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老头儿汪曾祺作者: 汪朗汪明汪朝图书分类: 传记资源格式: PDF版本: 扫描版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书号: 2发行时间: 2012年1月地区: 大陆语言: 简体中文简介:
内容介绍：本书是一部人物纪实类读物，汪曾祺是个作家，在儿女们眼中他是一位好父亲：爱家，爱孩子，爱写作，爱画画，爱做饭，性格平和，处事低调，同时也有缺点：爱抽烟，有酒瘾，本书表现出来一个本真可爱的汪曾祺形象，本书可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内容截图：
引子 我们管爸爸叫“老头儿”岁月留痕往事杂忆我们的爸后记一 “名门之后”个中味——汪卉后记二 感怀——齐方好老头儿汪曾祺――小议汪曾祺的散文_中国作家网
好老头儿汪曾祺――小议汪曾祺的散文
作者：付艳霞
　　汪曾祺（192O～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汪曾祺的创作非常丰富，至今已出版的书有28种，其中小说集7种，散文、小品、随笔集13种，小说散文合集4种，文论集1种。另外还有五卷本《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和八卷本的《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还有他的《陈小手》，写一个土匪的老婆生孩子，他接来一个男医生为他老婆接生，母子平安，然而陈小手抬枪把医生毙掉了，最后一句话是“陈小手觉得很委屈”。委屈两个字居然道出了一个土匪心中万般的柔情，把这样一个词加在一个恩将仇报的角色身上，小说一下子产生了更加深广的内涵和余韵。虽然他的小说数量相对较少，但几乎篇篇都很著名，评论界对他小说的研究也非常多，对于他开创的小说文体，对于他特殊的具有田园情趣的士大夫风度在小说中的体现也多有涉及。但目前对他的散文研究还很不充分，还有待深化和加强。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探讨一下他的散文。
一、　　随笔大师
　　汪曾祺的散文共410篇，大多数都写得随意感性又兴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随笔。（“随笔”一词来源于英国Essay,厨川百村的《走出象牙之塔》鲁迅先生翻译为：“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到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滑稽，也有感愤。”）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随随便便、任心闲话、兴之所至的的闲话。他自己曾说，散文是一个大类，也说自己实在无法区分散文和随笔，于是将自己作品中稍长的称为散文，短的称为随笔。――《汪曾祺散文随笔集》自序
　　（这里涉及到的就是有关“散文”这个文类的范畴的问题，历来对于散文这个文类的划分都有两种说法，一是“大散文”概念，以陕西作家贾平凹为代表，认为凡是在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文体都可以称为散文；一是狭义的散文概念，尤其是“艺术散文”的概念，力图净化文体，其倡导者是北师大的刘锡庆教授。但在很多写作者看来，“散文”的确也很难区分，再加上最近出现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女性散文”、“小女人散文”、“心情散文”等等概念，散文的概念更加难以确定）。
　　汪曾祺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个人经历、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街头巷议、人生世相、文坛曲艺等等无不可以入文。《文集自序》“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自称这是自己作品的广告，但假装写广告词的是别人。其实这是十分中肯的对自己的概括。
　　我们探讨汪曾祺的散文，则想采用这样的视角，即从他的散文中体现出来的他的人格魅力的角度探讨，一是因为汪曾祺本人非常赞赏文如其人的说法，另外就是他的散文的确体现了他的真性情，体现了他人格的各个侧面。
　　二、汪曾祺散文中的才子风度
　　有评论认为汪曾祺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这和他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有关系：汪曾祺（），元宵节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三岁丧母，祖父和父亲对他影响非常大：他的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略高于秀才的功名，必须八股文写得好。有许多田产，开两家药店和一家布店，但生活十分俭省，一个咸鸭蛋喝两顿酒。爱买古董字画，是个眼科大夫，看病从来不收钱，爱品茶，爱喝酒，酒后大声背诵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道臣是酒中仙。他的祖父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和诗人气质的，因为所处的环境，个性不可能得到发展。他的思想很有意思：“幼读孔孟诗书，思想基础当然是儒家的，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子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花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桌子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分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我的祖父祖母》）祖父这种复杂的思想对汪曾祺有很大的影响，他给人的印象一方面是飘逸潇洒恬淡，但一方面有似乎饱含爱憎，只是不十分外露，他曾说：“我对现实生活感情是相当浮躁的”。而且汪曾祺自称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者”也和祖父的浪漫气质相和。
　　他的父亲非常聪明，性情随和，多才多艺，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和练过武术，作画非常有功力，远近闻名，诗名不大，但会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胡琴、唢呐等全会。手很巧，作冥衣，作风筝，养鸟，养蟋蟀。“我的审美意识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自报家门》）正是因为有这种家庭文化的修养，汪曾祺也是书法、绘画等无不擅长，而且凭着很好的韵律和音乐感觉，他写了好多京剧的剧本，《沙家浜》、《范进中举》、《杜鹃山》等，还写了一些小诗，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放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书画自娱》）
　　而且有熟悉汪曾祺的人描绘汪曾祺的风度，他“左手插兜，右手挥毫泼墨；画累了饮酒，饮够了作画；在女记者的簇拥下，笑谈诗书，调弄丹青，讲笑话；在聚会时自告奋勇高歌。”
　　其实士大夫和才子是有所不同的，士大夫往往是取得了功名并在朝为官的有才能的人，而才子则是与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和放浪不羁联系在一起，才子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微末之家的公子，一是士大夫家庭的叛徒。汪曾祺的才子风度则来源于士大夫家庭的没落乃至消亡，不过汪曾祺自己有一套有关才子的说法，他在《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当代才子书系》汪曾祺卷序言里这样说：“才子往往与风流相连，多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喜欢女人亦为女人所喜欢，才子与佳人是“天生的好一对儿”，“才子佳人信有之”唐伯虎可称才子之首。”“书中编选了文学作品和字画而且作者并无官职，所以称才子亦无不可。”才子对官职功名是弃如敝屣的，这与汪曾祺一生有意识的远离政治不谋而合，虽然他其实无法脱离过政治。
　　三、随缘任运的智者
　　其实“随缘任运”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代表的有《随遇而安》、《猴年说命》、《平心静气》、《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创作生涯》、《自报家门》、《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老年的爱憎》等
　　经历的复杂：粗暴事件：西南联大时秀才遇见兵、1944年美军招翻译逃走、《悔不当初》中说自己英语学习上的失误。1946年在上海失业打算自杀受恩师沈从文的教诲、1958年右派、审查、1962年回京没有单位接纳，后来进了北京京剧团。“文革”之中和之后的荒诞经历“老右派，新表演――‘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搞样板戏――文革后不得平反”
　　汪曾祺不由自主的和政治打交道的经历十分荒诞而富有戏剧性。《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施叔青对谈录中他说“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然而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这是对过去苦难的一种淡泊的心境，接着文章中既无凄楚之词，亦无愤懑之声，倒是写了在下放劳动过程中接触到的民情乐趣。他说“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每一个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清醒。（文集第五卷140页）张爱玲曾经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且也有这样一句名言：“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温厚。”
　　汪曾祺或许就是达到了这种淡泊的温厚，当然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象征，顾诚曾说：“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小说《皮凤三楦房子》中写修鞋的高大头适合写汪曾祺：“他那从眼镜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锋利的。”汪曾祺就是在用这种含而不露的智慧眼光观察着，思考着，但又沉默着。他在《老年的爱憎》中讲到“通达”，认为这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的状态。而且他也区分了通达和冷漠、悠闲，他说“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决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事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老干部。”林斤澜在全集出版前言中就说：“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的时候。”但林斤澜又说：“淡与不淡都是实情。”这可能是说汪曾祺的作品给人的阅读感受的确是“淡”的，但同时汪曾祺的血脉又是“不淡”的，汪曾祺的淡泊和通达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个蔼然仁者的风范。正如他形容自己的恩师沈从文的话：“淡泊不是人的品德，而是一种境界”。
　　汪曾祺的淡泊还表现在他经历创作道路多舛之后的心境。他的创作经历过两次“中断”，四十年代他就曾发表作品，解放前还出了集子，但解放后被派去当编辑，六十年代初被摘去右派帽子之后又有作品问世，但文革的到来使汪曾祺的创作又被迫中断，文革中被控制使用时，写了好多样板戏，1979年以后才又恢复自己主动而真诚的创作。林斤澜在文集出版前言中隐约对汪曾祺研究表示了一点不满，那就是有些研究者仅仅注意到了汪曾祺的“中断”和其他作家因为政治原因的“中断”，但却没有深入研究下去，叹息“炒做者多多，研究者寥寥。”而且作为老友，林斤澜对有关汪曾祺“心平气和”的研究也不甚满意，他说“作家的心平气和是难得的气质，但研究家却要面对绝不平和的现实，”他引用了一句哲人的话：“一个也不宽恕”。当然这里有义愤之词，用“一个也不宽恕”的立场去研究文学和文学现象无疑是不可取的，这会引导文学走向另一个极端，但林斤澜的提醒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其实这种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最起码要汲取一些东西，包括历史的、政治的、和知识分子自身的。摩罗在《末世的温馨》这篇文章中就表示：“我再也不希望从他的作品中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而把他本身读成一个悲剧。”
　　汪曾祺的随缘任运还表现在他热衷于回忆童年的生活：童年是一个长长的节日，金色童年是所有不幸的成年人的天堂。而且他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在回忆自己童年的天真无邪的生活时永远清澈纯美：他的小说作品。《旧病杂忆》（文集五卷291页）反映了整个人的生活态度，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虚无、不绝望。
　　还有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他作品中的“水”性，水的无形性和流动性，仿佛证明了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那就是随处可去，汪曾祺的家乡高邮常常闹水灾，而且船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于是“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着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的流着。”其实这不仅影响了汪曾祺的小说，也影响着他的散文的风格，不然他就不可能在随笔方面尤其有成就了。
　　四、温柔敦厚的仁者
　　&&&&《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就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思想：“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上，（王小波《我看国学》中写孔子经常一本正经的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说这个弟子能干什么，那个弟子能干什么，象老太太数落她的孙子，很亲切。孟子心里有一股邪火，但汪曾祺喜欢他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这样解释自己的人道主义，即“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努力去感觉周围生活的生意盎然，怀着碧绿透明的幽默感”比如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全集的五卷60页）和《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讲自己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讲的老泪纵横。“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的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他写的家常小吃。其次就是他自己说的儒家曾子似的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
　　汪曾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晚饭花集自序》）我觉这也和他接受儒家温柔敦厚的风度有关，他的小说《陈小手》、《大淖记事》等，轻声叹息――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散文方面则表现在《泰山片石》（全集五192页）、《翠湖心影》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崇高、伟大的近似偏激的情绪。“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汪曾祺坦言“我的感情无非三种：忧伤、欢乐和嘲讽”这与他追求的和谐也是十分合拍的。三种感情都很温和。
　　对后辈文学青年的扶掖：铁凝、阿成等
　　最喜欢的诗句是“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表明了他的民间立场。
　　五、思乡怀旧的孝子（鲁迅：思乡的蛊惑）
　　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许多民俗文化背景，比如《受戒》里的庙，《大淖记事》里的大淖等，这些环境和人文民俗都构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于他的散文中就更多了，他写了故乡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乡的乡亲，故乡的庙宇，故乡的河湖，故乡的元宵节等节日风俗，故乡的特产，故乡的野菜等等，而且他也写了好多自己去过的地方的风俗，比如昆明，比如张家口，甚至美国，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称自己是“通俗抒情诗人”，他写的清风白水、竹篱茅舍无不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他曾表示：“我永远都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这种对“小”，对微末的追求，表达着汪曾祺的民间立场。
　　其实仔细思考汪曾祺可以发现，依据他的出身和他所受的教育，他的作品应当是十分“文雅”“清雅”的，但每每却能发现他十分贴近一般贫民百姓的生活，而且并没有给人作者创作姿态上的矫情和有意为之的“隔”，我想如果仅仅是前一种，恐怕汪曾祺没有那么可爱，如果仅仅是后一种，汪曾祺没有那么大的人缘，换句话说，正是汪曾祺找到了士大夫情调和民间意识的平衡，他才是现在的汪曾祺，是一个可爱又有人缘的作家，他也赢得了
　　“高层次读者中的通俗作家”的美誉，这恐怕也是汪曾祺在评论界很少争议的原因之一。
　　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汪曾祺散文中无数次以“吃”为题材，这里也反映了汪曾祺的生活态度和文化立场，他写的吃很有意思，都是写家常小吃，有豆腐、咸菜、萝卜等（一脚踢――江青“小萝卜去皮，真是杀风景”）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生活态度。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人本文化内涵是只知道生命是好的，但不知道把生命的质量和生活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我想汪曾祺吸引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时刻在追求着一种快乐、幸福的生存状态。而且文人谈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而且给我印象总是性情比较温和的文人爱谈吃。孔子说：“食色性也”可能“色”受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而不能大谈特谈，于是只有谈吃。这在汪曾祺也能解释的通，一方面反映他的民间立场“民以食为天”，另一方面反映他的士大夫情调。
　　怀念恩师沈从文、闻一多，怀念亲人、旧友。
　　六、返朴归真、情趣盎然的老顽童
　　《平心静气》中说“唯痛苦才能产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使对方平心静气。”
　　《下大雨》（全集第六卷433页）《录音压鸟》（全集第五卷223页）《林斤澜，哈哈哈……》（全集第六卷280页）《唐立厂先生》（全集第六卷296页）
　　写作――螃蟹――臭豆腐――汤圆――空前绝后鞋――知了――豆腐
　　汪曾祺的笑：“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的笑，那模样象京剧西游记中美猴王捉弄猪八戒得逞之后在一边洋洋得意，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文如其人
　　一、散文题材广泛、内容多样
　　二、散文格式自由，多“叙谈体”，闲谈中有机趣。
　　三、情感含蓄平稳，天趣盎然。
　　四、语言干净，和谐流畅，“他驾驭语言的能力说炉火纯青并不过分。他拯救了中国文人的文学传统，又汲取了民间文化的自由活力，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实在是当代的散文大师。”季红真
　　在这样驳杂纷繁的创作中汪曾祺形成了自己的散文观，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基于他的散文观，他的创作才呈现这样的风貌。汪曾祺的散文观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篇文章中：《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文集自序》、《塔上随笔》自序、《谈散文》、《当代散文大系》总序、《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自序、《晚翠文谈》自序、《书画自娱》、《散文应是精品》、《汪曾祺小品》自序、《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蒲桥集》自序、《草花集》自序、《我是一个中国人》等。
　　散文观：
　　（一）．文体意识：散文是一大类，凡是非小说的，用散文形式写的文章，都可以说是散文。随笔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夹叙夹议”，随笔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写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散文，随笔，小品分不清楚）
　　（二）．文如其人。散文作家甚至包括任何一个作家，从事艺术创作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气质：耐得住寂寞，少浮躁之气，淡泊功名利禄，能安静清醒的思考。而且散文作家应当捕捉平常生活中的“最美的风度”，经过沉淀加工后，将积极健康、充满爱和美的生活用普通朴实的语言搬到纸上。作家应当有儿童般明净的世界观，有幽默的生活情趣，有向善向美的生活态度，还要锤炼自然流畅的语言和叙事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作家要形成适合自己个性气质的风格，并一贯坚持
　　（三）．强调散文的功用，散文必须具备文化气息、健康气息，有思想，有知识性。他认为散文在九十年代走俏的原因“一是因为生活颠簸，心情浮躁，人们需要一点安静，一点有较高文化味道的休息，二是因为在粗俗文化的扰攘之中，想寻找一些精美的艺术享受。”因此散文应当为读者提供这种文化休息和语言文化的精美享受。这样汪曾祺认为“散文的大忌是作态”，可以随便，但并非任何东西都可入文，“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写散文应当有精品意识。
　　（四）．散文表情达意应含蓄蕴藉，“散文表达感情应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不好意思”汪曾祺很少写作抒情散文，他认为散文甚至所有的文体，都不应当以很愤激外露的感情取胜，而应当追求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五）．散文语言应当是干净的，流动的，具有流畅美，“语言的美，不在于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于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句与句要互相映带，互相顾盼。”“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象树一样，长在一起，枝干之间，汁液转动，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而且语言最好是俗雅兼备，“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一点评价：总体上看来汪曾祺的散文观与传统的散文观很相似，他没有很明确的散文文体意识，也就是不热衷于划分散文的概念范围；而且他十分强调散文的“用”，强调有感而发，为事而作，讲求见解，看重风骨，注重文采（语言的运用）等。而且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受归有光的影响非常深：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桐城派的文气贯通也对他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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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是被当代中国文坛公认的一代文学大师（资料图片）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老头儿汪曾祺》封面
5月16日是当代中国文坛大师汪曾祺逝世10周年的日子。10年之后，猛一回过头，我们发现在当代文学的灿烂星空中，他的风格如此奇异，散发着幽蓝而绚丽的星光，他的作品简约平白却又优美含蓄，令人玩味无穷。10年时间在浩淼的宇宙只不过一瞬，就人而言，10年却可以淡忘很多人和事。
其实，许多记忆虽已尘封，却不会逝去。汪曾祺先生一去10年，但他的创作没有走，他的词，他的曲，他的机智和灵巧，还在这儿，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
曹乃谦：汪老关怀有如父爱
当年曹乃谦毫无名气，其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无人问津。可曹乃谦却是汪曾祺先生生前最为推崇的作家之一。在汪先生的推荐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到其作品后亲自翻译、写序出版。马认为：“曹乃谦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者之一！”
本报记者联系曹乃谦先生时，曹先生正重病在院而无法着笔为汪先生写回忆文章。曹先生一直认为汪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与汪老有“父子之情”。汪老离去已10年，曹最大的遗憾是汪老去世时母亲犯病，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一想起汪老在我创作历程中的关怀和帮助，常常感动得泪湿纸巾”。
汪老力荐破例加入作协
广州日报：您和汪老是怎么相识的？
曹乃谦：这又得说到我打赌写小说的事儿了。赌了两篇，我都发表在了大同的《云冈》上，朋友说《云冈》我一定是有熟人，他让我往北京上海来一篇才算本事。我说来就来。于是我就又动手写第三篇。小说写好了，打听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办的创作班就要来大同开笔会。真也是巧。更巧的是，他们也请了汪老。于是汪老就见到了我的这个稿子。
汪老看了这部小说后，问我以前发表过没有，我就把发在《云冈》上的那两篇都给了他。第二天他给了我一本《晚翠文谈》，是他谈创作的书。
1991年他就介绍我入了中国作协，当时我统共才发了有十来个短篇，属于破例。他说不在多少，有的人虽然是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可那就像大野地响了几个小鞭炮。你的一个短篇就赛过有的人的一本书。他对我的鼓励、扶持、培植让我感激不尽。后来我们又发现我俩都是正月十五的生日。这真是缘分哪。
在汪老跟前，我总能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关爱
广州日报：您和他交往过程的故事中，哪一件事最让你难忘？
曹乃谦：我老是借出差的机会去看望他老人家。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刚理了个光头没几天，头上的汗不打一处往下爬。一进他家门，他给我从冰箱里拿出瓶啤酒，“嘭”地启开。他取杯的当中，我举起瓶就吹喇叭。他说：“呛着！呛着！”说着拉过瓶把酒给我倒在杯里。后又出了他的那间小屋，一会返进来，递给我一块凉凉的湿毛巾。十四年前我的爸爸就去世了，在汪老跟前，我总能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关爱。
广州日报：能说说汪老给您赠画的过程吗？
曹乃谦：我去了他家他总要留我吃饭，这幅画儿是饭前画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说：“今儿有点稀罕的吃的。”是台湾腊肠。他喝的是白酒，我喝的啤酒。饭后在画儿上题的字。“槐花小院静无人”，那意境，我把我的书房就称作“槐花书屋”。
广州日报：文坛都认为你和汪老、沈从文的风格相似，你认为汪老哪部作品对您影响最大？
曹乃谦：汪老的作品我都喜欢看。他的《看水》、《大淖记事》、《七星茶坊》、《求雨》、《尾巴》，当然还有《受戒》。小说化的散文，散文化的小说。我的有些作品也是这样，这一点准是受了他的影响。
广州日报：在汪老逝世10周年之际，您想说些什么？
曹乃谦：汪老去世后那些日子我的母亲病得厉害。我没去跟汪老的遗体告别，这是我无法挽回的和永久的遗憾，常常想起就泪流满面。
何立伟：他点燃了另一盏灯
我家书房里只挂了一幅斗方，是汪曾祺先生的芍药图，墨色不浓，花色亦淡，题识是“七月七日夜曾祺赠立伟”，画于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去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那一回，也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汪先生的画，如同汪先生的人，清淡，不浓烈，但内蕴极深，格调上有高士气，于爽性之中暗藏了一种倔。也是那一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是汪先生作的序。汪先生在序里还夸赞我的作品像唐人绝句，聊天时他亦聊起唐人绝句的好，让我觉得高兴，亦觉得不安。汪先生对年轻作家寄予厚望，让人感到他的善良同慈爱。他谈起阿城，谈起贾平凹，谈起那一时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代作家，觉得年轻人起点高，来势猛，前途不可限量。其实他谈起的好些人，包括我，都受过他的美学趣味的影响，但他不倚老卖老，“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年轻人跟前表现出辽阔的谦逊同襟怀。
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
聊得兴起时，汪先生铺纸展墨，为我画了这幅斗方。三下两下，逸笔草草，而画风瘦劲高古。我家里来过几拨画家，我给他们看汪先生的芍药，他们说，这不是一般的手笔，大器得很！
但汪先生的好我以为不在他的画，而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才真是有韵味，比他的乃师沈从文公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但同样的，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汪先生的文字魅力，于当时，于现在，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常人可追他的白，却追不及他的贵气。
他的文字的贵气源自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故汪先生写小说，写散文小品，文字虽白得不能再白，却字里行间释放得有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仿佛是“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好东西藏在底里。凡汪先生的小说文章，我见之必读，读之必爱不释手。我喜欢他文章里有而别人文章里无的那样一种调子，那样一种气场，及那样一种温度。
汪先生的《受戒》、《异秉》，出现在以模仿海明威、福克纳诸西方大师为时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其实应当算作当年的文学事件。它让人意识到小说的作法，除了西洋的可以好，中国的同样可以好，且可以好得特别。当其时，有许多青年作家受汪先生小说的启发，从本土文化传统资源里寻找新的路径，以期达到当时人们意识到的文学高度。汪先生当时的文风，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那新风其实不新，但久违熟悉的笛音出现在一片铜管嘈声中时，它便是新。小说还可以这样来写，这是当时许多文学青年读了汪先生小说时的第一反应。
汪先生的文学，是真正的高品，然即使是当时，亦很边缘，欣赏者有，盖不多也
但汪先生的小说自成风格，学是学不来的。你没有他的阅历，没有他的学养，没有他盎然诗意的性情，你如何来学？汪先生给当时盲从西方现代派的文学青年点燃了另一盏灯，照亮了另一条路。这便是汪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时的意义。
汪先生的文学，是真正的高品，然即使是当时，亦很边缘，欣赏者有，盖不多也。我有时揣想，汪先生若果活到如今，他的作品会有几个人来读呢？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黄钟喑哑，瓦缶雷鸣，现实便是如此无情，亦是如此可笑。然星光即使遥远，也总是有人抬起望眼。汪先生不热闹，但也决不寂寞。生前生后皆如此，因他是活在了时间中。
汪先生1986年来湘，我到宾馆去看他。可能是贪了杯，他红光满面，说话极多，然憨态如儿童。他真的是个老小孩。谈起湖南的吃食，谈起湘西的山水，继而又谈起各地的吃食同山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又识见极不凡。听汪先生聊天是一种大享受。
过了几年，北京城里开青年作代会，我带了叶兆言等一干人去看汪先生。他还是住在蒲黄榆，很小的居室。拿现在的话来讲，去看汪先生的皆是他的“粉丝”。汪先生那时刚好出了本散文集，兆言拍拍我，轻声怂恿道：跟汪先生讨书呵。那一回汪先生极高兴，谈笑风生，还聊起了兆言的父亲同祖父。后来汪先生文章里还写了：何立伟领一帮青年作家来，如何如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见过两回汪先生，都是在北京。头发花了许多，老了，但精神仍是好，笑，而且喝酒。有回就是在席宴上见到的，众人皆散了席，他还同两个人边喝酒边聊天。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拉住我，说坐坐坐，来一杯？我不擅饮，我记得我没有喝，但是坐了下来，就是陪一陪汪先生。
我不知道我没有机会再陪他坐了。
1997年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有天我在的士上，广播里说，汪先生去世了。我当时心里一紧，泪水涌出来。我想起汪先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老师沈从文公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他说他参加沈先生的遗体告别式，看着沈先生，面色如新，他说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这也正是我听到噩耗传来时的情状。
我极冲动，想去汪先生家，但我终于没有去。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我会在心底纪念他。仪式不重要，记住这个人，才是重要。
有些人你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当忘记。
孙郁：他总在有滋味地打量生活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研究汪曾祺作品的著名专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谈起汪老，他告诉记者，汪文革期间参与改编现代京剧《沙家浜》，开始名震中外。但在文坛上，他真正被人们广泛关注起来还是在60岁以后。所谓大器晚成，正是对他成就的最好形容。中年之前默默无闻，老来声名显著，这在文学史上，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
孙郁认为，要了解汪老的作品，一定不要忘了他的老师沈从文。汪氏在许多地方继承了沈从文的特点。恬淡、宁静、超拔……孙郁回忆说，和汪曾祺先生交往和谈话是很愉快的，他在许多地方像沈从文一样充满灵性、爱意。读他的文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汪老在精神深处，带有沈从文的与世无争的特点，他喜欢花鸟草虫，喜欢幽雅散淡的境界。上世纪50年代，他被打成右派，并没有哭哭泣泣，到乡下也自然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不投机，不激进，而是率性由之，淡然处之，这是此类知识分子的特点。
在气魄上，沈从文、汪曾祺自然不及茅盾他们，但从文字功底和性情的真美上讲，左翼文人中能及沈、汪二人的为数就不多了。左翼文人忽略的东西，汪和沈都注意到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次读汪的作品时，孙郁曾惊异地感叹道：原来作品也可以这样写！这种感觉是许多青年人都会有的。汪曾祺的作品会把读者的审美习趣从西方的文化精神拉回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的凝视中。他似乎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一切都显得平平常常，仿佛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自然地讲述着属于过去的那个淡淡的梦。在他那里，文学创作的神秘性消失了，艺术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没有雕饰的世界！
汪曾祺老老实实地写着作品，他的情趣高雅超脱，每每令人想起周作人来。他的性格沉稳，对生活似乎从不悲观。也许是对人世间悟得太深的缘故，他的审美视角一般都落在对生活的有滋味的打量上。读汪的作品，总觉得看到了旧文人的影子，但又有一种现代人的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与当代许多浅薄的、感情单调而自命不凡的文人相比，汪曾祺的世界是如此迷人。
孙郁先生告诉记者，他在读古代笔记小说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代的汪曾祺，汪其实就是当代文坛的一个怪杰。他似乎就生活在古代笔记小说的语境中。那些短句和富有传神色彩的词汇，加之中国画的写意笔法，大概都强化了他的思维，汪氏的随笔、游记、“桥边小说”、记旧之作等，其韵味几乎都是从古代小说那里演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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