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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还是欲望？——《金钱不能买什么》读后感
(评分: 5星)
        
        --------------------如何分配笛子--------------------
        
        
        
        桑德尔教授在《金钱不能买什么》的第一章&插队&中，用教皇弥撒门票、雷克萨斯专用道、特约医生等丰富的案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市场的逻辑（价高者得之）与排队的逻辑（先到先得）发生冲突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会直觉性的反感市场的逻辑。
        
        在支持市场伦理的方面，书中分别列举了个人自由、社会效用最大化两派观点。而排队伦理方面，则有不公平（对不富裕者）、花钱最高者不等于最珍视者以及腐败效用对物品意义的侵蚀三种观点。
        
        书中的论述非常精彩，但我想写写我与桑德尔教授看法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观点，窃以为桑德尔教授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漏掉了论证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才使得排队伦理方“不公正”的观点显得非常有分量。书中借用曼昆教授的话，认为社会效用最大化在倒票这个例子中是指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的统一，排队方“不公正”以及“珍视程度”两派观点实际上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富人在购买意愿上并不见得高于其他消费者，之所以能够得到门票乃是因为他们在购买能力上的绝对优势。
        
        这不禁让人本能的产生了一种迟疑，一个发自内心热爱某项体育运动的贫穷少年与一个相对冷淡得多的富有者做比较，究竟谁更“值得”那张门票呢？
        
        是不是觉得心里有个声音在摇摆不定的低诉，少年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公正》课上的另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如何分配笛子的问题，此公认为最好的笛子应该分配给最优秀的笛手，不是因为他能因此吹奏出最美妙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就是最好的笛子被创造出来的“意义”——被最优秀的笛手吹奏。
        
        毫无疑问的，此处我们支持少年人的潜意识暗合了这种观点，使得我们偏向于认为按照意愿而非结合购买能力对物品进行分配显得更符合我们心中的公正观念——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应该分配给最狂热的球迷们、孤儿应该分配给最热爱他们的养父母、手术室的医生应该分配给最濒临死亡的病人。
        
        桑德尔教授漏掉了什么呢？
        
        购买能力是从何而来的？
        
        富人为什么是富人呢？
        
        在假定社会制度相对公开公正透明的情况下，富人之所以是富人，乃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上做出了优异的贡献，为他人提供了被需要的服务，比如世界杯决赛中的精英足球运动员们、比如手术室里妙手回春的大夫们。换而言之，在这个给定的公正假设下，一个人的富裕程度意味着他对社会贡献能力的高低。
        
        书中所讨论的所有例子，其实都符合一种类型问题的描述，既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采用何种原则进行分配？反过来说，我很少听到有人讨论如何分配呼吸的氧气，这是因为大自然目前给予我们过于富足的氧气资源，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忧这个问题。
        
        那么，补上这缺失的一环之后，排队伦理的不足之处就暴露出来了。
        
        如果财产不能被证明是有罪的，那么在市场伦理下，富裕程度就等同于社会对个人的表彰程度，货币就相当于一枚枚“奖章”，一个人愿意用更多的社会表彰去换取一种社会产品，这有任何的问题么？
        
        不如我也举一个直觉性的例子，惨烈的二战结束之后，英美两国大量的退伍军人都被安排进入高等学府就读，由政府资助，如果此时大学资源稀缺，一个没有从军的年轻人因此失去了入学的机会，抗议道，我比他们更有好学之心，更聪明，或者说更“值得”进入大学殿堂，撇开其他条件不谈，你会支持谁呢？
        
        财富不过是货币化的社会荣誉罢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付钱给其他人其实也暗含了这样一种逻辑——谢谢你对我的服务，我想要对你的行为进行表彰，这些货币代表了我对你贡献度的一种衡量，以便于告诉其他人我心目中你服务的价值。
        
        这才是完整的市场逻辑，补上这一环之后，排队伦理方“不公正”以“珍视”的观点自然站不住脚了，反倒是显得有点像小孩子无理取闹。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从来就不是按照谁最需要或者谁最值得来进行的，相反，在数千年社会系统的演化后，到今天我们基本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货币化衡量体系。购买意愿代表我们需求的程度，购买能力代表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供给程度，只有两者达成统一，才是目下最合理的分配方式。
        
        说白了吧，我要没本事，凭什么要求过好日子？仅仅因为我最珍视好日子？
        
        
        
        -------------------公平交易？-------------------
        
        
        
        在第二章&激励措施&一开头的部分里，桑德尔教授用美国预防机构付费给毒瘾母亲换取节育的例子引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公平交易原则——“市场关系只有在任何一方都没有受到急迫经济需求的强制前提下，才能被看作是自由的”。
        
        换而言之，毒瘾母亲迫于自己强烈的毒瘾影响之下做出的决定，不应当被认为是自由、自愿亦或是公平的。
        
        这让我联想起了《公正》中两个不同部分的内容。
        
        一个部分是某案例：一个代孕母亲在孩子出世后，拒绝执行契约的故事，她之所以不愿意按照约定将孩子卖给先前付款的那对夫妇（丈夫提供了精子，妻子不孕）理由是“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对这个孩子的爱会有这么强烈”。
        
        我猜测这位母亲的决定和之前毒瘾母亲的决定其实是同出一脉的，毒瘾母亲被自己的毒瘾所左右，而怀孕母亲则被自己的雌性激素左右（排卵期女性雌性激素分泌在尿检中体现为28～100μg/24h，妊娠期为&45 000μg/24h，摘抄自百度百科）。
        
        本人对于案例最后判决代孕母亲得到孩子这一点其实是持有异议的，理由在于《公正》另一个部分提到的关于康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为自己设立目标，也就是说理性才是造就我们成为万物灵长的关键。毒瘾母亲也罢，代孕母亲也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做决定的时候，她们被毒瘾和雌性激素强烈操纵着，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类最根本的理性抉择能力，区别仅在于毒瘾道德上受谴责而母爱受歌颂。
        
        那么按照这个原则去思考的话，公平交易原则中后半段那三个字“自由的”——按照康德的定义——实际上广泛的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因为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市场交易都是基于为人类的欲望服务这一点的，甚至很多交易还是建立在主动激发人类欲望的前提之上的。甚至退一步说，我们自认为在各种购物场所乃至日常生活中“自由的”做出了消费决定，可其实却是被各种各种内在外在的非理性细微因素所左右，我想很多广告学、营销学乃至消费者行为心理学的同学们都会部分同意我的观点。
        
        那么前半句呢？
        
        如果我现在急迫的需要钱去买点吃的，否则就会饿死，此时我的决定算“自由的”么？
        
        如果我现在急迫的需要钱去治疗我的女儿？
        
        急迫的需要钱买房子讨老婆？
        
        急迫的需要钱买一款新的电子游戏？
        
        ......
        
        问题出在“急迫的”三个字上，如何定义急迫，成为了关键。如果急迫的是指一种心理程度上的急迫，那么前半句也不会成立，因为由于消费者资源禀赋及偏好的不同，你很难说清楚一个旅游发烧友对某项旅游设备的需求急迫程度与巴西足球少年对于体育场所的急迫程度谁高谁低，此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进一步而言，我们很难定义谁心理上的急迫才是真的急迫。
        
        我猜测，这里所谓的急迫其实是指，作为市场参与者，我可以以均衡价格出售我的劳动力或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受制于某些不可控的外界条件，导致我在缺失某些条件，只得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卖掉我的东西。这么说来，所谓急迫，其实是暗示，如果这个母亲不是受毒瘾的支配，她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掉“同意让自己无法生育的权利”啰？这就有点诡异了，如果她没有毒瘾，别人没有让她节育的需求，又谈何更高价格呢？或者换一个金融学中的概念，如果我们希冀将某种物品在短期内折现，那么受制于我们本身强烈的短期时间需求，市场购买方势必抬价以体现快速服务的价值，自然也无法实现理想的均衡价值。
        
        再或者，其实社会大众心里隐隐的对女性的生育权利是有一个大致定价的，毒瘾母亲在97年以仅仅300美元出售让自己节育的权利打破了社会的心理下限价格，所以大家才认为这不公平？也许事实真的是如此呢。
        
        所以归纳总结，所谓公平交易原则，实际上是非常难于定义的，既无法使用“自由”观念，也很难套用“均衡价格”模型，愚以为，倒不如简单一点，所谓公平交易，既是指在现实社会中一切没有暴力要素干涉的交易，如此即可。
        
        
        
        ----------------瑞士核废料与礼品卡---------------
        
        
        
        在阐述第二章的第二个观点，也是全书的核心观点前，我想先聊些别的东西。
        
        在第三章&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中，瑞士核废料、捐赠日活动以及迟接孩子几个例子罕见的从结果主义的角度对市场逻辑展开了抨击。
        
        瑞士小镇的核废料案例说的是高度依赖核能发电的瑞士需要在国内需要一处储存自己产生的核废料一事，人们最后找到了一个叫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在人们对问题进行公投的前夕，经济学家们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发现，仅仅投票是否支持核废料储存一事情况下，该村居民的支持率为51%。但如果加入一条，瑞士国会每年因此对社区每位居民提供现金补偿，支持率居然下降到了25%，增加现金补偿额度似乎于事无补。后来学者们还发现，相较于金钱补偿，人们更乐于接受社区公园、图书馆、学校等修建新设施的赞助。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两个经济学家在以色列的高中生为慈善事业活动的“捐赠日”展开的，他们发现，在三组募捐的以色列高中生中，完全没有经济刺激措施仅做了关于慈善事业激励性演讲的那一组比给予募捐金额1%奖励的一组最后总数额高55%，比给予募捐金额10%奖励的那一组高9%。
        
        此外，在第三章的一开头，桑德尔教授还提到了一件事情，既是现代社会中“现金礼”或是礼品卡等举措对传统礼物的侵蚀。还引用了曼昆教授（他充当了两次反面BOSS了）对礼品“发送信号”的解释，例举说情人间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乃是“传递他爱她女朋友这一私密信息”的一种方式。桑德尔教授反驳道，若此，给钱效果不是更好？钱给得越多信号越强，说明爱意越浓。
        
        表面上来看，核废料、捐赠日和礼品这两组不同的例子在阐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几番思索之下，回应方式似乎也会有所不同。
        
        在核废料的例子中，最让人值得玩味的一点莫过于人们愿意接受社区公园、图书馆、学校等设施的资助补偿而较不愿意接受现金补偿这一点，如果按照书中的解释，瑞士小镇的居民们以公民道德、公共精神作为思考的准绳，那为什么他们又能够接受公共设施修建这一变相的金钱赞助呢？最直观的解释我以为应当以“利他性”来阐述。
        
        经济学家们和功利主义哲学家们最早假设人是利己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种想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利他的一面，在中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无论谁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之后，最常见的行为莫过于衣锦还乡，恩泽一方。现代社会里，各种企业家、官员、名人为自己故乡的人们谋福利之行为不胜枚举。
        
        解释方法有两个方向，其一为进化心理学提出的“自私的基因”观念，意指，人们按照亲疏关系，将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输送出去，这样做之所以是有利的，乃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的终极目标乃是基因的繁衍，所以帮助和你有相似基因的人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助。其二为马泽洛夫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不断满足了自己低层级的需求之后，会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起挑战，金字塔的低端是最低层的欲望需求如安全、食欲、性欲等等，但往上走之后，则会演变成求知欲、探索欲、社会认同、自我实现等等。
        
        结合一下，瑞士小镇的居民们之所以对于金钱如此反感，乃是因为金钱将他们公民责任转化成为了一种市场义务，就好比当我们提到慈善义工的时候，我们总会怀着一种尊重感，因为他们的存在为社会创造了一种正外部效应（意指有利于他人而无法得到相匹配的回报），可是如果是在慈善组织工作的领正常薪水的人们，尊敬感就会少很多，因为我们潜意识认为他们得到了应得的金钱奖励，并不是为社会在奉献什么。
        
        同理可以解释为何公共设施的修建比金钱补贴更让人可以接受，因为这更像是一种正外部性的创造，一种利他性的行为，或者说有利于整个群体的行为，更具有道德感。或者我反过来说更好理解，如果政府是资助修建酒馆、购物街之类的东西.......所以，创造正外部性是获得尊重的非常重要概念，这既符合基因库传递的要求，也符合因此而构建的顶层心理需求。
        
        礼品问题，尤其是情人之间的礼品问题看起来则是一个信号传递的问题，如果你无法买到让你女朋友逞心如意的生日礼物，你的女朋友会倾向于认为你不重视她或者你太愚蠢，无论哪一条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向。而直接给金钱则是现实世界里一种看起来很糟糕的手段，因为这间接传递了两个信号——第一，这个女生的男朋友不想在自己女朋友身上花太多时间；第二，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市场权力义务的建立，或者说的不堪一点，付嫖资。
        
        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和女性永远在拷问男性爱不爱自己是一脉相承的逻辑，女性在这里需要的无非是信息的反馈，所以重点在于礼品能否达成这一目的，直接给予金钱显得不那么明智无非就在于这一点。
        
        说到这里，我想我差不多可以将核心观念揭露出来了，真正能够将两个例子统一起来的经济学逻辑是边际效应递减理论，而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这个理论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我们人这种生物的特性，是因为我们作为人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特质导致了一些乍看之下不符合逻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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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界银行关于年度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NP数据，表中有瑞士、以色列和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瑞士的尤其变态，两倍于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们的平均值（即便1993年瑞士的人均GNP也高达38710美元，在世界银行数据里当年仅次于摩纳哥及列士敦支登，中国当年数据为410美元）。
        
        这里的数据非常直接的说明了那些例子中的核心问题在哪里——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如果在1993年时，我们将核废料的例子（最后书中每年的补贴可高达8700美元每人）或是捐赠日的例子放到中国来会发生什么日子呢？完全不难想象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瑞士小镇的居民也好，以色列的高中生也好，在一个相对富足的环境下，金钱的边际效用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了，人们在需求层面上开始追求一些非金钱的物质——荣耀感、公民精神、社区服务等等。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男女朋友礼物的问题，在贫穷的条件下，女性是不会一天到晚追求你问些爱不爱我的问题，诸位的爷爷奶奶辈身上可曾有这种矛盾？因为在那种条件下，爱的传递可以被一袋大米、几串腊肉之类的物质充分表达出来。又或者换句话说，诸位认为在今天中国，一般来说，用金钱取悦一个上海姑娘容易还是取悦一个越南姑娘容易呢？
        
        礼品的重点始终不在于金钱是否腐蚀我们的情谊，而在于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我通过这件特殊的礼品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极端条件下，我只有一个馍馍，分你一半吃，很多女生会被感动得死去活来，奈何？因为“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与你分享。可是上升到相对富裕的层级，竞争就开始多样化激烈化了，就像商业竞争从产品到到品牌到制度到细节到文化不断变化一般，如果我们再本着最低级的分半个馍馍的思路，想要以金钱来传递爱，说腐蚀其实是一种过于艰辛的看法，真实的感觉应该是“这家伙怎么这么低俗”？所以越是富家女越难被金钱折服。反过来说，很多亲昵的朋友之间之所以互相讽刺挖苦打击互相展示缺点，同样也是一种在传统方法边际递减后采用反常规方式进行的信号传递。
        
        女性心理学非常复杂，这里不再过多讨论了，我在这个部分要引申出来的重点是——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存在，相反，我们在多数时间里只不过是自己基因及感性冲动的奴隶，遵循着各种各样的行为定律。
        
        
        
        ----------------义务献血与血液银行--------------------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考虑的话，正巧又碰上了第三章后半段里关于义务献血和血液银行的讨论。
        
        在这个案例支持意见部分里，经济学家阿罗提出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说法，既市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取代乃是为了节约爱。
        
        我先阐述一下血液银行与义务献血之争，简单来说就是血液买卖的出现对于义务献血行为形成了一种压制，导致后者不断减少直至最后消失，而血液领域也从充满公民义务感变化成了商品的交易。自然，自愿献血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的消失让人们对于这一领域道德感的沦陷倍感沮丧。反对意见方的蒂特马斯认为“血液和捐赠关系的商业化压制了人们对利他主义的表达，并且也侵蚀了人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
        
        阿罗作为支持方提出了另外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点，阿罗坚持认为某种行为的商业化不会改变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例中血液还是血液，并没有变化，并反问“为什么血液市场的创建就肯定会减损献血行为所隐含的利他主义精神呢？”第二点，阿罗认为伦理行为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依赖自理的市场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尽有限的美德资源。自然，这两种观点没有得到桑德尔教授的支持，遭到了毫不留情的痛批。
        
        让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弥合双方的分歧。
        
        中国古代江浙一带的农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传统，在农村里保留一块公地，一旦村中谁家孩子考上科举或者有重大的红白喜事时，可以出售公地中的一部分以为襄助。
        
        如果此时这个村落依然存在，一个保险推销员来到这个村落中，和村里的人们宣传说，只要购买他们公司的保险，你就可以为自己以后重大的突发事件买单，无需再依赖这个公地系统。
        
        这会是一种道德的沦丧么？
        
        从充满集体荣耀感、认同感、利他精神的公地，到各扫门前雪的私人保险，这会不会导致村民关系的疏远淡漠呢？也许根本不需要扯这么远，如果各位读者的父母辈是从农村中长大的，有没有对城市中淡漠的邻里关系叹息过呢？
        
        笔者以为，这种差别根本就不在于道德的沦丧，而在于社会的进化。
        
        首先，公地道德是怎么形成的？义务献血道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自觉不自觉的认为见义勇为者值得赞扬？为什么人们会提倡某一种特定的行为？
        
        上一段其实我已经提出自己的理解——正外部性。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某种行为及其富有意义，但人们又无法通过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成本补偿，那么就会借助道德的力量进行精神补偿，这是一种社会的平衡。公地道德在于，要用公地自然可以商量，但是谁为公地提供土地呢？谁会去做这种有利于整个群体的自损行为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这些人在当地名声一定不错。
        
        可是这种社会制度有个天然的缺陷，既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我们简称为搭便车行为很有可能会盛行。尤其是随着适用该道德的群体成倍扩大之后，对于搭便车行为、不道德行为的制止便会越来越无力，最终导致系统崩溃。远的有东周井田制，近的有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
        
        现代商业社会的崛起，伴随而来的是全球化的脚步，人们开始摆脱熟人社会，成为百万城市洪流中的一员。在这种环境下再适用小农社会的道德行为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张与变化，在漫长传统社会中形成的道德观将遭到残酷的拉扯变形，最后被时代一点一点改变。但由于社会的巨大惯性及新兴事物相应现代制度的短暂缺位，我们生活中很多方面都依然采用着古老的习俗，例如义务献血问题。
        
        义务献血这个问题，双方的纠缠点其实不在一起，阿罗认为，血液问题的核心是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得到充足的血液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我支持血液银行；桑德尔教授认为，血液问题的核心是动机，我们这个社会中珍贵的利他主义精神应该得到发扬光大，所以我支持义务献血。
        
        如此理解，阿罗的节约爱观点倒是显得可以理解了，如果完全废止血液银行，可以想象现代社会对于血液的巨大需求必然导致血液短缺（当然，英国这样高道德感的社会也许不会，理由我已经阐述过了），那么如何填补这一空缺呢？还记得星期天义务劳动日及其最终结局么？我想这才是阿罗先生关于节约爱的核心所在。
        
        回到我自己的观点上，我认为利他主义精神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一个庞大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建立在人人都遵循古老美德的假定之上，则会让我无法接受，因为这完全是一种对人，对人性的不理解。
        
        功利主义及其衍生的现代经济学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对人性的认识，正因为看清了我们是什么样的物种，才会提出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来阐述社会应当如何运转。又或者反过来说，你能想象废除现代保险制度，代之以江浙农村的公地保障制度么？
        
        
        
        ---------------------人寿保险贴现-------------------------
        
        
        
        第四章&生命与死亡的市场&则更好的诠释了人性与制度的问题，本章通过对人寿保险制度及新兴的人寿保险贴现服务（以折扣价从他人手中购买尚未到期的人寿保险，并使投保人指定购买者为受益人）的阐述描述了市场伦理与传统道德在生命问题上的碰撞。
        
        同样的，我的思绪被另一个联想到的故事好好搅拌了一番。
        
        前两年的时候，我在阅读网易新闻时曾读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国内目前有一个行业工资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但却依然乏人问津——入殓师。
        
        你我心里在看到这三个字的瞬间都会有一种直觉上恍然大悟的感觉，可是以理性来盘问一番，这个职业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么？没有。
        
        他们受到了死亡气息的感染么？科学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疾病叫“死亡气息”。
        
        他们死人见多会成为心理变态？那医生不都是疯子？难怪这么多人去砍医生。
        
        同样另一个故事，不记得哪本书上看到过的，有一件毛衣，你初看到时给他定价100元，现在我再告诉你，这件毛衣曾经被一个艾滋病人穿过，但是已经被彻底消过毒了，科学机构可以证明完全没有感染可能，再问你，你还会愿意以100元购买么？还是说你想换一件没被艾滋病人穿过的？
        
        这些问题就是人寿保险及人寿保险贴现面临的最原始问题。
        
        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我认为反对人寿保险及其贴现服务的做法纯粹是我们本能的歧视与偏见，完全不符合人类的理性原则。就如同我们对飞机的恐惧一般，明明统计数据证明飞机也许比汽车更安全，可很多人依然会由于现代传媒的影响更害怕做飞机甚于汽车。这种原始本能也许可以利用，但不值得提倡与尊重。
        
        进一步讨论，如果有两个人赌博，以一个筛子为赌注，单数A赢双数B赢，从道德上来说你会谴责这两个人么？最多你只能说赌博不好吧。可是如果现在两个人赌博，以第三个人的性命为赌注，他65岁前自然死亡A赢之后死亡B赢，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这里可以提出两种反对意见，一种是书中提到的一位十八世纪法国法学家的观点“人的生命不能称为商业交易的对象，而且那种认为死亡应当变成一种商业投机来源的观点也是可耻的”；另一种是，A会不会为了赢得这场赌博采用加速第三者死亡的行动呢？
        
        那位法学家的观点我非常不支持。
        
        首先讨论一个问题，人的生命是由什么构成的？时间。
        
        所以我说我还活着，意思是我还有时间可供支配，如果我说快要死了，意思是指可供我支配的时间不多了。
        
        而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正是基于一种时间的交换。现代市场的商品定价，无非是对这些商品生产者时间的定价，金融学中风险的定价，亦是同理，只不过略显复杂。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类分工协作的社会里，只要我活着，我就必须拿自己的时间——活着说生命去进行商业交易，否则我就得像山顶洞人一样，孤身一人去和大自然交易了。
        
        基于这种逻辑，生命不能作为商业交易的对象完全站不住脚，如果他的意思是我不能一次性将我往后的时间打包出售，请参考日本的终生员工制度；如果他的意思是我不能将我往后可能拥有的时间拿去冒险，请参考各种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军人、消防队员、矿工、医生护士等等。
        
        所以认为将死亡变成商业投机是可耻的观点，我不赞同。
        
        第二种观点又如何呢？
        
        桑德尔教授在书中提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观点：“如果保险业拥有为其在延长生命（通过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法律或禁烟政策）方面的利益进行游说的权利，那么保单贴现行业就不应当拥有为其在加速死亡（通过减少艾滋病或癌症进行研究的联邦赞助）方面的利益进行游说的权利么？”
        
        对于这个观点，我毫无反抗的余地。
        
        顺着这个观点往下进一步思考，我联想到了另外两个存废之争的讨论。
        
        赌场和妓院。
        
        为什么我们要支持或者反对赌场及妓院的开设？
        
        先说说支持方的观点：如果我愿意将我的财产或者肉体投放到市场上去，有什么问题么？如果赌场是应该禁止的，那么金融市场，其中典型的期货期权股票外汇，哪一项不和赌博沾亲带故？如果妓院是应该禁止的，那么公司雇佣帅哥美女做前台服务生秘书甚至形象代言人，电影游戏等娱乐产品打着擦边球卖肉又为什么不禁止呢？
        
        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如果我拥有我自己，那么我必然拥有自己的肉体和财产，顺着这个逻辑向下走，我拿自己的肉体财产去做我认为恰当的交换，实现的效用最大化，又符合功利主义的思想。
        
        等等，也许不符合功利主义？
        
        输得一贫如洗的赌徒会乖乖回家睡觉么？经营妓院生意的商人们会乖乖坐等女孩子们上门出售肉体么？
        
        历史的实践证明了，不会。输红眼的赌徒会成为社会混乱的动力，而色情产业的商人们则会变着法子让不想下水的人也得下水。
        
        更糟糕的是，如果人们不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怎么办？
        
        像之前阐述过的，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事实上这句话太温柔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既欲望压倒理性的人”，按照这个定义，这个世界上自由人恐怕不多，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小女孩为了一点点买衣服买手机的零花钱跑出去陪睡，那么多赌客从小赌怡情变成倾家荡产。
        
        既使退一步说，以康德理性主义的观念去思考，性快感或者说赌博的快感是人类值得追求的东西么？答案显然是否，尽管在我看来理性主义带有轻微反商业的色彩，但这丝毫无损其思想光辉。
        
        综上所述，这个时候，介乎于市场之外的有形之手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了。以我们国家为例，最典型的一条莫过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功利主义和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区分偏好的不同，此言不假，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会不断以有形之手（或者自己的力量）干涉市场，各种政府强制性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社会增添了少许理性的色彩。
        
        
        
        ----------------腐蚀------------------
        
        
        
        不过桑德尔教授在第二章乃至全书中重点论述的是排队逻辑中的第三种观点：腐败效用及其对意义的侵蚀。
        
        必须要承认，刚刚阅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感觉一股台风刮过大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殿堂，满地狼藉，因为桑德尔教授的核心观点——“经济学家们往往假定，市场并不会触及或腐蚀它们所调节的那些物品，但这并非事实真相”——在我看来是对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诺贝尔奖的买卖了，一旦我们可以买到诺贝尔奖，那么该奖项本身的意义还存在么？
        
        自然是不存在的了，大家都明白此奖项的目的是表彰在一个领域拥有杰出贡献的人，用金钱去买一份诺贝尔奖和作弊无异（如果买得到的话）。
        
        这个观点最有力的地方在于其理性主义的光辉。
        
        康德老先生的观点此刻在我脑海里掷地有声的回荡着：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为自己设立目标的能力；人之所以自由，是因为我们有按照自己设立目标行动的能力。
        
        就算功利主义和经济学如何证明按照市场逻辑行动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更好的后果，但在这句话面前都显得如此没有底气。以义务兵制和雇佣兵制为例，前者更像是公民义务的实践，是人们为了自己认同的目标而服务的表现形式。后者？也许服完役之后我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吧。
        
        但，理性和欲望是不可调和的么？
        
        不好说，欲望是先天进化出来的理性，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化，后天理性愈发的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更从逻辑上说明了自己的地位。
        
        写到此刻，我突然有一种撕书的冲动，归根结底，为什么意义不能被腐蚀，为什么理性一定高于感性，为什么人要有别于动物，为什么要认识到人性的不足，为什么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应当匹配，是否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呢？
        
        人为何而活着？
        
        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可以认同，只有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问为什么。换句话说，唯有生生不息才能繁荣昌盛。
        
        这么说起来，实际上先天欲望也好，后天理性也罢，是否这一刻都能够统一到这一个目标上来呢？那么，康德的理性主义是对的，因为人类中的少数精英分子，站在社会的最顶端，掌握着相对集中的财富，自然对于金钱及低阶欲望不敏感，对于他们而言，思索存在的意义，自我实现与证明，才体现生命的价值。
        
        就像是古希腊城邦的哲人们一样，对于他们而言，参加比赛自然是为了荣耀，为了自我设立的目标（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把妹的男生都要聊人生聊理想了吧）。
        
        可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尤其工业文明出现以前，他们缺衣少食，没有体验过那么多声色犬马，受困于繁复的体力劳动也不一定有时间进行抽象的思考。这样的人们也许一生都按照着自己的先天欲望行动着，他们体内的先天理性像摇曳的煤油灯一样为他们展示着前行的方向。他们参加比赛，也许有人是为了荣耀，但也许奖金才是更吸引他们的部分。
        
        理性主义是精英们的阳关道，功利主义是平民们的独木桥，两者不断互相交互影响着。
        
        欧洲的发迹史证明了，在一个平民人数占主宰的社会里，脱胎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经济学配合隐藏幕后理性主义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创造力，可由于大众文化的不可抗拒性，功利主义哲学下的市场逻辑对于理性主义的侵蚀日复一日加深。终于，身处精英阶层代表之一的桑德尔教授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有了市场对于物品意义侵蚀的强有力观点。
        
        从繁衍目的论的角度看，市场逻辑侵蚀理性主义意义无可厚非，我之前已经阐述过了，时代的进步必然会推动道德的变化，迫于生存或竞争压力，对结果的重视必然会压倒对于动机的追求。
        
        可是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理性与智慧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把我们的基因扩散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去的一种工具么？像是进化心理学中描述的一样，人类智慧最初的产生和孔雀的羽毛一样，毫无意义，只是炫富行为的一种，为了向配偶证明自己有多余的资源可供浪费？
        
        面对桑德尔教授对于意义的质问，此刻我的人生阅历与学识显得如此单薄，经济学的长期侵泡可以勉强支撑我赞同市场的逻辑，却无法压住我内心止不住的一种恐慌，如此说来，我们的人生就是市场逻辑下不断的刺激——满足循环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人类对于意义的追求乃是出自于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必须说服自己我们能够与某种永恒的事物相互关联上才能稍稍安抚这种不安。可即便如此，还是不能说服我去考虑另一种看法，人生不应当毫无意义，人类的尊严应当在与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为自己设立目标，无论这种目标是否服务于繁衍。
        
        书至此处，已不知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