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对先进与后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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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关系研究.pdf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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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以人为本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当前发展实
践的结合,同时又是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精髓的汲取与超越。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文化的精粹,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具有进步性质的思想主题。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为了统治阶级的
长治久安出现的思想学说。它倡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原则,重视民众在国家
和阶级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在历史上具有其积极的意义。
虽然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中,其“重民”、“贵民”、“利民”、“惠民”的思想和做法,对我们还是有
值得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同时也是我国先
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与超越。研究儒家民本思想,既有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
识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今日之民主政治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
本文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先秦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
果“以人为本”思想进行全面考察,通过对先秦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以人
为本”思想的比较分析,探寻“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以及“以人为本”对传统“民
本”思想的汲取与超越,进而阐释“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进而希望能
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价值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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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 摘要: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是我国美学的两大派别,到魏晋时期代表新道家的玄学产生,以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在音乐方面又有独到的见解。从音乐的本体看,儒家重人轻自然,嵇康看重自然但不否认人的因素;从音乐功用上看,儒家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通过人和达到政和,嵇康看重音乐的养生功用,由自然之和达到人性之和;在论述声有无哀乐的问题上,儒家仍看重人的主观因素,嵇康看重自然的客观因素。
&&& 美学是一门抽象的理论学科,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音乐美学是美学理论在音乐上的阐述,主要研究音乐产生、创作、审美等的规律问题。音乐美学对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以及提高人们的审美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我国有着浓厚的音乐,但我国对本民族的音乐美学研究尤其是对古典音乐美学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儒家和道家的音乐思想是我国音乐美学的两大派别,到魏晋时期代表新道家的玄学产生,以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在音乐方面又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儒家乐派和嵇康音乐思想的异同,即音乐的本体、功用和声有无哀乐问题。
&&& 一、主观本体论与客观本体论
&&& 音乐的本体即音乐的产生问题是音乐理论家研究音乐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研究音乐理论各方面的基础,涉及音乐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关于音乐的本体,历代各家都有不同的论说,综合其观点,基本上分为两大派别,固然也产生了关于音乐本体说的两股潮流,一类是坚持主观本体论的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孔子、孟子、《乐记》;另一类是坚持客观本体论的道玄学派,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嵇康. 儒家从两个方面论述音乐的产生,一是从音乐之所以叫音乐的方面,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初,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响应,故声变,变成放,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①二是音乐是怎样成为音乐的问题,即音乐的形成问题,《乐记乐像篇》载:“乐者,心之动也。”无论是第一个方面还是第二个方面,其根源都在于“心”上,而且由“心”产生的音乐又是一个连锁的过程,首先“君子动其本”,其次“乐其象”,最后“治其饰”,因此又可以说,这相互关联的三个要素都深深打上“人”的烙印。先由君子内心产生产生一定的感情之后,用声音表现出来,然后根据乐律最后定型为音乐,其产生、表现、审美三个阶段都是与人这一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音乐由人创造又为人服务。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儒家乐派主张从主观的角度论述组成音乐的音与声的实质及音乐的本原,是一种主观唯心本原论。嵇康认为的音乐本原来源于道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在这两点基础上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法自然”的“道”,主张组成音乐的音与声和客观存在的事物一样,是“天地合德”的结果,他深刻指出音声是由阴阳五行结合而来,是自然天成、天地和谐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他承认了音声的客观存在性,阐明音声不是人所触及他物由心中产生,而是先天的存在,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明确指出:“心之于声,明为二物”、“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驳斥儒家乐派“感之于物,而形于心”的唯心论,形成了与儒家成鲜明对立的客观本体论,这是嵇康对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名教强有力的批判,也正应和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本性。在论及音乐最终定型的时候,嵇康并没有忽略人的因素,虽然他主张音声是自然产物,但是音乐确是由人创作,而且人也是音乐的审美主体。
&&& 先秦儒家的主观本体论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论述的,认为音乐是人心灵的寄托,是精神表现的艺术化,是精神的产物,强调音乐与人的渊源关系。嵇康所认为的音乐更多是从物质产生的角度来认识,他既看到了音乐与人的对立(音声的客观性),又看到了两者的统一(音乐由人创造)。
&&& 二、仁礼为政和自然养生
&&& 论及音乐的功用,即音乐的作用和意义,先秦儒家和嵇康发表了不同的言论。儒家自先秦产生至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行以来,其主张的“仁、德、礼”思想成为维护阶级统治的道德工具,以其丰富的内涵从思想道德方面维系阶级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礼”的论述,已经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礼的起源,荀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礼起源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又说“故礼者,养也”②因此,可以看出,礼是用来控制人的欲望的,控制的手段在于“养”,而“养”的根本是追求政治上的国泰民安。因此,儒家思想归根结底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正是因为坚持仁礼思想并把这种思想贯穿应用于各方面的行为之中,音乐也不例外。首先,儒家坚持的是仁礼为政的音乐思想,把礼当作一种崇拜,一种立身行事的规范,“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③在孔子看来,野人虽然不如君子,但是如果野人有礼乐的修养,那末孔子则要选择“先进”之路,宁肯不做没有礼乐修养的君子。音乐对于礼来说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是被动的,孔子要强调的是礼而不是乐,有了礼,才有乐,无礼不可乐,非礼勿乐,坚持先礼后乐说。《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立身为礼,才能在音乐中陶冶情感,抒发心志。又《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⑤孔子认为,仅玉帛和钟鼓是不能满足礼与乐的,那末孔子认为的礼与乐又以什么为最终目的,或达到礼与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从孔子的家世和历代关于孔子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孔子之所以崇尚“礼”是有深刻根源的,他出身于没落贵族,“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因此他把音乐上升到与政治紧密相连的高度,微观上乐是礼的附属品,宏观上礼乐是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其次,孔子反对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声,并认为“郑声淫,佞人殆”⑥郑国是西周末年新建立的国家,从地域上看,郑国位于中原,四周有齐、楚、晋、卫等诸侯国,腹地广阔,交通方便,便于吸收邻近各国的乐风,因此音乐具有“俗”的特点,郑声节奏明快,强于变化,内容多数是歌颂民间的爱情故事。又称之为“新声”,是相对于雅颂旧乐而言的。雅颂旧乐是君王诸侯宗庙、祭祀所用的礼乐,孔子必然要站在为政治服务的立场上批判新声,褒扬雅颂旧乐,因此要“乐以《韶》、《武》,放郑声。”(《论语卫灵公》)不仅是孔子,儒家乐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和乐论也有相同的看法,荀子认为“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乐记?乐本篇》则认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 如果说孔子从礼的角度去考察规范音乐,孟子则是从仁的角度去阐释,孟子是“性善论”的创始者,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有提出了仁政思想,建立在仁政思想上的音乐又是怎样的呢?孟子认为“仁之实,事实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孟子 . 离娄下》)也就是说,孟子认为的音乐的本体、起源、审美意义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从审美主客体上说,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音乐的功能是要教化人们在“性善”的基础上再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一种仁与义、善与美的结合者。孟子的主张在于基于人本性的善,与音乐的美统一起来,达到一种仁和,最终归位于政和。总之,先秦儒家认为的音乐是建立在一定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带有功利性并为政治服务的仁礼之乐。
&&& 对待礼的问题上,嵇康和先秦儒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越名教而人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来表明对名教的否定和向往自然的人生理想,在音乐的论述上更为突出,其根本是玄学和名教的对立。汤一介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是这样给玄学定义的,“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和名教的一种特色哲学思想”。玄学的基本在于老庄思想,虽说是“调和”,但玄学所表现的主要在“调”上,“和”并不明显,这就显然看出玄学和名教的对立性。玄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是魏晋时期政治动荡,使士大夫阶层不能有效的事其君主,杀身之祸随时而至;二是名教的伦理道德已经无法起到教化作用,人们开始由摆脱其束缚向自然无为转变。因此,人们要追求一种无功利的自然人生。嵇康更多的从音乐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声无哀乐论》自成体系,使一部价值极重的音乐美学专著,形式上采用清谈辩难方式,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的八次论难,涉及到音乐的本体、实质、审美主客体关系、价值和功用等内容。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脱离了儒家思想支配的官方音乐思想,确立了音乐自然之和的属性和养生的功用。嵇康从人本的观点出发,注重思想、身体、道德、行为各方面的修养,但是这种“修养”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在音乐的功用问题上,他将音乐和养生联系起来,认为音乐本于自然,没有沾染到尘世间的是是非非,是一种恬淡平和的客观物质形式,让音乐的自然之和陶冶人的性情,必能达到养生的目的。因此音乐能够“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他主张“被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之永久” ⑦ 《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见其喜愠之色”。这正是对嵇康性格的真实写照。较之儒家和嵇康关于音乐功用的论断,可以看出,儒家看重音乐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用,而嵇康坚持的是注重人本的养生功用。
&&& 三、论哀乐的有无
&&& 关于声有无哀乐的论断,涉及到音乐的审美关系,是古典音乐美学争论的一个焦点,儒家乐派和嵇康在此论述上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嵇康指出“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嗅味于天地间。”(《声无哀乐论》)指出音声是自然天成,是由天地和谐而来,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他论述声无哀乐的理论依据,即声源自然说。他肯定音声的客观存在性,在此基础上阐明音声并不是由人触及他物生情而产生。虽然音乐是人们根据乐律规定下来,但音乐并不包含人的主观情感,不因为主观感情色彩失去音乐自然的本性,认为“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声无哀乐论》)指出声自始至终是和谐而自然的,人们之所以听完音乐后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感情,原因在于人们心中已经具有了哀乐的因素,遇到平和的音乐把产生在心中的哀乐情绪激发出来。即:
&&& 音乐(客观存在性与和谐本质的统一) + 主观感情(心中已具有) = 哀伤 / 喜悦(外显之貌)
&&& 嵇康认为音乐不表达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否认了音乐具有内容的观点,但是他却认为音乐(声)具有“单、复、高、低、善、恶”之分,即注重音乐的形式。他“目送远鸿,手挥五弦”,是把那种空灵之心寄托在琴的指法和技巧上,而不是乐曲本身。因此,他承认音乐与感情的相互独立性,否认音乐和形式的统一性,嵇康最后定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系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⑧
&&& 儒家认为,“乐者,心之动也;声音,乐之象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⑨因此儒家认为,音声是人的创造,声音是音乐的表现手段。在音声和感情的论述上,坚持“表情说”,认为音声是人精神的寄托,体现人的感情,即“声有哀乐”,强调审美主客体的统一。论及心与声的关系,在《声无哀乐论》中,代表儒家的“秦客”认为,“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即心处于哀乐的气氛中,心灵受到哀乐情绪的渲染,而声音又从受渲染的心中发出,所以音声具有哀乐的因素。即:
&&& 自然之心 - 受感化的心 十 音声(具有哀乐因素) + 音律 = 音乐(体现哀乐)
&&& 嵇康是这样论述心与声的关系,“夫声之于心,有行之于心也。由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心,苟心同形异,则何言平欢心而知哉。”⑩嵇康将音声喻为“形”,形与心的不一致,表明声与心的不一致,这里的“心”应理解为感情上的喜怒哀乐。他还从物质观上论述了心与声的关系,即“心之于声,明为二物”(《声无哀乐论》)不仅表达情绪的“心”和音声没有关系,而且主导产生感情的器官 ? 心,和音声也没有关系。
&&&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和嵇康在音乐美学思想上不同的根源在于对“人”的看法上。从音乐的本体看,儒家重人轻自然,嵇康看重自然但不否认人的因素;从音乐功用上看,儒家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通过人和达到政和,嵇康看重音乐的养生功用,由自然之和达到人性之和;在论述声有无哀乐的问题上,儒家仍看重人的主观因素,嵇康看重自然的客观因素。儒家所提倡的仁礼思想,以期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对华夏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嵇康“越名教而人自然”的思想,较早的提出要解放人的天性,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是一把划破封建黑幕的利剑,体现了一代隐士风范,他的音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音乐摆脱了以礼为本的束缚。正是由于各家思想认知的不同,我国古典音乐美学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 注解:
&&& ①见《中国古典美学举要》160页 于民 孙通海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9月;
&&& ②同上142页;
&&& ③同上41页;
&&& ④同上37页;
&&& ⑤同上42页;
&&& ⑥同上38页;
&&& ⑦《答难养生论》见《嵇康集译注》70页 夏明钊 译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1月;
&&& ⑨见《中国古典美学举要》173页于民 孙通海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9月;
&&& ⑩《声无哀乐论》见《嵇康集译注》97页夏明钊 译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1月。
&&& 作者:刘健(1986-),山东邹平人,中共党员,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专业方向:学、音乐美学、歌曲写作。
&&文章录入:金葫芦刘健&&&&责任编辑:剑乐&更新时间: 22:1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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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追问: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对于这点能否详细解释阐述,谢谢追问:有人说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民主进程,你是如何理解的,若可以请直言。回答:十九世纪以来,亚、非、拉广大的后进地区,陆续掀起了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潮流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这一现象促使人们思考: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可能有着某种共通的东西。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基本相通,是富现代性的。   一、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世界观有着一致性,它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  关于世界起源问题,在孔子时代,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1]。尽管中国的民间传说也有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但这不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到南宋时代,朱熹在当时的认识背景下,从理性的直观推理出发,认为宇宙原是一团气,按照一定的理演变而来,他认为:“天地初,只是阴阳二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生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轻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从磨中撤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2]。尽管朱熹的语论是不科学的,但他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迷信。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也认为世界万物是大自然根据一定的规律自然生成。只是儒家的持论立说更多的带有一种非科学的经验主义色彩。  儒家思想认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准则是人类利害关系的产物,所以,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师在制定基本的社会准则时,都反复强调对人们生存的利害关系。关于统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所以,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得民心。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孔子主张法制与礼治都不可少,但重点在礼治,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社会将更加稳固。鉴于中国是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无非是君臣父子关系,所以孔子主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为此,首先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因为“国之本在家”。要重祭祀,他认为祭祀可以提醒相互间的血缘关系,有利于团结。提倡孝道,又宣扬忠,忠孝并列。此外,为了保证政府能够行“仁政”,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官员,所以要尚贤。  由此可见,儒家的具体实践原则,都是本着理性的精神,在一定的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较为一致的地方。  由于儒家文化的理性特征,东亚各国相对别的落后区域而言,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认识到必须采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活动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国家才能转弱为强,因而迅速地选择了现代化。理性的社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为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因而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人们的利益发生变化,某种政策如果不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对人类利益的必要性,很快就会被人们所摒弃。也正因为理性的思维方式使然,二战后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尽管资源贫乏,但由于他们理性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另外,作为个人而言,由于理性的、以自身利害为准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普遍主张“入乡随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使得身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理性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在夹缝中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二、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  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功利的积极鼓吹者,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⑹,只要能发财,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但儒家思想并非主张放纵人欲的发展,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7],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朱熹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亡矣”[8]。  在儒家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功利主义者。自秦汉以来的中国一直就贯穿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东亚民众普遍鄙视懒惰与不思进取,崇尚勤俭与成功。各行各业的人们,起早贪黑,勤奋异常,而在家庭消费方面,非常节俭,为的就是发财致富。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依靠农业积累财富需要很长时间,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在勤俭方面,世界闻名。由于农业积累财富缓慢,艰难,因而做官是一条便捷的致富之路。中国自秦汉以来,除国君外,行政官员均对民众开放,任人唯贤,“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就确立了科举制度。所以一般民众就把读书做官视为成功发迹、光耀门楣的终南捷径。  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现代化首先主要是经济的现代化,要想使民众都积极地投身于现代工商业活动,强烈的功利心是必需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清心寡欲,懒惰而不思进取,或者过分讲求吃喝玩乐,势必影响工业化的速度。而儒家文化濡染影响下的东方民族恰恰是既勤奋又俭朴,既积极进取又颇讲求实用、功利。战后的日本被称为是工作机器,他们把工作视为快乐。在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均在十小时以上,韩国、台湾、新加坡尽皆如此。当今日本人以及华人在东南亚与南北美洲所经营的店铺,营业时间均是超过当地人的。  在消费方面,东亚人以节俭而闻名。日本人尽管现在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实际消费水平却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东亚社会,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新加坡,人均储蓄率均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这就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现代化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需要现代技术和管理人才,东亚地区的民众由于受上千年“读书做官论”的儒家文化观念驱使,很快就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另外,在南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日本人、华人,他们对于教育的重视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均超过当地居民。  这样,同其他国度的、处于同一体制下的民众相比,东亚人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准,更多的勤劳,那么,对东亚经济的奇迹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在人生目的观方面,东亚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动机,同现代社会是共通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为东亚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心理支持。  三、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孔子认为如果专讲法治,人们虽不会犯法,但缺乏廉耻感,社会仍不安定,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人民触犯道德的事都不敢去做,那么就更不敢触犯刑律了。所以,礼治比法治更重要,因为它能防患于未然。因而中国自从专擅法治的秦朝灭亡以后,历代王朝为了长治久安,都在健全法治的同时,更加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儒家道德说教的内容,后人总结为“八德四维”,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四维八德”,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不大重视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确实一如有些学者所论说的,不利于创新与主动,也不利于养成民主的气氛,容易导致人治。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也就导致在同样的生产活动、同样的社会体制中,它所主宰的东亚社会,更具有整合性和稳定性,而现代生产又是社会化生产,需要社会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所以,儒家思想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为东亚现代化得以迅速发展提供了秩序上的保证。  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在经济计划制定方面,注重整体的和谐一致,讲求完美,讲求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协助,因而制定计划无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地搜集材料,争取广泛的社会参与,反复斟酌,最后博得各个方面的认可,方才付诸实施,所以,一般都能顺利完成。  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由于东方社会强调责任与义务,强调忠孝仁义等,养成了人们对权威、长辈的尊重与服从。领导人在作出决定时注重社会的协调,因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现代化工作成为一项设计严密的庞大工程,整个社会在政府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现代化成为举国上下的一项运动,因而进展神速,不过二三十年就完成了现代化工作。  综上所述,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是功利的;在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态度方面,是和谐的。儒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念是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共通联接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一些观念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合理内核。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一面,才使得东亚地区先于其他后进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先于其他后进地区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也正因为儒家思想所具有现代性合理内核,才使得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海外华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就。  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对市场经济有着积极影响,其具体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向着正确健康方向发展。  前面说过,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正面的价值。  1、诚与信  儒家强调最根本的君子人格就是诚信。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9]。以诚待人,不仅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修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道德。签订合同、协议的双方,必须履行承诺,恪守信用,坚决执行。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不少违背诚信道德、弄虚作假的缺德行为,假发票、假证件、假学历、假身份证……这些“假”与不守信用的现象,都是同诚信待客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背道而驰。市场经济,商品竞争,呼唤着儒家伦理道德中的诚信品格,儒家的诚信待人的道德规范,应该而且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2、和为贵  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和气相待,和睦相处。儒家认为,“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以和为贵,以和为美。正所谓“和也者,天之达道也”。把儒家的“和为贵”的伦理道德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就要提倡“和气生财”的新商业观。有人说:“商场如战场,同行如敌国,市场竞争不可调和。”这种看法是片面、有害的。战场、敌国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属于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死”与“伤”,和“敌国”、“战场”的“死”与“伤”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和儒家“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办事,那么,就可以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减少商业摩擦和阻力,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外和睦协作的商业关系网络,以广开财路,广辟财源。可见,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是搞好市场经济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实行良性竞争循环的法宝。  3、节且俭  儒家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腐化,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在市场经济,商业交往中,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在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浪费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资源的浪费最终会害了浪费者自身。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人们生活逐步富裕的情况下,仍要发扬儒家关于“节财”的俭朴思想,坚持勤劳节俭,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仁和爱  “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爱人。”[10]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在孔子看来,“仁”就是“爱人”,“泛爱众”。从积极而言,“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从消极而言,“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仁”是儒家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仁”字“从人从二”的“二”字,包括有正确处理好“己”与“人”的两方面关系的意思。一方面,对自己“立己达己”,对他人“立人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就是“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统一。我们把这种“仁爱”的道德观应用到市场经济领域去,就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应当公平合理,利他利己,兼顾各方。  以上“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是四味颇为有效的、能医治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常犯的弊病的良药。对上述传统道德规范做出新阐述、新改造之后,使其基本内涵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使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的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所谓对待思维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涵。儒家经典中的“义与利”, “经与权”, “修已与安人”等思想,就体现了这种对待思维的观点。今天,在审视儒家文化的时候,其对待思维方式,对现代管理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义以利生”: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这里利是收获财物,义是分配产品。义利关系好比是生产和分配关系,在一个企业当中如果管理者私心很重,在分配中不合理地多占了财物,那么下属和职工必然会产生怨愤,反之职工则会心情舒畅,积极性提高,产生更多的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两者对立统一。礼就是制度,礼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合理的分配,也即是义,实行合理的分配,就能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也就能更多满足百姓的需要,人们也就能安居乐业。儒家将“义以利生”作为管理价值论,首先强调的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常情。其次强调取物应当取之有义,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不能多占他人的物质财富。在我国一方面是生产力比较落后,人口绝对数较大,十多亿人共同享有这有限的物质财富,有平均主义的心理倾向,如果差距太大,有一部分人得不到温饱,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对于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持一刀切,人人平均,否则调动不起人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有才能的、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因此,管理者怎样合理地处理“义利”关系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要使企业既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又能使其中每一个成员不致因收入或分配上的差距太大而怨声载道,这就要求管理者正确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合理摆正两者的位置。  二、“执经用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经”与“权”是一对矛盾, “执经用权”表明应该如何合理的解决这对矛盾。何谓“经”与“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3]。意为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这是古代的礼,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嫂子掉进河里,不用手去接她,她会被淹死,这样用手去接她不但不违犯经、礼,而且还合乎情理,是权。相反,一时拘泥于礼,不伸手去救她,形式上尊礼,而实质上连野兽都不如。这是儒家对“经”与“权”的朴素阐明。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很多管理内容是有章可循的,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这按照儒家的解释即可为“经”,这里的“经”是管理学中的“经”,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先循照依据,照章办事,往往是事与愿违,犯教条主义,例如在组织规模上,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由两人增加到二十人时,团体绩效会发生许多变化,这时管理者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一味采用原来的管理态度和方法。我们常见在规模很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经营得头头是道,一但规模扩大,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就说明虽然掌握小企业规模运作的“经”,但规模、人数发生了变化时,却不知怎样转化这种“经”,即不知如何运用“权”。现代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提出环境的变数与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在通常情况下,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经营,宜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中经营,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更好一些。现代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执经用权”思想不谋而合,所以传统中的某些成份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发展与存在的合理空间。  三、“修已安人”:自我管理与管理他人的对立统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孔子提倡的管理四步曲。“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修身作为管理实践的开始,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安人。安人就是满足人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需要,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组织成员各得其所,各得其安,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作为企业经营者则应通过“身教”将企业文化、经营哲学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修身”是现代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儒家提倡的“修身”,就其内容上讲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从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上来说,与对现代管理者的要求相去甚远,两者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儒学倡导的“学而不厌”的精神仍为现代管理者所推崇。现代管理学认为领导者的素质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品质、知识素养、良好的作风、健强的体魄还要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可见修身的内容不可谓不博。当然具备了这些条件也不一定都能使管理获得成功,因为现代管理活动对管理者,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是动态发展的。“修已安人”其本旨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而在一个企业的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最有潜力的资源。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最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前提必须是满足员工的精神与物质的需求,即如何“安人”。事实证明,我国凡是富有活动能力、生命力强的企业都很注重人本管理,如青岛海尔集团的“OEC”管理模式、宝山钢铁公司的“四成教育”和“五种精神”等都是我国企业实施人本管理的成功范例。  当然,论说儒家思想的积极世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由此,形成治国平天下的固定规范,君主专政、精英文化、小农经济三位一体,本能地抵抗着“礼崩乐坏”性质的社会变动。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地拒斥西方民主政治、科学文化的传播。守旧派正是以政治化的孔孟之道、封建纲常做武器,对抗“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思想,重复闭关锁国的老调。认为只要忠于君主、忠于封建纲常,就能自强制敌,就能“收民心以固国本”。戊戌之败、科学与民主的偃息,十足印证了儒学政治思想在中国精英士人阶层以及民众之间的顽固守旧力量和牵制力量,印证了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反映迟钝和心理抵触。“五四”之后封建主义儒学传统变换现代面孔,继续阻碍中国现代进程。  第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也有许多负面效应。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痕迹。  1、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2、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3、“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排斥经济利益的沉重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只有封建主义愚昧传统才能孕育出来。  4、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剥夺人格权力、抵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尤未能尽除。  5、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6、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其他答案(1)
中国人的内涵啊、、、现在的一些想法都有影响、、、
随时随地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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