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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杨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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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本来不想拿出来的，写报告文学就是种方西瓜，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而且很有可能“有辱一世英名”——虽然还没混出“英名”，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是爱惜自己的名字的。但是，我老爸给我来信了，虽然寥寥几字，但父爱浩荡，我要把我老爸的信贴出来，所以，只好写出原文。大家凑合着看，看后就忘。]
　　 　　 国难一刻　　 日下午，李少荣刚打开办公室的门，只见桌上的文件报纸日历牌计算器茶杯茶叶桶像着了魔似上下跳舞，灯管在哆嗦，电脑在案台上蹦着走路，然后哗地一下飞下桌子。职业习惯让李少荣意识到这是地震，他咣地拉上门，飞快向楼下跑去。楼梯上已经挤满撤离的人，他感觉像是坐在摇荡龙舟上，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他被甩到左边，又被甩到右边，当他随人流涌到办公楼前的空地，那种摇晃好像是大脑物质的震荡了。他定了定神，掏出手机拨市地震局的电话，忙音；他回头看了一眼似乎还在摇晃的办公楼，再拨电话，还是忙音。他跑向停车场，当他的车飙出国土资源局大院的时候，在大门口，张定宇局长叮嘱他尽快弄清震中、震级。　　 十五分钟后，李少荣赶到重庆市地震局，政府办公厅的人也神情严肃地往里冲进，大家没有往日的问候、寒暄。他们很快就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7.8（后修订为8.0)级地震。他脑子里闪了一下那个深山里的县城，转而想到通向这个山城开凿在破碎石山上的公路，他内心一阵崩塌，他知道，地震造成的损害只是第一步，龙门山破碎的山石还会给当地造成二次伤害，这就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地质灾害防治。他跳上车往回赶，这时，他的手机响了，短信一个接一个，这只是开始，十天后，他作为重庆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处专门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负责人和援川地质灾害排查专家队的联络人，手机都快打爆了。　　 同一时间，杨建国带领他的项目小组正在赶往北碚区安监局会议室，他们的采石场应急项目要经过专家评审。当车刚下高速公路，他看到，路口的工商局大楼十分卡通地左右摇摆，道路和车子正对着这位左右晃头的巨人，经常跟儿子一起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杨建国，一时间感觉，那个大头建筑会自己摇摇晃晃走过来。杨建国意识到地震了。意识到地震的还有马路上的各色车辆和行人，路一下子被塞满，人们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杨建国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没任何有关地震的消息，傻瓜般的音乐台还播着不知国难当头的傻瓜音乐，杨建国叹口气决定弃车步行。不过，他们还是迟到了，评审会改日举行。杨建国知道这是走路的开始，三天后，即五月十五号，他接到任务，对地震引起的彭水县马岩危岩险情进行地灾应急调查，他开始爬山；十天后，即五月二十二号，重庆市国土资源局抗震援川专家队组成，杨建国又到四川的康定县爬了十天山；接着，汛期又到了，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问题也是一刻不能放松。杨建国自嘲道，一年四季如此这般爬山，吃再多也不需要减肥。　　 五月十二日晚上，李少荣收到国土资源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李烈荣主任的手机短信，提醒重庆市国土资源局方面对三峡库区已治理的地灾项目进行突击检查，确保三峡大坝安全。地震当天，李烈荣主任正在重庆检查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六十六岁的老人，冒着酷暑，忍着腿脚剧烈痛疼，在开县检查指导。烈荣主任十三号去三峡库区湖北段检查地灾，十四号又从宜昌返回重庆，他们又并肩作战在三峡库区地灾排查、治理的工作中。　　 五月十三日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下简称国土资源局）组织下属单位，对重庆周边地区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进行排查。五月十三日，第二次发文，对重庆市区危险建筑进行技术鉴定，确保居民生产生活安全。五月二十日，第三次发文，组织强有力的专家队伍对地方反映比较紧迫的50余处地灾隐患点进行紧急排查。与此同时，渝局向川局请战，如果需要渝局帮助，川渝一家亲，渝局将全力以赴。　　 （图1：甘孜自治州泸定县的大滑坡，正在威胁着群众生活。）　　 飞龙下川　　 　　 汶川发生地震后，后勤工程学院的王敬林博士急得团团转，眼看着老师、学生、战友都到灾区第一线，自己虽是重庆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成员，地灾治理方面的行家里手，却至今没到灾区现场，这让他坐立不安。当他得知重庆市国土资源局要组织专家援川，对地震造成的次生地质灾害进行排查、治理时，他立即向市国土资源局请战，同时向“总后”和重庆市抗灾救灾应急指挥部请假。对于王敬林的请假，刚开始市应急指挥部不批，地震造成的山体松动滑坡也在危及重庆，重庆方面也需要优秀的地灾治理专家。“总后”也不批，非常时期，作为军队的优秀专家要听从地方安排。王敬林心急如焚，每天在电视里看着严重的灾情，看着战友们冲锋在前，作为军人，作为地灾治理方面的专家，他实在不能呆在后方。“人民养育了我们，国家培养了我们，现在到了回报的时候，我呆在后方算什么呢？”王敬林不愿坐等，他再打报告请战，请战，请战。功夫不负勇于进取的人，“总后”和市应急指挥部终于为王敬林的决心打动，最好的钢要使在刀刃上，最优秀的专家应该派到抗震救灾一线。五月二十一日，出发前一天的18点，王敬林接到“总后”的批复，他回家将援川的消息告诉妻子。王敬林的妻子也是军人，在广州军区，夫妻俩本来就分多聚少，这次妻子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学习机会，来重庆与丈夫团聚，她多希望与丈夫多呆一些时间。这一去十几天，妻子又要为他担心了。王敬林始终没吐露是怎样劝说妻子的，但在凯旋的前一天，笔者看到，王博士神色安详、温和，他在吃饭和接受采访时不住地发短信，一会儿说到妻子，一会儿说到儿子，他说要珍爱生活，这应该包括温柔的妻子和调皮的孩子吧。出发时，王敬林的行装是“穿一套，带一套”，这与大包小包的地方地灾专家形成鲜明对比。“我到哪儿都是军人，军人出发应装备什么就带什么。”军人王敬林作为志愿者加入国土系统援川专家队。　　
汶川地震之后，年轻的周馨夫妇一回家就看电视，夫妻俩常常相对流泪，唉声连连。一天，妻子说咱去报名参加志愿者吧，去帮他们干点什么，哪怕扫扫地，搬搬东西，也比坐在家里哭强。第二天，周馨夫妇双双向四川省共青团志愿者协会报了名，对方登记了他们的特长和联络方式，让他们待命。后来周馨作为地灾专家二十二号进川救灾，作为护士的夫人最终没有成行，对他则是又羡慕又嫉妒。　　 不像同事周馨，罗年山没有申请志愿者，他的妻子刚做完胆结石手术回到家里，他知道灾区需要他这样的地质专家，妻子也需要，他徘徊着，也暗暗等待着，他踊跃捐款，也在心理上给妻子打预防针。接着，援川专家的名单下来了，有他，他既感到如愿以偿，又担心妻子那关过不去。他回家小心说出援川的事，躺在床上的妻子看着他，声音不大，说：我知道。你去吧。老实厚道的罗年山拙言拙语地把妻子的行为归结为：她是党员。女人的心思他不是不懂，只是他难为对外表达。不过，你怎能说，那位可敬妻子的行为不是因为“她是党员”？！　　 征战的号角已经吹响，备战只有16小时，从二十一日十六点到二十二日八点。采购那些大包小包，可花了重庆地质矿产设计院老鼻子力气。五月二十一号下午4点，市国土资源局召开动员大会，确定名单，会后，各单位回去自行采购物质。这些物质包括手持式GPS、红外线测距仪、笔记本电脑、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望远镜、卫星电话，确保每小组各一台套；物资还包括帐篷、急救箱、雨衣雨鞋口罩以及足够十天的食品和水。地矿设计院分成三个采购组，一组采购卫星电话，二组采购帐篷，三组采购食品药物。帐篷采购小组在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帮助下，列出一个全市90多家户外运动用品商店的清单，然后开着车，一家一家去跑。震后十天，余震不断，重庆也在闹震慌，帐篷成了最紧俏物质。帐篷小组跑到第73家才找到帐篷，他们买帐篷的时候，看到南江地质队也在，他们是走了50多家，才找到这里来。卫星电话的采购更是难坏了工会胡建国主席。重庆早已没有卫星电话，他们北京、上海打了一圈电话未果，只能求助于网络，他们终于在网上找到北京一家公司还有售卫星电话，立即致电该公司，说明抗震救灾用途和第二天出发的迫切性，该公司的一位副总当晚带着三部电话飞抵重庆，零点左右，胡建国到机场接机，拿到三部卫星电话，似乎也拿到了赴川同事的生命保证。生活物质的采购可就五花八门了，什么饼干火腿方便面，什么榨菜鸡翅茶叶蛋，连重庆特产米花糖都有。最有意思的是还买了相当数量的酱油，问之用途才知，如果遇到大出血，喝酱油可延缓生命。这是老地质人留下的经验，年轻的地质人在最危险时刻，愿意相信这些土办法。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集合了十五家单位六十位专家的重庆市国土资源局抗震救灾援川专家队在市国土局集结，周时洪副局长主持一个简短的仪式后，二十多辆贴着“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和“川渝一家亲”大字的越野车，浩浩荡荡奔驰在川渝公路上。车行一半，天公好像要考验这支年轻的队伍，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大雨把天地连在一起，仿佛一块灰色布幔从天而降，飘荡在无边无际的四野。一辆辆越野撕开漫天布缦，巡洋舰一般，压着水花，发出阵阵帛裂声，风驰电掣，驶向成都。　　 （图2：地质队员们踏遍青山为排灾。）　　
六十位专家分成四大组，根据他们负责的区域，分别简称为德阳组、泸定组、康定组、丹巴组。每大组又分为三个小组，每组五人一辆车。主要任务正如徐绍史部长在陕甘灾区考察时指出的那样：对人员集中地区、重要河流、交通干道、重大设施的地质灾害和地震次生型灾害进行重点调查；对上述地区开展危险性评估，提出除险措施，帮助组织群众避让；恢复和健全地灾防治的群测群防体系；制定灾区地灾防止预案，为灾后重建提供布局规划依据。　　 　　 手缚地龙　　 　　 话说德阳组去的是德阳市旌阳区，包括德阳的市区部分和郊区，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旌阳区地形是“三三分”，平原、低矮丘陵、中高丘陵各占三分之一。旌阳组同样分三个小组下到村乡，摩拳擦掌的队员们很快发现，情形跟他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当地地形以平原、低矮丘陵为主，地灾情况如敦厚的徐刚一语道破的那样：灾情很严重，地质灾害不严重。徐刚是个说话斯文的小伙子，他说话总有一种提纲挈领、概括总结的意味。他说对他们来说，地灾排查并没有什么新意，跟平时工作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好。他认真地表示工作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川局在去年做的地质灾害调查，以及群测群防工作基础扎实，“我们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对原有地灾点进行排查和发现新的地灾点。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工作，我们下去也是两眼一抹黑，这么多地灾点，至少需要半年才能完成。”　　 （图3：专家们在重灾区德阳市调查地裂缝。）　　 这个徐刚，在德阳的时候经常中午饿肚子，他有个地质包，外出排查地灾时总是装着三瓶水，三四包饼干之类的干粮，大组有纪律：不能在当地吃饭，喝当地的水，回到住地必须先经过消毒才能进餐， 这是为防止可能的疫情。可能徐刚小时候阿拉伯飞毯之类的故事听多了，总以为自己背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包，他到村里看见孤寡老人，总忍不住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掏一样再掏一样，到中午开饭时，伸手一摸，包里往往只剩一瓶喝了一半的水。第二天，他就把包装满，又感觉自己背了一只阿里巴巴宝藏包，遇到让他不忍的人，便是又伸手掏包，掏到最后，自己没吃的。他总是饿肚子，路过镇里小吃店的时候，多想吃碗带辣椒的面条，可他不敢吃，怕所谓的瘟疫。他害怕瘟疫，倒不怎么担心余震，“如果主震都没把房子震裂的话，这房子是抗震的，可以放心住。”但可能的瘟疫徐刚是害怕的，“瘟疫像空气一样，一旦有，威胁每一个人。”所以他宁肯饿着也坚持回到宿营地才吃。“不怕死是假的，恐惧是真的。但是，我们来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徐刚是第二代地质人，他对地质工作有着子承父业的骄傲和深情。　　 张顺斌在重庆也爬了十几年山了，他还没见过这种情形：土地、房屋被藤蔓状的裂缝布满，宽的有五、六十公分，长长短短，有连绵几公里的。地裂缝的两侧堆着地震那天从裂缝里喷出的鹅卵石、沙子。白龙镇松柏村的村民介绍说，地震那天，地裂缝张开的口子一米见外，一张一合，从裂缝中喷出一米多高的水墙，伴以砂石。房子被这网状的裂缝撕开，良田被撕裂，种稻子的水吸进地缝，又喷出来，村人们感觉，地底下有只野兽，拉动着大地，摧毁着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果实。张顺斌和他的小组下到临近村镇的时候，松柏村的村民听说他们是专家，央求他们到自己村子里看看，说房子不敢住，地也种不住，灌到田里的水都被吸进地底下，另外一块地不住地喷气喷水，让他们不安宁，以为还有更大的地震要发生。　　 张顺斌小组充当了地震知识宣传员、封建迷信的批评者和群众心理问题的疏导者，群众相信这些穿布衣、胶鞋的专家。地方干部说不会有大地震了他们不相信，但专家们说不会再有超过“5·12”主震的大余震，他们就信。既然不会再有超过主震的余震，他们也就放心了。房子是不能再住了，但可以开始生产了。稻田灌不进水，张顺斌他们就教村民扒土填缝，就这么简单，张顺斌小组离开时，村里的稻秧已经插上了。　　 (图4：专家们在讲解地震知识，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　　 德阳组组长易中军介绍说，在德阳，向群众宣传地震知识、安抚受灾群众，让他们安心、放心是和地灾排查一样重的工作，两样占用的时间差不多是对半。群众相信专家，作为专家更应该做好，很多年轻专家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　　
雪山迎远　　 　　 以扶敏为大组长的丹巴组沿途把泸定组、康定组放下，沿318 国道向西，从新渡桥折向北，到重庆局负责的最远一个县：丹巴。丹巴崇山峻岭，峡谷幽深，大渡河及其众多支流，切深谷，奔腾而下，向南浩浩荡荡而去。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村民们至今还记得，哪条小路红军走过。　　 丹巴县被称为地质灾害博物馆、活教材，即便没有地震，地质灾害也十分发育。扶敏介绍说，丹巴县由于地形的特点，百姓住的地方几乎都是古滑坡冲出的平台，泥石流冲击出来的冲积扇，或者山脚下河流切割出的河滩，这些地方都是地灾多发点、高危点。他们进驻丹巴县后，光是旅馆就搬了三次。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向窗外一看，窗外就是危岩，天还下着雨，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立即搬家。这样搬到第三家才避免险境。这些经历让扶敏他们感到，百姓处在危险中，排灾任务紧迫，责任重大。　　 自此十多天，扶敏他们开始一座又一座地爬山。笔者曾经跟文学青年讨论过地质文学，与一般的城市文学相比，地质人面临的主要是人与大自然的矛盾（人之间的矛盾不突出），这就是为什么地质文学不好写。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可以使情节交错上升，而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具有这种交错性，过程性不强。地质人爬十座大山还是爬山，爬山本身要么冲突性不强，要么冲突性太强，一瞬间，就置人于死地。对扶敏组的叙述就陷入地质文学的难处，爬了十座大山还是爬山，爬了十天大山还是爬山，扶敏组爬了十一天山，在一座座大山的攀登中，完成了——当然不仅是完成了任务。扶敏固执地说着一口重庆话，在外人那里也不改口，让人领略川渝方言动人的韵味。说到这次任务，扶敏说：很光荣，很应该。说到工作，他说，他们就是出力，出技术。　　 （图5：地质汉和山里的孩子。）　　
让贺力宽不能忘怀的是，丹巴县对他们这些地质专家的礼遇。来的那天，县国土局一行人到丹巴县城外两三公里处迎接他们，他们给每位专家敬献哈达，让他们感到责任重大。他们下到乡里去的时候，都是乡长、书记给他们带路，他们让这些从不认为自己是专家的地质汉感动不已。翻越猫耳朵山的那天，给他们带路的是位女乡长，这样的年轻女子，若在城市里，上上班，带带孩子，是个多悠闲、从容的年纪，可在山区，乡长包干负责到村，这样的爬山，对女乡长来说是家常便饭。当时天下着小雨，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地方，缺氧和湿冷让贺力宽他们几个大男人都受不住，但见女乡长身轻如燕走在前面，他们深感在老少边穷地区工作的人辛劳和奉献。翻过大山，到下午两点才见到人家，藏民们端上糌粑酥油茶，一杯下肚，暖了身，也暖了心。十几天来，贺力宽他们常常为藏民们的一壶茶、一句话温暖着。他说，要说我们是给当地人送技术送安全的，可我们常常感到，是当地人给我们温暖和信心。　　 　　 　　 丈量青山　　 蒋文明的泸定组则穿行在贡嘎山脉的高山深壑中，平时罕见的雪山美景，在这些地质人眼里早已是平常景致，他们没把它们当作风景，而是地灾现场。说到爬山的绝望，这个组的熊开治如是说：“爬山是没说的，干这行就是爬山的。可是，你多希望那路是一直向上、向上，不要好不容易到一个高度，一看，向上没路了，等高线上也没路了，你只有向下，下到低等高线，才能接上对面山的路。从高等高线往低等高线走，而且这个标高还要补回来，那个绝望，让你腿肚子都想哭！”　　 话说五月二十五日这天， 蒋文明、熊开治他们排查泸定县的德威乡。他们先是坐三小时的“搓板路”汽车，把车和司机丢在山下，再爬三个多小时的山，到下午四点多，才看见远处有人家。到这时，他们还没开始干活呢。人一数，丢了两个。他们说坐下歇歇吧，边歇边等人。熊开治躺在地下大叫掉队的小伙子，叫声一出，自己就睡着了。对方答应是答应了，就是不见人。那小伙子扑在半山腰的草地上，怎么也爬不动了。“你们别叫了，叫我睡两分钟，两分钟都管用……”说着话，掉队的小伙子也睡着了，手还举在半空中。见此状，蒋文明噗嗤一下笑了，“小家伙们没老家伙耐受，那就坐下吸口烟吧。”蒋文明招呼带路的地方农机干部抽烟，这农机干部告诉他，眼前这条小路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路，蒋文明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条小路仿佛七十多年来都不曾变过，于是他躺在小路边的草地上，叼着烟，吸了两口，一下子也迷糊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呼里呼通”乱响，蒋文明一下子挣开眼，看见天上的乌云晃了晃，对面更高的山也移动布景般地晃了晃，他知道又余震了。他赶紧叫醒同伴继续走，看了看时间，他们仅仅打盹十分钟，再看脚下，那条“红军小道”，已经错开了。这次余震就是6.4级的青川余震。　　 （图6：专家们在吃自带的干粮。）　　 这天，蒋文明他们晚上九点才下到停车的路边，司机师傅早已将车停在下山口等着。车停在这儿可不是容易的，山区都是机耕道，能拐弯的地方几公里才有一个，放下技术人员后，司机师傅就会退回几公里，掉过头，再倒车行驶几公里，回到离专家下山处最近的地方，等着他们。蒋文明他们过意不去，说，你倒着开几公里不容易，我们还是走下去吧。师傅说,能让你们少走一段就少走一段。轻轻一句话，让人心头暖。　　　　
滚石送客　　 　　 几乎每个小组都遇到剑悬一刻、千钧一发的时候。杨建国说起他们排查的康定县舍联乡野坝村危岩时，一时都不能自已。地震造成山体拉裂，危及9户39口人。村里的男人都出去采药了，剩下的妇女、老人、孩子象盼救星一样，盼着政府派人来看看悬在他们头上的危岩。专家的到来让整个村子都动了起来，村子总共还剩二十多口人，能动的都出来了，给杨建国他们引路，还没走近，就看到裂缝里冒出的白烟。　　 这是眼看就要垮塌的危岩，毫无疑问，九户村民必须马上搬迁。可是，事关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业，村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搬迁。他们要领专家们上去仔细看看，不要轻易下结论。全村老老小小爬危岩在先，杨建国他们根据已知数据和经验已经判定必须搬迁，但是，村民们上去了，专家们也必须上去，杨建国真是为大家捏一把汗。爬到危岩上，在下面看到的裂隙掩藏在草丛中，让杨建国后怕的是，他们当时就站在悬空的危岩上，一个村民更是蹲在突出去的草根上，扒开草丛给专家们看裂隙的程度。杨建国下了危岩、再回头看时心惊胆战，突出的草根下就是几十米的悬崖，如果有什么意外那可怎么是好啊！另一个插曲是，下了危岩后，一个给他们带路的当地女孩把手机拉下要回去找，杨建国让同组的李小亮陪姑娘一起回去，杨建国说，让他去可把我害惨了，还不如自己去呢，自己去，一切在把握中，派小亮去，比自己去还担心。李小亮在危岩上帮女孩找手机，杨建国得以重新打量众人刚才踩踏的危岩，多危险啊，如果当时它掉下来……几天后，杨建国说起来还是唏嘘不已。　　 蒋嘉、熊开治（泸定组）他们遇的险，则是在回家的路上。头天晚上，泸定县委县政府举行感谢晚宴，欢送援川的专家们，会上，泸定县县长将“抗震救灾荣誉证书”颁发给各位专家。今儿一早起来，蒋嘉他们装车上路，想到马上就要回家了，大家喜气洋洋，好些人更是拿出相机、摄像机，拍沿途的景色。排灾的时候，纵是万千景色，也没心情欣赏；现在要回家了，拍点风景给家人看。“就一条机耕道，窄得就能过一辆小型车。坐在车上往外看，把你吓一跳，什么也没看见！人是悬空的！我的天，感觉半个车轮悬到路基外了。”熊开治是这样描述“蜀道难”的。他有个DV,想拍点风景，又不敢往外看，就“手往车窗外一伸，眼睛朝里，什么也不看，自个儿拍吧！”事后，他这样跟同事们描述当时的情景。　　 车经康定段的时候，突然发现山石向下滚落，全车人大呼小叫，师傅紧急刹车，仅仅差4秒，车子可能就会被落下的巨石砸中，差这4秒，就是生死之间啊！蒋嘉他们回想时才感觉后怕，当时他们顾不上害怕，赶快下车推石，巨石让道，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危险地带。走到泸定段的时候，沿途也是前面掉石头，后面也掉石头；车子似乎在躲避炮弹，开一段，停一下，再猛地开出去；绕过一个落石，再绕过一个落石，一路绝尘而去。可能是折多山、贡嘎山执意要用这种“炮声隆隆”、飞沙走石的形式欢送英雄们凯旋。蒋嘉是单位的团委书记，他说，危难时刻，青年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说过类似话的还有那个李小亮，他说今年有句流行语，叫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他理解的这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正是在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对他人有利的事。大家的共识是：“80后”，一夜长大。　　 　　
一日成仙　　
除了德阳组在重灾区外，其他三组分配的排灾点都是“次灾区”。刚开始，专家志愿者向博士一时有点“落不了听（成都人喜欢打麻将，很多日常用语习用麻将术语）”，他在电视上看到唐家山堰塞湖告急，汶川道路不通，青川道路拥阻，他以为要派他们到这种最危险最重要的地灾点去做技术支持，现在却把他和他的精锐小组派到康定去，用向博士话说，那是去“次灾区的大后方”。他一时有点找不到感觉。让他糊涂的是，康定那边已经进入青藏高原，地震造成的危害是有限的，那里地灾排查真的那么紧迫么？当然，他还是带着他的小组去了。向博士和他的同窗杨建国是那种有人生初衷和文学情结的人，可能因为地震、技术救灾、使命感等等十几天以来一直充塞着，他们身上有种悲情，有种壮怀激烈。他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当年文学社的社友，有一起熬夜办刊的经历，这使他们的友谊非同寻常，而争执起来还保持着学生时代的肝胆相照。杨建国是康定组的大组长，到了康定以后，按当地政府的意见，将全县的地灾排查划片为县城部分、折（折多山）东片、折西片。向博士是小组长，一直找不到做英雄感觉的向博士，申请去最远的地方，折西片。　　 先看看这个“远”有多远。从康定县城沿318国道向西到新都桥，约120公里。从新都桥开始，沿一条县级公路向南，才是向博士小组开始排查的乡镇。沙德乡就在这条尘土飞扬的县级公路上，这已经是排查了七个乡之后的第八个乡，距新都桥约100公里，这还不是最远的。从沙德乡到普沙绒乡县级公路只通了一半，另一半是村级公路，村级公路的险境向博士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坐在车上，一个人仰头，看着前面的山，有没有石头掉下来；另一个头伸到车外，看着汽车轮子离路基外沿还有多大点儿宽。另两个不负责看道的，只有坐在车上提心吊胆了。”半道上，有学生给向博士发短信（向博士已是硕导），问救灾的感觉如何，盯着车轮的向博士已经快把眼睛盯穿了，他回短信说：怎一个晕字了得！　　 从沙德乡到普沙绒乡60公里，这60公里，把人间境界上升到神仙境界。当地干部说，外人能在那里呆上三天，便可成仙了，所以普沙绒乡被称为“三日成仙乡”。向博士他们体会着“成仙”的滋味：所谓乡政府就是一个小院，三间砖房，乡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就八个人，所有外面人进去都要自带米面蔬菜，不然，你就是在吃人家嘴里的口粮。去普沙绒乡的第一天，乡政府还是竭自己所能，给专家们接风洗尘，粗糙的木桌上有几盘菜，仔细一看就是杀了两只鸡，两只鸡撕撕掰掰放了几盘，看上去也是一桌子菜了。“那里没有菜，如果桌上多了一样菜，那一定是把院子里的什么动物杀了。”专家小组晚上就住在乡政府的办公室，睡在桌子上。第二天他们执意吃从成都带来的干粮，不让院子里蹦蹦跳跳的鸡再少两只。　　 （图7：山高人为峰，成仙自有道。）　　 向博士他们在普沙绒乡呆了两天，排查完所有地灾点，确实一直有飘飘成仙的感觉，那实际上是缺氧和太阳的直晒。第三天，他们向另一个被称作“一日成仙”的吉居乡进发，吉居乡离普沙绒乡50公里，同去的，还有一位28岁的藏族小伙子，他是吉居乡的副乡长。　　 这个“一日成仙乡”连那样一个让人晕得了得的村级公路也没有了，从地图上看，没有任何道路标示通往这个乡，它仿佛是一个孤岛，一个世外桃源，存在于大山的深处，要走进去，只有靠两条腿了。那个28岁的副乡长就是闹情绪不愿干了，跑到县里闹着要调动工作，这是地震前的事了。地震发生后，这个乡还没有外人进去过，灾情不明朗，县里还是劝其回乡赴任。这位副乡长就跟向博士一路，顺便给他们做向导。　　 他们从“三日成仙乡”向“一日成仙乡”进发，走出不远，就被地震造成的巨大滑坡阻在了山脚下。当时，大雾弥漫，能见度只有五米，向博士犹豫了：在能见度只有五米的情况下怎样翻过滑坡？滑坡的另一面是什么，是通往吉居乡的羊肠小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滑坡？下雨怎么办？据副乡长介绍，一旦下雨，山里的道路阻隔，他们经常是出不去，外面进不来。还有他带的这些兵，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没有多少爬山经验，一旦出什么意外怎么办？向博士陷入巨大彷徨中。一方面，他们是摩拳擦掌、抱定为抗震救灾做自己贡献的，另一方面是人命关天。他这样分析吉居乡的情况：地震造成的山体松动、裂缝对地面的危害是一个较长过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当地时有发生，当地群众对之警惕性较高；当地群测群防工作做得较好，已知地灾点都有专人监测。鉴于这种分析，向博士向组长杨建国提出暂缓进入吉居乡的建议。　　 杨建国是个完美主义者（事实上，向博士也是），他遇事追求做到最好，并且不惜代价。他一听向博士的建议就急了，怎么能这样呢？出来前大家一起看电视，说起受苦受难的灾民大家都有献身的冲动，出来时都准备为灾民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的……怎么能因为路堵了就不去了呢？　　 ——车进不去你们可以步行去嘛！　　 ——进去了，出不来怎么办？我要保证一个成员不能少，组长不能当“相公”（打麻将和牌时发现少一张牌称为相公。）！　　 ——你怎么能这样不支持我工作？让我们组完不成任务？　　 ——我们本来是来救人的，不能让别人再跑来救我们。我们都是这一行的专家，知道地灾是怎么回事，它不是今天不去明天就发生的事，也不是一对一地救人。如果是一对一地救人，你冒险进去也值得，可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两个大学同窗几乎为这事吵翻，热血青年杨建国忿然挂掉手机，心思缜密的向博士决定退回普沙绒乡待命。杨建国毕竟是个周到的人，想了想，觉得同窗的理由不无道理，在科学和大自然面前，赌气和盲目拼命毫无益处，他深知这个道理，只是压不住血性和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冲动。　　 杨建国被说服了，作为康定组的集体决定，他们向部应急指挥部以及川局、渝局报告，向博士书生气重，坚持以个人名义承担责任。部应急指挥部和川局、渝局分别作了批示，同意向博士的请求，以安全为重，暂缓对吉居乡的地灾排查。　　 杨建国将指挥部的批示传达给向博士，请他们收队撤回。电话打过去不通，发短信也没反应，这下又把杨建国急坏了，啥情况，不明了，这可怎么是好。原来向博士小组回撤时绕进了深山，手机没信号，又遇到太阳从雪山落山时辉煌的景致，那些平原上长大的年轻人哪见过如此胜景，一耽搁就耽搁时间长了。把个团团转的杨建国头都气晕了。　　 康定三个小组晚上十点多才会师，也急坏了他们的院长李大华，大华院长一个短信接一个短信，询问情况，接近二十三点，收到杨建国的短信：人员全部到位，有惊无险，正喝酒压惊。院长的手机才安静了。　　 这件事却成了向博士的心病，他也在组员那里落下个“相公”的绰号。虽然主管部门同意了他的请求，赞同他的做法，可他总觉得这跟他最初的愿望相悖。从成都撤回重庆后，他竟是生出这样反省：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士兵突击》钢七连中的一员，以为自己会不放弃不抛弃，可其实我们谁也不是，我们的心灵还是被污染了，我们时刻都在放弃，在选择。　　 撤回重庆的两天后，向博士接到副乡长的短信，称他在普沙绒乡等了五天后，自己翻过大滑坡，步行回去赴任了。这给向博士很大震动，他再也不愿呆在家里自责或者听见“相公”这个词就起鸡皮疙瘩了。他要找回最初为科学献身的愿望，找回出发前决心为灾区人民做贡献的愿望，虽然主管单位和领导赞成他的做法，但就他本人来说，他并不赞成自己的犹豫和彷徨。　　 向博士带着一位自告奋勇者，带上司机二次进川，二上“三日成仙乡”，将车和司机留在普沙绒，徒步进吉居。最令他满意的是，他终于让灵魂超越了自己。最得意的是，跟28岁的副乡长再次见面时，他们相互只见一声调侃：你终于一日成仙了！　　
两天后，向博士徒步走出吉居乡的时候，真正有驾鹤成仙、悠悠欲飘的感觉，他说：如果说成功的感觉是晕的话，现在我已经晕得无以伦比了！向博士称这次康定排灾是“三洗”：洗肺、洗心革面、最后一天是洗胃。临走的最后一晚，他终于心无遗憾地把自己灌醉了。　　 过了抗震救灾这个时期，向博士的故事可能不会再被人提起，但是，这件事给他的精神超越可以让他受用一辈子。步行50公里、翻过两架大山给那位自告奋勇者的精神超越也会使她受用一辈子，这个自告奋勇者就是我。　　 　　
回家之路　　　　 从二十二号出发，到六月一日收兵，援川专家们长途奔袭几千公里，完成一种战士般的奔赴。现而今，凯旋了！　　 德阳组的三部越野吉普，满载着四川灾民的谢意，轻快地驶出成都。与进川时的大包小包相比，凯旋的车子异常轻便。他们把带去的帐篷、食品都捐给了灾区，光一人儿就回来了。　　 起初，回家的车厢异常沉默，也许连日的奔波让他们疲惫不堪，也许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出了（余）震区，一颗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也许意识到整个集体毫发不损地完成任务，圆满收队，意识到马上就要回家了……王敬林想到他娇憨的妻子？罗年山想到他淡定的夫人？——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有些恍惚，有点蔫儿。不过沉默也就一会儿，随着有人打开手机里储存的音乐，气氛一下子又轻快起来。“再也不用手机省电了。”这句话引来一阵欢笑，谁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手机省电意味着什么。　　 调侃就从手机开始。王峰说他带了两个手机，平时就开一个，另一个准备在遇险时一个没电了再开另一个，“这可以坚持四五天”。郑代爽说，出发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拿了个身份证，提着老婆准备的东西就走了，他说，万一死了也有个身份证明。他在成都集结时还买了几个打火机，他说他不能没有烟抽，另外，真要埋进去，有个打火机，就有了光明；“人得看见亮，看见亮，就有希望了。”司机岳定文打趣道，他出来时打算不睡房子睡车上，万一房子垮了，他就给解放军指路，说明位置，好挖他们。这话又引来一车的笑声。出发时，他们有牺牲的准备，凯旋时，他们谈笑生死。　　 赈灾单位给予抗震救灾勇士隆重的礼仪：南江地质队领导在进城的高速路口迎接勇士，为勇士们接风洗尘；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院长带领全体职工站在大门两旁，夹道欢迎年轻的救灾英雄们，并召开了欢迎大会；208地质队也专门召开了欢迎抗震救灾勇士凯旋大会，年轻的姑娘们为勇士们戴上了大红花……杨建国说他早已过了在众人面前讲话紧张的年龄了，那天，在代表援川专家发言时，他的腿在发抖，他感觉到牺牲和贡献的神圣。　　 　　 　　 光荣榜和英雄谱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援川专家队共排查地灾315个，其中德阳组28个，泸定组92个，康定组74个，丹巴组84个，另外先期派往九寨沟的两名专家完成了37个地灾点的排查。他们为这315个地灾点进行了安全评估，制定了治理预案，估算了治理费用，并为群众制定了逃生路线。　　 精于治学的向博士向笔者提出过如下思考：一、在地震预报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之前，应借鉴地灾治理群测群防的经验，建立地震群测群防体系，特别是在地震多发区，群测群防不失为一种预报地震、减少地震人员伤亡的有效办法。二、危险教育应纳入常规教育，让公民从小时候起，就有预防危险、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震救灾援川单位光荣榜：南江地质队、208地质队、107地质队、136地质队、205地质队、川东南地质队、607地质队、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高新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中煤集团重庆设计院、重庆市市政设计院、中铁二院、重庆大学设计院、后勤工程学院。　　 援川专家英雄谱：易中军、罗年山、王峰、岳定文、刘勇、王敬林、徐刚、周馨、张杰、江涛、张顺斌、李海波、刘胜彬、杨晓东、赵建忠、蒋文明、熊开治、徐建、罗兵、蒋嘉、蒋先念、向银海、 汪平、岳向阳、罗敖、周栋梁、邹常生、高培德、夏利明、陈勇、扶敏、白时坚、詹涛、程翔、黄忠、贺力宽、王俊、龚家强、杨清华、宁延兵、龙大明、谢仕明、杨志、孙发明、吴寿保、杨建国、胡小军、尚红光、张聪、李小亮、向喜琼、梁秦兮，谭小明、龚笔耕、杨洋、刘晓斌、魏德文、罗红、王辉、王建华。　　　　　　　　　　后记　　　　
五月十二号下午以后，如果我不连轴转地看汶川地震现场报道的话，我不是我要求的那个杨沐；如果我不是不吃不喝不睡不愿跟人说地震之外的话、说起地震又像疯子一样滔滔不绝、不能罢嘴的话，我不是那个本来的杨沐；如果我不是得了抑郁症一般地哭哭啼啼、无比脆弱、失眠失语甚至失态以致不能自拔，我也不是自己认识的杨沐；如果我不是像文艺青年一样去参加守夜集会、诗歌朗诵、电台录音、募捐沙龙，尽自己所能干点“大后方”常干的热血沸腾的事，我也不是那个一直向往“十二月党人”、愿为爱情和真理不惜被流放的杨沐；如果我知道一个组织在招募人员去“前线”而我不报名的话，我将唾弃自己；如果我因为害怕不去灾区的最前沿、不去采访的最前沿，我将无法面对自己。所幸的是，我能想到的我都做到了，下午，我望着嶂石岩红色的峭壁和翠色的绿盖，吐了一口烟，身体向后仰，安然地发出微笑！　　 　　 　　 　　 　　 　　 　　 　　 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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