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树德:天下奇碑——韦皋《大像记》碑、中华百家姓、中华万家姓！、天驷文化
千年学宫—宁远文庙
中华万家姓 & & &
继承家族优良传统 发扬先祖艰苦奋斗精神 振我家业 兴我中华
干树德:天下奇碑——韦皋《大像记》碑
& & & & & & & && && 中华万家姓 &
&&&&&& 韦皋是唐德宗贞元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大像记》是他主持建成乐山大佛后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省称。乐山在唐代称龙游，隶属于嘉州并为其州治所在地，凌云寺在当时为州属大寺，故乐山大佛建成时始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从该碑所经历的曲折离奇历史来看，它当属“天下奇碑”之列。 　　
一、镌刻危崖的古碑 　　《大像记》碑所镌刻的内容，是始于开元（７１３－７４２）初，迄于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历时达九十年建成乐山大佛的经过。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大体上与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的时间相始终，是高僧倡导、信徒响应、官府资助和朝廷支持才得以完成的杰作。据该碑题记所示，它镌刻的时间是“贞元十九年十一月”，距今已近１２００年，是一通年逾千载的古碑。 　　韦皋刻碑的目的，在于表彰凿建大佛的壮举，即《大像记》碑所谓“爰记本末，用昭厥功”是也。他之所以有此举，显然是受了南北朝时随着佛教造像发展而兴起的题字纪事风尚的影响。因凿建佛像的题字，最初是为说明建造时间、佛像名号与供养人名的题记，后来就演进为记述凿佛缘起和建造经过的碑刻。“其题字之制：摩崖刻者，凿石为龛，题字皆在龛之上下左右。……若特建大像，而别立碑刻以记之”（朱剑心《金石学·说石》）。由于乐山大佛凿建于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的石窟之中，故《大像记》碑自当镌刻在石窟外侧右壁的危崖之上。 　　韦皋《大像记》碑是一通具有唐代典型风格的摩崖性石碑。它“就其山而凿之”，依伴原生山体而存在，凭借碑体的形制并通过界沟而与相邻的崖面区分开来。它的形制，根据现存碑盖为卧龙高浮雕的造型，可以推测最初可能为“龟趺螭首”。只是因年深日久，其底部的“龟趺”已完全毁损，这也可从其残损的状态中看出。正是由于该碑的特定形制，才使它与一般摩崖石刻有所不同，因为后者通常没有固定的格式，虽有“犹碑也”之说而实际是“非碑也”。同时，它又具有只有碑面而无碑阴的特征，故有人又将其误认为是一般石刻。 　　
二、硕大无朋的巨碑
　　据文物工作者测算，《大像记》碑的残高达６．６米，碑宽也有３．８米（唐长寿《乐山大佛试探》）。依此计算其面积竟为２５平方米有余。像这样巨大的石碑，在当今存世的古碑中是极为罕见的。据说唐玄宗《华山铭》碑，高度有四丈多，其时号称唐代第一，但它是用几块大石垒砌而成，后来又毁圮于兵燹。现存河南嵩山立于天宝三载的《圣德感应颂》碑，整块碑石高约９米，自然属于巨型古碑之一，但作为立石碑使其宽度受到一定限制，相比之下其面积就较《大像记》碑为小。 　　《大像记》碑不仅碑大，其所刻字也很大。书碑并篆额者为张绰，初为韦皋节度衙门中的“随军、知表记、登仕郎”，唐廷于贞元十三年（７９７）从吐蕾手中收复巂州后即出任所辖苏祁县（今西昌市礼州镇）之县令。他可能取沐源道从成都沿岷江到今犍为后再西南向溯马边河翻越大凉山赴任。当途经嘉州时“大弥勒石像”的佛体已经完工，于是他写了《题凌云大像》一诗：“梵相形仪髻覆天，宿王华智等齐肩。乾坤作殿古今固，日月为灯昼夜明。雷震长空鸣法鼓，云生大野霭炉烟。法身充满周沙界，何止三千及大千。”（汪岚《历代诗人咏大佛》）当大佛全部建成时，他奉韦皋之命承担了书碑的任务。不过，他不可能亲往嘉州危崖“书丹”，这是当时争取南诏、对抗吐蕃的形势所不允许的。很有可能的是，张绰在任上接到命令后，当即另纸将碑文“一气呵成”，然后经成都转嘉州交专司其事的“节度衙前逐要许□”，再就地找书家按需要逐字放大，并由工匠依“大样”钩摹镌刻在摩崖碑上。据目及者谈，碑字的字径约在四五寸之间，略与一般饭碗的口径相当。像这样大的碑字，在我国古代有着较长碑文的纪事纪功碑中，显然是很难找到的。 　　面对巨碑，人们自然要探索其缘由。一般认为这同盛唐追求雄伟壮丽的风尚有关。唐代凿建的高大佛像，远比前朝为多，且遍布南北各地，就是这种世风的表现。因此，在乐山大佛石窟外侧宽阔的崖面上，镌刻出巨型石碑来当属必然。也有人认为这与该碑记述的对象是世间最大的佛像分不开。既然刻碑是为了表彰凿佛的壮举，而这大佛又是“极天下佛像之大”，那石碑也应当巨大才能与之相称。还有人从识读碑文角度对镌刻如此巨碑作出说明。因为，该碑位于临江峭壁之上，人们只能从江上舟中才能直面石碑，这自然加大了阅读的距离，于是只好加大碑字和拓宽碑面，这就必须镌刻巨碑了。 &&&三、享誉国中的名碑
　　韦皋的《大像记》碑，因以巨型石碑记述巨型佛像，故一直为人们所瞩目和关注。从两宋开始，它即以不同的形式，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地广泛流传。 　　先得到传播的可能是“碑目”。最早记载《大像记》碑目的，当是北宋元佑年间（１０８６－１０９３）州守吕昌明所撰之《嘉州志》。同时，喜好书法的蔡京曾短期出帅成都，经他授意幕僚刘泾辑纂府县碑版幢柱，后遂撰成《成都刻石总目》一书，著名的《大像记》自会列入其内。可能以此为据，在郑樵《通志》卷７３《金石》中，才有“大像碑，张绰书，嘉州”的明确记载。到了南宋末期，王象之可能以州守郭益《嘉定志》所载“韦皋所撰《九顶大像记》”为据，在其《舆地纪胜》的《碑记》之中，将“《韦南康大像碑》：在凌云寺大像之左”记入。 　　接着得到流传的可能是《大像记》碑文的“拓本”。据赵明诚《金石录》二千卷目录中第１６６０～１６６４卷碑目及其下所记：“唐《凌云寺石像记》，韦皋撰，张绰行书，贞元十九年十一月”，可知其时他是拥有五大卷的《大像记》碑的拓本的。又据南宋周煇撰于绍熙中之《清波杂志》的记载，称有“郑旸集荆、襄、川、蜀金石刻为《五路墨宝》；既录碑之全文，附以己说，……类为数巨册，考证良备”（朱剑心《金石学·通论》），其中无疑包括了当时颇具盛名的韦皋《大像记》碑文。而南宋高邮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所记的：“《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也说明当时碑文拓本已在江淮地区流传。 　　然后就是从明代开始由地方志书“录文”流传的出现。对于《大像记》的碑文，如果说宋代州志因其简要只能录目的话，那末到了明代则因州志篇幅扩大而能够录文了。明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６８７）魏瀚续修的州志虽已不存，但他主持重刻《大像记》碑则表明，在其志书中最先全部载录碑文是毫无疑问的。从明万历年间（１５７３一１６１９）开始，全文辑录韦皋碑记于《嘉定州志》之中，就成为编纂者们的一种传统，从清代至民国几次编写的省、州、县志，皆在有关部分将该碑文收入。 　　
四、再三重刻的奇碑
　　在《大像记》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再三重刻其碑文要算是它特有的现象了。这几度重刻，展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遗产按各自的需要所采取的积极态度。 　　首次重刻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魏瀚主建的《大像记》“立石碑”。由于宋元之际的战火使韦皋摩崖碑隐没于岩畔的荆棘中，而明代佛教徒朝拜名山风气发展又需要了解大佛的建造历史，当重视文治教化的魏瀚出任嘉定知州后，即根据字迹已开始漫漶的“《大像记》遗刻”重刻了碑文（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该碑的位置，据清乾隆进士张洲《游凌云记》的从山门“东折见韦南康大像碑”，说明当在今天王殿外的空坝中。其形制规模，可能与立碑者常真十三年后另刻的《重新凌云寺记》碑相当，因后者尚存，故知其为高约９市尺、宽约４．５市尺的“圆首方趺”碑。在明清时期，它曾吸引过众多的大佛瞻仰者，并被当作韦皋《大像记》的原文收入地方志书之中。民国《乐山县志》中尚载：“今寺门所立，乃明州牧魏瀚所建”，表明它经过了４００多个春秋，直到本世纪３０年代因凌云寺时有军队进驻而移作他用遂导致毁灭。 　　再次重刻是民国乙酉年（１９４５）由凌云寺住持果静主建的《大像记》“嵌壁碑”。在魏瀚“立石碑”毁灭的情况下，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内迁的达官贵人和文化名人到大佛乌尤观光，以及本地的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前往游览，这就推动果静延请乌尤寺净业沙门释宏善（遍能）补书并招聘成都匠师杨执中镌刻了该碑。这是一通高８８厘米、宽２５６厘米、碑面约２．２５平方米的长方形“石碑”，它横向镶嵌在天王殿外测左边墙壁上，碑字按每行１７字、分５０行从右到左排列，形制已经脱离了古碑的样式，与摩崖碑一样也没有碑阴，只是因其所刻内容与所置地点将它称作“嵌壁碑”罢了。虽然该碑由于传抄等原因在文字上有一些变化，但在基本方面仍保存了韦皋《大像记》的内容，故能经常见到在碑前驻足留连的人群，由此可以觉察到它在其存在的半个世纪里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次重刻是１９９４年由乐山市大佛乌尤文管局主建的《大像记》“仿韦碑”。该碑是适应因旅游事业蓬勃发展而组建乐山大佛展览馆的需要才镌刻的。由于它镌刻时所依据的碑文，是根据原碑的碑版照片并参照地方志书记载校勘所得，因而它能帮助游人更准确地了解大佛建造的有关内容。 　　
五、尚需研究的残碑
　　镌刻危崖的《大像记》碑，由于岩体的坚实与位置的险峻，终于保存了下来。但千余年风风雨雨的侵蚀，却使其上的碑字严重漫漶而难于辨识。可是，在原碑拓本因“其碑甚丰”和“字画雄伟”而失传与志书记载因碑文重刻和传钞错讹而有误的情况，细心研究这碑文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幸好，乐山市大佛乌尤文管局采用分区摄影法拍照了整个碑面，乐山市中区修志办在其所编《乐山历代诗集》中以１６开大的三页页面刊载了拼接的碑版照片，这就为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以此为基础，人们在该碑文字的校勘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同时也说明了尚需作进一步的努力。就进展而言，可以从魏奕雄在《大佛乌尤诗文选注》中关于韦皋碑记的“说明”里看到：韦皋原碑的“题目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与府志、县志所载题目《嘉州凌云寺大像记》不同”；“府志上‘古佛石像’、‘作古佛像’两处，碑上为‘弥勒石像’、‘作弥勒像’，与题目保持一致”；“碑上最后一行‘节度衙前逐要许……’是以往任何版本都不曾有的”等等。就尚须努力而言，可以从毛西旁根据碑版照片，参照万历《嘉定州志》钞本、嘉庆《凌云山诗钞》和《四川通志》以及同治《嘉定府志》和光绪《乐山县志》等木刻本所作的对比校勘中觉察到。 　　在碑文的补阙方面，笔者认为也有一定工作要做。据初步探索，张绰所书碑文与题记共有８６４字，竖行从右到左分２６行排列，其中除首行碑题１１字、第２０行因提刻“天子”故仅２８字、末行刻剩下的２０字外，其余２３行都有３５个字。以此为线索，先将碑盖保护较为清晰的文字（每行首字或第二、三字）与其他地方能辨认的文字定位，再参照地方志书所载文字弄清碑上相应位置处的模糊字迹或已消失的碑文，然后对碑面难辨且志书无载的“空位”就需根据前后文意和对应句式来补入阙文了。这样的阙文，现察觉的有三处：一是第６～７行的“若广开慈容，□廓轮相……”；二是第１２行的“故哲圣因其所欲，□□□□□，示之以进修”；三是第１９行的“开元中，□□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这些阙文，是否需要补入，拟补入什么文字为好，自然是应予探讨的。 　　对于释注碑文的问题，虽然已有不少人在这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仔细分析却发现仍待进行新的努力。原因是，谈论凿佛缘由的《大像记》，文中的基本概念和术语自然多为佛家之言，可是有释注者却以儒家索引之法解之，如碑文首句“惟圣立教”的“圣者”所指即释迦牟尼，但引“赵歧注《孟子·尽心下》：‘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注之似乎就无必要。又碑字中有使用古意者，有人却以今天的常用意解之，如“没日漂山”句的“没”字，按《小尔雅广言》作“终”意解就容易理解，但有注释者却将其解作“淹没”、“掩蔽”而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另碑文在传钞时，还随意地使用了一些同义词、近义词或通假字，这在释义时也需根据原碑予以说明的。 　　总之，在古碑中，《大像记》碑确有许多奇异之处，这是值得探讨的。这里涉及的只是一些皮毛，权作引玉之砖就教于方家学者！
乐山大佛文化之谜新解
&&&&&& 四川乐山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丰富，值得探索的文化现象非常多，仅一个大佛文化就有许多课题可做。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佛文化有了一些探索和研究，成果，但这远还不够，围绕乐山大佛还有许多文化之谜，有待人们去解决。修造耗时近一个世纪，屹立一千二百多年，乐山大佛那端庄慈祥，饱经沧桑的面容上，似乎还刻写着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修造大佛是唐王朝的一项形象工程?提到修造乐山大佛，似乎都要归功黔僧海通的功劳，其实大部分工程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乐山大佛开凿前后历时九十余年，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始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止，中间经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朝代，换了三届主持人：海通、章仇兼琼、韦皋。三届主持人中除海通为民间僧人外，章仇兼琼与韦皋均是地方行政长官。章仇兼琼为剑南道团练副使和剑南节度使；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南康郡王。三个主持人中黔僧海通从筹措到修造仅主持了18年（开元元）。其中：策划与筹措资金耗时约10年，实际用于开凿的时间仅约8年，便积劳成疾病逝，“全身未毕，禅师去世”（韦皋?《大像记》）。海通只开凿成形大佛的头部至胸部工程便去世了。其余大部时间的工程都是章仇兼琼与韦皋主持完成的，特别是主持收尾工程的韦皋。章仇兼琼也只主持了大佛胸至膝部的工程（大约用去七年时间）；而韦皋却主持了“莲花座上及于膝”工程；大佛“丹彩以章”、“金宝以严”的通体上色工程；“像设以俱”的九曲栈道工程；“万龛灯焰”的佛窟其馀小佛及韦驮护法神工程；还有犹为艰巨复杂的大像阁工程等（大约耗时15年）。也就是说整个大佛修造工程除去筹措资金及中途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影响的停工时间。实际用于开凿大佛的30余年时间，地方政府便主持开凿了22年，承担了近四分之三的工程量。?在工程资金的筹措形式上，海通仅靠十方檀越支持的民间募资形式，资金筹措量及后劲支持非常小，而后二人虽曾慷慨解囊，章“持俸钱二十万以济经费”；韦“以俸钱五十万佐其经费”，即先后拿出自己积蓄的部分薪金支持大佛工程，但实质在二人主持大佛工程的过程中，大部分工程款都动用的是地方财政的税收资金，“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韦皋?《大像记》）。是用地方上缴国库的麻盐税来支持大佛修造的。注意：韦皋在《大像记》中提及此事用了“诏赐”二字，这就说明动用地方麻盐税是得到皇帝恩准的，由地方政府立项上奏折，皇帝审批下诏，方可动用国库税收。这样在修造资金上就有了根本的保证，这恐怕是大佛工程得以胜利完工的主要原因。?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征地手续上。自古土地便属于国有资产，即便是唐代也是如此，不是民间随便看中一座山，一块地，找些工匠来便可以开发的，必须要有立项和报批手续。重大立项地方政府还须报批中央政府，近4万余平米、10万立方开凿量的大工程，属于当时的重点工程，一定是层层审批下来的。政府能将凌云山栖鸾峰这块临江的风水宝地，无偿地划拨给海通修造大佛，可见政府对大佛修造工程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实际上政府一开始就以土地出资的形式支持这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这还不包括成千上万全国各地招募工匠的涌入、安顿；外来人口的流动管理；施工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水上的航道安全；粮油、蔬菜等后勤保障供应等等，离开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单靠海通一介僧人的个人力量是很难办到的。而且政府的这一支持是贯穿工程的始终，延续九十余年的，当然后两届主持人已是完全动用行政手段，依靠国家财力来支持这项工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乐山大佛修造工程实质上是一项由民间发起，演变为政府行为的唐王朝形象工程。整个大佛工程的完工，既凝聚了几代主持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广大工匠们的智慧和汗水，同时客观地讲，也和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国力、财力的支持分不开的。?大佛修造除有“小样”外，还应有专门的技师和施工图“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将一座硕大无明的山峰开凿成一尊佛，这尊佛而且结构和谐，比例均称，形象端庄，成为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的精品，没有事先周密的勘探和策划，没有专门的设计师和施工图，没有施工现场一拨又一拨优秀的工匠（大佛开凿历时九十余年）显然是不实际的。人们不禁要问：如此庞大的工程，大佛开凿到底是依据什么设计开工的？工程到底有没有专门的设计人员和精细的施工图？海通仅是一介僧人，成千上万的施工队伍靠他一人能指挥的动吗？施工现题如何解决？等等，关于这些疑问，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直接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后人仅从南宋诗人陆游一首《能仁院》诗中的自注及明代《嘉定府志》的些许文字记载中得知：海通凿刻大佛是依据城西二里的佛教寺庙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小样”进行的。即找匠人依照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凿刻成另一尊“丈余高”的“小样”，然后将“小样”抬入施工现场，叫匠人将“小样”按1∶13的比例放大开凿。此说法看似简单，但仔细一分析，却存在许多疑点。?其一：根据韦皋《大像记》碑文记载：大佛开凿开工时是“万夫竞力，千锤齐奋”。成千上万的工匠同时挥锤上阵，各施工面同时展开，仅依靠一尊丈余“小样”的依标，口头交待按1∶13的比例放大，这显然是不实际的，就象“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作业面上的工匠对“小样”的观察理解都不同，且各作业面的进度亦不一样，这很难做到协调统一，凿刻的佛像也很难做到比例匀称。?其二：大佛开凿工程前后历时近九十余年，主持人换了三届，工匠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仅靠一个“小样”怎能保持前后风格一致呢？况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施工期里，“小样”如何保管？工匠如何衔接？技术指标如何掌握？后期没有小样的“像设”、“大像阁”的依标又是什么？等等都是问题，不是工匠们仅凭肉眼，靠经验看看“小样”就能解决的。?据笔者考证：实际海通选定能仁院的弥勒石佛作“小佛”，主要是解决所塑佛像的形态问题：仿佛祖释迦的“古佛”形象，采取善跏趺坐的倚座姿势，出于“镇江”的要求，其左手凿成扶膝的降魔手印，双目微张，凝神远视，威而不怒，肃目端庄。而具体佛像长宽厚薄，尺寸比例则严格按照佛教《造像度量经》的规定来进行的：佛像建造以全身为120分，计肉髻高4分，下至发际4分，面长12分，颈长4分，胯骨长4分，股长24分，膝骨4分，胫长24分，足踵4分，下身量亦为60分。佛像的宽广度：心窝横量至腋12分，腋至肘20分，肘至腕16分，腕至中指尖12分，计一侧60分，左右合计等于全身之量。而佛像的形态则应符合佛经《大智度论》卷4，《大般若经》卷38，《大乘义章》卷20等教义规定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合称“相好”。韦皋《大像记》中所提到的“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其馀相好，一以称之”。实际就是告诉我们大佛弥勒的建造，是严格按照佛经教义规定的技术指标来进行的，这些技术指标被精确地绘制在施工平面图上，作为匠人施工时的具体依标，这样才能科学地指导造像施工，严格按施工图的数据开凿的佛像，才能做到相好统一，神形皆备，比例匀称。?照此推断，海通当时动念造佛，不是一时冲动，仓促行事，而是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准备。一方面八方筹措资金，并尽量求得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能担此重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优秀工匠。待时机成熟后，他首先叫精于石窟佛像艺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照能仁寺的石佛造型，按佛经教义规定的技术指标做出“小样”，再将确定的“小样”绘制在绢、绸、缎等易于保存的载体上，形成施工图，图上标明比例数据供现场施工操作。施工照图在现场统一划线标尺，这样才能作到各作业面同进开工，有条不紊，且能保证工程质量。这项工程到了章仇兼琼和韦皋主持阶段时，已演变成为政府形象工程，其组织形式和操作更为严密。施工方案要报审，可能还要通过类似现在的招标，议标行为。对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匠要进行严格的挑选，起码要有开凿石窟艺术的经验，能看得懂图纸和现场标线，对工期及质量也有一定要求。谈到这里，要特别地提出：开凿乐山大佛，无论是受海通精神的感召和后来政府形象工程的吸引，当时古嘉州聚集了一大批全国优秀的工匠，虽然这些工匠我们现在不知名和姓，但其中肯定不乏有象南朝著名佛像雕塑家僧皊（摄山大像与剡县石佛的雕塑者）；隋朝有名的建筑专家李春（赵州桥建造者），这样高级别的能工巧匠，正是有这些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汗水，才能留下乐山大佛这一唐代摩崖造像的精品，留下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瑰宝。虽然这些工匠在当时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并未写进史书，但他们应是修造乐山大佛的直接功臣，值得后人记取。?乐山大佛胸前的“藏宝洞”?应是“小样”藏身洞大佛因其高大雄伟，自诞生之日起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其中大佛身上有“藏宝洞”就是千古民间神秘传说之一。历代文人根据这个传说编写了许多关于大佛寻宝的故事，电影《神秘的大佛》就是以这一民间传说为素材，围绕到凌云大佛身上去寻宝、夺宝的情节展开的，文艺作品的介入使这个民间传说被渲染得更加神乎其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东一位叫潘鸿忠的农民，偶然发现乐山大佛的栖息地，实际是一尊三山相连（乌尤、凌云、龟城山）的“巨型睡佛”，而乐山大佛正处于这尊“巨型睡佛”的心脏部位，似乎印证了“佛在心中，心中有佛”的佛界之说。?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成都游客偶然又在乐山大佛的心脏部位发现了一尊“小佛”的隐约身影，头、眼、鼻、嘴五官身形清晰可见。随后又有当地人惊异地发现，这尊“小佛”的身影刚好位于乐山大佛胸前的藏宝洞位置，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的民间之说。?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发现，把早些年已发现的大佛胸前的一个人工开凿的洞穴推向了神秘的境界。?大佛胸前的这个洞穴，是一九六二年乐山县政府组织建国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维修大佛时被人发现的。它的发现使人异常兴奋，似乎印证了大佛身上有“藏宝洞”的千古传说。但当洞穴的封门石在几方鉴证人的注视下被打开时，所看到洞穴内的情况却令人大失所望，据当时组织维修的大佛文管所的罗伯衡老先生回忆：“修补前胸时，佛肚前有一个封闭的藏脏洞，经双方人员当场开洞检查，洞内纯系破旧废铁、铅皮。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此碑原可能是嵌在大佛胸前的。我们将它移至海师洞内保存，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后经探测，罗老所发现的这个“藏脏洞”，位于大佛胸前的心脏部位，是一个高3?3米，宽1米，深2米的长方形人工开凿的暗室。从开启现场来看，暗室内仅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旧废铁、铅皮”，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封门石为“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若罗老的回忆文字属实，则证明暗室堆放的东西，不是原洞穴堆放的东西，而是被盗后的人为遗留物，且时间不会太远，最多是清末民初。而另一鉴证人，同是大佛文管所的黄高彬老先生回忆：暗室里所谓“废铁”应是“鎏金铜壶”；所谓“铅皮”似乎是破损的“铅皮经卷”。若黄老的回忆成立，则说明暗室里残留的东西应是被盗后残留的原有东西。最近年代也应和封门石碑年代一样是宋代遗留物。因当时的“藏脏洞”被打开后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后组织维修者就叫工匠用青砖、水泥灰将其封闭。现二位现场当时人各说不一，已无从考证。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块封洞的“宋代天宁阁记事残碑”，只可惜这块碑又因那次维修时“移至海师洞”保管，文革中海师洞内的存放物被毁，残碑也下落不明。据有限的资料记载：“天宁阁”是因宋人维修“大像阁”后为“大像阁”重起的名字。宋代“天宁阁记事残碑”是近现代史学者一直找不到一块重要的文物石碑，得而复失实在可惜！那么，“天宁阁记事”残碑上的文字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此碑来封“藏脏洞”至今是个谜，而谜底最大的就是大佛胸前暗室，到底是何时所凿？凿洞的目的是何？原洞中究竟装藏了些啥？?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佛身上开凿装藏洞是佛经教义上允许的，但这种形式多见于泥塑、铜铸作品中。装藏洞内所装东西多为粮食“五谷”及金、银、铜、铁、锡“五金”，“五谷”象征菩萨保佑“五谷丰登”；“五金”象征菩萨保佑“招才进宝”。还有的佛身装藏洞内装的是仿制五脏六腑的器皿或经书帛卷，象征“肝胆相照”或“真经永驻”等等，大都是根据所塑佛像在佛经教义中所掌管的范围、性质而定等等，关键是这些装藏洞大都开凿在佛体背部隐蔽处，象乐山大佛这种大型摩崖石刻佛像也开凿装藏洞是前所未闻的，而且开凿的位置又在佛心窝部位更是前所未闻，所以摩崖石刻弥勒大像开凿暗室用于装藏什么东西也就不得而知了。?从开凿时间来看：虽封门石是宋代“天宁阁记事”残碑，但不能说明此洞是宋代人开凿并封藏的。从开凿此洞的长、宽、高规模来看，工程量较大，应是唐代同期工程，即造佛时的配套工程，因佛教讲忌讳，若后人在已修造好的佛像心窝部位再“掏洞挖心”，显然是大逆不道的！也就是说施工者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个装藏洞功能，那么这个装藏洞究竟要装藏什么东西呢？?装藏财宝吗？大佛建成后能募集到的财宝倒是不少：世界第一石刻大佛，神秘伟岸，万众敬仰，建成后的佛事活动肯定很多。“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香火旺盛，八方朝拜，神州各地的香客甚至外国僧人均有朝拜，特别是国力强盛，崇尚佛教的盛唐时期，大佛寺庙能收到的捐赠善款，奇珍异宝肯定很多。难道这个洞果真是民间所说的“藏宝洞”吗？答案是否定的。出家人两袖清风，淡泊钱财，讲究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生不带去，更何况是佛祖塑像，利用佛身藏宝，况且是“心中”装钱财，这给佛经教义是违背的，也给光明正大未来弥勒佛的身份根本不符的。?若是前人考虑深远，佛财归佛，善款专用，藏宝于百年之后，启迪后人用于寺庙、佛像维修之用，而在开凿时就考虑宏扬海通拒吏索贿，“自目可剜、佛财难得”的精神，将募集来的资金封藏好，留给后人，紧要时开启用于维修，若是这样的考虑，前人定会将财宝埋藏的比较隐蔽些，不会将洞穴放在大佛胸前明眼处，让盗宝贼想入非非，答案也是否定的。?洞穴装藏的是工程发起者海通的舍利子？答案也是否定的。因大德高僧园寂后是修“浮图”葬之，“佛心”部位修墓室放舍利子于情理不符。海通的舍利子很可能是后人修灵宝塔葬之等等，这些设想都不可能成其为凿洞的理由。?联想到佛是光明正大的弥勒未来佛，佛给人们带来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用弥勒佛镇水，佛本身就应有定力，要心止如水，心中有佛，佛法无边才能担当重任；也联想到大佛修成后，大佛的“小样”何去何从也就没个交待，如此重要的“小样”，大佛的“前身”和“母本”就这样散失了，千百年来没有任何资料交待，再联想到所发现的大佛装藏洞特殊的位置，笔者有如下推断：?一、大佛心窝的装藏洞是装藏大佛“小样”的佛龛。随“小样”装藏的还有开凿大佛的施工图（精致帛绘）及其它重要的佛事用品，不排除也有海通遗物等珍贵收藏。大佛装藏洞是在大佛修造后期，即韦皋修造时考虑设计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收藏“小样”。让陪伴它的施工者走过九十余年风风雨雨，且“居无定所”的弥勒“小样”有个最后的归宿而开凿的。这样也符合“心中有佛，佛在心中”的佛经教义。当然也不排除百年后大佛残破，让人依“小样”重新维修的考虑。?二、大佛完工后，曾秘密地举行过一项重大的祭奠仪式，将重装金身的“小样”隆重地请进大佛“心中”佛龛珍藏，以做到佛法归一。因在佛教上，佛身的请进、请出是非常庄严隆重的，当初确定能仁寺的弥勒石佛为“小样”并依石佛做好“小样”，请出“小样”到凌云山作“依标”，都是作了隆重的法事的。这样敬佛礼佛，才能做到功德圆满，工程顺利，且请出去的佛，“佛生佛”，要做到佛法归一，不宜再回原驻寺庙，所以“佛归佛心”是最圆满的结局。?三、施工现场距大佛头后不远的海师洞，并非纯粹是当年海通禅师日夜操劳，指挥开凿工程，青灯伴绳床的寝室，海师洞最初开凿出来是作为大佛“小样”的保管室。后海师洞成为工程临时指挥部，海通指挥工程时图方便随即也住了进去。海师洞内并应悬挂有详细精确的施工图，工程上的很多技术问题都可能是在海师洞内解决的。在能仁寺内依标造“小样”时，海师洞就同时在开凿，“小样”一请出能仁寺就住进了海师洞，这样才体现对“小样”佛的虔诚，不让其放露天风吹雨打。同时“小样”放海师洞便于拜祭和保留，在施工过程中，工程主持人及捐赠信徒经常要向“小样”烧香拜祭，海师洞正好提供场所。大佛前后修造达九十余年，“小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保护，难以达到长时间保留。要知道大佛依标施工虽仅用了30余年，但其中有50余年停工时间中，古嘉州是处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兵火战乱之中，没有海师洞停工时的封闭保护，“小样”及施工图难以在三届主持人手中流传下去，大佛“小样”是统一前后开凿风格的唯一依标，其保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四、大佛“小样”洞历史上曾被多次开启，洞内的“小样”和施工图等重要文物早已荡然无存。开启有多重原因：也许是唐晚期会昌五年唐武宗的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行动中，“小样”被掘出顶替大佛而惨遭捣毁；或在唐末宋初就被盗宝者劫走；也许原“小样”洞的封门室为《大像阁记》碑石，后被灭佛者或盗宝者开启捣毁后，南宋初又有人将“大像阁”更名为“天宁阁”，并仿《大像阁记》题写《天宁阁记》，将石碑用作封门石，重新封堵“小样”洞，只此时洞中已空无一物；也许原封门石根本不是石碑，是近似佛体的红砂条石，十九世纪初，四川军阀陈洪范也曾组织过对大佛的维修，有可能他也发现了大佛胸前这个“藏宝洞”，叫人挖开掠宝后再将大佛脚下的“天宁阁记事”残碑移作封门石等等，这一切猜测均有可能，只可惜洞内“小样”及施工图等国宝级的文物早已失踪，不知所去。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总之笔者认为：值得大佛在“心脏”部位收藏的东西只有“佛”，而这个佛不是其它佛，是帮助大佛诞生的“母本佛”即大佛的“小样”，才有资格占据大佛的“心脏”。对于这一点，主持大佛收尾工程的韦皋是非常清楚的：大佛完工后，只有将“小样”完好无损地请进大佛的“心脏”，才能完成海通的宿愿，做到功德圆满，佛法归一。对于这一点，韦皋做到了。至于他在请进“小样”的同时，是否还请进了其它值得大佛在“心中”收藏的东西，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就是个千古之谜，这也许也是大佛文化的魅力所在。（摘自：中国风景名胜网）
继承家族优良传统 发扬先祖艰苦奋斗精神 振我家业 兴中我中华&
版权所有，禁止复制
中华姓氏网、中华姓名网、中华百家姓、中华万家姓
天驷文化 &QQ: &&
Copyright by 中华万家姓Powered by T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