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为何非死不可？——《武媚娘传奇》观剧札记 -- 木工坊 -- 传送门
长孙无忌，为何非死不可？——《武媚娘传奇》观剧札记
曹东勃作于日《武媚娘传奇》已近尾声。起初并未在意，至广电总局“削胸令”下，争议四起，才不免也在晚上看电视时多瞄几眼。这一看就不可收拾，直追到今日。若说自小到大看过的涉武电视剧，当不下数部，印象深的有80年代潘迎紫版的《一代女皇》、90年代刘晓庆版的《武则天》和归亚蕾版的《大明宫词》。为免囿于二十年前的观剧记忆而有所偏误，我在网上也大致回顾了这几部的剧情，比较之下，发现当下的《武媚娘传奇》确有其独到之处。《武媚娘传奇》是富有历史感的。尽管也有不少虚构，却非简单的“玛丽苏”，没有把一个复杂政治人物在特定历史变局中的出场简化和矮化为一种宫心计式的复仇过程，这与其他几部剧有明显的差异，也反映出编剧的野心。贯穿这90多集剧情的一条隐秘线索，是初唐政治的贵族化及其瓦解，武瞾其人则成为使这一历史大势不可逆转的核心人物。在如此宏大背景下展开对武氏传奇一生的描摹，在事后诸葛的视角来看，大有一种坐上历史的动车组穿越时空的刺激感。观剧之余，阅读以下书目很有助于满足对这段历史的好奇心：（1）《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中的相关部分；（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4）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5）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部分；（6）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中南北朝的部分；（7）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中晋初至隋唐的部分；（8）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中政治构造与运作机制的部分。这里简录几点观剧读书的体会。一、关中本位与府兵制下的先军政治关中本位、关陇集团这两个概念是陈寅恪先生独创性的贡献，用以阐释北朝的西魏、北周和隋唐四代政权的特点。《武媚娘传奇》中，“关陇集团”、“关陇门阀”、“关陇贵族”的字样不时从武后、高宗、许敬宗、李义府等批判者口中说出，甚至长孙无忌等关陇勋贵的代表人物自身也时不时“我们关陇世家”脱口而出，这样的政治自觉固然有些太过了，却也是历史实情。三国归晋后不久，就相继出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由拓拔氏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北魏政权。之后，魏孝文帝拓跋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并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胡汉融合的改革措施。但他死之后又出现了长时期的政争，到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两大权臣宇文泰和高欢分别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拥立傀儡皇帝建立西魏和东魏，二者皆以正朔自居。又过二十年左右，宇文和高氏的第二代分别篡政自立，此即北周和北齐。581年，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朝，并于589年完成国家统一。隋和初唐在军事制度上不得不沿袭前朝旧制，此即成型于西魏时期的府兵制。在战乱频仍且税制简单、并未形成近代财政国家的年代，既要确保足够的兵源，又不能为此付出过多的成本，就有了府兵制的军事体制。它更早的渊源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都督制（想想光荣公司《三国志》系列游戏中的军团制）。各地方性政权以军事攻略为第一要务，奉行先军政治，按攻略或防御目标划分为若干“军府”。府兵制与均田制、租庸调制是三位一体的，国家授田给农民，农民则不能随意流动，并承担缴纳租庸调或负担兵役。在府兵制下，被选拔出来的兵士隶属于不同的“军府”。他们除了在战时要上战场，在农闲时则要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在此基础上轮流到首都警备区或边境执行防卫任务，平时也会承担一部分地方维稳工作。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这些繁琐的制度安排并非毫无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农民与中央（皇帝）的内在关系。隋文帝完成统一大业后，军团攻略任务消失，遂大幅裁撤军府，但在关中地区保留了数量最多、兵力最强、分布最密集的若干军府。这种军事力量的地区失衡，被延续到唐朝。太宗时期，全国的军府（当时该做“折冲府”）超过四成设置在长安周边，余下的一大半也主要配置在洛阳、太原周边地区。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全国重心在西北一隅”的“关中本位”政策。二、关陇集团与贵族制下的门阀政治如果说“关中本位”政策是戡乱时期的时代命题和基本国策，那么支撑这一战略方针的组织基础就是“关陇集团”。“关”指陕西关中，陇指甘肃陇山（六盘山）。这是西魏早期一批以军功著称的武将为中心，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和门阀贵族。西魏宇文泰曾“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同时组织评选关陇大族为当地的“首望”、“乡望”、“望族”，这是北朝重视门第的明证。因此，关陇集团严格意义上是建立在府兵制基础上的关陇汉族士族与鲜卑勋贵阶层之间的合作所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隋文帝、唐高祖的先人，唐初追随高祖、太宗打天下的一批功臣名将，也多出自这个集团。干革命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当，干得不好就得满门抄斩，干得好则非但自身飞黄腾达，家族成员也可封妻荫子、与有荣焉。隋末革命战争就是这么一个锻炼人、塑造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待天下坐定，报名点卯，业已形成许多宗派山头，若隐若现不少团团伙伙。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为纪念当初革命建国的艰难岁月，修建凌烟阁，并在其中陈列阎立本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和秦叔宝。这二十四人又分三层：最内一层为功勋最高的宰辅之臣；中间一层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层则为其他功臣。如果一一查证比对这些功臣的郡望和来路，也不难发现三个层次，有的是自并州（太原）起兵时就追随李家的长征牌老革命，有的是大唐旗帜竖立起来后依附过来的解放牌老干部，还有的则是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从敌对阵营中倒戈过来的起义将领——比如后世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中最喜欢塑造的几个人物尉迟恭（敬德）、程知节（咬金）、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秦琼（叔宝）。唐定都长安后，这批功臣也按革命资历、功勋大小被分门别类地授予官职，同时大量就地取材，终复隋时关陇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按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此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融冶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匈霸业”，一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有这种出将入相经历的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长孙无忌、李靖、李勣。从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治理一个超大型国家，仅靠老干部还不够。从中央到地方，选人用人是第一要紧的事。隋和初唐在人才选拔制度上虽然试图有所突破，特别是隋文帝时开辟科举之路，扩大选人用人的范围。然而总的说来，还是受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或九品官人法影响甚深。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为解决两汉察举制度发展到东汉末年出现的所谓“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书”的人事腐败问题。首先，东汉末年因战乱频仍而产生人口的流动，基于熟人社会的乡举里选的旧传统必须修正。其次，汉末的乡议已由少数人主持，比如汝南许劭就有每月品评当世英杰的月旦评（《三国志》游戏中的标准配置），因而政府因集权之需要将评议权收归中央也不难理解。这套制度运转了两个世纪后，早已背离初心。《宋书》中即有如下描述：“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宋书·恩悻传》）人才评价的标准，从家世、道德、才能三个维度逐渐化约为只看世家门第一面，时人也都以此为理所当然。比如，南梁的杨公则治湘期间，当地一单姓庶族重金买官，被其断然拒绝，他随后启用的都是地方世家大族，这一做法受到当局的表彰和推广。“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梁书·杨公则传》）南方如此，倾心汉化的北魏孝文帝也积极为门阀站台：“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魏书·刘昶传》）望族与寒门的分野，表现有二：其一，士庶不通婚，南北皆然。北魏高宗曾下诏曰：“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高宗文成帝纪》和平四年）此礼俗到唐高宗时似还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武媚娘传奇》里，刚刚担任礼部尚书的许敬宗就被人弹劾在子女婚假问题上乱了礼法，因贪图聘礼而不惜将女儿嫁给蛮族首领的儿子，高宗为此罢了他的官。“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举，下除郑州刺史。”（《新唐书·奸臣传上》）其二，望族的谱学极发达。从魏晋到初唐这三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如下名门大姓：两晋交替、北人南渡、侨居江左，这是“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一带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崤山以东）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称“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为大；代北（山西河北）一带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唐太宗时修《氏族志》，是抬升关陇集团、打压山东和江南大族的重要步骤。至高宗时新撰《姓氏录》，则是对关陇集团的反动。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官本位。柳芳在《氏族论》中说：“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新唐书·儒学中》）这段话虽字里行间逸散着某种为士族兴衰而叹惋的情绪，却也道破了门阀制度与官本位间枯荣一体的关系。初唐时期，公务员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是“恩荫”或称“任子”，也就是由于父亲或祖父的地位，儿子或孙子被许可担任一定级别的官位。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是正四品官，那么他就可以担任正八品上的官职，赢在起跑线上。这样的终南捷径叠加关陇集团的先发优势，世家大族尾大不掉、垄断朝纲的局面也就势所必然。《武媚娘传奇》及其他有关隋唐的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的一批官二代、红二代们，其中固然也有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例子可为门第出身佐证。但如房玄龄次子房遗爱之类四肢发达、不学无术的糊涂蛋怕也为数不少。[1]注释[1]可叹这个在历史上以“房谋杜断”、前“房杜”后“姚宋”著称的一代名相，其死后两个儿子却因为高阳公主这个疯婆子的挑唆而落得鸡犬不宁，直至家道中落。《新唐书》在房玄龄一处写道：“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尚高阳公主，为右卫将军。公主，帝所爱，故礼与它婿绝。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主稍失爱，意怏怏。与浮屠辩机乱，帝怒，斩浮屠，杀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时，出遗直汴州刺史，遗爱房州刺史。主又诬遗直罪，帝敕长孙无忌鞫治，乃得主与遗爱反状，遗爱伏诛，主赐死。遗直以先勋免，贬铜陵尉。诏停配享。”上述对房家悲剧的描写很克制，不过也留给后来的编剧很多脑洞大开的创作空间，其间夹杂有高阳公主的no zuo no die、辩机和尚作为玄奘弟子的身份产生的政治及宗教影响等等。从高宗即位、武瞾立后并实际掌控中央政权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事制度方面推重科举，以文词见长的进士科新学广受关注，而两晋南北朝以来以经术见长的明经科旧学备受冷落，到后来世家子弟也趋之若鹜参加进士科考试，以进士及第为尊。军事制度方面，因均田制渐遭破坏、土地兼并渐起导致府兵制亦逐渐失灵，唐与突厥、高丽、吐蕃等外部关系的恶化及多次对外战争，使立国之初的内重外轻军事格局逐步转向外重内轻。上述两方面制度改革的结果是，庶族寒门人士快速、大量地填充如官僚体制之中，为加强效果，武后甚至多次超编制录用和拔擢底层官员的记录。经此变动后，关中本位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象征性事件是东都洛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整个高宗一朝和武周时期，中央政府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洛阳运转[2]。关陇门阀则被釜底抽薪式地蛀食了根基，从此文武殊途，文官政治确立，出将入相、内外通吃的权臣就再难寻觅。注释[2]日本史学家气贺泽保规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将武瞾力主的这次营建东都与隋炀帝在开凿运河背景下对洛阳的重视并论，认为这是遥相呼应的两次摆脱关中本位的努力，前者失败，后者成功。而雷海宗先生则以为，东汉建都洛阳，重心东移的副产品之一即为几个世纪后的五胡乱华：“若都长安，西北或者不至大半成为羌胡的居地；由长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后方内地，或者也不至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据。所以建都洛阳无论本意如何，结果等于向夷狄表示退缩，把西北与正北的国防要地拱手让人。建都长安不见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内侵，但建都洛阳的确给外族一个内侵的莫大便利。”从高宗后期北部和西北边境的多次战事来看，雷说似亦不能说全无道理。三、长孙无忌与初唐时代的团团伙伙田余庆先生在论及门阀与皇权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关系时，有下述绝妙总结：“从政治上看，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士族门阀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皇权并不稳固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不容皇权侵犯的。但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格局，无论是东晋时的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还是之后的李唐王朝与关陇集团，他们彼此的亲密无间、互相制衡都是有条件的。当一个政权从区域性的革命政权经过问鼎中原后，成为一个需要确立全国范围内合法性的中央皇权后，这身贵族制外衣的卸去，便计日可待了。李世民晚年曾多次对开国勋旧显示其铁腕的一面，侯君集案固可说板上钉钉，刘洎一案则近于捕风捉影。这种驭臣之术的运用之妙，在帝王生命的尽头、回光返照之时，更发挥得畅快淋漓。太宗在临死前把名将李勣贬至叠州，旋即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当然，李勣一眼就识破了太宗的小伎俩，于是连家都没回，直接去叠州报到，算是捡了一条命。而高宗李治也遵乃父遗嘱，甫一即位就将之召回，委以重任。李世民敢于对李勣这样一个功勋虽著，但毕竟是从瓦岗寨投奔过来、入伙也晚的加盟者使用这种不说龌龊至少很令人不齿的手段，却绝不敢对长孙无忌这样。这不仅因为长孙是他的大舅子，是太子的亲舅舅，更因为到贞观末期，长孙已俨然成为关陇贵族与勋旧集团的最大代表。这样的old money，非但得罪不得，还要经常打招呼，遇事多商量。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风波过后不久的一次朝会后，太宗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李勣等人开了个小会。皇帝悲伤不已道：“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话音刚落，就一头扑倒在御塌上。长孙无忌等就去搀扶。这时李世民突然拔出佩刀想要抹脖子。几个大臣眼疾手快上前抢下刀来，递给旁边惊呆了的晋王李治。李世民这一通表演结束后，叹口气说：“我欲立晋王。”长孙立即接话：“谨奉诏，异议者斩！”李世民转脸对李治说：“舅许汝矣，宜即谢。”李治赶紧向舅舅跪地叩首。太宗又问，你们老哥儿几个是赞同的，满朝文武觉得如何呢？长孙无忌立马拍胸脯打包票：“有如不同，臣负陛下百死。”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资治通鉴o唐纪十三o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越大的事，越是开小会，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如此废立之大事，留在史册中的就只有上面的宫廷一幕。情节虽短，却大有门道。皇帝先数落自己的几个儿子，所谓三子，应当是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一弟则是与李承乾谋反有牵连的李元昌。可是，大骂已定案的李承乾、一直阴谋夺嫡的李泰也就罢了，怎么连带着把老实巴交的李治也数落进去？为什么歇斯底里失态到寻死觅活？为什么冒出那句“舅许汝矣”？李世民的这三个疑点，与其帝王权谋极不相称。反过来则可说明长孙无忌所代表的那一集团的势力之大，以至于唐太宗要以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确立副统帅、接班人的合法性。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李唐王朝与关陇集团在政治上的切割，两者必须要继续携手走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下一代领导核心较弱的情况下，要保证贞观时代的方针路线政策不动摇，离不开关陇集团的鼎力支持。所以，那句“舅许汝矣”既是当时政治力量的客观反映，也未尝不带有几分宣泄反讽之意。对这段政治表演，陈寅恪先生亦犀利指出：“太宗盖世英雄，果于决断，而至皇位继承问题乃作如此可笑之状，虽或施用权术，故为失态，藉以笼制诸腹心大臣，然其内心之烦恼回惑已臻极点，则无可疑。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太宗之苦闷不堪，实职此之由也。又观于其经此戏剧式之御前会议，建立晋王为太子之后，复欲改立吴王恪，可知当日皇位继承终是摇动不固定之事，因此，太子之嗣位亦不得不别有拥戴扶立之元勋。若皇储之继承权本极固定者，则此辈元勋何从得居拥立之功耶？”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在去世前两天多次召见的大臣。《武媚娘传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这托孤的一幕，其实并不到位。按《新唐书》所载：“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颐”指的是面颊，伸手摸着长孙无忌的脸，无声胜有声，令人动容。高宗即位后，改号永徽（永远高举贞观路线的伟大旗帜），晋长孙无忌为太尉、中书令，并让其兼管门下、尚书两省。为了理解长孙无忌的这几个头衔，这里需要多作一番解释。中国古代的官制，以秦汉最为简洁明了、名实相符。而有唐一代，官制的名实分离、品级位阶与职务职级的分化趋于严重。在秦汉具有实质行政功能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到此时已经徒具正一品的荣誉性质，并无任何具体职事与之对应。唐因袭隋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定旨出令，门下省审查驳议，尚书省则无所不综，既参决策又主施政。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正三品），门下省长官为侍中（正三品），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正二品）。又因高祖时秦王李世民曾亲任尚书令，所以唐代自太宗以降，尚书令就常年空置。这样，尚书令下面的两个副手——尚书左仆射（从二品）、尚书右仆射（从二品），就成了尚书省真正的主事人，也就是名义上的左右丞相，分别分管吏、户、礼和兵、刑、工六部。初唐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或曰集体宰相制度，从中书决策、门下审查到尚书执行，实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左右仆射加上中书令、侍中就成了宰相班子里的四名当然成员。为提高行政效率，中书省、门下省还会在政事堂集体办公，事先协商达成共识再草拟诏旨，免去门下事后驳议往返的过程。因而，这种捆绑决策造就了“中书门下”这个新称呼。有时，为集思广益，皇帝还会指定其他股肱大臣参与政策制定，就赐一个“同中书门下”的头衔，如果该大臣本就属于级别相近的，则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果级别较低越级提拔者，则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唐之后，同三品、同平章事转而成为宰相的识别标志，若无此称呼，即令为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实际上也并非宰执。长孙无忌在太宗时先后受封司空、司徒，还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一称号的首位获得者，参与宰相班子二十余载，后期更是首席宰相。高宗即位后加封太尉，这意味着他把司空、司徒、太尉这三个正一品的虚尊之位从头到尾坐了一遍。更为重要的是，中书令的实职和兼管门下尚书两省的实权，使长孙大人坐稳了行政一把手的位置。虽然长孙其时上表固辞尚书省职务，但这不过是做做样子，真实影响力是无远弗届的。当时的宰相班子里，唯一能在资望和能力上可与匹敌、作为平衡的另一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左仆射李勣。而狡猾的李勣第二年就上表请辞这些职务，对气焰正盛的关陇集团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四、帝王心术与权臣孤立的党禁原则有这么个能干的舅父，朝政自然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可细心的人们还是能够嗅得出，政治气氛正在起变化。《旧唐书》记载，永徽二年，李治在朝会上说：“我广开言路，希望听到一些可资采纳的真知灼见。可是为什么收到的奏疏虽多，却无一可用呢？”无忌回答：“那都是因为陛下即位以来政通人和，法律完备，无可挑剔。所以那些心存侥幸、希望以标新立异进言的方式获得圣上注意和提拔的人，自然也无话可说。当然啦，广开言路还是需要的，也许能听到一些有意的见解，如果杜绝言路，下情上达就会出问题。”高宗又说：“我近来听说，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办事太讲究人情面子，不能依法秉公。”无忌回答：“讲人情，看私交，这是自古难免的事。这些瑕疵，都可以随精神文明、道德教化的发展而改观。至于说有人因此徇私枉法，老臣敢保证必无此事。不过话说回来，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就是陛下您也在所难免，何况大臣们也就是关照一下亲戚，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这番对答可谓是不温不火、滴水不漏，却话外有话、绵里藏针。长孙无忌辩证法式的“教导”，高宗李治再傻，也听得出弦外之音。第一个回答的核心其实是说，中央政府幸赖老臣我领导有方、政绩卓著，所以别人抓不住任何把柄，才无话可说。第二个回答则身为首相悍然为收取人情提供合法性论证，言语间还公然把皇上也拉下水进行道德绑架。浓浓的痞气还在其次，这股舅舅教训外甥的架子，才是最让高宗组抓狂的。永徽三年，前述高阳公主及房遗爱等谋逆一案爆发，长孙无忌亲自担任主审，借此契机将贞观十七年夺嫡之争的“漏网”者和关陇一派的政敌一网打尽。李世民晚年曾评价“当世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世勣就是李勣。李道宗是高祖族侄，正二品特进、太常卿、江夏王，虽有贪污劣迹，但后来痛改前非，屡立战功。薛万彻也是一代名将，高祖的女婿。可惜这三大名将中，除却同为顾命三大臣之一的李勣明哲保身、逃过此劫，李道宗、薛万彻二人都牵连此案之中，前者死于流放岭南的路上，后者与房遗爱等一道被斩首。更大的政治迫害指向了吴王李恪。当初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后就曾后悔，一度想再废太子，改立李恪。长孙无忌第一时间发表反对意见，太宗当即戳穿了他的心思，阴阳怪气地嘲了一句：“公岂以非己甥邪？”你就是因为李恪不是你外甥才反对的吧？不过，这也就是过一嘴瘾。胳膊拧不过大腿，此时的皇权还拧不过门阀。长孙无忌忌惮太宗所言“英果类我”的李恪执政之后，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太宗又何尝不在心里也忌惮着一旦李恪接班，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关陇集团会不会不予配合甚至拥立新主？两相权衡，李治还是最佳选择，亲舅舅总不至于对亲外甥动手吧？李治即位了，长孙无忌与吴王李恪的梁子也结下了。李治和他的这位异母哥哥也十分亲近，虽然外派梁州都督，实际上离京师并不远，就在今天的陕西汉中。同时还加封司空（正一品）、太子太师（从一品），隐隐有刻意扶持以为制衡的意思。现在长孙无忌逮到机会，将高阳房遗爱谋反案牵扯到吴王李恪的头上，最终因宗室身份而与高阳公主一同被赐死。临死前李恪大声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永徽三年这宗离奇的政治案件之后，长孙无忌越发无所顾忌。《隋唐嘉话》这本唐人所撰的笔记体文本中，有一个关于长孙无忌的段子。说他一日宴请朝臣，酒酣之际，环顾诸公，大发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这已然有些飘飘然了。可怕的是他还有后面一句：“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越公，就是前隋的开国元老、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各位觉得我的富贵，与越公相比如何啊？有的就一本正经地比较起来，认为比越公还是差点，还有的拍马屁说比越公厉害多了。长孙无忌最后总结：“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我觉得比不上越公的只有一点，越公富贵的时候已经老了，老夫我可是少年富贵到白头。这哪里是不及？这简直是狂得令人发指了。后来的事情，各种影视剧表现得足够多了。到头来，长孙无忌确实盈满则亏，落得个近乎族灭的下场。《新唐书》褒贬色彩没那么明显，只引唐文宗读史的感慨：“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卷而叹。”《旧唐书》深为无忌惋惜：“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忠信获罪，今古不免；无名受戮，族灭何辜！主暗臣奸，足贻后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主暗臣奸”？怕是没这么简单。高宗李治窝囊归窝囊，基本的帝王心术并非不知。王家范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存在着两种消除内部隐患的运作机制，一是反集团化的机制，一是反地方分裂的机制。而就前者来说，权力制衡、特别是对中枢相权的分割是重要一面，以隋唐三省分治为代表。但专制制度对行政效率的追求，又不免对这种分治的顶层设计形成内生的扰动，以致出现某种“回归”，比如唐中后期实际上就达到了名实分离的极致，从唐初宰相班子的集体领导退变为玄宗前后的行政双首长制，直到最后的独相制。与权力制衡一面并行不悖的，是君主一以贯之的对“朋党即谋逆”原则的确认。同为权臣，明之严嵩、清之和珅虽屡遭弹劾却始终屹立不倒，一条重要而隐秘的原因，就是“不结党”和“孤立无援”。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分析严嵩的政治行为方式时说：“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赃婪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藉藉，嵩狼狈求归。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方且谓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即其好货，不过驽马恋栈。而诸臣攻之以将，指之以炀灶，微特讦嵩，且似污帝。帝怒不解，嵩宠日固矣。”越是团团伙伙，哪怕是团团伙伙地干一件好事、提一个正确的意见建议，越容易被怀疑别有用心。所以真正的奸臣、宠臣，但凡不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组团结党，都没那么容易倒台。你越是众口铄金，他越是扶摇直上。厌恶集体行动，警惕朋党活动，这种逆反心理几乎是一个皇帝的本能反应。正因为此，李世民对关陇集团的放任是不得已而为之，李治初期对长孙无忌的倚仗是不得已而用之。一俟羽翼丰满，自是急欲剪除。初唐的关陇门阀政治，经高宗和武后的一通拨乱反正，走到了尽头，废府兵、兴科举、破门阀的非意图后果，最终在其孙李隆基的任内全面显现。如陈寅恪先生所论：“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关陇集团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在陈寅恪先生的这个脉络中来看，长孙无忌的个人悲剧，其实只是帝国历史正剧的一段片花。专制政体下，团团伙伙的阴谋诡计、政治集团的明争暗斗还要轮番上演，也一直未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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