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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巨额赔款几乎令清政府破产 被迫四处举债
　　一场战争的成败，时有偶然性，但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高中华看来，甲午战争的结局也是如此。甲午战争失败后，奉命赴日本马关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一番对话，其中有“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之语，道出了清政府屡屡败于外战的一个原因。此时的中国已是积贫积弱，政治制度腐败，官场暮气日沉，勾心斗角不止，士气全无，民气昏沉，国家改革举步维艰。面对变局，李鸿章已是无力回天。
　　高中华表示，从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来看，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与当时的日本海军已有明显差距。“北洋海军的实力虽弱于日本，但若能联合南洋和广东的舰只，实力便可接近于日本海军。”高中华表示，但当时的海军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力量分散，自然难以拧成一股绳。
　　“1885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上升为1500万日元，1892年竟猛增至3450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41%，超过1885年所投入的军费两倍多。”高中华告诉记者，为筹措军费，明治天皇率先带头节省宫廷开支，甚至每日只吃一餐。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回国后，说日本天皇靠从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竟被京城士人传为笑谈。
　　而此时的清政府，仍然沉醉在泱泱大国的良好感觉中，丝毫未察觉对手强大的威胁。在日本厉兵秣马之际，清政府还在挪移海军衙门军费为慈禧太后过60大寿。
　　战败的结局是惨痛的。战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不仅赔偿巨资，而且还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与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在马关春帆楼旁立下一块石碑：“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兴奋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甲午战后，日本国力大增，开始企图和西方列强争夺东亚殖民地，且自此“鲸吞中国的野心逐渐膨胀”。而巨额的赔款，致使清政府几近破产，被迫四处举债，中国经济命脉和内政外交进一步被列强所控制，国力日衰。但民族之心力未衰，正是“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运动”(刘少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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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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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临事方知一死难：还原马关议和中的李鸿章
来源：时代周报日 16:23
核心提示：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这一年，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　　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日，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签署地春帆楼外的纪念碑。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第80期，作者：李默，原题：《马关议和中的李鸿章》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本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议和大臣被日本拒绝　　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日本人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很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两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实际上已经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李鸿章究竟该为甲午之战负多少责任？不论李鸿章自己和旁观者意见如何的差别，现实是还得由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只是谁都没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年仅21岁的刺客小山六之助。 　　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间的情绪　　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 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塌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陆奥宗光后来坦承：“如李鸿章托其负伤使事半途归国，大事责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再次要求其居间调停，则不难获得至少欧洲二三国之同情。而若招欧洲强国一次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或将不得不大为让步。”　　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怎样才能给世界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待呢？　　李鸿章来马关后，在春帆楼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谈三次，会谈中，李鸿章提出应先休战，再谈议和条款。这一年，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均属李鸿章的晚辈，但晚辈却一点儿也没给前辈面子。李鸿章的休战请求被强硬拒绝。现在发生了凶案，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　　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　　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辞锐而气竭的窘境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能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约谈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帖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并提出忠告：“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后来就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不免辞锐而气竭。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日本则借此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就合3亿日元，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巨额资金，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进一步加速。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三月二十六日（公元日），李鸿章离日抵天津，奏报和约已成，哀述“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船到大沽，他派随员前往北京，将约本送达总理衙门，本人则称病留津。他知道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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