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俄罗斯那么腐败_百度知道
为什么现在俄罗斯那么腐败
求大神解答，从政治，经济等角度给我科普一下！跪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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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不同意楼上观点你说腐败的根基，是权力的极端集中---请问普鲁士到一战时德国甚至二战的德国，德皇的权力集不集中，希特勒的权力集不集中？而那时德国有没有普遍的腐败？你说只有经济上去了，才能消灭腐败-----真是荒谬至及，你把因果关系都搞错了，不消灭腐败，你经济永远也上不去，即便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也是靠出卖国民的血汗（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上去的，不能长久，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中国（日本韩国哪个不是在国家贫穷的时候就消灭了腐败才有今天的经济繁荣）&腐败产生真正的原因，是一个国家国民没有信仰，麻木愚昧，能容忍腐败阶层的存在；最高统治者没有不怕刺杀根治腐败的勇气（日本大久保利通遇刺，韩国朴正熙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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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根基，是权利的极端集中。。。
发达国家除了有西方民主制度外，另外权利分散制约是关键。。
但是为什么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仍然是很腐败的国家，这要从苏联解体开始说起，苏维埃之所以解体，除了制度僵化，经济发展停滞，政权腐败，西方渗透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了苏维埃政权，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曾经进行过民调，70%以上老百姓仍然希望保留苏维埃，但是既得利益者却放弃了苏联，为什么呢？！因为苏联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把持国家经济，维持自己统治，他们要建一个能满足他们的政权。。。
这样，寡头出现了。。。
大家可以看下，苏联解体后，那些共和国的执政者都是谁，仍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所以与其说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既得利益...
现在的俄罗斯腐败是源于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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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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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刘显忠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内容提要]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腐败随着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多,市场因素的渗透而日渐严重。造成苏联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腐败认识的局限、在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市场因素的渗透以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 苏联 腐败 原因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8)06-0144-05
苏联时期腐败概况
腐败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腐败现象在俄罗斯自古就有。在13世纪俄罗斯的编年史中就曾提到过受贿行为。伊凡三 世对腐败行为第一次作出了法律上的限制。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腐败始终是地位不高的国家职员和官员不小的收入款项的来源。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现象。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侦讯委员会四名被指控犯有贿赂和恫吓罪的工作人员的案件,并判处他们六个月的监禁。列宁得知这一判决后坚决要求对案件进行重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判处其中三人监禁十年并剥夺自由。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受贿》的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法律文件。它规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或社会机关中任职的人,如被指控受贿,要受到剥夺自由不少于五年的处罚。在这个法令中把蓄意受贿或行贿等同于完全的犯罪。而且还规定了阶级的原则:如果行贿者属于有产阶级,力图要维护自己的特权,那么他要被判处“最重的、令人厌烦的强制劳动”,而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这些都说明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有腐败现象存在。而且,在转向新经济政策后,腐败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
在新经济政策中止后,腐败现象并没有消除。随着斯大林在党内及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 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这首先表现为取消了党员的最高工资限额。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920年曾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该决议为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规定了统一的固定的工资等级。最高工资不应超过业务熟练的工人的工资。通过某种最高限度限制共产党人的收入在新经济政策初年还保留着。比如,1924年,共产党员工厂厂长的月工资是187?9卢布,而同样是工厂厂长――非党员厂长的工资是309?5卢布。报酬很高的共产党员应当按一定比例扣除一部分工资作为互助基金。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党员的最高工资一年为2700卢布。但这不是说党员不能挣多于这个总数的钱,比如拿到了稿费。但他应当把超过第一个27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20%作为党费上缴,从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30%作为党费上缴,超过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40%作为党费上缴。从1932年起正式取消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而开始实行时还要早一些。[2]其次就是二战后斯大林建议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发“党内津贴袋”。“党内津贴袋”是一个封口的信封袋,里面装着钱,按月发出。这种津贴相当于受益者正常工资的50%―100%。[3]
另外就是贪污贿赂现象蔓延。这主要发生在二战爆发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在年间,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精神生活堕落”、酗酒和流氓行为而失去党票的党员数量非常多。日到日,因上述原因被开除出党者占这一时期被开除党籍者总数的37?8%。而且,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要比其他地区领导人更经常地因“违犯苏联法律和歪曲党和政府的指示”而受到处罚。他们占因此而受罚的总数的31?1%和29?8%。因中饱私囊和在集体农庄中进行非法勒索而被追究责任的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占因此而受处罚者总数的35?4%。[4]以劳改营为例,当时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是劳动改造营中最为普遍的职务犯罪形式。比如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第12号劳改营管理局,犯罪分子编制虚拟的职务支付报表,甚至制造了虚拟的劳动队,其工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获得了9万卢布的收入。这种行为在对劳动改造营进行检查时才被揭穿。再如,20世纪40年代末,内务部远东各区建设供应总局伊尔库茨克分局的主任会计把账目拿给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签字,在记入账目的总数前面留了不大的空地。这样,他随便在数字7000前面加了个4字,签了字的7000卢布的账目轻易地就变成了47000卢布的。会计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把340000卢布据为己有。1951年他被判处25年的监禁。据一份报告估算,1947年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第四局各个分队因盗窃、盗用公款和克扣发给囚犯的物品等造成的损失大约为卢布,如果这个数字加上所谓的“糟蹋”(克扣发给囚犯的衣物),那么造成的损失与官方的资料一致,为卢布。[5]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2750名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影子经济”(“第二经济”)萌生并发展。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执政阶层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生活,用不着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有了安全感,这一时期的执政精英与老一代执政精英在价值观、消费观等方面都不同。他们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信仰,迷恋消费主义、物质世界。所有这些都为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腐败,就数量来看,1957年被定罪者为1800人,1970年为3000人,1980年为6000人。[6]
就搞腐败者的地位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看,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前,搞贪污贿赂的主要是中下层干部的话,那么二十大后,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贪污受贿都涉及到了国家高层人士,牵涉到了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而且涉案金额巨大。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检察院调查的将红鱼子和珍稀鱼类偷运出境的走私案,给国家带来几千万卢布的损失。犯罪网络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部级领导本人。[7]1982年破获的商业领域的最大舞弊案,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Н.П.特列古博夫被逮捕,受到审判,最后被枪毙了。之后又拘押了莫斯科商业总局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包括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所属食品店经理Б.С.特韦里季诺夫、“叶利谢耶夫斯基”食品店经理、卫国战争参加 者索科洛夫,还有“海洋”公司、“南方港”汽车商店和其他一些公司与商店的经理们。苏联商业部长А.И.斯特鲁耶夫被安排退休。据说该案的主要责任人特列古博夫与政治局委员维?瓦?格里申关系密切。[8]内务部领导层腐败案与领导内务部17年的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Ю.М.丘尔巴诺夫直接相关。仅丘尔巴诺夫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9]日,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夏?拉?拉希多夫因侵吞数十亿国家资金的乌兹别克棉花案件而自杀。接替他的伊?布?乌斯曼霍贾耶夫也被指控有受贿和舞弊行 为。勃列日涅夫的好友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被指控“粗暴地违反党的纪律”,并亲自出面保护高级领导中的受贿者。[10]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波及的范围很广,仅在调查晓洛科夫案件的过程中,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就达10万人。[11]苏联的腐败在1980年代末和苏联解体时期随着全面控制的松动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达到了最大规模。
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第一,对腐败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带有意识形态特点。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不使用“腐败”这个词,自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应存在腐败。按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腐败”一词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使用。以前使用的是“受贿”、“滥用职权”、“姑息”等术语。[12]在日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同受贿和偷窃人民财产行为作斗争》的密信中明确指出:受贿――这是“剥削社会的环境所孕育的社会现象”,十月革命消除了受贿的根本原因,而苏联的行政管理机关――党的、工会的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中的不足,首先是对劳动人民教育方面的不足成了腐败的原因。[13]日苏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机关《关于年加强同受贿行为斗争》的报告指出,1980年查出了6000多起受贿行为,比1975年多出了50%。讲到有组织的集团出现(比如,苏联渔业部以副部长为首的100多人);说到了各个共和国部长和副部长被判刑的事实、受贿及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的勾结、检察院和法院中的受贿;通报了对处于领导岗位的党的工作人员(市委一级和区委一级)姑息受贿的处罚;认为短缺产品的划拨、设备和材料的分配、计划任务的更正和降低、重要职务的任命、暗中搞诡计等是主要犯罪要素;认为受贿的原因是在干部工作中存在严重疏漏,在审理公民的合法要求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没有很好地对待公民的控告和信件,粗暴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的和财政纪律,对受贿者的自由放任(其中包括法院的判决),没有很好地对待社会舆论。[14]以上这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腐败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反腐败的方式和力度。
第二,对腐败案件的处理存在双重标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于很多腐败分子都有高层人物做后台,因此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受到了上层人物的干涉和庇护,而小腐败分子则成为替罪羊。比如,在商业领域最大的舞弊案件被破获后,当时的莫斯科民警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局局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军官А.斯捷尔利戈夫回忆说:“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源于党的机构……有的人因为40戈比的缺斤少两行为,就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一些大的投机者非法赚取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卢布,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证明说,调查商业部门中的舞弊行为的工作,引起了党的精英们的不满。调查行动是“受到控制的”[15]。1982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的舞弊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反对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将梅杜诺夫逮捕并交付审判的建议,而建议将其调到其他地方。[16]外贸部副部长苏什科夫因贿赂和舞弊被定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盟总检察院向中央汇报了侦查的额外结果:部长帕托利切夫经常收取外国公司代表的黄金及其他贵金属制品和稀有的金币作为礼物。但事情却被压了下去。再如,1964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报告说,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为首的吉尔吉斯的整个党政领导,多年来是受一个分布广泛的黑市商人和地下社会的诈骗犯网雇佣的。已经证实,这些黑市商人和诈骗犯曾经建立了几十个秘密工厂、集体农庄和鸦片与大麻种植园。这些单位没有进行正式登记,也不向国家纳税,而其收入全部在从事这些犯罪活动的人和吉尔吉斯的统治者中间均分。实际上这纯系一个向该共和国的统治集团定期纳税、以便以一种在苏联罕见的规模自由从事犯罪活动的体系。一个共和国的统治集团被合盘揭露出来,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然而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其他党政领导成员均被撤换,但受到审判的却只有一名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地下社会的诈骗犯,其中有三人被行刑队处决。1969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党政领导集团中三套机构的全部领导人(包括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阿洪多夫)都被发现由于委任党政官员、保护地下诈骗犯及其他原因而有组织地接受贿赂。但地 位最高的受贿者仍未受到惩罚。阿洪多夫被解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但是数月后又被选为阿塞拜疆科学院的副院长。在格鲁吉亚,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和第二书记丘尔金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受贿案被内务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揭露出来。但莫斯科同样让所有的高级受贿者都免受惩处。姆日阿瓦纳泽甚至没有被开除党籍,反而得到了一种大约比付给苏联普通人最高养老金多四倍的特别养老金。丘尔金虽被开除党籍,但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卡利宁州消费合作社的头头。[17]罗伊?麦 德维杰夫在自己写的安德罗波夫传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情况,“我在1991年初有机会翻阅了科列瓦托夫?布里亚采(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交往甚密――引者注)和一些商人的大量案卷。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审讯记录和判决书,都列有无数侵吞国家财产和贪污受贿的材料以及没收珍宝的长长的单子。但是在这些附有数百件各种证明文件的案卷里根本没有提到受审人同加林娜?勃列日涅娃、晓洛科夫家族、格里申家族或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18]这些说明了很多大腐败分子还是受到了保护。按一位研究列宁格勒腐败案的研究者所说的:“禁止护法机关对担任干部名册中的职务的人 进行有效的整治。追究党员的刑事责任要征得区委的同意,如果是负责任的工作人员,那么只有市委或州委第一书记才能批准。”国家对高官的袒护,对反腐败斗争的控制,非但不利于反腐败的进行,反而助长了高层的腐败。
第三,腐败的盛行与“影子经济”的出现和市场经济因素向计划经济的渗入密切相关。非法的“影子经济”要存在和发展,就需要有国家企业或集体农庄做掩护,需要获得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紧缺的原材料、设备等。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就只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这就为贪污腐败创造了条件。正如一位研究“影子经济”的作者所说的,非法贸易和生产导致大量贿赂行为。如送贿给审计员、检查员、计划部门的物资分配人员、“第一经济”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为了要他们分给一些原料或要他们为地下企业制造一些东西)、经济警察(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警察)和普通警察、各种各样的党政官僚头头。
第四,缺少独立的监督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官僚主义就在其内部复活并迅速蔓延。
党员的官僚主义习气严重,政府机构庞大,办事效率低下。作为监督政府机关和其他行政部门工作的工农检查院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表现不 佳,而且本身也表现出了浓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另外,内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化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风气,政治局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决策机构,作为党的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徒具虚名,威信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列宁开始了在党内建立一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探索。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中央委员会约束,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间在处理的问题上有分歧时,则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处理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解决。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决定正式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并享有发言权;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消。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或代表大会解决;监察委员会可以利用本级党委员会的机构,并有权给所有的党员和党组织委托任务。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违纪 行为进行处理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
如有2/3的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执行。1922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使监察委员会的机构编制进一步具体化。
1923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二大根据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书面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对党政机关和干部进行纪律检查和监督。十二大使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的三个固定代表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审查文件;中央监委有权协助党和国家挑选领导干部或对其撤职查办;有权监督党和国家决议的执行情况,监察委员有权通过其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政治局和组织局提出议案。
列宁努力建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的独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要防止官僚主义问题和保证党内高层的团结,防止列宁晚年最为担心的足以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党内分裂。加强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把政治局置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最终达到限制总书记的无上权力和加强工农检查院的目的。用列宁的话说:“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 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19]
但在列宁去世后,苏共的监察机制逐渐失去了对政治局的监督、制约功能,监察委员会也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列宁设想的建立一个只对党代表大会负责的独立的监察系统的构想逐渐遭到了破坏。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大使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撤消工农检查院,将其对国家机关的监察工作并入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将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权主要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不再对中央起制约和约束作用。同时代表大会还规定“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这实际上也就使得曾与中央委员会处于平行地位的监委成了书记处的附属机构。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将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改为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使之完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彻底丧失了独立性,这就使党中央的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腐败。
[1]我国苏联社会史专家黄立研究员对这方面有过专门的研究,参见/file/6.html.
[2]《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菲?丘耶夫日记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页。
[3][英]默文?马修斯《七十年代的苏联权贵》,载于《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9页。
[4]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 1998.№4.с.102~103.
[5]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Москва.2005.с.161―163,163.[6]see http://www. referats. net/pages/referats/rkr/page.php? id=18545.
[7]ФилипповА.В.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КнигадляучителяМ.2007.с.214―215.[8][10][11][15][16]参见[俄]皮霍亚著《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469页,第473页,第471页,第468页,第470页。
[9]《苏联亡党亡国史鉴》,参见http://www..
[12][13][14]参见http://www.unn.ru/pages/vestniki-journals/-West-pravo-)/27.pdf.
[17][苏]K.西米斯《苏联各部门的贪污贿赂》,载于《苏联问题译丛》(第五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7―219页。
[18][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19]《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
[责任编辑: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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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人口损失对苏联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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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 人口状况的影响 梅春才 ( 吉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赢得战争胜利, 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人口代价。战争对苏联人口状况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仅加重了战前已存在的人口危机程度, 而且对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结婚率和家庭规模 造成了更深程度的破坏。战后流行病大规模爆发, 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 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严重失衡, 人 口数量大幅减少, 并持续数十年, 为 20世纪 90年代初俄罗斯爆发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联; 人口状况; 人口危机 中图分类号 C924ᓠ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 /.j issn. X. 6 文章编号- 129X( 39- 04 收稿日期- 03- 17 作者简介 梅春才( 1967- ), 男, 吉林洮南人,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时的苏联为了赢得 战争的胜利, 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有材料表 明, 苏联战争死亡人数达 2 700万, [ 1] 遭到重创。 本文将从战后苏联居民的身体状况、性别年龄结 构、结婚率和家庭规模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上, 来揭 示战争给苏联人口造成的影响。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口身体状 况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苏联一片废墟。各 种医疗卫生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负伤的军人和普 通群众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各种传染病得 不到控制, 任其蔓延。战后苏联人民生活十分艰 苦, 健康水平大幅下降, 进而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 死亡率的上升。 第一, 战争严重破坏了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 发病率上升, 死亡率提高。按照医学统计, 战争对 人口健康状况影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病率普遍 上升, 特别是传染病。同时, 随着传染病的发展、 扩散, 战争还导致心理疾病、精神病、各种外伤损 伤、维生素缺乏症以及食物缺乏等引起的疾病发 病率的提高, 疾病导致死亡率上升。据苏联中央 统计局的有关资料显示, 20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 在苏联主要疾病仍然是战争所造成的结核病、心 血管疾病、肺炎、肠胃疾病等。1949年在苏联城 市中因这些疾病死亡的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 60%。其中, 因心脏病导致的死亡者比例为 135%, 因肺炎死亡的比例为 125%, 因结核病 死亡的比例为 145%, 因肠胃疾病死亡的比例为 105%, 因肿瘤疾病死亡的比例为 95%; 1950年 的比例分别为 136%、133%、123%、114%、 101%; 1952 年的比例分别为 147%、119%、 93%、73%、127%。 [ 2] 随后的几年情况更为严 重。1959年与 1940 年相比, 在城市因心脏病导 致的死亡数量增加了 12倍, 因肿瘤导致的死亡 数量增加了 15倍, 因其他类型疾病导致的死亡 数量稍有减少。在农村因传染疾病和呼吸道感染 导致的死亡率很高。并且, 因心血管疾病和结核 病导致的高死亡率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 这 些人大部分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且也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 战争导致高死亡率, 1949 年前苏联每年死于 ȕ6 39 ȕ6 战争造成的疾病的人数在 120~ 170万人之间波 动。1947年死亡人数最高, 达 170万人。1954年 死亡人数略有减少, 但仍停留在 110~ 120万人之 间。直到 1959年, 死亡人数下降到每年 100 万。 值得注意的是, 婴幼儿的死亡率犹为突出, 1946 年至 1950年期间年死亡人数达 19&#1 万, 1947年死亡人数最高达到 341万。 [ 3] 第二, 战争使正值生育年龄的男性和女性身体 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出生率降低。由于大部分男性 青壮年奔赴前线参加战斗, 后方的妇女成为生产的 主力军, 城里妇女进了工厂, 农村的妇女干起了农 活。繁重的劳动超出妇女体力承担的限度, 再加上 食品匮乏、营养不良等因素, 造成妇女不孕或处于 艰难的生育状态。战争使男性常常处于身体疲劳 和精神紧张的状态, 有些人还因战争成为残疾人, 这些都影响了男性的生育能力和生育质量。1946 年和 1947年儿童死亡率高达 167#和 190#, 整个 50年代死产的情况增加了 2%。婴幼儿死亡的主 要原因之一是先天营养不足。 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战后很长时间不满 1岁 的儿童一直处于高发病期, 一般都患有肺病和肠 胃疾病。1948年, 城市中因肺部感染死亡的儿童 数量占总死亡数量的 351%, 1949年占 329%, 1950年占 351%, 1951年占 339%, 1952年占 374%; 相应年份因肠胃疾病死亡的比例分别为 244%、286%、288%、294%、232%; 因先天 营养不足、早产造成的新生儿死亡率分别为 155%、172%、16%、169%、161%。肺炎、肠 胃疾病、新生儿先天营养不足和早产等是战后苏 联城市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战争年代 出生的儿童, 其身体发育所需营养结构的破坏导 致了儿童体质状况的恶化。 第三, 战争对婴幼儿的健康状况及儿童的生 长发育造成严重破坏。战时由于生活条件恶化, 造成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提高。而且受战 争影响, 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 特别是临 近前线地区的居民以及敌占区的居民, 更是深受 其害。战争给婴幼儿的健康状况及儿童的生长发 育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 在列 宁格勒, 1941 年婴幼儿平均体重比 1938 ~ 1940 年轻 100多克。1942 年出生的婴幼儿体质状况 更加恶化, 其平均体重减少 600克, 平均身高矮了 2厘米, 胸围小了 1. 5厘米, 头围小了 13 厘米。 根据 1965年的资料, 在莫斯科, 年出 生的儿童体重与 1937年出生的儿童相比轻 650 克, 身高矮 15厘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1942 年婴幼儿体重男孩下降了 200 克, 女孩下降了 171克, 身高分别减少 071和 074厘米。 [ 4] 战争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表现在儿童的生长发 育上。1959 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1945 年 4~ 7岁 男孩的身高比 1938年同龄儿童的身高矮 4~ 5厘 米, 7岁儿童体重减轻 2公斤, 4岁儿童体重减轻 1公斤。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小学生身上。11岁 的女孩在战争年代身高滞后最严重, 而 13~ 14岁 男孩的发育滞后最严重。婴幼儿、儿童及小学生 身高、体重的缺陷主要是由于物质严重匮乏, 食品 极其短缺, 所需营养严重不足造成的。 第四, 战后死亡率过高直接导致人口寿命的缩 减。因战争所造成的各种疾病以及伤残, 使居民过 早死亡, 大大缩减了居民的平均寿命。据资料显 示, 1946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 466岁。1947年又 逢饥荒, 死亡率猛增, 男性平均寿命降到 399岁。 1947年女性平均寿命 498岁。1949年才略有提 高, 男性为 51岁, 女性为 60岁。但整个 50年代男 性的平均寿命始终没有超过 62岁。 [ 5] 第五, 战后残疾人数量大幅增加, 残疾组成结 构发生变化。残疾人数在人口中比例的提高, 一 方面表明战争对人口健康的危害程度之大; 另一 方面也成为人口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证明。第二 次世界大战不仅使苏联人口中残疾人的数量猛 增, 而且改变了残疾结构。据相关资料显示, 战争 致残者留下很多后遗症, 如化脓性脓肿、骨髓炎、 瘫痪、神经瘤、外生骨疣、耳聋、关节硬化和挛缩、 失明、视力减退、胸廓变形、肢体缺损、内脏器官病 变、精神失常、伤口长期不能愈合等等。这些伤病 及并发症的复发( 在受伤部位发炎病变) 将持续 3 年或更长时间, 导致受伤人员的过早死亡。战争 造成的伤害长时间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影响 人们的心理健康, 这些也会导致患病者过早衰老, 甚至过早死亡。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口性别年 龄结构的影响 战争导致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公民阵亡, 这无 疑使苏联人口的性别比例、年龄构成出现失调。 有资料表明,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青壮 年男性公民死亡惨重, 因而造成青壮年男性人口 的数量和比例急剧下降, 导致人口的性别年龄结 ȕ6 40 ȕ6 构失衡状况更加恶化。总体上, 苏联农村人口的 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失衡比城市严重。这是因为 农村绝大部分青壮年男性都被征召去了前线, 而 且死亡惨重。战后苏联城市中男性的比例占城市 人口的 452%, 农村占 449%。 [ 6] 第一, 战争造成性别比例的失衡。根据 1959 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男性损失最多的年龄 组是 年的出生人口, 在战争年代是主 要应征年龄的人口。1939年这一年龄组男性的 数量有 4 685 000人, 1949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为 2 719 000人。战后, 这一年龄组男性占总人口的 38%, 女性占 62%。在农村这种比例失衡表现得 更明显, 男性比例为 356%。男性人口损失较多 的另一个年龄组是 年的出生人口, 其 男性数量在 1939年为 4 221 000人, 而 1949年仅 有 2 514 000人。战后, 这一年龄组男性比例占 41%, 女性占 59%。1946年在苏联总人口中男性 占 436%, 1950年占 433%, 1951年占 434%。 [ 7] 可见, 战争导致苏联人口性别比例中最有劳动能 力和最有潜力的男性人口比重的下降。男性人口 的减少, 破坏了苏联人口性别的比例关系。 第二, 战争造成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根据 1959年普查资料, 50 年代初出生的 0~ 9岁年龄 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19%; 10~ 19岁年龄 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49%; 20~ 24岁年龄 组占 98%; 25~ 29岁年龄组占 9%。可见, 不满 30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556%。而 30 ~ 34岁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 95%; 35~ 39岁 年龄组占 55%; 40~ 44 岁年龄占 52%; 45~ 49 岁年龄组占 52%; 50~ 59 岁年龄组占 91%; 60 岁及以上仅为 9%。 [ 7] 从上述年龄组成中我们可 以看到, 从 0~ 9岁年龄组到 10~ 19 岁年龄组的 比例迅速减少。后者大部分是在战争期间出生或 早期童年经历战争的儿童。20 ~ 29 岁年龄组比 例不高, 是由于大部分是在 30年代初饥荒年代出 生的, 一部分还经历了 30年代儿童流行病的折 磨。35~ 44岁年龄组比例较低, 主要是由于二战 期间人口的大量损失。50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 所占的比例不大, 老龄化问题当时还没有涉及。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口的结婚 率和家庭规模的影响 战争年代由于局势动荡和社会不稳定造成 人口结婚率大幅度下降。战争对婚姻状况的消极 影响极大。婚育年龄男子数量的绝对减少是战争 造成的沉重后果之一, 导致了人口性别比例和年 龄结构的失衡, 这势必会影响到战后许多代人的 婚姻。由于青壮年男性比例偏低, 女性比例偏高, 使有些女性青年难以找到法定配偶。再者, 战争 中失去的大量青壮年男性人口中, 有一定数量的 男性已婚, 导致一些女性失去配偶, 破坏了许多实 际存在的婚姻。同时, 由于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 大大削弱了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进而导 致离婚率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口的结 婚率和家庭规模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 战争使苏联人口的结婚率大幅下降。除 了战后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外, 还表现在, 一方 面, 应出嫁女性的数量大幅减少。根据 1959年全 苏人口普查资料与 1939年人口普查资料相比, 出 嫁女性数量的减少实际上发生在应出嫁女性所有 年龄组。1941年, 17~ 25岁的女性数量大幅减少, 这些人在战争年代遭受的苦难最多, 她们中很多人 是守寡者或未出嫁者。1959年结婚的大部分是 20~ 24岁的女性。结婚数量最多的是 22岁的女 性。年出生、在 1959年为 41~ 45岁的 女性每 1 000人有 606人已婚, 1939年相同年龄有 751人;
年出生的 36~ 40 岁女性中 1959年有 711人, 1939年有 794人; 年 出生的 31~ 35岁女性中 1959年有 768人, 1939年 有 815人; 年出生的 26~ 30岁女性中 1959年有 725人, 1939年有 783人; 年 出生的 21~ 25岁女性中 1959年有 479人, 1939年 有 599人。45~ 49岁及更大年龄组性别比例失衡 的加深也反映在已婚女性数量的下降上。 [ 8] 另一方面, 战后登记结婚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对现有统计资料分析表明, 1946年登记结婚数量 最多, 每 1 000人有 123对。这主要是在战前没 有来得及结婚或把婚期推迟到战争结束后的结婚 者。1947年每 1 000 人登记的有 104 对, 1948 年有 106 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城市, 1946 年每 1 000 人登记结婚的有 197 对, 1947 年有 148对, 1948 年有 155 对, 1949 年有 166 对, 1950年有 148对, 1955年有 138对。由于农村 地区男性人口的损失巨大, 结婚率比城市低, 1946 年每 1 000人登记结婚的有 85对, 1947年有 8 对, 1949年有84对。20世纪 50年代农村人口 结婚率有所增加, 1955年每 1 000人登记结婚的 有 104对。 [ 9] ȕ6 41 ȕ6 第二, 战争对婚姻状况的影响。由于战争导致 性别比例失衡和适婚年龄男性的减少, 使婚姻状况 不稳定。据资料显示, 战后离婚数量开始增长。苏 联每 1 000 对登记结婚者 1946年登记离婚的有 79对, 1947年有 175对, 1948年有 258对, 1949 年有 342 对, 1950年有 407 对, 1955年有 683 对。离婚数量的逐渐增加主要是由在战前家庭已 经解体、1944年有关婚姻和家庭法律的实施以及 结婚的男性年龄比女性小等原因造成的。 战争造成的后果使再婚具有新的特点, 表现为 男性结婚积极性增长。由于女性人口过剩, 使离婚 的男性组建新家庭非常容易。年, 每 1 000名离婚或丧偶的男性 5年后再婚的有 552人, 女性有 146人; 10年后再婚的男性有 673人, 女性 有 219人;
年则分别为 544人和 159 人, 653人和 234人。 [ 10 ] 这种状况导致了男性婚姻 寿命的增加和女性婚姻寿命的缩减。 第三, 战争对非婚生育的影响。战后性别比 例失衡促使非婚生育率提高、单身母亲和不完全 家庭数量增加。 年期间出生的 1 060 万儿童找不到父亲。1945年非婚生育的新生儿 比例为 189%, 1946 年为 187%, 1949 年为 196%, 1950 年 为 197%, 1956 年 下 降 为 135%, 1957年为 13%, 1958年为 125%。战后 非婚生育儿童数量的增长使ȕ9 没有父亲%的问题 更加突出, 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中有害习惯 ( 吸 烟、酗酒等 )、神经心理疾病、犯罪非常普遍。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儿童正常身心和智力发育受到破 坏, 导致儿童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增加。 第四, 战争对家庭规模的影响。战争造成的 父母死亡、家庭成员死亡、儿童死亡率提高等都影 响了家庭的规模。根据 1959年全苏人口普查资 料, 苏联家庭平均规模缩小到 36人, 1939 年为 41人。此外, 战后严重匮乏的物质条件和拥挤 的住房条件也严重制约着出生率的提高。 通过对战争期间及战后苏联人口的健康状 况、出生率、死亡率、婚姻动态变化等客观指标的 分析, 可以看出苏联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突出的 ȕ9 倒金字塔%, 这种人口结构给俄罗斯带来长时期 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并且因人口负增长面临着 人口危机。人口问题成为阻滞俄罗斯生产力发展 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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