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初创时，由于与作战不断有兵员损耗，且扩大苏区需要更多红，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兵员补充和招募的问题。据讲，1929年红军补充兵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但都以自愿参加为基础：“红军补充问题：一、招募新兵。二、改编俘虏。三、由农会工会送来。上面三者均填志愿表，说明红军苦乐及纪律，绝对禁止用欺骗方法，说什么红军每月关饷二十元。自愿者则听其入伍，不愿者听其自去，红军士兵愿请假者亦斟酌情形准其退伍。总之对士兵入伍退伍采取志愿主义，不用胁迫的办法。”[详细]在苏区中央局给地方工作人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说明要坚持自愿原则：“在实行征调的地方，更须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使团内外群众不致有‘现在即实行征兵’的误解，尤其要不致有‘抽丁’的不正确认识，而更激发团员的热忱，自动起来纷纷要求。经过相当鼓动和解释后，除自动报名要求的以外，不足的数目，在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男团员中征调。征调的团员，应在家庭状况和体格（如没有大病，不太矮小）上是比较适当的。应从积极的鼓励和教育中，使被征调的团员，成为自愿和自觉的。对拒绝征调的团员，应发动支部同志同他斗争，适当的给以纪律制裁。”（《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日中央局通过）当时红军的新兵主要是从苏区农民中招募，招募过程中采取的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党员和团员是主要的宣传员：“每个团员须加紧在劳苦青年群众中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群众怕当红军’的说法，是对于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的机会主义估计，是一种消极怠工的掩盖，必须坚决反对。必须将政治状况，特别是红军的胜利，联系到当地的实际问题，向群众作不疲倦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报了名或被征调的团员，要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号召，吸引一批群众一起到前方去。……团应加紧对各种青年群众组织的领导，经过群众组织的路线去动员广大群众。应即举行青工小组，青工部，反帝青年部等群众组织的会议。团派代表去出席这些会议，作鼓动的报告，并经过团的和团员的作用，发动这些群众组织中扩大红军的运动。”宣传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加强支部的墙报工作……应以扩大红军问题为墙报的中心内容，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图画，用动人而美观的式样，建立其在群众中的信仰，要使墙报成为扩大红军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2、“应动员青年妇女，首先是女团员，加紧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鼓动她们的父伯兄弟和丈夫到红军中去，消灭妇女阻止其丈夫儿子当红军的不良现象。同时，应领导儿童团进行此种宣传鼓动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日）3、注重举行欢迎与欢送红军的仪式：“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可以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可以增加红军官兵的勇气。……欢迎并欢送红军预备军（独立团），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赠给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亦须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红军从前线告长假回家，要举行欢迎慰问，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通告：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32～533页。）兴国县的谢名仁在传授“扩红”的经验时说：“沿途准备了茶水，儿童妇女唱革命歌，在这两天造成了全县工农群众欢送红军的热烈……兴奋新战士坚决到前方去的勇气！”（《兴国扩大红军的模范》，《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707页）这些宣传方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有效的，有人回忆说：“那时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唱山歌，宣传动员当红军，当地青年决心很大，要去当红军打倒反动派、保卫苏维埃。32年、33年我们这里整排整连去，一个村派出一个排，一个乡派出一个连，搞少共国际师。33年搞归队运动，回来的又去。”（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1978年版，第262页。）苏维埃政权采取各种措施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吸引青壮年当兵当然，仅仅靠宣传并不能真正吸引大量的青壮年去为新政权上战场卖命，真正能让他们积极主动去保卫红色政权的，还是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分田”以及各种优待措施。当时中央苏区为了引导人们参加红军，在三个方面给了苏区参军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首先是分田分财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动产及不动产，无偿分配给劳苦大众；红军及其家属均应分得土地，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耕种。”（《第一、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618页）分田过程中，为了增强农民对红军的信任，中共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措施，比如据傅柏翠回忆：“当共产党军队到达时，在乡村内部共产党分子出面参加并鼓动之下，开农民大会，宣布其宗旨及主张，叫人民起来打倒土劣并划分田地。其分田的技术工作系授权土地委员会办理，等到组织起来的时候，红军便开到第二个地方去。红军一去，当地业主就大批地回来。看见自己的田地乃至谷子都给人家分了，自然会设筹应付的办法。这时候，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工作的农民，特别是那些领导人物，便马上请求共产党军队回来援助。他们此时才被告知暴动及继续分田的方法，以便把业主打倒，并组织武装的赤卫队。然后共产党便派人前来组织乡苏维埃，并从而调整耕地，打倒富农。这时候已经是进一步的深入了。”（章振乾《闽西农村调查日记》，《福建文史资料》第35辑，第99页）第二，给予红军及其家属特别的优待。1931年11月苏区政府实行《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条例规定：“红军及其家属跟其他的贫苦农民一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他们的土地耕种应获得政府的帮助；服役期间的红军及家属免缴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捐税，所居政府房屋免纳租金，享受政府商店5%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用费，相互通信免收邮资；红军战士外出交通费用由政府报销；受伤红军应得到细心照料，费用由政府负担；致残红军与退职红军应由政府供养；牺牲的红军应得到部队与政府的褒扬，其幼小的子女弟妹由政府教育抚养，其父母妻子由政府给予相当的津贴；保护红军婚姻……”（《红色中华》第5期第5版，日）后来又连续颁布《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与《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进一步强化优红工作。第三，采取各种方式拥军。在慰劳伤病战士时，“由政府确定日期告知群众限头天将慰劳的物品送乡苏集中，由政府号召会说话会唱会打锣鼓会弄音乐会打拳术的人把头天集中的东西，一担一担捡好，沿途吹吹打打将该乡政府的旗帜高举飘扬，整整齐齐前去慰劳伤病战士，并且还能做其他乡区的模范。”（《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一）》，第330页）以上三个措施对翻身的苏区农民极具吸引力，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得到的田产，另一方面为了从苏区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策实惠，他们开始踊跃参军参战。当时一位老红军日后回忆道：“我是自动去当红军的，没有哪个动员我。为什么我会自动去呢？过去我二十多岁就做长工，家里没有田，没有谷。红军来了我分到了田，分到了谷，还找老婆。得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好处，所以我会自动去。去当红军，家里的田有代耕队代耕，又有其他优待，也就没有什么家庭顾虑。”（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编：《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1978年版，第236页。）苏区老干部廖盛章回忆黄陂区的扩红情形说：“那时提出‘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各种革命组织都召开会议宣传动员，也开了群众大会，群众互相鼓励。大家都做思想工作，父母动员儿子、老婆宣传老公，弟弟动员哥哥，好多青年主动去。有的人在田里做稳工夫（即：做着田活，引者注）就走了。……从二八年到三四年冬先先后后，我们黄陂地区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差不多都去当红军了，地富子弟也可以去，家里只剩下妇女小孩自力更生。”（《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转引自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诚如毛泽东所说：“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施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地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证红军踊跃地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1934年1月）强制措施是后盾：以扩红法令为基础，把所有人武装起来为了扩大红军，苏区不仅仅只有吸引农民当兵的优待措施，从1931年12月开始便有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将苏区的男女青壮年都武装起来，成立赤卫队，作为扩红的基本兵员。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在新开辟的苏区“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P159）日苏区政府发布《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明确要求：“（一）目前虽是自愿兵役，但应立即开始宣传义务军役以准备将来的转变，并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一切剥削者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二）赤卫军少先队……属于积蓄兵力场所。（三）以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工农劳动群众男女都应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者可不加入），在目前是用宣传方法使有选举权的自愿加入，但在这一工作中要能使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以建立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基础。（四）赤卫军编制以一县成立一军。（六）赤卫军每区成立模范营，每县成立一模范团，以统一指挥……随时集中配合红军行动。（十二）扩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去当红军，特别是赤卫军和少先队更为动员取材的主要场所，因此在经常训练赤卫军时应可在政治上注意鼓动群众当红军，以及鼓动最积极的队员去当红军（但妇女不充当正式红军，担看护等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这就使参加红军成了苏区青壮年男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保证在红军需要的时候迅速为其输送合格的兵源。对不愿参军者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干扰或刺激对于不积极参军的翻身农民，或者在军队不积极表现“开小差”者，苏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刺激他，使其在民众中颜面扫地，甚至在家里也无法立足。比如对待军队中的开小差者，“在群众中发动反开小差运动，使群众认为‘开小差是对革命怠工’‘开小差是帮助敌人’，引起群众对于开小差的愤怒和鄙视，以至受到群众的处罚（如公布名字，拒绝参加一切体组织等等）使开小差的不能在家‘优游自得’不以为耻。”（《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或者“应发动团员和青年群众，宣传他归队，与他讨论和解决一切困难问题。他若不愿归队，应发动儿童妇女群众耻笑他，促进他的觉悟和勇气，使他归队。”（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决定》）而对于不愿参军的青年人，则动员其妻子劝说，甚至以离婚相要挟，比如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瑞金也有这样的例子，“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P172）毛泽东在1934年对苏区征兵的措施曾有过非常恰当的概括：“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 （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正是这种种措施，才保证了中央苏区初期红军队伍的飞速扩大，兵员也相对充足。1933年后苏区兵员枯竭，强制性手段随之出现从1933年开始，随着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红军兵力损耗严重，仅靠上述“自愿”参军远远不能满足红军与国军作战的要求。同时由于对红军优待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翻身农民参军的热情不断下降。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红军逐渐开始强迫老百姓当兵。红军反“围剿”严重损耗兵力，征兵过多导致苏区兵源枯竭据初步统计：第一次反“围剿”红军至少损失10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约损失10000人，第三次反“围剿”损失约9800人，第四次反“围剿”损失约12000人，第五次反“围剿”损失至少30000人。（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巨大的兵力损耗迫使苏区不断征兵。当时红军在苏区到底招收了多少士兵呢？据王连花考察，从1931年12月开始到1934年底，苏区“扩红”的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图片来源：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以看到，从1932年春开始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掀起过三次大规模的“扩红”浪潮，共“扩红”27万人。而当时苏区总人口仅25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都聚集到了红军中。正如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张鼎丞说：“拿上杭才溪乡来说吧，共有2000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只剩下壮丁7人，还要进行突击扩军，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63页）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长汀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长汀红旗》第3辑，第154页）而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由于过度动员和苏区环境的恶化，当时一些女子甚至宁愿嫁给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也不愿嫁给壮丁男子，理由是如嫁壮年，要当红军，夫妻不能团聚。（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苏区财力物力枯竭，红军优待政策很难执行从1932年开始，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苏区的财力物力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已经制定好的红军优待政策根本无法保证实施。首先，由于青壮年基本都被征发参军，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红军家属的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汀州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还有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05期）据邓颖超记录，她在参加扩红会议想发动党员当红军时，出现了以下场景：“征求党员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个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P329）可见无论宣传鼓动的再好，若不见实际的好处，没有人有上前线的愿望。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红军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黄沙区的严重现象》，《红色中华》第143期，日）苏区群众不愿当兵，开始大规模逃跑甚至自残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年）》第107页）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日）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5/0247）而不愿出逃的人则装病甚至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参见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兵源严重不足，红军开始强制老百姓当兵兵员枯竭加上群众不断逃跑，扩大红军越来越艰难，甚至“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苏区中央局）《斗争》第41期，日）。从1932年开始，扩红的任务基本很难达到要求，而苏区政府并不认为这是征兵过多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扩红干部的“机会主义消极”，比如1933年12月突击扩红月仅完成了要求的40%，比前几个月的情况好一些，苏区中央下发文件称这是因为“在动员问题周围开展了具体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残酷的队级斗争中从苏维埃机关内与党内，洗刷了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与阶级异己分子”，同时明确认为“突击月计划不能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的斗争，没有普遍的深入。”[详细]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国军“围剿”使苏区不断被压缩，而中央则仍旧要求大力扩充主力红军。因此，采用斗争手段扩红开始大规模上演，各地突击扩红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比如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富春《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日）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瑞金云集区有个乡苏封了不当红军的十人家）”。（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日）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这就造成了“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同志谈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红色中华》第234期，日）在宁化，“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红色中华》第238期，日）同时，为了不影响群众参军的士气，苏区政府开始对信件、舆论进行控制审查。“苏维埃有权检查和取消防（妨）害扩大红军的信件”，“督促红军家属写鼓励红军的信”，鼓舞其斗志，禁止有打击士兵信心，动摇士兵意志的内容出现。士兵也不能利用信件散布军队的负面消息，如军队的艰苦生活，战事的失利情况等。（《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P571）强制扩红甚至酿成了暴动，比如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尽管如此，日中共中央又下发通知，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同时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说：“扩大红军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十天的突击又再一次的证实了。敌人进攻更加紧张，反革命活动也更加厉害，在这次突击中，他们……不仅隐藏在机关中进行破坏，他们还埋伏在赤少队组织中窃占领导的地位，阻挠整批的动员，组织整批的开小差。他们的更新的方式就是极力破坏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提高阶级警觉性来对付各种各式的，埋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日）这样的通知根本没有给苏区群众和基层扩红干部留下任何余地，除了继续强制扩红，没有其他路可走。过度征兵导致兵员素质下降，最终也使苏区丧失扩红指标的高压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向红军输送了大量滥竽充数的士兵，许多地方不关心士兵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如长胜黄石区在230个新士兵中，有64个是老弱病残；会昌县送到补充团的300人当中，有84人被淘汰；福建省在已集中的1000多名新战士中，只有670人合格；特别是兆征县，40个人当中只留下了7人。（《红色中华》第233期第1版，日）开小差的士兵也越来越多，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王稼蔷《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第37期，日。）“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日）“西江庄埠五一报名一O四名，逃到白区去三十余名。”（《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苏区中央局《斗争》第60期，日）即便聚集到部队的士兵，也因为素质差，缺乏训练，常畏缩不前。这种状况可以从蒋介石1934年对部下的发言中看出来：“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8页）最终，由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由于作战人员素质不断变差，由于苏区政府的强制征兵导致其丧失了老百姓的支持，再加上国军的大力围剿，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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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张国焘,作者:流星
所以就没戏了嘛。要是玩党国那一套，无论是拼经验还是拼资历，那二十八个半新人怎么玩得过自己的大师兄，共产国际中央执委蒋介石？本文内容于
10:54:40 被肖苏纯3编辑
12楼人民领袖怎么可能需要抓壮丁？让奴隶和军人混为一谈，军人的士气还不败光了？别看蒋军人多，除了一小撮军官们各自的亲兵，其余的普通士兵都是人民领袖军队的后备队。既不需要使劲打，也不用担心兵源不够。就如党国议员说的那样，勘乱之人几为零。
人民领袖的兵源是TG俘虏和起义的KMT官兵，苏区壮丁也是大部分。到了第5次反围剿，TG兵力越打越少，俘虏也越抓越少，只好拼命从苏区征调壮丁了.......
1960年2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1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1夜。第2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1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1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第3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60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1头骡子代步。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们家的祖居地,那里有我们吴家的祖宗祠堂。在我们到达南坑以后,村里姓吴的乡亲联合起来请我吃了1顿饭。我看到,乡亲们都很穷,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20块钱和1枝钢笔都送给了他们。从南坑到我家还有30里路,要翻3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们行路更加艰难。走不多远,我的全身就湿透了,还一连摔了几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双岭下,我遇到表哥曾远洪,他带着1把雨伞来接我。离别30年,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他背驼了。因为山路狭窄,2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伞给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时,雨越下越大,打着雨伞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到了大安村外的河边,我看到了离别30年的家乡。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桥不见了。对那座木桥,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里的人都来到那座桥下乘凉。没有了桥,大家现在只好涉水过河,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林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了,甚至连房基地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3家邻居还有2家在,但每家都只剩下了1间半面墙的土屋,那屋顶全是用稻草盖着。我的家没有了,我们一行只好在邻居许元茂房子里歇歇。许元茂的妻子和母亲都还在,但他的家里却空荡荡的,只有1条木凳和1张木桌,其它什么都没有。由此我还联想到,当天我们走了30里路,沿途没看见1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子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11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另外1个邻居李文福也来看我。李文福的父亲70岁了,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了。许元茂、李文福告诉我,国民党军第4、第5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岗。这时,村里的1个老前辈特意从邻村赶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些国民党军第4、第5次"围剿"的情况,还对我说起父亲被抓起来后,全村邻居凑了20个银元将其保出来的情况。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这几十年在外,不仅无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也没有报答过乡邻的帮助,不由得双眼模糊起来。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走了1天没吃饭怎么办?许元茂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供不起我们一行人的饭菜。好在吴臣贤他们对此早有准备,已经从南坑带来了大米、猪肉和一些萝卜,我们的这1顿晚饭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请村里的几个老人、许元茂1家及县里陪同前来的人一起吃了顿饭。饭后,我向吴臣贤借了10块钱送给许元茂的母亲,表示我的感谢。对其他邻居,我就只好说抱歉了。刚刚吃完饭,就碰到1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这也是巧合。1931年初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许元怀也回家探亲,就住在邻村妹妹家,听说我回来了,他立刻跑来看我,尽管我们30年没见面了,但一见面就相互把对方认了出来。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后来又一同参军编入赣东游击队。只是在赣东游击队编入红军赣东独立团时,我由于身材较矮被独立团拒绝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从此便同他分别,以后就一直没有音讯,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让我们悲喜交集,感概万千。许元怀告诉我,他也参加了长征,在到达贵阳附近当了排长,后因生病掉队落伍,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生计,他先到1个地主家当了3年长工,以后到贵阳学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3个孩子。这次,他带着10岁的大孩子来探家,正好遇见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与许元怀见过以后,我决定到后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贤、许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们去的时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几岁的表侄用随身带的镰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坟上的草割了,然后我在每1个坟前鞠了3躬,就算我给亲人们尽的1次孝,请亲人们原谅我吧!回到村里,已是该休息的时候,可住处却成了问题。区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铁炉下村,找了大队的1个仓库。这样,我们一行又走了2里路,过了1条河,到了铁园大队的这个新修仓库里,里面还比较干净。没有床,他们又去找了很多稻草来铺在地下,我们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这时,君埠墟镇的党委书记知道了,冒着大雨,带着一些人给我们拿来了7、8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们在野地里架起了1口大锅,又给我们做了1顿饭。当晚,我向"老表'们询问了家乡的生活情况。那位党委书记说,"大跃进"时由于政令不统一,搞得很乱,导致人民群众不听指挥,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很困难。尤其是农民群众,不仅手里没有钱、衣、被,不少老乡家里连吃饭都很困难。因为集体生产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干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种自己的自留地。我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不好表态,只好向"老表"们说,要听从区委的领导,努力搞好集体生产。可"老表"们却一定要我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区、公社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说区、社领导的生产指令1年变几次,老乡们无所适从。翌日上午,我离开家乡回良村。走了30里路。途经中州墟时,看到这个从前很大的镇子,现在剩下不到10户人家,感触很多。在中州墟,公社党委留我住了1晚,并热情招待了我们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来了,纷纷来看我,向我反映意见,我要良村区党委的同志也一起听一听。但是,对他们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无法表态,只有含糊其词。第3天,回到了良村,区政府专门杀了猪来招待我们。我对良村区、公社的热情照顾和接待表示了感谢,并答应他们要尽力支援家乡建设回到北京后,我向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写了1个报告,经他批准送给良村区政府1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车。当时解放军有支援地方克服困难的任务,良村又是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仅第3次反"围剿"时,红军就在这里打了2个大胜仗,应该说,良村的乡亲们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我认为支援1台退役的汽车是理所应当。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1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去做、无力去做。眼见乡亲们生活得那样艰苦,我却无力为他们做些什么,至今想起来,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惭愧。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军的1辆吉普车把我接到兴国县。在兴国,我把家乡的一些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就离开兴国,经秦和、吉安、漳树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剩飞机返回了北京。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岁月艰难＞＞第1章第4节）
那你就不知道了,那年月,山里的农民日子比平原好的多.我爷爷说,山里就怕土匪,税收基本没有,除了主粮,副食比平原丰富.我外公家是平原的,家里人多没地,但胆子大,红军来的时候,村里人逃完了,他反而参加了红军,还带着弟弟一起走了.正经人家谁参军啊?参加的红四方面军.先是跑到四川呆了几年,后来主力红军会师.弟弟小分到中央红军去延安了.哥哥去了甘肃.从此再没见面,直到解放初四野南下武汉兄弟俩才直到都活着.信仰也是在部队竖立的,我们这里参加红军的1000多人,解放后回来不足20个.许多是平型关战役之后失踪.大部分是36年底,37年初的新兵,是15军团支持东北军时招收的,整编后就是344旅,平型关就是他们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其实共军有高达，不用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