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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七届二次主席团扩大会议的60多名会议代表，踏访高邮，出席在文游台举行的“中国民间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在欢迎午宴上，高邮三代民歌手王兰英、曹德怀、杨旭娟演唱了《数鸭蛋》、《小小刘姐姐》、《高邮西北乡》等经典高邮民歌，其中由我受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委托，组织来的一个农民组合，演唱了一组原生态高邮民歌，引起了足够的反响。高邮申报“中国民歌之乡”由动意转化为行动，我有幸参与了申报过程中的相关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日的第四届邮文化节文艺晚会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授牌高邮“中国民歌之乡”。
高邮何以能称为“中国民歌之乡”？用高邮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张秋红女士多次强调的一句话说，“是我们抢占了民歌文化的制高点”。我知道，在知识产权中商标的注册和相同发明创造的专利都是适用“申请在先”这一原则的。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法理和自信，把“中国民歌之乡”作为我们高邮的一个国字号品牌来宣传和打造。
实话说，高邮是在获得“中国民歌之乡”之后，《数鸭蛋》的著作权人，索兴老者去世前，才出版了他的唯一一本著作《高邮民歌》，接着由时任高邮市委宣传部长张秋红主编的《高邮民歌》又相继出版，使高邮民歌有了厚实的、权威的纸质版本，使“中国民歌之乡”的称誉更有了足够的底气。2009年，我把搜集整理的民歌唱词，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寻找远去的歌声》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一，自费印刷出来，只当赠品送人。
对川青董谭有个史德元先生，我是有所耳闻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高邮文联编辑出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珠湖的传说》中，收有史德元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数篇，可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比我年纪大得多的老先生。直到2010年的夏天，在临泽镇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上，我与他见到面，方知我们是同年人，所在村庄只一河荡相隔，分属不同乡镇。那次我和高邮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主任王玉清与史先生并肩而坐，他告诉我们说，他曾在乡镇文化广播等部门工作过，主要从事新闻通讯工作，也在乡镇其他科室做过笔杆子，但一直是个没有编制的乡镇编外人员，工资很低，只是出于对写作的热爱才坚持了下来。我们面对他捧在手上的一大叠发表在各类各级报刊上的文章剪贴薄，心生崇敬，王玉清深有感触怀有敬意地说，史先生才真正是个底层文化的坚守者。
史德元告诉我说，他还搜集了几百首民歌歌词，一直不知如何处理。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要求他赶紧整理一下，我帮他以《珠湖》民歌丛书之二，编印一本册子，既壮高邮民歌声势，又可凭他多年来在地方上的影响和人脉，能收回成本并略有收成。史先生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和准备，后来把打印好的书稿交给我，我即着手帮他做编辑和校对工作。是前任高邮文联主席许伟忠先生帮助取了书名，时任高邮文联主席姜文定欣然题写书名，两任主席都是临泽人，家乡情怀促成他们的鼎力支持。2010年底，史德元编著的第一本民歌作品集《里下河情歌》终于面世，并两次印刷。
此后我们成了文友。一晃几年过去，最近他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又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民歌，想再出一本民歌集，还想请我做编辑，仍以同样的形式出版。于是我帮他去请示相关领导，得到高邮文联主席黄平先生，驻会副主席韩粉琴女士的一致支持。史德元编著的《高邮东北乡》得以再次顺利印行。
史德元曾跟我自嘲说，我们这些人算是“哈大爷”，吃饱了撑的，在做这些无聊的事。但细想想，做这件事虽没得什么深文大意，可心里就是想做。我并不比史先生高明，总是记住已任市委副书记的张秋红也曾亲自对我说过的话，做文化工作要善于抢占制高点。要我说，老史同志，你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也许多少年后，人们会忘记很多人和事，可能还会记得或提起，你曾做过的这项别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是你以实际行动抢占了临泽民歌乃至高邮东北乡民歌的制高点。
我以为，这就是当今史德元先生在做这件事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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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载《高邮日报》日“盂城驿”文化副刊]
&&&&&&&&&&&&&&&&&&&&&&&&作者：金飞声（中国集邮协会会员、天文爱好者）
看罢《烟花》，心情沉重，里面有许多鲜活的生命消失了，究竟有多少？我又从头看起，看到一处有人逝去，就夹一张白纸条，再次看完后，一数竟有21张纸条27条人命，连作者夏涛都大吃一惊：信笔写来，竟不知“出”了这么多条人命。
尽管作者在书后有“本小说确系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云云，但书中许多事在当地都真实地发生过，且有的书中人就是真名实姓。我认为与其说是小说，实为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真实社会记录，有人看了此书，婉转地对作者说要弘扬正能量，我认为作家的作品真实地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这就是正能量。
民以食为天，共和国经过30年的建设，农村已解决了温饱，书中没有一人饿死，但因色、性、爱而死亡11人，在死亡原因中占最大比例。食、色，性也，吃饱了后，样板戏不唱了，政治夜校也不上了，乡村文化、精神一下子贫乏下来，人们便从色上找乐子了。
在正常婚姻满足不了性爱的情况下，有人不顾家庭的完整、法律的限制和社会伦理，追求自由的婚外情，造成当事人或家人的死亡。牛根子换亲来的老婆巧娣子与乡剧团团长许龙才经常偷情，老实巴交的牛根子气愤不过服毒自杀（77页）；当兵的刘春林在家的妻子因产头胎大宝血崩而死，暴露出老村支书竟敢触碰军婚这一高压线（147页）而嫁祸于许龙才；村新支书刘香林与赤脚医生姚芳早就勾搭成奸，终在通奸时心脏病发作死在姚芳床上（232页）；在部队苦熬十几年回乡的刘永远妻得脑瘤而死（224页），整理遗物时刘永远意外发现妻与其表弟有婚外情。
石油队来炸石油，队上一个孤儿工人在驻地爱上姑娘费年香，从小没有父母的爱，在有缘遇上自己心爱的人时是多幸福啊，可费家不同意，那工人宁可放弃工人身份倒插门当农民，费家也不答应。工人放出狠话：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不要想得到，哪怕同归于尽。一个没人爱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终于身绑炸药与费年香及父母、姐姐及未婚夫共6人一同炸死（165页）。原先，新中国的孤儿不孤，因为党是亲爱的母亲，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后来被一些人指责为精神上洗脑，个性不得自由发展。现在工人成了单纯的为自己挣钱、为资方赚钱的工具，失去组织关怀的孤儿真正成了孤独的人，甚至在发出狠话时也无人问津，终酿成惊天大祸。
还有的人死得也不为什么事，两个姑娘抬稻草，一个催着快跑，另一个顺口说了还怕肚子里的东西跑掉啦。那个姑娘以为指桑骂槐，就悄悄地喝农药死了（36页）；姚小玲因面对两个求爱者不能择决，烦躁不安，工作失误，院长要调她到后勤上做后勤工，痛哭一场，服安眠药而去，（178页）。才女韩英长得丑，连神交已久的夏志锋见到她都因貌丑而对她冷淡，韩英后来自杀，（218页）。书中写到姚小玲“纯粹是因爱和被爱所击垮”，而韩英自杀原因不明，真的不明吗？
1980年代，我国停止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给人以精神寄托的宗教又未来得及全面恢复，致使许多人进入了无信仰状况。《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当年一个几十万人的县，每年青少年非正常死亡已达20人左右，有的孩子自杀了，家长却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原因。1982年，笔者参加学校组织的高考学生开会，会场两侧挂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大标语，校领导竟在台上大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用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教育我们。记得当时开完会后同学们就笑言：原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要我们不成功便成仁，如此教育怎不引发以后的青少年自杀。
为国家、为革命而工作的大道理不讲了，丛林法则在人们的脑海里生根了，昔日的阶级兄弟、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队长吴春吉因长期得不到村支书刘春林的提拔，生恨害了刘春林5岁的小儿子二宝（150页）就是一例。此案正发生在“严打”期间，那年头，死刑判决权破天荒地下放到省级，案子从速误判误杀了周池桃（163页）。当年的从重从快想当然地为了遏制刑事犯罪的增多，不但没遏制住犯罪高潮，反而出现了将不该杀的杀了，如朱德的孙子，更有甚者将无辜者屈打成招判为死刑，立即执行，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后来，因为二宝案件目击者夏瘸子得了胃癌，分田单干的队集体拿不出钱为他看病，终于说出了真相，公安局带走了夏瘸子和吴春吉，个把月后夏瘸子病死（186页），吴春吉生死不明。
分田单干短期内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也带来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的三农问题。“单是种了几亩地的农民，不可能置齐所有应用农具的，除非办个农场。”（117页）。农忙时争工具、争场地、争先后造成的矛盾，处理不慎就有人回去喝农药了，劳力少的家庭更捉襟露肘，蒋金鳌家虽弟兄4人，但成人的老大外出工作，3个弟弟还小，母亲一人撑船送晒好的谷回家，落水都无人报信，终于溺水而亡。（122页）
天真的农民以为分了田，终于能为自己干活了，却不成想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但家中没有结余，反而欠政府的钱，那年头经常出现因负担过重而集体上访的农民。杀猪的刘恩练一家卖了一船麦，钱全被乡里扣光，还欠上缴款，加之村干部经常到他家赊肉用于吃喝，还上门讨上缴款，刘恩练一怒之下动了杀气，造成一死一伤（197页）。因他属激情杀人，被判死缓，其实这个结果也许是当局为了缓和与农民的矛盾吧。
农民负担层层加码，逐年加大，“县里要求进一步加大催缴力度，确保先税后费，不留征收漏洞，该收的一定要收足，该缴的一定要缴齐。”（191页），上级对加大农民负担的乡镇基层责任人不但不追究，还给称号。乡农经委主任、即将列入县“十大农经卫士”的蒋步元在陪县检查农民负担的上级喝酒时身亡（192页），也许是人不报天报吧。
以前村村有中学，农民子弟就近上学，想当年多少知识青年到农村，对下乡的知青来说是磨难，但对文化贫瘠的农村来说却是个福音，他们带来了文化、带来了文明，也给农家子弟带来了教育，夏志锋所在的中学就有一批知青老师，使学生们看到了现代生活。时代的变迁，抛弃了当年为农村教育作出不朽贡献的知青，随着美其名曰提高教学质量，许多代课老师得不到转正，教育布局的调整，村学校的合并撤销，小小年龄的学生就离家住校，增加了农家的负担，而单身知青孙家新留下看守空学校，虽然学生没有了，但他还坚持打钟，最后无声地悬梁自尽（169页），但是，朴实忠厚的农民永远感谢毛泽东和知青。
在农村，农民的生命随时可能在意外中失去。任富强的父亲在棉田里被一群打猎的误射死（172页）。任富强在用猎枪杀自家狗时不慎走火打死了自己（206页）。“可怜任富强父子两代人，都不幸死于土猎枪口下，一个是他人误杀，一个是不慎自毙，呜呼哀哉！”
还有几个是因车祸而死的，唱小戏的薛金强晚上骑摩托车回家，链条掉了，在路上上链条时被车撞死（213页）；县扬剧团演出转场租用的大客车深夜翻车，死了两个演员（243页）；乡办厂供销员、夏志锋的哥哥夏志阳长途压车送货，因车长时间行驶未停，造成刹毂烧坏致刹车失灵，夏志阳跳车而死（246页）。
表面上看，有车子总会有故障，车祸不可避免，但深层次原因，当代车祸之多之猛烈，与一切向钱看、个体经营运输有关，私营司机不像公有制单位有组织直接监管，为了多挣钱，不分白天黑夜多拉快跑，节约成本，定期不检查，小故障不维修，车子不翻只管跑，政府监管机关以罚代管，只罚不管，收了钱就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不时有惊天大祸见于新闻，书中的这几起车祸的原因不正如此吗？
本书中，主人公夏志锋经过多年努力挣扎拼搏，终成正果，因寻找远去的歌声，当地被他发掘出的民歌上了非物质遗产名录，名声远名，一外地女文化乡长刘春翔慕名写信给夏志锋，在因病去世前又写信寄照片给他，“照片的背景五光十彩，就好像燃放在天空绚丽多彩的璀璨的烟花”。（247页）。
阅罢此书，掩卷凝视暗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块鲜红的色块，衬托出白色的书名，鲜红的色块像血流淌下来，书名的白色似孝一般，在血色斑块上方，众多的烟花绽放着，啊！这是用鲜活的生命绽放的烟花，烟花再美，但生命没了，就象当今社会，有的人钱是多了，命却没了。
以上图片均为日在扬州诺悠咖啡厅，《扬州晚报》主办的读书会上，《烟花》作者跟读者交流创作体会。图片系金飞声先生所摄。
&&&&&&&&&&&&&&&&&&&&&&&&&&&&&&&读夏涛的长篇小说&烟花&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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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杰
夏涛先生出生和成长在高邮东北乡的原横泾镇的乡下，一个叫沿荡的自然村庄。村庄很美，四面环水，三面草荡，是个风光旖旎，景色独佳的水乡腹地。夏涛先生是幸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无色而色最丰，水无形而形多。水乡孕育了他的诗性，萌发了他的文学因子，熏陶了他的文艺细胞。里下河的水滋润着他的心田，里下河人的坚韧，顽强﹑奋进的精神影响着他的个性。夏涛先生和许多小说家一样，他的文学写作也是从诗歌起步的，文章诗意氤氲，感怀一切,并始终怀着对诗歌的敬仰。《烟花》中总是浸漬对乡村充满眷恋之情，立体而丰满略带淡淡忧伤的文字流淌于心，贮满浓浓的诗韵。葱郁的乡土气息，萦回脑际，令人回味，形成他乡土审美情趣的创作风格。夏涛先生在对文字有了切实的把握之后，把对水乡沿荡积淀多年的情感，借着&烟花&一吐为快，他用灵魂、责任感写了，小说的艺术质量也就有了明显的超越，泾水乡清明上河图缕缕清晰再现，文字带着魔力，温暖读者。
小说开头掷地有声交待“已经是1980春天了”。宣告一个交替和转型时期的时代来临，造成一种阅读冲击力，能渗透读者内心。青春躁动期的夏志锋即是故事的主角，又是那段荒唐年代的见证人，寄信风波刻画了刘恩练、周池桃、任富强、吴春林。塑造了夏志锋在蹉跎岁月中，为改变贫穷的状况而异想天开，写信寄去香港想骗取资金发大财的那种懵懂、麻木形象；细读有种悲伤、心酸，感情的潮水阵阵向我冲来，谁都有青春坎坷的难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则思变，不注意引导，变则不通，何况还是读初中的他们。因烧饼上有霉菌，长绿毛，冯金娥没给夏志锋，夏志锋外婆以为冯金娥昧下了这几个烧饼，提到她开口就骂，她是个好吃丫头，我确笑不出来，夏涛先生的笔触不是批判，而是饱含着人性的热情真诚。姜素梅、蒋晓烟的爱情婚姻幻变，扬剧团男女情感世界的记录，夏志锋对周春花情感的波澜，刘春翔的单恋纯情，曼妙、内敛的荤段子点缀，尤其在外混得出息的蒋金鳌由衷感慨，人才也有的是靠逼出来的，文学是人学，在作者笔下均得到逼真的表现，书中几十个人物的命运，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也深刻理解作者独到的结构匠心。时代的变化，人的思想感情也随之变化，激起我心中层层浪花，那些底层小人物成为真正的丰赡多彩的风景。夏涛先生描摹农家似水流年的乡村青年情感经历，心理世界，其实在文本上也是一种诗性的扩散、铺张，呈现文学美。
“&哥哥夏志阳的骨灰被带了回来，但他的灵魂永远久留在湘西的群山之中，尽管他生前走过大半个中国，但他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的孤魂只有在湘西山中飘荡流窜。”这段打开心扉浓酽的文字，是作者纯真的心境自然流露。朱延庆说过“语言是构成情绪的物质素材。”读者的感情丝缕自然被作者牵引，显示出文章诗般的内在韵律，可谓“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郭沫若&丁东草&）”。夏志锋和韩英信来信往，信中谈人生，说理想，论文学，叙思想，评时事，议家乡……诗般的语言，美感力量为之增强。好的小说就是一首诗，这不是说小说的外表象诗，而是说他具有诗的本质。郭沫若在&论诗三礼&中说:“诗之精华在其内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单上去入，高下仰扬，强弱长短，宫商徵弱，也并不是什么双声迭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诉诸心而不诉诸耳。体现了他那种字斟句酌，苦心孤诣的严谨创作态度和对写作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带给我们是充溢浓郁的艺术美感和感动。
&&&&作品在推进故事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高邮民俗文化元素，扎纸房子、送麒麟、唱小戏、高邮民歌、锣鼓经“七台七台哐、大大一个呛，大大台，一大一个台”，那些民俗文化在他笔下洒脱自然，这些原生态的展示，为小说添彩增翠，这样的艺术尝试值得肯定。夏涛先生几乎成了高邮民歌的一个文化符号。抬夯打硪（造房前打实地基，众人一齐用力抬起石硪向地上砸的集体劳动）号子，一人领唱，众人附和，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烟花&中未见片言只字，我心中引以为憾，行将湮没的原生态地域文化色彩的劳动号子，是我们永远扯不断的一根连心线，应让它大放异彩。
&&&&夏涛先生是忙碌的，他事务性的工作很多，尽管占用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仍然孜孜不倦的坚持着对文学的梦想、追求、向往。诚如徐悲鸿“似我者死，诽我者生”的独特信念，绝非知识分子的狷介、耿直，夏涛先生五十多点，正直壮年，我有理由期待，读到他更多的乡土味醇郁的精美作品!
2014年8月下旬，《烟花》出版后，作者在《扬州晚报》举办的《烟花》读书会上，为读者签名。
《烟花》读书会上，作者谈谈创作体会。&
——读夏涛的长篇小说《烟花》勾起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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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夏涛，是个缘分。拜读《烟花》感慨颇多。以前只从《珠湖》文学季刊和《高邮日报》文学版上，陆续拜读了作家夏涛先生发表的诸如《乡村电影往事》、《沉重的录取通知书》、《一壶槐花蜜》、《寻找远去的歌声》等中短篇小说及《幸福路连心桥》等散文，颇有回味无穷的感觉，看罢《烟花》后才知道，是他出版的长篇小说《烟花》里的一些章节。
其实，我与夏涛先生第一次谋面还是在2010年的6月24日那天，“小康高邮作家行”来到高邮东北乡我所在的董潭村采风，并在临泽生态度假村召开了“小康高邮文学作品座谈会”，其间夏涛有个发言，说他正在写作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因此我认识了他。尽管以前只知其文，不知其人，初识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彼此高中同届，毕业于1980年7月，相隔不远，他老家横泾周罗厦与我所住的董家潭，一片官垛草荡相连，仅东西走向的一条六安河相隔。而且，毕业参加工作后，都有在业余时间舞文弄墨的爱好。有了交往，自然更有一种亲切、亲近感。拜读《烟花》后由衷感慨，字里行间无不找到了那个岁月、那个年代留下的痕迹、深藏的记忆、走过的坎坷，有得有失，亦苦亦甜。总算在这烟花绽放时，让人浮想联翩、心花乱放……。
起初，对夏涛先生将自己的长篇小说书名定为《烟花》不甚理解，读后茅塞顿开，深有感触。其一，取名《烟花》，有“回首往事如烟飘荡，点击记忆似花绽放”之意；其二，是小说中的两个女性人物的名字，一个叫蒋晓烟，另一个是周春花，烟和花都是小说主人公夏志锋的未婚妻，很纯真的留在他的记忆中，整部小说的结尾最后两个字又正好落在“烟花”两个字上；其三，据作者介绍，最后定名《烟花》，主要还是出于作家顾坚的鼓动，还有姜长荣先生编的《烟花》网刊的启示。我想，书名如同人名一样，它仅是一个符号、一种代称，好书与好人，不仅言其表，关键在其内，一本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烟花》，其每个章节、每篇内容，让人读后有“奇文共欣赏”的快感。好就好在象作家夏涛先生如是说的那样“只能写些我知道或经历过的事情，自然写的是我熟悉的生活和人物”。
夏涛创作的长篇小说《烟花》，是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此小说系扬州市文艺创作专项引导项目。当我捧读《烟花》时，既被夏涛一直在基层工作、一直从事业余创作，能出一部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这种韧劲和毅力感动，也被作品中的情节、人物、故事所打动。读后方知，这部小说叙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泾水乡，几个高考落榜的高中生回村“捧牛屁股”，没有跳出“农门”，当起世辈修地球的“泥腿子”。那时，适逢农村经历一系列的体制变革，他们面对现实，寻找出路，通过一代青年人似水流年的乡间生活的回顾，展示了这代青年的成长历程，叙述了他们的情感经历和人生追求。
小说中活脱脱地再现了泾水乡这个水荡地区淳朴的乡风民俗和一些地方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当年夏志锋他们这群有文化、有抱负、有代表性的农村青年，对待人生、工作、爱情和命运的各种表现，经历过的许多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事情。对于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年代，我们这些同龄人一直记忆犹新。同处于那个时期高中毕业，那个年代走向社会，同样象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那样为工作事业忙碌、为生活生存奔波、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琐事困扰，对有同样经历、同样困惑的人而言，读到《烟花》如临其境，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感慨发自肺腑。对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叙说的事件具有同感，对宕荡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有共鸣。小说给人不一般的美好感觉和快乐享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昨天，同时也更加珍惜今天、憧憬明天。
《烟花》，在《寻找远去的歌声》中，象《一壶槐花蜜》馨香扑鼻、沁人心脾。在此，由衷地感谢夏涛先生，写出了一部情节故事曲折感人、人物描述入木三分、内涵深刻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烟花》。但愿他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为展示基层财政为农服务取得的成果，甘垛镇财政所创新财政宣传形式，开展了一次别具特色的“女摄影家走近甘垛财政惠农”活动。于7月3日特邀了我市国家级和省摄影家协会六名女会员，深入村庄、田头，用手中的镜头“第三只眼”直观感受近年来财政支农惠民政策落实的新成就。
走访的第一站是高邮市阿妹家庭农场，列入2014年中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为甘垛镇优质山羊标准化示范基地，总投资450余万元，其中财政扶持资金110万元，建设成一排排标准化羊舍5475平米，年饲养山羊4000余只，纯收益80多万元。当女摄影一行走近羊舍，打开镜头，拍摄生活在搁楼上的纯白山羊时，羊叫声此起彼落，欢迎我们的到来，女摄影家们以富有母性的慈爱，还用手抚摸一只只可爱的幼羊。
摄影家们还驻足拍摄了江苏省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省财政奖补了25万元，建成了宽畅的水泥大道穿过一片农田，拱形桥跨越古河道，将偏僻的村庄连接上公路，给和平村及周边群众带来生产和生活的便捷，被称为造福路和造福桥。接着绕道原横泾走访了财政扶持资金250万元的三庄生态农业园。
在原横泾镇北的董氏特水养殖有限公司，是扬州市首家农字号院士工作站，江苏省最大的黄颡鱼和桂鱼繁育基地。中央和省级财政先后支持300多万元用于基地项目建设，带动周边300多养殖农户，大力养殖特种水产品，增加效益2000余万元。女摄影们带着好奇的眼光和兴趣，抢拍到了种鱼催产过程的难得镜头，通过师傅们的现场解说，了解到了很多特种水产养殖的实践知识。刚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袁玉华女士感慨地说，这次活动很有意义，既拍到了平时拍不到的生动的镜头，又懂得了一点新的知识，真是不虚此行。
坐落在原横泾集镇中心的永龙广场是以烈士命名的，省级财政投入100万元，新建革命烈士英雄纪念碑，刻录了全镇的革命烈士名单。成了激励后人的红色教育基地。走访过纪念广场，前往甘垛镇政府着力打造三星级旅游之地的四野农庄，今年刚举办过以农庄为中心的盛大菜花节虽已结束，但场景还在，留给来客浓烈的氛围没有散去。女摄影家们欣喜的在农庄品偿了一顿素雅的农家午餐。
下午马不停蹄，女摄影家们兴致勃勃的前往甘垛镇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带程村，各级财政投入350万元，主要用于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绿化和居民健身广场等，惠及农户300多户，把一个古老村庄打造成高邮水乡优美乡村，摄影家们走进村庄，对村庄景致赞不绝口，满眼美景尽入眼底，村庄景观揽入镜头。
最后走访的一站是苏中大地高效农业园，各级财政先后支持200余万元，带程村土地流转面积2300亩，主要生产有机稻米和园艺林木，让流转土地的农民得到实惠的同时，促使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外出创业、创收。生态种植，使广袤的农业园区成了鸟类天堂，女摄影家们的不约而至，惊起了一群群白鹭和野鸟们在碧绿的秧田上翩跹起舞，乐坏了的女摄影家们，举起手中的相机频频按下快门，收获富有动感的面画。
短暂的一天行程，一路上给女摄影家们带来不断的惊奇。随着近年来基层财政工作“由取转予”的工作转变，基层财政所担负着国家财政的监管职能，只有财政监管到位，才能保证财政资金的投入取得更大的效益。仅2014年上级财政支持甘垛镇各类财政资金高达6000多万元，资金的有效投入，取得的成绩令一行女摄影家们称赞不已。工作在市质监局的业余摄影家翟龙美深有感触地说，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农村工作，这次采风收获很大，任何艺术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我们摄影爱好者只有走基层，接地气，才能拍出富有生活质感的好作品。
她们通过这次走近基层财政工作，感受财政人生活的活动，将用摄影作品来表现财政支农的现实意义。
“沙家浜精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征文获奖作品公示
日09:10 来源：中国作家网
　　“沙家浜精神”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征文活动自日起，截止到7月31日，共收到稿件2416篇。由9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以“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根据稿件质量认真阅读、遴选，经过初评、终评的投票，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20名，特别奖4名，优秀奖100名。
　　现将获奖作品予以公示，公示期为日至8月25日。如对获奖作品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与评奖办公室联系。待公示结束后通知作者，拟于9月中旬颁奖。
　　联系人：贾京京 范䶮申
　　电 话：010-489721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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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山上祭英烈
领略沙家浜
“捂热”民心的海疆卫士
血战乾坤赤
历史的印记
船王的抗战故事
曹廷明回乡记
台儿庄忆旧
满水家的船
那个年代的战争与战士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组诗）
号角连营“沙家浜”
柳亚子在抗日救亡中
新四军的手，提起了你的茶壶
沙家浜精神赋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抗日手记:梦里黄河
一场跑了八年的马拉松
疏影暗香一枝梅
黄柽、潘爱珍
戏里、戏外《沙家浜》
追寻血色的记忆
怀念新四军文化明星李增援烈士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庄稼
水边的女儿（小叙事诗）
沂蒙红嫂(外五首)
东海岛会战
沙家浜，若芦花绽放
遍地火种满湖情
拂去历史烟尘 揭秘日寇罪行
我家的抗战故事
滴血的刺刀
母亲叙说的往事
抗战名将常恩多与扬州保卫战
将军虎口脱险记
我家的抗战史
一个母亲的抗战
崮山村旧事
闽东英雄血洒阳澄湖
2015一例失败的心理咨询案例
1938年，那朵自由之花定稿
一座小城的抗战志
铁骨传家长
1940年的乡村潜伏
高原马帮送红军
坚不可摧的人民堡垒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苇荡里的火种（组诗）
我们没有忘记
记忆中的红飘带
抗日，抗日
渴望像风一样自由
铭刻：最后的抗战（组诗）
“神枪手”任天石传奇
秋浦河纪事
英烈祭（组诗）
我和沙家浜
向东是扶桑
广州增城抗战(外三首)
我与“沙家浜”的半世情缘
沙家浜精神颂(外六首)
一个长长的故事定稿
双人无字碑
回味抗战歌曲
半坡的声音 丫口的姿势
曾经的风云
红色赤岸抗战魂
石圹军民一家亲
满江红·勿忘国耻(外四首)
朱友山与沙家浜的传奇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
抗战英魂（组诗）
沙家浜水流下河
《广播歌选》
2015 / 07·总第400 期
主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主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出版发行：《广播歌选》编辑部
出版日期：每月20 日
1 歌吹是扬州/ 卢桂平
4 2500 岁 大美扬州依然年轻 / 夏峰 王鑫
对话音乐人
18 扬州音乐大家戈弘/ 于 珺
22 细品精华 魅力扬剧——走近扬剧“王子”李政成 / 恽泽
26 三尺戏台传香火 守得云开见日出 / 赵乐30 家乡的原生态民歌/
夏涛32 王兰英，民谣俚曲哼出“鸭蛋号子”/ 赵乐
36 刚柔并济 俊秀相融的扬州民歌 / 邵 萍
39 生活如歌，歌伴生活
——采访高邮民歌手曹德怀、谭红梅、杨旭娟/ 瞅瞅
44 静谧中绽放的曲艺人生 / 恽泽
48 转轴拨弦三两声 未成曲调先有情
——访扬州曲艺团演员王智超、周佳乐、刘芓君/ 于 珺
家乡的原生态民歌
夏 涛 男，1964 年5 月生于江苏高邮农村。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曾出版长篇小说《烟花》，小说集《乡村旧事》，
编著民歌集《寻找远去的歌声》。现供职在高邮市
财政系统。
跟所有艺术形式一样，民歌来源于生活。
高邮有史以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域，高邮民歌中
农歌占有绝大份额。把高邮民歌简单地划为三块来展
示，即表现农耕生活的原生态民歌，经整理加工后的
流传民歌和直接由文化人创作的新民歌，这已成为对
高邮民歌的共识。我小时候在家乡听惯的家乡劳动号
子和方言小调等耳熟能详的歌声，就是乡民们农耕生
活的原生态民歌。那种原汁原味的乡音土语，悠扬婉
转的旋律曲调，确实吸引了我。由此我坚信，作为具
有浓重地域色彩的未经文艺人加过工的家乡民歌，如
能够有机会找到展示的平台，也定会大放出夺目异彩。
家乡的原生态民歌，它是从日常生产劳动中产生，以
歌唱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草根文化。没有文人
参与创作，却靠口口相传，或以文字简单传抄而流行
的纯民间艺术。大多用流畅合韵的通俗方言、悠扬婉
转的明快旋律，以高亢嘹亮的歌声来抒发心灵的自由，
释放个性的情感，娱己娱人。当年依靠人力的农业劳
动是沉重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生活的态度
却是乐观的，把生活的情趣和哲理在劳动中用歌声表
现了出来，以轻松的语言调侃了劳动的繁重，劳动中
放开嗓子一唱，可为劳作的人们提神解闷。
&&&&水车是高邮里下河地区抗旱排涝、提水灌溉的
原始大型农具，全靠人力蹬踩，是个强度大的体力劳
动。《踩车锣鼓唱》就是农人踩水车时由击鼓人边敲
边唱，打锣人配锣相和，击鼓敲锣，有板有眼。踩车
时一般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同时踩，踩车的人在富有节
奏的锣鼓声和悠扬而欢快的歌唱旋律中，鼓足干劲，
使枯燥而沉重的劳动，增添生动又轻松的乐趣。踩车
的人可在情趣盎然的歌声中达到激情豪迈，酣畅淋漓
的境界。如《南京配药硝》《大红娘》《玉美人》等
都是苏北里下河一代流传甚广的锣鼓车长篇唱段，是
由七字唱调和串十字调两种不同流行的民间曲调交换
构成，七字唱调柔和明快，串十字调铿锵有节，整个
唱段是舒缓有致，可抒可顿，欢快唱起激越昂扬，委
婉唱来荡气回肠。这种长篇唱段也作计时使用，一般
是一段唱下来就是一个班次，这样踩车人好就某一个
唱段的起始，轮班上阵。
农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生活中产生
了爱情，他们用质朴和通俗而不乏幽默的语言，大胆
表达他们的思想和内心对爱的向往和冲动，这些成了
民歌中情歌的主要内容。狭义的情歌就是那种表达男
女之恋，抒发男女之爱，甚至叙说男女之欢的方言小
调。曲调固定，但唱词丰富。常用贴切生动的比兴手
法，分段押韵的大胆直露的歌词来打情骂俏，作为释
放情怀、沟通情感、交流思想的精神调剂。以方言口
语编成朗朗上口的词句，深情一唱，既畅抒了歌者的
心怀，也娱乐了听者，成了当年娱乐生活贫乏的人们
的一种精神调剂。更有歌者就是用歌声表情，用歌词
达意，而成就了欲望和念想。这类情歌大都以时令或
月份排序娓娓道来，构成较为完美的表现形式。唱词
中包含生产劳动因素，这在高邮民歌的情歌中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如《三十二样花名》，以不同花名作
比兴，叙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因路遇而一见钟情，由互
生爱意引发一夜偷情，再配婚成姻的爱情故事。而直
接以“取笑发科”为目的的唱本，免不了要对性爱过
程进行一番渲染，这样的民间小唱只有一个人清唱，
不要乐器伴奏，不择场地，唱者只要音调流畅，吐字
清楚，照样吸引一群人或蹲或站或坐围着一团，唱词
一般没有故事和情节，一两句押韵的搞笑，或捧不上
台的下流话，都可引发笑声不断，使场面也其乐融融。
以唱叙事，因调回环，这种样式的叙事唱本每段也由
固定的句子形式组成，一段只能说个细节，由细节组
成一个有情节的故事，这种主要用于口头传承的娱乐
化的小唱，用文字表现出来可产生形式美感。
号子是民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高邮民歌中的
劳动号子，更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每种号子都渗
透在不同的劳动之中，而伴和号子声的劳动是具有一
定劳动强度的。农民的吆喝是内心的抒发，形成抑
扬顿挫、舒心畅达的农耕劳动号子。用牛打场瞌睡时
吼一声可去除疲乏，重担在肩疲惫时吼一声可感受轻
松。如抬夯就是一种群体性劳动，为打实地基，众人
须一起用力，抬起石硪往地上砸，要有一人领唱众人
附和，把握好节奏才能用力一致。常见的有《打石硪》
和《打片硪》两种不同的打夯方式和抬夯号子，从这
种铿锵有力的号子中可感受到力与美的完全结合。除
用牛耕田、打场号子，人力挑担、拖渣号子，撑船、
抬夯号子，这些由男人们吼叫的号子外，最优美活泼
的要算由农妇们主唱的栽秧号子。
栽秧是互助性和集体性的劳作，栽秧田往往
成了赛歌场，比嗓音响亮，比唱得好听，还比谁
的歌多。栽秧歌短小欢快、词意简洁，主要有《七
字唱》（每句七字，四句一段）、《五句半》（五句
成段，第四、五句间夹一短句）、《西凉月》（句式
灵活，中间可夹口语数说，长短不限）等等。歌词基
本上是口传下来的，歌唱时如有即兴创作的效果更佳。
还是大集体时候，我们庄子上蒋二娘即兴唱过一首栽
大娘子是个十不喊，二娘子是个瞄人眼，三娘子是个
泥螺眼，四娘子是个烂闭眼。
唱词平实，但唱出的就是她妯娌四人的典型特征，敢
于自嘲，笑翻了一田人，几十年过去，还在老人们口
高邮民歌是由小调、号子和山歌组成。高邮是
个水乡，没有山歌，而《五句半》《西凉月》《杀稂
子撂在外》等曲调固定，可即兴填词的农歌，可独唱、
对唱、合唱，一人领唱众人和唱，起到不同的渲染效
果，应算等同于山歌，从而构成了高邮民歌中的又一
《麒麟唱》为一人领唱，四句成段，第四句众
人重复合唱，属一种民俗表演形式。春节期间，一
人肩扛彩色纸扎的麒麟，群人敲锣打鼓，走村串户上
门拜年，家家户户打开大门燃放鞭炮迎接。唱的是喜
庆吉祥话，“年年喜来喜连连，门上贴的封门钱，朝
里飘飘生贵子，朝外飘飘中状元。”这些传统的唱词
分不同的家庭状况和行业特征固定下来，领唱者要学
会随机应用，如能将所知的或眼见的现编现唱，会博
得更多欢笑和喝彩，讨得喜钱和喜烟。
作为具有浓重地域色彩的未经文艺人加过工的
高邮原生态民歌，必须加以抢救、整理和保护。2007
年5 月央视拍摄高邮民歌的专题宣传片取名《寻找远
去的歌声》，意味深长。如今，挑担挖沟、抬夯拉犁
等一些高强度的农耕劳动，在农民的实际劳作中早已
退出，很多相关联的老歌在消逝，“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快速改变了我们传统的
农耕劳动方式，那种紧紧附着在生产劳动中的歌声行
家乡高邮的原生态民歌，是情牵故土的高邮人
一条永远扯不断的连心线。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
2015 年4 月27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杂志一行来到了江苏省扬州市进行采风。
在扬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了“《广播歌选》扬州音乐文化采风座谈会”。应邀的专家和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扬州音乐文化的现状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使《广播歌选》一行对扬州的音乐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以下是座谈会上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夏涛（ 高邮民歌采集者）
我是农村人，业余从事小说写作，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民歌。我写乡村题
材的小说，也会写一些家乡的民歌。我今年50 岁了，但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经常听到农
民劳动的歌声。因为我不懂音乐，所以只把唱词记了下来，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寻找远去
的歌声》。我热爱我的家乡，也爱我家乡的民歌，所以我为家乡原生态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做
了两件事情：一是在我的老家搞了一个高邮民歌艺术馆，把我搜集到20 世纪的3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手抄本整理成三套《民间文艺集成民歌卷》，还包括一些报纸，也都放进高邮民
歌艺术馆里。第二就是关于传承问题，我把民歌内容加到乡村旅游中去——让游客听原生
态民歌，把民间歌者组织起来，唱高邮民歌给游客们听，反响很好。民歌是劳动中的歌声，
这些高强度的劳动不存在了，这些民歌也将濒临消亡，所以传承是很难的。这次由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对高邮民歌进行推广，对高邮民歌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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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5年第七期《广播歌选》P53]
第二届“鑫云杯”全国文学大奖赛
获奖作品：《流年零落于林梢》
作者：范冰馨
获奖作品：《霾》
作者：安如水
获奖作品：《签单》
作者：李代全
获奖作品：《三只狼》
作者：李汶润
获奖作品：《父亲的箫音》
作者：毕福兰
获奖作品：《母亲曾经的冬天》
获奖作品：《三十功名尘与土》
作者：夏涛&
获奖作品：《我帮母亲套被子》
获奖作品：《鬼屋怪声》
作者：徐欣仪
获奖作品：《眼眶里潮湿的青春女人》
作者：褚化冰
获奖作品：《梦里的你》
获奖作品：《爱情的河流》
获奖作品：《听风在打马》
作者：叶俊逸
获奖作品：《让乡愁在记忆里发酵（组诗）》
作者：时培建
组织奖：褚化冰
主办单位：河北鑫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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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鑫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赛事说明：
“鑫云杯”全国文学大奖赛由河北鑫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漳州鑫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笔荟萃编辑部主办。获奖作者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在每卷《文笔荟萃》发表的作品中产生。赛事组委会将在近期获奖者的奖杯和证书寄出给每个获奖作者。
直面无边的生活挑战——2014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观察
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
在整个创作界，“长篇小说崇拜”现象由来已久。虽然从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审美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文体门类美学平等的要求来看，这种现象存在着值得诟病之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迅疾嬗变，人们内心世界的日趋复杂，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我之关系的碎片化趋势，这些方面对于艺术形式及其审美容量必然产生无限扩张的需求。由之，长篇小说以其天然的优势被人们寄予了最富创造力的厚望。当然，如果长篇小说仅仅是以字数多、篇幅长、故事复杂而被作家所热衷，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仅凭长篇小说之数量的增长也不能证明文学的繁荣。最重要的在于，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它的叙事视角、话语流程、审美结构能否实现对于生活与人心的深度挖掘和发现，能否达到惟有这一文体才能通往的最完整的审美世界与思想创造。从这种角度来考察2014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概貌，我们会发现，数量上并没有明显的增长，但作家在发表之前沉潜的时间变长，生活积累愈发丰厚，许多作品要么系作家积数年之功而出手，要么是在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水到渠成而成新作。开掘生活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均有显著的进展。让人耳目一新、可圈可点的艺术性，启人深思令人动容的思想性，再一次证明着这是一块美学的热土，是中国的文学大省，也是世界的文学高地。
一、乡土与苦难，呈现与重构
乡土题材与苦难书写历来是新文学史上的一大热点，也是江苏作家从传统上就用力最深的重要领域，它不仅紧密纠结着历史深处的文化密码，而且渗透于现实社会的深层文化肌理。过去的一年中，江苏长篇小说在这一写作领域表现突出。叙述者既关注如何开掘文化土壤并呈现出历史或现实的原生态面相，以丰富人们的乡土认知；另一方面又力求不落窠臼，力避面对乡土苦难时的单向度或浅层面的问题，极为敏锐地返观苦难命题，对苦难史进行多层面立体化的审美重构。
……青山身上的虱子不知是各有自己的领地，还是在他身上通吃。反正，浑身上下衣服里到处爬满虱子，尤以头上最多。青山估计虱子十有八九精通人类昼出夜伏的规律，当夜晚来临，虱子们估计青山会把衣服脱下来扔掉或枕在头下，如果再寄生在衣服里大概就要挨一夜的饥饿，便纷纷趁着夜色降临迅速转移到青山的头上。……于是，聪明的马兰花为了消灭更多的虱子，避免更多的虱子败退到青山的其他地方继续啃食她的儿子，就干脆把它们一个个拾进嘴里稀里哗啦地嚼了起来。……
这是王清平长篇小说《麦田云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4）中，马兰花为儿子青山捉虱子的细节描写。这部小说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洪泽湖北岸的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独到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世俗人情与历史状貌。麦田、云雀，这两个温馨浪漫的田园意象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好和谐的东西，然而小说所述恰恰似乎是相反的方向：破败、贫困、丑陋与耻辱。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都不知虱子为何物了，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里以近千字的篇幅所详述的斗虱子情节却给人以真实亲切之感。更重要的是，小说对于捉虱子场景的叙述之中流露出的不是悲情，而是宁静、温暖、欢畅、胜利和天伦之乐。小说的叙事伦理暗示出，对于苏北农村的马兰花们而言，破败与贫困本非苦难之所在。生产队里盛行的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欺软怕硬，掌权者明火执仗地垄断生杀予夺、得失荣辱的所有权力，弱小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遭遇的双重压榨，这些才是苦难之所以为苦难的根本。小说的叙事伦理还寓示，无论遭受怎样的欺侮与凌辱，以马兰花与青山为代表的卑微者都褒有不屈的灵魂、浓厚的怜悯心和向善的本性，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尊严使他们像云雀一样，成为天地间的精灵。
&无独有偶，在夏小芹的《娘已嫁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7）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60年代的大贫困，苏北水乡的大苦难。小说围绕里下河农民赵魁一家所展开的苦难叙述，不时给人窒息之感。作者自谓写作中“几度哽咽而潸然泪下，这种情感不需要酝酿，只是自然地流露”。小说让人深切感受到托尔斯泰那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至理名言。
同样是重现苏北农村的苦难断代史，徐惟清的长篇小说《鹊桥归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10）既与《麦田云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有着独具特质的叙事角度与思想视野。小说以解放前至70年代为背景，描写了发生在里下河农村乔王庄的种种乡土故事和各色人等。当人们历说苦难种种时，往往将目光聚焦于社会环境的挤压，制度对人的摧残。这时候苦难的经受者只是面对着一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若有若无的东西。但实际上，即使承受苦难的个体不明白他的敌人是谁，作家主体却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苦难制造者的所在。如果说《麦田云雀》、《娘已嫁人》的故事展现的是乡村权势对于弱小者的欺压，那么《鹊桥归路》则将这种不对称的对立直接具象化为男人与女人的战争。除了王桥兰和杨月兰这两个悲剧女主人公，还有许多乔王庄的女人们经受着各种形式的出卖、交换、利用、奸淫和戕害，她们或者被迫，或者被欺骗，或者被利用，甚至或者主动献祭于权势，更增强了小说的悲剧力度。而这一切悲剧的来源莫不与王秀林、陈福林这两个见风使舵、唤风唤雨、权欲熏心的男人有关。于是我们看到，从土改、合作化到公社化运动，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几个男人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无所不能，那些女人却只有屡遭欺凌的命运。在小说的叙述中，人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构为人与人的关系。徐惟清在小说的“后记”曾提到鲁迅“写小说，说到底，就是写人物”的观点，应该说其小说的成功与深受鲁迅创作理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这种惟“写人物”马首是瞻的自觉意识，在取材于相似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土壤的另一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徐晓思的《母亲望着我》（《钟山》2014年长篇小说B卷），在叙写里下河区域西杨庄六七十年代的苦难史时，将审美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紧紧围绕着早年丧母的孤儿一奇在苦难中成长的不无传奇的经历展开叙述，二是着力挖掘潜隐其间的人性与伦理内涵。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写作离不开里下河。乡村社会的伦理，里下河的精神，是我的写作的起点和落脚点，是‘我的生命我的歌’，丰富多彩的源和流。”这源和流便是爱与责任的人性坚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饥饿与病痛的折磨下死去的母亲留给6岁的“我”最后的微笑，也留下了永恒的大爱。由此，形形色色的残酷无情的现实打击再也不能击溃“我”的信心，并终于成长为一名全国优秀教师。这一曲在悲苦中艰难成长的生命之歌体现出作家面对苦难进行审美重构时苦心孤诣的独到境界。
研究界早就关注到文风极盛的“里下河文学现象”，2014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是里下河流派创作生命力的一次猛烈暴发。夏涛长篇小说《烟花》（团结出版社2014）以里下河地区的泾水乡为典型环境，从文革中后期写起，延伸至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生活变迁。苦难固然会来自贫困本身，但也常常来自不公平的现实困境。小说如此描写主人公刘恩练送粮的一次行动：“刘恩练种了五亩小麦，五亩田小麦整整收了三吨位水泥船的一船舱，算是丰收了。”两口子在一个凉爽的初夏之夜，撑船送往乡粮站。然而，粮站以上缴款的名义将他们的卖粮款扣个精光，不仅引发了夫妻间的一场战争，而且成为长此后一系列血腥悲剧的导火索。满心的喜悦与悲剧结局的对比之下，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一度出现在茅盾、叶圣陶笔下的“丰收成灾”的典型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生活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越走越远，作家对其进行重构的审美空间亦愈来愈丰富和开放。陆涛声的长篇小说《刘炳和正传》（作家出版社2014.11），以80年代为背景，塑造了刘炳和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的“肉头”性格且不断处于变化中的典型形象。他从一个卑微谨慎、瞻前顾后的江南底层农民，变为敢于冒险也乐于腐化的村中首富和支书。透过这一“正传”的叙述描写，体现出作家对于转型期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杂糅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极富针对性地反思了新的时代中“国民性”发生畸变的新面相。
二、无边的生活挑战，无限的审美张力对于小说家来说，生活永远是一场无边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在新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富有刺激性。很多人已经深切地意识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落后于生活和“低于生活”，更有人发出“生活比文学作品更富有戏剧性”的感慨。在这种前提下，审美的翅膀如何奋起直追迅捷的现实生活，又怎样以审美的形式敢于直击生活的隐秘肌体，越来越成为小说家们在无边的挑战之下实现无限的审美张力的自觉意识。这种追求可以归结为两种方式，一是直面重大现实题材，二是进击幽暗隐秘领域。
直面重大题材，在题材本身上也许乏善可陈，它的更大价值在于发现怎样的新问题，提出怎样的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新命题。张颂炫的《湮没》（作家出版社2013.9）作为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将世纪之交非国有垄断大型企业的艰难转型以及在这转型中面临的重重困难和矛盾，深刻独到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则以众生群相的鲜活生命形式承载了曾经的热情与理想。当非国有垄断大型企业不可避免地“溃败”之后，那些不该被湮没的东西依然在感动着作家和读者。董新建长篇小说《悬崖边》（中国监察出版社2014.4）塑造了一批当代检察官的群体形象，可谓最新的反腐小说。作者作为女检察官的身份，以及对于善与恶、生与死之较量的深切体验，使小说叙述于惊心动魄之中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真切体悟出“悬崖边”的警示意义。顾维萍的长篇《荡漾》则直面当代教育领域，首次独到地提出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美即发现”，进击幽暗地带则意味着对于生活本身和对于人性话语的双重发现。周伟的《世纪末的黑洞》（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便是一部勇于直击生活黑洞的长篇小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个混混与一个政工干部在偷渡船上相遇相识。被边防巡逻队发现后，前者被抓回，后者成功逃脱。再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故事，许多年以后，混混成为黑车行老板，偷渡者摇身一变以成功商人的身份成功为归国。小说直击偷渡、混黑道等黑洞式的生活状态，既使人眼花缭乱，也给人以警醒和启迪。胡继风的《第十三生肖》(团结出版社2014.1)与薛友津《齿白唇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7）两部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深入于艺人的生活世界，进行独到的审美创造。前者是第一部反映苏北大鼓艺人生活的作品。所谓“第十三生肖”是大鼓艺人自我赋予的，是“属布谷鸟的，活一天就得叫唤一天，喷出来的都是血珠子，哪天喷完哪天止！”小说围绕胡桂英一家三代的从建国之初至新世纪50余年的说书故事展开叙述，传神地表现了他们爱书、学书、说书、敬书的神圣感和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作为给人们讲故事的说书者，他们自身在漫长岁月中所经历的人情世态与悲欢离合，也构成了另一部精彩的可被传唱的大鼓书。后者则以人们较难近距离了解的梨园人的爱恨情仇与复杂的心理世界为审美对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李家戏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奋斗足迹。正如范小青为该书所撰写的“序”中所言，这“是一部具有浓郁悲情的作品，但是悲剧没有让人沉沦，让人泯灭，在这里，每一朵生命之花都绽放出她的最瑰丽的色彩，无论结局如何，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如戏人生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如果说上述两部长篇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作了精彩的注脚，那么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8）则是对“人生如下棋，下棋之道即人生之道”的精彩演绎。此前，储福金出版的《黑白》成为国内第一部反映围棋文化与棋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并迅速引起文坛的关注和热议。《黑白·白之篇》延续《黑白》而来，但充分表现出挑战生活与自我的自觉意识，开辟出了新的艺术境界。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新作较之前作以传统手法表现传统文化不同，它写的是当代生活，使用了更多的现代手法，人物也不再以陶羊子一人贯穿到底，而是写了四代棋手，并分别从棋与文化、棋与生存、棋与情感、棋与金钱来反映时代的变化，以及棋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通。如果说储福金的围棋小说创作亦犹如一场黑白对弈，那么《黑白·白之篇》则是这场对弈的收官之作，而《黑白·白之篇》的结尾则是一幕精彩的收官戏。在这场师祖陶羊子与徒孙侯小君的跨代对决中，后者执黑处处“寻衅”和求转换，前者执白则“以不变应万变”，表现出清明凝定、坦然无碍的最高境界。甫一局终，陶羊子便在棋上“圆寂”，亦带走了他所代表的精神体系。人道与棋道的暗合，使这一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搏杀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殡葬工生活的长篇小说，王树兴的《咏而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0）的确可称为中国版的《入殓师》。其实，小说在构思与写作阶段一直取名《黑之美》，这一名字与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异曲同工，正寓示着对于鲜为人知的社会幽暗领域之黑洞生活与黑洞心理世界的美的发现。小说以殡仪馆馆长荀西宁为主人公，以人生终点站这样一个流转的大舞台为背景，交织进生命的脆弱与顽强、爱情的背叛与温暖、伦理的坚守与毁灭等诸多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刻思考。向死而生历来是现代主义文学基本的命题之一，该小说既提出了死者也应有尊严的社会问题，也揭示了人面对死亡时应有的“咏而归”的姿态。其中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敬畏，对于人的终极关怀这一维度的恢复，既深入于人的存在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上层面，又扎根于时代文化肌体的内在真实之中，毫无空洞之感，给人以无尽的灵魂启悟。
死者固然也应有尊严，而生者的尊严又何尝不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挑战。刘剑波的《消失》再一次让人体会到对于生命的真切痛感。这是国内第一部描写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生活和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患病以后，逐步丧失记忆和理性意识，发生语言障碍和行为障碍，甚至并发了妄想病与人格变异。所谓“消失”正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一步步走向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藉以连结的各种无形纽带最终消失殆尽的过程。小说力图走进这样的病人的心理黑洞，刻画出他眼中的非逻辑世界，既表现出作家的强大勇气和韧性，也证明了这是一次审美发现与美学表现的成功突围。尤为可贵的是，小说将记忆问题上升为新世纪每个个体都要面对的时代命题，让人们看到自己是如何通过记忆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每个个体又是如何通过记忆确立他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方式。由此进一步启示人们反观自身，病人失忆固然可怕，而正常人如果丢失了自己岂非更为可悲。而这样的悲剧在现实世界中正在越来越多地上演着。通过病人的病相揭示出生存的真相，赋予了《消失》以不可消失的美学价值。这也启示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当下世界中人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危机问题。在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今天，心理问题日益凸显。心理健康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心理疾病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也因此21世纪被称为是心理学的世纪。
而如果文学创作在生活的这种无边挑战之下及时整改自身的审美方式，与精神的真实世界相拥抱，那么这也就意味着21世纪是文学的世纪。刘晖《汗流满面》（凤凰出版社2014.11）便是这样一部切入当代人的心理问题的作品。小说所取题材并不鲜见，中学女教师顾红云遇到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工作、婚姻与感情上的问题，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小说的叙述角度却别具匠心，一切的症结与秘密，都是在心理咨询师对她进行咨询的过程中展开的。小说的名字出自《圣经·创世纪》之中：“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作家正是在对于“糊口”问题之上的精神真相的挖掘以及对于自我的挖掘中，为重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与沟通途径打开了一扇美学的窗口，表现出心理现实主义的超强力度。在精神危机之下，理性与疯癫、健康与疾病常常奇妙而深微地纠结在一起，甚至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理性其实就是另一种疯癫。
从这一意义上说，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作家出版社2014.6）以独到的艺术视角和思想气魄，为新世纪的读者演绎出一种理性与疯癫相交织的精神状貌。故事一起笔就让人过目难忘：“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弟弟只能给家人带来麻烦，令家人蒙羞，且康复无望，家人商量之下让作为叙事者的“我”把弟弟丢掉。虽然“我”对弟弟深恶痛绝，但丢掉之后却背负上了难以排解的罪恶感。良心发现之后，“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回弟弟。小说以丢掉——寻找为结构主线串起了世态百相，也纠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复杂关系。范小青是一个对于生活的本质真相具有超强的审美敏感度的作家，小说中发生在乡村、医院、救助站等诸多场景的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都是一种艺术的象征，一个深刻的隐喻，一次尖锐的揭示。正是在小说不无荒诞的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流程中，容纳进对于当下世界的运行逻辑诸多洞若观火发人深省的反思。
三、大时代与小人物，成长史与人性史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带来了两个不无悖反的结果，一个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高度理性化、效益化与科技化，另一个则是个体世界日益为外在世界所挤压，心灵世界为物质世界与社会体制所驱逐。人类强大的主体性创造了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化，后者却反过来吞噬人的主体性。一边是滚滚的历史洪流，一边是难以把握的个体命运；一边是越来越大的大时代，一边是越来越小的小人物。时代与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及难以抗拒的嬗变趋势，日益消弭的主体性，越来越深刻地牵动着作家审美主体的目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以俭、蒙道文的长篇小说《大时代》（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取了一个引人遐思的名字。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供销社四十余年兴衰变迁轨迹的长篇小说。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供销社的兴盛和艰难、阵痛和转型莫不与大时代的风向息息相关。小说叙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有意识地将供销社置于时代与人的交接点上，通过主人公林家声的成长和蜕变过程，将乡土与官场，家庭与爱情交织在一起，揭示出诸般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也展现了个体命运升降沉浮的艰难。既透射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锋芒，也确立着以乐观奋进、自强不息为正能量的价值指向。因此，这部行业小说既是在题材上具有突破意义的供销社变迁史，更为本质的则表现为一部农村青年的成长蜕变史。有大时代，更有小人物。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之下，大时代是主角，而在当代小说家的笔下，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小人物。大时代无论怎样碾压小人物的肉体与灵魂，那也仅仅是背景，而且是随着时间而流转或者消逝的背景，真正永恒而有力量的所在是小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
杨鹤高的《下放户的女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便是有意识地将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这种辩证法凸显出来的长篇力作。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下放户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叙述了“文革”中后期一些南京青年下放到苏北农村的故事。主人公雅丽自幼就确立了远大的理想抱负，但一朝之间她成为下放户的女儿，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后，她不仅经历了梦想幻灭的打击，而且遭遇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境和屈辱。让人更加荡气回肠、感怀不已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主人公并没有沉沦下去，而是坚持人格的尊严操守，保持着心灵的纯净和精神的高贵。这使得小说叙述于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纠葛之中，既体现为一段独特而完整的成长史，又透射着弘扬人性价值的人性史色彩。
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究其实质不应是纯粹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是像水与鱼一样可以分割的存在，其复杂微妙的关系是难以用理性来裁夺的，在作家的文本世界之中需要借助某种审美的通道才能有效地演绎大与小的辩证法，才能达到对于对象的完整展现。这表现在黄经实的长篇小说《歙砚传奇》中，便是以一方歙砚的百年传奇为审美中介，串连起上官家族数代人百余年来忧民济世、兴办教育的故事主线，从而将民族史与家族史、歙砚传奇与女性传奇奇妙地加以交织融合。百年来的风云变幻与重大事件，虽然在故事中多有涉及，家运校史之动荡嬗替也莫不与国运兴衰直接相关，但小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拘泥于重大题材与宏大主题，而是将外在的剧变内化于人物群像，尤其是严冬梅、戴云等主要人物身上，以突出他们面对大时代或无奈或抗争或坚韧等待或顺势而为的个体命运感。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也蕴含了一部延展百余年的人性嬗变史。大时代作用于小人物身上，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往往表现为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因此，大时代的剧变或者动荡发生之后，那些事件故事虽然从时间的维度上消失了，但它作用于人与人性的冲突所造成的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或者精神剧变，却化为血液永远流淌在小人物的身上。
叶弥在长篇小说《风流图卷》（《收获》2014年第3期）的“后记”中谈到创作体会时如此写道：“从城里到乡里，从苏北到苏南，耗了半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实的风流，不及书里的风流。别人书里的风流，不及自家书里的风流。”她自谓是一个“没有现实生活的人，一切全在幻想中生存”。全在写作与审美中生存，所有这一切的动因，归根到底还是“过去”二字。《风流图卷》所叙述的时代之大当然并不“风流”，一个是反右，一个是“文革”。主人公孔燕妮一家在这一历史动荡中饱受欺凌与侮辱的命运遭际更是毫无风流可言。“风流”云者，盖出于作家对于叙事伦理的独特追求及其执着于人性维度的审美理念。在大时代的咬噬之下，一切不合时宜者都是被摧残的小人物。作家无意于从控诉社会和揭示伤痕的角度切入小说叙事，而是将温婉与尖锐相交织的笔触聚焦于人物面对时代与命运的抗争方式，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深刻的人性价值。在这里，青春期的情欲冲动反证着禁欲主义的荒唐，为爱殉情的悲壮之举寓示着“风流”的不可“改造”，身体与人性的自我启蒙更预告了蒙昧时代与极权主义必将走向终结，一切反人性的凝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惟有“风流”长存，惟有“风流”为人间留下美丽的图卷。
四、都市、爱情及其他在长篇都市小说这一体裁门类中，葛维屏的《好女孩，谁赐我？》（上海三联书店2014.11）、刘小备的《总会遇见》（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5）、越兮的《未央》（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2）等都是2014年最新的重要收获。
《好女孩，谁赐我？》专注于挖掘大都市上海的当代青年男女的感情生活，透过现实生活的众生相与隐秘时空，诠释出好女孩的本质真谛在于精神的完美与完善。小说的叙述语言尖锐而富有思辨色彩，故事中对诸葛教授的辛辣讽刺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喜剧才华。《总会遇见》中的女主人公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算得上这样的“好女孩”。以青春都市言情作家而引人关注的刘小备，在小说中以“三十岁，开始失恋”的话题为引子，描写了三个独特的三十岁女人各自的复杂情感经历、思想波澜和自我的重新认知。千喜岁苦等四年回国的男朋友却娶了别的女人，百里红遭遇了老公的移情别恋，杨灵一度为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而自我感动，但是却得不到渴望的回应。这一系列的变故与阵痛，并没有使她们放弃对于生活的重新追求，更没有消沉或者堕落下去，而是渐渐懂得了独立、自由的可贵及其与爱情、人生的关系。告别了懵女时期之后，也许会有一个新的“惊喜的自己”。
与此相反，《未央》的主人公也许只能算得上人们眼中的“坏女人”了。女神级的主人公呈知羽是一位淑女型画家，出身高知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家教。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她陷入一场悲剧性的婚姻，接着似乎不可避免地向“下流”、“乱伦”、“变态”坠落。小说敢于揭示“亲情友情爱情之外的第四种情感”，“变态也是人生哲学”，不惮于探讨“人性荒芜时代的爱情与婚姻”真相，人狗相爱，人性与兽性变迁。这些冲击人类的道德底线和充满荒诞感的人性挣扎，已经是当代都市人不得不正视的客观存在。
在历史小说领域，2014年也有不小的收获。如陈炜的《彪悍南北朝之铁血后三国》（现代出版社2014.4）、浦玉生的《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2）、易辛的《关天培》（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聂杭军的长篇小说《蓝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陈建波的《密谋》（作家出版社2014.5）、高仲泰的《太平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7）等。另外，朱晓翔的《古顽大赢家》（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5）、陶然反映“关工委”成员生活的《太阳雨》（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1）、严苏的乡土小说《古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12）、周新天的通俗小说《伏虎》（连载于《芳草小说月刊》、7期）、金曾豪的儿童生态文学创作《凤凰的山谷》（晨光出版社2014.4）等等，在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诸方面都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它们的审美生命力决定了将来必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盛夏，陆建华先生的《私信中的汪曾祺》出版后，携书回故乡高邮，在新华书店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除高邮主要作者应邀参加，汪曾祺在邮的部分亲人也受邀参会。
之一：汪曾祺的遗憾
　& 记得是2011年的7月4日，时任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主任张荣权先生电话通知我，说陆建华处长赠我的新书在他们办公室后，我连忙骑车去取。书名《私信中的汪曾祺》，副题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书的内容可谓一目了然。他托我带了一本给吕立中先生，因开篇第一页写到吕先生，我便当即将新书送到吕先生家，以第一时间带给他喜讯。吕先生很兴奋，当我面拨通了几个电话，向他的老领导马金奎老书记等报喜。我跟他说，凭这本书中的这篇文章和一则对你的注释，要比你所出的几本书籍的文学价值更高，社会影响更大。吕先生很有同感。
我拿到书回家，就认真的开始阅读，感到作者的语言和文风已是面目一新，陆老的讲真话，叙实情，不虚妄的文风让我爱不释手。很久没有这么急迫的读一本书，花了一天时间，将200余页近20万字连续读完，逐字逐句读得很认真，读得很畅快，读得很有感触，书中述及的人，我大都有过接触，所言之事大概已知，是流畅的文笔和精到的点评吸引了我，谢谢作者又一次给我读书的快感和畅意。
或因陆建华先生和汪曾祺是高邮同乡，追踪研究汪曾祺近四十年，在汪曾祺逝后的近20年内，先后出版了汪曾祺研究专著四部，有《汪曾祺传》《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与〈沙家滨〉》，此外，他还撰写了有关汪曾祺的文章近百篇，散见在全国各类报刊。这些作品生动地还原了汪曾祺的真实面貌，对研究汪曾祺、解读汪曾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省作协原副主席储福金写过一篇发表在《雨花》上的《建华“不丑”》一文，说汪曾祺在全国有如此大的影响，跟陆建华先生的长期不遗余力的鼎力推介有关。此言不虚。
陆建华的著作使文学大家汪曾祺不再是高山仰止的对象，更多的是于人间烟火中一种踏实的存在感。2011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38封信解读》，其中第二十五封信题为“曾祺老矣，希望能有一枝之栖”一文，写到了我，我的区区小名也荣登陆先生的大著上，我自然是十分欣喜的。文中提到我写的《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一文并注释，以诚恳而不乏尖锐的笔触对原高邮市市长戎文凤，在对待汪老故居的行政作为上进行了述评。
汪曾祺于日曾向原高邮市长戎文凤写信，请求“归还我们的房屋，此其时矣。”要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房屋祖产很大，而他只希冀能给他按政策落实两间祖屋，好推脱京城烦乱事，躲回老家潜心写作，信中为讨好高邮当政者，还表明回来要多写高邮家乡的文章，可惜一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铸成了汪曾祺抱恨终天的憾事。
日《新华日报》新潮副刊头题发表了赵绍龙的《私信中的人生》，谈了关于阅读此书的感受，我特地剪下来，贴到书中的第25封信上，成为我的收藏。赵老文章的结尾写道：汪曾祺信中恳切地说：“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遗憾的是，这样恳切得令凡能够见到此信的人无不动容的话，却没有打动戎市长大人的心。到了2001年8月，已调任扬州市副市长的戎文凤因受贿罪获刑。而她受贿的目的，竟是为自己的儿子在北京买房！这件事太“尖锐”了，陆建华感慨万端地说：“同样是为了房产，假如戎文凤不是为了儿子去打洞钻营，而是为了汪曾祺劳神费力，那该多好，又该是怎样一段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佳话！”
日，诗人冯光辉先生来邮，拜谒汪曾祺故居后，虔诚地写下了“敬重汪先生！敬重高邮！”的留言，以羡慕的语气对陪同他的王玉清和我说：喜爱文学的人生活在高邮，有汪曾祺的灵魂作伴，真是福气。是冯先生委托我采写的这篇《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一文的，发表在由他主编的《翠苑》文学双月刊2009年第一期上。
我清楚的记得，早在副市长朱延庆在任期间，有次扬州文联杜海和《扬州日报》副刊编辑武维春等一行，到我们横泾镇采风，请了朱副市长去陪，晚上在镇政府食堂用餐，喝过酒后的朱副市长义愤填膺的发牢骚，说前市主要领导在北京邀请高邮籍在京名人会面时，要汪曾祺给他们写字留墨宝，有人肉麻的要汪老给市委书记写“前程远大”，汪老虽然没有写，但书写了一幅《我的家乡在高邮》第一段相赠，而汪老托他们办点事就这么难？他指的汪老托事，可能就是要房子事。其时在场的我听了想不通，你不也是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吗？难道帮汪老先生要回一两间祖房的权都没有？
我是早就听说汪老向市领导要房子而不得的事的，高邮党史办原主任肖维琪曾在几次文艺界会议上大声疾呼过。朱副市长是作为高邮知名学者为高邮人所知，汪老为他的文集写过序，且常通信。听说汪老在与朱副市长的通信中，也曾提过房子的事，诚请他帮忙。所以陆先生在《曾祺老矣，希望能有一枝之栖》文中也年退休，汪曾祺的住房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汪曾祺生前提起此事就心中不快，而朱延庆想来也一定深以为憾，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上述已成往事。汪曾祺所想要回的那部分祖产所属地块，早已拆迁改建，所谓承继的祖产也荡然无存了，汪老离开我们至今19年，他带走的这终不能如愿的遗憾，再也没有谁过问过，只当个文学话题留存陆建华先生的著作中，留存在高邮“汪迷”的口头上。
汪曾祺的弟弟汪海珊先生在文游台汪曾祺文学馆前。他是现居南京的高邮籍著名作家陆建华的高中同学。很多见过汪海珊的人都说，很像汪曾祺先生。我有幸曾跟汪曾祺老有过几面之缘，合过几张影，我以为单认相貌是不太像的，只能说是感觉上有点像，他们毕竟是同父异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