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讽喻诗还是爱情诗有谁知道?
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讽喻诗还是爱情诗有谁知道?
知道怎么去写
提问者 的感言：xie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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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仅在当时妇孺皆知，传诵海内外，而且直至今天，在学习唐代诗歌时。对《长恨歌》主旨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要点就是《长恨歌》是一篇讽刺之作，还是一篇对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颂吟。 
　　要分析这篇文章首先要认识到我们与作者所处时代的差异，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对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心态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消解作品的历史偏见，独得自己的见解。那么，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这篇诗歌的创作缘由吧。在与白居易同一时代的史学家和传奇作家陈鸿曾写过一部《长恨歌传》，而在这部书的最后部分提到了有关白居易作《长恨歌》的一些事情。陈鸿告诉我们《长恨歌》是白居易应唐人王质夫的要求作的。是要白居易用他“深于诗，多于情”的禀赋“为歌之”、“润色之”，使这一“希代之事”能够保持长久。而王质夫属白氏作诗的目的是有“警戒”意味的。在《长恨歌传》后文也提到了“怨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的目的。所以，这就是白氏为诗的“动机”，但并不能称之为“主题”。 
　　紧接着又出现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在白居易完成《长恨歌》一诗后，为何请陈鸿为之作传呢？众所周知，《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写作手法和感情基调有很大的不同，陈鸿纯叙事性的方法和客观冷静的视角使他本人更易抽身于男女欢爱之外，更易直抵“鉴训为本”的目的。既然如此，不妨说白居易要陈鸿为他的“诗”作传，是出于某种“弥补”和“填充”或是“润色”的目的。索性说明白，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的“忘我”使其忽略了本人与“诗中事”的距离，以致最终作品主题与原始动机发生偏差。当他意识到这点时，诗作已成，无可更改。他利用陈鸿史家的长处为诗作“传”，弥补了这个他自己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是为诗中优美的文辞和韵律所陶醉，更为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缠绵悱恻、“忠贞不渝”的“爱情”所倾倒。人们认为，《长恨歌》的主旨就在于歌颂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长恨歌》甚至被视为古代爱情诗的经典之作。当然，诗人在诗作成之后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就有了后来陈鸿所作的《长恨歌传》。 
　　那么，尽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初衷与作品的实际主题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即是说《长恨歌》的主题早已偏离了即定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但是，关于本诗的讽喻说自古一直流传至今，而它的爱情诗说是近代才大量出现的。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长恨歌》本身说起。在本诗的第一节，可以说诗人还是很清醒的，此时他并未忘记其写作动机，所以就有了“汉皇重色思倾国”等句。在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中，“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作了如下旁批：“七字一篇总纲。思倾国，果倾国也。欲而得之，何恨之有。”其中对李杨之恋及其导致的结果充满了否定和批评。他的“思倾国”为总纲正是持“讽喻诗”的论点。而讽喻说者也一直持这种论点。再者，在古代封建社会，从当时的道德立场和社会立场上，多数人是不会提出爱情说的，更不可能支持这一论点。所以，这首诗的真正主旨就湮没在了滚滚的历史红尘之中。 
　　然而，所要批驳的是，但就全诗的叙事结构来看，这个“首句为纲”的说法是立不住的。按陈婉俊的理解，“汉皇重色思倾国”的意思是说，由于重色轻朝政，最后连国运都给葬送了，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戒吗？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他才会发出“思倾国，果倾国也”的喟叹。“倾国”之于他是“葬送国运”的弥天大罪，非得讽喻匡正不可。但若是让我们考察一下诗句的逻辑联系和典故来源，便会发现更合理，更恰当的诠释：首先，“汉皇重色思倾国”不是一句完整的诗，它与紧接下来的“御宇多年求不得”存在内在的，构成整体的联系。仅仅半句话堪为全诗之“纲”，恐怕是真的玄了点儿。在这里，“汉皇”是春秋笔法，借汉武帝写唐玄宗。一提起“武帝之恋”，便会立即想起有关李夫人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所以说，“倾国”在这里化作了亭亭玉立、绝世而存的美女形象，“思倾国”正是“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情结。“御宇多年求不得”的正是这样的“倾国美女”。开头两句十四个字，仅仅是“爱”的开端，而并非什么“倾覆天下”的绝笔。既然是这样，“思倾国”的讽喻说便不能成立了。 
　　既然明确了《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也同时认清了《长恨歌》创作动机与实际主题的偏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区分的是另两个重要的概念，《长恨歌》写的是爱情，但不能说它的主题就是纯粹的“爱情”本身。 
　　从全诗的结构分析，前三十句是“醒时同交欢”的朝朝暮暮情景，爱之深切是浮出字面的。写安史之乱西逃蜀中过程的仅仅有短短四句，可见“政治教化”在本诗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写马嵬兵变，贵妃之死的有八句，极尽无能为力、血尽泪垂的悲恸。然而写贵妃死后，朝思暮想，睹物忆人，海上仙山故事却占了大半部分的篇幅。所以说，尽管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叙事诗，仍然不可将其主题简单地界定为一个“爱”字，因为描写现世爱情的篇幅委实不多，更多的是繁华散尽后的绵绵相思和悠悠长恨，悲壮而冷漠。 
　　我们似乎还应有所注意的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叙事的“立场”发生了自然的转移。起初，作者站在第三者旁观的角度上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诗人是旁观的。然而这样和谐的叙事立场却随着后来的惊世变乱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的心灵体验和感受，包括后面“海上仙山”的故事，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都说明，诗人已不是再用第三者的叙事立场来向读者们讲述一个爱情的故事，而是置身其中，把自我的心路体验和感受用“玄宗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这种现象在作品中如此明显的出现究竟是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诗人为何会把自身感受与玄宗心境贴合得那样自然？这是否说明诗人将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玄宗这个角色之中呢？ 
　　其实，在这其中还另有隐情。令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白居易集》中有一首创作长恨歌五年之前（即贞元十六年）的诗歌颇值得关注： 
　　寒闺夜 
　　夜半衾绸冷，孤眠懒未能。 
　　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 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这种诗在白居易的一生里都是很少见到的。脂粉气和闺怨气极浓。历代选本对该诗的评注也都是含糊其词。不禁又联想起传说中白居易青年时期与徐州女子湘灵的爱情悲剧。其实，这种跨越世俗之恋，从它的一开始便注定了悲剧的孽根。玄宗与贵妃的爱情，不也是一样吗？所以，正是这样复杂和矛盾的心灵痛苦，一方面是对贵妃身世命运的不平，一面又是融入了玄宗强烈的思念与感伤，便生成了《长恨歌》的主题。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彻底地分析了《长恨歌》的种种。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我们并不能简单的把这首诗归结为讽喻诗或者是爱情诗，它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诗人的特殊经历 
　　和特殊心情，也由于它的写作动机与文章本身的不同一而造就的特殊的成功的失败之作。也许，就诗歌而言，就是一篇千古的“长恨歌”。
讽喻诗,首句已明了，不过文学向来是各执一词的。
不能单纯的说某首诗是什么诗 是一般时诗人在一些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结合自己的平生遭遇的有感而发之作 也许是由爱情引起的讽喻诗吧 或者就如同诗人自己所写 那就是一首让人久久那以忘怀的 长恨歌
题为 长恨歌 为何 就说是讽喻诗啊

这是爱情诗~虽然前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句子 但是从整个篇章看来还是描写天子和贵妃的凄美爱情，你可以去看看白居易写这首长诗的背景和相关历史，都有介绍这些的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是一篇对生死不渝的爱情颂吟。 

作为一代君王，他的爱太奢侈，用江山换美人，不值
我觉得没有确切的答案

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不一样啊！
爱情诗。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的手法，容叙事、写景和抒情于一体的手法，寓褒贬于鲜明的形象之中，以情造景，借景托情的环境烘托，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爱情和缠绵悱恻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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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阳白发人》是诗人创作的一首政治讽喻诗。此诗通过描写一位女长达四十余年的幽禁遭遇，揭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同时对封建帝王强制征选民间女子以满足自己淫欲的罪恶行径提出强烈的控诉。全诗兼用叙事、抒情、写景、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音韵转换灵活，长短句错落有致，语言浅显，含义深刻，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作品别名上阳人创作年代文学体裁作&&&&者白居易
上阳白发人⑴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⑵。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⑶。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⑷。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⑸。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⑹。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⑺。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⑻。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⑼，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1]⑴上阳：即，在唐东都洛阳皇宫内苑的东面。白发人：诗中所描绘的那位老年宫女。
⑵绿衣监使：太监。唐制中太监着深绿或淡绿衣。
⑶承恩：蒙受恩泽。
⑷杨妃：。遥侧目：远远地用斜眼看，表嫉妒。
⑸耿耿：微微的光明；萧萧：风声。
⑹啭（zhuàn）：鸣叫。
⑺尚书：官职名。
⑻鞵（xié）、履（lǚ）：都是指鞋。
⑼美人赋：作者自注为“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1][2]上阳宫人啊，上阳宫人，当年的花容月貌已经暗暗消失；如今垂暮之年，白发如银。绿衣监使守着宫门，一下就关闭了上阳人多少个春天。
说起来，还是玄宗末年被选进皇宫，进宫时刚十六，现已是六十。一起被选的本有一百多人，然而，日久年深，凋零净尽，如今剩下只老身一人。
想当初，吞声忍泪，痛别亲人，被扶进车子里不准哭泣。都说进了皇宫便会承受恩宠，因为自己是那样的如花似玉。哪晓得一进宫，还没等到见君王一面，就被杨贵妃远远地冷眼相看。我遭到嫉妒，被偷偷地送进上阳宫，落得一辈子独守空房。
住在空房中，秋夜那样漫长，长夜无睡意，天又不肯亮。一盏残灯，光线昏昏沉沉，照着背影，投映在墙壁上；只听到夜雨萧萧，敲打着门窗；春日的白天是那样慢，那样慢啊，独自坐着看天，天又黑得那样晚。宫里的黄莺儿百啭千啼，本该让人感到欣喜，我却满怀愁绪，厌烦去听；梁上的燕子成双成对，同飞同栖，是多么地让人羡慕，但我老了，再也引不起丝毫的嫉妒。黄莺归去了，燕子飞走了，宫中长年冷清寂寥。就这样送春，迎秋，已记不得过了多少年。只知对着深宫，望着天上月，看它东边出来，西边落下，已经四五百回圆缺。
现如今，在这上阳宫中，就数我最老。皇帝听说后，远远地赐了个“女尚书”的称号。我穿的还是小头鞋子、窄窄的衣裳；还是用那青黛画眉，画得又细又长。外边的人们没有看见，看见了一定要笑话，因为这种妆扮，还是天宝末年的时髦样子。
上阳宫人哪，苦可以说是最多：年轻也苦，老了也苦。一生孤苦，可又能怎样？你不曾看到那时吕向的《美人赋》！你又没见到今日的《上阳宫人白发歌》！[2][3]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积极倡导，创作了《》五十首，《上阳白发人》是其中的第七首。
嫔妃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罪恶。封建帝王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强选民女，幽闭深宫，剥夺并葬送了她们的青春和幸福。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白居易在上呈皇帝的奏状《请拣放后宫内人》（即请挑出一些宫女把她们放出来）中指出：“宫内人教，积久渐多。伏虑驱使之余，其数尤广。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靡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事宜省费，物贵徇情。”《上阳白发人》即是于启奏之外为同一目的而写的作品。这首诗题下自注：“天宝五载（746年）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可见此诗所述内容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七首，是一首著名的政治讽谕诗。诗的标题下，作者注云：“愍怨旷也。”古时，称成年无夫之女为怨女，成年而无妻之男为旷夫。这里“怨旷”并举，实际写的只是怨女，是指被幽禁在宫廷中的可怜女子。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做为典型，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她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
开头八句，以简洁的素描，勾勒了上阳宫的环境和老宫女的身世。上阳宫已没有往日的豪华，再不见喧赫的车马，更没有轻妙的歌舞，诗人看到的是绿衣监使严密监守下一闭多少春的宫门，上阳宫死一般的沉寂，简直象一座监狱，一座活坟墓。诗人以无限忧郁、哀叹的调子，弹出了全篇作品的主旋律。上阳女子由年仅十六的妙龄少女变成白发苍苍的六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四十四年，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都已春华秋草般地被摧折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人了。从“残此身”的“残”（余剩）字中，透露出一种十分悲苦之情。
“忆昔”以下八句，转入对往事的追忆，重现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在被胁迫离家入宫时，那种与亲人告别的悲恸场面。据记载，唐天宝末年，朝廷专设所谓“花鸟使”，到民间专为皇帝密采美女。这个上阳女，被掠夺离开亲人时，连哭都不准哭。“皆云入内便承恩”，实际上只是哄骗之词，结果连君王的面也未得见，就被当时专宠、嫉妒的杨妃，瞒着皇帝把她暗地里打入冷宫。
“秋夜长”、“春日迟”两节，以两个具体场景，极写上阳女子一生被幽禁的凄怨生活。作者先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写秋夜：秋风，暗雨，残灯，空房，长夜不寐，形影相吊。这里，环境的凄凉、冷落与主人公内心的寂寞、孤苦融合在一起，写景与抒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接着以情景映衬的手法来写春日：春光里，绕梁燕子双双飞，宫中黄莺自在啼，衬托了这个宫女被遗弃，被监禁，不得自由，愁苦寂寞的心情。黄莺动人的鸣叫，本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欣喜、高兴，可是却“愁厌闻”；梁燕成双作对地同飞同栖，会引起一个年轻女子的羡慕、向往，甚至嫉妒，可是对于这位老宫女，却再也惹动不起这种感情。这是十分委婉含蓄而又深刻细致的心理刻画。“梁燕双栖老休妒”的“休妒”二字，有着深沉的内容，在它的后面，分明包含了一个辛酸的过程。“休妒”，不是简单的不妒，而正说明年年妒，月月妒，直至今天才“休妒”。它包含了上阳宫女由希望到失望以至绝望的悲惨一生。这句话和前面的“宫莺百啭愁厌闻”，后面的“春往秋来不计年”相对照，正表现了上阳宫女在残酷折磨下对生活、对爱情、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和乐趣，心灰意懒，昏昏度日的麻木状态。她深锁宫中，既嫌“秋夜长”，又怨“春日迟”：天明盼着天黑，“日迟独坐天难暮”；天黑又盼着天明，“夜长无寐天不明”。青春在消亡，生命在无声中泯灭，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究竟流走多少年月，已经恍惚难记。百无聊赖之中，只有望月长叹：“惟向宫中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惟”字写出主人公的孤寂：“东西”二字指月亮的东升西落，写出主人公从月出东方一直望到月落西天，长年累月，彻夜不眠，在痛苦中熬煎。
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寂寞苦闷的心情之后，诗中主人公却以貌似轻松的口吻，对自己发出了嘲笑。由于“年最老”，得到了“大家”（内宫对皇帝的习称）的恩典，从京都长安发旨到洛阳上阳宫，“遥赐”给“女尚书”的空衔，可是，以垂暮之年，担着一个所谓“尚书”的虚名，能抵偿一个人一生被幽禁的悲哀吗？这恰恰证明了“皇恩”的极端虚伪。接着，她对自己的妆束进行嘲讽：外面已是“时世宽装束”了，描眉也变成短而阔了，而她还是“小头鞋”，“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一幅天宝末年的打扮，无怪她要自嘲道：“外人不见见应笑”，其中无疑是饱含着眼泪的。这也许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然而却是生活的真实。同是悲哀，不一定都痛哭流涕；同是愤怒，不一定都横眉竖目。悲哀时可能笑，快乐时可能哭；有人倾诉苦难，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有人却把痛苦拿来消遣，愤世嫉俗。这里以貌似轻松的自我解嘲的口吻，表现主人公沉痛的感情，把她悲痛到无以复加的接近变态的心理刻画尽致。
诗的尾声部分，用感叹的情调和调谕的语词，写出诗人的一片恻隐胸怀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良苦用心。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易，具有民歌的风调。它采用“三三七”的句式，和“顶针”等句法，音韵转换灵活，长短句式错落有致。诗中熔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炉，描述生动形象，很有感染力，在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堪称少有的佳作。
这首诗的主题明确。作者在诗中以哀怨同情、如泣如诉的笔调，描述了上阳宫女“入时十六今六十”的一生遭遇，反映了无数宫女青春和幸福被葬送的严酷事实，从而鞭挞了封建朝廷广选妃嫔的罪恶，在客观效果上，具有揭露、控诉封建最高统治者荒淫纵欲、摧残人性的作用。如此深刻、尖锐的政治讽谕诗，在唐代众多的宫怨题材诗作中，是极为少有的。
这首诗选材十分典型。作者没有罗列众多宫女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幽禁冷宫的老宫女来描写，并重点叙写了她的垂老之年和绝望之情。通过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高度概括了无数宫女的共同悲惨命运。该诗以人性之被摧残去激动人心，也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富有尖锐性。
在艺术上，此诗作者运用多种手法来刻画上阳宫女的形象：
其一是生动的细节描写。如对“天宝末年时世妆”的描写，形象地表明上阳宫女幽闭深宫、隔绝人世之久。用衣着落后半个世纪这一外在的表现，说明一个女人如花岁月，似水年华被毫无意义地践踏了，她一生都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艺术表现的容量是相当大的，足以诱发读者的想象力。
其二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如“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两句，包孕着一个从原先的喜闻、羡妒到今日的厌听、不妒的心理演变过程；它们与“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等诗句，均反映了上阳宫女对生活、爱情已失去信心的麻木心态，是她愁苦绝望心理的细致刻画。
其三是环境氛围的烘托。从“宿空房”至“东西四五百回圆”这一精彩片断，通过渲染上阳宫环境的死寂、凄凉，衬托出生活在这座人间地狱中的上阳宫女的孤苦。
从全诗来看，作者在写宫女的幽闭生活时，叙事、抒情、写景三者结合，诗句间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 这首诗的语言具有质朴平易、“意深词浅，思苦言甘”（《》）、“用常得奇”（《》）的特点，充分发扬了乐府民歌语言的优良传统。全诗以七字句为主，又时或掺杂三字句等，长短相间、错落有致。而“”手法的运用，及音韵转换之灵活，则使诗读来琅琅上口，有一气流转之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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