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玉器镶嵌有镶嵌纹饰的印盒最早出现在哪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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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器上雕琢的各种纹饰,或朴实无华,或精雕细琢;或简单几刀的简练勾划,或繁缛到无以复加。其雕刻技、构图、表现的主题常常为鉴赏家们所重视。纹饰的种类和演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古玉器的特征。 古玉器的主要纹饰有:龙纹、蟠螭纹、饕餮纹、谷纹、云雷纹、乳钉纹、圈纹、薄纹、重环纹、涡纹等。 龙纹 玉器上最早出现的龙纹是“夔龙纹”,简称“夔纹”,始于商、周,为独脚龙的侧面图纹,线条比青铜器上的要柔和一些,并且纹饰大都与人面结合在一起。阴刻线有单、双刻线。从商、周乃至今日,夔纹在玉雕工艺纹饰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兴盛期是在战国和汉代。到了西汉,类似现代龙的形象开始确立,头上有了双角,与夔纹有了区别。在隋唐时期,龙纹的嘴角和腿部均特别长,尾部似蛇。宋代,其形态与唐代一样,爪子很臃肿,下颚开始上翘。元代,飘拂关的毛发出现,腿部亦有了“露盘露骨”的纹饰。在明代中晚期,盘骨演变为在腿上全部拉线,头上毛发上冲,龙须外卷或内卷,并出现风车形状的五个爪子。清代,龙头毛发横生,锯齿形状的腮出现,尾部有秋叶形装置等等。 蟠螭纹 民间有龙生九子,蛟和螭都是龙子的说法,而蟠则指“盘曲而伏”。古代表铜器上的蟠螭纹,其身体和腿似龙,而面部似兽。此纹于商、明,周,是春秋战国和汉代玉器上的主要纹饰。战国的蟠螭纹,圆眼大鼻,双线细眉,猫耳,颈粗大且弯曲,腿部的线条变弯曲,脚爪常上翘。身上多为阴线勾勒,尾部呈胶丝状阴刻线。汉代,眉上竖且内色,眼眶略有下坠,鼻梁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没有差别,只是尾部出现由两个卷纹只有三条腿。南北朝时期,眼睛稍长且有弯度,嘴边两腮多有凹槽,头上有的长角,有的无角,腿短,一般前腿只有一个,所以也是三条腿,有时,前腿伸出一点作为第四条腿,尾部的卷云纹较以前宽了一些。宋代,最大的特征是在鼻子下有一条很宽的阴线,极富立体感。元代,头额宽而高,其眉、眼、鼻、口都集中在整个面部的下方,仅占面部的三分之一,颈项低下,许多地方已被发毛掩住、上升、伏地、盘旋等形象,其气势磅礴,形态美观。直至清代,则出现了以前各个时代均未有的独特纹饰。 饕餮纹 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恶兽。饕餮纹是图案化了的怪兽兽面纹,故又称“兽面纹”。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的玉器上常常可以见到。兽面纹在各个时代有其不同的特征,其演变与青铜器上的纹饰演变一致。 谷纹 其纹饰为成排密集形小乳钉,并呈旋涡状,传说是谷牙之像,故称谷纹。其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在清代仿古玉器中也常常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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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地点: 广州、香港
征集范围: 瓷器、玉器、字画、钱币珠宝首饰、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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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入明,玉雕艺术沿宋元写实主义道路,敷陈竹木牙角的创作题材,具体而微地表达着世俗情趣。尽管朝廷参照古籍,摹制祭祀的礼玉和佩饰,玉雕艺术的主流已与远古传统分道扬镳。  传世和北京明定陵出土的璧、圭等礼器,碾琢圆润,似是而非地饰有乳丁、海水江崖、七星、三星等纹饰,商周礼玉的沉雄肃穆,荡然无存。皇帝和大臣的祭礼佩玉,在传统的璜珩体系之外,出现了云头、花叶、灵芝、云龙、甚至八仙等玉饰。
  明代,人们对玉石的开采、碾琢,已拥有普遍的科学共识,进而相信玉石既不是蕴含自然万物的宇宙模式,也不具有人格、德行,只是一种表述艺术语言的简单素材,一种心态表述的道具,一件日常用品。在北京的定陵以及其他皇室贵胄的陵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带、佩饰、圭、带钩、壶、爵、盂、碗、耳杯、首饰等玉器,大多玉器采用了镶金嵌石的工艺。  金玉镶嵌工艺,春秋晚期已然成熟,明代的镶金嵌石工艺,一味地在金丝编织上逞奇斗巧。万历皇帝墓中随殉的金银镶嵌玉器有金托玉执壶、金托玉爵杯、金盖金托玉碗、鎏金银托盘双耳杯。其中的眩睛之作当数金盖金托玉碗(图十一,见封三)。青白玉,莹润无暇,胎薄如纸,光素无纹;碗盖,纯金錾刻,采用了镂空、浅浮雕、錾刻工艺,镂錾三排游弋于波浪、水草之上的蛟龙;托盘,纯金錾刻,边沿满饰祥云,盘底遍布龙纹。金盖与金托盘两相辉映,烘托出玉碗的温润典雅。
  玉制首饰与玉碗,异曲同工。玉碗是强调皇家雍容华贵,玉首饰是以玉镌“寿”、“喜”等字,点缀珠宝之上,借玉的温润,减弱金银宝石的耀眼光芒,达到视觉对比的和谐。  首饰类玉雕的流行,是时尚文化对传统的一次否定和贬低,它冲破了礼学的庄严,将玉文化完全引入现实生活,它以一种新的装饰形态,展示玉质本身带给人类的欢悦,而且成为一种拼组“金相玉质”、“金玉满堂”、“金枝玉叶”之类的吉祥图案的最恰当的素材。陆子刚为晚明琢玉名匠。明人张岱《陶庵梦记》赞陆子刚之治玉,“吴中绝技,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子刚治玉的盛名期应是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所制玉器被缙绅之士引为重器。
  1962年,在北京小西天的清初黑舍里氏墓中,出土了一批玉器,有瓶、杯、洗、砚和玉佩饰。墓主黑氏是清初康熙四大辅臣索尼之孙,一品大员索额图之女,夭亡时年仅7岁。随葬玉器中,有一件古雅精美的玉樽(图十二)。樽高105cm、口径58cm、底径6cm,器身满雕夔凤纹,盖上凸雕三狮,分布呈等距三角形,中央出圆钮。器底外侧琢三个兽首为足。樽外壁有一环形把,侧面出角,把上圆雕象形钮饰,象鼻自然内弯呈环形,把下有减地阳起篆书“子刚”款。             时玩之风,引发了巧赝繁兴,伪制名人之作成了一股潮流。存世的刻有“子刚”款的玉器数以千计,真品寥然。这件环柄玉樽,为陆氏遗世的数件真品之一,也是北京地区已知陆氏遗作中惟一一件仿汉代玉器的摹古之作。汉代玉樽现有两件存世:一件存于故宫,一件出土于广西费县。故宫旧藏的夔凤纹玉樽,盖上装饰是三羊首。樽的名称源于青铜器。1962年,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两件青铜樽,与黑氏墓、广西费县和故宫旧藏玉樽形制相同。青铜樽上刻“温酒樽”和西汉成帝“河平三年造”的铭文,由此才知,黑氏墓出土的玉樽,取自西周的温酒樽。
  明嘉靖年间,书房的装饰热从江南传入京城。书房装饰带动了文具的变革和丰富。玉文具以前所未有的形态和数量出现在书案上。明代出土和传世玉制文具,有洗、笔、砚、印、水丞、笔架山、印盒(图十三),造型多取象自然,宛曲地表达了倾心自然的心曲。             五         清初,准噶尔人控制着新疆。乾隆践祚后,平定准噶尔叛乱,恢复了和阗贡玉。仅春秋两季,有超过4000斤的和阗玉,贡入内宫,更多的玉料,输往传统琢玉业集中的江南。清宫造办处玉作,承旨琢制了大量的御用玉器,一些御旨命制的玉器发往苏州、扬州、江宁、杭州、淮关、长芦、九江、凤阳等地的玉作名肆。  康熙以降,朝廷努力消弭满汉间的歧异,以儒学为立国磐石。在艺术领域,沿着摹古、吸收外来文化和创新三个方向发展,至乾隆一朝,诸多门类艺术蔚然而盛。  乾隆时期,受考据学影响,摹古多以商周、两汉为范本。内宫和京苏两地玉作琢制的鼎、觚、爵、簋、觞等陈设品,大量移植商周金彝的造型、纹饰、尺寸,一些作品循金文笔势,仿镌“司寇硆”、“周亚尊”、“祖丁尊”等铭文。  玉雕艺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肇端于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新疆贵族阿睦尔撒纳叛乱,清廷出兵入疆,击溃叛军。将领将当地贵族使用的碗、盘等玉器,作为战利品贡入大内。乾隆见之,宝爱不已。亲自撰文,考证其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位于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大部和克什米尔一带。痕都斯坦玉器具有强烈的伊斯兰艺术的风格,碾琢工艺讲究胎体薄如明纸,线条硬拙、刚劲,玉器表面的抛光亮可鉴影,有一种近乎金属的质感,有的镶嵌金银丝和红绿宝石、或杂色玻璃。
  乾隆下旨大力搜觅“痕器”,并诏令养心殿造办处专设仿制“痕器”的玉作。每当乾隆得一佳品,就命笔赋诗铭于器上。乾隆题咏鉴赏玉器的诗文,有800首,其中56首是颂咏“痕器”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痕器”一时成为清代最时髦的玉器,苏州、扬州等地的玉作,大肆仿制以供市求。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痕器”中,白玉蕃莲佛像纹碗(图十四,见封底)、白玉蕃莲纹碗,均是造办处仿制的“痕器”。白玉蕃莲佛像纹碗,外壁琢两组纹饰,一组为曲瓣蕃莲纹,一组为蕃莲纹围绕的坐佛,碗足饰舒展的圆瓣形蕃莲纹,玉色润嫩,质地细腻,器薄胎透,花叶布局疏密有致。白玉蕃莲纹碗,一对,取自同一块玉料,采用掏料法,将玉料掏成两个很薄的碗坯,再两面对琢,碗壁薄仅1毫米,仿银器的锤錾效果,花纹内凹外凸。
  “痕器”主体图案多为西蕃莲、菊瓣纹,少乏创意和变格。其繁缛、细腻,迎合了乾隆盛世百工去朴尚华的风气。这一点,也是玉雕创新之作的主流。  清代玉雕工艺制作一改明代文人自琢、或玉工自创的方式,宫廷和民间名肆制玉,均由专业画师设计制图,匠人依稿样雕琢。垂直悬挂的组佩自明代衰微,单一坠饰和玉牌成为清代的主流佩饰。坠饰采用圆雕、镂雕技法,利用玉皮表面色泽的差异,俏色巧作。玉牌为矩形、椭圆形、圆形,一面刻画、一面刻字。玉牌兴于明代晚期,入清代,玉牌上的图案有如锈像小说的插图,将山水、人物、动物、飞禽、花卉、诗词,一一纳于方寸之中。乾隆御制玉牌,艺匠经营,章法严谨,器身小不盈掌,却透出富丽堂皇的帝王气象。
  明代开始流行的圆雕玉山子、桌屏、盆花等陈设品,入清出现体量愈来愈大的趋势。制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秋山行旅玉山”,高130cm、宽74cm、纵深25cm。玉料从和阗运至清宫,在造办处作坯后,运至扬州精琢,前后十数年,昼夜戮力,累计用工三万。  制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会昌九老图玉山”(图十五,见封面),高145cm、最大周围275cm、重量超过800千克。两年后(1788年),世界最大的玉雕塑作品“大禹治水图玉山”,在乾隆亲自筹划下雕琢而成。“玉禹山”高224cm,宽96cm,重达5000千克,青白玉,通体立雕重峦叠嶂,飞瀑流泉,古木苍松遍布其间。在险峻绝壁之畔,聚集有成群结队的民工,凿山导水。“玉禹山”是中国玉雕史上奇迹般的创举,成千上万人参与了运输、设计、雕琢,投入15万个工日,耗时8年。“玉禹山”的创作在中国艺术史上是空前的,也是中国古代玉雕史的压轴之作。
  北京地区玉器发展的历史,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唐宋以前的地下出土玉器零碎孤立,模糊地描述了中国玉器发展的基本线索。辽金时期,出现了对中国玉雕艺
  术产生影响的作品,延至元明清,北京地区成为全国的制玉中心和最大的玉器消费市场,玉雕业以北京地区、尤其皇家的尚好为审美标准。这一时期制造和集藏的大量精美玉器,是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丰富而关键的文物。
            &  参考书目
  (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概论》,紫禁城出版社。  (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4)傅忠谟:《古玉精英》,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1989年11月第1版。  (5)傅熹年:《古玉掇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1995年7月第1版。  (6)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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