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有感
读《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有感
（发表于《美术报》书法周刊评论版，约5000余字，整版）
近日读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先生《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一文，全文9500多字，有7700多字介绍当代书法流派，其中对传统派的解释有3700多字，有1600多字是介绍自己的“文化书法”，用2400多字介绍其它8种流派。读后心有所思，不得不发，感受如下，请多批评。
&&& 一，对传统派的特征描述不当。
王教授原话为“大体上说，传统派重视笔画和字之间的勾连去表现出书法飞动的气势，展现线条空间的变化……”
我认为传统派就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17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在美术上来说，是从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对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艺术风格的怀旧与模仿之风，以代表的崇尚永恒和自然理性的古典主义。中国艺术本无什么主义，这些新名词都是西风东渐后用西方的瓶子装中国酒。于书法上来说，古典主义指的是潜心学习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法书、碑刻。王教授上面的描述以行草书代替传统派，那么，学《张迁碑》、《黄庭经》、《石鼓文》的都不是传统派吗？学书法有一定时日的人都知道，学书须从古代经典碑帖入手。各种书体都有经典，唐宋时人学书也要学习前代经典。举凡古代及当代在书法上真正有成就者，无不是走这样的道路，如果把这些成功者归类的话，那他们全是古典派。在古典派看来，好的都要学，且各体均有涉猎，因各种书体是相辅相成的。如王羲之，成就在行草、楷，但还精通隶书；钟繇成就在楷书，但还精通铭石书；如颜真卿对楷书有重大贡献，但还写就了天下第二行书……。
书法在中国古代甚至在解放前，都不是一个技艺性的东西，这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前提条件。文人要考试，当然要学写字、学写诗，他们只为实用，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造成的，如果科举不要求楷法端正，不考策论，不考做诗，他们也不会具备这种能力。
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以来已有2000多年，在这条长河中，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形式，如飞白书、鸟虫书、蝌蚪书等，但都是昙花一现，转瞬间成过眼云烟，不会因哪一个人的提倡而兴盛，也不会因哪个人的反对而消失，即使他是帝王将相、王权富贵。至现在，能为学人接受的还是古代在书法上有巨大成就者的观点―即学古。曾有人向启功请教如何能写好字，回答只有简单两字：“临帖”。
二，对传统派这一标题下的描述，3700多字似乎成了一个书法简史，成为一篇书法赏析文章。
国内现在逐渐有学术层次较高的书法论坛，有很多名家介绍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在书法界创作热情高于理论研究的现状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王教授参加的是“涌泉国际书法论坛”，学术层次想必很高，细读对“传统派”这一标题下的描述，感到存在以下问题：
&& &1，用词单一。如“神骏”、“高妙”，用“神骏”来称王羲之《兰亭序》，后又用以称赞苏东坡的字。没有对书法作品进行深入精细地思考进而找到一个恰当的描述这一件作品风格的词。古人在这方面很讲究，分类细致，对这个人这件作品的描述若换至另一个人的另一件作品是一定不行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美学风格的理论著作，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我想，借鉴来用以对书法风格进行描述亦不无益处。
2，对碑学学者的主张简单否定，没有用一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王教授原话“但是过分人为地将中国书法正脉――帖学加以断然否定，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抨击，其偏激的学术眼光造成了对帖学的不公正和对碑学的过分吹捧，实在是问题很多。从此，中国20世纪碑帖恩怨纠葛不清。”
事实是这样吗？任何的观点、主张，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只孤零零地评价一个观点，那任何观点都是错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文史通义?文德》：“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比如唐代古文运动，针对的是当时文坛盛行的骈文---讲究对仗、声韵讲究平仄、重藻饰和用典。文章太过质朴也不好，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不能不看形式技巧，又不可把技巧当成文章的本体。形式技巧运用得当，则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成功者如的《》。但过度重视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则内容空虚、流于形式、。又如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作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其所针对的是明代文坛、为首的“前七子”及、为首的“后七子”，李贽适时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观点，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与“理”尖锐对立。“性灵说”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无数书家在真迹难见、拓本难得的状况下，以“帖学”为依归，继承中有创新，在楷、行、草各体上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学法不当便成巧媚轻滑。为挽救帖学末流之颓败风气，创造意识强烈的书家，以碑之阳刚补帖之柔弱。
　　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是对帖学的反叛，书法审美的标准发生变化。又因考据之学在清代大盛，古朴质拙的金石文字以其独特之美深深地打动了学者们，这正与书法艺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求相合。康有为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有学碑的成功者，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又为碑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碑派书法大行于世。
&&& 3，没有搞清文字与书法的区别。
⑴原话“但书法保存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命脉――《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写成书法；老子“上善若水”可以写成书法；庄子《逍遥游》可以写成书法；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苏东坡“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都可以用书法写出来。正是书法把先秦到明清这些美好的中华文明的“文化钻石”保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场景中，将传统文化精神保存在书法中。书法家是大国精神的守宝人！”
王教授说的是文字传达给接受者的意义，而不是书法的功能。中国的传统书法是借汉字来表现汉字字形之美、线条之美。汉字产生在前，之后才有书法。我们可以在印刷的书上领略“厚德载物”之意，却不会从书上剪下那四个铅字贴于壁上欣赏，即使用电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字，但也不会有人将电脑上的字放大装裱后张于壁上欣赏，因为这字已没有人的参与，而只是起到一个传达文字意思的作用，类如我们常看到的通知、告示。有了人的参与，即书法家的参与，在欣赏文意之时，还可以感受书法的魅力，一幅书法作品就具有了双重功能，接受者是在对其进行双重感受。
⑵原文“在计算机时代，行政文件已经不再使用书法，高考也不再看书法，平常给朋友们写信也不用手札，一个短信或电子邮件就可以。书法是不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呢？”
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也是不可谅的。中国历代行政文件何时用过书法？没有，用的是文字，书法与文字不是一个概念。古代文件用的都是当时的最简便的书体或可称为字体，有用隶书的，有用楷书的，为的就是实用、便捷，使政令畅通，便于识读，当时的人也没有将这认为是书法。如多不署名的汉代碑刻、楼兰文书、各级官府文书等等。文字的使用还有一个基本要求---规范性，官府选拔人才时要进行“书法”考试，这不是“书法艺术”考试，而是考查其基本的书写能力。唐代要考查“身、言、书、判”，董其昌也因字不好而屈居第二，后发愤学书，现在我们所学习的碑帖也没有一件是当时的行政文件。在文章好的前提下，一手好字更容易胜出，这种状况，在现在社会也是一样的。当今许多考公务员的学生要练字，只为考试能给阅卷者一个好印象，中考、高考、考研中也有要求卷面整洁、字迹清晰的提示，也是这个道理。
&& &&三，对“文化书法”盲目自信。
原文“文化书法，由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提倡，为我所坚持。“文化书法”事实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流派，而是一种当下微弱的书法力量，这恰恰也体现了一种精神，就是北大的传统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表面上看是复归传统，实际这种复归恰恰是带有革命性的更高的提升。因为，文化表达的是中国人那种灵性的内在深层存在意识。”
其所称的“文化书法”并无任何新意，既非天下先，亦无革命性。毛泽东《赠柳亚子先生》有句诗“风物长宜放眼量”，何故王先生只作井蛙之语呢？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当代书法教育的情况。
　　1962年6月，潘天寿在全国“美术教育会议”上发言：“目前老书法家寥寥无几，且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了，后继无人。前途堪虑。我建议在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继承。”文化部采纳此建议，并批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增设书法篆刻专业，由陆维钊主持工作。1963年，新中国书法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正式成立，任课教师有陆维钊、朱家济、诸乐三、方介堪、沙孟海、刘江、章祖安，课程设置有书法、书史、书论、篆刻、史论、文字学、印学、古代汉语言文学。1979年，浙江美院开始培养书法篆刻研究生。陆先生强调人品、学问、学术性、系统性，明确了要成就一个书法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而不是只要技法过关，或可说，是要塑造传统文人式的书法家。
欧阳中石先生自1985年起，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书法专业，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专业（书法方向）博士授权点，先生担任我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1998年，首都师范大学接收书法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2006年转为我国第一个书法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自此，我国建立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书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并建立了以“书法文化”为核心的教学科研体系。先生领导的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各层次学位各类学生遍及全国，有数十名成为大学教授、学科点负责人，20多人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构成了当前书法文化研究、教学、最重要的队伍之一。高等书法教育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其功至伟。
至于原文所言“学生读经史、外出考查、习碑观帖等”，现在每一个办书法专业的高校都这样做。书法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尚不如美术、中文等老学科。现在虽然书法专业在高校中遍地开花，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各校因主持者的偏好，对学生所学方向亦也不同意见，即使同一校内，不同老师也有不同主张。书法与文学、史学、哲学、美术、等学科都有联系，但还不是独立的一个学科，这就是为何书法专业只能寄人篱下，挂在其它院系下之原因。
四，“文化书法”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之问题。
“回归经典”之主旨是在中国书协各次展览中都可看出的，通过淘汰取法不正者、自由书写者的作品来使学书者走到真正对中国书法传统的继承的道路上来。如果说“中青展”是鼓励创新的，那么中国书协的各届大展则是坚持传统的。
“走进魏晋”，魏晋”是一种风韵、格调，是思想的自由，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在文学、书法、哲学上，“魏晋”都是后人追求的境界，而不是具象的雄强和优美，“魏晋风流”也称作“”，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外貌又转向人物的精神气质。“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深深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
“守正创新”，只要能做到回归经典自然可以守正进而可以创新，这是因果关系，也是历代成功书家已经证明了的。
其所说的“文化输出”，更是一厢情愿。从古至今，文化只有相互交流，而不能输出，输出的只能是产品、技术。文化的影响力首先要看这一国的经济实力。唐代，我们没有有意输出，也自然有各国人冒生命危险来学我们先进文化、先进技术。从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的260多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节达19次，平均每次人数约400余人；从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的148年间，大食派遣的访华和对华贸易政府使团达37批。新罗从唐传入佛教；佛教的六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先后由唐传入日本……
观其全文，只感到一种无谓空喊的气势。初一看，很激动人心，再一看，则觉无味，有些梁启超式的文风。我们不用提倡什么，也无须反对什么，事物自然会按照它自己发展的规律运行，如同冬去春来，日落月升，岂是我们所能提倡的，冬天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走，绿叶也不会因我们的欢喜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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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禄&字野鹭，号圣水斋主,又号泺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任高级美术教师；&中华书舞(武)艺术&创始人，中华书舞(武)艺术委员…情系翰墨书精彩 - 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区域文化高地 - 德州新闻网 - 权威媒体 德州门户 德州日报,德州晚报,兴德论坛,德州论坛,兴德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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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崔光宇 来源：德州新闻网-德州日报 时间： 09:59 []&[
张宝义在练习书法。
张宝义，1945年6月生，山东县农村信用联社调研员，中共党员，经济师。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齐鲁书画研究院书法家、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书法家协会主席。
张宝义自 2003年起，每年 “五一”“七一”“十一”定期组织书法展览。 2005年，张宝义参与组织了冀鲁四县 （、、故城、清河）书法联展；2006年，又参与组织了铁西五县 （、，、、）书画作品联展……
在一提到书法界的名士，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宝义先生。这不仅因为他是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字写得好，也因其豁达的人格魅力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我与张宝义先生同居一城，相距不远，早年相识，并经常去其书房学习书法。其书法作品中诗词、励志格言较多，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其隶书特点鲜明，味道浓郁，笔墨老成、气力充沛、圆神满溢。
张宝义从事金融事业40年，然而工作之外，他犹喜挥毫泼墨，却也开创出人生的另一片天地。早年，他刚到县城时，晚饭后出门散步，看见许多人在路灯下或下象棋或打扑克，感到业余时间与其如此，不如练习书法，这样既能养生健身又充实了生活。于是，自幼习字的他，开始精心研习起了书法。
平淡生活墨飘香。秦汉刻石、唐宋名帖均为张宝义所珍爱的作品，经常把玩研习，通宵达旦也毫无倦意。同时，张宝义还十分注重 “字外功夫”，博览群书。最近20年来张宝义对隶书情有独钟，汉隶之经典 《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等均临帖百遍，但张宝义习古而不泥古，用笔古朴苍拙，又气势舒展，灵动多姿，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张宝义的书法得到过刘炳森、康庄等名家的高度评价。其作品多次入编 《中国书画博览经典》《全国毛泽东诗词书法精品集》 《首届中国书画小品大赛作品集》等。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画家王征远先生以此来形容张宝义，是十分恰当的。对前来请教的书法爱好者，张宝义总是热情诚恳地指导。在他的带领下，书协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县市级书法会员由20人发展到76人，省级书协会员由2人发展到13人。
张宝义还多次组织过书法展览。此外，他还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宝义自己捐出了3万余元；去年，县里领导去外地招商，他代表书协捐给县委、县政府字画90多幅，其中他的字画40余幅，为该县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份贡献。
□韩风声 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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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zhū xī
个人履历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曾在抚州定居，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请求为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但是也谈的上小康。史料记载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朱熹塑像(3张)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注释】 　　①方塘：又称半亩塘，在福建尤溪城南郑义斋馆舍（后为南溪书院）内。朱熹 　　父松与郑交好，故尝有《蝶恋花·醉宿郑氏别墅》词云：“清晓方塘开一境。 　　落絮如飞，肯向春风定。”鉴：镜。古人以铜为境，包以镜袱，用时打开。 　　②这句是说天的光和云的影反映在塘水之中，不停地变动，犹如人在徘徊。 　　③渠：他，指方塘。那得，怎么会。如许：这样。 ④艨艟：战船。一毛轻： 　　轻如一根羽毛。　　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　　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　　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　　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晚红飞尽春寒浅，浅寒春尽飞红晚。　　尊酒绿阴繁，繁阴绿酒尊。　　老仙诗句好，好句诗仙老。　　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　　落日照楼船，稳过澄江一片天。　　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　　风月从今别一川。　　离绪悄危弦，永夜清霜透幕毡。　　明日回头江树远，怀贤。　　目断晴空雁字连。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　　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　　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　　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　　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　　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雪月两相映，水石互悲鸣。　　不知岩上枯木，今夜若为情。　　应见尘中胶扰，便道山间空旷，与么了平生。　　与么平生了，◇水不流行。　　起披衣，瞻碧汉，露华清。　　寥寥千载，此事本分明。　　若向乾坤识易，便信行藏无间，处处总圆成。　　记取渊水冰语，莫错定盘星。　　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　　空余千丈危石，高插暮云端。　　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把钓鱼竿。　　不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　　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　　驰驱一世豪杰，相与济时艰。　　独委狂奴心事，不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　　爽气动心斗，千古照林峦。　　长记与君别，丹凤九重城。　　归来故里，愁思怅望渺难平。　　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　　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　　寻梅去，疏竹外，一枝横。　　与君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　　何处车尘不到，有个江天如许，争肯换浮名。　　只恐买山隐，却要炼丹成。　　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　　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　　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　　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　　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　　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　　春色欲来时，先散满天风雪。　　坐使七闽松竹，变珠幢玉节。　　中原佳气郁葱葱，河山壮宫阙。　　丞相功成千载，映黄流清澈。　　睡处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　　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池凉馆。　　句稳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　　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　　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　　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　　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麤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　　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　　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　　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雪消春水东风猛。帘半卷、犹嫌冷。　　怪是春来常不醒。杨柳堤边，杏花村里，醉了重相请。　　而今白发羞垂领。静里时将旧游省。　　记得孤山山畔景。一湾流水，半痕新月，画作梅花影。　　秀野诗翁，念故山、十年乖隔。　　聊命驾、朱门旧隐，绿槐新陌。　　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开瑶席。　　更流传、丽藻借江天，留春色。　　过里社，将儿侄。谈往事，悲陈迹。　　喜尊前现在，镜中如昔。　　两鬓全期烟树绿，方瞳好映寒潭碧。　　但一年、一度一归来，欢何极。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云垂幕，阴风惨淡天花落。　　天花落，千林琼玖，一空鸾鹤。　　征车渺渺穿华薄，路迷迷路增离索。　　增离索，剡溪山水，碧湘楼阁。　　梅花发，寒梢挂著瑶台月。　　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　　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　　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　　暮雨朝云不自怜，放教春涨绿浮天。　　只令画阁临无地，宿昔新诗满系船。　　青鸟外，白鸥前，几生香火旧因缘。　　酒阑山月移雕槛，歌罢江风拂玳筵。　　已分江湖寄此生，长蓑短笠任阴晴。　　鸣桡细雨沧洲远，系舸斜阳画阁明。　　奇绝处，未忘情，几时还得去寻盟。　　江妃定许捐双佩，渔父何劳笑独醒。　　脱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绿水浩然归。　　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是非。　　生羽翼，上烟霏，回头祗见冢累累。　　未寻跨凤吹箫侣，且伴孤云独鹤飞。　　压架年来雪作堆，珍丛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阴晴无定度，从教红白一时开。多情蜂蝶早飞来。　　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补充资料　　朱熹逝世 :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逝世。　　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录自《紫阳朱氏宗普》） 　　【译文】　　当国君所珍贵的是“仁”，爱护人民。当人臣所珍贵的是“忠”，忠君爱国。当父亲所珍贵的是“慈”，疼爱子女。当儿子所珍贵的是“孝”，孝顺父母。当兄长所珍贵的是“友”，爱护弟弟。当弟弟所珍贵的是“恭”，尊敬兄长。当丈夫所珍贵的是“和”，对妻子和睦。当妻子所珍贵的是“柔”，对丈夫温顺。侍奉师长要有礼貌，交朋友应当重视信用。遇见老人要尊敬，遇见小孩要爱护。有德行的人，即使年纪比我小，我一定尊敬他。品行不端的人，即使年纪比我大，我一定远离他。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缺点；切莫夸耀自己的长处。对有仇隙的人，用讲事实摆道理的办法来解除仇隙。对埋怨自己的人，用坦诚正直的态度来对待他。不论是得意或顺意或困难逆境，都要平静安详，不动感情。别人有小过失，要谅解容忍！别人有大错误，要按道理劝导帮助他。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好事就不去做，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坏事就去做。别人做了坏事，应该帮助他改过，不要宣扬他的恶行。别人做了好事，应该多加表扬。待人办事没有私人仇怨，治理家务不要另立私法。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妒忌贤才和嫉视有能力的人。不要声言忿愤对待蛮不讲理的人，不要违反正当事理而随便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不要接受不义的财物，遇到合理的事物要拥护。不可不勤读诗书，不可不懂得礼义。子孙一定要教育，童仆一定要怜恤。一定要尊敬有德行有学识的人，一定要扶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做人应该懂得的道理，每个人尽本分去做才符合“礼”的标准。这样做也就完成天地万物赋予我们的使命，顺乎“天命”的道理法则。传世名言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类别:教育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类别:读书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类别:修养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类别:友谊 　　守正直而佩仁义。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守：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类别:道德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类别:道德 　　朋友，以义合者。 类别:友谊 　　圣人所说底话，光明正大。宋·朱熹《朱子语类·易九》 底：同“的”。 类别:道德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类别:读书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 以真诚为准则是自我修养的关键，弄清楚哪些是好的言行举动，又是坚持真诚的根本。 类别:修养 　　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 类别:修养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 大学：书名。修身：修养自身品性。齐家：管理好家庭。治国：治理好所在的地区。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正心：使心思端正。诚意：使意念真诚。 类别:修养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类别:时间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类别:道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类别:读书 　　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正大光明。 类别:道德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类别:修养 　　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操履：操守。诚实是人的最高品德。 类别:道德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类别:学习 　　礼即理也。 类别:修养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宋·朱熹《朱子全书·学二》 圣贤：圣人贤人，古代指道德、学问都极为杰出的人。心地：佛教语。佛教以三界唯心，心如滋生万物的大地，能随缘生一切诸法，故称之。为人以心地高洁为最重要。 类别:道德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类别:学习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类别:修养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 以真诚为准则是自我修养的关键，弄清楚哪些是好的言行举动，又是坚持真诚的根本。 类别:道德 　　学者须先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 类别:志向 　　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宋·朱熹《仁说》 实行并保存真诚的心，这是人生美好的源头，行动美好的根本。 类别:人生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恩朱熹纪念馆　　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造型庄重、严谨的武夷山朱熹纪念馆，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语言精练、寓意深长，文彩斐然。　　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庄重、苍劲，有书法大家的风范。　　朱熹在武夷山讲学40余年，继承和发展了理学体系。殿前大门两侧的草书楹联表达了朱熹继承和发展的深邃意义。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联文说明朱熹的理学思想已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表述了朱熹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处世的规范。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这块原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的匾额，其大致意思是：“学”为格物，“达”为致知，“性”为道，“天”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体现。即通过道德修养，追求“至诚”的境界，以感应天地，达到“天人合一”。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最欣赏挂在大殿内、由潘主兰先生撰写的一副篆体楹联。对联叙事写意，辞简意赅，阐述了朱熹的理学以孔孟等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大量的唯物主义朴素思想与自然科学的成果，奠定了朱熹成为与孔孟等先哲并列的地位。全联是：　　反躬践实，穷理致知，传二程而分流；　　　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配十哲之永馨。　　赵朴初先生参观纪念馆后，对朱熹40余年在武夷山授徒著述和创建闽学体系的功绩表示钦佩。他应主人之请，挥毫书写了一副对联，以示对朱子崇仰之情。联曰：　　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　　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　　朱熹哲学当代争鸣朱熹汲取了《易传》和中医学的营养，对生命有着心身一体的理解。在朱熹生命哲学中，魂魄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把朱熹理论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是值得商榷的。天津医科大学王英博士指出：　　佛学，通过佛教的教义，给人以不生不灭的希望。而理学之前的儒学，特别是汉儒也承认鬼神的存在，但却不能对其进行深入讨论。应该说，在理学出现以前，儒学还没有形成独立而有力的对佛学的理论批判（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但是儒学的人文精神，势必鼓舞起广大仁人志士积极发展和自觉维护儒学的基本理论。为了战胜佛学的挑战，儒家需要寻求更真实的学问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以真以诚，面对虚妄的轮回和转世学说。于是对自然现象的更准确回答，对人体生命现象的更真切了解，成为战胜佛学最有力的工具。儒学，迫切需要《易传》思想的复兴和医学成就的融入。　　朱熹作为南宋理学的代表，他的心性理论中涉及的主要概念有天、天命、天理、心性、身、血气，这些概念基本反应了朱熹的生命哲学观，也提升了儒家心性学说的价值。人物评价　　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以上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朱熹的著述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著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都有待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集结。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颐、程颢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居丧期间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编集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集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一现象是与朱子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朱熹墓所在地-建阳黄坑(6张)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15张)朱子画像(12张)相关诗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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