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认识的第一位诗人雨田访谈
诗歌是一面旗帜
——诗人雨田访谈
杨荣宏：为什么会写诗？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第一首你认为是诗的作品什么时候写成？还记得吗？
雨田：小时候住在乡村，那里的山川风物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河流、小溪、荒山、麻雀、乌鸦、麦田，还有饥饿的狗等等，这些环境因素可能对我已经有了悲剧性的生命的暗示，但我当时并未感觉到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川风物会影响我后来的写作。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也没有人非要让我背不可。自己就特别爱背《三字经》、唐诗宋词。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在石马坝街上，我经常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疯女人，长得还算漂亮，看见男人就发痴。之后听街上的大人们说她是看了《红楼梦》想男人想疯的。我这个人天生就有点叛逆，就是不相信《红楼梦》能把美丽漂亮的女人看疯，很想找本《红楼梦》看，可就是找不到。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许多文学作品都成为禁书和毒草。一天中午，我路过学校图书室，见门被人砸开，我朝里边一看连个鬼影都没有，只有乱七八糟的图书堆在地上，我朝四周看了看，见没有什么人就爬了进去，在书堆里随便拿了几本书装进书包又爬出来。下午放学回到家，我从书包里取出偷来的书，是《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说真的，当初看《红楼梦》对那些男人、女人之间的鸟事，我是搞不清楚的，但我特别喜欢《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有些难懂难记的，我就把它抄写在已经用过的小字本背面，没事就翻出来读一读、背一背，不懂的词句记在心里，去问别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姐的一个朋友经常到我家找我姐学针线活，此人是从重庆迁移到我们村上来的，是绵阳中学初69级学生，也喜欢读一些文学书籍。有时候她来我家，我姐在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她就跟我吹上了当时的流行小说《红岩》、《青春之歌》、《红日》、《苦菜花》、《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欧阳海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游击队》和高尔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间》、《母亲》等及前苏联一些文学名著。再后来，我们交谈的方式改成用笔交流了。由于当时没有钱买纸，我们交流的内容全部写在裹面条用过的废纸上。最初就写读书心得交流，后来就把要想表达话语分行排列，慢慢地觉得这样的意思，表达也准确，更主要的是训练了语言的提炼。从此，我就断断续续地写出了些残缺的诗句。如果从我认真写第一首完整的诗歌算起的话，是1969年。这首诗歌的主题是写我童年与一条溪流，因为当时不是写在本子上，而是写在裹面条的废纸上，后来我去军队服兵役，那些文字就丢失了。
杨荣宏：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现在还记得吗？
雨田：我的诗歌第一次变成印刷文体是1971年底或1972年初，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发表的报纸我不会忘记的，是《四川日报》的文艺版，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诗，只是几行歌颂领袖毛泽东的顺口溜。我自己觉得真正的诗歌是一首叫《同行》的诗，此作品写于1972年12月，已收进我1993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秋天里的独白》。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同行》是我迈向文坛的第一步。写此诗的原由是日夜晚，我已穿上军装，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家赴东北服兵役，就是我前面谈到的那位我姐姐的朋友让她弟弟送来了一张纸条说找我有事，我应约出门，我们俩在静静的黑夜行走在麦田的小路上，几乎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那样默默地漫步着。刚要分手时，她说送一样东西，不让我当着她的面打开看。我回到家在煤油灯下打开外面包裹的废报纸，见是日记本和一支黑色的钢笔。这一夜，我在草屋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好起来点亮煤油灯写下那首《同行》的初稿。
杨荣宏：你的诗歌创作原始动力是什么？出名的欲望、取悦你的所爱，还是自我倾诉？或者其他因素？
雨田：现在诗歌在很多人的手里面成为发泄私欲的工具，也有一些人把它当成升官发财和诱色的敲门砖，这是非常可笑的。我实话跟你说，我的诗歌创作原动力是源于我苦难的生活。小时候我家里很穷，父亲在当地公社当会计，一个月工资只有十多元钱，没法养活我七、八个兄弟姐妹。记得我几岁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在大街上捡吃别人甩掉的甘蔗皮，偷吃过隔壁粮站喂猪的米糠，掏吃过人家地里的红苕、萝卜等，读小学时学校不上课，整天闹革命，我的班主任姜代荣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因受不了“人在毁灭着人”的残酷打击，后来跳进涪江河自杀。接着，我们学校另外两女教师跳入涪江河自杀。上中学时，正在劳动改造的我朗诵裴多芬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诗句被同学告密，遭到大字报批评，被迫离开学校。其实我80年代写的长诗《麦地》就是童年的经历和中国当时的见证，现在一想到我的经历和小时候亲眼看见的一些事物就要流泪。所以后来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把诗歌写得那么悲伤，这真是装不出来的。因为现实生活给我的痛苦太多太多，而我个人感受最深刻的是阴暗面多于光明面。关于出名的欲望应该是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会有的，我在1981年前这方面的欲望是非常强的，总想写出一鸣惊人的东西，可就是写不出来，经常从天黑写到天亮，投出去95%以上都是退稿。1981年秋天，我在县城里结识了来绵阳采访水灾的诗人孙静轩。1983年夏天，我在成都四川省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会上结识了当年的青年诗人骆耕野、周伦佑、廖亦武等，也就是1983年底，我调整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思路，朝着意义上的诗歌道路奔去。其实，我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都可以称之为一种诗性的体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诗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诗性体验，这个诗人的创造会有多大呢？或者一个民族它没有想象力，没有诗意的精神，这个民族能有多大呢？因此，我想，没有想象力，没有诗意精神的民族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民族。对当下的时代而言，无论是对诗人个体来说还是对整个汉语诗歌界来说，现代汉语诗歌始终是我们精神最极端的部分。我有这样一个理解不知对不对，我们通常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文体，它不仅是书写格式的体制决定了它的性质，每一种文体都代表着它的精神需求，诗歌的精神需求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一种人文关怀的体验，一种人性的体验，或者是一种机制，一种终极的体验，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我们肯定在追求一种超越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是来自于一个有着独立品质的人的生命、一个民族精神中的超越性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诗歌是一面旗帜，它不仅是人们精神的旗帜，诗歌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中的一面旗帜。
有时候我在想，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离开诗歌的，这是我个人的最肤浅的一种看法。我们认为的诗歌，怎么样穿越我们今天的时代，因为今天的时代我们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诗歌已经离我们这个时代非常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诗歌它一般都会在极致的状态下，比如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大变，历史性的大事件，或者是一些大灾难，这样一些情景下，诗意的东西往往会被创造出来。还有我们在极度物质、精神贫困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诗歌创作的繁荣。比如我们的80年代，那时候我们的诗歌不管水平怎么样，但我认为它总是自由和繁荣的。
杨荣宏：净地诗社创办前前后后，以及诗社的成员故事。
雨田：80年代好象中国都在搞诗社、文学社，编印诗刊诗报。远的不用说，就说绵阳境内就有三台的《星星草》诗报，我最早读到冯小涓作品就是她刊登在油印诗报《星星草》上的诗歌《爱的五味瓶》，北川银河文学编印的《银河》、北川邓冰编的油印诗刊《光》，江油的《第五代诗人》，绵阳还油印有《云雀》、《第三诗界》、《潜流》等诗歌资料。净地诗社全称净地青年诗社，创立是1985年10月。当时主要成员有兰芳、小七（陈竖琴）、雪欣（赵克强）、程永宏、梅跃、薛尤仲、毛晓红、黄莲（何翼宇）、朱林、文强、萧艾、何均、邹海潮、丹金荣、范自强、王洪云、衡继煌、冯莉、周赪、言子（向燕）、贺金凌、张怀理、贾全明等，谢冕、孙静轩、白航、木斧、王尔碑、朱先树、杨牧、徐敬亚、岛子、韩作荣、叶延滨等二十一位著名诗人、诗论家担任净地的顾问，我们聘请当时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会长骆耕野为净地名誉社长。诗人流沙河日为净地题写了“中外结合，古今结合，诗人两结合”的词。《净地》诗报是1986年夏天出的创刊号，主要有净地成员小七的《雕》、兰芳的《坍塌的牌坊》（外一首）、毛晓红的《青春不悔》、雪欣的《冬天，在生命的纬度上》、程永宏的《时代》、邹海潮的《十九岁的历程碑》、萧艾的组诗《淡淡的相思》、周赪的《花园》、衡继煌的《种子》、冯莉的《遗憾的爱》（外一首）、黄莲的《相望》、郁小萍的《美，是这样呼唤来的》、贾全明的《清明节》、文强的《岁月》和《我的海与陆地的回响》等，外地有骆耕野的《橡胶林》、欧阳江河的《天命》，杨然的《彩虹诗人》、刘敏的《风卷过以后》，向小竹的《鸡毛》、廖希的《等待》、余畅的《灿烂的开放》、大成的《情人》、况明先的《月夜》、路漫的《古老的故事》、黎正光的长诗选章《晒经台》等诗人的作品。第一期《净地》诗报出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收到全国各地上千封读者来信，评说我们的诗报。1987年1月有影响的《星星》诗刊在全国社团专号头条选载了骆耕野的《橡胶林》。也正是第一期《净地》给我带来不少的烦恼，记得是《净地》诗报出来第二天上午刚上班，我的领导文化馆竹馆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批评我说，给他惹大祸了，让我要有所思想准备。接着文教局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些顾问他们一个都不认识。我把21个顾问一一作了介绍，那位领导把桌子一拍，说我是在撒谎，还说别人会认识你们这群人，给你们当顾问。这可能吗？等我把北京大学谢冕、《深圳青年报》徐敬亚等诗人诗评家愿意当净地青年诗社顾问和流沙河、舒婷不同意作顾问的信拿给那位领导看了，她把椅子一摔，吼了声“滚出去。”我在后来日子里，再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公安局警察的调查，多次被文化馆、文教局领导叫去训话，大会小会接受批评，我后来向有关部门保证过，不再办《净地》诗报。其实绵阳是一座非常封闭的城市，就拿我们86年创办《净地》诗报这件事来说，如果不是我当时灵机一动，在一天中午和雪欣背起书包，装上笔墨纸守候在时任市委书记赵文定家门口，肯求他题写了《净地》刊名，我相信自己会被弄进局子里呆一段时间的。再后来，净地青年诗社编了兰芳诗歌小辑、雪欣诗歌小辑、邹海潮诗歌小辑和我的诗歌小辑，都是雪欣刻的蜡版，我负责油印，在小范围的净地成员中交流，怕动作大了再出“问题”。现在想起来，我觉得1986年我们编的《净地》诗报（铅印）编后语有意思，是由本人执笔写的，我这样说：“编完诗稿，我们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慰籍和自豪，它的生命的力量显示了绵阳诗坛的明天，因此我们虽贫而不伤，虽苦而不悔。//是的。当今中国的诗歌，深化了一个民族的意识，我们只有通过诗，才能展示民族的现实和人类的心灵世界。我们只有以‘扎根民族的传统文化，力争在自己生活的地域闯出一条路，进入普通人们的心灵，引起共鸣，最终完善自己也完善他人’为根本宗旨，以历史的史命感去思考，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我们当时创办净地青年诗社时，真的觉得非常充实。
杨荣宏：迄今为止你的代表作是那一首？写作此作前后状态、传播情况。
雨田：1988年，我流着泪水写的长诗《麦地》，我至今为止没有读到一首反映文革时期的诗歌有《麦地》那么厚重。应该说，《麦地》是我8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之一。《麦地》最初在1990年《中国名城文学》诗歌专版重点推出后，在诗歌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台湾《创世纪》诗刊总80、81期合刊（1990年10月）转载，同时附有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诗人、理论家简政珍的的评论短文《麦地里的回声》；1991年被收进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九年诗选》，我是大陆入选的三位诗人之一；1993年被收进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诗人传略》（第四卷）。国内外许多诗人、诗论家对《麦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1990年发表到现在近有20万字评论文章。最近，批评家龚盖雄还写过关于《麦地》的长篇文章。台湾著名老诗人向明在《智慧的烁烁灵光》的文中称赞道：“《麦地》是一首吟唱土地含容广博的颂歌，也写出生命在土地的依存趋附。作者以感知交溶的笔力，为诗营造出绵密骇人的意象，光芒四照的哲思和声形具备的气势，实为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风格独特的一首长诗”。批评界认为：“雨田的长诗《麦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其实新世纪以来，我的不少短诗也不错，如《一幢旧楼房的断》、《雪的怀念》、《接近本质》等，特别是具有批判意义的短诗《黑暗中奔跑着一辆破旧的卡车》几年前在《上海文学》、《星星》等重要刊物发表后，被收进多种选本，前几年在日本又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去年又译成英文入选《2009年世界诗歌年签》，介绍到世界各地。
杨荣宏：参加过第几届青春诗会？那次诗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和帮助？他们后来还联系吗？
雨田：我参加的是第九届青春诗会，举办地是在江苏徐州。首届青春诗会是在北京举行的，记得是一个月的时间，参加者有舒婷、顾城、杨牧、徐敬亚、王小妮、叶延滨等，到会指导的诗人有艾青、张志民等。应该说青春诗会前几届都是不错的，后来从时间就大打折扣，准确地说就是一届不如一届。第九届青春诗是16天时间，到会指导的诗人有《诗刊》副主编杨金亭，诗人、《诗刊》编辑寇宗鄂、黄伯蔷和江苏的煤炭诗人孙发田。我只在徐州呆了5、6天时间，因中央电视台和绵阳市政府联合在绵阳召开“中央电视台第二届特邀作家题材规划会”，市委宣传部领导只同意我在徐州举办第九届青春诗会上呆一周时间，多一天就不行。因我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届特邀作家题材规划会筹备人员之一，来绵阳参加规划会的李准、苏叔阳、叶楠、张弦、航鹰、王朝柱、毕必成、梁晓声、彭名燕、*功、张炜、刘毅然、高满堂、王淅滨等五十多位作家由我负责联络。那时候通讯没有现在方便，只能守在办公室电话机旁电话或到邮电局发电报。青春诗会最大的收益就能听见别说你诗歌的毛病，说你诗歌的缺点。1991年9月我参加第九届青春诗会，带到会上的10首诗，是第一个接受批评的，花了一天半时间由大家一词一句的找毛病。说真的，那次青春诗会没有高手参加，要谈有什么影响和帮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有点收获就是认识了浙江的诗人李浔、甘肃的石油诗人第广龙、山东的诗人张令萍、陕西的诗人耿翔、江苏的诗人刘季、陆俏梅、刘欣和海舒，我们四川的杨然、孙建军都是我过去老朋友。对了，阿来是在去徐州的火车上认识的，因为阿来最早也是写诗歌出道的。我们参加青春诗会那些诗人，四川的阿来、孙建军、杨然除外，陕西的耿翔后来见过几次面，浙江的李浔我2005年秋天在浙江采风时见过一面，其他（她）的诗人朋友都没有见过面，但时不时也怀念在徐州共同度过的日子。去年四川发生特大的5.12地震后，国内外许多诗人朋友在惦记着我的安危，在5月14日接通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旅居日本的诗人田原打来的。没过多久，参加我们那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刘季、第广龙不知从哪弄到我的电话号码，也给打来问候电话，让我觉得特别地亲切。
杨荣宏：谈谈你和中外诗歌界的交往情况，海子、昌耀、洛夫、日本诗人、流沙河、周伦佑等。
雨田：没有见到海子之前，我在1985年就读到由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读到海子的短诗《亚洲钢》，后来又在《十月》、内蒙古《草原》杂志的“北中国诗卷”上读过海子写乡村的一些诗歌。说句心里话，除短诗《亚洲铜》外，他的抒情诗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1988年11月，我流泪写出长诗《麦地》后，感觉整个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我又一次爬上北去的火车，再次赴北京浪迹。一天上午，我在《十月》编辑部会客室和朋友骆一禾交流时，骆一禾对我说，“海子知道你到北京了，他这几天心里难过，你们四川尚仲敏写文章在批评他”，说着骆一禾就进他的办公室拿出刚收到不久的《非非》理论版和作品版（指诗歌），翻开理论版给我看那段文字，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骆一禾的劝说下，我第二天上午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京郊外的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去看望在那里当助教的海子，我们之前没有书信来往，但我们那次一见如故，好像有多年的交情，什么话都谈，诗歌、女人、戏剧和北京诗界争夺话语权的丑闻。当海子看了我随身带的长诗《麦地》时赞不绝口，于日特写信推荐给深圳的徐敬亚，他当时正地准备编现代诗《十年诗选》。本来我和海子约好1989年夏天他放暑假，我陪他去登剑门关，然后在步行去九寨沟，结果等来却是海子自杀的消息，接着朋友骆一禾去世。1990年，为了纪念我和海子、骆一禾之间的文学友谊，我写过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死去的中国诗人》发表在《名城诗报》上，竟惹来追星者千里之外跑到绵阳偷走海子当年送给我的签名照片，后来那个追星者复印几张把原照片又寄还给了我。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韩亚君寄给我的《青年诗选》约稿函空白处写下这样的文字：“雨田兄，请按要求将一禾、海子的诗作及其他整理好并寄给我，我将尽力而为。说心里话，你让我感动。当今之时，人在世都很难交往，何况已故去了的人呢？”这是因为此前我特别推荐诗人朋友海子、骆一禾、陈虹、何小竹等几位诗歌给韩亚君，希望《青年诗选》第六集能收入他们的作品。书出来没有海子的作品，朋友韩亚君来信说他按我的要求编选了我寄给他的海子诗歌，终审时被出版社头头拿了下来，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海子是自杀的。事隔20多年，几乎每年三月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海子的诗歌活动，说句发自内心的话，人们对海子诗歌的纪念行为我是很敬佩的，正这种纪念，使我们这些热爱诗歌的人再一次继续收获这位不幸者之死亡的诗歌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新的启示。今天我们无论是谈论海子的诗，还是谈论海子这个人，我们都会在感到时代的沉重，也感到一种对生命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昌耀是我敬佩的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80年代最初读他的诗歌是在《西藏文学》。1987年夏天，我应邀到山东青岛参加由《诗刊》组织召开的全国青年诗歌创作笔会。随后，我从北京浪迹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到宁夏的银川，再从银川到青海的西宁。就是在这次，我不仅认识了有才华的青年诗人邹静之，穆涛、祝凤鸣、余力佳、南野、阿古拉泰、雁北、南冰、马学功、黄燎原等，更重要的是在西宁结识了最具有宗教色彩的诗人昌耀，他的独立诗人品质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在西宁的几次交流，我们谈得更多的话题不是怎样写好诗歌，而是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具有独立品格的有批判现实意义的诗人。也是那一次，昌耀把甘肃兰州的诗人李老乡介绍给我。之后，我和昌耀的交往就是通过书信了。十多年后，我们又在成都等地的诗歌活动期间见过几次面。1999年底，我是从北京的诗人朋友那儿得知昌耀患的是肺癌病.以后的日子，作为晚辈的我十分挂念着他的病情。就是在患病期间，我为昌耀写过一首叫《高原的太阳》的诗歌，但一致不敢寄给病中的他看。日早晨，我正要起床上楼顶去喂鸽子，家里客厅的电话响了，我急忙跑出去拿起电话，西宁的马学功的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我已经预感到什么，只是不想问马学功而已。沉默片刻，老朋友马学功非学平静地告诉我说，“昌耀走了，青海成立了治丧委员会”问我有什么话要说。这天早上我无法咽下任何东西，上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给青海拍去一份电报，现在我还记得我的悼文是这样写的：“昌耀的诗歌证明他是永远活着的诗人”。同样是这天上午，我将献给昌耀的《高原的太阳》一诗用传真的方式传给马学功，请他代转给诗人昌耀的治丧委员会。洛夫在20多年前就是我看重的台湾诗人。在没有认识洛夫之前，我连想都不敢想这辈子还能和他交往。1989年8月，我500多行的长诗《四季歌》在台湾诗人洛夫担任总编的《创世纪》总76期上发表后，也给我带来一些苦恼。因为多种原因，那时大陆与台湾还没有通邮，许多信件需要从国外或香港寄转。1990年初秋，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前苏联莫斯科寄给我航空信函，信封的右下角写有“洛夫”二字。拿到信，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用右手把眼睛抹了两把手拆开信封，定神一看果然是台湾诗人洛夫写给我的信。这封不是很长的信表达了如下几层意思：一是说了他和台湾青年诗人杨平结束在莫斯科访问后将到大陆的厦门参加一个海峡两岸的学术会；二是说他在由四川阆中文联编辑的中国名城文学增刊《诗报》上读到我的长诗《麦地》尤为惊喜，言说我的《麦地》那种厚重感语言如他当年写的长诗《石室之死亡》，同时告诉我《创世纪》80.81合刊转载我的长诗《麦地》，并附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诗歌理论家简正珍的评论短文《麦地里的回声》，让我一阵狂喜（后来，我查到洛夫写作《石室之死亡》的时间是50年代，我悲丧好长一段时间）；三是他和杨平参加完在厦门举行的海峡两岸学术会后要到四川九寨沟旅游，信上说明希望下飞机就能见到我和欧阳江河。那次洛夫在四川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等部门特别安排《星星》诗刊的叶涎滨、孙建军二人负责接待，我和欧阳江河、杨远宏、石光华、钟鸣、孙文波等像地下工作者分别在洛夫住的酒店、杜甫草堂、陈麻婆豆腐店、街头无名小酒馆见过几面。但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人在暗中“保护”着我们。洛夫走后，不大不小的麻烦又冲着我来了，这里不便多说。2005年春节刚过，我代表中华校园诗歌节组委会办公室去成都京川大酒店邀请台湾另一个诗人余光中出席诗歌节，在那里我见到洛夫夫妇，并请他为中华校园诗歌节题了“生命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心中有诗，刹那即是永恒！”2007年初冬，我冒着大雨从绵阳直达遂宁，陪洛夫夫妇参观了目前国内最大的宋瓷博物馆，游览了广德寺，还去篷溪搞了关于中国新诗创作若干问题的对话。我是90年代在日本的文学报刊上发表诗歌。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三十六首我是在《世界文学》1999年3期上读到的，同年9月29日下午，我和谷川俊太郎在重庆北温泉有个简短的对话，在场的有台湾诗人杨平、旅日诗人田原和重庆诗人、诗评家邱正伦、蒋登科等。这些年，我的部份诗歌被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据说谷川俊太郎非常看重我的诗歌，去年我们四川发生5.12特大地震时，谷川俊太郎还向旅居日本的田原探听我的生命是否安危。我和流沙河从相识到交往已有近30年的时间，他是我尊重的诗人。我年轻时，他对廖亦武、杨然和我的成长特别关心，我80年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发表的作品都是他推荐的，可以说我们是忘年之交。这些年，诗文太不值钱了，但流沙河的字太值钱。前几年，我厚着脸皮求他为文朋诗友左代富、陈霁、马培松、谭冬林题字，也为江油作家协会题写“太白文学”的刊名和“记住这里是李白的起点站”，弄得他现在的爱人吴大姐哭笑不得。不管怎么说，流沙河老先生近些年作为文人的品行和骨气我是敬佩的，像这样敢说真话的人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少了。周伦佑是我交往20多年的朋友，他作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由他创立的“非非主义”早就写进了中国的文学史。1989年后，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可以说无话不谈，而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他对当下现实的批判锋芒应该算是我的楷模。他做事想问题总比别人要周全得多，只要他出面编的书，出来的档次就是不一样，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国内诗歌界、知识分子圈里不少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当然，周伦佑也不是什么完人，毛病也是有的，可跟我的毛病相比，他的毛病就不算是什么毛病了。我经常向比我们年轻的文朋诗友推举周伦佑，作学问，写作的姿态，周伦佑理所应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只有一个周伦佑！
杨荣宏：你和八十年代的四川诗歌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雨田：中国新诗潮从七十年代北京地下诗歌群体创办的《今天》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诗歌群体风起云涌，官方非官方的足有成千上万的诗歌社团群体出现，流派主义满天飞舞，铅印、油印、手抄的诗刊诗报铺天盖地。正是因为这些诗歌群体、流派和主义的东西出现，才给死气沉沉的中国诗坛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远的不用说，就我们四川而言，这几个圈子就足以说明问题。1984年1月，以李亚伟、万夏、马松、胡冬、赵野、陈东、胡玉、二毛、梁乐等为主要成员的校园诗人在南充创立莽汉主义；1984年7月，成都青年诗人石光华和沐川的宋氏兄弟（宋渠、宋炜）谈天道地，提出“整体主义”概念并创立“整体主义”诗歌群体；日，以周伦佑、蓝马、刘涛、杨黎、尚仲敏、吉木狼格、李瑶为主要成员的“非非主义诗派”大凉山西昌创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非非主义”和中国当代其他诗歌艺术流派有所不同，它一出现就以它系统的理论、创造本源论、艺术本体论及创作一批评方法等多元的创作引起国内诗坛、学术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以我和兰芳、程永宏、萧艾、雪欣等为主要成员的“净地诗派”在川西北重镇绵阳创立。准确点说，我是八十年代四川诗歌运动的实践者和见证者。1989年2月，我写过一篇接近万字的理论文章《骚动的巴蜀现代诗群》，日《作家生活报》发表后被美国的《一行》诗刊转载，在这篇文章中，我重点论述的实际上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四川诗歌运动的意义。
杨荣宏：你和非非，后非非的关系？
雨田：我知道你说的非非就是前非非。首先我觉得先要搞清楚前非非和后非非概念，应当说1989年6月*前可称前非非。其前非非主要的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等。1992年上半年，周伦佑从峨边县沙坪坝茶场劳教回到西昌写信给我，说准备编个东西，让我抽时间去趟西昌商量，当时我借在三台参加文学笔会之机就乘汽车先到眉山，然后从眉山达火车到了西昌。见到周伦佑后，他并没有说要继续编《非非》，只问近两、三年诗歌界情况和出现过什么人物没有，我只告诉他西安有个叫伊沙写了首《结结巴巴》诗歌挺有意思，我在《一行》上读到过。后来，周伦佑叫我代他组织一批诗人的诗歌。回到绵阳，我分别给成都的朋友欧阳江河、翟永明，河北的陈超、北京的西川、唐晓渡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寄来诗稿，我又转寄给了周伦佑。1992年9月，我收到周伦佑、叶舟从兰州寄的印刷品，打开一看才知道《非非》在北京复刊。这期《非非》复刊号除了有我们《回忆中的雪地》（七首）诗歌外，还有芒克、杨炼、耿占春、邹静之、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翟永明、陈超、王小妮、王家新等诗人的作品。没过多久，在和北京的唐晓渡通电话时，他半开玩笑的说，全国人民都成了“非非”。随后编选《非非》时，周伦佑都要与我商量也分配我做点具体的事，非常自然地就成了后非非的主要成员之一。
杨荣宏：怎么评价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诗歌？
雨田：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高峰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现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说来也是，朦胧诗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不少的批评家觉得朦胧诗看不懂，读不懂。当时有过一场很大的争议，其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朋友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被称“三个崛起”这对我们这一代热爱文学写作的人来说，印象是深刻的。另外，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搞的诗歌大展可以说是第三代诗人一次历史性的集体亮相。从那以后，第三代诗人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正走向成熟的文学运动。当时整个诗歌界刚刚接受了朦胧诗，朦胧诗成为了一个比较主要的文学潮流。其实第三代诗人里有些比较新的文学观念还不被人们接受。比如我们四川的“非非主义”诗派这样的带有革命意义的诗歌运动，这在当时的争议是很大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诗歌就比较沉寂了。我记得是1999年，诗歌界比较大的争论就是“盘峰诗会”，就是什么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争议，这场大争论大概持续了两三年时间，也没有争论出什么结果。在这场争议中，我始终保持沉默，除双方都是朋友外，我的写作观念是诗人最好拿作品出来说话，再加上诗歌创作本身就是崇尚自由的，我觉得争什么都没有用，只要你的写作是有良知的，任何一种都是可以被认同的，写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所以，我从来就不赞同用什么什么一种说法来界定“怎样写作才是最好的写作。”我觉得新世纪之后，尤其在最近这几年，像“盘峰诗会”那样的争议就少了，可能是诗人们已经意识到写作才是重要的，在开始注重自己的创作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说句老实话，新世纪以来诗歌界走秀的活动太多，这跟诗歌本身的发展毫无关系。这里，我要说的话题是，一个意义上的诗人需要一种正义上的勇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做得不太够。我说的那种勇敢，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并非滑稽，闹剧式的，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直视和不屈。写作不难，只要你在不停地写，只要你是个诗人你就能写。难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有没有属于诗人自己的那种真正的勇敢，而这种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
杨荣宏：一个诗人不能回避的话题，你的爱情，你的命运与创作之间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雨田：我80年代说过，真正的爱情是一种痛苦。其实关于爱情我80年代写的散文诗《写给我和我苦难的爱情》都表达了我的观念，那批散文诗在《当代》、《诗歌报》、《草原》、《春风》等文学刊物和香港、台湾的《当代诗坛》、《蔓驼罗》诗刊等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被一些选刊、选集都刊载部份，还被译成英文在美国的文学刊物上介绍。应该说那批散文诗都是我关于爱情的真实情感写照，此时，我还要强调，真正的爱情是得不到的。你有爱情吗？其实许多人的爱情只是男女之间的欲望而已，难道你不是这样的吗？要谈我的命运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今天是谈不完的，我这里只想对你说，我也会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自身的命运是与国家的苦难紧紧捆在一起的。我们在不断地追求着，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痛苦——中国人怎样挣扎、怎样活着的，作为诗人的我只是把真实的感受写了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如果你是一个中国诗人，你不认识你的处境，历史、国家、你不对生你养你的土地了如指掌，你能写出感人致深的作品吗？我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诗人，写疼痛的诗歌，写现实社会的阴暗面实际上是在鞭策这个社会的进步，没有其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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