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留学生分析近代中国结局之演变
从19世纪70年代末（满清同治年间）开始，有三拨留学潮，对中国近代史最有影响。分别是：
一是清末留美欧学生
二是清末留日学生
三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一看清末留美欧学生。
清末留学生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 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甲午战争前后，共25年时间，以留美和留欧为主。
第二阶段是从戊戌变法到1908年前后，共10年时间，以官费和自费留日为主流。
第三阶段是从1909年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主要以留美为主流。
容闳，耶教徒，满清国首个留学生。1870年(同治九年)向满清当局建议选派学童去美留学。
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总计120名学额，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首批留学美国者，基本是广东等南方省份之汉人，年龄从9岁到16岁。
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从1877年到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共八十五名。这些留学生的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留学美欧学生，前期全部是汉人。留學好事為何滿清八旗子弟不去呢，原因是外國是那萬裡之遙的蠻夷之地，視留學為“發配與生離死別”之苦差事也。
汉人留学回国后待遇是：赐同进士出身，中等以上赏给各科举人，但还是给满人当奴才。
满人不需要学习就可以享受贵族待遇，是以无留洋苦学之动力也。
满清官派留学生的目的一是借用欧美科技，进一步巩固满清异族政权。二是监控自费生，继续防汉制汉也。
美欧接受清国留学生的目的是传播耶教，将GOD的雨露滋润那文明未及之国度（清国殖民时代已被洋人视为野蛮之国）。
在120名幼童中，3人死于美国，一个成为总理（北洋），3个成为政客，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于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
无一人成为革命党，这些人皆成为传播耶教西方文明之主力。
庚子赔款的三批留美学生都基本成为耶教徒，成为最早的老洋奴。学会了技术，却放弃了汉人的原则与信仰。
老洋奴的问题是心中无中国（汉心及道统），而不是学习西方。汉人皈依夷神教，使信仰者对民族之忠诚荡然无存。
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满清政权也发现获利小于美欧，于是提前召回官派留学生。
对汉人有一样经验要总结，即是高官厚禄收买，以及皈依夷神教可以忘记民族。此为败象之源头，若将来汉民族继续失败，也将败在此处也。
二看清末留学日本。
1894年甲午战败后，日，满清国皇室监察官杨深秀力劝清政府选拔合格学生去日本留学。同年汉官张之洞在发表的《劝学篇》主张借用日本明治维新之法，巩固与强大异族满清国，成为满清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同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杨深秀与主张以君主立宪之法保满清国的康梁等共六位表错情的汉人，被不识货的老年妇女慈禧喀嚓掉。张之洞的主张遂成为主流。
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出国留学﹐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满清奴才之学坏事却怪到科举制）﹐到1906年年底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留学的国度以日本最多。留日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自费生占很大的比例。法政﹑军事尤为留日学习的热门。
同盟会成员有近千名留日学生。辛亥时期各省都督多为留日学生，民国时期的军界上层人物也多为留日学生，辛亥七十二烈士也多是留学生。
黄兴，鉴湖女侠秋瑾，作《猛回头》的陈天华，武昌起义实际发动人“三武”之中，孙武、张振武都有留学日本经历。
后期满清政权发现留日生都成了革命党，于是叫停留学，但为时已晚。
清国留学日本和日本人留学西洋相比较，留学日本的清国人，回国后就灭掉了“大清国”，而日本人留学西洋，回国后复兴了日本。
岩仓代表团，是明治新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于1871年离日赴美国和欧洲。在46人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两个人是政府领袖级人物：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有一人成为政治领袖即伊藤博文。更山县有朋、夏本武扬、陆奥宗光这样的出色人物。　
在学洋人过程中，虽有基督教皈依者如森有礼，离谱建议放弃日语改为英语，并支持大规模的西化。但大多数人并未接受彻底西化的意见，相反，他们从没放弃对于西方的敌意和警惕。
原因何在？一来，日本为单一民族，非他人之殖民国也。日本有健全的王士民社会结构，整个国家始终能保持平衡态势。虽有个别人发疯，也无碍国家走正路也。
满清国非汉人之国，是囚牢汉人之国也。满清殖民时期只有异族之酋長，却无汉民族之头人，也没有为汉民族利益打拼之士人。上下皆怀异心，其乱有自。
二来，日本在学习外国文化上长达千年历史，借鉴外国事物时能够坚持自己原则也。
明治政府的目标，即通过采用西方的方式和体系来抵抗来自西方的军事和精神上的侵略。
彼等竟然完全不似今日伪中华洋奴嘴上常说的：‘你要传统，就不要电脑，电灯好了’之直线对立思维也。坚守原则的日本人，岂有学洋不成功之理？
反观张之洞所倡之“中学”,实是指“大清国”之学。留日学生至日本后，寻找到失野之礼，汉心回来也（留美无此效果）。汉官张之洞以世享异族“皇恩”之私，发起势图继续维持异族之政权为出发点的“洋务运动”，焉得不失败乎？
到1911年后继续拿庚款留学的胡适等人，把那满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变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非但废掉了满清，也一块把汉文明废掉也。是问科技究竟为何人服务？汉家无王，以至整个文明发展失去平衡感。
教材里不讲的话，即是满清学洋之失败全因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即是异族非法统治中国，而造成的汉人人心之不服的问题。
只有同族同样价值观才会同心，异族统治永远是复兴之絆腳石也。
三看，留法勤工俭学
发起人是吳稚暉與李石曾。
吳稚暉贫民尔，持“素貧賤行乎貧賤”之信条。李石曾，清末以大學士李鴻藻的小公子，隨着駐法公使去到巴黎，稱為「使館學生」；早受到巴枯寧與蒲魯東的思想感染，後來又拜克魯泡特金，
主张人种混合达致世界大同。
留法學生二千多，其中有一批湖南及四川籍之学生，因饥饿而成為憤青，為苏俄共产國際乘便誘惑洗脑，为GCD造就了一大批早期的幹部。
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聶榮臻、陳毅、李立三、徐特立、何長工、蔡暢等人、蔡和森、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李合林、劉伯堅、孫倬章、謝澤沅、王若飛、向警予等人，以及已被排斥的李維漢、張申府、劉清揚等人，名人不下五十餘人。
他们回国后，办《新青年》鼓吹共产，先造北洋的反，以消除苏俄担心中国求索被占领土之忧。客观而论，北洋是脱离满清之汉人，未忘追回满清国之失土，是苏俄最大现实威胁也。依历史经验，若将来不幸有政权交替，也同样须提防俄毛也。
接着扮演苏俄两边下注（国与共）的其中一方，无论何方胜出，皆符合苏俄双头鹰之策略也。
对汉人之经验，吃不饱饭就要造反，此其一。其二，于同族之内搞阶级论，因失去民族大义，只会是自相残杀。从中获益的，永远是异族。
综合以上，看华夏历史，无汉人主权，则汉人不能自立也。若此，民族虽大，也是那待宰杀之肥羊也。民族不唯大小，唯实力尔。
汉人做为主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要彻底地，坚决地，勇敢地向“防汉制汉”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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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时期留美与留欧教育之异看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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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留美与留欧教育同为洋务运动时期留学教育的主体，二者结局不一。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从二者人才培养目标、留学生生源特点、教育契机的推动人及管理方式四方面的不同之处来探析二者不同结局的缘由。 　　关键词：洋务时期；留美与留欧教育；差异；结局 　　 　　洋务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开始。这一时期，洋务派先后遣送200余名学生赴美欧留学。然而，两次官派留学的结局不尽相同。留美肄业中途夭折，回国后处处遭到冷遇；而留欧学生则学成回国，直接受到清政府的重用，绝大部分学生在各行业任要职。同为洋务时期留学教育的主体，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显然，这与二者存在的差异密切相关。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不一 　　1870年，丁日昌屡次与曾国藩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1]由此可以看出，留美教育未明确所习科目，在目标上具有不确定性，是一种储蓄人才观，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是清政府在当时相对平稳的国内外局势下做出的举措。 　　留欧教育则不同，它一开始就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是一种适时人才观。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上书清政府，主张从福州船政学堂前、后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分别派赴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深究其造船、驶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 [2]。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计划，“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 [3]。这种适时的人才观是不断加剧的海疆危机的必然选择。 　　在“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指导下，目标明确的适时人才观效率高、见效快，而目标相对不确定的储蓄人才观使留美教育的发展走入了一些误区，如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在留学年龄及留学时间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就影响着各自不同的结局。 　　赴美幼童在年龄上处于十至十六岁之间，思想上尚未成熟，独立意识不强，中文、外语底子薄弱，加上留学时间过长，极易受外来思想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幼童开始剪发辫、着西服、入基督教等等。留学监督吴子登借此攻击幼童“读书少而游戏时多”，若久美居国，则“必致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至此，幼童撤回事件提上议程。 　　较之于留美幼童，赴欧学生大多都是船政学堂学生，年龄在20岁左右，他们至少受过五年以上的专业和外语训练，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且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不易受外来文化的侵蚀，符合“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在学制上，“除制造行业为六年，其余的专业均为三年” [4]，时间长短相宜，受顽固派的攻击相对较少。为此，留欧教育计划稳定性相对较强。 　　此外，明确培养目标的提出利于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形式。如留法学制造的艺童三学年内必须完成的课程包括画影勾股、水力重学、汽学、轮机制造学、法国语言文字学、材料配方学等等。学习内容的明确规定使留欧教育费时较少，而收获较大，能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留美幼童则需要接受一定基础教育再择目标，对于中文基础弱的幼童们来说，“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中西文化相撞，幼童多“抛荒中学”，喜西学，其“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这成为幼童撤回事件的关键因素。 　　二、留学生生源特点的差别 　　首先，从留学生的来源地来看，留美幼童以沿海地区的学生居多，96%来自文化经济相对开放和发达的沿海地区。其中广东籍84人，占70%，江苏籍21人，占17.5%，浙江籍28人，占6.7%，福建籍2人，占1.7%。但即使在风气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区，清政府招生也不顺利，容闳为凑足30人，不得不到香港，在英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里遴选一些华人幼童。在当时，对于外国，很多人认为那里“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眼，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 [5]，再加上赴美幼童在出国前，其父母必须同政府签订近乎生死状的“具结”，所以，很多家长是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冒险，也因此，幼童多系贫穷子弟或开明绅商家庭，如詹天佑父亲经商破产常受人接济，唐国安的父亲唐廷枢是洋务官僚。而留欧学生则大部分来自船政学堂，学生来源地虽也集中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但在东南各省范围上有所变化和扩充。留欧教育兴起之时，国人对外界的了解增多，不少人开始往欧洲各国游历、观光，介绍欧洲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如1875年，伍廷芳获英国大律师资格，深受世人注目。这说明，此时留学得到了社会的一些认同。因此，赴欧留学招生时，报考应试者十分踊跃。 　　其次从选拔考试方面来看，招考第一批幼童时，考试科目仅是汉文读写，学过英文者，也只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考试，尽管如此，报名人数仍极少。而选拔第一批留欧学生时，考试严格全面，应试者繁多，后限于经费，不得不压缩为30名。选拔上的留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高文化水平，大都掌握了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外语大致过关，具备中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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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史：洋务运动中的留欧学生
　　　在洋务运动中，留欧学生书写了壮烈而又充满希望的一笔。
　　与最初派遣留美幼童的动机一样，清朝官吏往欧洲派留学生也是出于办洋务企业的需要，只是更具体而明确地和创办海军联系在了一起。
　　北洋海军与选派留欧学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为加强海防的需要，清政府急切希望创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队伍，1861年，清政府因请英国人李泰国代购军舰失败，决定自己筹办海军。许多清朝官吏要求向欧洲派留学生，李鸿章明确指出，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也认为派青年往欧洲学习海军"必事半而功倍"。
　　1875年伍廷芳由香港往英国留学，在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不久即获英国大律师资格，深受英人注目。1875年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返回欧洲，为了使船厂技术骨干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印证旧学"、"增长心思"，选派魏瀚、陈北翱、陈季同等5人随日意格往英国、法国参观学习。这实际是派遣留欧生的先导。1876年，李鸿章派朱跃彩等7人赴德国学习技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派遣以失败而告终。鉴于此，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决定从各方面基础较好的福州船政学堂选拨优秀青年往欧洲留学。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于1866年，是我国第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左宗棠创设这个学堂的目的，一是培养海军人才；二是为福州船政局培养技术骨干。船政学堂分为前堂和后堂两个机构，前堂以制造为主，即制造学校；后堂以驾驶和管轮为主，即航海和轮机专业。无论前堂、后堂，都重视外语，聘有外国教师，所招学生或是有几年工龄的聪慧青年，或是经过严格考试的高材生。船政学堂开办五六年后，收效显著，但仍满足不了创办新式海军的人才需求。因此沈葆桢具体指出：第一，从前堂学生中选择成绩优秀者往法国学习造船，掌握外国的新技术；第二，从后堂学生中挑造品学兼优者赴英国学习监视和海军操练，精通"练后制胜之理"；第一批留学生回国后再派第二、第三批，这样时间短，收效快。他的这几项建议比较切实可行，经过筹集经费，没过多久，留欧学生就出国了。
　　选派留欧学生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一，人数少、分期派。1877年4月，沈葆桢通过多方考察，从福州船政学堂选取学习制造的学生14名，艺徒4名，学驾驶的学生12名，由监督李风苞和法国人日意格率领，启程往英国、法国。此后又隔4年，即1881年12月，李鸿章又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经过严格挑选，派10人赴法国、英国、德国留学，学习1、制造、火药、鱼雷、驾驶等。又过了5年，即1886年3月，李鸿章第二次从北洋水师学堂选取优秀生10名，从福州船政学堂选取驾驶生10名，制造生14名，赴英法两国留学，主要学习测绘、驾驶等专业。这样，北洋海军从60年代商议筹建到80年代末初步建成，共派出留欧学生88名，时间之长，间隔之大，人数之零散，都在当初留美幼童之上。其二，年龄大、基础厚。留欧生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能独立生活和学习，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尤其是留欧学生在出国之前已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大都掌握了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外语大致过关，航海、操作、制造的基本技能也都掌握，起码具备了中专水平。选送这样的学生去欧洲留学，既体现了有的放矢、针对性强的实用原则，又使学生能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其三，期限短、规定严。留欧学生期限不完全统一，大致两年、三年或四年，最长的六年。同时，对留学期间所进学校、所学课程达到的目标以及学习程序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清政府具体规定留欧洲生一般要选学完15门课程。但是留欧学生选课的一个总的原则仍定在军事科学方面，具体就是学习海军技术。对于实习也有较详细的规定，总之，学和用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例如留欧生郑清濂1877年先入法国削浦官学，学习制造船身轮机，后参观英、法、比国船厂，以及轮机厂和炼钢铁厂，曾赴某官厂学习验料炼造等法。学完之后，即在国外负责建造定远等舰，这说明，学以致用是留欧生的一大特点。
　　综合看来，留欧学生由于目的明确，基础扎实，年龄适中，规定严格，所以，回国以后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英勇作战，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南北洋海军造船工厂中成为了一批难得的技术骨干，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为祖国的振兴贡献力量。
　　在甲午海战中，留欧生冷静自若、勇敢作战，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经远管带林永升在海战开始后，将战旗高悬，拆去船舱木梯，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当他远远望见一日舰受伤倾斜，"鼓轮追之"，不料遭敌舰围攻，"船身碎裂"，壮烈殉国，是年42岁。镇远管带林泰曾性格坚毅、技术精练，海战一开始他就指挥该舰开足马力，频频发炮，向日舰进攻，敌炮打来，船舰起火，他命令一面救火，一面出击。后在躲避鱼雷攻击时，触暗礁，船底破裂，命在旦夕，他"忧愤填膺，服毒自尽"。刘步蟾在甲午海战中负责定远舰，他机智果断，镇定自若，指挥灵活，炮击日舰西京丸"中之"，轰击日本旗舰松岛号"几沉之"。提督丁汝昌受伤后，他自告奋勇，代为指挥，布阵巧妙，"时刻变幻，敌炮不能取胜"，在形势危急关头，他命令1官（一留欧生）瞄准松岛舰第四号炮位，频频发炮，敌舰受伤，倾斜了5度，官兵"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在威海卫战斗中，刘步蟾遭日军四面围困，生命难保，但他坚持斗争，拒不投降。最后服毒自杀。"船亡与亡，志节凛然"。
　　分配于北洋海军的留欧学生，技术精，热情高，成为海军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刘步蟾熟悉业务，敢于负责，被提升为北洋海军的右翼总兵，海军的一切技术业务全由他来负责。当时的海军提督丁汝昌，"行伍出身"，不懂海军技术，"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全由刘步蟾主持。留欧生林素曾是北洋海军的左翼总兵，对海军的编队、训练、武器装备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如林颖启、刘冠雄等人也对近代海军的建设发生过重大影响。至于北洋海军中12艘主要船舰的管带，则基本上都是由留欧生担任。总之，他们为北洋海军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造船武器工业与留欧学生
　　留欧学生进入福州船政局后，面貌大为改观。魏瀚、李寿田等人成立了一个工程处。工程处成立后，改变了杂乱无章的局面，并着手指挥建造巡洋舰。这对留欧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然而，魏瀚等人既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历四五年如一日"，终于造出了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最大的一艘巡洋舰DD开济号。由于制件精良、算配合法、技术先进，开济号下水后运行灵活，坚定耐用，受到中外人士交口赞誉。这以后，工程处又造出了两艘巡洋舰，"其制法之精密，船机之稳快，又远过于开济"。令实地验看的英国海军军官赞叹不已，"无不盛称美备"。从此，福州船政局进入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阶段，像泰安、横海等船都由工程处设计指挥建造。他们技术好，造诣深。"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就是"大铁舰之铁甲机轮、极大舰亦可自制，毋庸购于外洋"。
　　除造船外，留欧生还负责各种武器的设计制造。例如火药、1子弹、开矿用的铸炮以及鱼雷、水雷等，大都由留欧学生负责制造。留学法国的林方荣，对1制造颇有研究，"能得其要领，通其精微"，对1的制造做出了贡献。陈北翱在英、法、德留学时，对蒸汽机的制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攻读，推其要领。归国后，任福州船政局工程处蒸汽机制造的总工程师，指导全厂工艺流程，成绩显著，同时他把轮船车叶"化平为侧"，博得国外的赞赏，纷纷效尤。他还发明了抽水机器，"为西人所学"，有人甚至"以陈北翱名其器"。所有这些，说明留欧生在学习西方技术和建设自己的祖国当中成绩显著。
　　此外，一些留欧生被分往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学校充当教习，他们执鞭授课，为海军合格工厂企业培养急需的各类科技、管理人才。
　　留欧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DD严复
　　留欧学生的主要收获虽然在军事技术方面，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曾潜移默化，给他们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专业以外的收获较之掌握某种技术更为重要。严复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就是明显的一例。
　　严复，在1866年数百人的考试中名列第一，于1877年赴英留学。先入抱士穆德学校读书，后进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钻研数学、物理、化学、驾驶、海军1营垒及战略战术诸学。这时的严复，考试成绩"屡列优等"，同时也对英国的社会组织和各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急切想得到解答的问题是英国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落后。为此，他到英国法庭上听审判，进议院听辩论，他走到居民区了解基层社会组织，去参观工厂、学校、天文馆、博物馆、军队、商店等，他还常到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那里反复讨论问题、交流看法。郭赞严复"讨论纵横"，司"西洋学术之精深"。严复还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名著。尤其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不仅认真研读过，而且接受了书中的进化论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即进化论的信奉者。通过理论上的钻研和实际的考察，严复初步找到了英国强、中国弱的原因。他认为并非是技术上的差异，关键是制度上的不同，也就是封建1统治和资产阶级立1治的对立。对于中国存在的弊病，严复希望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国切要之意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他急切要求中国走英国的路。严复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应办工厂、开矿、修铁路、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已初步形成了一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这对他后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介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为近代中国人提供新的精神食粮，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留欧学生中还涌现了个别法律、外交和翻译人才。如魏瀚，他既是著名的工程师，而且精通法律，获得法学博士。他曾屡任外交、法律等"重要差使"，在对外交涉中作出了贡献。陈季同在法国对于法国文学研究颇深，归国后致力于翻译，"图以译著改革社会"。他用法文写的《支那通话》《黄衫客悲剧》等书，在法国风行一时，受到海外人士欢迎。他还第一次把中国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马建忠对于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无不精通，所著《马氏文通》一书，对欧洲文字的严格，语言的结构，中外文的异同等都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证，同时旁及"东西古今一切文学"，博大宏深。读其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
　　早期留欧生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时期却很少有人赴欧留学。至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重新往欧洲增派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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