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震应急演练在成都举行
　　新华网成都8月30日电（常璐、江毅）8月25日至30日，联合国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亚太地震应急演练，在成都进行经验交流研讨及桌面演练。本次亚太地震演练是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联合支持的第三次地震演练，本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开展程序性的桌面推演，促进各国际救援队、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举办国应急响应机构与救援力量对INSARAG灾害响应系统的认知和熟悉程度，加强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力量在灾害现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联合开展救援工作的能力。
　　中国与联合国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INSARAG）的合作近年来不断加强。INSARAG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下的分支，实际上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政府间的一个网络，主要协调各国城市搜索救援以及有关灾害反应的事务，为国际救援队信息交换提供平台、制定搜索救援标准、促进救援国际合作、创建救援理论和方法。
　　演练由中美双方共同资助，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主办，中国地震局承办。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韩国、泰国、挪威、捷克、蒙古、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老挝等16个国家及联合国代表在内的142名应急救援专家和救援队员参与演练，其中中国参加人员有71名。
　　演练彻震救灾工作时提出，四川省的救援装备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同时物资储备采取了区域联动模式，重点地区为甘孜、凉山、乐山地区。
责任编辑：AP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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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工商总局：将进一步细化“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２日电（记者雷敏）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黄建华日前透露，新消法规定消费者网购拥有“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利后，各地加强了对该项条款的检查力度，执行情况总体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工商总局准备起草一个关于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指引，进一步细化这一规定。
　　 黄建华在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媒体购物行业规范工作座谈会”上说，新消法出台后，工商总局制定了两个部门规章，一个是处理消费者投诉的实施办法，再一个就是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检验办法，对新消法的相关规定做了细化。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产品属于完好，什么产品基于商品的性质不属于“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还缺乏细化的规定。现在有一些网络商家，无限地扩大不属于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围，几乎把消费者应当享有“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架空了，单子拉得很大，急需规范。
　　 另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会长王文学介绍，目前电视、广播、电话等媒体购物虚假广告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不少媒体仍将名人代言的品牌广告植入违规药品电视购物短片广告中；二是一些电视购物声称“不要钱”“免费送”“公益”“爱心”的商业欺诈广告，毫不掩饰地公开行骗；三是“御用”“宫廷秘方”“百年祖传”，御医、国医、神医等违规违法广告词汇在一些电视节目中仍大有市场；四是纸媒购物广告问题严重，壮阳产品、疑难病症新方奇药在某些“热门”报纸杂志上找到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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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信箱：finance#(#改为@)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有过自贸区设想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海经历过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两次，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姚锡棠都是主要参与者。最早约他时，得知姚老生病住院了。却没想到，采访提纲转交后，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我的身体还行。对于这两次大讨论，我确实也有一些看法，可以同你们聊聊。”电话那头，姚老声音清晰洪亮，甚至听得出一些些地振奋。
　　或许，因为那段过往对许多如姚锡棠一样的亲历者而言，都真是燃烧激情的岁月。
　　那些年，汪道涵市长最头疼的事
　　有困惑才需要思考，有问题才需要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连老百姓的日用品，一个小小塑料盆，都凭票购买。”姚锡棠说。这种紧缺，反映在工业领域，“原材料告急”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这是汪市长最头疼的事。而每次会议结束后，市里也会派一批又一批同志到山西等其他省市，搞煤炭或其他原材料。
　　之所以会出现原材料告急，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制。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往往滞后，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使上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也使工业技术进步缓慢，设备老旧、高耗能、高污染等，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影响城市发展、百姓生活。这与当时广东及苏浙一带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技术救市”的观点在当时已很普遍。更有一些业界人士和专家提出，上海需要结构升级，上海要向“三高三低”工业转型。
　　其实，除了工业的结构升级，姚锡棠认为，当年的上海还面临着一大挑战，就是城市功能亟须转型。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曾是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呈现出一个工业的上海，第三产业萎缩。据姚锡棠回忆，那个时期，社科院和上海统计局都曾以1982年的数据作过统计，算出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为22%左右，较1952年时的46%大大降低了。
　　“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经历了由发展工业到发展服务业的转型，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城市是一个趋势。但当时的上海，却逐渐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姚锡棠说，一旦工业发展面临挑战，余地就会越来越小，城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严重、资源不足等等，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想不通
　　在姚锡棠的记忆中：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几次来到上海，反复强调“上海是中国的一张王牌”，抓住了上海就可以把全国带动起来。但就在这改革开放最初的岁月里，各地经济都开始迅速发展，反而是上海这一张“王牌”，渐渐放缓了发展的脚步。形容当时上海的处境，“失落感”也好，“困惑”也好，总之，关于上海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摆在眼前。市委市政府非常着急，从组织调研，摸底情况，到问计专家，召开相关的研讨会、座谈会，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从1982年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最开始的讨论，围绕“上海工业技术改造”展开，逐渐延伸到“生产哪些新产品”。在当时，“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就是生产产品”是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有数据佐证，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农业的10倍。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日本专家就提出：上海工业应该发展“新三件”，即电视、空调、洗衣机。这是相对于当时上海比较普及的 “老三件”(钟表、收音机和缝纫机)而言。那个时期正值家用电器全球大发展，日本专家觉得上海发展“新三件”并不是很难，起步时还可以引进技术。类似的关于上海开发新产品的建议，在当时被提及很多。
　　就这样，在产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间，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两年多。1984年，讨论达到高潮。姚锡棠觉得，得益于前期的积累，各种观点交锋、碰撞，到了这一时期，讨论目的越来越明确，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上海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成为这个时期话题的焦点。
　　这一年有两场比较高规格的研讨会。上海社科院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了其中的一场，参会人数达到了300多人。在这一次研讨会上，姚锡棠在大会作了发言，指出上海经济正面临两种发展思路的重大抉择：一种是继续发展物质消耗高的传统产业，仍然沿着粗放型、单功能路子走下去；另一种是，大力发展物质消耗少、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产业，特别是发展各种服务业，从根本上调整上海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走综合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会后，上海社科院学者孙恒志进一步发表了 《上海要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一文。
　　同年9月份的第二场研讨会，规格更高，规模也更大，由汪道涵市长亲自主持。500多人的会议规模，其中还有国务院相关领导，以及许涤新、钱俊瑞、薛暮桥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这一次会议讨论，更加肯定了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强化了“上海要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市功能多元化”的观点。
　　“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在姚锡棠的记忆中，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的争论，在9月份的大会后一直持续至年底。当时，建立在几次大讨论基础上，上海已形成了即将提交中央的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就在《汇报纲要》提交前夕，汪道涵市长再次就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征求两派专家的意见，并在上报的材料中将两种不同意见都附上了。
　　江市长参加讨论的“非常前卫”话题
　　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 《汇报提纲》，肯定了上海发展的两个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上海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姚锡棠特别强调：“这是上海、北京、长三角学者与政府实际管理部门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讨论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
　　《汇报提纲》批转后不久，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才真正打开了上海改革的局面。当年，江泽民就带领了大批上海的干部、专家到广东访问、考察和学习，回来之后在万体馆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姚锡棠记得，就在这个大会上，上海改革有了全面的部署。
　　1985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展开大讨论，但每两周市里面就会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姚锡棠是参会的专家之一。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形式的讨论会，比较开放和随意，话题讨论非常深入。江市长时常会亲自参加讨论，有时也会和大家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
　　就具体的讨论内容而言，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借鉴广东，从如何吸引外资，发展合资企业，到如何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工业水平；又如，学习苏浙，尤其是上海郊区要借鉴苏浙的模式，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等等。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讨论的话题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姚锡棠记得那一次讨论会，是在王战同志带队去美国考察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回来之后，从介绍国际经验到结合上海实际情况，这一场讨论尤其热闹，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至中午12点半。最后，江泽民作了总结：“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
　　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大胆尝试的魄力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上海不但真正打开了改革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马加鞭。从1985年到1990年，上海不仅跟上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且还领先了。
　　1990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证券交易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姚锡棠认为，证券市场的开启，对上海后续的改革，体制的彻底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那时，朱镕基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1990年，上海再次崛起的起点。这一年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挂牌成立，浦东走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1990年2月，上海正式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仅仅两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一刻起，上海终于被推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姚锡棠曾经兼任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对浦东有着特殊的情感。
　　姚锡棠回忆：1984年讨论中，就有不少同志提到了浦东，但那个时候大家的设想完全站在浦西立场。一是向浦东进行工业转移，因为浦西实在太拥挤，最繁华的淮海路、南京路上，也随处可见街道工厂；二是到浦东造新房子，缓解上海老百姓的住房困难。浦西只有140平方公里，而浦东的面积520平方公里，几乎是浦西的4倍，当时大片是农田。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讨论中，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浦东不能复制浦西工业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发展新型工业。
　　但这些都远没有达到国家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战略高度。“其实，浦东的开发开放，是站在全国立场来考量的，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姚锡棠坦言，这一次浦东的改革，是邓小平同志直接指挥和设计的，我们只是有幸成为改革的参与者。
　　浦东开发究竟要做什么？要尽可能发挥上海作为“王牌”的三大优势：一是历史上素有的金融、贸易中心；二是上海工业中心的升级；三是与国际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
　　那一年，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关于浦东的定位，是在朱镕基的主导下确立的。姚锡棠告诉记者，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决策之前，朱基做了两件事，一是亲自考察浦东，既到浦东这块土地上走了走，也坐上直升机俯视了浦东每一个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去新加坡和香港考察，要借鉴这些城市发展二产、三产的经验。回来之后，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浦东的发展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四个开发区的定位逐步成形：金桥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为主的高端制造业；陆家嘴发展金融贸易；外高桥定位于保税区；张江则向高科技、信息化方向去突破。
　　姚锡棠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对外高桥进行定位时，朱镕基就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只是条件不成熟，没有获批，最终确立成为保税区。但外高桥园区的英文名称却一直以“自由贸易区”来标注。
　　有了明确的目标定位，浦东迅速发展。而建立在浦东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之上，上海经济发展逐步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困境，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1992年，中央提出要“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不认同记者用 “头脑风暴”一词
　　回顾当年，姚锡棠觉得，上世纪80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是探索；而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令人振奋，上海经济也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课题。1981年，姚锡棠所在的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向国家申请了一个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副所长陈敏之主持。1983年，这一课题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首次明确地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直到浦东开发开放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进入新的层面。
　　姚锡棠记得：“当时市委市政府对这一研究非常重视，抓得很紧。”应该是1993年的下半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提出启动新的战略研究。随后，《迈向21世纪的上海：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立，副市长徐匡迪亲自担任课题组组长，具体工作则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组织。由此掀起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讨论的第二次高潮。
　　姚锡棠不认同记者在采访提纲中用 “头脑风暴”一词，他觉得这个时期的深入讨论远比“头脑风暴”要高级。市里召集了2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市领导还分头和专家一起组团到海外，到不同城市去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城市如何发展等等，甚至有更明确和细化的研究题目，如城市交通如何发展等。姚锡棠当年参与的这一组海外调研，在徐匡迪亲自带队下，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当地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业。“我们这组10多个人，其中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也有直接从事金融和贸易行业的。调研的目标十分明确。”调研回来，各个小组深入讨论并形成报告。
　　到1994年底，这一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到了出成果的时候。市政府主持召开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这一次的会议规格非常高，10多位中央部委领导应邀参会，还有很多来自国际著名大公司的首脑，以及海外专家、学者等。会后不久，1995年2月《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一书出版，明确指出，上海正面临着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大历史机遇。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到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浦东则基本建成既有先进制造业又有现代服务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实现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上海发展的道路，由此越走越宽广了。”姚锡棠说。（记者蒋娅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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