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诗人：顾城（之二）
顾城，走夜路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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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你妈妈要和别人走，她拆了这个家，在你爸爸悔过回头的时候，她跟了别人。
木耳，我今天最后去看你，当马给你骑，我们都开心。可是我哭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你，别怪你爸爸，他爱你、你妈妈，他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
木耳，好孩，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１２４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这是顾城的遗书，除了这封写给儿子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三封。所查的资料中，对这四封遗书，有过这样的说明：“此四封遗书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下午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说明遗书是当时仓促写的。结合他遗书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绝路的，他写遗书时还想着等会儿最后去看儿子木耳（三木Ｓａｍ），并为之流泪。从遗书中还可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因为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当然由姐保管。看来事发突然，不知谢烨最后又带给他什么打击。顾城自尽前向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谢烨之意的。顾城离世后，谢烨被顾乡叫来的救护车又转直升飞机，越过海峡送入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失败。”
之前，我一直在设计着，能不能绕过顾城，在中国这30年的诗歌中不提他了，所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何必认真呢？
不出我所料，这30年的诗歌，有太多的线索通往这位有着“童话”诗人称号的顾城，他是这些线索上很坚硬的一团绳结，一碰这个绳结，这所有的线索都像受到了触动那样颤抖起来。它是这30年中国诗歌神经线上的重要一环，解开它吗？也已经无法拯救诗歌的痛苦，放弃它吗？也不能平息诗歌的焦虑。
到了顾城着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顾城在孩子面前哭了，他说本想写一本书，要告诉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当父亲的会怕他、离开他和爱他。他把怕和离开放在前面，而把爱放在最后。因为，怕和离开在事实上严重地伤害了儿子，而且也让人对他的爱迷惑不解。在顾城对儿子的爱上面，人们只会看见他的怕和离开这两把挫刀坚硬而残忍在架在他和儿子之间。
前面提到的顾城四封遗书的第一封是他写给自己父母和姐姐的，“这岛极美，粉花碧木”其中的这八个字透出绝唱那般的凄美。在遗书中，美越是得到贴切的形容，死亡就越是悲怆。在如此的悲怆面前，所有的言谈都应当沉默，一切的心肺都感受到了窒息。因为，在这里，美不是主题，它只是用来衬托即将来临的死亡。
把诗人的遗言这样赫然摆在人们的面前，不是为要在诗歌面前残酷一把。而是为了提起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朦胧诗人曾经热忱讴歌的人性、自我将诗人领到绝路面前了吗？诗歌好像碰到崖壁了，一头撞在石壁上。要么沉默，庸俗得像平民一样生活着；要么以血肉之躯撞向石壁，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这两者，没有哪个诗人肯心甘情愿地作出断然抉择，但几乎所有诗人在认清冷酷的现实之后，都向庸俗的生活投降，宁愿作一名顺从现实的奴隶，而不甘玉石俱毁。
舒婷说了，诗歌是丝绸，散文是棉布，“有时候我们热爱丝绸的抚摸，但是现在似乎棉布更适合人类的身体”。这又是一种人性观，它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浪漫主义诗歌理想。即使那时候的理想是光辉的，灿烂得耀眼，美如丝绸，可它今天还是遭到了抛弃。原因在于它高贵得太不合时宜了，为社会的现实所不容，这时候它还不如一件可人的棉衣。
舒婷还说：“在缺少诗歌阅读和暂停诗歌写作的情况下，我只想保持对诗歌的敬畏，保持对诗歌敬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洁身自好。”这句话中，所谓对诗歌的敬畏，其实就是抛弃。意思就是说，我怕你了，行吗？躲开你越远越好。“敬畏”作为抛弃的托词，在这里用得多好呀。顾城对儿子木耳也是这么说的，爱你，因此才抛弃你。这是多么疯狂呀！
但对于顾城而言，这一切都太迟了，他来不及修正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已经撞墙触礁了。你们瞧见了吗？最后在遗书里，他都写了什么？惊心动魄的八个字“这岛极美，粉花碧木”。可见他对于美的感受力依然超强，他脆弱就脆弱在这。他不能生活在美中，因为他想以这样外在的美来修补自己生命的千疮和百孔。
我失去了一只臂膀
就睁开了一只眼睛。
顾城：《杨树》
这是顾城最早写“眼睛”的一首诗，写于1964年，当时他才7岁。23岁的时候，他写下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著名的诗歌《一代人》，这之间整整隔了14年。14年之后，还是写到“眼睛”，原本的那一只眼睛是一只臂膀换来的，有了眼睛，但没了一只臂膀。后来的那只眼睛是从黑夜得的，有了眼睛，却没有光明。而最后，有了“粉花碧木”，却失去了生命。
由此，不能说诗歌的每一喻意都会通到诗人的命运，不能说是命运在诗人写下的诗歌里留下了它的所有脚步。但是，可以由此寻索出诗人的精神线索，可以给诗人的艺术生命下一个注释。
顾城，原籍上海，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东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创作诗歌，1973年开始学画。
他也是初中毕业，跟胡宽和舒婷一样。他父亲是诗人顾工，为诗人之后，这一点也无异于胡宽。除此之外，再也寻不到跟胡宽共同的地方了。
胡宽到25岁才开始写诗，两年后写出著名的长诗《土拨鼠》。因而胡宽没有诗歌童年，一开始写诗，就已是成熟的诗人。而顾城7岁开始写诗，他有着比其他诗人都要漫长的诗歌童年。胡宽在世的时候，其诗歌仅发表过一次，寂寂无名。而顾城从17岁开始就在《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发表作品，进入80年代初，作为诗人他就已经名扬天下。从这一点上说，他还是命运的宠儿，他从诗歌收获了很多娇宠的目光和妻子谢烨的爱情。而胡宽，除了疾病和孤独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这两个诗人是当代中国诗歌的两面镜子，命运把这样的镜子摆放在时代面前，一个是受命运压榨的，另一个是受命运娇宠的。一个以诗歌为使命，另一个以情感为婚床。
我们从顾城7岁时候和23岁时候写的两首有关“眼睛”的诗歌来看，无论是诗意还是表达方式，几乎可以忽略时间的差别，完全可以看作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可见顾城的诗歌童年并没有被年龄的增长而割断，除了晚期，他一直保留着诗歌的童年情结。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命运对他的娇宠造成的，娇宠保护了他的童年情结，因而也延长了他的童年期，使他成了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别人到这时候早就断奶了，而顾城因为一直可以找到母亲奶水的替代品，他才比其他人更难断奶。不仅只是这样，奶吸得时间长了，这些奶水继续滋养他的童年情感，使他的童年在生命中根深叶茂，此后再要断奶，有多难呀，他掉得开奶嘴吗？
该长大的时候不长大，也是挺要命的。
诗人顾城，总有一种要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潜意识，于是童年成为他最温柔也最美好的躲藏地，在那里的梦最无边，在那里的情感最放肆。他不用去理解现实和社会，也不想去理解它们，他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把希望溶进花香。
黑夜像山谷，
白昼像峰巅。
睡吧！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顾城：《生命幻想曲》
“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诗人要把世界关在外面，他只需要花香，溶有希望的花香。诗人要给自己造梦，就像造一个巢穴一样，才能让自己的童年在那里永远存在下去。
很少有人描述过顾城的相貌，我认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单纯。一种长在大人身上的单纯是很少有的，要么他心智不健全，要么他是天才诗人。顾城长有天才诗人那种单纯的相貌，他神情上的冷不是冷漠的冷，而是令他感到惊慌的那种清冷，一眼就能知道他在拒绝什么。他的眼睛闪出的明亮也包含有他神情中透出的那种冷，亮也是清亮的，以一种拒绝接受外界的眼神，单纯地注视着远方。很多人描述过他时常戴着的那种独特无二的像厨师戴的那种高帽，这顶帽子几乎成为顾城的一种符号。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老戴这样的帽子，他回答记者说：“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戴这样的帽子。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与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这些话是中国70到80年代天才诗人顾城说的，因而才没有引起哄堂的大笑。反而觉得脊梁骨那冷飕飕的，像是着了许多冷箭似的。
我想这个年代的诗人中，没有一个诗人像顾城那样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如此需要一道明晰的界线。之前，充满热血的革命青年几乎都不那么顾忌到自我，自我的感受、情感、思想甚至是生命，在时代、社会、国家和世界面前，它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我”，是大可以牺牲的。为了革命理想，个人算得了什么呀，不过是个小小的螺丝钉罢了，要不是它镙在了祖国这个大机器上，它不过是被弃在角落，无声无息地在一旁生锈然后消失而已。
只有顾城无法这么想，在他的世界里，即使有一架庞大无比的大机器隆隆响，很热烈，很雄伟，很有英雄气概，他也不能把自己这颗小小的螺丝钉安在这样的机器上。要么，宁可在一旁生锈而后静静地消失，要么也得像一粒小豆子那样被母亲捡起来放入她的胸膛。
顾城说：“我找到了不断变化的‘我’：最初是自然的‘我’。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虫、兽等在内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本身有一种孩子气，也有梦、希望和恐惧。……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比较自然、抒情，是我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
顾城的自我，尽管如他所说，包揽了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虫、兽等，他以为只要不是社会的和人间的一切都可以与他的这个自我合为一体，不是非人间和非社会的这一切生长于在他的自我里，而是他的这个“我”可以隐藏在这一切里，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也找不到他和他的自我。他并非一个充分认识到自我的自由价值和确立了自我独立品格的诗人，而是一个在自然事物或者个人情感世界里把自己躲藏起来的诗人，无论是一朵花，一只鱼，或者蛐蛐，或者鸟或树，无论是母亲的棉袄或是爱人的胸脯，他都想在那里有一个永远的巢穴。
所以，顾城即使怀有自由的理想，他也不能让自己随之飞出去，他对具有独立品格的自由一直都情有恐惧，就像他在社会和世界面前总是惶惶不安一样。他不会信任他所歌唱的自我，不相信这个“我”能够在自由的天空独立担负起诗人的责任和为人的个人生活。他始终把自己当作躲在温暖而黑暗的巢穴里的一只永远也长不大的雏鸟，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母亲或者爱人从外面给他衔来食物，喂进他的嘴里。除了这个巢穴，他只无限信任母亲和爱人。
所以顾城的几乎所有的诗歌，写的都是一个躲藏的小孩的惊慌、恐惧与不切实际的幻想。无论他写的是什么，只要涉及到自我和这个“我”不得不经历的生活，他就要营造一个非世界、非人间，没有任何社会和文化气息的域外世界来安放自己的孩子一般的性格以及惊慌的自我。
你不愿意种花
“我不愿看见它
一点点凋落”
为了避免结束
您避免了一切开始
顾城：《避免》
《避免》这首诗正是顾城性格的写照。让自己躲起来，封锁在黑暗的巢穴里，为要避免生命的人世遭遇。花朵开过了，就要凋落，这是花朵的命运。要想躲避凋落的命运，要么不做花朵，要么一开始就将它刺杀了。
这是多么极端呀。
爸爸有一个铜壶
刻着古兰经
装着家乡的水
每天，祷告三次
把它抹在额上
我想家乡的小河
想把它绕在头上
顾城：《爸爸有一个铜壶》
当顾城写到幻想中的事物的时候，他总是灵思涌动，他最善于利用幻想而得的意象来刻画自我跟它的关系。在他眼里，其他人都像他的爸爸那样，尽力想涉及一种情感，那种情感长了翅膀，从所有人眼前的生活中飞走了，要想赶得上它，只能每天祷告三次，只能用虚拟的方式，用额头去亲近。而他不同，他的幻想比任何人的都更激越和天真，因为他把幻想的一部分当作食物，每天都拿这个喂自己，所以他能够将其他人认为已经飞逝的情感绕在自己的头上。
我在沙滩上玩
用沙子修城
用石子铺院
让那些乱飞的小树叶
通通往在这里边
顾城：《沙滩》
当顾城写这类带有童趣的诗歌的时候，他是最幸福的。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藏好了，外面的世界干扰不了他的情怀，他就是在沙滩上用沙子修城，用石子铺院的孩子，他想谁住在沙子的城里，谁就能在里边做好梦。
但不知为什么
我没有领到蜡笔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
我的手指和创痛
只有撕碎那一张张
心爱的白纸
让它们去寻找蝴蝶
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当顾城写《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时候，他一定是最失望的。任性其实就是抗拒，以一种激烈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的孩子的性格来表现自我对于世界和生活现实的不满。这样的抗拒，其目的不是真的想要得到实际的报偿，他只想得到情感的慰藉。情感慰藉是任性的唯一目的。结果，他一无所获，发觉世界里没有母性，只有绵长和灰暗的时间。他的一次次任性，只能带来一次次打击和因而所得的创痛。这样的任性不过是种自虐，不能收取丝毫的同情。要是能把自己撕了的话，他也能像撕碎手中的白纸那样，撕了自己；要是撕碎了的自我也能够飞翔的话，他想让这些碎片离开这个世界，去空中寻找蝴蝶，也比活在灰暗的时间底下快乐得多。
不是在世界上
是用未知的感应
在童话里寻索
一个、一个
像绿梦的孩子
长着不可触及的茸毛
风也不敢走动
都拉得很低
里边没有音乐
没有规律的砧声
任性的敲打
你在一个地方
在拍碎波浪送来的
一千朵太阳
找得好累呵。
顾城：《我找你》
当顾城写这首《我找你》的时候，他一定是最焦躁不安的。因为，眼睛和脚对于童话没有丝毫作用，世界是不会制造童话，连巫术都凑不了效，它不能把世界变幻成童话。童话是他的空气，他只有在这样的空气里才能幻想，才能做一个任性的幼童。他找呀，找呀，发现这样的幻想世界扯着他的内心，到了一个用眼睛和脚都无法追逐到的地方。
“好累呵。”顾城说。
他越是追得急迫，越是快速地撞到了悬崖或者是墙垣上，终究他无法将自我跟世界之外的童话结成一体。自我是孤独的，孤身一人在追逐一种所有人都认为完全不存在的幻想。他一切的追寻都是自我性的，是自我在追索自我。
由于渴望，我常常走向社会边缘。
前面是草、云、海，是绿色、白色、蓝色的自然。这干净的色彩，抹去了闹市的浮尘，使我的心恢复了感知。
我是在记忆吗？似乎也在回忆，因为我在成为人之前，就是它们之中的一员；我曾像猛犸的巨齿那样弯曲，曾像叶子那样天真，我曾像浮游生物那样，渺小而愉快，像云那样自由……
无论是说到自我还是诗歌，顾城总是不忘生命的原始意象，在形成自我生命之前，那些原始意象就是他的自我。人类之初有过伊甸园，顾城也有一个伊甸园，那就是他以为的没有闹市浮尘的草、云、海这些不带人类生活气息的自然事物。
顾城说：“当我走我想象的路时，天地间只有我，和一种淡紫色的草。”（《学诗笔记》）
对于顾城而言，我和淡紫色的草就足够了，足够是一个世界了，也足够是诗歌了。他的诗歌只需要一种品质，就是纯净，没有任何杂色和杂质，更要拒绝一切人味，尤其是人世的生活味、胭脂味、烟尘味。那样才够童话，顶多加上个巫婆，需要的时候得把这淡紫色的草变成美丽的小姑娘或者别的一切事物。
1977年，顾城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文学界的巨大争论，并成为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他所在单位解体，因而失去工作。自此之后过起漂游的生活。
由于他的诗歌产生的巨大反响，也因此他成了当时中国文学界著名的朦胧诗人。很多人能出口就背出他的诗句，什么“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顾城：《远和近》）；什么“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什么“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顾城：《感觉》）；什么“阳光/在天上一闪/又被乌云埋掩/暴雨冲洗着/我灵魂的底片”（顾城：《摄》）等等。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们的意识还处在刚刚脱离统领一切的政治意识之后的晕眩期，睁开眼睛发现领导一切的精神和思想旗帜已经不存在了，从此再没有每天可仰望的战斗旌旗在飘扬，也没有了如雷贯耳的政治口号在鼓舞所有大众。从前闪耀的光芒消失之后，人们猛然反觉，原来激昂和亢奋的自我不过是一块黑暗的石头，在失去外在的光芒闪耀之后，自身没有任何光亮，可以用来照亮面前的生活和人生道路。
不像舒婷那样，她对于自己的诗歌以及创作和个人经历很少有过较深入的陈述，顾城在这方面却给我们留下许多自白式的表述，不断谈到自己的诗歌跟童年经历以及童年幻想的密切联系，也谈到成长的过程中所经过的艰苦卓绝的逃避与倾诉。
“17岁我回到城里，看见好多人，我很尴尬，我不会说话。人都在说一样的话，你说的不一样，他们就懂，这里边好像有一个魔鬼，不是他们在说，是另一个东西。城市像一架机器、一个钟，每分、每秒都让你服从它。我不能适应这一切，就爬到楼顶上去看书。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点书。我在书里听到另一些声音，这声音给我安慰，洛尔迦说：‘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我开始找我被偷走的声音。”
这个所有人都说一样话的世界令顾城感到陌生，他觉得所有这些人说的话一样得没有丝毫道理，仿佛他们的心里住的不是自己，而是被安装了同一种机器，甚至是魔鬼。无论机器或者魔鬼，总之都把人性的差别在语言表现力上给消灭了，语言失去了展现人性特点和个体形象的能力，它成为当时社会特征的符号而已。这一点肯定令顾城十分不满。他从乡村回到城市之后，觉得城市不过是一架没有性格和人情味的机器，像“一个钟，每分、每秒都让你服从它”。这也是他要躲起来的一个原因，更是他发出了令所有人都觉得天真得陌生的诗歌之声的原因。
顾城以他的诗歌在一个失去语言个性和人性模糊的时代，发出了他完全不属于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只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因而他的诗歌每一句人们都觉得新鲜，像两个从一片死灰中走来的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正是这两个孩子，安慰了那个时代和社会中的人们，他们极为需要这样鲜红和淡绿的孩子。虽然许多人还不知道顾城写的那些诗歌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中心思想和倾吐了什么样的情感，但所有这些人都觉得新鲜。新鲜对于一片死灰而言，那就是力量，它能够轻易颠覆社会语言和人的性格的一致性，就像一潭的死水，搅活它，有时只需要朝水面扔一块小石头而已。
顾城说完了17岁回城后的感受，他接着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噩梦里，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醒来，世界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奇异的，不断以醒为噩寐，需要找到声音、完全不同的呼唤。这种决绝的热情一直发挥到1978年底，我在四川看见了大片红卫兵的墓地，在荒草和杂木中，我才知道历史上已经有过很多这样天真的冲动。最初的呼喊和血是美丽的，但最后浮现出来的仍旧是无情的天宇——天道无情。尘世的运行，轻轻地压碎了它。”
顾城的这些话等于在说，他就是那块投入死水之湖水面的那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就是得起到呼唤的作用，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它发出的必需是奇异的、完全不同的声音。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热情跟已经躺在荒草和杂木中的墓地里的红卫兵们当初的冲动一样天真。他们是一种声音，他自己是另一种声音；他的是天真的热情，而他们的是血。诗歌可以是一切热情，但不能是血。但历史上的这一滴血可能是投向顾城的，不是让他清醒，而是让他收回一切天真的诗句，变得跟他们一样沉默不语。
顾城投向社会一块石头，历史却回应它另外一块石头。
这两块相互投掷的石头，哪一块更震撼呢？
顾城，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许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讲学等活动。1988年，他赴新西兰，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并在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此后辞去奥克兰大学的教职，退居激流岛。1992年，他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他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再次来到德国，专事创作。
诗人顾城，因为发出完全不一样声音的诗歌，很快就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中国作家协会，并受到西方国家的热忱邀请，或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或前往讲学，或前往专事创作，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成功到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才有的待遇。可见，顾城并没有被他所逃避的世界拒绝，而是受到热忱的欢迎。有人说，要是他不是1993年，而是2013年或者2023年去世的话，可能还会被世界加以桂冠呢。
正当世界为顾城准备桂冠的时候，他为自己准备了激流岛。他并不衷情什么桂冠，与此相比，倒不如妻子为他缝制的高筒帽呢。这是一种极为执扭的生命抉择，别的事物是很难扭转的。
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鸟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伦敦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房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阐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50年以后。”“没事，我只要20年。”于是，问的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以上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文字，写的是顾城进激烈岛的事。这很像小说，透着种虚构的味道，像走入了梦境似的。但谁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连细节都是。由此可见，诗人的性格天生有种虚拟性，是给作家写悲剧用的。
真令人感慨，诗人好像早已经跟赤贫划了等号，他们天生就是一伙挨饿受冻的料。世界慷慨得可以给诗人桂冠，却不肯施舍钱财给他们。即使像顾城这样，已经赢得了国际声誉的成功诗人，受邀在西方各国访问、讲学；在新西兰著名的奥克兰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人，也贫穷到得靠朋友施舍的报纸点着来烧壁炉取暖的地步。
不知道这跟王安忆在《岛上的顾城》这篇文章中写到的那粒桔子有多大的关系。王安忆写道，之前顾城在上海跟妻子谢烨租住一间小屋。
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20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十六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桔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桔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桔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桔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桔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还有另外一个人写到顾城对穷困到了害怕的地步，她就是著名的朦胧诗人舒婷。她回忆说，有一次，跟顾城和谢烨一同在一家宾馆吃早餐，早餐是免费的。舒婷把吃剩的半块蛋糕放在盘子上，顾城看见了就拿来吃了，其迅捷的速度容不得舒婷去制止。舒婷对顾城说，那边餐盘上还堆着很多蛋糕，何必吃剩下的呢？谢烨对舒婷解释说，顾城一早上已经吃了五六块了，不好意思再去要了。在食物面前他都如此惊慌，何况充满危机四伏的世界呢。
其实谢烨早就知道，顾城是要不到那个桔子的，即使那个桔子重要到等同与王安忆所说的签证，重要到等同于他的前程，他也无可奈何。面前的桔子代表的是生活的现实，现实不跟诗人讲和，那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而不是生活的本质。诗人顾城抗拒着生活的现实本质，他跟桔子有仇。
魔鬼留下的食物，有油
油一直向门口流去
阳光夹住我的双臂
梦是一个山洞，你别一个人走
阳光喷到雾里
许多都老人和街一起
在晒太阳，苍蝇爬着
暗中飘出的手，带着粉末。
顾城：《诗从我心中走出》
这首诗是顾城1991年写的，不知道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找到了几乎是掩埋在激烈岛茂密森林里的红色小屋，这回他真正是住进了他所不断抒写的树木里了，成为树的一片叶子，或者一只虫子。总之，他写下了《诗从我心中走出》，引的这是诗的最后一段，第一句赫然出现“食物”这个词，仿佛诗人生命所需求的食物都已经下了魔鬼的咒语一般，食物的油脂无比丰盛地从诗人面前流过，而诗人就是它身旁饥肠辘辘的老鼠，住在梦的山洞里。他看得到阳光，看到阳光里的老人和街道，也看到苍蝇以及别的说不出任何意义的可能仅仅只是隐含有谁也明白不了的暗喻的诗歌语言，这些诗歌语言在这里，不是为了帮助诗人来完成他的表现，而是在破坏和毁灭这种表现，像在藏什么东西似的，让诗歌成为诗人生命和生活的一块黑幕。
顾城说：“我又是被扭断传统的小孩，在荒地上长大，我不能放弃快乐和任性。我写：我想在大地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写《布林进行曲》也写《布林不进行曲》‘拿餐刀上前线去/背着水瓶找你’，‘一百个小孩哩’/站着过生日/可以拿着饼/一起走出来。’这是一种天然对立的心态，你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不存在。我潜入自我意识，想判明自身，但每次忽然升起的光明，都把我带入更深的黑暗，这路悖论严酷地体现在文字上。诗人的对象是文字，敌人也是文字。中国文字非常久远，如玉如天，它要你服从它，而不是它服从你。我感到没有办法，感到一些事儿不对，‘我努力着/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各种文化事物有声有色地在我身上重演，我变成了灯光舞台。”
这里，重要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每次忽然升起的光明，都把我带入更深的黑暗。”第二句：“我努力着，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前者指的是他的诗歌，也就是黑夜给他的黑色的眼睛，不仅没有找到光明，而找到更深的黑暗。后者指的是他的人生，他努力揪住的那根并非是幸运的红线，而是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揪得越紧，也就把自己捆得越紧。这样的经历多了之后，自然有种受了咒诅一般陷落在无尽的绝望之中。此后，顾城时常提到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庄子并他的无为观，既不等待，也不盼望，也不作为，以无为之态企及内心的宁静，这是顾城想走的最后一条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在宇宙面前渺小，如沧海一粟，没有任何希望、可能。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意思。承认了人在宇宙面前的失败之后，要活下去，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人世自足的生存秩序，维护形式，像孔子那样‘不逾矩’，敬天，又知天道弥远。另一种就是像庄子、寒山那样，在人世之外，与自然同一。”
恐怕顾城选择的是后一种道路：在人世之外，与自然同一。
既然用黑色的眼睛寻找不到光明，以后甚至将来也找不到。人不过沧海一粟，没有任何希望和可能。你越是想自由，越是清晰地觉得捆在身上的绳索很粗，而且捆得很紧，不能动弹。那么，最后的宁静其实只有后一种，尽可能让自己长得像树一样，甚至就是棵树那样的自然。
顾城来到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烛，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割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子去开荒，锄子扎进泥土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子回家。
忍不住又引了王安忆的一段，她把顾城在激烈岛的生活写得精彩极了，极为小说化。她写顾城啃树，写他捞牡蛎，写他种菜；还写他追自家养的一只母鸡，追不到母鸡后在草丛中找母鸡下的蛋；写他和谢烨养鸡，顾城头戴高筒帽，像一个牧羊人，手里提了一篮子鸡蛋去卖蛋等等。俨然，他们就是激烈岛上的渔民夫妇，或者养鸡专业户。
做梦的时候
不要说& 树心洁白
不要说& 上回来过
挖了那个没有死人的地方
她的笑& 有点凄凉
明晃晃的& （看家）
她的痣& 有点凄凉
好久没看见你了
别真的埋& 了
这是你的孩儿
别把痣点在义仔手上
顾城：《油漆座》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1993年3月，应该是顾城靠德国伯尔创作基金提供的帮助，在德国专事创作时候写的。诗歌的题目写的是《油漆座》，而诗句好像跟这没什么关系。诗的第一段都是否定的语式，如果联想到不久之后顾城与谢烨的死，这最后一句有点令人脚底生寒气，“挖了那个没有死人的地方”，我想他是说既使要埋葬点什么，也肯定不是死人。第二段就只有一色的凄凉，笑是凄凉的，痣也是凄凉的。最后一段，一句“真的埋了”，好像是一块很沉重的土块落了下来，什么都没必要说了，要说的话只能说命该如此，当初何必把痣点在义仔手上呢？
关于顾城与谢烨的死，报道很简洁。时间：日；地点：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人的小岛；人物：大陆“朦胧诗”诗人顾城；事件：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其妻谢烨，则倒卧在岛上的一条小径，头部被丈夫用斧头砍伤致死。
这就不是小说情节了，而是当头一棒。说什么呢？这根本不是仇杀，甚至也不是凶杀，虽然是凶杀的现场，但其实质是自杀性的。顾城用凶器打在自己妻子身上的时候，其实比砍自己还更痛苦和绝望，他是最后运用了绝望的力量，才把妻子和自己都灭了。
自此之后，诗歌成了一个墓地，胆小的人根本不敢从它旁边路过。
顾城：《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记载了1992年龄2月桂9日在德国波恩与顾城访谈的部分内容。摘自《顾城诗全编》，原文发表于德文杂志MINMA
SINICA（袖珍汉学）1993年第1期。
顾城：《学诗笔记》，《顾城诗全编》，第982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顾城：《答伊凡、高尔登、闵福德》，《顾城诗全编》，第1013，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顾城：《答伊凡、高尔登、闵福德》，《顾城诗全编》，第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5] 王安忆：《岛上的顾城》，《接近世纪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
顾城：《答伊凡、高尔登、闵福德》，《顾城诗全编》，第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顾城：《答伊凡、高尔登、闵福德》，《顾城诗全编》，第101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王安忆：《岛上的顾城》，《接近世纪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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