便留下了了永久的痕迹，反是水漫到的地方墙壁皆被腐蚀。所以那墙后来呈现给视觉的只能是破烂不堪的样子，不过墙的上半部倒是完好如初。
老屋自然有老屋的底气，与之匹配的器具也打着古老的印记。老桌子，老椅子，老箱子，老柜子，还有一些青花的器皿摆在各自的位置。青花的瓷器样式很多，碟子，盘子，坛子，罐子，瓶子，碗儿，大小不一，各有各的地方。小小的碟子很秀气，只是浅了些，只用它给猫儿狗儿喂食。坛坛罐罐用处多些，装米、装面、装杂粮，还可以用来俺鸡蛋，腌出来的鸡蛋油多橙黄，很好看。
而最讨人喜欢的就是青花大瓷盘，它真的很大气啊！大瓷盘有筛子般大小，直径得五六十公分，厚实不说，分量也重，即便两手搬，也得多用点力气。
青花大瓷盘是祖上传下来的，除了高端大气之外，也确实令人赏心悦目。瓷盘上的景致也让人浮想联翩。或许是几个农人于田间耕种，也或许是几个伙计于作坊间忙碌，（记不太清了）总之画面很唯美，人物与场景都很鲜活，是田园派的风光与和谐。这样的画面，不再是单调或稀疏的几笔，它淡然纯朴又不失温情，并且它有宏大的背景，与乡土乡情相融和，整个的基调充满了安逸与祥和。
大瓷盘是哪个朝代的也没注意过，甚至从来没把它当什么贵重物品。对我们而言，那只不过是个大盘子而已，除了能多放点食物外，似乎也派不上多大用场。况且平常吃饭是万万用不上的，那么大一个盘子往桌上一放，大半个桌面就被占据了。更主要的是，哪儿有那么多的食物要盛？这样的大盘，也只有人多的时候才用。
青花的大瓷盘一年也就能派上两次用场，一次是过年，一次是老奶奶的生日。
过年这样郑重的事，青花大瓷盘是非请出来不可的。
农村过年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炸菜。炸鱼，炸肉，炸耦盒，炸萝卜干，炸绿豆丸。这多的炸菜需要大一些的工具盛放才行，一般人家就放在筛子或者筐子的之类的东西里，而我们家不用，我们家有青花的大瓷盘。各样炸好的东西分别放在大瓷盘里，等到大年夜上贡的时候再重新摆出来。
过年炸菜奶奶和妈妈最忙，她们站在炉灶边，一个烧火拉风箱，一个手把着盆子往油锅里夹菜。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也会拄着拐杖到厨房看看，看着大家热火朝天地忙年，她就满脸堆笑，很会开心的样子。我们小孩也会趁大人不注意，伸手从大瓷盘里抓一块炸菜，也不管烫不烫，先放进嘴里尝尝再说。
除夕，冲正门的大方桌后面的墙上就会挂上一张像画。只是画的内容很肃穆，没有人物，只是一个连一个空空的大宅院，中间那长而低垂的窗帘显得更加凝重，还有两个大大的香炉，烛台正旺，冒着红光。这种像画而不是画的东西，我们叫它“老的轴子”。“老的”就是指去世的人，“轴子”我不太理解，大概就是为死去的人做祭奠用的东西。
盛放炸菜的大瓷盘抬来放在一边，再拿白瓷的空碗用炸菜装满，然后摆上桌。这是供品，是过年用来拜祭的，大年初一的早晨村子里的人要来冲着轴子磕头作揖。所以，即便看着眼馋，也不能伸手抓着吃。碗里的炸菜再用香菜叶这么一点缀，很好看也很诱人。除了炸菜，贡桌上还要放鸡，鱼，肘子之类的大菜，然后还有鲜果、干果之类。桌子后案上也要摆上几大盘枣山——一种用枣做成的面食，总之是满满当当。
青花大瓷盘最初也是祭祀用具，在很早时候家族祭祀的时候用的。后来家族祭祀取消了，它也没了可用的场合。只是现在，放在家庭的餐桌上，它也确实太大了，这样的大家伙一上桌，别的器具就放不下，所以也就改变了用途。
老奶奶是家里的老寿星，过年的礼法也多，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桌上的贡品是不能吃的，那是给老祖宗的，并且椅子也不能坐，要等老祖宗走了之后才能坐。听着老奶奶的话总是感觉奇怪，即便瞪大眼睛使劲看，也看不出椅子上有什么。老奶奶说，老祖宗都是神仙，神仙不是一般凡人能看见的。可有时又不死心，故意用手往椅子上戳戳，试试上面是不是真的有人坐着，可戳到最后也只是一团空气而已。
大年初一就要完了，感觉老祖宗的胃口太小，甚至根本没动桌上贡品。只是那些东西还是舍不得吃，还要把它收到大瓷盘里，再搬到小东屋里冷藏着。过了初一，亲戚要上门了，大瓷盘里的东西才重新拿出来招待亲戚。
这样拖拖拉拉到了正月十五，亲戚来的差不多了，大瓷盘的里的炸菜也基本用完了。空了的大瓷盘又好像又无事可干了，于是，收起，一半天又用不上了。
我是很期盼老奶奶过生日的，好比一个盛大的节日，实在太开心了。
老奶奶是家族中年龄最大的，所以过生日也非常隆重，总要提前几天着手准备。
老奶奶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这个时节也正是秋收秋种的时候，可不管有多忙，老奶奶的生日这天家里就会来好多人，老老少少有几十口。这时的青花大瓷盘又被请了出来，当然还是用来盛炸菜。
老奶奶生日的那天，街坊邻居就都过来送礼，其实礼物很简单，或两把面条，或一斤鸡蛋，或一斤油条。我们接了礼物，当然也是要回礼的，回赠的方式也是乡村式的，就是那种大锅汤，比如冬瓜汤豆腐汤之类，盛上一碗，上面放上几块炸菜，外带两个馒头，中午饭的时候一家一家挨着送。
村里人多，好几百户人家倘若这样送来送去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关系远一点的，即便礼品送过来，也就不收了。可过场还是要走的，人家把礼送过来，说上一大通好话，然后再把人送走。也有暂时收下礼品，过一会儿再差人送回去的。在乡村，这也算是一种通常的礼节吧。当然送礼品也是看人的，不是什么人过生日都有礼品可收。老奶奶过生日这天，母亲会专门出来做接待。这一天，母亲也是最忙的。
或许是老奶奶年纪大的缘故吧，感觉我们家的亲戚特别多。老奶奶的四个亲女儿，我们叫老姑，外加三个领养的女儿，当然也是老姑，然后是老姑们的儿女们，再有就是儿女们的儿女们，这一大伙人是个庞大的群体。再一部分亲戚就是老奶奶的娘家人，老奶奶在娘家也是年龄最大的，有喊姑的，有喊老姑的，还有喊老姑奶奶的。当然还有我奶奶的娘家人，我母亲的娘家人，另外，还有一些亲戚，也说不清是哪儿，总之是亲戚，也是年年来。
老奶奶的生日，每年就在这浩大的声势中度过。
老奶奶生日过完了，炸菜也就所剩无几。大瓷盘用上这么两天，又没有了用武之地。
老奶奶活到九十多岁，在安静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老奶奶去世后，青花瓷盘的功用更少了，也仅在过年的时候用用，其余的时间就要躲在角落里了。
是什么时候有人注意起我们家的青花大瓷盘的？
先是喜欢淘古董的人一个一个往我家跑，根雕的大木桶，是早年“扮玩儿”扛芯子用的，就是几个人踩着高跷抬着一小孩，小孩就站在这样的东西上。这样的破东西，在我们家呆了这么多年，就用它插放鸡毛摊子，后来，三五毛钱让人拿走了。一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写的什么记不清了，两三块钱卖掉了。还有一些老式的桌子椅子，都是清末的民风，收古董的也喜欢，也捎去了。
不知怎么有个人看上了我们家的大瓷盘了，一开始出价二十。二十，这么大的瓷盘才二十！父亲摇头，没舍得卖。二十呀！其实已经不少了，父母种庄稼玉米种麦子才两三毛一斤，这得多少粮食啊！
过几天又有人来看我家的大瓷盘，说是出三十。父亲想想，这么几天就出到三十了，看来这盘子还挺值钱，可也没卖。
买古董的人好像不死心，又有人来看，出到五十。一个盘子可以卖到五十，五十啦！这么高啊！回家的时候父亲高兴地给我们说。我们劝父亲，不要买，这东西值钱，是古董，不是五十块钱就能卖的东西。
收古董的轮换着到我们家去看青花大瓷盘，去一次给个新的价，已经到一百块钱啦！父母多少有些犹豫了，可还是没卖。收古董的人说，已经出到天价了，不能再高，不卖拉倒。
以后，真的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家的青花大瓷盘。这样安静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有人来看我们的青花大瓷盘了，出价很阔绰，一出口就是二百，简直让人心动。二百块钱一个盘子，哪儿有这么贵的盘子啊！
当然我们还是劝父母不要卖大盘子，因为它的真正价值要高的多，虽然我们不懂，可现在确实很少见到这样的青花大瓷盘了。
收古董的人真刁啊！父母终究还是上当了。父亲自豪地说：卖了三百八呢！对父亲来说，这样的盘子这样的价钱，这确实是天文数字，也许能跟上他大半年的收成。
剩下的只有叹息了，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大瓷盘，最终还是划上了句号。
家总是要变的。
老奶奶去世十来年后奶奶也去世了。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个工作，然后各自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曾经热闹的大家院如今只有父母两个人守着了。
时过境迁，我时常会想起我们家的青花大瓷盘，我也会在电脑上搜关于青花瓷盘的图片，想从那些图样里看看有没有我们家的大瓷盘。只是到现在也没有寻到过，那些盘子都太小了，也都太单调了。
时光走了这么远，还是会怀念青花大瓷盘，怀念有老奶奶，奶奶，一大家人相伴的旧时光。可失去的终将失去，留下的唯有回忆。
魏丽饶，山西长治人，现居江苏昆山，供职于富士康科技集团。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曾在《散文选刊》《情感读本》《文苑》《朔风》《宝安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作品110余篇，出版了散文集《净土》。
对我来说，国庆长假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假期。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赶回家，因为要收秋。
说成收秋，似乎有点过了。满打满算也不过才五亩地，除去瓜瓜豆豆，最主要的是那四亩玉米。然而就这四亩玉米，却成了母亲一年到头最要紧的农事。春种秋收，施肥除草，她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春节离家的时候就跟母亲商量，年纪大了，把地送给别人家种。但母亲竭力反对，“一个农民不种地，做甚？”。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伺弄了大半辈子的田地，在她眼里是依靠，是习惯，是朋友，是亲人。母亲身边可以没有子女陪伴，但不能没有庄稼，下地劳作早已成为她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春播时母亲又买了种子和化肥。
地里的活儿，有些可以一个人独自做，还有一些是需要两三个人搭配或用到牲口的。比如播种。起码要一个人赶着牲口在前面犁沟，一个人紧跟着滴种，另一个人在最后面洒化肥。记忆中每年春播时，都要父亲、奶奶和母亲一起出动。而如今只剩下母亲，委实是难了，她不得不到村里去找人家商量换工。就是几家人合伙干，挨个儿突击。母亲身单力薄，年轻人都不方便跟她搭伙。只有上了年纪的或家里地不多的人才肯勉为其难地接受。倒不是村里人不肯相帮，只是农忙时家家户户都忙得不可开交，全然顾不得相互照应。
母亲在村子里转了一大圈子，好容易才跟素巧和启子叔谈好了。三家总共四五十亩玉米，先挑河湾的背阴湿地种下去，山梁上地势高又向阳的地方，到秋天熟得快，晚几天种也不打紧。这般计划下来，家里的四亩地就排到了最后。母亲是个急性子人，倘若换作以往，一定该急坏了。而这回她却丝毫没有焦急之意，只是一鼓作气投入了忙碌之中。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草草吃过早饭，戴上胶皮手套就趟着露水出发了。农家人习惯了抢播抢收的紧张气氛，不论在谁家的地里，大家都一样拼命，起早贪黑，争分夺秒。中午也不回家休息，在谁家地里干活，就由谁家送饭。坐在地头匆匆吃罢，稍歇一会儿便继续动工。母亲就是这样跟着大伙忙了将近半个月，才算是忙完了春播。
种下去的玉米，也成了种在母亲心里的一桩心事。天旱时，担心种子不出芽，天涝了，又恐泥水没了秧。母亲隔三差五就往地里跑，间苗，施肥，除草。眼瞅着靠地墙根台阶上的那棵大杨树越长越粗壮，母亲紧锁起眉头唉声叹气道“又遮了好几犁”。她是说，树阴越来越大，又多占了一片地。不能否认，被遮住的地方玉米穗子是要小得多，而且颗粒也不及他处饱满，但也不至于引起这般在乎。几次三番地宽慰，母亲却终难释怀。直到国庆节前在电话里问起收秋的事，她还不住地埋怨，“就因为那棵大杨树，咱家的玉米到现在还青着哩！”。母亲这回是真的着急了，眼看国庆长假即至，玉米却还没能熟透。也就意味着即便我们赶回家，这秋也是收不成的。若是换作旁人家，倒盼着庄稼多长些日子。尤其是到了这个阶段，多长一天，收成可就是一天的不同哩！依我看，并不全是树的原因。追根究底，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长年不在身边，没能给母亲带来一份安心。今年雨水多，晚熟的玉米漫山坡都是，也只有像母亲这样家里缺人手的才会如此着急。
回到家的那天，我和母亲一大早就去了地里，玉米叶子花花绿绿，着实不是待收的架势。“唉！回去吧。”母亲紧锁起眉头不再说话了，一路沉默到家。为此，我无法再安然地坐等下去，只好到村子里看能不能找到愿意换工的人。着实难！收秋不比春播，无论如何得赶在霜降上冻前，把地里所有的庄稼都收回家。南瓜绿豆，萝卜红薯，样样得花工夫。走进哪家的院子都是满满当当，一派繁忙，提换工更是开不了口。到头来，还是在村东的超市听说这两年有了收秋队。说是收秋队，其实也就是村里几个年轻后生，趁秋忙这段期间组成一个临时工程队，帮村里有需要的人家抢收。工头接活，大伙按天计工钱。这倒也顺应了现下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对母亲这四亩玉米来说，就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回来的路上，我已经在心里寻思开了。国国是工头，只要跟他谈妥，我先把工钱付清，待地里的玉米熟透了，他负责掰下来拉回家便是。他们说照今年的行情，不管干粮不管饭，不管手套不管烟，掰穗子一亩地一百块，三轮车拉一趟五十。这么算下来，四亩地估足点顶多也就是装四车，总共六百块钱。可是……，国国在村里揽的活儿多，我先把钱付了，他到时能不能保证拾掇干净却成了个问题。但如果把钱留给母亲，等国国把玉米收回来再结帐的话，又担心母亲不肯这么做。谁说不是呢，在母亲看来，地里的农活儿哪有花钱雇人干的道理？这是要懒成甚哩？
最终，我还是瞒着母亲偷偷跟国国商定了收秋的事。六百块按行情算，另外又花五十块买了条烟送给他。钱是本份，烟是人情，这样也不怕破规矩。国国好抽烟，权当拜托他为我解困。况且，麻糊村养育了我，哪一位村民不是我的亲人？“闺女放心！你只管在外头好好忙工作，咱家里这些事不用你操心。”国国满接满应，我便踏实了。
国国当真说话算话。那日上午把头一车玉米“哗”地倒进院儿里时，母亲毫无防备，还以为是国国忙昏了头弄岔哩。问清楚后，才知是我背地里找了收秋队。母亲气愤地打来电话，不由分说一通呵斥，“四亩玉米还兴花钱雇人收哩？咱家以前种三十亩地也就是靠爸妈两双手哇！”。种种说法，说到底就是我忘了自个儿是农村的孩子，丢了农家人的勤劳朴实。母亲所说的确是事实，记忆中最苦难的日子，的确是靠父母的双手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刨挖过来的。却也正是他们含辛茹苦的养育，才改变了我的命运，走出了农门，以至于连帮家里做点农活都不能。但这不是遗忘，不是丢弃，而是一种力求双赢的选择。我不仅请了收秋队帮忙，而且对新时代农村催生的这个产物心存感恩，至少他们替我做了我做不到的。
母亲实在是不习惯这个做法，自个儿闲坐在家，让孩子们在地里头忙活，想来想去不落忍。国国回来送第二趟时，她还是跟着去了地里，一块掰穗子一块装车，“这才像个收秋的样儿嘛！”跟大伙有说有笑，母亲浑身来了劲。原本跟国国商量好的，只管玉米进了院就算完工了。但他们又觉得母亲一个老人家不容易，便顺手把玉米穗子码上了架。年轻人干活有力气，天还没黑透就全都打点妥贴了，又省了母亲好几日的苦工。国国执意要带大伙回他家吃晚饭的，母亲拧不过，最后不得不端出长辈的身份才算是留住了。体会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母亲终于不再责怪我了。说了好几次今年这秋收得利索，让我放心。夸收秋队的后生们热心，地里拾掇得干干净净。更要紧的是，母亲还几次三番地念叨今年这四亩玉米收成好，算下来也能赚不少钱哩！言下之意，明年还更要多花点心思，继续好好种。
原本以为收罢秋母亲终于可以安心歇着了，不料她却一刻也闲不住，每天照旧急急忙忙吃过饭就出去忙活。东家切谷穗，西家掰玉米，得空又到喂牛大爷家的晒谷场上帮忙翻一翻豆秸，总之忙得不亦乐乎。我请收秋队这个做法似乎并没有给母亲带来真正的轻松，她仍旧是起早贪黑，田间地头。但仿佛又不对。玉米码上架以后，母亲是安心的。她不肯闲着，是因为贪恋麻糊村秋天里这种喜气洋洋的气息。然而农村长大的人，又有谁能经得住这热闹的诱惑？我又何尝不是呢？儿时满场院追逐嬉戏，捉蚂蚱斗蛐蛐的情景，这会儿已在我的脑海里翻涌了。那个时候，大人们坐在谷场上边干活边拉家常，兴致来时几个人还硬要争着比拼一轮，分个高下。我们也有样学样，比谁的蚂蚱多，比谁的蛐蛐强。似乎还没比出个结果，转眼数十年就过去了。
如今的麻糊村，人少了，农事还在。村民们相互之间的情分也大不同，较之以往更加温暖，也更加亲切。既然母亲乐在其中，那四亩玉米不如就这样种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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