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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天论”思想的时代意义与理论影响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 中国论文网 /4/view-12138.htm　　作者简介：朱璐（1984-），女，江西上饶人，中国人民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先秦儒学、儒家政治哲学。 　　 　　 摘要：柳宗元对“天”这一范畴的重拾、对“性与天道”问题的复归，推动了哲学思潮由有无、本末等辩题向儒家义理和心性之学的转换。柳宗元的“元气自动”论与“势”、“道”观念和《天爵论》影响、启发了宋明气本论哲学、“理”的观念以及“天命/气质之性”关系论。? 　　关键词：柳宗元；天论；时代意义；理论影响? 　　中图分类号：B24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X（5-004?? 　　如果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场以反地心说为基点，进而向古希腊罗马自然人性论回归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史上，同样存在着一场以反对神学之天为途径、重拾先秦人性论地位的复兴运动，即古文运动。表面上看来，古文运动似乎只解决文体问题，即反思六朝以来辞藻堆砌的骈体写作，提倡恢复汉以前的朴质文体，但其实际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正如范文澜先生所指出的，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提倡古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度衰弱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1]? 　　先秦时代，“性与天道”被视为最不可讳言的哲学问题，后来经由孟子、荀子及两汉诸儒，天人关系、人性问题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议题。然而此后，随着汉末谶纬神学、魏晋玄学以及佛学的兴起，本末、体用、有无、般若等问题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中唐时期，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努力下，天道与人性问题的讨论得以重新回归中心地位。? 　　韩愈作“天之说”与《原性》，柳宗元作《天说》、《天对》、《天爵论》、《答刘禹锡书》，刘禹锡作《天论》以回应和重新阐发儒家天论思想及人性论。韩、柳、刘都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统一性原理[2］533?，他们通过对当时天人关系的讨论，把人们对天命观的怀疑和否定引向对汉以来整个儒家经学传统的怀疑和否定[2］534?。? 　　然而就“天论”这一问题的讨论而言，韩愈贡献不大，柳宗元、刘禹锡以批判韩愈的意志之天入手，成为这场讨论的核心。就柳、刘二人之间而言，柳宗元的天论思想直接启迪了刘禹锡??（1）?，在中唐“天论”的讨论过程中，柳宗元起着上承韩愈、下启刘禹锡的作用。? 　　柳宗元在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时指出：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吏，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柳宗元集•贞符》）? 　　柳宗元不满意汉代的训诂经学，以为“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其非人”（《柳宗元集•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对于汉以后的儒学发展，他更不屑一顾：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去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胡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柳宗元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因而柳宗元认为，从汉代的儒学大家到唐代的学者，都未能掌握儒学的基本精神使儒学发扬光大，反而使之误入歧途。? 　　鉴于此，柳宗元在屈原问天的千百年后，作《天对》以答《天问》，重拾对“天”这一范畴的讨论。柳宗元天论思想当不仅被视作对先秦至汉唐天论思想的一次系统总结，也是一次恢复儒家传统精神的尝试。他对两汉以来神学之天的否定，影射着中唐儒学史上对先秦性与天道问题的复归。这一主题的重新置换，扭转了当时的哲学发展思潮，为此后宋明理学家对天道与人性问题的探讨打下了基础。? 　　一、“元气自动”论与宋明气本论哲学? 　　“气”这一范畴，在理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朱熹称赞道：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人未经说到，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张子正蒙•诚明》朱熹注）“气”这一范畴与“理”一道，成为构建整个理学系统的中枢，为理学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模式作出了说明。? 　　严格地讲，宇宙论和本体论并不是一回事。本体论讲世界本原、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宇宙论则讲宇宙自然的生成和发展问题。[4］1?那么以此来划分，就儒家天论思想系统而言，先秦出现了自然宇宙论（如荀子）、心性本体论（如孟子）的初步模式；两汉的天人神学系统基本上属于宇宙论；魏晋的有无本末自然之辩属于本体论；隋唐则是过渡期；理学是二者的结合，理学家建立了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就理与气而言，理是本，它是个洁净空阔的世界，可以独立地存在于本体世界。但是“理”要生万物、发育流行，就必须依赖气，因而“气”是理从逻辑本体走向生成本体的桥梁。就连接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而言，“气”具有比“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宇宙论和本体论为发展模式的儒学史阶段划分，同样也适合于“气”这一范畴的发展阶段划分。就气源论哲学这一脉而言，先秦两汉（荀子、王充）多为宇宙自然之气，魏晋为本体之气（杨泉）。到了柳宗元这里，他将自然与本体相结合，在王充、杨泉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气的聚散、氤氲等运动形式是元气自身的运动，为宋明元气本体论哲学创造了条件。[5］155?? 　　柳宗元的元气自动理论对气本论哲学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张载对气的论说里一窥端倪，这主要表现在：? 　　（一）天、地、人三才的结构上? 　　柳宗元《天说》：“彼而上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张载《正蒙•乾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二）皆以元气为本? 　　柳宗元《天对》：“?昧革化，惟元气存。”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天惟运动一气。”? 　　（三）关于参两关系? 　　柳宗元《天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张载《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 　　不难看出，张载的气论较柳宗元的要具体、系统且富有伦理意味，这也是理学较之于儒学此前诸种形态的优势所在。? 　　二、柳氏“势”、“道”观念与宋明“理”的观念? 　　自隋至中唐，众多儒者自觉到了儒学中衰之势，进而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如王通、吕才、刘知几及稍后的李华、李筌等。??（2）?这一批判潮流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儒生们试图恢复儒家地位所做的一次努力。但是，在否定和抛弃一种旧的思想形态的同时，必须着手建立能够取而代之的新思想学说。这个思想的核心，由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朦胧地提了出来，那就是“理”、“势”、“数”和“道”，[7］16?因此，隋唐儒学的变化趋向之一，就是用“理”和“道”的观念来代替天人感应论的“天”和“命”。经柳宗元和刘禹锡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天人关系争论便大体上告一段落。以后的争论，更多的是理气，宋初诞生的理学，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行的。? 　　柳宗元在清理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的时候，比较自觉地运用了“势”这一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终极力量，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贞符》）“德绍者嗣，道怠者夺”，道与德对于社会国家的变迁起着绝对权威的作用。? 　　此后，王夫之、魏源对“理”、“势”关系也多有发挥。王夫之认为势与理不可分，“得理，则自然成势”，“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船山全书•读四书大全说》卷九）。魏源论及势道关系时指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
　　三、柳氏新天爵论??（3）?与宋明的“天命”理论? 　　《天爵论》一文在《柳宗元集》里是显得有些突兀的。综观《柳宗元集》，关于“元气”自动思想、“天人不相预”思想及顺“势”的历史观显然是其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此外，涉及佛教、佛学、佛寺及僧侣往来的函信占《全集》的十分之一左右，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整部《全集》里面，《天爵论》一文似乎偏离主旨。其实不然，如果将《天爵论》放在整个中唐时期社会思潮中去考量，我们不难体会出这也应是柳宗元回应当时儒林三辩??（4）?的一部分。? 　　如果说《天对》是柳宗元就天人之辩对屈原的历史性回应的话，那么《天爵论》则是柳宗元对孟子“天爵”理论的一次再发挥。《天爵论》指出“气”分为“刚健之气”和“纯粹之气”，禀受的“刚健之气”、“纯粹之气”多则为贤人，少则为愚凡，“其各合乎气者也”。“刚健之气”表现在人的生命中即为“志”，具有这种品质的人，“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纯粹之气”表现在人的生命中即为“明”，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志”，相当于“意志”；“明”，相当于“领悟”。兼具这两种能力，那么仁义忠信这四种美德就可以显微卓著了。“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柳宗元的天赋说与气禀说，与韩愈、李翱的性情说一道，为宋儒的心性论做了铺垫。[2］552?? 　　儒家天论系统的建构，始于战国后期，两汉时初见功效，董仲舒所建立的天论系统是第一个被官方肯定的儒学形态。魏晋时代，玄思盛行，名教自然之辩成为玄谈的主要论题之一，或以为名教本于自然（王弼），或以为名教即是自然（郭象），其根本旨向仍在于追寻纲常名教的自然本原，与儒家言天道以发明人事的思路究根上是一致的，但这种引老、庄、易三玄为根据的思潮，客观上淡化了儒学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的原则，动摇了名教的地位，尤其在面对佛学长于思辨的宇宙论体系时，儒学未免相形见拙。儒家地位的下降，儒家伦理纲常败坏的“中衰”??（5）?局面，自两汉后，从魏晋一直持续到隋唐。韩愈、李翱虽主张明道统、辟佛老，但因未建立系统的宇宙论，终显理论不足。柳宗元继承荀子天道自然、王充元气自然、杨泉元气本体的思想，并重视吸收佛老的哲理??（6）?，试图以元气自动论为儒学的伦理学提供宇宙论根据，为宋明时期思辨化、伦理化、哲理化儒学宇宙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从战国、两汉、魏晋到隋唐的儒学发展史，同样也是儒家学者逐步为儒家伦理学说建立宇宙论基础的历史。当儒者为儒学建立起系统的宇宙论时（如两汉、宋明），儒学便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或文化主流；当宇宙论基础不够系统完善、儒学理论思辨思维水平较低时（如魏晋隋唐），儒学就只能相应地处于中衰或旁落时期。可见，构建一个完善健全的宇宙论系统，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究其原因，在于宇宙本体论乃是儒家伦理与道德的形上根据[10］64?。? 　　柳宗元以元气自动论为一贯的天论体系，就儒家天论思想史而言，上承先秦、两汉、魏晋三代，结束了长期的天人之争；以气为言说工具，弥补了天论思想系统中所潜存的先天不足，并予宋明气本论哲学以新的启发。就儒学发展史而言，柳宗元所在的中唐，是中国儒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儒学在经学时代之后漫长的徘徊低落期，在此开始呈现否极泰来的征兆：以韩、柳、刘、李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适时兴起，三辩问题对先秦性与人道问题的复归，同样也标志着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新的起航，推动了宋明时期儒学形上学时代的到来。?? 　　注释：? 　　（1）从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到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从柳氏的“元气自动”到刘禹锡“无形非空，无形即为无常形”的思想，从柳宗元论“势”到刘禹锡进而论“理”、“数”、“势”，均不难发现柳宗元对刘禹锡的思想影响。? 　　（2）张岂之先生主编的《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对此多有论述，因而在此不展开叙述。? 　　（3）名为“新天爵论”，是为了区别于孟子的“天爵”论。? 　　（4）天人关系辩、性情关系辩、三教关系辩。? 　　（5）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将儒学在两汉经学后的时期，称为“中衰时期”。 　　 ? 　　（6）柳宗元与韩愈不同，他并不排斥佛教，主张统合儒释。《送僧浩初序》道：“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吴文治，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7］张岂之.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明］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9］［清］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彭永捷.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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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韩愈 苏轼 柳宗元（北京四中网校－〉名师答疑－〉高二－〉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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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苏轼柳宗元
文学常识：韩愈 苏轼 柳宗元
　　请老师告诉我&&韩愈&苏轼&柳宗元的文学常识~~谢谢
　　韩愈&苏轼&柳宗元
　　韩愈
（768？824）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1.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2.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3.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6.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苏轼
苏轼
（）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柳宗元
柳宗元
（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
1.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3.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4.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5.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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