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现藩镇割据的原因
在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唐朝有两次割据局面的出现。第一次自安史之乱时开始。形成的原因是内附诸部落结成反唐联盟。第二次自起义军失败时开始，形成的原因是起义军被反动武力压倒，不能成为统一全国的力量，各个割据者得以毫无制约的进行混战。两次割据战争影响极大，遭受严重破坏，第二次尤为惨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据战争中，也遭受破坏，只是比北方少的多。下面从藩镇割据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特点、影响等方面加以论述。一、 藩镇割据的形成原因唐初比较注重国计民生。高祖、太宗在位期间，有鉴于的教训，实行了一些改善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境遇的措施。到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著名诗人杜甫也热情赞颂这一时期的景象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这种形势下，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陶醉了：认为“承平日久”，不再重视立纲陈纪。唐玄宗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只想安享逸乐，尤其是纳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营建宫室，赏赐无度，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史载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唐玄宗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二人都是奸邪小人。李林甫忌贤妒能，他为了闭塞唐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之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杨国忠是的本家哥哥，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权力下跌，政治更加残暴，统治者生活糜烂，官吏贪污成风，人民负担着繁重的徭役赋税，人民起义不断发生，中央政府难以维持对地方的有力统治，摇摇欲坠。经济上，公元七、八世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给我国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影响，并且使唐政府面临着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首先，随着的日益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显著地发展和加强了。开元、天宝以来，打破了封建以前的封建等级限制，皇室、贵族、官僚和富豪无视政府的均田法令，“比置庄田，恣行兼并”，均田令在八世纪中叶已完全失去了效力，地主土地私有制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初的均田制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是有限制的，中唐以后，土地买卖从有限制、不合法逐渐变为不受限制、合理合法，且受政府的保护。土地买卖的发展，使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使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皇室、贵族官吏凭借政治特权，以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占夺民田。封建商人和一般地主则更多地用买卖方式无限制的兼并土地，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有的土地多不胜数。这样，土地迅速地向不同身份的地主手里集中，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所有权较频繁的转移，使得官僚贵族占有大部分土地的同时，庶族地主也在急剧地扩展土地。的藩镇镇帅中，有蕃将，也有汉将。这里的“蕃将”与唐初不同，唐初的蕃将如何史那大奈、契芘何力等人都是归附的少数民族贵族。而安史之乱前后的蕃将则是少数民族中的寒微部民或贱民，如哥舒翰、、史思明、田承嗣、李宝臣等。“汉将”也是出生寒微的军人如、李晟等。镇帅如此，其部将也是基本如此。至于藩镇幕僚，则多属庶族士人，如安禄山的谋士严庄、高尚等。同时，各地藩镇与富商大贾结下千丝万缕的关系。藩镇是庶族地主势力发展的表现，各藩镇节度使为了保持和巩固本镇大土地所有者或大庄主的利益是藩镇出现的主要的经济原因。可见，均田制的破坏使得长期以来把持政局的门阀大族阶层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庶族地主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力量。这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其次，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形势下，租佃制发展了，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趋向松弛。庄田发展的过程，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百姓土地，多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造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局面。大批的均田农民成为流民，他们被迫向庄田主“赀其种食，赁其田庐，”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这种佃耕农民向庄主缴纳租赋，每亩少者五斗，多达一石。此外，他们还得为庄田主服各种杂役，进行无偿的劳动。但佃耕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与均田制下的依附农民相比，显然有所削弱。此外，还有的农民佃耕于地主田庄，带有雇佣性质，是田庄中补充性的劳动人手。虽然这些人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但较之过去通过暴力、政治法律的强制手段，将农民固定于土地之上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趋向松弛，所以人民流离现象频繁，最终导致了府兵制的崩溃。庄田经济的发展，使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大庄主拥有大量财富，并招收流亡的农民到其庄田内劳作，直接影响了唐中央政府的。隋末农民起义摧毁了世家豪族的势力。到了唐代“关东魏齐著姓”，“皆论替”。“燕赵右姓多是衣冠之绪”。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势力不断对土地侵占，农民陆续逃亡，形成所谓“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每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使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事。”照旧名册去征收，所得的已“非当时之实”。这么一来，中央政府的税收相应减少。而不得不依靠地方。由是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强大，各藩镇节度使独占本镇财赋“郡中官吏，皆自置制，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结果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在军事上，府兵制崩溃。唐朝前期赖以立国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三大制度，其中建立在基础上的府兵制对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府兵制集中在首都周围，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态势，使地方不易造反；纳入府兵系统的均田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练兵。遇有战事，中央派将领统府兵出战；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将帅不易专兵。但到唐玄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和人口的增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而且，这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边疆问题：东北的奚族和契丹渐渐强大，经常对唐进行骚扰；西域的大食有东侵动向；南面的南诏数败唐军；西面崛起一个强大的土蕃，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所以，需要在边疆地区布置重兵。可是府兵制的破坏使各军府无兵可派，无奈之下，只好变府兵制为，招募职业兵戍边，以统领。当时应募的士兵多是小贩、无赖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唐政府开始大量任用少数民族人为边帅，率精兵守边防。当时承平日久，很多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还禁止民间收藏武器。京师等于无兵，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当时全国有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局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思想上，隋唐时代，佛教与道教都有所发展，特别是佛教更为兴盛。僧侣们占据了大量的土地，成为特权阶级。他们与人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当时在哲学领域内，，批判了韩愈认为的天是神，人不能改变自然的观点。无神论对有神论两种的斗争，是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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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藩镇割据的影响安史之乱后，曾经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火烟断绝，千里萧条。以前，唐朝“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直接管辖的土地大为减少。据元和三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十五道七十一州之地，长期沦于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藩镇所霸占。唐政府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的赋税，入不敷出。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完权每次出兵时不先转粮，而用车载穷人尸体以充军粮，其士兵“所至屠老孺，焚其庐，城府穷为荆棘”，以至西起关中，东至青齐，南及荆、郢，北亘卫、滑，人烟稀少。这种情况下，兵燹所及，“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中原地区“赤地千里，僵尸蔽地，哀鸿遍野”，就连洛阳周围也是“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城邑残破，户不满伯”.江淮地区，有高骈的部下互相厮杀；毕师铎、秦彦、和杨行密等人的连年战争，此时也“鞠为荒榛”，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朱全忠与李克用父子征战时，朱军曾先后三次掘开黄河大堤，损失不可胜数。此外，为防止士兵逃亡，朱全忠首创对士兵“纹面刺字”，其他军阀群起仿效。幽州的刘仁恭征境内十五至七十岁的人二十万，命“自备兵粮从军”，脸刺“定霸都”三字。藩镇割据造成各种危机，“中原鼎沸，衣冠南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百曹荒废。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客观上，这也为南方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就已经超过了北方。藩镇割据打破了大一统局面，冲击了儒家独尊至上的地位。当时“礼崩乐坏”，封建伦理纲常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以前“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如今庶人不但干预朝政，甚至贵为天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准则被摧毁，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成为“天子宁有种耶，当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混乱局面。总之，藩镇割据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破坏，庄园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节度使为维持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出现的政治态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强盛走向衰落。
三、 藩镇割据的特点割据的藩镇在本境内，召集党徒，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除文武官员，尽量保持独力的权力。“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其职位父子相袭，或为部下所袭。中央政府往往承认既成事实，不能稍作更改。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他们拥兵自重，“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俨然成为一个个独力王国，不但不听命于朝廷，而且挟持朝廷为其所用，唐中央政府成各藩镇玩弄的工具。在经济上，各藩镇成为地主利益的集中代表，他们“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多时献奉而已”，这直接危及中央的财政收入。尤其是河朔节度使，“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而朝廷又对此毫无办法，于是“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中央的各项支出只有靠这几个地方来维持了。至唐末藩镇割据的后期，镇帅在全军中的地位日渐势微，部将反抗镇帅的事时有发生，镇帅由部众拥立屡见不鲜。因此镇帅不轻易相信部将，部将们对镇帅缺乏忠心。为收揽人心，镇帅们常把勇敢的部下收为养子，为其效力;或是放纵他们杀戮抢掠，这样，牙兵则“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视百姓稍不如意，则举族被诛”。
二、 藩镇割据的形成（一）、唐玄宗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政治黑暗，促使军事武装力量日益废弛，边防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唐政府在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0年）设置节度使，以掌握地方军政。开元以后，唐朝在沿边设有九个节度使。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府兵不再番戍，边将得以专兵，从此节度使的势力日益扩大，“每以数州为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节度使又多兼安察使、安抚使、度支使者，他们在地方不仅掌握军权，同时还掌握政治、经济大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藩镇势力日强，中央势力衰微。唐初本以文臣主边事，但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后，改用蕃族寒人，提拔蕃将为节度使，边镇的军事不断增强。陇右节度使突厥人哥舒翰有兵达7万余人，胡人安禄山兼河东、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达18万之多，竟掌握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国土的五分之一。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揭开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斗争的序幕。天宝15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立割据政权。接着攻入长安，唐玄宗奔蜀，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天宝16年，唐军收复长安。直到公元763年，史朝义自杀，8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这成为唐由强转弱的起点。（二）第一次割据安史之乱把唐朝政治打的七零八落，为解困局，唐朝采取以方镇御方镇的方针。当时，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唐政府于763年任命安史降将薛嵩、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等仍为节度使，造成事实上“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的局面。并且，在平叛过程中，设置在关中、江淮的藩镇还在保留。在“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重兵”。因此，“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形成了复杂的割据局面。势力最大的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魏博、卢龙。这些节度使为了维持割据，大肆扩军，并选精勇组成“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十分骄横，对主子不如意者，他们竟能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所以，藩镇之乱，除了藩镇与中央的对抗外，还有藩镇内将校之间、将校与牙兵之间的相互厮杀。德宗与宪宗时发生了四镇之乱、淮西之乱，并被相继平息。平定淮西后，卢龙、成德、沧州等归附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中央，但遭失败。从此陷于藩镇六十余年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又归唐朝廷所辖。唐王朝得到暂时的统一，但藩镇的实权并没有多少根本的改变。割据的源头并没有消除，元和15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河朔三镇再叛，藩镇林立的局面此后一直延续到唐亡为止。（三）、第三次割据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已是衰弱不堪，名存实亡。一些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阀乘机扩充势力，割地称雄。唐末的皇帝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权的工具。当时“郡将自擅，常赋怠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军阀经过互相厮杀，也只剩十几个了，其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最大。他们在军事上互相排挤，政治上又力图操纵中央政权，号令全国。而在中央政府内部，宦官和朝臣又分别勾结藩镇为外援，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十分激烈。公元907年，朱全忠终于篡唐自立，建立后梁，唐以290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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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话题|||社会万象||男人情感||天天贴图||网友实拍|唐代中期在边境和重要地区设，掌管当地的军政，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形成军人割据，常与朝廷对抗，上叫做藩镇。藩镇割据：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唐朝自从打败西突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防御线大大延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军区的固定长官即节度使。节度使与军镇上的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称都督。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惟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 ，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节度使成为固定职衔是从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开始的。被肢解的帝国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一共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音，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但是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段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兴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为“藩镇割据”。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是割据形成发展时期。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者)镇大将李正己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以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今湖北西北部达十九年。建中二年(781)，梁崇义被消灭，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四年前，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时，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於最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怀光，二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一是加犟禁军(神策军)，二是充实府库。不过，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后，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徵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犟了信心。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徵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於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缐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於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於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元和十五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长庆元年(821)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著，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於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还是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为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於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割据藩镇控制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徵。第四个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徵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佑四年(907)，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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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连锁反应由此开始,安禄山坐拥三镇,拥兵二十万,而中原空虚,使得其开始窥伺神器,叛乱发动后,平叛就需要各地的节度使派兵交给中央政权,或者直接出兵,于是有了封常青,哥叔翰,郭子仪,李光弼,许远,张巡等人的竭力平叛.叛乱的平定在于此时唐朝还很得民心(尽管很多人对这个不以为然,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其国家机器的主体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叛乱的.)随着叛乱的平定,问题接踵而来,平叛中涌现出的无数新的割据,他们可不是每个人都是郭子仪,而不能再入主中央,无法衣锦还乡他们的荣耀心又该如何满足?那么,当驻地的土皇帝并不是什么不好的出路,况且唐朝的制度本就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种现象的.上传时间：
唐朝中期以来,帝国再次陷入激烈的持续动荡,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成为唐帝国后叶的______.最终,中国进入了50余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看起来,黄河文明似乎已经______.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没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那样彻底衰亡,而是______,一直延续至今呢?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A.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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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为何解决不了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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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从玄宗时代起，各地割据的藩镇，也即方镇，就成为悬在历朝帝王头上的利剑。藩镇势力极盛时，朝廷政令不能达到的地方，有50多个州，“自国门(京城之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藩镇割据之地，成为国中之国。唐朝最终被宣武节度使出身的朱全忠所灭。唐朝处理藩镇问题的决策，有很多失误，其军事制度也有很多弊端，这是藩镇
　　唐朝从玄宗时代起，各地割据的藩镇，也即方镇，就成为悬在历朝帝王头上的利剑。藩镇势力极盛时，朝廷政令不能达到的地方，有50多个州，“自国门(京城之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藩镇割据之地，成为国中之国。唐朝最终被宣武节度使出身的朱全忠所灭。唐朝处理藩镇问题的决策，有很多失误，其军事制度也有很多弊端，这是藩镇割据局面所以形成及不可收拾的主要原因。
　　朝廷姑息养“藩”
　　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 “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平反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凌辱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湊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綵、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